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中国佛教的灿烂文化 第一节 佛教藏经

佛教的传播始终与经典的翻译、论著的撰述联系在一起。为了使这些经典和论著得以广泛传播,历代佛教徒以惊人的毅力,含辛茹苦,默默耕耘,先是写经传看,后又以石刻或木刻印刷方式出版。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为发展祖国的文化艺术做出卓越贡献。

以笔墨在纸上书写佛教经典,称之为“写经”。东汉以后,写经之风逐渐盛行。当时人们对写经的态度十分慎重,不仅端正地抄写某经的经名和全部经文,还要写上卷数、字数以及抄写人的姓名、抄写时间、用纸张数,乃至校对人、审阅人、监事人的姓名。为了保护纸张不致皱折、损毁,往往在最后一张纸的左端粘一圆木棍,称做“轴”,然后从左向右卷起,成为一卷。经书的这种装帧形式,称之为“卷轴式”。由于写经相当艰苦,费时费工,所以自六朝以后,一些大型寺院十分注意收藏为数庞大的写本经卷。可惜,由于战乱等原因,这批古人几十年如一日抄写而成的藏经,绝大部分已遗失或毁坏。近代从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六朝及隋唐写经,虽然是残篇零帙,但也已堪称无价之宝了。

写经因年代久远,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从内容上讲,如果抄写的是大藏经中已收入的经典,则可提供校勘之用;如果抄写的是大藏经中未被收入的经典,则它既可弥补大藏经的不足,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价值更高。

自唐代起,寺院和民间还流行着墨汁写经以外的其他写经,如用金银字写在绀〔gan 赣〕青纸上的“金经”,以刺血方式书写的“血经”。这两类写经由于装帧精致,书法优美,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

石刻佛经,就是将佛教典籍镌刻在石头上,石刻的佛经称做“石经”。石刻佛经,具有永世长存的意义,故镌刻石经被佛教徒视为功德无量的事。后来,又由于毁佛运动的刺激,佛教徒更把它当做保存佛法的最好办法了。

从形态上说,石经大约可区分为以下四种:

(1)摩崖石刻。即刻在山崖上的石经,其代表是山东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和徂徕山映佛岩的《大般若经》。

(2)石柱石经。即刻在石柱上的石经(藏于石洞之中),其代表是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

(3)经幢石经。经幢,是一种建立于寺院内的柱形佛教石幢,有特定的形制。主要刻写各种经咒,大多用汉文,也有用梵文或其他文字的。

(4)碑版石经。即刻于碑版,镶嵌在寺院墙壁或保藏在山洞中的石经。

前者的代表,有杭州西湖孤山的《法华经》、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的《法华经》等;后者的代表,当数北京郊区房山云居寺的石经。

房山石经的开雕,由隋代僧人静琬于隋朝大业年间(公元605—617年)发起。此后,历代僧人前赴后继加以续刻,直至清代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才停工。本世纪50年代,中国佛教协会对房山石经进行全面发掘和整理,计保存石经刻版1.5万余块,其中完好的1.4万余块,刻有佛典1000余种,3400余卷,包括题记6000多则。这是国内现存数量最大的文字铭刻。

房山石经内容主要是已翻译过来的佛经,其中辽、金两代所刻的石经主要为《契丹藏》,由于《契丹藏》久已失传,所以这一部分石经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外,房山石经还保存了88部、174卷其他各种大藏经所没有的佛教典籍,这当然更为珍贵。至于6000多则施刻人题记,则对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职官、地理等,都有重大意义。总之,它是东方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

8世纪前后,中国发明了刻板印刷术,它很快为佛教所利用。敦煌发现的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由王玠〔jie 介〕出资雕刻的卷轴本《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木刻印书。随着雕板印刷术的发展,全部大藏经刻印条件已经具备。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宋太祖命宦官张从信往益州(今四川成都)开雕全藏,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完成全部刻板13万块,名为《开宝藏》。全藏共5000余卷(后有三次修订,增至6600余卷),现仅存数卷残本。

自《开宝藏》起,历代都有大藏经的木刻本问世。至清代《龙藏》为止,在近800年内完成将近20部官、私大藏经的雕刻。其中宋代除《开宝藏》外,还有《崇宁藏》、《毗〔pi 皮〕卢藏》、《资福藏》、《圆觉藏》、《碛〔qi 气〕砂藏》;辽代有《契丹藏》;金代有《赵城藏》;元代有《普宁藏》、《弘法藏》、《元代官刻本大藏经》;明代有《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武林藏》、《万历藏》、《嘉兴藏》;清代有《龙藏》。上述版本中,只有《龙藏》的木刻板至今尚存,文物出版社近年已重新印刷。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近代汉文大藏经已采用铅字排印出版,如国内的《频伽藏》、《普慧藏》,日本的《弘教藏》、《卍〔wan 万〕字藏》、《卍字续藏》、《大正藏》等。

从1982年起,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领导下,国内学者正在编辑出版迄今为止最为宏富的汉文大藏经《中华大藏经》。它计划收入经典4200余种,2.3万余卷。它的出版,将为佛教界、学术界提供较为完整的、全面的佛教研究资料。


金代《赵城藏》

藏文大藏经在13世纪以前,也以抄写本形式流传。元皇庆二年至延祐七年(公元1313—1320年)间,在江河尕〔ga 嘎〕布主持下,雕印了第一部木刻本藏文大藏经,称为“奈塘古版”。此后续有刊刻,前后不下10余种版本。 目前,《中华大藏经》的藏文部分也已陆续出版。

傣文大藏经有三种(傣泐、傣纳、傣绷),主要为贝叶刻写本和枸皮纸抄写本,近代以来则已普遍使用纸张书写佛典,只是目前还没有印刷本。

古代敦煌,地处中西交通的要冲,是中外文明的交汇点。在西夏统治时期,当地僧侣曾将大量经卷、画卷等秘藏于莫高窟的一个洞窟复室之中,此后即长期被人们遗忘。直至本世纪初,因偶然的机会,莫高窟的藏经洞才重见天日,其中的宝藏(包括写本文书、织绣、绘画、法器等)得以再现于世。物件数量之多,至今仍无法弄清。一般估计,仅文书总数就在四万件以上。

藏经洞文书和其他宗教艺术品的出土,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历史、宗教、文学、艺术、语言、文字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从发现之日起,人们便给予它充分的重视,把它连同敦煌石窟建筑、雕塑、壁画等作为专门学科来研究,形成世界性的“敦煌学”。

敦煌文书,以写本卷子为主,内容可分佛教和非佛教两大类。佛教方面的文书包括:

(1)大藏经已收入的经、律、论。 由于它们早于流传世间的刻本藏本,未经转抄,脱落错误较少,因此能反映这些经典的早期形态,有较高的校勘价值。

(2)未收入大藏经的经、律、论。这些著作从未被人所知,因而可以借它们解决一些学术问题。

(3)疑伪经典。据有关学者统计,藏经洞共保存疑伪经典有七八十种,它们为研究中国佛教思想的变化、发展提供了大量重要资料。

(4)三藏章疏。传统大藏经通常只注意收入翻译的经典,对中国佛教学者撰写的有关经、律、论的章疏并不重视,其实这些章疏是了解中国佛教思想不可或缺的资料。

(5)反映寺院宗教活动的材料。如变文、讲经文,是寺院宗教集会上演绎经义常用的材料;授戒的牒文、布萨(检查僧徒遵守戒律情况)的记录以及僧众名单,则是寺院具体宗教活动的材料。

(6)反映寺院经济生活的材料。敦煌文书中有大量借契单据,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寺院的阶级关系和经济形态。

敦煌藏经洞稀世瑰宝的问世,当时并未引起清政府的重视。与此同时,西方冒险家却趁机纷纷涌入敦煌,疯狂劫掠宝藏。首先到达的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他买通监守人,获取了大量写本文书。接着来的是法国人伯希和,他也掠走了大批写经。其后,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险队如法炮制,也弄去不少宝贵资料。俄国人勃奥如切夫和美国人华尔纳不甘落后,相继借考古之名,盗走大批文物。据统计,他们总共劫掠去将近三万卷敦煌写本卷子。后来,清政府迫于国人压力,才命人将劫后残余的8000多卷运往北京,保存于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前身)。

1949年以后,我国政府先是在敦煌建立文物研究所,“文革”以后扩大为敦煌研究院。数十年来,学者们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随着人们对敦煌文物的不断深入研究,可以预言,敦煌学将日益放射出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