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汉松
一生酷爱猪仔玩具的品钦，想必应该看过《夏洛的网》。出生时抢不上母猪奶头而险些遭到农场主淘汰的小猪威尔伯，颇像是品钦笔下一直记挂的“弃民”原型，而三番五次从既定的末日厄运中拯救他的，正是一张纤细而神奇的“网”——凭着在网上结出的神秘文字，“网”不仅成为乡民和观光客眼中的神迹，还传递出重审低贱生命之美的谕令。《致命尖端》（Bleeding Edge，2013）也是一部关于“网”的小说，只是这张网不是蜘蛛的唾液结成的，而是虚拟的二进制代码、服务器、电脑终端和网线构成的隐匿赛博空间，如幽灵般悬挂在世贸中心遗址纪念公园的深井中。
这并不是品钦第一次在小说里“触网”。在前一部《性本恶》（Inherent Vice，2009）中，私家侦探多克就通过友人的计算机实验室见识了“阿帕网”（即“因特网”的前身）。站在20世纪60年代的终结处，嬉皮士们隐约感到一扇新的“伊甸园之门”正在开启，网络将引领人类的肉身去飞升和超越，“就像是迷幻药，完全是另一个奇异的世界——时间，空间，所有这些都不同”。然而，品钦也借主人公之口，道出了网络时代的隐忧：“当年他们发现迷幻药能变成一个通道，让我们看见某些被他们禁止的东西，于是政府立刻宣布这是禁药，还记得吗？信息跟这个不就是一码事吗？”
先进美好，却致命淌血，这正是当代社会所谓“血尖”技术的悖论。“网络”及其依附的人类数字化生存，由此成为品钦小说世界中像“火箭”一样重要的文学―科技母题。其实，以恶托邦的笔法来讽刺这个信息时代过度联结的互联网对人的异化，这在当代西方小说中并不鲜见，代表性的近作或许是大卫·艾格斯（Dave Eggers）的《圆环》（The Circle，2013）。艾格斯在书中毫不留情地挖苦了硅谷那些科技巨头（如谷歌、脸书和苹果）的虚假节操，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的消失威胁到了人的基本自由，笃信“分享即关怀”的社交网络最终演变成一场全民狂欢的噩梦。相较之下，品钦对于高速信息网络的态度则复杂含混得多，因为他深知互联网从诞生开始，就是两股迥异的历史力量交缠的产物。
一方面，“阿帕网”当然属于严格意义上20世纪70年代五角大楼的军工产物，但另一方面，早期互联网实验室里也携带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西海岸大学校园嬉皮士的自由因子——那些最早的网络冲浪者，将塑造一种“极客”亚文化，他们中的佼佼者后来打造出了“硅谷”，彻底改变了我们现在的生活面貌。事实上，构成因特网基石的TCP/IP协议本身就是一种全新的通信协议文化。如曼纽尔·卡斯特在著名的《网络社会》中所言，它是“通过给予别人以及从别人那里获得而形成的协同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它“从根本上实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通信，但是不一定要共享价值观，而要共享通信价值”。甚至如品钦在《葡萄园》（Vineland，1990）里神秘展望的那样，赛博空间里的人类生活将是“无重量、无形状的电子在场与缺席的链条”，那一长串“0”和“1”表征了更高级的人类存在方式，就像“天使，小神或UFO里的来客”。
不过，这部《致命尖端》却更像是网络时代的后现代启示录。小说以2001年春天的纽约开场，彼时穆罕默德·阿塔的劫机小组成员尚未从迈阿密动身，《老友记》中瑞秋的发型依然是城里女性竞相效仿的时尚，华尔街的伯尼·麦道夫仍旧是高级投资者口中最值得信赖的生财机器。但是，一种诡异的微型末日感已悄然在纽约人脑海中盘桓——哪怕之前的“千禧虫”危机被证明不过是虚惊一场，哪怕大部分人尚不明白在遥远的阿富汗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意味着什么，但纳斯达克的大崩盘却足以让曼哈顿“硅巷”的创业者在那个春天心惊胆寒。作为劫后余生的互联网创业者，小说里的电脑极客贾斯丁和卢卡斯似乎比任何人都提早意识到了这个城市、这个时代的危机四伏。
尽管《万有引力之虹》中有过“万物皆有联结”这样的名句，但品钦却并非简单暗示“互联网泡沫”（Dot-Com Bubble）与基地组织的恐怖袭击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联。《致命尖端》与其他“9·11”小说最不同的叙事视角，乃是将新世纪初互联网产业的灾难和世贸中心的灾难放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宏大语境下。换言之，历史从未如福山所言的那样走向终结，“双子塔”的倒塌既不是一个无辜城市凭空招致的无妄之灾，也不仅仅是某个超级强国霸权外交的咎由自取，而是一场不断持续的灾难堆积，将本雅明式的世界历史废墟又垒高了一寸罢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致命尖端》并不是品钦写的第一部“9·11”小说。早在《反抗时间》（Against the Day， 2006）这部尚未译介的皇皇巨著中，品钦就以曲折的春秋笔法，将“后9·11”的历史之思投向了19世纪末的美国无政府主义者，投向了在威尼斯屹立千年后突然倒塌的圣马可钟楼，投向了发生在遥远的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大爆炸……品钦似乎习惯于从全球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历史运动轨迹中，审视人类社会这些突如其来的灾变、战祸、暴乱、冲突和坍塌，而“网络社会”或“9·11”不过是对这一连续体在当下阶段的最新命名。甚至可以说，品钦并不是心血来潮才决定在晚年写一部“9·11”小说，他毕生的文学创作都在预言这类“末日”事件的不断到来，他笔下那些形形色色的与历史对抗的鬼魂从未真正退场，他们迟早会从边缘悄然越界，对现实的中心进行轰然一击。
阅读《致命尖端》时可资参考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是哈特和内格里那本极具影响力的《帝国》（Empire，2001）。这两位左翼学者在新世纪伊始时提出，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乃是一种新形态的治理方式，它迥异于从前作为历史征服力量的旧帝国（如古罗马帝国、大不列颠帝国），而是一种没有时空边界的、超越民族国家范畴的存在。这个“帝国”并非专指今日的世界超级强国美国，甚至也不是历史的某个分期阶段，而是一种悬置历史的力量，它试图站在历史之外，以“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来有效规控全球交换”。哈特和内格里进一步认为，这种“解域化”的“帝国”不仅在今日的社会生活中无孔不入，而且它的主权具有高度的虚拟性（virtuality），往往以高科技的媒介技术和信息网络为载体，来实现德勒兹所说的“控制社会”（control societies）。
既然这样的信息帝国是全球化的晚期资本主义所呈现的统治生态，那么品钦以虚拟的全球网络为背景来书写纽约“9·11”恐怖袭击也是情理之中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9·11”不再是亨廷顿所说的西方基督教与东方伊斯兰教之间爆发的“文明的冲突”，而是哈特与内格里所言的“帝国”与其不满者之间的斗争。两位作者甚至颇具争议地写道，“这些（帝国的）敌人常被称为恐怖分子，这个简化的术语在概念上很粗糙，它根植于一种警察思维”。诡异的巧合是，《帝国》出版后不久即发生了“9·11事件”。一些批评者常将上面这句话搬出来大加鞭挞，认为是对恐怖分子的一种洗白，但也有学者认为哈特与内格里的左翼思想写作是对全球恐怖主义时代到来的一次启示录式的预言。
品钦显然希望再现“恐怖分子”标签背后的极端含混性。他笔下的“9·11事件”真相扑朔迷离，各种阴谋论的叙事犹如“量子纠缠”一般鬼魅。核心的反派人物艾斯是一个四处并购的IT巨头，利用可疑的互联网公司hashslingrz在世界各地进行洗钱和金钱输送，与之关系暧昧的既有中东的阿拉伯极端组织，也可能涉及俄国、以色列和美国政府高层之间的博弈。品钦并未在小说中将艾斯的真实背景和盘托出，也没有确凿说明在纽约公寓楼的天台上那些用“毒刺”防空导弹演习的准军事分子如何卷入了“9·11”袭击。但毫无疑问，艾斯以及其名下鬼影幢幢的互联网产业只是站在前台的代理，居于幕后的正是哈特与内格里书中探究的那个无以名状的、虚拟态的“帝国”。
透过一个小说人物之口，品钦如是描述我们所处的帝国之网：“晚期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金字塔骗局，那种你用人类作为牺牲品一层一层摞起来的金字塔，同时还要让那些傻瓜相信会永远这么持续下去。”在这样依靠虚假承诺和信心而维系的庞氏骗局中，所有的人类牺牲品就如同“帝国”每天制造出的垃圾（“玛克欣扔掉的每一个装满了土豆皮，咖啡屑，没吃完的中餐，用过的卫生纸、卫生棉球、餐巾纸和尿不湿，腐烂的水果，变质的酸奶的费尔威购物袋”），堆积在远离纽约市中心的垃圾场里。然而，他们和它们并没有凭空消失，而是“进入了集体的历史，如同身为犹太人，发现死亡并不是一切的终结”。
如果说制造出这些当代弃民的，是互联网驱动的全球资本主义，那么收容他们的同样也是互联网。一方面，电子网络的虚拟性、即时性、匿名性和去中心化让“帝国”可以更好地制造出超级全景监狱，实现生命政治的全面控制；但另一方面，网络的这些特性又帮助“帝国”的不满者在0和1的数字世界里去反叛、去逃离。《致命尖端》告诉我们，那个熟知的因特网已被资本主义高度商业化，搜索引擎和各种网络“后门”软件让我们在“帝国”里无处遁形；与这种“浅网”相对的是“深网”（Deep Web），后者是一个“结构精美的垃圾场”，那里“大多是废弃的网站和断开的链接”，内部则是“一套完整的具有重重限制的隐形迷宫”。
贾斯丁和卢卡斯所设计的“深渊射手”（DeepArcher）就是深网之中的虚拟“庇护所”：在这里，为了躲开搜索引擎的“爬虫”程序和政府机关的监管审查，一切的节点访问都是匿名的，一切的网页链接都是随机生成的。当女主人公玛克欣进入这个神秘的网络地带，居然发现那里人满为患，到处是“探险家、朝圣者、侨居他国靠国内汇款生活的人、逃跑中的爱侣、强占他人土地者、潜逃犯、神游症患者”。而在“9·11”发生之后，“深渊射手”又成为纽约那些死难亡灵的游魂收容站，他们以虚拟的后人类身体继续寄居在这里。自不消说，那些寻找新的“双子塔”进行攻击的恐怖分子，也会选择这样的匿名社交网络进行串联和组织。
由此可见，品钦眼中的全球电子信息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为“帝国”实现“控制社会”提供了史无前例的便利，也服务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市场扩张，正如《致命尖端》中写到的那样：“在二进制的微环境里，在全球各地沿着不见天日的光纤和双绞线，如今以无线连接的形式，穿过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网络血汗工厂里的每一处地方，闪闪发亮的绣针一刻也不停歇地在那张永不平静的帷毯上编织。”但与此同时，这张网又为“帝国”的反叛者提供了最佳的对抗武器，给予了那些资本主义的他者一种宝贵的自由和保护。1984年，品钦在《纽约时报书评》发表了一篇题为《做一个勒德派是否可行？》（Is It O.K. ToBe A Luddite?）的文章，探讨了勒德派与机器的悖论关系。在当下的时代，无数电脑组成的万维网似乎就是当代勒德派分子要去抗争的超级机器，然而信息革命又为大众实现了赋权，让他们可以实现从前无法想象的自由和联结。所以，品钦无意像《圆环》那样将互联网生存讽刺为赫胥黎式的“美丽新世界”，他迫切希望我们去思考网络被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所异化的危险，但同时也要将万维网继续作为对抗“帝国”的武器。
更多的开源软件？更隐匿的网络访问方式？更多的斯诺登？更多的20世纪60年代嬉皮士精神在极客文化中复兴？或许吧。品钦冷静地提醒读者，“深渊射手”和它所在的“深网”并不能一劳永逸地实现逃离和超越，“一旦等他们下来［深网］这里，一切就会被郊区化，速度比你说的‘晚期资本主义’还要快。之后一切都会跟上面浅滩里一样了。一个接一个的链接，全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既安稳又体面。每个角落都有教堂，所有酒吧都有营业执照。谁还想要自由，就不得不套上马鞍，往其他地方奔去”。
在关于“帝国”和互联网的宏大叙事之外，《致命尖端》还是一部关于纽约城的黑色侦探小说。品钦虽然生于纽约长岛，但常常被视为加州作家——《拍卖第四十九批》是在加州湾区的漫游记，《葡萄园》的故事发生在加州的安德森河谷，而《性本恶》的情节则是围绕洛杉矶的冲浪海滩小镇展开。按照一些真假难辨的说法，品钦正是20世纪70年代在南加州的海边小屋写出了那部石破天惊的《万有引力之虹》。
“加州”之所以成为这位后现代小说家首选的地理坐标，当然有着深刻的文学成因。加利福尼亚有灿烂持久的阳光，有超级大都市洛杉矶，有冲浪圣手云集的海滩，有造梦的好莱坞，有沙漠、葡萄园和雪山……而与此同时，这里也有雾霾、焚风、《休伦港宣言》、瓦茨暴乱、房地产投机、曼森家族和霓虹灯下丑闻缠身的LAPD。或许在品钦看来，没有哪个地方像加州这样表里不一，永远在最明媚光鲜的外表下掩藏着最龌龊可憎的丑恶，吸引着钱德勒笔下的私家侦探马洛去不断探寻黑色的传奇故事。
那么纽约呢？这个品钦笔下极少涉及的故乡之城，到底对他的文学想象而言意味着什么？据说最近二三十年，品钦一直定居在纽约市，而且和自己的文学经理人梅兰妮结了婚。1998年在曼哈顿街头被记者拍到时，这位年过六旬的文学隐士正牵着自己七岁的儿子杰克逊过马路。“9·11”恐怖袭击发生的时刻，品钦很可能是这场城市浩劫的亲历者，并最终在十二年后写出了《致命尖端》。对法国思想家来说，曼哈顿“归零地”代表的是图像与现实之间的后现代哲学关系，而双子塔则是全球经济自由主义的象征性符号；但对品钦来说，纽约却不只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提喻，它更是一座留下了他生命记忆的活生生的城。
没有谁比《夏洛的网》的作者更精准地描述了“大苹果城”的特点。在那篇广为传颂的《这就是纽约》（Here is New York）一文中，E. B. 怀特曾这样写道：
不论你身在纽约何处，都免不了与伟大时代、辉煌事功、奇人、奇事、奇闻发生感应。此刻，我坐在中城闷热的旅馆房间里—房间紧靠高楼天井的半截腰处，忍受华氏九十度的高温。房间里没有一丝风，然而，我仍不由得感受到周遭有什么东西扑面而来。隔二十二个街区，是鲁道夫·瓦伦蒂诺的遗体安葬处；隔八个街区，内森·黑尔给人处决；隔五个街区，欧内斯特·海明威在出版商的办公室直捣马克斯·伊斯曼的鼻梁；隔四英里，沃尔特·惠特曼坐在桌前，埋头为《布鲁克林鹰报》写评论；隔三十四个街区的一条街上，薇拉·凯瑟住过，她来纽约，写一些关于内布拉斯加州的书；隔一个街区，马塞林曾经在竞技场剧院的舞台上插科打诨；三十六个街区外一处地方，历史学家乔·古尔德当着众人的面，将一台收音机踢得粉碎；隔三十个街区，哈里·索枪杀了斯坦福·怀特；隔五个街区，我曾经在大都会歌剧院为人引座；仅隔一百零二个街区，老克拉伦斯·戴在主显教堂洗去了他的罪恶。
与蔓生的“天使之城”洛杉矶相比，纽约以令人窒息的密度，在每个街区散发着各种城市传奇的味道——它与其说是一个典型的美国都市，还不如说更像是属于全世界的大都市，诡谲而异质。然而，透过玛克欣的“侦探之眼”，品钦敏锐地感觉到纽约城20世纪末以来发生的变化，那种曾让怀特心心念念的城市特质消失了。就像《致命尖端》中写的那样，在“朱利安尼和他那帮开发商朋友们”的合力整治下，“已经把这个地方迪士尼化了，它变得非常贫瘠——阴郁的酒吧、卖降胆固醇和减肥药的药房、色情影院已经被推倒或翻修了，邋里邋遢、无家可归、没有发言权的弱势群体被赶走了，也不再有毒贩子、皮条客或表演三公术的卖艺者，甚至都没有逃学的孩子在玩弹球游戏了——都被赶走了”。
当然，新世纪的这个“洁版”纽约并未变得更加天真无害。和那些坐在双层敞篷观光车上的外国游客相比，以商业诈骗调查为职业的玛克欣更清楚这些光鲜的摩天大楼背后隐藏的罪恶。品钦几乎毫不掩饰地让玛克欣戏仿了《拍卖第四十九批》中的南加州家庭主妇俄狄帕，后者要侦查的是那个代表了美国遗产的地下邮政网络，并在旅行中对20世纪60年代的南加州进行了一次认知绘图，而前者则是试图弄清21世纪的纽约及其虚拟的地下网络如何成为“帝国”的角力场。不过，玛克欣对于眼前的黑色城市（noir city）并没有俄狄帕那般生涩；相反，玛克欣在职业生涯中和纽约的三教九流打过交道（她说自己“跟收账人、军火交易商、如疯狗般乱吠的共和党人起争执时总能获胜”），她所从事的财务审计行业“有一种道德感褪去后的光环，一种愿意跳出法律的束缚、把审计员和税收员的行业秘密公之于众的令人信赖的意愿”。某种意义上，她更像是《性本恶》中那个嬉皮士私家侦探多克，将盖茨比式的美国大亨（和他们讳莫如深的“金獠牙”企业）从暧昧不明的历史语义场中曝光出来。
这里，艾斯或《性本恶》中的乌尔夫曼都不过是品钦戏谑编织的侦探叙事中的邪恶代理人，主人公追凶之旅的终极意义指向的其实并不是具体的人，而是那个城市。对于这一点，品钦在《致命尖端》的开篇引言中就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倘若纽约以角色的身份出现在悬疑小说里，那么它既不会是侦探，也不会是凶手。它会是那个神秘的嫌疑犯，知道事情的真相，却不打算说出来。”这段出自纽约侦探小说家唐纳德·E. 韦斯特雷克（Donald E. Westlake）的话，替品钦道出了《致命尖端》中这个城市的诡异本性：“大苹果城”深藏着太多的秘密，所有暴力与邪恶的犯罪都无法直接归咎于它，但它似乎又并非纯然无辜，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属于那些“9·11式”可怖罪愆的同谋。
对于熟悉品钦的读者，阅读《致命尖端》时最不陌生的元素，恐怕就是“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了。品钦的所有小说都试图在主流历史叙事的高塔下构建另一种影子叙事，甚至连小说家本人也被传闻为生活中的偏执症患者，其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行踪多半是为了摆脱臆想中的秘密部门的追查。本书中提到的“蒙托克计划”，就是历史妄想症爱好者最爱提及的案例之一（另一个也让他们魂牵梦绕的，大概就是神秘的内华达州51区），据说在那个巨大的军事雷达站禁区里面，隐藏着美军秘密研制时空穿梭旅行和心灵控制术的实验室（顺便说一个不算特别意外的巧合：蒙托克就坐落在品钦的故乡——纽约长岛）。
对于童年时代就被蒙托克的雷达波“感应”过的品钦来说，大热美剧《X档案》这样的“外星人阴谋论”并不算是科幻迷走火入魔的低智表现。穆德要去解开的无数悬疑背后，体现的是对正统的官方历史叙事的不信任，人们有理由担心在末日般灾变来临的时刻，权力的垄断者们是否会在民众中升起无知之幕，然后在背后交易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些秘密可能涉及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家族权柄，甚至就是单纯的活下去的机会。如果你觉得流行小报上关于“共济会”秘密操纵世界，或五角大楼隐瞒“罗斯威尔飞碟坠毁事件”纯属阴谋论者的无稽之谈，那么“伊朗门”、“国会纵火案”或匈牙利犹太人救援委员会的卡兹纳与艾希曼的魔鬼交易又说明什么呢？
有评论家认为，《致命尖端》是品钦小说中阴谋论色彩最不浓厚的一部，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小说人物之间口口相传的各种“9·11”阴谋论——曼哈顿恐怖袭击会是美国政府一手策划的“国会纵火案”吗？恐怖袭击发生之前，那些开着黄色出租车的穆斯林司机被预先警告远离下城保平安了吗？为什么在那个9月初，芝加哥交易所出现了一波美联航和美航反常的看跌期权？……最有意思的一个阴谋论版本，是关于“全球知觉实验计划”（Global Consciousness Project）。这个确有其事的实验是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中心，每秒不间断地收集世界各地近百个站点的随机事件发生器（Random Event Generator）的数据。这些数据来自各地计算机完全随机发出的“0”与“1”数值，科学家能够以此计算它们的全球相干性（global coherence）。
更通俗地说，它们是一组组毫不相干的随机数，是电脑极客们能想到的“最纯粹”的任意性数字串，因此被用来作为“深渊射手”网站的随机密码，以提高该网站的匿名性。然而诡异的是，“在9月10日晚上出了问题，从普林斯顿得到的这些数字突然偏离了随机特征……这种情况持续到9月11日和随后的几天。然后一切又神秘地回到原来近乎完美的随机状态”。小说并未虚构的事实是，“全球知觉实验计划”所统计的全球相干性的确在“9·11事件”发生前几个小时出现了重大异常，随机特征在重大全球灾难发生前骤然消失。这似乎印证了普林斯顿科学家们提出的一个理论：“假如我们的思维都以某种方式连接在一起，那么当出现重大全球性事件和灾难时，［征兆］就会体现在这些［随机］数字中。”
以品钦对科学的专业见解，我相信他并非没有意识到“全球知觉实验计划”这个泛心理学实验本身存在的巨大争议——在大数据的计算时代，海量数据中往往会呈现出无法科学解释的相关性，它们中有相当部分被称为“伪相关”，不适用于传统实证科学中的因果分析。品钦真正感兴趣的，其实是在言之凿凿的官方历史叙事之外，引入更多的关联维度，从而建立一种历史臆想症的思维范式，在那些被我们习惯性认知判定为“随机”的地方（譬如自由化的金融市场，或全球互联网的数据包输送），窥见某些重要却未知的联结或规律特征。它们甚至可能就是人类历史大数据中尚待揭开的“本福特定律”。所以，品钦并不是要在“9·11”小说中提炼出一种与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迥然相异的反叙事，而是用无尽的数字拓扑网络作为象征，召唤出与单义的历史书写术不相容的臆想症思维的价值。这也是他与德里罗用《天秤星座》（Libra）来重写肯尼迪遇刺历史颇为不同的地方。
品钦这是在继续操练后现代文学理论中所谓的“历史编纂的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吗？我认为，《致命尖端》并非典型意义上的后现代小说，品钦也无意继续在这样的文学标签下进行创作。品钦借用书中人物玛奇（一个左翼的博客写作者）这样评价了“9·11”的意义：“‘9·11’袭击发生后，在所有那些混沌与困惑中，美国历史悄悄地打开了一个洞，一个管理责任的真空，人类资产和金融资产开始在里面消失。以前在嬉皮的单纯岁月里，人们喜欢怪罪‘CIA’或‘某个秘密的流氓机构’。但是，这次是全新的敌人，你无法说出它的名字，也无法在组织表或预算线里找到它——天知道，说不定连CIA也怕它们。”我们也许可以效仿哈特和内格里将之姑且命名为“帝国”，但品钦却相信这个历史黑洞的混杂性和无法命名性。它具有太多蹊跷和诡异的面相，唯一可以确凿说出的，是我们在它面前的欲逃无计，对此我们无须加以后现代的诡辩。
进一步说，“9·11”并不是任何具有历史纪元意义的创生性事件，它只是一个历史连续体中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契机，让纽约人从天真慵懒的城市生活幻觉中醒来，看到自己置身于“哥谭市”的现实。“只需一小队形同人字雁群的飞机，立即就能终结曼哈顿岛的狂想，让它的塔楼燃起大火，摧毁桥梁，将地下通道变成毒气室，将几百万人化为灰烬。死灭的暗示是当下纽约生活的一部分：头顶喷气式飞机呼啸而过，报刊上的头条新闻时时传递噩耗……在可能发动袭击的狂人的头脑中，纽约无疑有着持久的、不可抵挡的诱惑力。”同样是在E. B. 怀特1949年发表的那篇《这就是纽约》中，我们看到了半个世纪前关于“9·11”的预言。品钦并不比怀特更加乐观，他笔下的艾斯并未被绳之以法或走向穷途末日，那个让纽约出现“归零地”式历史黑洞的“敌人”必将再度回来。
当然，我也不认为《致命尖端》是全然悲观的历史笔调。相反，这部小说隐约传递了马修·阿诺德那首《多佛海滩》的味道——虽然“人类苦难的浑浊的潮汐”永远不会停歇，虽然“纷争和溃逃的惊恐在荒原上交织/愚昧的军队于昏暗中在荒原上争斗”，但我们和爱人之间依然可以用更紧的拥抱、以更真诚的爱来抵御这些注定到来的灾难。小说开篇时，正是2001年的春分，“上西区的每棵豆梨树都在一夜间绽开了一簇簇的白梨花”，而在结尾时，第二年的春天又准时来到，母亲们送孩子去上学，纽约“街上的梨树又在一夜间迸出了压满枝头的朵朵梨花”。此时，倒春寒的城市依然可能再下雪，世贸中心的废墟远未清理完毕，但我们的女主人公玛克欣已经成了一个更坚韧、更懂爱的母亲。
在掩卷时，读者将发现暮年品钦最温柔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