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千头万绪

    我先告诉我女儿我的心口已经不痛了,然后讲了我要她马上来一趟的原因。

    她脸上还是露出十分担忧的神色,"也许我们得陪你去看看医生,确诊一下。"

    "我已经确诊过了,现在感觉好多了。现在我不必再付给医生一大笔账单了。把你的外套脱了吧。"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去看看医生。"

    "先吃点汤面吧。瞧我做的啥?还是你小时候吃过的,萝卜泡菜上加几片做调味的猪肉。天冷的时候,你最喜欢吃啦!"我希望她会记得我的汤给她的温暖。她脱掉外套,坐下吃起来了。

    "可那个痛处,究竟怎么样了?"她说着,满满一汤匙已经入了口。

    "太烫了吗?"我问道。

    "不太烫。"她回答。

    "不够烫?"

    "刚好,真的。"

    我又给她加了点。我望着她喝我做的汤,然后我就讲给她听。

    我心口痛已经好多年了,因为我心头压着很多事情,等到要说出来已经太迟了。

    我觉得这要怪我母亲,这种痛苦是她给我的,她没告诉我原因就离开了我。我觉得她是想解释的,但是在最后一刻,她没法说了,所以一直到今天,我还是在等她回来,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从来没跟你提起过我母亲?也没提起她离开我吧?那是因为我自己也不愿相信这一点,说不定这就是我在你面前从来不提她的缘故。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就不想念她了,我很爱她。实际上我从年轻时起就一直保存着她的头发,有三英寸长,我把它卷起来,藏在一只很小的铁盒子里。那么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它,我想她哪天回来,我就可以当作礼物还给她。后来我相信她确实去世了,但我还是没把头发扔掉。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找到她的遗体,我就可以把她和她的头发埋在一起,那样,在另一个世界里,她还可以松开她的头发,还可以再让她思想的野马自由地奔驰。

    我记忆中的她就是这个样子的,她在自己的房间里,解开发辫,让它散落下来,她让我摸她的头发。

    还有什么呢?当然,她失踪的时候我才六岁,我不可能把跟她有关的一切全想起来。但有些事我还记得很清楚:她的头发很沉,她牵我的手很有力。她能把苹果皮削成很长很薄的一圈,放在我的手上就像一条黄色的扁平的蛇。还记得吗?我也学着用这种样子给你削苹果。

    另外的事我就记不太清楚了。我还有过她的一幅肖像,是在她失踪后弄到的。我记不得她那张嘴的样子,那么严肃,那么倔强;我记不清那双眼睛,那么悲伤,那么迷茫。我不承认画上的这个女人就是我的母亲,但我又愿意相信这画就是我的母亲,因为这是我手头唯一和她有关的东西。

    我经常把这幅画放在我的膝盖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端详它,可她的脸老是别过一边去,从不正眼瞧我。她看上去好像没在想什么。我不知道在画这幅画之前或之后她在想些什么。她走以前,我还没法向她问这些问题:干吗她对我父亲说话者是那么凶,可脸上又始终堆满笑容?干吗每到晚上她都要跟她的镜子说话,好像镜子里的脸是另外一个人的?干吗她跟我说她不能再抱我了,以后我得学着用自己的两条腿走天下了?

    有一天,大概是在我十岁光景——那时,她已经失踪好些年了——我又把她的肖像打开来了,我发现她苍白的脸上生了个小污点,就拿来一块软布,蘸了水,给她洗脸。但她的脸反而更黑了,我使劲洗呀洗,不一会儿,我发现我都干了些什么呀:她的半边脸全给我擦掉了!我失声痛哭,好像是我杀了她。打那以后,我就只能带着一种非常痛苦的感情看这幅画。你瞧,我甚至连称一幅画为母亲的机会都失去了。

    那么多年来,我竭力想记起她的脸、她说过的话、我们在一起做过的事情。我用成千上万种不同的方式回忆她。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一万——一万是个大数目,总是带点夸张。但是我想念我母亲已经快七十年了,所以肯定是有一万次了,她的面貌肯定也变了一万次了,我每回忆一次,她就变一次,所以说不定我对她的回忆已经不那么准确了。

    多伤心啊!最伤心的是你失去了你所爱的人——因为这个人始终在变。过后你就搞不清了,我失去的是同一个人吗?说不定你失去的更多,说不定失去的更少,成千上万不同的事全搅在一起,有些是记忆中的,有些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你不知道哪是哪,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但有些事是可以肯定的,就像我的腿,它们只能这样走路。瞧瞧我的腿,还是那么瘦,腿肚子上一点肌肉也没有!我母亲那么宠我,我都六岁了,她还抱着我满世界走。我自己一步也不肯挪,不是因为我病了或没力气走路,我老想以她一样的高度,用她一样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

    所以,我记不太清楚小时候我们住在上海洋楼里的那些日子。那洋楼是什么样的,里面住了些什么人,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你要是从小自己走路,就会知道哪儿拐弯通往哪儿。每当我回忆起我小时候,我只记得我母亲的房间,我和她住同一间,还有那长长的楼梯,一直通向有水波纹图案地板的门廊。

    在我记忆中,我还能看到那道一层层盘旋而下的楼梯,我母亲抱着我探出身子朝下张望。楼梯下面一层住的是我们的亲戚,我想,我父亲的另外几个老婆就住在最下面的一层,不过这只是我现在的猜想。我母亲告诉我要很安静,不要笑,也不要提问题。我屏住呼吸,尽量听话,虽然我很想大声喊出来,告诉她我不敢往下看那盘旋的楼梯。然后我们听到了佣人们的声音,她直起了腰。我们两个都同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紧紧地拉住她,庆幸我俩都没有摔倒。

    每当我想起楼梯,我就回忆起那房间,然后又回忆起另外一些事,越来越多,一直到她离开的那天为止。说不定,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我对她的回忆和想象,现在全搅在了同一天里。

    我们朝楼下望了望后,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这时天色尚早,家里的其他人还在睡觉。我不记得我们干吗要起得这么早,也没法猜测。从天色判断,离女佣送早点的时间又过了一个钟头。

    我母亲正在把一种红黑相间的牌子摊在地板上玩游戏,她说这是外国游戏,名叫CHIUKE,就是"监狱与手铐"。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这是什么游戏——她说的CHIUKE,肯定就是CHECKERS西洋跳棋。她把纸牌错落有致地放在地板上,解释给我听,不同的颜色代表为不同的军阀作战的人,都想竭力抓住对方,但她解释得多了以后,我那小脑袋反而给搞糊涂了。当然,我那时还不知道怎么说糊涂这个词,所以我只能抱怨说,我饿了。

    我可以在我母亲面前抱怨,也可以对她发命令。她待我不严厉,不像有些母亲那样。说不定她对我比我对你更温和些。是的,你想得到吗?无论什么,只要我想要,我总能够得到,从来没想过我还要用另外的东西作回报。你瞧,虽然我和我母亲只相处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我从她那儿学到了这种建立在真诚基础上的温情。

    在我说我饿了的那天,我早已知道我母亲有一盒英国饼干,就藏在她高高的梳妆台的上头。她把饼干盒拿了下来,这是她最喜欢吃的饼干,也是我最喜欢的——吃起来不是太甜,也不是太软。我母亲有好多好东西,都是从不同的国家买来的。她喜欢英国的饼干,当然,她也喜欢英式的家具、意大利的汽车、法国的手套和鞋子、白俄的浓汤和忧伤的情歌、美国的爵士乐和汉密尔顿的手表。水果可以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另外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是中国的,要不就是"没有道理"。

    我父亲开了好几家织布厂,有一次一位外国客户送给我母亲一瓶法国香水。她微笑着对那个男人说,她很荣幸地接受一个重要的大客户送的这么雅致的礼物。如果你认识我母亲,你就会知道,她其实不喜欢那男人,这从她对那个人的称呼中就可以看出来,"一个重要的大客户"。

    后来,她就打开香水瓶,让我闻一下。她说它闻起来有股尿味,我也觉得有一点。"这些外国佬干吗要花大钱把这种臭东西往自己身上洒?"我母亲说,"干吗不经常洗洗澡?真是没道理好讲。"她把香水全倒在她房间的马桶里,然后把圆圆的水晶瓶给了我。瓶子是深蓝色的,我把它举起来高过窗台,摇一摇,光线就满屋子乱晃。

    那天早上我就一面吃着英国饼干,一面玩法国香水瓶;我能听、到早上的声音,是我母亲教我怎样听的。她老是竖起耳朵倾听每一个声音,然后教我怎么辨别它的重要性。如果那声音重要,她的耳朵就会竖起来,如果不重要,她就回头干她正在干的事。我也照她的样子做。

    我们听见佣人们上上下下在走廊里走动,嘴上小声咕咬着,端马桶,倒马桶。还听见有人在楼梯上拖箱子,另外有人在低声嚷着"怎么回事,发神经了?"屋外,有人把一大盆水从高高的窗口倒下来,顿时在后院溅得四处是水——哗!——那声音就像热油在煎炸一般。过了好一阵子,我们终于听到了筷子敲在碗边上"叮叮叮"的声音,说明佣人们正在把早饭送到每个房间里去。

    每天早上,我们通常听到的就是这些声音。但那天早上,我母亲好像对所有声音都很留意,她竖起了耳朵,我也同样——但我心里还有一个疑团没解开——她有没有听到她想听的声音,她心里感到的是失望,还是放心。

    我还没吃完饭,我母亲就匆匆离开了房间;她去了很久,虽然也许只有几分钟,可你知道,对小孩子来说,一分钟和一小时没什么两样,他们都会变得不耐烦。你也是这样。

    我觉得再也等不下去了,就打开了房门,偷偷地朝外张望,一直望到走廊的尽头。我看到我母亲和我父亲就站在那儿,正在用刺耳的声音争吵着。

    "这件事用不着你来操心,"我父亲严厉地说道,"不要再提了。"

    "我已经开了口,"我母亲说得很快,"话已经说出去了。"

    我看到他们争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母亲可不像我父亲的另外几个太太,她们一个个都假惺惺的,装得比别人更高兴,好像在争夺一个大奖品似的。

    我母亲的态度是真诚的。当然,她能做到温柔,但她更看重诚实和开朗。大家都说,这是她的缺点。她要是生气,就会把一切都说出去,然后招来一连串麻烦。

    所以这天早上,当我听到母亲和父亲又吵起来的时候,心里真是害怕极了。他们虽然没有大喊大叫,但我看得出,双方都很生气。我父亲的嗓音使我想赶紧关上门,躲起来,而我母亲的嗓音——很难根据一个小姑娘的感觉来形容它——我只能说,它听起来很刺耳,就像一块好布被撕破了,再也没法把它缝好。

    我父亲转身走开了。然后我听到我母亲说,"第二个二姨太",好像这几个字是咒语似的。我父亲没有回过头来,只说了一句,"这事已经定了,你变不了了。""你以为我变不了吗?"我母亲冲着我父亲的后影说。

    当时我不知道"第二个二姨太"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这些字很不好,曾有人用这个字眼来骂我母亲,这个字眼总要使我母亲在镜子前坐好几个钟头,骂那个盯住她看的第二个二姨太。

    最后我母亲转过头来了,她脸上浮现出一种奇怪的笑容,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她刚看到我,我马上小声抱怨说,"还饿"。

    "来吧,来吧。"她温和地说。然后她的笑容又变成了我熟悉的那种,但我还在寻思,她那么生气干吗还笑呢?

    回到房间后,她叫我穿上衣服。"要穿好的那套。"她说,"我们要出去。"

    "另外还有谁呢?"

    "就我们俩。"她说。这可有点不寻常。但我没问她,我很高兴有这样难得的机会。然后她花了很长时间作准备,我在一旁瞧着。我者喜欢看我母亲打扮,她套上一件西式服装,走到镜子跟前照一照,然后又脱下,换上一件中式的,又脱下,再换一件中式服装,皱皱眉头。最后,在换了好多次以后,她还是挑中了第一件,就穿了这件,这是一件翡翠色的短袖衫,配有长及脚踝的柔软的直褶裙。

    我等她把我抱起来,这样我们终于可以离开了。

    但她没有这么做,而是拍拍我的头说,"syinke,你已经长大了。"她总是叫我syinke,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心和肝",肝是身体中最像心脏的东西,英语读起来非常拗口,不那么好听,但是在中文里,心肝的发音很美,母亲要是很爱她们的子女,就会这么叫,我也经常这样叫你。你明白吗?

    "心肝,"我母亲说,"今天我要教你重要的秘密,但是首先你得学会自己走路。"我还没来得及哭出来或抱怨,她已经拔脚走在我前面了。"走吧,走吧。"说话的口气好像前面有什么好东西在等着我们。我赶紧跟在她后面,就这样,我们出了大门,坐上了一辆新式的三轮车,这种车子穿街过巷比黄包车可快多了。

    当时正是初夏,早晨还有点凉。但一到了下午,就热得蒸笼似的。离开我们住的屋子一段路后,我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街头小贩的叫卖声、咯吱咯吱的手推车声、汽车喇叭的鸣叫声,还有那么多钅郎头的敲击声——到处都可以看到老房子被推倒、新房子拔地而起的景象。听着这一切声音,我真是快活极了!我母亲也很快活,好像变了一个人,她不停地笑着,闹着,指点着,快活地叫喊着,就像普通人那样。

    "心肝,快瞧!"那是一家商店的橱窗,里面陈列着小牛皮制的女士手套。我们走下三轮车,去看橱窗。"那么多纤手在空气中向顾客招手呢。"我母亲说。我也把我的手弄成蛇的样子扭动起来,于是两人哈哈大笑。我们又上了三轮车。

    "瞧!"过了一会儿,我喊道。一个男人嘴里吐出一条长长的面糊落进一个正在沸腾的锅子里。我很骄傲能发现有趣的东西指点给我母亲看。"他看上去像条鱼,"我说,"一条在喷水的鱼!"我从三轮车上站起来说。那面团变成一条条软绵绵的线。

    "他在用他的嘴做烹饪工具。"我母亲解释给我听。

    那天,我们一路上看到了许许多多有趣的东西,好像我母亲有意要让我张开眼睛伸长耳朵,记住所有的一切。但也许,这不过是我现在的想象让我想到了这一点;也许她并没有这样的意图;也许,我们根本就没有看到我刚才所说的那些东西;也许我们根本就没去过我记忆中去过的所有地方,因为我们怎么可能在一天中干那么多事情?但我记得的就是这样,甚至还要多。

    那天,我们走遍了这个世界上所有卖好东西的地方。在浙江路,她说那儿有最好的法国皮鞋,但她一双也没买。在城隍庙,她说那儿卖一种珍珠粉制的非常漂亮的美容膏,她让我擦了一些在脸上,但结果也没买。在静安寺,她给我买了一份美国冰淇淋圣代,她自己没吃,跟我说"太粘,太甜了"。在福州路,她说你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书,各种各样的报纸,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她买了一些东西,一份报纸,但我记不清是什么报了,因为我那时还不识字。

    然后我们来到了小东门,最好的海鲜货摊全都摆在那儿。她说她要去尝一种她已经多年没吃的海鲜。这是一种很难得的小鱼,名叫娃娃鱼,因为它叫起来的声音就像娃娃一样——哇一哇!它的四肢都会划动。我们找到了这种鱼,我果真听到它大声喊叫的声音,它的四肢也在划动,正像我母亲说的那样。

    "很久前我就爱吃这鱼,"她说道,"肉又嫩又鲜,连它身上的鳞片都是那么软那么甜,就像刚生出来的嫩叶一样。可我现在想,吃这样的生物太残忍了,我已经没有胃口了。"

    我留意着我母亲找到的所有地方所有东西。我记得当时我想,这是重要的,要留心听。要记住那么多欲望,要找到那么多地方。我觉得我母亲在教我一个秘密——即时即刻满足各种愿望就是我的幸福所在。

    那天下午,我们还去了戏院。外面已经很热了,太阳火辣辣地照着,使人感到身子粘乎乎的。所以我很高兴我们能走进黑乎乎的戏院里。当然我想错了,我以为戏院里面会凉快些。上次我到这里来的时候肯定是冬天或春天,但那天戏院里像个蒸笼,又问又热。我们进去的时候,电影已经开演了,讲的是一位金发姑娘的故事,有人在弹钢琴,声音刺耳嘈杂。

    "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对我母亲嚷道,不敢再向前迈一步。

    "等一会儿就好了。"我母亲说。等我的眼睛慢慢习惯了黑暗后,我看到了一排排坐着的人,人人都在打扇子。我母亲数着座号"……六、七、八"。我对她从后面数起找八排倒并不在意,只对她数数儿感兴趣,因为我当时正在学数数儿。然后我们就从八排往中间插进去,直到我母亲找到一个空位子。她低声叫另外一个人坐到旁边去,当时我还以为她在说"对不起",后来才知道她在说别的。

    以前我和我母亲看过许多活动的画片,全是无声的:查理·卓别林,那个大胖子,警察和消防车,牛仔骑马兜圈子。那天下午,演的是一个孤女在雪中卖火柴的故事,她冻得直哆嗦。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女人哭了,一面还直抽鼻子,可我觉得那女孩很幸运,在大热天能享受到凉快。我就这么想着,不知不觉就在黑乎乎的戏院里睡着了。

    等我醒过来,灯已打亮了,我母亲正靠在旁边座位的男人身上,用一种严肃的声音跟他说悄悄话。我大吃一惊,她好像在于一件危险的事,跟一个陌生人说话。于是我小声嘀咕着,把我母亲往我身边拉了一下。那男人欠了欠身,朝我笑笑。他不太老,看上去很有风度;他的皮肤很白很光,不像那些整天在外面干活的人的脸,但他身上穿的却是一件很普通的农村里的大褂,是平常的蓝颜色,不过很干净。我母亲向他道了谢,然后我们就站起来走了。

    回家路上,我又睡着了,我的兴奋劲全没了。我只醒来过一次——车子猛地一颠把我惊醒了,三轮车夫正在骂路上一辆慢吞吞的手推车。我的脸靠在我母亲的头发上,我发现自己正在看她头发的颜色。她的头发颜色看上去和我的不一样,和我们家里另外女人的头发,甚至和我见过的所有人的头发都不一样,既不是黑褐色的也不是褐黑色的,反正不能用黑来形容。

    对我母亲头发的颜色你只能感觉,不能看,看是看不出的——那是一种非常非常深的黑,黑得像深井里的水那样闪着银光。她的发髻上盘进了两根白发,就像石子丢进水里形成的波纹。但用这些词来形容我母亲的头发还远远不够。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发生的几件事情。白天我已经很累了,我们在房间里随便吃了一点,然后我母亲教了我一种绣花针法,她说是她自己发明的。我学得很笨,但她没有批评我。不只一次了,她总是夸我做的一切。然后在帮我脱衣上床的时候,她又给我上了一课,怎样数手指头和脚指头。"要不然,你每天早上醒来怎么知道还有同样多的手指头和脚指头呢?"她说道,"……六、七、八、九、十。"

    你瞧,我母亲多有教养,多聪明啊!她总能找到我必须学的理由。有一次她跟我说过,她曾经想当一名教师,就像那位教过她的传教士那样。

    然后她坐在自己梳妆桌前的凳子上,我看她脱掉衣服,除下她的金手镯和翡翠耳环。她从镜子里发现我在瞧她,就回过头来,又重新戴上耳环。

    "总有一天,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她用沙哑的嗓子说。我点点头。

    "还有这个。"她拍拍她的首饰盒。我又点点头。

    "你戴上这些东西以后,大家就觉得你的话更值钱。"我又点了一下头。

    "但你可不能这么想,决不。"她说道。我马上摇摇头。

    她上了我们俩一起睡的床,把我的头发抚抚平。我抬头望着她的脸,她就给我唱了一支短歌——是讲一只小老鼠偷灯油的故事。你还记得吗?我也经常给你唱这支歌的。那天晚上,我还没听完这支歌就呼呼睡着了。

    我梦见了我白天见过的所有东西:一条鱼在一只小老鼠嘴里哇哇哭着,唱一支歌;一个金发的姑娘想买那双法国皮鞋;我用手指绕着我母亲的头发,忽然发现那根本不是头发,而是绣花和珠宝;我母亲坐在梳妆桌旁,正在梳头,她对着镜子喊:"第二个二姨太!第二个二姨太!"也许最后这部分不是梦。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发现我母亲不在屋里。我以为她像往常一样,趿着拖鞋,悄悄起了床,到楼下去了。我打开门,朝外望望,只看到佣人们把马桶拎出房间去。我回到房间,坐下等她回来。然后传来了"叮叮叮"的声音,女佣端着两碗热气腾腾的"鲜豆浆"进来了。你知道,就是周末我们在清泉阁吃到的那种咸味的像牛奶一样的汤,上一次克利奥自己喝了满满一大碗,一点都没溅出来。

    但无论如何,那天早上,我一点都不想喝豆浆。"我妈妈——她到哪去了呢?"我问。

    女佣没有回答我,只是在房间里四下张望了一下,一脸茫然。然后把碗放在桌子上。

    "快喝吧。别让它凉了。"她说完,匆匆走出了房间。我等着等着,等到我的那一碗都凉了。我实在等得不耐烦了,就开始哭起来,但只是小声地哭。我哭得喉咙哽住了,我要等到我母亲回来,才可以停止。我要哭着告诉她,我等了她多久。我决定,等她一回来我就指着我的那碗凉豆浆给她看。我会向她要些英国饼干,至少要三块,我才会重新高兴起来。我又等了好一会儿,我舔舔碗边,把碗边弄得一塌糊涂。我站在一把椅子上,自己把那个饼干盒取下来了。可她还没回来。

    女佣又回来了,把碗端走了。她瞧瞧我弄得一塌糊涂的样子,打量了一下房间。"瞧你都干了些什么!"她说了我一句,然后匆匆走了。她一关上门,我就把它打开。我看见佣人在跟管家说话,她们俩冲下楼梯,我赶紧跑到楼梯口,看她们下去。然后我听见楼下传来很大的声音,很多脚步声,门开进开出的。我见到奶奶,我的祖母慢吞吞地走上楼梯来,旁边跟着一个佣人,正在很快地跟她说着话。奶奶可不是那种拍拍我的头,说我漂亮的祖母。她是这屋子里所有女人的总管。我是其中最小的小姑娘,她只有在要骂我的时候才会注意到我。我飞快地跑进房间,坐到床上,怕得要命。我知道,麻烦来了。

    她们一进门,我就哭了起来。"你母亲到哪儿去了?"奶奶一遍又一遍地问我,"她什么时候走的?她随身带了哪些东西?是不是有人来接她的?"

    一个一无所知的小姑娘又能说什么呢?我摇摇头,只是不停地哭。"她没有走!她还在这儿,就在这儿。"

    突然,又一个人冲进了房间,我不记得是谁,因为我只注意到她手中拿的东西,那是我母亲的头发,是剪下来的,像一条马尾巴那样荡着!我尖叫起来。我当然尖叫起来了,我觉得好像亲眼看到她的头被砍下来了,太可怕了!

    现在我对那个时候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了,只记得每个人都很紧张,都在交头接耳。我父亲很生气,他来到我母亲的房间里,打开她的抽屉、大衣橱、首饰盒,把一切全翻了个遍。他坐下来,一言不发,然后严厉地盯着我,好像是我做错了什么的缘故。

    "她上哪去了?"他问道。我竭力想服从他,就猜给他听。我说浙江路,我说可能是城隍庙,我提到了小东门的鱼市,我说她还去过电影院。

    我整整三天没有离开过房间,我坐在那儿,等我母亲。没有人告诉我我得等在那儿,但也没有人来把我带走。佣人给我送食物来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我也没问她什么问题。

    第四天,我自己一个人下了楼。我跟你讲过,我母亲老是抱着我满世界跑,所以我的腿从来就不强壮。那天,我的腿更加虚弱,但或许是因为我害怕会出什么事。

    我跟你说,事情比我想象的还要糟。我看到门口挂着做丧事的横幅,不用问,我就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但我还是不敢相信,于是我走到一个为我们洗衣服的姑娘身边,问她谁死了。那姑娘说,"你怎么还问这个!"我走到今天刚到的老阿婶身边,她说,"别再提这事了。"

    或许是一星期后,或许还要早一些,我被送到崇明岛,与我父亲的弟弟和他的两个太太,老阿婶和新阿婶住一起。从上海坐汽船,沿黄浦江北上到江口,再到这个岛,要两个钟头。我父亲一家原来是从这个岛的乡下出来的。从地图上看,这地方也许只不过是水中小小的一点,不留心的话几乎看不出。

    总之,到的那天,由于汽船的一路颠簸,再加上心中悲伤,我的胃难受极了。我大哭大闹,哭得是那么伤心,以至老阿婶威胁说要把我的脸劈为两半。我喊道,"我要妈妈!我要和妈妈在一起!告诉她我在哪,她会来带我走的。"

    这就是大婶婶告诉我的:"嘘!你妈就安葬在这里,在这个岛上。"

    今天你要是问我,我母亲到底出了事,我也说不清,只能把大家跟我说的话告诉你。这不是真的,只是些闲话。

    可我知道,我母亲干下了一桩很丢脸的事,所以大家说她死了,要把她的丑事埋了。所以谁也没有在我父亲的面前提起她,所以他们要把我送走,免得我想念她。

    但是,他们还是经常在背后说她的闲话,每个人都说——老阿婶、新阿婶、叔叔、还有他们的朋友,——在茶余饭后,在午睡的时候。好多年来,我母亲就成为他们取笑的对象,传说的材料,可怕的秘闻和风流韵事的谈资,就像掘开她的坟墓,然后把她往里推,再在她的坟上扔更多的烂泥。你想,一个小姑娘亲耳听见别人对她的母亲说东道西,她心里的滋味会怎样呢?

    他们说的话我全听到了,我心里真是难受极了,可我又不能把耳朵塞起来。我想弄清楚我母亲究竟是怎么离开的,为什么从来不把原因告诉我。

    这样一来,我母亲就成了一个谜,每一句风言风语都在我小脑袋里引出一个问题。要是她真的死了,为什么他们不给她举行葬礼?要是她还活着,为什么她不回来把我接走?要是她逃走了,那么她又逃到哪去了呢?

    有时候我竭力想把我听到的所有风言风语凑在一起,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每一部分都和后一部分互相矛盾,到头来,没有一部分站得住脚。

    于是我就把我所知道的我母亲的事情,不管好好坏坏,全都重新回顾了一遍。我想找出她这辈子为什么会走这条路而不走那条路的一切理由。以下就是我的想法,我的母亲为什么会成为我父亲的第二房姨太太,后来她又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我母亲不是美国人想象中的那种中国姑娘,缠着小脚,说话文文气气,走路一步一摇的。我母亲是个摩登姑娘,当时上海有不少这样的姑娘。她们不是农民出身。我母亲八岁时就放了脚,有人就说难怪她跑得这么野。

    她出生在上海一个有教养的有钱人家里。她父亲是宁波人,母亲是苏州人,她是他们的独养女儿。苏州的女人说话很软,很动听。连上海人也会告诉你,苏州话最好听。而宁波人呢,特别会做生意,他们卖了一个好价钱后,还要跟你争论不休。所以你瞧,我母亲生下来就已经兼有了这两种互不相容的性格。

    我以为我母亲是那种古典型的美人,就是其他姑娘在小说中读到过,哭泣过,很希望小说写的就是她们自己的那种美人。我母亲给我念过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很漂亮但又很孤独的姑娘,有一天,她朝池塘里看,以为她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妒忌她的朋友,她不知道,那张亮闪闪的向她报以微笑的脸,就是她自己的倒影。念到故事的结尾,我母亲叹道。"真荒唐!竟有这样的姑娘,连自己的倒影在看自己都不知道!"

    无论如何,我母亲是不用到池塘去看倒影的,她有镜子,每天晚上,她都从镜子里看自己。所以,如果要我说实话,我就不得不说,我母亲是很为自己的脸蛋感到骄傲的,甚至可能还有那么一点点虚荣。

    当然,她有理由骄傲。她的皮肤闪着白玉一般的光泽,或许,颜色有点像夏天的桃子。或许,古典小说中所有用来形容女性美的词都可以用在我母亲身上:她们的嗓音像琴弦般动听,她们的皮肤像洁白的美玉,她们的举止像静静的流水。这些小说为什么总是喜欢用这种方式来形容女人,使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才是美的?

    或许,我母亲根本就不漂亮,只不过是我相信她漂亮罢了。可我转念又想,为什么我父亲要娶她?他可是个大人物。他已经有了各色各样的姨太太。那个时代,娶两房、三房、四房姨太太没别的理由,无非是利用女人的漂亮加强男人的名声地位罢了。所以我认为我母亲肯定是很漂亮的。这不光是那些坏的古典小说使我有这种想法的,还有一个原因使她非如此漂亮不可。

    我母亲不但漂亮,人也长得聪明能干,脑子转得快。我已经提起过她很有教养。她进了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当时第一所允许女子入学的学校,这是因为她的父亲,我的外公,本人也是很有教养的。他是一个有学问的官员,是负责改革对外事务,或诸如此类重要事务的一个机构的负责人。不管怎么说,那个时代很多当官的都把他们的女儿送出去接受教育。这是那个时代的思想——让子女受点教育,证明你的思想不太封建。但是外公不愿送她到法国、英国,或美国去,那时有些家庭这么做是为了证明他们是多么有钱。所有这些姑娘回来时,头发都剪短了,脸也晒黑了,那是由于在太阳底下打网球的缘故。难道送个女儿出去读书,只是为了让她变个他不喜欢的人回来?所以在1897年,上海开办第一所女子教会学校,我外公就送我母亲去了那儿。

    我听说我母亲还在那所学校里学了英语,但我从来没听她说过一个英语单词,除了"饼干"以外。新阿婶也进了同一所教会学校,她说,我母亲不是一个好学生,或许我也差不多;她说我母亲天性好斗,或许我也差不多;她说我母亲很任性,或许我也差不多。

    新阿婶说,有一次,学校做祈祷的时候,一个老修女放了一个响屁——当然不是故意的——我母亲哈哈大笑起来,说,"上帝也听到了!"

    "我不明白修女们干吗都那么喜欢她,"新阿婶跟我说,"她们告诉她,'我们为你祈祷得可厉害了,小东西。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死后就可以上天堂了。'你母亲个性是那么强,她说,'我要是死了,也不上天堂里的外国租界。'你猜那些修女怎么着?她们全都笑了——仅此而已。"

    新阿婶对我母亲妒忌得要命。她老说,"我不像你母亲那么放肆,可修女们干吗不为我祈祷得厉害些呢?"

    老阿婶没有进过这种学校,实际上她根本就没上过学。她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受的是非常传统的教育:姑娘家的眼睛决不是用来读书的,而是用来做针线的;姑娘家的耳朵决不是用来听各种意见的,而是用来听命令的;姑娘家的嘴唇应该很小,不轻易启齿,只在表示喜欢或请求同意时才开一下口。所有这些封建思想反而会使老阿婶对什么事都要议论一番。

    "她读洋书也是个毛病,"老阿婶老是说,"他们把洋人的想法塞进一个中国人的脑袋瓜里,把一切都搅乱了。吃洋人的东西也一样,肚皮反胃了,脑袋瓜也反了。那些洋人教书先生想把乾坤颠倒了,说什么孔夫子不好,耶稣好!说什么姑娘家也能当教书先生,姑娘家不一定要嫁人。他们干吗教这些?还不是叫你脑袋瓜翻个个儿!所以她才会有麻烦。"然后老阿婶又警告我,"雯雯啊,不要大听教书先生的话。瞧你娘都干了些什么。"

    要是你问我,那么我说,我母亲之所以出事不是由于她受的教育不好,而是她的命不好。她受的教育使她对事情总抱有不幸的想法——不管她怎么改变她的生活,她也无法改变她周围的世界。

    叔叔常说,要是我母亲不是一个独养女儿,这种事情兴许就不会发生。所有那种应该生在男孩子身上的任性、固执都生在了她身上。更糟的是,她父母让她待在家里,使这种性格变得越来越强烈。在她快满二十二岁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可以等着,为独生女儿招个丈夫。

    这事还没办妥,革命爆发了,清政府被推翻了,那是在1911年,我母亲正好二十一岁。再也没有清朝政府了,外公也丢了他学者一官员的位置。

    我外公是在吃午饭的时候,从一个佣人口中听到这个坏消息的。当时他口中正嚼着一块蒸蹄筋,突然我外公像野兽一样大叫起来,然后咬下了自己的半条舌头。兴许他是先咬了自己的舌头,然后再大叫的。不管怎么说,他马上朝后一仰,连椅子带人摔倒在地上。就这么一跤,我母亲的家道一落千丈,因为人人都说外公是眼看清朝末日已到,心中悲痛不已而自杀的。

    于是我母亲的母亲,我的外婆,就成了一个寡妇,不再那么富有了。她不想急着把女儿嫁出去,以便老来有女儿照顾。这就是孔夫子说的老有所养。我不明白干吗大家都说孔夫子怎么好,怎么聪明,他叫每个人瞧不起另外的人,而女人是在最下面一层!

    不管怎么说,我母亲已经二十一了,而她受的教育又是和孔夫子的思想背道而驰的。也许她想嫁人,也许根本就不想。谁知道呢?不管怎么说,她想要自己做主。叔叔老是说,"就是因为她要自己做主,才惹出麻烦来了。"

    新阿婶不同意这种说法。真正的麻烦,她说,是风流韵事,是我母亲想为爱情而嫁人的傻念头。她遇上了一个复旦大学的学生,一个记者。他比她大,大概有二十九岁了,他开始他的学业很迟了。我母亲当时已经二十六岁了。

    这学生姓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正是我外公痛恨的那种人。小婶婶说,他的底细她全知道。因为在我母亲离开后,小婶婶去找她的遗物,发现了一张报道那个姓刘的革命者的报纸。小婶婶说,肯定就是我母亲所爱的那个大学生,要不,我母亲干吗把那篇文章藏起来?

    新阿婶说,那篇报道写得很糟糕,是一篇宣扬一时冲动的英雄故事,所以兴许只讲了一点点实情,其余部分就像冷饭上加了许多开水。不管怎么说,故事就是这么写的,像一个老掉牙的革命故事,又很有点罗曼蒂克的味道。

    刘的老家是山东,在上海的北面,是个盛产一切美味的海鲜的地方。他是个渔民的儿子,所以他对生活的全部指望就是继承父业,每天干干补渔网的粗活。他没钱读书,也没法改变他的生活。事实上,这就是大家都在过的那种生活,当然除了学者、洋人和贪官污吏以外。但有一天,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到他跟前,给他看一张纸。

    "同志,你能给我念念这个吗?"那个拿纸的男人说。刘回答道:"对不起,我生来就是个傻瓜。"

    然后那人就说,"同志,要是我在十天内教会你念这张纸,和另外你想念的一切,你说怎么样?你来开个会就知道了。"这个好人告诉刘一种新方法,怎样教工人和农民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这种方法叫"十天学会一千字法"。

    在那次会上,那些马克思主义者还告诉刘,一个人只要用功,一天就能学会读写一百个字,十天就能学会读写一千个字。这样他马上就能掌握文化知识,能念一般的报纸上的新闻,能写信,做生意,把自己从悲惨的生活中解放出来。

    当他们邀请刘参加识字班时,刘回答说,"我命不好,就肯下苦功。"

    于是刘就用功学习,改变了他的命运。但是他学会读写一千个字还不停下来,还是继续用功,他的毅力就有这么强。他学了两千、四千,然后又到了一万。终于,他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进了复旦大学。他庆幸自己已经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于是发誓总有一天他要写工农大众的艰辛,要做他们的代言人,要讲述他们的故事,要告诉他们,通过革命的思想,他们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所以现在你就明白,新阿婶干吗说我母亲为了风流韵事而毁了自己的生活。我母亲怎么会不爱上这么一个男人呢?

    我觉得刘这个人肯定长得很帅。说不定他就具备我母亲赞美她自己的那种风度:大眼睛、光皮肤、小嘴巴、脸不胖也不瘦、头发乌黑油亮。他的思想肯定很现代很开放,因为他没有征得我母亲的允许,也没有通过媒人的介绍,就向她提出了求婚。我母亲当时肯定兴奋极了——一个革命的婚姻!她马上就答应了,然后就回家把这事告诉了她母亲。

    外婆冲我母亲吼道,"你怎么能干这种事!你怎么能答应那个男人!只有国家没了皇帝才会发生这种无法无天的事!"

    当时我母亲就威胁说,要是不答应她嫁给刘,她就吞金自杀。实际上,那天中午,她已经绞掉了她的半只金手镯。她举起来给她母亲看,表明她不是吓唬吓唬人的,她说话是算数的。"半只金手镯哩!"新阿婶每讲到这儿,总是要加一句,"瞧她这个人好不厉害。"

    当然结果我母亲没有吞下金手镯,要不,她早就死了。她只不过是假装要吞下去,她在嘴唇上画了一滴金水,然后就躺在了床上,非常安静。这时,外婆正跪在家族的神像前,在她死去的丈夫的灵位前祈祷。她请求宽恕,因为她引导她的女儿到这么坏的结局。就在这么祈祷的时候,外婆好像觉得听到了她丈夫的亡灵说,"去看看我的老朋友江少炎吧。"

    于是外婆就去了。她把我母亲的事都讲给江听了,她变得怎么怎么坏啦,她威胁说要自杀啦——这都是因为狂热地爱上了一个革命党!她问外公的这位老朋友,她该怎么办。

    那天下午,外婆和江少炎达成了一个协议,江同意将他亡友的这位坏女儿收为二房。

    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往事,我心里总要想,外婆干吗不反对呢?她干吗不对那个姓江的说,"二房?干吗不让她当正房?"毕竟,正房已经死了呀。

    但说不定外婆觉得她的大问题已经解决,够高兴的了。不管怎么说,她什么都答应下来了。这样,江就得到了一个漂亮女人做他的二姨太——不是当过佣人的姑娘,也不是出身下层的姑娘,而是一位出自书香门第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姑娘。

    第二天,我母亲见到了那份契约。她跑到刘那儿,问他该怎么办。也许他们接吻了,也许他们流泪了,我一向认为我母亲是非常浪漫的。

    然后刘说了,"你一定要坚持到底,只有这样才能结束这桩封建包办婚姻。"然后他给她讲了一个革命党殉情的故事。

    她是一个年轻的农村姑娘,长得非常漂亮,也是父母硬要她嫁给一个她根本不认识的老头。她对家里人说,"我想自己挑丈夫,要不我就不嫁人。"她父亲很生气,就把她锁在一间猪棚里。她每天都大喊,她决不嫁给那个老头。她就这么喊,一直喊到举行婚礼的那一天。当她从猪棚里出来的时候,她已经安静下来了,浑身是污泥,你可以想象得到。

    她母亲和舅舅们给她清洗打扮,然后把她塞进花轿里反锁起来。雇来的六个汉子抬着她走了好远的路,从她的村庄一直到那个老头住的另外一个村庄。花轿抬到时,许多人已经在准备结婚典礼了,敲锣打鼓,大摆宴席。他们笑呀,闹呀,祝福呀,然后打开花轿门迎接新娘。欢迎!欢迎!

    啊!——她已经死了,她用自己的头发做了一根绳子,系在花轿顶上,吊死了。

    "所以你瞧,"刘对我母亲说,"你也一定要坚持到底——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的爱情,更是为了你的国家。"

    我那可怜的母亲,她能想到的一切就是那姑娘用自己的头发上吊。她以为刘说,"你也一定要坚持到底"的意思就是要她也走同样的路。她回家以后,不知道她能不能坚强到与命运抗争,有没有勇气为爱情献身。两天后,她到了江家,做了江的二姨太。

    是的,这就是我说的,她嫁给了那个姓江的,他就是我的父亲,你的外公,在我出生前已经是个老头。

    更糟的是,我母亲到了江家后,才发现已经有了三姨太、四姨太,甚至五姨太。佣人告诉她,大太太是得肺病死的,二姨太是自杀的。因为江没让她接替大太太的位置,于是大家都说我母亲是来顶替那个倒运的位置——顶替那个死去的二姨太的。

    所以我母亲就这样成了第二个二姨太。尽管另外几个姨太太不想要我母亲的那个倒运的位置,她们还是妒忌她,使她由于地位较高一点而受折磨。她们经常这样取笑她,"哼,二姨太。老实说,你不过是第二个二姨太,只有她的一半权力。"

    有时我想,我母亲最后实际上是被那些姨太太们赶走的。是她们使她的生活受尽折磨,她想要一碗稍稍特别一点的面条也要看白眼,她喜欢法国皮鞋也要受到嘲笑,她看报纸也要受到另眼看待,因为她们都是没文化的。她们妒忌她的头发,她的黑亮黑亮的头发——她们说我父亲之所以要娶她,就是因为看中了她的头发。

    所以或许这就是她后来剪掉她的头发的原由。她把头发留给这些姨太太们让她们去抢。

    但我后来又想:我母亲完全有能力对付这些姨太太。毕竟所有姨太太在家里除了成天发发牢骚,为鸡毛蒜皮的事明争暗斗,还能干些什么呢?这几个姨太太我都认识,叫她们三妈、四妈、五妈。她们其实不算太坏,就拿三妈来说吧,她是典型的上海人脾气,喜欢取笑那些自吹自擂的人,对什么都要指手画脚一番,结果弄得你不知道她到底喜欢什么、讨厌什么。

    所以说不定实情是这样的:我母亲跑出去,回到姓刘的身边了。当然她会这么干的,她打一开始就喜欢他。她在电影院里碰到那个男人以后失踪的,说不定那个人就是刘。他们在商量怎么碰头,她怎么逃走,说不定她当时正在干这些事。

    也许她在思考的时候也成了一个革命党。那天她把我带进城去,就是为了让我看看上海帝国主义的罪恶,把刘教她的那些东西再教给我——哪些东西太肮脏,太甜蜜,太罕见,大悲哀了。这也就是她为什么要剪短头发的原因,她是要借此告诉我,她就像那个吊死在花轿里的姑娘,终于获得了自由。

    但是后来我又想,要是她和那个姓刘的私奔了,那么她肯定还活着,她会为了我而回来的。我是她的心肝呀!她会到我的学校去看我,我上的就是她上过的那所学校。她会偷偷地坐小船到岛上来,躲在矮树丛后面。她会突然跳出来说,"我来带你回去,去见我的新丈夫。"

    所以我又想,她肯定已经逃走了,因为她活在这个世界上实在太悲伤了。也许她发现刘也死了。她读了那张从福州路上买来的报纸,说不定她早就买了这张报纸。她读到了他被枪杀的消息,他是在教更多的农民认字的时候被枪杀的。许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被枪杀的。突如其来的悲痛使她回想起他们很久前的爱情。当我在黑乎乎的电影院里睡着的时候,她想到了这些。她为她的失去的爱情而哭泣。在我们去买娃娃鱼的时候,她被一种内疚感压倒了,她回想起她没有坚持住不吃娃娃鱼,没能坚持反对她那门没有爱情的婚事。在回家路上我在三轮车里睡着的时候,她为自己过着舒适的帝国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一切是刘所痛恨和反对的——而感到羞耻。那天晚上,当她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时候,她恨透了自己,决定马上永远地洗净自己的耻辱。

    于是,她剪下了自己的头发,明确表示她不会再回来了。她成了一个地下革命党人,她的上级命令她不要露面,她无条件地服从了——那就是她为什么不回来把我带走的原因。

    但我转念又想:我母亲可不是那种能服从别人命令的人,她只服从她自己的内心。也许她是因为一意孤行而失踪的;也许是这么回事:她冲出大门,披头散发,不知往哪儿去。

    有时我想我母亲剪掉头发可能出家当修女去了。正是她学校里的那些修女为我母亲祈祷,要她听从上帝的旨意。事情就是这样的,当了修女后,就不能随心所欲了。

    有时候我又觉得,是那个死去的二姨太在搞鬼,她很妒忌我母亲,是她的阴魂回来把我母亲勾走了。

    有时我又想,就像大家都在说的那样,她一下子病倒了,然后就在同一天夜里死了,现在她就埋在崇明岛上。

    现在我都搞不清哪个故事是真的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她离开的。这些故事全一样,都是真的,也都是假的。每个故事都是那么徘恻动人。我竭力想告诉自己,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无法挽回了,还是忘掉它吧。这就是我竭力想相信的。

    可我不能这么想。我怎么忘得掉我母亲头发的颜色呢?我怎么能不希望再见到它呢?

    当然在我心中,我知道她永远不会回来了。但我仍在思念她。我这辈子不知想了她多少次,永远都会这样。

    在我心中有个小房间,这个房间里有个小姑娘,还只有六岁。她总是在等着,一种刻骨铭心的希望,超越理性的希望,她相信,门随时都会飞开,她母亲一定会进来。小姑娘心中的痛苦顿时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现在她母亲正带着她飞举而上,翱翔在太空,欢笑,喊叫,喊叫,欢笑。"心肝,心肝!原来你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