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中篇(5)-安身立命于阴山背后的小屋

在“桃花源”中的我及我的同类,没有经受陈野等人去了新疆后的血肉之灾;但是不等于我们对那一段历史,只有表层的开掘。

当时引起我们最大震动的有一件事:园艺队有个名叫符星勋的农工技术员,把他爱人王月娥的妹妹,介绍给农场司机陈长勤。两个人到了快要结婚的程度时,王月娥的妹妹到农场里来,符挽留她当天住在农场,她说回家准备一下婚前的杂事,没有在农场过夜,符技术员以及他的妻子——包括陈长勤在内,谁也没有料到当天夜里,发生了使他们一生也无法弥补的憾事。

王家住在大兴县大辛庄公社黎明大队,家庭成份不属于红五类,她和姐姐大不了属于地、富子女。就在她回家的当天夜里,大队的一个造反派头头以砸烂旧世界为名,与无知农民勾联在一起,干了一件震惊全国的惨绝人寰的事件。在8月31日的晚上,王月娥一家六口(她本人在农场除外),以及生产队中所有成份不好的人,被勒令不许出屋,在家中静候。这些农民分别被叫到队部办公室去,便再也没有回来。进门一个,便有人用细铁丝从后边勒住脖子,直到窒息为止。王月娥的妹妹,见父母兄弟都不回来,知道凶多吉少,便一头钻进炕洞里躲藏起来。假如她能借着月黑风高,想办法逃脱劫难,也许还会有一条活路;但是没有想到“文革”凶手,会如此灭绝人性。第二天,她从炕洞中爬了出来,想寻找她的父母和家人。被造反派发现了,当即被处死,与她家中的另外五口,一起填了她家院中的一口枯井。

就在这三两天之内,整个大辛庄公社一共处死了百十口黑五类(包括他们的子女及隔代子女),最老的年过八旬,最小的出生仅有三个月,开创了“文革”暗夜之最。

一夜之间,王月娥没了妹妹;司机陈长勤,死了未婚妻。这么重大的消息,是没有办法保密的——特别是来农场要人的事情,使我们感到人人自危。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再一次发生,农场各队都传达了万一红卫兵来农场要人,不许与他们发生冲突。但是三畲庄没有解禁的老右中,已经丧失了耐心的人,说自己已然活到头了,来了就打,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王月娥还是个家属,不过是成份不好,若老右被要出去,就更没有活路可寻了。

在半个月后的一次休息回家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母亲。她连连表示感谢上苍,因为与那些冤死鬼相比,我们这个家虽然散落为三,但是每个人都还全须全尾地活着。在旁边听到我和母亲对话的儿子,吓得面色如土。他年纪只有10岁,按正常的情况推论,他正是每天与小伙伴嬉戏的年纪;但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也开始关心这个家庭的安危了(这是不应有的早熟)。他说:

“爸,前两天街道来人了,说我们不能再住这个院子和这三问大房子了。您看,早晚我们是要搬家的;与其等着让人家轰走,还不如自个儿提出来,搬到能住下奶奶和我的地方去。”

我母亲有些恋旧——因为我们已然住在这儿十多年了,邻居中除个别一半户之外,可以说都是一棵秧子上的苦瓜。院子里的邻居不愿意我家搬走——因为我们一走,不知道进来一个什么户。根据阶级斗争的学问,来的肯定是一户无产阶级;那么全院会因此而失去和谐,一鸟入林,百鸟压音,那日子也不好过。

我有限度地支持了儿子的意见:“妈,能重新上了户口,说明您在这儿没有民怨,全是受了我和您儿媳的牵连。主动提出换一间小房,虽然能落一个态度好,到了这个份上,态度已经不是什么护身符咒了。小众提的全对,但是当前最好是老老实实听喝,让走就走,上哪儿都行;表态表的不是地方,还会惹起别的麻烦。”

我母亲同意我的意见,她说她时刻做好搬家的准备。

儿子又说:“爸,现在我常在屋里猫着,一上街就有孩子喊我‘反革命崽子’,‘地主崽子’……”孩子两眼含着委屈的泪水。

“别惹他们,只当他们是在骂别人。”

孩子还想说什么,我说:“你想想,你要是在那个大辛庄的话,你和奶奶都被勒死了。”孩子被吓坏了,这之后,他夜里常做恶梦。母亲告诉我,她有时被孙儿的喊叫声惊醒,不得不把孙儿的手,拉进自己的被窝,告诉他奶奶在他身旁,让他安心睡觉——每逢这时,一老一小便谁也不能入睡了。母亲为哄他入睡,有时情不自禁地哼唱起小时候哄我入睡的儿歌:

狼来了

虎来了

马猴背着鼓来了

狼抱柴

虎烧火

马猴锅里煮饽饽

我一直后悔,不该当着孩子的面,谈起那百十口人的冤魂归西的事情,因为这对孩子的刺激太深了;但在它的负面价值中,也有积极的因素——那就是使他从小学会了忍耐,以应付那个年代的一切恶行。

不久,换房搬家的命令下来了——我没有到大周周未,不能回去帮他们搬家,是街坊的几个同命运的孩子,帮着一老一小,把家搬过去的。待我再一次公休,已然不用再去原来的院子了——这一老一小,搬进了南吉祥胡同十七号一个大杂院里的一间10平米的小屋。那是一间低矮、一年四季也见不到阳光的房子。前面矗立着一座高高的青砖楼,原本为著名京剧演员杜近芳的家宅。“文革”开始以后,其家受到了冲击,不知被撵到了什么地方栖身去了。我家的那间小屋,昔日住着杜近芳的保姆——自从杜近芳(其先生家姓吴)一家搬走,派出所搬了进来以后,在青楼与大杂院之间,砌了一面高墙,以示楚河汉界。由于地下水道不通,到了冬季,那一排低矮的房屋之前,成了一个冰砣堆成的滑冰场。母亲又是两只小脚,曾经被滑倒过几次;不过这对于经历过“文革”洗礼的母亲来说,构不成活不下去的问题。

当时,张守仁(《十月》杂志副主编)住在十七号的对面,曾看见我母亲每天在吉祥胡同扫街;孙儿怕奶奶累着,有时争抢着奶奶手里的那把扫帚,替奶奶赎罪。由于街坊都是陌生人,一老一小的生存状态,不如在原来的地方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但是意想不到的是,尽管儿子从众像只怕猫的小耗子,还是无法逃脱各种欺辱——住在张守仁院子里一个颜姓家中的大小伙子,有一天,没有任何原因,在小巷里打了从众一个耳光。

因此,尽管我没有承受陈野的皮肉之苦,但对中国社会在那段暗夜的理解,也称得上入木三分。昔日,我读过美国记者写的一部名叫《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书,似从其中找到了潜伏在人类灵魂中的弱点——他们极易被一种类似于神示的东西煽情,而一旦这种心绪涌动起来,人性中的恶就会首先扼杀善良——先扼杀掉自己的,然后再扼杀别人的——最后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此时的人,会在不可知的本能驱使下,返祖回归成为非人的某种动物。

如那位姑娘站在老妇身上跳舞;那个监管人员让陈野跑骆驼刺;大辛庄的一百多口人集体死亡……在这种时代黑潮的冲击下,我们在团河的同类,不仅梦碎“桃花源”——而且无资格再在皇城脚下驻足,因为“水晶城”郊,是容不得沙尘的。所以我们一行——无论是解禁的还是未解禁的同类,都于1968年11月8日从黄村上了火车,重新回到老巢茶淀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