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尔斯走出市警察局总部，顺着基督教堂走到谷物市场。他注意到左边卡法克斯塔的大门敞开，旁边的告示在邀请游客登塔观赏牛津全景。
他可以看到塔顶有四五个人，他们面对天际线，用手指着牛津的一些地标，一个年轻人就坐在边沿上，一只脚顶着旁边的护墙。莫尔斯感到腹部一阵剧痛，赶紧低下头朝前走。沃尔沃斯外面有几个人在排队等公共汽车，他走了过去，回想自己刚刚读过的资料：约瑟夫斯和劳森的生平、他们的死因分析和后续调查。但是他现在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有价值的新线索，然后他面朝圣贾尔斯路，抬头望着圣弗里德斯维德教堂的塔楼。当然，那里没有人……等一下！最近——有人爬上去过吗？他的脑海里突然浮现一个奇怪的念头——但是不对啊，肯定弄错了。贝尔的卷宗里提到过：“每年十一月都会有一组志愿者上去清扫落叶。”
这只是一个想法，仅此而已。
开往班布里路的双层公共汽车停在排队的人旁边，莫尔斯走到上层。汽车驶过圣弗里德斯维德教堂的时候，他又抬头望了一眼塔楼，猜测它的高度，八十英尺，九十英尺？前方圣贾尔斯路上的树木开始长出稀疏的叶子，远远看起来显得郁郁葱葱。公共汽车驶入泰勒研究所前面的停车带时，车身刮到了那些含苞欲放的花枝，莫尔斯心里突然有了一个念头。这里的树有多高？四十英尺，五十英尺？肯定不会更高了。那么，根据万有引力定律，秋天的落叶又是怎么会飞上圣弗里德斯维德教堂的塔楼呢？不过，答案可能非常简单。落叶飞不上去。十一月清扫落叶的人根本不需要登上主塔楼，他们只需要打扫走廊和圣母堂上面较低的屋顶。肯定就是这样。他的好奇心越发强烈了，自从劳森死后，贝尔的手下肯定已经搜查了教堂的所有角落，但是有人到塔楼顶上去过吗？
有人按响了停车铃，汽车在萨默顿的商铺前面停下，莫尔斯的头脑里同时响起了另一只铃，然后他也随着人流走下汽车。贝尔（现在都是“贝尔”）的笔记里有几句隐晦的话提到了约瑟夫斯有赌马的不良嗜好，而且在他去找约瑟夫斯的银行经理之前，贝尔还聪明地预测了死者钱包里那一百英镑的来源非常简单——萨默顿的合法投注站。
莫尔斯推开投注站的门，立刻大吃一惊。这里更像劳埃德银行的支行，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赌注登记所。正对着他的是远端墙边的柜台，前面是低矮的格栅，后面的两位年轻女士正在收钱和压印投注单。另外三面墙上钉着日报的赌马版面，前面放着一些黑色的塑料椅子，顾客可以坐着研究观战指南，盘算着自己的奇思妙想或者投注专家的选择。这里大概有十五个人——都是男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全神贯注于赛况、赔率和骑师。大家都专心致志地听着扩音器每隔几分钟从赛场直接传来的最新投注消息。莫尔斯坐下来，茫然地盯着《体育编年史》的一页。
他的右边有个穿着入时的中国人拧了一下墙上那个小投注机的把手，撕下一张投注单。莫尔斯从余光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写下的字：“三点三十五分，纽马克特——二十英镑赌赢——小提琴手”。
唷！这里的赌徒大都只要赌赢了五十便士的小钱就得心满意足吧？他扭过头，望着中国人走到付款柜台前面，右手利落地点出四张五英镑的钞票；他望着格栅后面的姑娘，她像女菩萨那样面无表情地收下了最新的奉献金。两分钟之后，扩音器又醒了过来，一个冷淡的声音毫无感情地播报“比赛开始”，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播报四弗隆处的赛马次序；然后是冠军、亚军、季军——小提琴手不在其中。莫尔斯小时候听过雷蒙德·格伦登宁狂热的赛马解说，相比之下这里的解说显得格外空洞，就像苏富比的拍卖师在叫卖塞尚的画。
中国人坐回莫尔斯旁边，开始把自己的那张黄色小投注单撕碎，动作精巧得像是在表演折纸艺术。
“不太走远？”莫尔斯大胆问道。
“嗯。”中国人答道，他微微点头，表现出东方式的礼貌。
“有时候走运吧？”
“有时候。”他又微笑着轻轻点了点头。
“常来这里？”
“常来。”然后，像是要解答莫尔斯脸上的疑问，“您是觉得我比较有钱？”
莫尔斯迅速岔开了话题。“我以前认识这里的一个常客——那家伙叫约瑟夫斯。经常穿一件棕色西服。五十岁上下。”
“现在也在这里？”
“不在。他六个多月前死了——被谋杀了，可怜的家伙。”
“啊，你是说哈里。是的。可怜的哈里。我认识他。我们经常聊天。他被谋杀了，没错。我非常难过。”
“他赌马赢了不少钱，我听说。不管怎样，有些人就是比其他人走运。”
“您说错了。哈里很倒霉。总是差那么一点。”
“您是说，他输了很多钱？”
中国人耸了耸肩。“可能他比较有钱。”他的小眼睛又盯住纽马克特四点整的赛事，右手不由自主地伸向投注机器的把手。
约瑟夫斯很可能经常输钱，而他那点失业遣散费根本不够用。不过他肯定能用什么办法从什么地方弄到钱。
莫尔斯和自己打赌中国人下面会押哪匹马，但是他眯着眼也看不到投注单上的名字，之后他离开了投注站，若有所思地走上山去。非常遗憾。
几分钟之后，莫尔斯回到自己公寓的时候，那个矮小的中国人站在取款柜台前面，脸上挂着几分诡异的微笑。他还没有掌握英语句法，但是他生造的那句似通非通的“总是差那么一点”却可能是给哈里·约瑟夫斯最恰当的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