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改队纪事(1)-从“土城”发配塞外(上)

1988年春,与被台湾关押多年的台湾作家王拓先生会面于北京惠中饭店。是巧合?还是……台湾中转囚徒的收容所,也叫“土城”。

“土城”,顾名思义就是土屯之城。据史料记载,公元1272年时,元朝改金中都为元大都,北京首次被定为都城。土城即元大都时的遗址。其城墙皆由夯土而成,这个收容所的赭黄色残破围墙就是古老土城中的一段。它外表已然十分古老而斑驳,标志着它的年轮久远。为了掩人耳目,土墙外几十米远的地方,围上一圈高高的红色砖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门口矫饰得如同一个普通机关,陌生行者只观其外表,绝不会想到里边是个“劳教收容所”。

来土城之前,我们已在东城公安分局扣押了10天。张沪去了女号,我和赵筠秋押放在男号。那是一间十五六平米的屋子,面对面有两排木板大通铺,室内没生炉火倒也感不到冷,因为这间屋子关押着14口子人。属于知识分子的只有赵和我,其他一律是流氓、地痞、小偷、盲流……使我十分费解的是:在这方寸之地他们仍然十分逍遥,似乎房屋四壁,对他们并不是一种间隔。他们谈吃,谈喝,谈倒卖粮票,谈玩弄女人……只有我和赵各在房子的一角,蹲在那儿揪着头发,想各自的心事。

中午时分,看守员送饭来了。两个拳头大的小窝窝头,外加一块咸菜。我满腹愁思,毫无半点食欲,那些“同号”见状,便蜂拥般地抢我那两个窝窝头。我着实不能理解他们,何以会如此失态。同时顿感自己已跌入社会的最底层,也许将来要永远和这些流里流气的人为伍了——我感到深深的悲哀。

“喂!你是吃屎(知识)分子吧?”

我拒绝回答。

“别想不开嘛!笑一笑,十年少,于嘛总耷拉着脑袋!”

是啊!难道我哭就能哭回来自由吗?我感谢他们的提示,苦涩地笑了笑。

我很后悔,12月19日的清晨,没有亲吻我小儿子一下。当时,他还在孩提世界的幻梦之中,围着一条紫花小棉被,均匀地呼吸着——他在梦中,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爸妈此去将是长长的别离。我更对不起我的母亲,自从我4岁丧父,母亲一直浆养着我,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为了我能求学,她来北京给一个有钱的人家当过保姆,我这独根苗苗是她用血汗浇灌起来的(我是独生子,无兄弟姐妹)。现在我和妻子都突然离开了她,又把一个两岁多的小孙子留给了她,她将重新像老鸟喂育幼雏一样,负起保护和浆养第三代的任务。这,对一个苦命的中国妇女——我敬爱的妈妈,不是太残酷了一点吗?!

我潸然泪落……

又慌忙把眼泪擦掉。

张沪关押在找对面的屋子里。那是一次男号放风去厕所时发现的。我隔着涂着白漆的玻璃空隙,看见了她那顶红色的毛线帽子闪动了一下,从而断定了那就是她。由于这个生命磁场的发现,我常常情不自禁地踮起足跟,探长脖子朝对面屋子里看,心里虔诚地祝愿她,能够坚强地活下去,并能回视我一眼。但我只能看到那顶红毛线帽,偶尔移动一下,而无法看见她那张清瘦的带有病容的脸。

那些“同号”比猴儿还精,他们很快发现了我的举动。隐瞒是毫无意义的,我告诉他们对面屋关押的是我爱人。为了满足我的精神需求,他们由两三个人用胳膊搭成脚垫,叫我像运动员那样,登着他们的胳膊,登高眺望;我着实欠缺他们的勇敢,怕被警察看见挨训。其中,一个脸膛黑黑名叫张啸虎的东北人,讥笑我说:“像你这种人,只配在度荒的年头饿死。看一眼咋的了?他们是能给你加两年刑,还是能抠掉你的眼珠?”在他鼓励之下,我斗胆地登高朝北屋望了一眼。由于居高临下,我看清楚了:那空荡荡的“号子”里,只有她孤零零的一个人。她围着棉被端坐在墙角,像在吉普车上的神情一样,紧紧地闭合着双眼…… 19日早晨,她是带病去报社开会的,看样子,现在她的病还没有好。

看不到想看,真正看到了,又加重了我心中的愁楚。两扇门,两把锁,尽管我和她不过几米距离,却若同远在海角天涯。我自幼不信神鬼之类巫说,却总是想起那天晚上去看的夜戏《窦娥冤》。我俩都远去了,家里一老一小又该如何度日呢?前两天的一个下午,警察把我和她的行李,各自掷进我们的号房,老母亲和孩子想必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厄运,此时这一老一小又在想些什么?此时的我如乱箭穿心,常在夜间如犯呓症一样,突然从床板上坐起身来。我想大哭一场,想歇斯底里地大喊几声,可是那些“同号”,睡得那么平静而香甜,我只好强压下心中的焦躁。

其实,我母亲在这几天里经受的精神折磨,比我还大(这是后来才知道的)。1960年 12月20日——我们迸了分局的第二天下午,张沪的父母闻讯来我家看望一老一小。张沪父亲——这位延安来的老布尔什维克,头上虽然也顶着一顶右派帽子,但他还是义愤地向我母亲表述了他的心声:“沪儿和维熙很可能又评议什么国事了,难道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真像报上吹得那么好吗?怎么敢讲实话的人,就要给关起来呢!”他又安慰我母亲说,“这不是他们一两个人倒霉的事儿,是我们国家的灾难。你们一老一小要活下去,还要活得结结实实,经济上有困难,我们接济你们!”

两个老人还没走,家里就闯进三个人来。这是报社保卫科的两名干部,会同一名街道干部,来家里进行搜查。他们翻箱倒柜,把桌子抽屉以及书箱中,每张带字的纸本和纸片都装走了。不知是因为临时突击搜查之故,还是由于他们的马虎,竟然没有带来麻袋一类的东西,临行前还向我母亲借了一个大大的包裹皮,把这些东西包走,装上了汽车(我写的长篇小说草稿《第一片黑土》,就是在这天被装走的)。

三个老人在另一间屋子坐着,静待他们的搜查,我的小儿子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还跑去帮助他们拾捡遗落在地上的纸片,并伸出小小巴掌:

“叔叔!给!”

“这是我妈妈给我画的带小辫的无轨电车!”

“好看吗?”

没有回答。

没人理睬。

我母亲询问他们我俩的确切去处,得到的回答是三个字:

“不知道!”

我岳父也询问他们说:“他俩究竟又犯了什么错误?”

“没错误就不会处理他们!”这算是回答。

至今,我母亲仍然记得那天的悲凉场景:那间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书籍和碎纸片摊了一地。三个老人愁锁眉梢,一直呆坐到深夜。

第二大,一个好心肠的街道老太太,悄悄地告诉我母亲,说我俩关押在东城分局。出于同情,她自愿为我母亲带路,为了防止别人说三道四,她和我母亲约定走在路上时,要拉开距离,装成两旁路人的陌生样子,以遮人耳目。我母亲把小儿子安顿给街坊邻居,找出来推小孙子的小推车,上边装上脸盆及衣物等杂什,蹒跚着两只白薯脚(她幼小缠足),跟着那位老太太给我俩送来衣物。分局的门警比较通情达理,除了收下给我俩送来的东西之外,还告诉我母亲,这儿不允许“接见”,将来把我们送到劳改农场或劳改矿山时,她才可以去探望。至于我俩究竟被送到哪个劳改点,他无可奉告。

是的,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去何方。据同号“二进宫”的扒窃犯说,我们先要进土城(又称北苑)收容所,那儿是劳教分子的集中点;然后,从那儿发配到各个劳改队,最远的地方是中苏边境的兴凯湖。

我真是不寒而栗。1955年,我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曾去北大荒和大、小兴安岭深入过生活,那儿距离北京千山万里,云水迢迢。如果命运真把我抛向了那儿,老母和幼子就难得相见了。我喜欢北国,尤其喜欢北国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风光,我不怀疑我这个囚徒能够生存,但我忧心北京的一老一小。张沪已然“自绝于人民”一次了,真要是到了那儿,她……

大概是到了第四天,我才开始进食。警察送进来的窝窝头,我不再分发给“同号”,而是把它送进自己的肠胃。这是神经历经巨大刺激后开始麻木的信息,也可以解释成感情逐步冷却后带来的理智苏醒。记得,老岳父张宗麟昔日曾不止一次地叮咛我俩:“既来之!则安之!”事已至此,任何感情的自我折磨,都无济于事,就像那一朵朵伞形的蒲公英,它们命运无法由自己主宰,只能听任狂风对它的摆布和戏弄。

到了第七天上午,我和“同号”被分别叫到审讯室。分局的警察没有对我进行审问,而是叫我伸出两只巴掌,把手掌和十指都蘸上黑墨,往一张厚厚的白纸上按手印。我的掌纹和手纹,以及我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都留在那张白纸上了。在这一刹那间我清醒地认识到,我的灵魂己堕落到雾的深谷,我的肉体已沦落到社会的底层深渊,我这份区别于人民的特殊的档案,将存入专为罪犯建立的特殊档案馆。同时,我还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这是即将送我们到土城集中的一个信号,公安分局似在完成他们应当完成的程序。

第十大早晨——那是1960年12月29日,我们先是被命令捆绑行李,然后列队在院内站好。报数。点名。最后点到的名字是张沪。十大的“号房”囚禁,使她本来就苍白的脸,又增加了几分菜色,因而她回答那声“到”时,语音十分微弱。押送我们去“士城”的警察姓田,矮矮的个头,微胖的身子,他似笑非笑地对我们说:“我提醒你们注意两点:第一,没有行李的人,要帮助手中东西多的人。改造思想就要从脚下开始,这叫互相帮助。第二,没有卡车送你们,要乘公共汽车去‘土城’,如果在途中有逃跑行为,别怨我们不客气!” 他先亮出手铐,又拍拍腰间别着的一支手枪。

至今我还念念不忘那个叫张啸虎的汉子。他北京无家,因而手中无物可拿,出于对我们夫妇怜悯之情,他跑到队尾,抓起张沪的行李,就扛在了肩上。有一个犯偷窃罪的年轻人,又替她提起网兜——里面装着脸盆,脸盆里装着女人用的杂什。还有的“同号”争着为我扛行李,我回拒了,因为我意识到,更为艰难的路还在前面,我要在艰苦的生活中自立,而不能依靠任何人。

正值年末岁尾,我们顶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为囚之路。马路上的行人,对我们侧目而视;公共汽车上的乘客,都向我们投以窥测的目光。你们看吧!我是曾在50年代初,写了几本歌颂新生活小说的青年作家,她是16岁就为党出生人死,把青春热血献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青年记者。只不过我们又讲了一些不属歌颂的大实话,现在是加码处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是但丁写下的至理名言,20世纪60年代轮上了她和我。张沪则还是闭合着眼帘,不看汽车上的乘客,也不看我一眼,像个修女那样,但是眼角却在滴落着泪水。

我摸摸分局发还我的背包,里边还有一包烟卷。我偷偷掏出来,塞给那个黑脸朋友张啸虎一支,又传给另外同号每人一支;当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公共汽车上下来,迫不及待地点燃了烟卷时,警察老田不满意地看了看我们,大概是考虑到他的押送任务即将完成之故,才没有制止。我们(除张沪一个之外)每个人鼻孔里都吐着烟龙,扛着行李,蹒跚着向 “土城”缓缓而行。

“土城”的外形像个机关大院,进了大门走了几十米,才见大墙和岗楼。男号的箭头指北,女号的箭头指东,我和妻子一路无言,此时到了分别的路标。

我停下脚步。

她也停下脚步。

四目对视,久久无言。

还是我先开口:“身体不如我,要格外爱护自己身体!”

她点点头,低声说:“我不会那么轻生了,我要等着看看‘明天’!”

“到了地方我给你写信。”我说。

“谁知道我会到哪儿,谁又知道你又到哪儿?”她说,“还是往家里写信吧!再由家里转告你我的劳改地点!”

“你考虑得比我周到。”

“再见吧!”她脚步并没有移动。

“再见!但愿不会太久太久!”

我在公共汽车上抚摸自己的背包时,除了摸到了烟草之纸还摸到一块包着锡纸的太妃糖。这些纸烟和糖块,是我当“粪车夫”时,在漫漫的行车路上吮食的,此时我把剩下的最后一块递给了她。

她接过糖,剥去了糖纸,用牙把糖块咬成两半,把一半递还给我。这时,岗楼上的士兵,向我们喊话了。他可能不知道我们是走进囚笼的一对苦命夫妻,因而口气十分严厉: “搞什么流氓活动哪!走!走!走开!”

两只劳燕从此各奔东西。

刚才帮助我妻子扛行李的盲流张啸虎,此时分出手来抢过我的行李,同时对我耳语说:

“多看她几眼吧!你们不定啥时候再见面哩!”

“岗楼上的武警,已经训我一顿了。”我说。

“给他一双耳朵,让他朝你喊吧,反正他不敢朝你开枪。”张啸虎把行李横扛肩上对我说,“我是‘二进宫’了,这里边的事,我都门儿清!”

我当真地回过头来,窥视着顺界标朝女号走去的张沪,刚才有几个小伙子帮她拿东西、扛行李,此时行李和杂什都由她一人拿着,显然是蚂蚁扛山。她像拖死狗一般在地上拉着行李,另一只手提着网兜中的脸盆及洗漱用具,走两步,停一下。她是个有洁癖的女人,此时任行李在泥土路上蹭着,拖过行李的地方,扬起股股黄尘。她比我更富有理性,只顾拉着行李走向罗网,我站了好一阵子,她都没有朝我停步的方向看上一眼。

当然,又招来持枪武警的一顿训斥。也许从这个时候起,就应开始训练听力和中枢神经的分离。训骂由他们去,我则心神安之。我记起张沪曾向我讲起她的一段往事:东北战役开始以后,国民党驻上海的警特部门加紧了对地下共产党的搜捕,她是黑名单中被搜捕的一员。为了安全,上级组织通知她连夜撤出上海,通过旱路和水路从镇江——扬州——淮阴— —直到盐城。在扬州到淮阴的日子,她得了伤寒病,便在一个小村里养病,苏北农村很苦,是稀粥米汤使她起死回生的。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当时同志之间的生死情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同样还是她母体上的一颗细胞,此时却变为承受折磨的阶下之囚,她不得不强撑着虚弱的身子,一步一步地拖拉着行李走向监牢。

这儿是和文化古都近在飓尺的北郊,在砖墙和土墙的双层围墙里,耸立着一座座像蒙古包一样的圆顶棉帐篷。我们这“五毒”一行六人,走在奔往“蒙古包”的路上,甚至有一点空旷之感。因为目光所及之处,除了“蒙古包”和几排简易的红砖房之外,几乎没碰到活人,一群叽叽喳喳的老家贼,在“蒙古包”周围的空地上觅食吃。约莫走了有十分钟左右,我们在一排红砖房外停下。那几个流氓、盗窃犯自动一字排开地蹲在地上,我正不知所措地东张西望,突然听到一声吆喝:

“蹲下——”

喊话的人是个白面书生,他身后站着面孔黧黑的中年人。原来那几位都知道这里边的规矩,只有我是个雏儿,不知道“蹲下”是何意思(后来,我在收容所才从“同类”嘴里打听到,这就好比过去的罪犯进了衙门,那些刀斧手和衙役们高喊“堂威”一样,先杀杀你的威风)。我顺从地蹲了下来,心内顿觉自己矮了半截。噢!我明白了一点,这是区别公民和罪犯的身价——我已然是阶下之囚了。

还是那个白面书生模样的人,先翻弄着花名册,后来开始点名。当点到“从维熙”三个字时,他目光分明在我脸上停留了瞬间,然后又去呼唤另一个罪犯的名字。我当时狐疑地乱猜,可能这个小白脸在区别刑事犯和思想犯的差别,不外是对我这个右派加强警惕之意(后来在“蒙古包”里才听说,这个小白脸并非收容所的干部,他也是被囿于“土城”里的右派,他原是一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系助教,进“土城”的原因是划右派后偷拿过一次别人的派克钢笔)。他点过花名册后,毕恭毕敬地把罪犯名单交给一个脸膛黧黑的中年人。这个货真价实的劳改干部,开始了对我们训话:“你们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吗?这儿叫北苑,也叫土城。说句粗鲁话,这是社会垃圾的收容所。今天把你们收容进来,因为你们是社会上的垃圾。你们想想,当初你们刚出生的时候,你母亲把你从屎窝挪到尿窝,又从尿窝挪到干净的被褥上,要操多大的心?养你们这么大,你们都对得起当老人的吗?偷、盗、流氓、打架,搞右派反革命,你们拍拍心窝问问,你们对得起谁?告诉你们,这儿是专治恶人的地方,是龙你给我卷起须子,是虎你给我趴下,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对那些反改造分子决不手软。现在,你们首先要交代罪行,学习好了,才能送你们去各个劳改点,在劳动中改造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至今我难忘那个黧黑脸膛的劳改干部,因为他是我身陷囹圄后的第一个监管人员。坦率他说,我对这个带有北方浓重地方口音的干部印象并不坏,他不像机关人事室或保卫处的干部那样,对人横眉竖目;他训斥我们蹲成一排的“五毒”时,除了炫耀专政的威力之外,不忘以人性来启示人的良知。很显然,他的文化不高,不然他不会找一个劳教右派当他的文化拐棍儿,那条右派“拐棍儿”姓张,而今,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了。

在监管干部训话之后,“张拐棍”宣布我们每个人住的帐篷编号,在拘留所相聚在一起的“五毒”,各自去了各自的住处。我住的是三号帐篷。离训政的地方最近,扛起行李没走上几分钟,就到了地方。时值冬日,天气冷如刮骨,“蒙古包”的棉门帘紧紧下垂着,在北风中显得十分荒芜寂寥。但是当我挑开门帘的时候,不由地吃了一惊,原来地铺上坐着里三层外三层的罪犯。

“怎么不喊‘报告’就进来?”坐在帐篷中心的值班班长对我喊叫。

“我……我……我不知道规矩。”我木讷地解释。

“记住,以后无论进哪个号子都要先喊‘报告’!”

“是。”

“把你的行李放在角角上。”

“是。”

“就在那儿原地坐下。”

我又应了一声,把行李靠在帐篷角角上。仿照那些老号的样子,盘腿坐在地铺上。屁股反馈给我的信息是:地铺上没铺木板,只铺有一层稻草,稻草上铺着的是老号们的行李。冷鼻子传导给我的信息是:稻草似乎已经发了霉了,那霉烂气息掺杂着肮脏被褥发出来的潮湿臭气,就是一个化学家也难以罗列出这气味的化学分子式。好在帐篷角角上,有缝合不严的地方,我把鼻子伸向那儿,可以嗅到帐篷外吹进来的清冷空气。

“你总往外瞎看什么?”值班班长见我经常歪头吸气,以为我在向帐篷外边窥视,对我进行管教说,“身子进了土城,心也应该跟着进来,不管你在社会上是干什么的,到这儿一律是罪犯,留恋过去是没有用处的,进土城就是劳动改造的开始。”

帐篷里几十号人的目光都转向我,我的脸腾地烧红了。那值班班长不容我说话,对我继续进行开导:“现在,你首先要学习好坐着的姿势。第一,两眼前视;第二,挺胸收腹;第三,盘腿坐正;第四,把双手搭在膝盖上。你看,就这样坐——”他做了个示范的姿势给我看,“你看明白了吗?”

我看看周围的“同类”坐姿,虽说没有值班班长那么标准,却也不亚于一尊尊罗汉打坐,我只好应了一声,强打精神挺直了腰身。帐篷里的读书声重新开始,那标题我已忘记,但内容却记得十分清楚,大意说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力量,必须对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实行严管。读过报后由值班班长布置讨论,讲明发言时必须联系每个人犯下的罪行。那些流氓、小偷类型的老号,抢先发言,在赞颂政府改造政策伟大英明的同时,还不断检查自己不该把个人幸福建筑在他人痛苦之上云云,如此这般,周而复始。他们好像对这儿的环境已十分习惯了,发言时喜笑颜开,毫无痛苦之表情。不知是哪个小子喊了一句:“让那‘新号’交代一下罪行吧,今后好能彼此监督。”

“对!”七嘴八舌地响应。

我对此毫无准备,推脱着说:“我还不懂这里边的规矩,先让我好好学习两天再发言吧!”

“应该抢先脱裤子割尾巴嘛,没有一点自觉性,你还能够改造得好?”值班班长说道, “也不难为你这新号,简单交代罪行就行了。是愉了?是摸了,是乱搞男女关系了?是书写反革命标语了?是……”

“我是右派。”无奈,我只好亮了字号。

“右派?”值班班长狐疑地问道,“右派都在社会上改造,怎么会被送到土城里来?”

“不认罪错,并且重复了新的右派言行。”我说。

“那就是反革命嘛!”有人打响了批判的第一枪。

“右派本来就是反革命,又重新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等于是双料的反革命!”

“交代罪行时干吗往脸上抹粉!”

“这新号态度不老实。”

“样儿倒挺斯文,是只披着羊皮的狼!”

至今,我对初进“蒙古包”时的被迎头批判一顿还记忆犹新。其实,那些老号是在帐篷里闷得难受,彼此之间的车轱辘话已经听腻味了。每每帐篷里来一个新号,都是如此这般一番,用十分庄严而又堂而皇之的表象,掩盖几十口人内心的愁苦之情。包括那个值班班长,他来自清华大学,1959年因为书写了一张攻击大跃进的大字报,以不戴右派帽子的反动分子身份进了土城。

替我解围的是那顿中午饭,饭簸箩一进帐篷,批判声立刻云消雾散。一双双眼睛都盯向那冒着热气的窝窝头。收容所的窝窝头比拘留所的窝窝头大一点点,白菜汤稀稠和拘留所没有差别。分窝头和汤、咸菜疙瘩的任务,由值班班长执行,在我看来分配是十分公平的,但每每遇到窝头缺个角或窝头被笼屉布粘去一层,都会引起麻烦。

“为什么给我缺了皮的?”

“赶上谁是谁。”值班班长说,“没看见吗?我如同瞎子摸象一样抓窝头。这里边没厚没薄,全看你的运气好坏了!”

值班班长两眼看着顶篷,像赌徒玩弄赌具一般摸着窝头。没过一会儿,抗议声又响起来:

“我这个窝窝头眼儿这么大,换一个吧!”

值班班长笑道:“伙房大师傅的手指有大有小,有粗有细,谁赶上张飞的手捏的窝头,谁认倒霉。”

我很惊奇这些老号的心态,他们就好像幼儿园的娃娃观察玩具一样,评判着窝头的分量,窝头眼儿的大小等等。虽说1960年是天灾加谎祸的荒年,社会上许多家庭多了一杆称下锅粮的秤,但还没有因饥荒而使心态变得畸形,来土城的第一天,我就看到饥饿带给人的精神变态;清华大学来的那个值班班长喝完菜汤后,还像猫儿舔碗一样用舌头把碗上的菜叶舔得干干净净,真比水洗的菜碗还要干净。

我本来就心情郁闷,加上帐篷外的“蹲下”和帐篷里的“见面礼”,心情灰到了极点。两个窝头我让给了挨着我坐的老号,只把菜汤倒进了自己的肚肠。我口干舌燥,学习时就想喝上一杯开水。可这儿甭说开水,连冷水也没得喝,那碗稀稀零零的白菜汤,正好当白开水解我心中之焦渴。然后,我往帐篷边行李上一靠,伤神地闭上双眼。

好比一只生命之舟,当它已被搁浅在无水的沙礁,心里反而比在海雾之中苦渡要安心多了,因而我靠着行李就昏沉沉地睡着了。醒来睁开眼看看,帐篷里一个紧挨着一个躺着,鼾声粗细不匀,那值班班长用一张报纸盖着脸,身子斜靠在帐篷门口打盹;每次头往下一低,那张报纸便从脸上滑下来,他睡眼迷朦地再把它抓起来盖到脸上。

帐篷里只有一个人没有睡,就是刚才吃了我那份窝窝头的老号。他是个精瘦精瘦的小老头儿,坐在地铺的铺沿上呆呆发愣。

“你怎么没有休息一会儿?”我悄声问他。

“是想躺一会儿,可是伸腿的地方被你占去了。”

我悟性顿开,在这张方圆二十平米左右的帐篷里,躺着有几十号人;人挨人,人挤人,由于我往行李上一靠,只留给他屁股大小的一块地方,他只能在那儿和尚打坐了。

“来,你躺下,我坐会儿!”

“不,快吹哨了,哨声一响都要爬起来学习。”

“对不起,我占了您的地方。”

“你还给了我窝窝头吃呢!”老头儿小声说,“不过,今后你再给我窝窝头得背点人,刚才值班班长接到一张告状纸条,说新号拉拢老号。在这里人和人不能有来往,不能伙吃伙喝!”

我愣了。

“没关系。值班班长睁一眼闭一眼。下回你把手背到身后给我,别让那些混蛋王八羔子看见就行了。”接着,老头儿开导我说,“到哪站说哪站;你别愁眉苦脸的,我初来时也和你一样,不思茶饭,现在肚子就成了无底洞。”

“您什么罪条进来的?”

老头儿看看帐篷里的人都睡得像死狗,便紧挨着我的耳梢,低声说起他进土城的缘由。这老头儿原是北京郊区一个公社社员,论出身三辈子贫农,论资历土改年月斗过地主老财,可算得上根红苗正了。饥荒年间,他到大队长的自留地里(社员没分自留地)去偷青,被大队长的小崽子发现了,于是叫他背着偷的青玉米敲锣游街,一开始,这老头儿一边敲锣一边作践自个儿,喊着:“我饿得肚皮挨了脊梁,犯了偷青罪,乡亲们千万不要学我,当好吃懒作的‘三只手’!”喊着喊着老头儿觉着不对味儿,说我他妈的偷青犯罪,你他妈的这块自留地不是偷社里的么,他妈的你当队长就能比社员多一块青庄稼地?我是暗偷,你他妈的不是明吞吗?老头儿一时来了火性,便擅自改了游街时的词儿:“我偷青固然不对、可是我没进社里的庄稼地去掰青玉米;我是进大队长自留地去偷青的。许州官明着放火,还不许我暗中点灯?人家把几亩地划归自己,我只不过掰了几亩地上的半麻袋青玉米呀!”老头儿的调门儿一改,惹出了麻烦事,游街示众倒是停止了,但是没过半月,公社政法干部找上门来,人家不说自留地的事几,只说他偷青是破坏青苗的反动行为。坏分子的帽子戴上不说,还押送他到了土城。“他姥姥的,在哪儿不是干活吃饭,我想开了,吃劳改这碗饭还省心哩!” 老头儿朝我笑了,算是抖落净了他的悄悄话。

这是我进了劳改队以后,结识的第一个同号。“第一个”永远印象深邃,而这“第一个”就有满腹冤情。

哨子声终于尖利刺耳地鸣响起来。这死去了一般的蒙古包,又成了活的世界,于是“认罪”守法之类的词儿,不断从每个成员嘴中吐出来,就连我身旁的这位老头儿,也能扮演两面人,说出一套冠冕堂皇的词儿。这位老农民姓汪,我之所以能清楚地记下他的姓氏,因为他在“认罪学习”中,把他的姓氏和大汉奸汪精卫曾勾联在一起,尽管这是十分荒诞而荒唐的联系,但是“蒙古包”里没有人笑。人们好像悟出了一点道理,骂自己越狠越好,纲上得越高越好。这精瘦精瘦的老农民,最后把偷青行为比喻成拿着铁锨去挖天安门城楼的地基,是和反革命同一个鼻子眼出气儿的反革命行为。当然,他在交代批判自己的罪行时,省略掉了是偷大队长自留地上青苗的情节,在众目睽睽之下,隐藏起了他内心的愤懑和悲哀。

烦闷的,枯燥的,千篇一律的认罪学习终于完结。天黑了下来,帐篷里亮起了灯火。偌大的帐篷里,只悬挂着两只二十瓦的灯泡,光线幽暗得如同地窖。我蹲在地上正在解行李扣儿,睡觉的命令就下达了,待我把行李扣儿解开,已经没了我睡觉的地盘。在值班班长强令下,好不容易把我的左邻右舍呼唤起来,但刚刚容我铺好被褥,忽啦一声那些成员就抢先躺倒!只留给我能侧身躺下的一条窄缝。这时,我才发现所有成员一律颠倒着身子睡觉,甲头朝里,乙头朝外;丙头朝里,丁头朝外,依此排列顺序,是几十号人在方寸之地惟一能卧睡的办法。因而每个人的头部两侧,都有四只臭脚相陪,机会均等,不偏不倚,无论你向左右哪边侧卧,都有脚臭可闻;而仰卧占地面积又太大,不被左邻右舍许可。奈何?但是侧卧膝盖又没有弯曲的余地,只能像倒地的旗杆一样直溜溜地躺着,所以我索性爬起,背靠帐篷半坐半卧。很快我的地盘就被挤没了,这个姿势我一直坚持到天亮。

进公安分局的第一夜我彻夜未眠,进土城收容所第一夜我也彻夜未眠。这不仅仅因为帐篷中的脚臭熏天,更使我不得安宁的是这一幅入睡图,地地道道,不折不扣地像密闭的沙丁鱼罐头,身躯一个挨着一个,首尾相依相接,令人愁思顿起,人世间最底层的贱民,竟是这等睡相。男号如此,女号可以想象,我难以预料我妻子张沪的病弱之躯,能否经受得住这种苦难,能否把这条苦难的驿路走到头!或者说这条路就没有头,像一首无休止符号的悲怆乐章,不知哪儿才是脱胎换骨的彼岸,哪儿才是这首苦难乐曲的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