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瞻对如何善后，鹿传霖先后上奏十数次，力主改土归流，设立汉官。并具体提议将瞻对改设为“瞻对直隶厅”，同时，在章谷土司和朱倭土司地设立屯官两员。
此时，清廷又担心在中央政府与噶厦政府关系已经相当紧张的情形下，瞻对改土归流势必将使局面进一步恶化。“三瞻虽已全克，或收回内属，或赏还达赖，均于大局颇形窒碍，实属势处两难。……倘达赖因此觖望，诸事掣肘，将来印藏勘界一事，更难著手，是收回一说，谈何容易”。但是赏还达赖，清廷也不甘心，“又恐藏番生心，威胁邻境各土司，以致入藏路阻，将来驼只无人供应如何入藏？”
此时新任驻藏大臣文海尚未到达任所，清廷命令驻藏帮办大臣讷钦说服达赖，让藏方退出瞻对，由清廷给予赏银，也就是付清原来所欠征瞻军费，但藏方坚决不同意。
于是，瞻对战胜后，善后事宜却成为一件悬案，久拖不决。
鹿传霖再奏文催促，上面就不耐烦了：“总之，保川固要，保藏尤要，筹善后，设流官，此保川之计，非保藏之计也。”
鹿传霖只好耐住性子，等待清廷决断。等了一年多，清廷还是举棋不定，难下决断。
驻藏帮办大臣讷钦，虽不能说服达赖喇嘛放弃瞻对，但还是支持鹿传霖的主张，专门上了一折，说“瞻对撤归川属无可疑虑”。时在光绪二十三年九月。此后不到一月时间，清朝中央专门管理蒙藏事务的理藩院报告，达赖喇嘛派人到京游说，请求代为上奏，“恳求赏还瞻对”。
此间周万顺所领征瞻对清军，“先派攻剿之四营，弁勇既多伤亡，亦甚疲乏，关外严寒，军士思归”，而瞻对地面“瞻民欢欣听命，从前逃亡者多已归来，惟纷纷控诉番官之凶暴苛敛，民不聊生，求归内属”。在此情形下，鹿传霖以为瞻对地面并不需要留下太多兵力，便奏请把先到瞻对四营撤回，临时委任张继为瞻对弹压委员，统带后来进援瞻对的四营清军，留三营“驻扎瞻对，筹办善后。韩国秀一营驻扎道坞，兼顾章谷、朱倭善后”。
等待清廷决断之时，德格土司派人来到瞻对，向瞻对弹压委员张继陈述冤情。
当地史料说，“切麦打比多吉在位期间，与下属头人发生矛盾，不能行使土司职权，曾请求四川总督派乔姓统领带兵剿办”。
《清代藏事辑要》载有鹿传霖当时上达清廷的奏报，因为记于当时，应该更为确切：“查该宣慰司侧旺多尔济罗追彭错克，其妇本西藏之女，生子昂翁降白仁青，向与瞻对番官对堆多吉交通，因而妇禁其夫而别居，子废其父而自立……苛虐土民，一如对堆多吉所为。”也就是说，清廷册封的老土司，已被由瞻对藏官支持的妻子和儿子夺位，失去土司大权了。清军瞻对战胜后，老土司又听说藏官死于察木多，于是“该老土司迭次派人赴瞻弹压委员张继行营诉陈冤苦，而所部头人等亦均纷纷诣营恳求”。
又查《德格土司世系》，前去告状的应该是德格第十九代土司切麦打比多吉。十一岁时，他和其母被贡布郎加掳到瞻对南面扣为人质多年，贡布郎加兵败后，才被藏军解救回德格复职。切麦打比多吉被掳往瞻对的时间是1852年，派人到瞻对弹压委员处告状应是1897年。也就是说，这一年，切麦打比多吉才五十六岁。如此壮年，就被其妻、其子夺了大权，心里自是不甘。
鹿传霖接报，命令张继前往“相机妥办”。
“张继即率师深入险阻，土民牛酒迎劳，因宣布朝廷恩惠，复感激涕零。惟小土司昂翁降白仁青，梗顽如故，尚欲奋其螳臂，纠谋抗拒，不意张继已派营据其腹心。”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该员轻骑驰抵土寨，遂将其母子一并缚获”。
鹿传霖早有在川属土司地面改土归流的设想，此时见德格土司家族因争权内讧，正好借机把德格土司地面也纳入改土归流的范畴。随即上奏：“该老土司自揣衰病之躯，情甘乞退。请将悍妻逆子尽法惩办，谨率全部献地归诚，并将印信赋税册籍等项呈缴。”这到底是事实，还是鹿传霖为实现自己抱负而杜撰的一面之词，已经难以考证。或者他保川固藏心切，虚构老土司情愿献土缴印，自废为民的事实也未可知。但他看川藏大势却清楚明晰，一定要将川康地区北部各土司改土归流，也确实是从国家利益着想。“打箭炉关外诸土司，以德格为最大……袤延于川藏之交，南北五百余里，壤接西宁，东西两千余里，界连三十九族，乃茶商入藏之北路，路途较捷而地势极要，又据金沙江上游，若扼险设防，则边疆愈固。”“该老土司献地归诚，自应俯从所请，由川拣派文武，改设流官，措置周详，深有裨益于全局。现在朱倭、章谷两土司亦系改设屯员，办理已有规模，与此事同一律，而壤地之广大，边防之吃重，尤为过之。”
清廷也同意：“德格小土司昂翁降白仁青母子，恣行不义，业经委员张继擒获押解炉厅收禁，该老土司头目人等献地归诚，现拟改流设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