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二日，晴
晏起。饭后将去年端午节后银钱数目查点，约计去年用银八百两，还账三百，用去五百，数目不甚清晰。本年另立一簿，须条分缕晰，自立章程。
曾国藩能够名垂青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被迫学会了理财。
他是家中的长子，打小就被家族寄予了无限的希望。年龄很小时，他就由父亲带着，和父亲一起去参加县学考试，并比他父亲更早的考入了县学。可想而知父亲是何等的欣喜若狂，从那以后，所有的责任担子，就哗啦一声，全都压在了曾国藩的肩上。
从日记上来看，曾国藩对于理财，分明是更有感觉。这一天他“晏起”，就是心安理得的让自己睡了个舒服觉，然后爬起来，开始拨拉算盘来计帐。但是计算的结果，足以让曾国藩以头撞墙，去年一年，整整花掉了八百两银子。
可是这孩子的收入才多少？
他的岁俸是四十五两银子，再加每月一两半的补贴，全年收入是六十三两，总计亏损是七百三十七两。
要命啊，赚得这么少，花得如此多，这个破朝廷了太拿知识分子不当玩艺了，这么少的薪水，让人怎么活啊。
工资低的，不唯是曾国藩，当时整个朝廷的工资都有点不景气。中国历朝历代，奉行的都是低薪养贪政策。说起来曾国藩还算是幸运的了，赶上雍正乾隆朝，官员的薪水没有不说，还得按月向朝廷缴钱。雍正时曾规定巡抚级别的官员每年上缴二十万两，县令级别的每年上缴五万两。这个做法在历史上有个说法，叫耗羡归公。不知为何，此法令竟为脑子进水的史学家连声叫好，却不想官员家里又没有开着银矿，上哪儿弄银子上缴？
只能是贪污。
不贪不行啊，敢不贪污皇帝就会将你以贪污犯的罪名严打了，人民群众交口称快，倒霉去吧你。
曾国藩时代，官员是不需要再向朝廷缴银子了，但朝廷的俸银仍然不足经维持生计，所以收取下级的孝敬纳贡，就成为了一项名正言顺的制度。
但是曾国藩所在的是清水衙门，没有下级将贪污来的银子送给他，怎么办呢？
只能是借船出海，另找门路。
曾国藩承包了长沙会馆的经营，据当时的帐目，会馆每月房租收入十五千文，被他私揣腰包了。而且他从会馆中弄到的肯定不止这些，因为他当年的债务亏损，只有八十两银子，那么他肯定是通过明摆字画，强收会费等多种经营方式，弥补了自己家巨额的债务亏空。
否则的话，单只是会馆房租的月收入，最多不过纹银八两，根本抵消不了全家人的开销。
据不完全统计，尽管曾国藩四处伸手捞钱，但债务的亏空仍然持扩张趋势，这一年只有八十两，次年就是二百两了，最后亏空拉到了六百两。等到曾国藩首次外放，第一笔贿赂就毫不客气的收了一千两，六百两用来还旧债，四百俩送给亲戚，表示自己很有钱，很气派。
总之，曾国藩是以事功起家，以一介文士而练兵勇。要知道养军队是天底下最花钱的营生，大头兵们临战时虽然逃得飞快，但吃起来毫不含糊，一顿饭啃掉半座小山般的米仓，大致只算个半饱。
而现在，曾国藩每天瞪圆了两眼，四处琢磨弄钱，这个过程是他一生中最值钱的财富。临到十年而后，他想到的所有怪异花样，都能够派上用场。历史上所谓的湘军，就是靠了他花样百出的弄钱之法，养成气势的。
所以说，贫穷磨练人，磨练的就是你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把事情办成的能力。资源不足你都能撑得住，一旦给你机会，岂不得一飞冲天？
这个道理，成就的正是曾国藩。
正月二十六日，大北风，夜思分类钞笔记。
早起，饭后，阅《易知录》、《汉宣帝》、《元帝》及《武帝》五页。夜深，思将古来政事、人物分类，随手抄记，实为有用，尚未有条绪。
债目理清之后，曾国藩又开始考虑研究学问。
这一研究，他的脑壳顿时大了三圈还不止。古圣贤留下来的书籍浩如烟海，堆如小山，应该从何处入手呢？
有意思的是，曾国藩的治学思路，却是典型的黑书商的思维。
什么叫黑书商的思维呢？
黑书商是指商业社会最正常不过的出版人，他们的出书思维是明确的经济指向的，要以最小的成本，带来最大的经济效益。简来说来就是，他们必须要为市场提供最低廉的智慧快餐，才能够骗过读者，赚到利润。
成本最低最低的智慧快餐，莫过于古来名家的智慧分类集成。想从政的就可以翻政务卷，看看古人是如何搞政治的。想经商的就翻经务卷，看看古人是怎么赚钱理财的。对军事感兴趣的可以翻兵务卷，看看古人是怎么治军打仗的。渴望爱情的还可以翻后宫卷，看看皇帝是怎么弄来那么多女人的。总之这个出版思路，再过一千年也仍然行之有效，最多不过是形式上变变花样而已。
这样一来，一个新问题就产生了：既然这种书如此之多，缘何曾国藩只有这么一个？
理由说透了，很乏味的。书不是用来看的，而是必须要经过思考，将书中的思想构筑于你自己的大脑之中，变成你自己的思想，才真正有价值。实际上这个问题，孔子早就说明白了：只学习不思考，就会越学越糊涂。只思考不学习，就会越思考脑子越转轴，因为没有外界的信息输入，大脑犹如坏掉的唱片，只在一个固定的磁道上不停的转啊转，最终不是精神分裂，也会成为死顽固的怪人。
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说得就是这个意思。
而曾国藩要做的事，是边学习，边思考。
于是我们马上就会猜到，估计他又要累得发病了。
二月二十三日，是日在家请客，至二更散。自十八、九以来，人疲乏不清醒，耳徽鸣，又未看书。
看看，我们猜得没错吧？曾国藩果然又犯病了。
这一次他的症状是脑子不清醒，伴有明显的耳鸣症状。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他的大脑已经进入了正式运行阶段，在大脑深处，沟褶涌动之际，无数的信息正在被分类，被归纳，被总结，被提练，要处理的数据量比较大，已经超过了系统的承受能力，所以他的身体暂时的关闭了信息输入端。此外就是这种深度的思维，要消耗他身体上大量的能量，导致了他身体其它部位能量供应短缺，所以才会身体衰弱。
科学家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大脑实际上最浪费程度最高的部位，只有十分之一的大脑皮层被启动，十分之九的部分终生休眠，到死都没有运行过。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我们身体从外界汲取的能量，最多不过是供应到大脑需求的十分之一，如果一个人用脑过度，多半会活活累死。传说中的诸葛亮，就是活活累死的，而历史上的袁世凯，22岁那年在朝鲜处理国务，一夜之间头发全部变白了。这些大脑使用过度的事情，是多数人心知肚明的。所以这世上有着太多身体精壮、但脑子空空的人，而曾国藩却只有一个。
除此之外，还有着让曾国藩更为忧烦的家事，无法释然：
五月二十八日，晴，是日，儿子病略好，而心犹甚恐。是日走梅世兄处，代理诸事。
未来的翻译大师曾纪泽病了，这孩子总是这样，偏挑节骨眼上添乱。每当父亲遭遇到麻烦，曾纪泽总是抢先一步病倒。当然这样说话有点夸张，但曾国藩铺在儿子身上的心血，确实是可圈可点。
而对于自己，曾国藩就明显有点不给力。
七月十三日，晴，下半日阴。是日早起，求所为主一之法，而此心纷扰如故。日中陪客，颇形怠慢。
经过长时间的认真学习和思考，曾国藩终于发现：越学习，越发现自己的无知。你掌握的知识越多，需要整合的难度与力度也越高。现在的曾国藩，大脑中成群结队的知识与思想四处乱窜，各行其是，他发现自己需要一个明确的纲目，将这些知识与思想串连起来，构成于自己的专有思想。
也就是说，曾国藩需要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整合，但这个系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又应该从何开始，他却是举棋不定。
搁在今天，曾国藩怎么整合怎么有道理，他掌握了大量的国学思想。在国学失落的当今，是找不到个对手跟他抬杠的，他怎么说大家只能怎么听。
但在当时，这么个搞法却不可以，因为当时的大师数量超多，你荒郊上跑马自行其是，就会沦为野狐禅，虽然历史上留名是毫无疑问的，但在当时你却捞不到什么，只能沦为傲骨的失败者，让后人赡仰。
但曾国藩琢磨的，并不是后世者的赡仰，他要的是现实的利益。拜托，一家人正坐在屋子里，等他拿钱回来开饭，还要巨额的债务等着他来弥补，你却对家人说：你们活该饿死去吧，我要求之于后世的赡仰……做人不能这么讲话，这样说话太缺乏责任心，太无耻了。
做人不能太无耻。
所以，曾国藩那怕是脑子中已经有了成形的思想，他也得，先去闯过现实利益的这道槛，去向当时享有名望的人物求教。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求教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自我推广的延续。你不自我推广怎么成？这世上没人替你义务打广告，你非得自己来不可。
七月十四日，阴雨，问唐镜海读书之法。
晏起。饭后走梅世兄处，明日渠扶梓南归，今日走去探问一切。旋至许世叔处送行，又至周华甫之母处拜寿，又至胡润芝处，问伊扶梓归葬事宜。胡送余《陶文毅全集》二部。又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读《易》。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又问：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时河南倭良艮峰，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先生尝教之曰：不是将此心别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便是闭邪存诚。又言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著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又至陈筠心处、金竹虔处、岱云处，始归。夜写三十个。
这段记载，事实上无关紧要，但却被史家视为曾国藩日记中最重要的记载。如果有哪个史家没有提及这一段，并照葫卢画瓢你摘我抄重复一遍，那么他肯定不是个正经史家，最多不过是个历史爱好者。
但实际上，曾国藩的学问远比他所求救的唐镜海或是倭仁高出不知凡几，说是到了随心所欲不愈矩的地步，也不为过。而且曾国藩所亲身以历的人生哲学，与这一套有着明显的差距，但说到底，理学仍然是当时的主流学派，曾国藩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和理学走得太远，这导致了曾国藩一生都处于人格分裂的状态之中，他已经愈越了理学这一标杆，却不得不假装自己仍然蹲在理学的槽子里揾食，目的就是让公众信服。
因此我们还得象每个史家一样，把一段现成的文字抄录过来。解释一下到底啥玩艺儿叫理学。
由于百年来国人孜孜不倦、夜以继日的抹黑，理学已经臭遍了大街，但哪怕理学被抹到黑透臭透，但它迟早仍会咸鱼番生，因为它偏偏是正确的。
事实上，这个理字，不过是一个代称，与孔子所谓之仁，与孟子所谓之义，与苏格拉底所谓美德，与王阳明所谓之良知，都没什么区别，就是对社会自然终极规律的一个描述而已。
程朱理学认为，理是存在于天地万物乃至人生之中的准则，人类如果想活得不是那么郁闷，就必须穷理，也就是花大功夫弄清楚这个准则规律，到底是什么，然后躬身实践。这个穷理的过程，一如孔子要弄清楚什么叫仁，一如孟子要弄清楚什么叫义，一如苏格拉底要弄清楚什么叫美德，一如王阳明要弄清楚什么叫良知，恰恰也正如热力学第三定律的表述，你永远也达不到你所追求的理想状态，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就在于这个不懈的追求与探究之中。
这么一说，我们就知道曾国藩与唐镜海之间的思想距离。曾国藩他老人家很快就会狂收冰炭孝敬，以偿还亏欠下来的巨额债务，这个索贿收贿的过程，你能用理学解释得通吗？
解释不清，于是理论和实践就成了两张皮，说一套做一套，永远也摸不到曾国藩人生成功的门道。
为什么理学理论在别人那里，表现出和实践脱节，而在曾国藩身上却合而为一呢？
答案是，曾国藩是真的把理论参透了，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并回落到实践中来，他在体验自己的思想与实践，想脱节也难。而唐镜海也好，倭仁也罢，这两位老兄的理学思维始终未成形，所以他们没办法将此付诸实践。但由于此二人者，在理学的思想领域是探索得除曾国藩之外最深远的，所以他们在当时也捞得盆满钵满，只是历史上的名气，就没办法跟曾国藩相比了。
在此后的继续探究中，我们会发现，曾国藩之所以登上了智慧的极颠，是因为他出于治家理帐的必须，掌握了一门说起来再也简单不过的数学工具：聚类分析。
所谓聚类分析，就是将事物分成几类，然后进行分析的学问。这门学问听着简单，但真正掌握的人，少之又少，当然听说过这门知识的人很多很多，但真正会应用的，就更少。相信唐镜海与倭仁也曾偿试使用这个工具，但他们铁定比不了曾国藩更专业。
替曾国藩想想吧，他家中那么巨额的债务亏空，财务表上的款项该是多么的繁复？曾国藩必须要对如此繁复的帐目作出清醒的分析，否则他就没办法再活下去了。正是这种生活的窘状成就了曾国藩，寻常人等，断是缺乏这个机缘的。
总之，理学的表述是没错的，但如何去探究终极的智慧或真理，这取决于每个人所运用的思想工具了。曾国藩胜人一筹，所以他是曾国藩。
七月二十七日，晴，天气渐冷，因风水之故欲易吾房。
早起。饭后又走翰林城处，邀渠同出门看房子。日内，缘翰城言余现所居棉花六条胡同房冬间不可住，翰城善风水，言之成理，不免为所动摇。且言八、九两月不可移徙，故找房屋甚急，而讫无当意者，心则行坐不定。本日，又与翰城看数处。午正归，走文昌馆，为吴蔼人之年伯寿分，申正归。西垣来，邀同至小珊处，遇芸渠，畅谈，二更始归。自二十四日起，以房子故，心不定，不能用功，仅阅《宣和遗事》四卷而已。（天头，是日，接家信。）
曾国藩一生，始终对神秘的事物充满了敬畏。因为他知道，人力所能掌控的范畴，太过于狭窄，而人所面对的整个世界和社会，又因为变量几无穷尽，而超出了人类逻辑思维的极限。具体来说，在一件事情与另一件事情之间，其间所存在的联系过于细微而环节繁复，已经不是逻辑思维所能解释。
就拿风水来说，有人对他说他现在的寓所风水不好，立即就让他手忙脚乱。如果有谁认为他这只是单纯的迷信，那就错了。
要知道，人在这社会上的存在，又或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取决于极细微极细微的心理活动，正所谓道心唯危，人心唯微，这种精微不是能够用数学来表态的，更不是能够用感性的语言来表述的。如果我们一定要作出一个解释的话，那么这事很简单，一旦有人认为你家的风水有问题，就会一传十，十传百，所有人都会坚信你迟早要出问题，正所谓千夫所指，无疾而终，你再没问题，这时候也非得出问题不可。往最小最小里说，如果你的上级老板听说你家风水有问题，那么他就会无意识的，把最倒霉的差事往你头上派，你说你还怎么个混法？
到了晚年的曾国藩，功成名就，一身正气，那时候的他是不需要理会什么风水的。他老人家就是最好的风水，他居住过的地方，都会被视为风水宝地。但他现在太年轻，还压不住风水，只能被风水所压倒。
这些道理，实际上仍然带有浓重的牵强成份，如果让曾国藩来替我们解释，或许他会有更让我们豁然开朗的观念，但他只是手忙脚乱的到处找房子，顾不上跟我们扯闲皮瞎解释，那我们就没得办法了。
刚说过了风水你不信真不行，看看，真的出事了吧。
八月二十五日，是日儿跌伤眼睚。
黎明起，为九弟点生书。温《巧言》、《何人斯》、《巷伯》、《谷风》、《蓼莪》，共五章。饭后，岱云来，邀同至月乔处拜寿。归，圈《汉书》《李寻传》，赵广汉、伊翁归，韩延寿、张敞传。早刻，写对联一付。走月乔处吃饭，三更始散。是日儿子跌伤眼睚，因手中有箸，跌去，著抵眼角，入皮半分，青肿见面。幸祖宗神灵，为之默佑，若移过半分，则凿入目中矣。
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这孩子真是不省心啊。他手中拿着筷子时跌倒，倒下时筷子插入眼角，幸好插偏了，如果再插正一点，这孩子的招子就废了。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曾国藩没有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但事实上，他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不敢说出来。
有关此次事件，在瑞士心理学大师荣格的《梦·记忆·思想·容格自传》第21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8月版）有一个相近的案例，但我们不适宜太早的拿出来，这样会显得太突兀，会让我们陷入大杂烩般的相关理论迷雾之中。稍后曾国藩会出任心理学大师，自己替自己解梦，那时候我们再说此事更适宜。
九月初一日，大冷，（誓从今永禁吃烟）
黎明起，走会馆拈香。归，圈《汉书》《冯奉世传》、《宣元六王传》、《匡衡张禹孔光传》。下半天苦雨三处，寄云处，敬堂处，夜归，早睡。是日早起，吃烟，口苦舌干，甚觉烟之有损无益，而刻不能离，恶湿居下，深以为恨。誓从今永禁吃烟，将水烟袋捶碎。因念世之吸食烟瘾者，岂不自知其然？不能立地放下屠刀，则终不能自拨耳。
直到曾国藩发誓戒烟的这一天，我们才知道这厮竟然是个烟鬼。
他并没有交待过，他是如何沾染上吸烟恶习的。所以这突如其来的戒烟宣言，我们就知道多半不太靠谱。事实上，这时候的曾国藩日记，是写来向领导表忠心的，内中实话少而假话多，此处突然冒出来个戒烟宣言，只是因为他在前面已经向唐镜海请教过，唐镜海是每天都要写日记的，所以曾国藩不能不写。唐镜海每天在日记里反省自己，曾国藩也在日记里顿足叹息，痛心疾首。唐镜海要日记里要求戒欺，也就是不可以自己欺骗自己，这下子可就难住了曾国藩。
曾国藩的麻烦是，他既然已经向唐镜海请教过，那就必须要表现出有进益，以证明他堪称可造之才。可他如何忽悠大家伙，才能够让大家相信这没影子的怪事呢？要知道，他的思想体系自成一家，与唐镜海根本就不在一个路数上，但是他非得有所表现不可，如之奈何？
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肯定是正端着烟袋锅，喷云吐雾之中，忽然这根烟袋锅已经老土了，那就干脆砸了它好了，砸了它换根新的。
于是他果断砸掉烟袋锅，正式宣称戒烟之后，出门买了根新烟袋锅，舒服惬意的吸着烟，写了这篇戒烟日记。
九月初二日，从今始吾不得自逸。
早起，温《诗经》《鼓钟》《楚茨》。饭后，走俪裳处拜寿。因走蔡春帆处，仑仙处、少鹤处。归，阅《汉书》马宫传，《王商史丹傅喜传》、《薛宣朱博传》。下半天，小珊来，余走吴和甫处。
三十年为一世。吾生以辛未十月十一日，今一世矣。聪明日减，学业无成，可胜慨哉！语不云乎：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自今以始，吾其不得自逸矣。道光辛丑初度日识。
这是继首次戒烟而后的次日，曾国藩再度完成的、专门用以给领导批阅的作文。从古到今，写给领导的短文从来就是个掷地有声的表决心，除此之外，任何内容都是多余的。
但接下来，是两个月后的一篇文章，却是有点骇人听闻：
十一月初三日，与岱云走会馆送彭山屺行。
早起，为母亲寿辰设堂拜祝。饭后即与岱云走会馆送彭山屺行。旋在湖广（馆）公饯罗苏溪一天。夜洗脚。为九弟点文一首，圈韩文十五页。
这篇日记作于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是年曾国藩31岁。之所以强调日期与曾国藩的年龄，是因为，这是曾国藩的日记中，首次出现洗脚的记载。
老天爷，别告诉我说曾国藩他老人家，活了31年才洗了一次脚。
事实上，要隔再多几个年头，曾国藩的日记中才会出现洗澡的文章。此外就是他终生承受着皮癣的痛苦折磨，却忽然之间，不再在日记中提到这事，表明皮癣的折磨已经成为了过去式。而同时，相关洗澡的日记却开始频繁出现，这让我们疑心，曾老夫子的病症，与当时低品质的生活状态有关。
以当时北京城的生活条件而言，诺大的皇都仍然沉陷于旧有的农耕管理时代，粗放式特点明显。再要过更多的年头，才会由袁世凯替北京城引入西式自来水，而且当时自来水的引入还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乱与骚动。当时的中国人不是太习惯这些，至于以曾国藩租居的环境而言，不具备每天洗浴的条件，所以洗脚才会成为他老人家人生中的一桩大事，并隆重的记入日记中，让领导指正。
连澡都没得洗，洗个脚都成为人生大事，这样的人生环境仍然未能阻止曾国藩成就他的人生事业。可知生活品质及状态对人的智能影响，微乎其乎，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十一月十四日，为九弟选文三种。
早起，饭后岱云来，邀同至湖广馆拜寿。归。走许师处。下半天请小山开方医小儿，大约病症一由受寒，一由煤气蒸逼，一由停滞也。是日与昨日全未看书。是夜，为九弟选文三本。
右选文三种：气体高浑，格调高雅，可以传世无疑者，为一种；议论郁勃，声情激越，利于乡会场者，为一种；灵机活泼，韵致妍妙，宜于岁科小试者，为一种。不分时代，不论题之大小，即其所分之三种，亦有可移易者。要之，吾之所见如此，以是为课弟之本云。十一月十四日夜涤生记。
虽然三十一年才难得洗一次脚，但这丝毫无减于曾国藩那过人的智慧。
我们曾经在前面分析过，曾国藩的日记表明，他掌握了一种有效的分类与归纳方法，这种数学工具让他更易于掌握理学及相关思想体系。在这里，曾国藩再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案例，让我们一睹他对学问的分类方法。
现在曾国藩的父亲，已经将全部的家庭责任，全部移交给了大儿子。不容易啊，科考一十七次才弄到个老童生，耗尽了一生作此无用功，却终于栽培出大儿子曾国藩这么一个成果。所以曾麟书老人家完全有资格四仰八叉的一躺，把四儿子曾老九曾国荃的教育事项，全部丢给大儿子，不管了。
当时没有学校，教育又不普及，各家的教育只能是摸着黑来，摸对了算你运气，摸错了实属再正常不过。于是曾国藩这里开始苦心钻研教育事业，要把四弟曾老九栽培出一个有出息的孩子。
在这里，曾国藩提出了他对中小学生课文的选择标准，选文共分三类：
第一类是传世之作，特点是气体高浑，格调高雅。接连两个高字，体现在文体风格上，一读就能够品出来。
第二类是适合乡会场所，用现在的标准就是议论文的写作，文体特点是议论郁勃，声情激越。这种文章勾勒出作者的小智慧，但在生活中经常用到。
第三类是宜于岁科小试者，搁现在的标准就是散文的写作。文体特点是灵机活泼，韵致妍妙。这种文体主要用来展示作者在文字的技巧方面，是文学入门青年最喜欢摆弄的。
这个分类体系，经典传世、议论文与散文，是目前全世界各国学生课本都在采用的标准。全世界都在采用不稀奇，因为这个教育方式是集成了整个世界数百年的智慧，才找到这么一个分类方法。而曾国藩，他完全是一个人灯下摸黑瞎揣摩，竟然揣摩出来了与现代教育体制合卯合拍的结果，若非是拥有超前的智慧与不可思议的思想整合能力，这种情况万难出现。
现在我们知道了，曾国藩，他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当时的时代，也超越了现在这个时代，所以他才会以一个31年难得洗一次脚的智者形象，于历史深处向我们把脚伸过来，让我们心生羞愧。
以后我们还会发现，曾国藩的智慧，就体现在对每件事情的精确分类上，这是当时以大师而自居的唐镜海及倭仁，所无法企及的思想高度。
所以我们认为曾国藩是在忽悠他们，不忽悠不行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忽悠。
（10）强烈的挫折感
十一月十五日，内人分娩生一女
早起，走会馆行香。归，早饭，是日内人将分娩。余亦未至书房看书。儿子请太和堂王医来诊治。夜二更尽，内人生一女。是夜，与九弟同守一夜，不睡。儿子病，甚烦闷，哭泣不时。所雇者仆妇已于昨日开销，小婢又不中用。是日夜，甚劳。断脐及一切事，即内人亲手经理。
这一天，曾国藩的第一个女儿曾纪静出生了。不出所料的，儿子曾纪泽不失机宜的再次生病，这孩子净挑这节骨上添乱，你又有什么法子？
这真是狼狈不堪的一天，儿子曾纪泽躺在床上哇哇哭叫，妻子欧阳氏一个人在房间里咬牙生女儿，曾国藩和弟弟曾国荃，提心吊胆的守在门外。最奇怪的是前些日子雇来帮忙的仆妇，偏偏挑在昨天的时候辞退了，为什么辞退呢？应该还是家里没钱的原因吧？偏偏仆妇前脚刚刚辞退，后脚女儿就要降生了，这可苦了欧阳夫人，她只能是咬牙替自己接生，还要想办法咬断胎儿的脐带。
可想而知，欧阳夫人一定是在心里痛骂自己的丈夫，什么玩艺儿这叫，他还算个男人吗？整天就知道写日记写日记，写那东西有什么用？能换来钱吗？
任何一个男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产生强烈的挫折感。
曾国藩也不可能有例外。
此后八个月，无日记。
长达八个月之久的沉寂，曾国藩一定是陷入痛苦之中，苦苦的思索：怎么搞的这是？脚也洗了，日记也写了，怎么弄到最后还是这么惨，这么失败？
（11）本章事件补
本章所涉曾国藩事件年谱
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曾国藩31岁。
七月，开始阅读宋代理学家朱熹的《朱子全集》，并向京师著名理学家、太常寺卿唐鉴请教读书之法，检身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