第二部下篇(3)-“高尔基”、“低尔基”与一个女盲流

因为我在的中队,同类不多;虽然也有三两个老右,因为没有三畲庄的相聚有缘分,因而往来不多。组里的几个成员,除了那个法国传教士以外,更难找到一个知音了。

这并非是我有多么清高——“清高”二字,已早在我的灵肉中消亡。时间像个磨盘,磨碎了知识分子的自尊,连同知识欲求也一块儿被磨得粉碎。这儿离北京较远,在茶淀小站登上火车,回城也要有多半天的时间;并且农场言明’文革”中回家必须请假,所以等于取消了返京探家的自由。

百般无奈之际,只好以看书打发劳动之余的光荫。历经近十年的劳改,我的手掌已粗得如同挫刀,以致手指翻动书页时,都发出哗哗的声响。大概是快到1968年国庆节了,有一天公休时,我正躺在床上看书,驼背的翟队长,走了进来。

“你在看什么书?”他突然问道。

他进来时我面朝墙,因而没有看见,听见他的声音,我忙从炕上爬了起来:“我在看高尔基的书。”我把书递给他,表示我没看什么不好的书。

他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一眼那本书,把书往炕上一扔:“什么‘高尔基’‘低尔基’的,除了毛主席的著作,什么书也不许看。”

我不禁血涌心头,说了句:“这是过去列宁喜欢看的书《母亲》,是革命书籍。”

“我说过了、你听清楚没有?”

我还想说些什么,但是想到他是个半文盲,便把嘴巴闭上了。在专政机构对这样的干部讲高尔基,等于是对牛弹琴。

劳改队中有一批这种类型的干部,他们因为没有文化,本能地仇视文化;加上“文革” 一来,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他们就更以没有文化为荣。像三畲庄的董维森和高元松那样深知文化价值的干部,在劳改系统占的比例极小。但是他们也要管理人,还要管理知识分子。好在他们有“文革”的大棒在手,你在其中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这虽然是一句古话,但也是“文革”年代,一幅逼真的立体全景画面——社会上如此,在社会最底层的劳改队,则表现得更加突出。

“罗锅”走了,同组因打架斗殴进来的成员希中信对我说,他也看过高尔基的书,他劝我来个“狸猫换太子”,省得以后找麻烦。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让我包上书皮,以应付形势 ——从那天之后,我每拿出一本书来翻看,都把它先包上《毛泽东选集》的书皮,加以伪装。这倒也真成全了我,连雨果的《悲惨世界》,在这种红色的包装下,读起来也安然无恙了。

后来,我渐渐地知道了“罗锅”队长的一点家事:他活得也挺可怜的,因为他近乎于文盲,加上驼背,起始连个对象也找不到;到了大饥饿年代,一个女盲流讨吃讨到了这个地方,他算是有了个媳妇。由于这种畸形的婚姻并非女方自愿,婚后他成了受气包——所以一些能钻空子的“二劳改”,要外出去附近的怀淀或汉沽买什么东西,常常躲开“罗锅”队长而去找他的媳妇请假——虽然她并非劳改干部,但她经受过生活的煎熬,因而对一切劳改成员有着强烈的同情,便有求必应。几十年来我走过多少劳改驿站,只有在这里才有这种奇遇和奇观。事情不大,但却给了我极深的影响,我懂得了只有走过雪路炭途的人,才最具有人类的同情之心(我很崇敬那个女盲流,后来,我曾把她当作中篇小说《风泪眼》中的一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