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刘文辉先是向中央报告：“藏军大部军力，集中甘瞻，有向我进攻情势。”
“本年四月乘唐特派员柯三返京，交涉停顿之际，以重兵三路分扑我军。幸仗中央德威，官兵用命，敌未得逞，我军乘胜收复甘、瞻。”
收复瞻化的经过，未见于汉文档案材料，当时驻守瞻对的藏军德门代本的夫人的藏文回忆材料中却记述甚详。那时，藏军不仅是军官，就是士兵也常带着家眷在身边。所以，德门代本的夫人也就亲历了瞻对之战。这位当时藏军驻瞻化的最高指挥官的夫人在回忆材料中显示，很早前，德门代本就派手下军官化装到打箭炉侦察川康边防军的情况。不久，派出侦察的两人回来报告：“大部川军正往亚绒（瞻化）方向开进，战斗不可避免。”并派人去向驻昌都噶伦“请求增调援军及弹药、粮饷”。上面也答应“军火、军饷照供不误”，“事实上军饷远未如期运至”。
后来，“川军进抵噶塔、木里一带，并进行操练演习的情报接踵而至。斯时藏方军饷却仍未运到。而当地税收中酥油多粮食少，因此发饷时酥油居多，官兵叫唤用酥油很难换到粮食，代本、如本苦口相劝，方肯听从”。
这段话透露很多信息，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瞻对和藏军的基本状况。一、藏军一占领瞻化，就开始征税了。和过去的土司时代一样，这税收多半是实物——粮食与酥油。二、藏军并没有什么像样的后勤，打到哪里吃到哪里。军饷也常以在当地搜刮到的实物来充抵。但在瞻化却遇到了问题，油多粮少，而造成特别的困难。
“该年3月2日（藏历），亚绒七处守军就受到川军袭扰。代本、如本两人根据藏方兵员少，甚至无军饷的情况，商定出其不意的突击战术。遂在夜间袭击川军劲旅，结果双方均有伤亡。尽管不断向琼让及噶伦阿丕禀呈战况，然上下两总管听之任之，（瞻化藏军）竟成孤军作战。代本、如本每日召集营、连、排各级军官，商讨防守策略，但已处于捉襟见肘之困境，实无计可施。只得继续从当地征粮中磨些糌粑，搭上酥油，分发各阵地。
“几乎熬了一个月，突然一天巴库阵地遭袭，伤亡丁本一人、士兵十八人而失守。木里拉达阵地亦伤亡十三人而失守，其中伤员退避亚绒日囊兵营。尔时诸军官正在聚议，德门代本即对纳热如本说：‘你年纪大，且留于此地，负责禀报战况，调配剩余粮食。吾即去巴库、木里拉达，将决一死战！’并嘱笔者备齐干粮。当此言一出，纳热如本及其他如本、甲本倏忽起身，脱帽陈词道：‘代本先请稍安。亚绒群山环抱，道路狭窄，我方兵力仅七百人，几近粮尽弹绝。于今正可谓“能战是英雄，能逃是好汉”，在吾部尚未完全溃败之际，姑且撤至德格，与凯墨代本商议后再向噶伦禀明情由为好。’经过反复劝说，德门代本终于赞同，遂商榷如何撤退之事。”
商议的结果是，决定精选两百名熟悉路线地形的官兵开路，“伤病员、军人妻孥及军需驮畜等紧随其后，并由少许官兵护送。其余官兵三百名，代本、如本及随员则留在最后，以阻击追兵。如斯商定后，即差人传令所部撤出各自防区阵地，并拟于四月初开拔后撤”。
但藏军还没有实施这个撤退计划，川康边防军已反攻过来了。
“不虞藏历3月20日午后，汉军进占日囊宫东面山头，猝然向该宫连续扫射三次，弹丸如冰雹般落在屋顶上。东面山头与日囊宫相距仅三百余步。”这个地方，已经打过很多次仗了。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这三百余步距离间却有一个天然屏障，水深流急的雅砻江。“德门代本当即下令烧毁通向河东的江上桥梁，尔后，藏军及其家属按既定方案，经日囊宫西侧撤出。”
那时，瞻化藏军最高指挥官德门代本的夫人云中卓玛还很年轻，她在回忆材料中说：“当时笔者年方二十，女儿仁曲刚满两岁。代本让我穿上白布男袍，又传人备马，尔后吩咐：‘占堆罗布须周到侍候夫人，保证安康。骑兵索朗好生照顾女儿仁曲及奶妈拉珍。知宾拉次负责押运大白纠纷案卷箱，配驮畜、坐骑各一匹，文书不得遗失’。”可见，这位代本还是临危不乱，颇有些从容不迫气度的。
“六匹骡马驮运六驮弹药箱，集中好伤病员及军人家属，于午茶时分趁敌军火力空隙，出日囊宫直奔西侧山角。
“午夜在行军途中，倏见后山腰熊熊大火，众伤员、妇孺顿时一片惊恐。随后赶来的押运弹药的马夫和士兵告知，乃是最后撤退时不慎失火所致，官兵无恙，人们始得放心。当晚不停地爬山，次日拂晓便到达山顶。警戒兵通知，在此歇息，带炊具者去烧茶。后续人员渐次赶到，原地小憩打尖，医士为伤病员简单护理。从4月1日起，每日起早贪黑，过无人区，翻山越岭，戎马倥偬，几经伤、病、生、亡、饥、渴等艰辛，于4月11日始抵大廓三岔口。斯时军中断炊，故决定停留三四日。此地距大金寺已不远，即派居本和士兵两人前往该寺索要糌粑、茶叶、酥油、食盐等，并寻觅琼让住处，向其禀报情况。亚绒失守后，琼让已经由甘孜迁居大金寺。
“藏历4月15日上午，大金寺及琼让遣人运抵糌粑六十驮、茶叶两箱、盐巴一袋、酥油四袋、肉牛八头。当运输驮畜从南山脚下经过时，军营顿时闻到了糌粑香味，所有官兵、妻孥及轻伤员，不禁雀跃欢呼。代本、如本两人亦喜形于色并言道：‘从今日起可免受饥饿之苦呵！’遂将部下分成八组，分发糌粑等食品。随后决定于次日下午开赴毗邻大金寺的绒坝岔。”
其实，藏军自身号令并不统一。德门代本手下一直和他并肩作战，共历患难的纳热如本，这时却违抗命令，率自己的部属径直回此时还远离前线的德格去了。剩下德门代本率领所部进驻绒坝岔，不久藏军凯墨代本也进驻绒坝岔。面对反攻处处得手的川康边防军，原来的和谈代表琼让成了前线总指挥，在大金寺召集德门、凯墨两位代本会议决定，集结所部藏军和大金寺武装僧人，“再次向川军宣战”。
计划已定，德门和凯墨两位代本把一直随军的夫人送归拉萨。
藏历七月初，德门·云中卓玛夫人回到远离前线的拉萨。正遇见西藏地方政府在富家子弟中征集新兵，“此间仲扎玛噶正在招兵之中，因男丁入伍前均需剪去发辫，摘下耳环，所以妻孥哭成一团的惨况到处可见”。
这位代本夫人回到拉萨，我们就再也不能从藏文史料中找到对前线情况的详细记叙了。她只在回忆文章中说：“自吾辈离开……凯、琼、德三位代本曾在甘孜两次作战，皆因寡不敌众而败北。”
好在，接下来的战事却在刘文辉呈送国民政府中央的电文中有较详尽的表述。之前，刘电文中谈反攻都很简略。只说某日收复瞻化，某日收复甘孜，到了此时，却忽然详尽起来：“我军乘胜收复甘、瞻。藏又派劲旅，调集民兵，集中于大白一带，以图反攻。”
“文辉鉴于藏情狡谲，正拟奋速进攻，摧其主力，不图敌于六月东（1）日乘我守兵交代之际，用悍兵五千以上猛攻大雪山顶。我一、二、三、四支队正纷纷崎岖辽阔阵线中，猝不及防，遂遭大挫。我既仓促失去阵地，敌复乘胜向我横扫，全线动摇，危且不去。幸赖我左翼队及总预备队飞奔增援，激战终日，死伤枕藉，始将雪山阵地完全恢复，转危为安。乃依按原计划施行总攻击。我三支队于冬（2）日晚由雪山绕攻，二支队由烧香台左翼仰攻，一、四两支队由觉罗寺进攻，与敌混战一日一夜。我一支队于支（4）日占领白利村，二、三、四队同时占领乍堆，向葛老隆推进。敌自白利失守，全部向大金退却，飞请增援。其在寺旁各要隘早已构筑险固工事，层层布防，严阵死守。我军自微（5）日起节节进逼，血战四日，卒不得下。我前线官兵竖发裂眦，争为先登，于佳（9）日拂晓咸誓为国牺牲，与敌作殊死战……炮声隆隆，血肉横飞，我前线官兵犹大呼军训，视死如归，前仆后继，毫无退缩，战区土人惊为西康战事之烈从未曾有。我军乃将凭恃藏援，怙恶造乱之大金寺一鼓攻下，并乘胜进占绒坝岔，敌人大部正向德格方面退却，临去将大金寺内之前子弹库、粮秣库纵火延烧，刻正在分别善后中。”
这时，十三世达赖喇嘛见战事不利，便通过驻京办事处向蒙藏委员会提出抗议：“壬申岁，汉方对于西藏外倡和好之说，实行欺罔之计，试观其无故集中军队、枪械开衅于合歌及瞻对地方……又大白两寺之事，经蒙藏委员会交由四川刘文辉办理后，既无一言商议，又复遽启兵端。凡此皆足为其欺罔手段之表见！”
大白之争，中间或战或和，也许还有什么是非曲直，我还没有看到相关材料，但如果说瞻化，说大白地方的得与失，有什么“欺罔”之处，藏方倒真是有些强词夺理了。
跟大白之争初起时，蒙藏委员会频频致电达赖喇嘛不得回复不同，这一回，刘文辉所部川康边防军不断收复失地之时，达赖方面开始频频致电蒙藏委员会，后来干脆直接致电蒋介石：“中央现对中藏问题究作如何办法？”
蒋介石这样回复西藏驻京办事处：“西藏为五族共和之一，无异一家骨肉，中央决不愿用兵力以解决各项问题……惟迭接各方报告谓，西藏正倾师犯康，添购新械，达赖且将亲出指挥。所报如确，固未谅解中央对藏之好意，兵连祸接，亦徒苦川藏人民。请转电达赖，有何固见，尽可倾诚见告。但属合理要求，中央无不乐于容纳，万勿轻信他人挑拨语言，趋走极端，徒授帝国主义侵略之机会也。”
而在前线，战事继续展开，到1932年8月间，战事已近尾声了。刘文辉电“国民政府主席林、军事委员长蒋、行政院长汪”：
“职部自七月佳（9）日收复大金寺、绒坝岔、玉隆各地……邓指挥骧等报称：藏番因大金寺之役主力被摧，赶调昌都一千余人、民兵三千余人以增援。以雀儿山东面之山根子为第一道防线，由民兵扼守。以雀儿山西面之柯鹿洞为第二道防线，由昌都新到之骑兵扼守。以德格为第三道防线，由大金退回之藏兵扼守，并于各地筑有坚固之工事。职等侦悉前情，决定敬（26）日分三路进攻。一、四两支队任右翼，出竹庆会攻柯鹿洞；二、三两支队任正面，先夺取山根子，再越雀儿山攻柯鹿洞；五支队任左翼，出赠科向德格抄击。自勘晨起，激战至勘晚，双方死伤枕藉，血肉横飞。我军奋不顾身，前仆后继。藏敌不去，向德格方向狼狈退却，遂将山根子、雀儿山、柯鹿洞等地占领。
“查柯鹿洞距德格四十里，两山夹峙，巉崖急湍，中有桥梁十三道。藏番分部为营，阻桥为守，我军乘胜进逼，以大炮、迫击炮、机关枪猛烈轰击。该敌拼死顽强抗，无法进展。不得已，乃冒险攀山，绕道桥梁后方。同时出赠科之左翼军，亦已抄过德格后方，始将十三道桥梁完全占领，跟踪追击，于艳（29）日占领德格县城。藏敌溃渡金沙江，集中岗托。我军乘其半渡，用枪扫射，敌毙甚众，即日追占龚垭，一面派队进逼金沙江边，对岗托渡口严密布防。我军伤亡官兵千余人。”
藏军自德格败退后，全线动摇，又陆续退出邓柯、石渠、白玉等县，自此，民国七年来，因金沙江东类乌齐事件而起，被藏军占领的江东各县，被川康边防军全部收复。川藏两军形成隔金沙江对峙的局面。
这时，英国人出面敦促停战了。
恰逢刘文辉也后院起火，四川境内的二十军军长刘湘联合二十八和二十九两军，准备对刘文辉开战。川康边防军也就放弃了乘胜渡江，收复民国七年战败前全部失地的打算。1932年10月，西藏方面还是那位琼让代本，与川康边防军邓骧、姜郁文两代表在金沙江西岸之岗托签订《汉藏停战条件》六条。
主要内容：
川藏双方军队各以金沙江中下游东岸和西岸为最前防线，不得逾越，同时各处前线，双方每处驻军不得超过两百人。
这条停战线，直到今天，还是四川省与西藏自治区的边界。当年的岗托渡口上已经没有了牛皮船，江上一座水泥大桥。桥头西岸，至今还有几座坚固的岩石碉堡耸立半山坡上，那已是20世纪50年代藏军试图阻击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时所建立的了。
六年前的一天，我开车从德格县城出来，在一个叫砻垭的地方停留半天。那个地方，有一座旧城堡的残迹，一道从谷中伸向山头的蜿蜒的旧城墙。文字史料上，对这座旧城没有只言片语记载，倒是当地百姓中有口碑传说。说此城是史诗《格萨尔王》中格萨尔王手下三十大将之首，也是他同父异母的兄长嘉察协噶镇守的城堡。史诗中的嘉察协噶是一个汉藏混血儿，赤胆忠心，有勇有谋，战死之后，还在战场上显灵为将士助战。站在高冈上的残墙边，我想，在比本书所书写的更遥远的格萨尔王的时代，这片土地上的人眼界更高远，心胸更开阔，如果今天还有像产生《格萨尔王》那样的英雄书写，人们还会把一个汉藏混血儿塑造成让人一唱三回肠的英雄形象吗？风劲吹，太阳的光瀑倾泻而下，眼前横亘着绵延的群山，这样的问题自然无人能回答，只有风中的树林光影错动，发出大声喧哗。在我身旁，古城堡残存的夯土墙通身通红，据说是经历多次火攻才变成这样的颜色。为我讲述传说的当地老者，在残墙根下翻掘一阵，掏出一大坨锈红色的东西放在我面前。不是泥，是融化过又没有完全融化的石头紧紧黏结在一起。老者说，看看当年，你看看当年，他们把铁矿石烧得半融，投入墙基，又浇下铁水使这些石头牢靠黏结。老者说，所以古堡的残墙才能历千年而不倒。我在地下翻掘，到处都是赭红色的老墙基，一座佛寺就建在老城堡的墙基之上。庙里光线昏暗，在一根彩绘的柱子上，挂着一个彩绘的箭匣，里面插着几支带翎的箭，庙里僧人说，这也是格萨尔时代留下来的旧物。这个，依我之力是很难考证了。
我离开砻垭村，沿峡谷西下，到了金沙江边。在正午强烈的日光下，站在宽阔的水泥桥上，看桥下的江流，湍急处，水石相激，白浪翻卷，平缓处，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这条江流，早前并不是川藏两省区的界线，那是德格土司领地上的一条内江，晚清，曾经雄踞此地几百年的德格土司家族渐渐衰落了。民国，这条江流两岸，几度变成川藏间的战场。当年大白事件后，川康边防军和藏军就在这里隔江对峙。
在桥上，一辆挂西藏牌照的车停下来，车上下来两个人，自我介绍说是新到江达县任职的援藏干部，来自天津，要去拜会德格县的领导，说两县虽属不同省区，两个县隔江相望，来了新领导自然都要互相拜望，方便以后的工作。
我们在桥上以江水声做背景，闲聊一阵，分手，他们去我刚离开的德格，我沿着金沙江东岸崎岖的公路沿江而下。这条公路通向赵尔丰改土归流后新设的白玉县。从白玉县继续沿江而下，就是川藏大道南线上的巴塘。如果从白玉县往东，通过大片布满冰川的雄阔高原，就是过去的瞻对，今天的新龙县了。
那天，我没有到达白玉。
我在一个叫河坡乡的地方停下来。那里出一种很有名的刀：白玉藏刀。这个地方，传说是格萨尔时代的兵器部落。我在村子中转悠，几乎所有人家都在用传统的手工艺打造什么，只是他们已经没有打造兵器了。他们把熟铜敲打成薄片，用来打造各种宗教用品：寺院建筑上的顶幢、转经轮、佛像……林林总总，也有人在打造刀子，小巧的刀身、精致的银鞘——上面花纹繁复，还镶嵌着一颗颗红珊瑚。这种刀，装饰意味已经大于实用价值了。我不甘心，打听有没有人家还在打造真正的刀。藏语的康巴方言和我家乡的嘉绒方言大不相同，我只能大着舌头吐出一些简单的词，终于，还是有人明白了我的意思，把我引到一户人家。石头寨子的二楼，是这家人宽大的起居室兼客厅。五十来岁的男主人搬出一把把两尺长三尺长的朴素而锋利的刀，摆在我面前的藏式矮桌上。不用过手，我就感到它们的分量与锋利。主人说，这些刀现在不能用了，他甚至用了一个汉语词，管制刀具。他说，喜欢的游客拿回去挂在墙上。他说，以前好多游客会买，拿回去收藏。现在不行了，检查，不让带。说到此，主人和我都有些惆怅。如果还要卖，就像这样，他又拿出一把刀来，没有开刃的，我说，那就不是刀了。
我想起小时候放羊的时光，一把这样的刀斜插在腰带上，羊躲在灌木丛里不肯出来，这把刀就派上用场了，一阵左劈右砍，那些树枝纷纷坠落，一条通道就开辟出来。
我们交谈的时候，二楼外的平台上，传来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我出去，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正在通红的铁匠炉边锻打一把新刀。我指着沉默的打刀人，问主人是你儿子吗？他笑了，看了看身边给我们端茶递水的女主人。我明白了，这是一个兄弟共妻的家庭。
那天，我就宿在这户人家。听着窗外金沙江的波涛声，难以入眠。我在想一个民族悲剧性的命运，为什么格萨尔那样开阔雄伟的时代，一变而为土司们小国寡民的时代。我还在想，直到今天，这个民族还很少有人去想这样的问题，甚至，想想这样的问题，都会成为有意触碰某种禁忌的冒犯？
早上离开时，这个过去的兵器部落，有些人家正在把打造好的宗教器物装上小卡车。是啊，和平时代，刀箭都隐退了。历史前进，一些器物的退场自是必然，但何以连宽阔蓬勃的精神也一起狭窄委顿了。
藏方在大白战争中先胜后败，不自量力的决策是上面做的，下面的军官只是依令而行，但战败的责任却要由前线军官承担。德门·云中卓玛的回忆文章记载：“四品僧官扎康堪仲及三大寺代表自类乌齐发出文告，勒令三位代本前往接受军政处罚，三人即抵该地受审，凯、德二代本向其移交战事始末文牍。最后对三人免予死刑，罢黜代本之职，另罚琼让黄金一百五十两。”
而总管前线战事指挥的噶伦阿丕也于忧惧之中，病死于昌都任所。
其实，这些藏军军官，在前线屡与汉军交手，相对在拉萨中枢的那些僧俗官中，对战与不战，对战或和分别的结果，均是十分清楚的。
大白之战结束于1932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有一节关涉大白之战，语气却冲淡平和，不见谱主的情绪：“本年，川藏交战，霍尔廓（即甘孜炉霍霍尔五土司一带）及娘绒（即瞻化地方）地区的藏军败绩失地。琼让代本与内地官员资深旅长谈判，以岗托渡口处之金沙江为界罢兵。因在交战和谈判中过分退让，达赖喇嘛处罚德格、涅绒、霍尔廓地区守官琼让、德门、凯墨等人，将其贬为普通俗官，并任命人员接替。”
1933年5月，年谱又记：“川藏协议签署后，达赖喇嘛下令昌都总管及其务事人员前来拜见……接受其所呈协议文本，详细听其禀告。”听了禀告后，反应如何，却不见记载。又五个月后，“十月三十日，达赖喇嘛于格桑颇章附近的寝殿其美巧期中示现圆寂之相”。这个十月，是藏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日公历是1933年12月17日，“佛龄五十八岁”。
1934年，国民政府派出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入藏册封致祭，6月，“二十七日，抵金沙江，藏方官民及如本等在江岸鹄候，遂渡江赴琼让代本欢宴会。自此康藏驻军双方，感情较昔稍好，而隔阂亦因减除不少”。
黄慕松报告书中说：“查琼让代本此次奉藏政府派为招待专使之总招待员，渡江后，一切安全之及乌拉之前调集，均由彼负责。其人对川康事件素极熟悉，在康驻军历十六七年，民国七年之绒坝岔条约，及此次与刘军长所订结之岗托协定，均由彼办理。为人老谋深算，富机诈心。”看来，黄专使并不太喜欢这个人。这反而说明，琼让本人对西藏地方政府是忠诚的。1932年，失去军职，被贬为普通俗官。两年后，看来又官复原职，因为与“汉政府”打交道，还少不了他这样熟悉双方情况的干练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