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怎样才算一个聪明人，有一些主流的设定：
其中之一，反映在中小学和大学的课程上，聪明人应该能回答以下问题：
1. 求下图中x边长与x角之值
2. 以下诸句中哪些是主语、谓语、系词、量词（如果有的话）：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卢西琉是恶毒的；所有蝙蝠都属于啮齿类；屋里没有绿的东西？
3. 托马斯·阿奎那的第一动因的论据是什么？
4. 翻译：
5. 翻译：
In capitis mei levitatem iocatus est et in oculorum valitudinem et in crurum gracilitatem et in staturam. Quae contumelia est quod apparet audire? Coram uno aliquid dictum ridemus, coram pluribus indignamur, et eorum aliis libertatem non relinquimus, quae ipsi in nos dicere adsuevimus; iocis temperatis delectamur, immodicis irascimur.
蒙田曾面对许多这类问题，并都回答得很好。他就读于当时法国最优秀的学府，波尔多的吉耶讷学校。该校建于1533年以取代古老的比较差的艺术学校，在米歇尔（蒙田）6岁被送到那里时已经是全国赫赫有名的一座教育中心。教职员中包括一位开明的校长安德列·德·戈维亚、著名的希腊学者尼古拉·德·格鲁齐、亚里士多德学派学者纪尧姆·盖朗特，还有苏格兰诗人乔治·布坎南。
如果要对支撑吉耶讷学校的教育思想做一番界定——事实上，在它之前和之后的多数学府也都差不多，大致可以说，其理论的出发点是：学生对世界（历史、科学、文学）的知识越多越好。但是蒙田在这所学校规规矩矩从头学到毕业之后，提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补充命题：
一个人如果有大智，就会用是否有用和是否适合于自己的生活这把标尺来衡量一切事物的真价值。
只有能使我们感觉更好的东西才值得学习。
有两名古代思想家在吉耶讷学校的课程中大概占据显要地位，而且作为智力高超的榜样。学生大概必须学习亚里士多德的“前提与后续推理法”，在那里，这位希腊哲学家是逻辑学的先驱。他提出：如果A是所有B的谓项，而B是所有C的谓项，那么A就是所有C的谓项。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如果一项命题肯定或否定P是S，那么S与P就是这一命题的“项”，P是谓项，S是主项。他还说，所有命题不是普遍的就是个别的，或是肯定，或是否定P是S的全部或是一部分。另外一位就是罗马学者马尔库斯·特伦提厄斯·瓦罗，他为恺撒大帝建立起整个图书馆，自己写了600本书，包括一部关于文科的百科全书和25册关于字源学和语言学的著作。
蒙田对此并非无动于衷。写出一整书架的关于文字起源的书，并发现普遍的肯定词，的确是丰功伟绩。但是如果我们发现有此成就的人并不比从来没有听说过哲学逻辑的人更快活，甚至略微不快活一些，就可能提出疑问了。蒙田研究了亚里士多德和瓦罗的生平以后，提出一个问题：
瓦罗和亚里士多德的渊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帮他们摆脱疾病之苦？解脱他们可能与一个普通门房同样遭遇的不幸？逻辑能安抚他们的痛风吗……？
为理解这两个人为什么都那么渊博而又都那么不快活，蒙田把知识分为两大类：学问与智慧。在学问栏目下他罗列的题目包括逻辑学、字源学、语法、拉丁文和希腊文。在智慧的栏目下，他列出的是远为广阔而更难捉摸、更有价值的知识，包括一切足以使人生活得更好的——蒙田的意思是生活得快活而合乎道德——的知识。
吉耶讷学校的问题在于，尽管有这样的校长和教师，它在传授学问上成绩优异而在传授智慧方面完全失败——实际上是在学校的层面上重复那些损害了瓦罗和亚里士多德的生活的错误：
我很愿意回到我们的教育之荒谬这个题目上来：这种教育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变得更好、更智慧，而是更有学问。它成功了。它没有教给我们去追求美德，吸纳智慧，却使我们慑服于其派生词和字源学……
我们很容易问：“他会希腊文或拉丁文吗？”“他能写诗或散文吗？”而我们应该做的是，看谁懂得最好，而不是谁懂得最多。我们只是为填满记忆而用功，却给理解力和是非观留下一片空白。
他从来不擅长体育：“对于跳舞、网球、摔跤，我从来没有学会过哪怕一点点粗浅的技巧；对游泳、击剑、跳高、跳远，我也一窍不通。”然而他对多数教员在课堂所教的缺乏智慧强烈反感之余，断然为法国课堂上的青少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方案：
如果我们的灵魂不能更好地运转，如果我们没有更健康的判断力，那么我宁可我们的学生把时间花在打网球上。
他当然更愿意学生去上学，但是要上那种不是教字源学而是传授智慧的，能够纠正长期对抽象事物的偏见的学校。小亚细亚米利都地方的泰勒斯就是这种偏见的早期体现者。此公以在6世纪时试图丈量天有多高，并用同样的三角理论算出埃及金字塔的高度而名垂千古。后者无疑是极为复杂而辉煌的业绩，但蒙田并不希望这些来占领他的课程表。他更同情泰勒斯认识的一名冒失的年轻人的教育思想：
我一直感激那位米利都的女青年，她见这位本乡的哲学家……总是两眼朝上，望苍穹而沉思，就过去不客气地告诉他：等他把脚底下所有的事物都解决了，再考虑云端的事也不迟……对任何研究哲学的人你都可以像那女子责备泰勒斯一样，告诉他，他忽视了脚下的事物。
蒙田注意到在其他领域内也存在同样的重特殊而轻平实但并非不重要的事物的倾向。他也像那个米利都的女子一样，要把我们拉回到地上来。
攻城陷阵、领导大使馆、治理国家，固然是光辉的事业。而吵架、欢笑、买、卖、爱、恨、与亲人——还有自己——和气、正当地相处，不偷懒，不自欺，却是更了不起，更难能可贵的。不论人家说什么，在退隐的生活中以这样的方式所承担的责任，其艰难和紧张决不亚于另一种生活。
那么，蒙田希望学生在学校学什么呢？什么样的考试能测试出他心目中的智慧——那与不幸的亚里士多德和瓦罗的智力技能相去如此远的智慧？
这种考试要提出涉及日常生活的问题：爱、性、病、死、孩子、金钱与野心。
蒙田式的智慧的试卷
1. 大约七八年前，在6英里地外有一个村民，现在还活着。他的妻子妒忌成性，长期以来折磨得他头脑不堪其扰；一天，他回到家里，妻子又像往常那样以没完没了的唠叨来迎接他。他忍无可忍，气急之下，忽然拿起还在手里的镰刀，把那撩起他妻子如此狂热的器官割了下来，甩到她脸上。（《随笔集》Ⅱ，29）
a）应该怎样解决家庭争吵？
b）那妻子是在唠叨还是在表达情爱？
2. 考虑以下两句话：
愿死亡降临于我正在种卷心菜之时，我就可以既不为死，也不为未完成的种植而发愁。
我连卷心菜和莴苣都分不清。（《随笔集》Ⅱ，17）
什么是对待死亡的明智的态度？
3. 让女人早些了解生活的现实（阴茎的大小）比让她们凭热烈的想象力去猜，可能是更加贞洁、更加有效的做法。她们可能根据自己的希望和欲求把我们那个器官想象成比现实大3倍……那些男孩子在我们王宫的走廊和楼梯上到处乱涂乱画的硕大的生殖器造成多大的危害！这些画造成了对我们实际能力的残酷的误解。（《随笔集》Ⅲ，5）
一个身上“活生生的现实”长得比较小的男人应该用什么办法提起这个话题？
4. 我认识一位绅士，在他的大厅里宴请了一群体面的客人。四五天之后，他开玩笑说（完全不是真的）他请客人吃了猫肉饼。有一位在座年轻女士大惊失色，立即犯严重胃病而发高烧，终于不治。
分析这件事的道义责任所在。
5. 如果自言自语不显得是神经病，每天都会有人听到我骂自己：“你这个大笨蛋！”（《随笔集》Ⅰ，38）
最不足取的自寻烦恼就是自轻自贱。（《随笔集》Ⅲ，13）
一个人应该给自己多少爱？
发出测试智慧而不是学问的考卷，其结果很可能是立刻对智力重新排队——出现令人惊讶的新精英阶层。那些不入流的人现在要被认为比那些久负盛誉而其实难副的传统候选人更聪明，一想到这种前景，蒙田就无比欣喜。
通常我们读书读不懂时就以为那本书有高超的智慧。深奥的思想当然不能用儿童的语言来表达。但是——这样说也许不太厚道——把艰涩与深刻联系起来是感情生活中常见的悖谬在文人圈中的反映，神秘莫测的人能够在简单的头脑中引起崇敬，却不能打动坚实可靠、清晰的头脑。
我一生中见过成百个工匠和农民比大学校长更有智慧，更快活。
蒙田心安理得地坦率承认他不喜欢那些神秘的书。他写道：“这些书我读不了多长时间，我只爱读好看、易懂、引起我兴趣的书。”
我不想为任何事情伤脑筋，即使为做学问也不，不论这多么宝贵……我所求于书的就是以一种高尚的消遣办法自娱……我在阅读中遇到难懂的段落时，决不为此咬断指甲，作了一两次努力之后就让它过去了……一本书看腻了，就换一本。
一个家藏千卷书，博学如希腊、拉丁哲学的百科全书的人说这种话只能当做胡言乱语或是开个玩笑。如果蒙田以一位喜作严肃的哲学讲话的枯燥无味的绅士面貌出现，那是装腔作势。他一再强调自己懒散是一种策略，用以打破那种对聪明和好文章的陈腐观念。
蒙田要表明的意思是，关于人文的书没有理由要写得艰涩而枯燥；表达智慧并不需要特殊的语汇和句型，读者也不会从厌倦中得到好处。如果运用得当，乏味感可以作为判断一本书的价值的一种指标。但是这永远不会成为充足的判断指标（低级的乏味感也可以下滑为有意的漠视和不耐烦），某种适当的乏味感可以抵消我们对浅薄的废话的容忍度。那些在读书过程中不注意自己已经感到乏味的人，就像不关心自己的疼痛感一样，很可能不必要地加剧自己的苦恼。有时觉得所读之书索然无味可能是错的，但不论犯这种错误的危险有多大，从来不让自己对所读之书不耐烦可能陷阱更多。
每当我们遇到一本难懂的书时，我们都可以选择：是认为作者无能，表达不清楚；还是我们自己愚钝，抓不住它的意思。蒙田鼓励我们去责怪作者。一种难懂的文风多半是出于懒惰而不是聪明；晓畅的文章很少这样写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种文章掩盖了内容的空虚；让人看不懂是对空洞无物再好不过的掩护。
艰涩难懂好比是一枚钱币，学者祭起它来当法宝以掩盖学问的空虚；而蠢人则在付款时急于接受它。
哲学家没有理由非要用与市井语言格格不入的词语。
正如以奇装异服来吸引人注意是小家子气一样，言词也是一样；寻求新奇的说法或生僻的字眼是出于幼稚的小学教员式的虚荣心。但愿我的写作能做到只限于巴黎中央菜市场的词汇。
但是朴素的写作是需要勇气的，因为那些顽固地认定读不下去的文章是智力的标志的人很可能会不屑一顾，认为它是头脑简单的产物。这种偏见极为顽强，蒙田甚至怀疑，大多数大学里那些自称最崇拜苏格拉底的学者，如果在自己家乡见到这位哲学家，脱掉柏拉图的《对话》中的俨然形象，披着脏兮兮的斗篷走过来用简单的话同他们对话时，他们是否还会欣赏他：
苏格拉底的追随者传下来的关于他的对话的图像使我们肃然起敬，只是因为我们已经被普遍的赞扬镇住了。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了解；因为它不符合我们现在的行事处世。如果今天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很少人会高评他。不经过人工重彩浓墨予以突出和夸大的优雅，我们已经不会欣赏了。我们的眼光已经如此粗糙，那种朴素天真、自然流露的优雅根本引不起我们的注意……对我们说来，天真不就是属于头脑简单之流，是该否定的特质吗？苏格拉底让他的灵魂随普通百姓而动：某农民如是说；某妇人如是说……他的推理和类比都是从最普通的、尽人皆知的人类活动中来；任何人都能理解他的话。在这样一种平常的形式下，我们今天绝对不会看出他惊人的理念之崇高和辉煌；我们把任何没有以博学的形式吹大的事物都视为卑下和平庸；除了大肆炫耀的浮华之外，我们看不到其他的财富。
这是一种呼吁，要我们对那些明白晓畅并不唬人的书也要认真去读，引申下去，我们如果因为财力或教育中有缺陷而穿着朴素的外衣，说话的词汇超不过巴黎中央菜市场的摊贩，也不必认为自己是傻瓜。
他们应该知道事实，假如他们不知道，而且还傻到从书本中获得了错误的事实，那么他们就不要怪学者对他们不留情，把他们一巴掌打倒，傲慢而彬彬有礼地指出，有个年代错了，引文有误，一段话断章取义，或是重要的资料来源遗漏了。
但是蒙田设计的聪明的要素是：一本书的重要性在于它对生活有用和适宜；准确地复述柏拉图或伊壁鸠鲁的话不如判断他们所说是否有兴味，并能早日帮我们克服焦虑和寂寞来得有价值。人文领域的作者的责任不是表现出“类科学”的准确性，而是带来幸福和健康。蒙田对那些拒绝这一观点的人发牢骚：
那些专注于评判书本的学者除学问外不承认其他价值，除了钻研学问使自己知识渊博外不承认其他智力活动。把这西庇阿错当成那西庇阿，那你就再没有值得说的了，难道还有吗！在他们看来，不了解亚里士多德，就没法了解你自己。
《随笔集》本身就经常出现引语错误，出处不对，论据不合逻辑以及用词缺乏定义。作者丝毫不以为意：
我是在乡间家里写作，无人可求助或为我纠错，我通常来往的人也没有会拉丁文祷词的，更不用说正确的法文了。
当然书里有错误（“我书里充满错误”，他夸口说），但是这不会使《随笔集》一败涂地，正如准确无误不见得保证其价值。写一些无益于智慧的书，比混淆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前185—前129）与西庇阿·阿非里加努斯（前236—前183）罪过更大。
从比他们更聪明的人那里来。他们应该花时间在引用和评论那些占据知识之树的高枝的权威的作品上。他们应该就柏拉图的道德观或是西塞罗的伦理学撰写论文。
蒙田颇得力于这一想法。《随笔集》中经常出现评论的段落，还有数百处引语，因为蒙田觉得这些作者一语中的，能比他自己更优雅而精辟地表达出来。他引了柏拉图128次，卢克莱修149次，塞内加130次。
当别的作者以我们达不到的明晰和心理准确性表达了先得我心的思想时，我自然会情不自禁地直接引用他们。他们比我们自己还了解我们。我们尚欲言又止，说不清楚的想法，他们已说得那么清晰，遣辞那么优美。我们在他们写的书上划的铅笔道和作的眉批，以及借用的话，都标明我们是在何处找到了一小块自己，或是找到用自己思想的原料构成的句子——如果这些话写于穿托加袍、用动物作牺牲的古代，竟然与今天的我们不谋而合，那就更加了不起。我们把这些话引进自己的著作，表示对他们的敬意，也提醒自己有自知之明。
但是伟大的著作除了照亮我们的经验，激励我们自己去发现之外，也会构成麻烦的阴影。它们可能使我们对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弃置不顾，就因为关于这方面还没有足以证明的文字。它们不但没有扩大我们的视野，反而错误地划定了界限。蒙田认识一个人，他似乎为自己的引证狂付出了太高的代价：
每当我向这位熟人问起他对某个问题知道什么时，他就要给我看一本书。甚至他要告诉我自己屁股上长了癣，都得先查字典找到“屁股”和“癣”的含义之后才敢说。
其尽信书而不愿信自己也如此！假如书能表达我们所有的潜能，连我们长癣都知道，那我们也就无可抱怨。然而如蒙田认识到的，伟大的书本对那么多题目都避而不谈，所以我们如果听任它们来划定我们好奇心的界限，就会阻碍我们思想的发展。在意大利的一次聚会集中体现出这个问题：
我在比萨遇到一位举止得体的先生，他是亚里士多德的信徒，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他的基本理论是：考验一切良好的思想和每一项真理的试金石和度量计就是看它是否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教导。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无意义的、虚妄的：一切的一切，亚里士多德都已经见到了、做到了。
当然他见到了、做到了很多事。在所有古代思想家中间，可能亚里士多德是最全面的，他的著作覆盖了广阔的知识面（生物的生成与腐化、天、气象学、灵魂、动物的器官、动物的行动、诡辩术、与尼各马可谈伦理学、物理学、政治学）。
但是亚里士多德的成就的规模本身就给后代留下了问题。有的作者太聪明，对我们并没有好处。他们说得太多，好像对所有的事物都有最后发言权。他们的天才禁止其后代有任何心怀不敬，而这正是创造性的工作所必不可少的。亚里士多德的悖论在于他恰恰阻止了那些最崇敬他的人学习他的榜样。他是由于怀疑其前人已经建立的知识而成就其伟大的。他并不拒绝学习柏拉图和赫拉克利特的著作，但是在赞赏他们的力量的基础上，对他们的弱点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要真的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亚里士多德的信徒，就意味着允许凭自己的思考与成就最伟大的权威也能有所分歧，这是蒙田认识到，而那位比萨的先生没有认识到的。
不过，宁愿引用和评论别人的话，而不愿自己思考、说自己的话，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评论一本别人写的书，虽然在技术上很费力，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注释，但是可以避免受到新创作的作品常会经受的那种残酷的攻击。人家可能指责评论者没有正确反映伟大作者的思想，但是不会要评论者为那些思想负责。这也是蒙田《随笔集》中有那么多引语和评论的原因：
我有时让别人说我要说的话是因为我自己的语言修养不足，有时是由于我的智力不逮……而有的时候是为了制服那些轻薄之徒，他们对一切写作，特别是活着的人的近作，都急急忙忙地进行批判……我需要以别人的盛名来掩护我的软弱。
人往往在死后几百年受到比生前更多的重视，这种现象实在令人震惊。同样的说法，出于古人笔下就被接受，而由当代人说出来就会招来嘲笑。评论家不会拜倒在他大学同学的豪言壮语面前。这些人是不允许俨然像古代哲学家那样说话的。塞内加写道：“任何人都逃不掉因出生而受惩罚”。但是，后人也有类似的想法时却最好不要这样说，除非他有自取其辱的偏好。蒙田没有这种偏好，于是就寻找庇护。《随笔集》结尾有一段自白，流露出感人的脆弱无奈之情：
如果我有信心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我就会不顾一切，彻底地自说自话。
他之所以没有信心，是因为时间、空间离得越近，他的思想就越难受到像塞内加和柏拉图的思想那样的待遇：
在我家乡加斯科涅的氛围中，人们见我印出来的文字感到滑稽。我的名声所到之处，离我家越远，评价越高。
他的家人和随从听到过他打鼾，见过他换床单，在对待他的态度中绝没有他在巴黎所受到的敬意，更不用与他死后相比了。
一个人可能在世人面前奇妙非凡；然而他的妻子和随身仆人看不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几乎没有人在家里被当做奇人。
这句话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本来就没有人真的是奇妙非凡的，但只有家人和随从能从近处看到令人失望的真相。或者，有人的确很有意思，但是他的年龄和居处都离我们太近，我们往往不当回事，因为人有一种奇怪的排斥身边事物的倾向。
蒙田并不是在自怜自艾；他只是以一些对当代陈义较高的作品的批评为例，说明一种有害的症状：本能地认为真理总是在远离我们的地方，在另一种气候中，在古代图书馆，在很久以前的人写的书中。问题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否为生于巴特农神殿落成和罗马陷落之间这段时期的极少数天才所专有，还是如蒙田大胆提出的，它也向你我开放。
他指出了一种极为奇特的智慧来源，比皮朗的那头航海的猪、图比印第安人或是加斯科的农夫还要奇特，那就是读者。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经历给予适当的关注，学会把我们自己当作可能参与智力生活的一员，那么，蒙田认为，我们大家都可以达到不亚于古代巨著中的真知灼见。
如此想法洵非易事。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以遵循书本权威为美德，而不是遵循我们自己凭感官每天在内心记录而成的大书。蒙田努力要我们回归自我：
我们会说：“西塞罗如是说”；“这是柏拉图的道德观”；“这是亚里士多德的ipsissima verba”。但是我们自己要说什么呢？我们作出了什么判断？我们在做什么？鹦鹉学舌也不比我们差。
用鹦鹉学舌来形容写评论可不是学术语言。可以提出一连串的论据说明注解柏拉图的思想或是西塞罗的伦理学多么有价值。而蒙田却偏要强调这种学术活动的怯懦和沉闷。进行二手创作要求不高（原创性的发明比引用他人的话所需要的条件不知高多少），这种工作的困难仅仅是技术性的，耐心加一间安静的图书馆足矣。再者，学术界的传统鼓励我们去学舌的许多著作本身并没多大意思。它们之所以被放在教学课程的中心地位只是因为出于名家之手，而许多同样的、甚至更有价值的课题无人过问，就因为从来没有大学者阐述过。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早就被认为是严肃的哲学课题，因为是柏拉图首先提出来的；而腼腆与个人外表的关系却不算，因为古代哲学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鉴于这种对传统的违反常情的崇拜，蒙田认为值得向读者承认，实际上他认为柏拉图有局限性而且有时很乏味。
我认为（柏拉图的）《对话》太拖沓，扼杀了实质问题；我还哀叹，这样一个原该有许多更有价值的话可说的人却把时间花在这些冗长而无用的预备性讨论上，不知我们时代的规范能否原谅我这样狂妄亵渎先贤？
（一位显要的著作家暂时让另一作家私心窃有所疑，蒙田对此于心有所不安。）至于西塞罗，就直接加以抨击，不必有任何歉意：
他的引言、定义、分节和字源学吞噬了他的大部分著作……如果我用一个钟头（那在我是很多了）读他的书，然后再回想我从中得到了什么精髓，多半如一阵风，空无一物。
蒙田暗示，学者之所以如此重视经典，是出于一种虚荣心，想以攀附显赫的名字来让别人以为自己聪明。其结果就是广大的读众要面对堆积如山的有学问而无智慧的书：
关于书的书比关于任何其他题目的书都要多：我们所做的就是互相上光。只见一窝蜂地都在评论别人，而原创的作者园地却是一片荒芜。
但是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能找到有意思的思想，蒙田坚持认为，不论我们的生平多么微不足道，从自己身上得出的洞见还是胜过从所有的古书中得出的：
假如我是一名优秀的学者，我就能从自己的经历中找到足够的令自己聪明的源泉。任何人只要回想自己上一次怒火发作的情况……就能比亚里士多德对这种感情的丑恶之处看得更清楚。只要回想自己生过的病，那些威胁生命的病和促成身体逐渐变化的一件件小事，任何人都会对以后的变化有所准备，并检查自己的身体状况。即便是恺撒的生平也不如我们自己的足以为范例；不论是皇帝还是平民，影响其一生的种种遭遇总不外乎在人身上所能发生之事。
只有那故意唬人的学术思想才使我们不这样想：
我们每一个人都比自以为的更富有。
我们大家都能获致智慧的思想，只要我们不再妄自菲薄，以为我们没有2000岁，对柏拉图的《对话》不感兴趣，静静地生活在乡间，就与此事无缘。
全部道德哲学都能附属于一个人平凡的私生活，并不亚于其他更丰富的生活。
也许是为了大力强调这一观点，蒙田给我们讲了那么多他自己的生活有多平凡、多私人化，因此他告诉我们：
他不喜欢苹果：
除了西瓜之外……我对任何水果都无特殊好感。
他跟萝卜有一段复杂的关系：
起初我觉得萝卜挺适合我，后来发现不是；现在又好了。
他实施最先进的牙齿卫生：
我的牙齿一直都特别好……从儿时起我就学会用餐巾擦牙，一起床和饭前饭后都擦。
他吃饭太快：
我吃得太急，常常咬了舌头，有时还咬了手指。
还喜欢擦嘴：
我吃饭没有台布没关系，但是如果没有干净的餐巾就会很不舒服……很遗憾，我们没有沿着国王们开创的风俗继续下去：像换碟子一样，每一道菜换一次餐巾。
也许都是婆婆妈妈的小事，但是它有象征意义，提醒我们这部书后面有一个思想者“我”，从一个平凡的不爱吃水果的灵魂提出了一种道德哲学——以后还可能继续提出。
即使我们外表与过去的思想者没有共同之处，也不必灰心。
西塞罗，前106—前43
根据蒙田重新画过的够格的、半理性的人的肖像，不会希腊文、有时放屁、一顿饭后就改变主意，对书本感到乏味，对古代哲学家一无所知，常常混淆这西庇阿与那西庇阿，都是可以的。
善良而平凡的生活，努力寻求智慧而从未远离愚蠢，有此成就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