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上篇(12)-“桃花源”对岸的那位老人

始自1963年的夏秋,我就开始注意那个奇怪的老人了。

桃园里有一个丁字形水塘,它原本是引凤河之活水,而成为活水塘的——但不知始于何时,活水断流而成为死水塘。由于这儿环境优美,团河农场的医院,就在那个宽不足20米的水塘对面。

我和我的同班成员,经常可以看见水塘对面,坐着一个持竿垂钓的老者。之所以让人感到有点奇怪,因为这个老人十分孤独。最初,我们都以为他是个农场里离、退休的老干部,并没引起多大的注意。但是不久我就觉察这个老者,身边从没有出现过孩子和家属,这是不太正常的现象之一;之二,这老人好像是一座时钟,只要是好天,他9点钟左右保证坐在河塘的土坡上;之三,据我所知,这儿场里的头头,家都住在城内,难道他的家在农场?之四,如果他是个住院的病号,有病号穿的衣服——他总是那一身蓝色的中山装;之五,这个水塘里不能说一条小鱼也没有,可是寸步之外的凤河,还有凤河旁边的团河宫,不仅比这儿垂钓方便,而且风景秀美,我站在这岸,从来没有见他钓上过鱼来。

同班里的刑事犯罪的解禁人员,可能对此并不太敏感,我们几个老右(包括来自部队的寇邦安,他曾参加过林彪指挥的平型关战役,是个生活方面出了问题的解放军原校级军官),脑袋里可有着阶级斗争这根弦儿——几个同类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神秘人物。人越是无聊,越要寻找精神寄托,于是这个若同标准钟的钓鱼人,一度成了我们相互破译之谜。

何群过去是从事会计工作的,有着超凡的缜密推理:“这个年代,关押人的办法很多;软禁是对待老革命的手段之一,我猜这老头是一名要犯。”

“怎么不见警卫?”

“这种人是用不着警卫的;就是有警卫,也不会露面。”

最后,几个老右统一了认识,这是个有来头的人物。

有一次,董维森与总场的女园艺师(我只记得她姓张),来桃园巡视工作,我趁张不在的时候,曲线地询问了董一次。我说:“水塘对面,有个钓鱼的老者,他要是场里的干部,我们能不能给他送点桃子过去?”

董惊奇地看了看我:“你怎么有这个想法?”

“他挺孤独的,总是一个人。”

董维森对我笑笑:“你们别干越界的事,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他是……”

董只是对我摇摇头:“你就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不要乱管闲事。”

我的索密无果而终。但是我通过董的回答,更加明确了一点:那老人一非农场干部,二非世上凡人。世上的人都有一种好奇的心理,越是不可知的东西,越是吸引人的探求欲望;特别我们处在无事可做的时候,破译这个老者的生命密码,便成了我们几个同类劳动之余的 “副业”。尤其是我,昔日文学的职业本能,总在支持我不自觉地进行求索。有时,我站在水塘这边,向那边凝神张望,想从那顶草帽下,看清他的五官。他个子不高,行动带有一点斯文,只有在久久无鱼上钩的时候,他才抬起头来,朝对岸的桃林遥望。有一次,我从桃林中回到看守房拿工具,正逢他沿着水塘边漫步。我停步于看守房外,与他的目光第一次碰撞在一起,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竟然扬起头上的草帽,朝我挥动了一下。我当时只顾看清他的脸,一时之间没有作出反应,当他把草帽重新戴在头上时,我才朝那老者举了举手中的喷枪(给桃树喷药的工具)。这是我对他惟一的一次审视与观察:他好像情绪并不坏,微笑之间流露出老人的善良。我再想看看他那张脸,可是他朝医院的方向走去了。

直到我有一次回京,去我老岳父家中时,无意问谈起这件事,他才敏感他说出了一个使我吃惊的名字:是不是潘汉年哟!

老岳丈名叫张宗麟,是1928年入党的上海老地下党党员,后来去了延安。在上海的时期,与潘有过不少的交往。他告诉我,上海地下党在30年代筹划出版《鲁迅全集)的时候,潘做了不少组织工作,而他自己出任的是出版经理(关于张宗麟的情况,在《走向混沌》第一部中,已有简述。张沪正在着手写她父亲的回忆录)。他之所以想到了这个人可能是潘汉年,不仅仅是根据我说的情况。有党内的老朋友告诉他,潘目前刚刚从监狱中假释出来不久,由公安部在北京市郊的某个地方进行监护,这完全符合我目击到的情况。老岳丈还告诉我,潘是一个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共产党人,大约在1955年春天,毛泽东签署了对潘的逮捕令,他是在北京饭店被抓走的。

当时我只知道潘曾任上海市的领导工作,对老岳丈讲的许多事情一无所知。记得,在当天的饭桌上,老岳丈因多喝了几杯绍兴黄酒,借着酒兴对我说了延安“抢救运动”的往事,说到最激动之处,老人竟然涕零泪落。我的老岳母几次制止他再说下去,怕我在劳改队内失言惹事生非。在我告辞时,老岳丈对我说道:“你和阿沪受得委屈固然不小,但是你们应当想得开一些;想想那些比你们承受更大的冤枉的人,你们就会少一些失意,多一些生活下去的勇气。”老人的这一席话,我一直铭刻于心——并写信给张沪,曲里拐弯地告诉她家中老人的意思。

但是河对岸的那位老者,到底是不是潘汉年,当时没有可能得到结论——直到我平反以后,去团河农场访故时,我向场方询及这一问题时,场方才明确地回答了我——在桃园水塘旁边垂钓的老者,正是潘汉年。当时他和他的妻子董慧,住在桃园对岸医院旁边的小院里。据接近他的干部告诉我,当时他除了垂钓之外,还爱摆弄鲁迅先生送给他的全套俄国作家果戈里《死魂灵》的木刻。这是出于潘汉年怀念鲁迅,还是那一幅幅《死魂灵》的木刻,使他对人生有什么联想,在寸步之外劳动的我,没有与潘汉年交谈的机缘,不能妄自推断他看《死魂灵》时的心态;但是隔河扬起草帽,对我友好地一笑,也算是一种缘分吧(后来我们这些老右于1969年秋重回茶淀。他更是厄运难逃,于1967年初重返秦城监狱)!

由于这块地方水上风光不错,后来林彪出逃之后,涉及到海、陆、空军军种的几十号人 ——其中包括被林立果选中的妃子美女张宁,都被弄到团河来接受过审查。那时候他们住在桃园旁边的鸡舍,劳动基地却是在桃园。总场技术员云照洋告诉我,张宁当时特别爱默默流泪。云曾询问她为什么,张宁说她想南京,想念她的妈妈——有这么多历史风云的过客,在我劳动过的桃园留下感伤和悲哀,以及苦涩的历史背影,这是我所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