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的命运有重大影响的三个外部因素分别是，宗教信仰、教育事业和中国。准确地说，中国算是一个外部环境，其他两个因素分别在其中发挥着作用并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
很多有关中国的著作在近几十年出版。它们涉及到了中国的各个方面，包括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的特点以及近年来中国内部的变化和新的国际地位等问题。其中有幽默诙谐的小说，优美诗歌的翻译，深奥严肃的哲学和别的文学作品，风格不一，写作者所持的态度，正像涉及的中国生活的各个方面一样，也是多种多样的。这些作者中有很多都是我认识的人，还有一些是我的朋友。我发现大部分关于中国的优秀作品，尤其是小说，作者都是女性，这是很值得玩味的。
对比起那么多的写中国的文学作品，我的回忆录可能唯一的意义就在于，它真实地记录了中国的那段动荡时期我生活的经历和感受。很早的时候，中国签订的那些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和外国人、传教士在那里享受的特权，就激起了我对这个国家的同情。我希望能够以科学、民主、自由等社会观念激发起中国人心中潜藏的民族意识。对于他们生活的苦难和愿望，我似乎一直在被牵引中就有了很深的感触。这些情感就此融入到我的生活中，成为主导我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使我对他们的态度有了很深的感情色彩。
不过这不仅仅是我对中国和她的人民因为喜爱而产生的一种情感。一直以来我就相信，除非中国能真正独立、统一、强大起来，既不惧怕别国的威胁，也不对他们有什么怨恨，太平洋地区才有可能实现和平。从更广阔的层面来讲，她将会成为平衡新的世界秩序的一个有效的力量，前提是她要始终基于对国际和平和友善的态度。而且，值得希冀的是，这种美好的前景与中国古圣贤们的教导，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相一致的。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中国人民真正实现政治上的表达和诉求，实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社会，都是要以一个民主共和的政府为保证的。并且，政府还要保证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不会受到任何外国的威胁和侵略。中国并不是一个生物学上或是种族上的统一体，它更多的是一个单一文化和文明的统一体。中国的民族自由和优秀的民族文化能否保持下来，是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以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紧密相关的。而我所要投身的，正是这样的一个事业。
一个国家的人对另一个国家产生的情感以及所能作出的影响，往往取决于他个人的社会关系。而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哲学和伦理标准就是建立在人际关系上的，所以这种情况在中国就要比在其他国家有更强烈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中国人好像都不存在抽象的道德，只会以一个人的诚实、善良、正直等作为必要的素质。可能这种说法有些过于专断，但他们确实把对个人的忠诚看成一个基本的道德。
罗素在他那本称赞中国人美好品质的著作《中国问题》中也指出，贪婪、懦弱和冷漠是中国人最大的缺点。不过这些缺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共有的，对比起来，我还是觉得相互猜忌和怀疑这些缺点更具有中国特色。而且从中国极具个人化的社会结构中，也能找到这些缺点产生缘由的痕迹。不过，从我个人与中国人的交往的经验来看，他们表现出来的美好品德要远多于那些缺点，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如此欣赏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中美之间存在着不计其数私人间的友好关系，与之相比，中苏之间即便在今天，这种关系都少得可怜，这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现象。虽然现在一些中国人迫于政府的压力，选择了暂时放弃了他们与美国人之间的友谊，但我相信，更多的人会选择忠于个人的情感，在精神上仍保持着和美国人难以割舍的联系，并且总会有一天，一个新的纽带会将他们重新连接在一起。
就像他们的住所一样，中国人的内心对外常常是关闭着的。就像在北京，过往的行人并不会注意街道两旁那些密集的私人住宅，甚至都不会在意它们是否真的存在。色彩单调的墙壁，将那些平房内部的布局牢牢封闭起来。油漆的大门紧紧关闭着，还会上着栓锁，来访的客人进门后的第一眼，也只能看到一面雕花的影壁。只有绕过影壁才能看到更多的内容。但不得不说，中国庭院的布置十分令人赏心悦目，过了影壁，宽阔的院子被精美的洞门和廊柱分割，中间布满了房舍、花园、亭台、荷塘等动人的景致。虽能如此怡然自处，但中国人在生人面前往往不苟言笑，摆着一副严肃的面孔，也就是让外国人感到难以接近的“东方人的脸谱”。他们是不会轻易让人进入那些藏于庭院深处的房间。但在消除了最初的隔阂和不信任后，他们的信赖和好感就会很自然地滋生出来，就像是他们的住所，一旦进入其中，便会惊奇地发现别有洞天，让你享受探索的惊喜和快感。前面的叙述已经提到了不少中国人，我和他们都建立了长年的珍贵友谊，如果不是囿于篇幅的限制，还会有更多的朋友是我想提及的。
读者会发现，傅泾波这个名字曾多次出现在这本书中，作为一个忠实美好的中美之间的友谊，我不介意更多次提到他。我曾讲到，在我担任燕京大学校务长的时候他对我的帮助。在我被日本监禁期间，他一直不肯离开北平，努力寻求解救我的机会，甚至是与对方进行谈判的可能性。实际他在那时也处于被监控的状态，很少有机会离开住所。在我将要被释放的时候，第一个被获许来看望我的人也是他。并且，在之后精神上充满惊喜和疲倦的几周里，他一直和我在一起。
1946年4月底，我从美国返华后，先在上海逗留了几周。燕京大学有些事情需要傅泾波帮忙处理，我发电报邀请他来上海见我。当时到上海的唯一交通就是乘飞机，除非能得到盟军政府的特许，否则是很难的。飞机经过山东共产党的控制区时，引擎出了故障，驾驶员要傅泾波扔掉手提箱，但他拒绝了，这是有原因的：箱子里装有有关中国的重要文件。飞机上只有一个降落伞，在那个生死危机的时刻，驾驶员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丢下那个倒霉的乘客自己跳伞，要么两个人一起死。就在他做思想上最后挣扎的时候，引擎奇迹般地又发动了，最后他们有惊无险地降落在了青岛。除了一些精神上的刺激外，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劫后余生的傅泾波在青岛搭上了一家商业飞机，但他因为太兴奋了，竟然将箱子落在了机场。幸好，航空公司找到了它，并在一两天后将它送到了上海。
在国民政府和共产党进行的谈判中以及在我以大使的身份和中国人打交道时，傅泾波都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因此，在回南京的时候，我邀请他同行，看情况要待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以便马歇尔将军完成使命。南京的住房很紧张，而且价格昂贵，因此我把他安顿在了我家，像家人一样一起出行。而且这样的安排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他随时和来访的中国官员进行商谈。这本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却使我第一次触及到了美国的官方程序问题。毕竟让一个中国人住进美国大使的家中是前所未有的情况。这里存在一些国家上的偏见，但并不太严重。“安全性”问题是一个更为严重的反对的理由。关于“安全”问题，官方的态度是需要学的还有很多。马歇尔将军听说这件事后，瞪大了眼睛，表示难以置信；我的那些有广泛外交经验的同事们也是对我侧目而视，无法想象我为什么会有把可能的“间谍”带入大使馆内部的举动。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也是很有必要的。但如果让傅泾波住在外面，按照上班的时间定时来大使馆，他同样有机会搜寻到情报。所有类似的事情，其信赖都只能建立在对一个人道德和忠诚的基础上。对傅泾波的为人，我是持毫无保留的信任态度的，并且他一直把我的事情看得最重要。不久之后，大使馆的同事们就认识到了傅泾波存在的作用，开始像我一样待他了。
和美国人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显然很乐意看到这个被人熟知的、长期存在的关系，能在我新任的外交事务中有所作用。他们出入我家的次数更加频繁，因为即使见不到我，还有傅泾波在，或者只先和我交谈几分钟。傅泾波经常会代我拜访一些我碍于身份不方便去见，但又不得不保持联系的人。去拜访中国官员的时候，我也会叫上他一起，他的表现也从来没有令人失望。如果没有傅的话，我想要和各阶层的中国人都保持广泛的联系显然是不可能的，在大多数场合，他毫无疑问地都能代表我本人。一些我不方便或是不适宜说的话，都能让他代我说出来，而且对方也知道这就是我的意思。因此，他成了我外交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在这件事上获益匪浅，它没有任何花费，就得到了这样一位对中国事务有着敏锐认识和与中国人有着广泛联系的人的帮助。他在一些小事上也给我很大的帮助，像是提醒我可能忽视的合适礼节，或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帮我处理了类似的事情。我数量众多的中文信件，也是他和一位专业的文书来处理的。
我们之间的友谊持续了三十多年，并达成了对彼此完全信任的关系。这也证明了，不同种族的人之间也存在着纯粹美好的友谊。对我来说，傅泾波既像是儿子、朋友、助手，也像是工作上的伙伴。如果说我在驻华大使这个职位上有什么成就的话，那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咎于他的帮助，尤其是在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了解上，他的功劳要远超出我的估计。
我四年前的那场重病是对我们的友谊的一次严峻的考验。那段时间，对我的病情，傅表现出了最大的真诚和同情。医生叮嘱说，除了直系亲属可以和我在一起待最多半个小时外，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超过十分钟。但很快，那些平时显得无情刻板的医生们就发现，这个经常来陪我的人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和傅泾波在一起几个小时，我都不会感到疲倦。那次我在医院待了五个多月，傅几乎天天来看望我。出院后，我和傅泾波、他的夫人还有他们的两个孩子就住到了一起。那大约三年共同的家庭生活，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十分美好。在我身体缓慢恢复的很长时间里，他们一家都用和傅泾波一样的感情在照顾我。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因素，但他们是如此自觉地一直在给予他支持。更重要的是，我所有的中国朋友都对傅的行为表示了赞赏，并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完美的安排。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家庭关系和朋友关系的处理上，中国人比美国人和西方人更加注重对它的忠诚和责任。我的病情不只在折磨着自己，对傅一家来说也是个长久的、累人的事情，他们能坚持下来，除了对我的病情有巨大的同情外，还需要有无比强大的耐心。总而言之，我最后之所以能够像医生所说的那样，奇迹般地实现康复，与中国人这种照顾人时所表现出来的感情是脱不了干系的。
我一生中有两次长期与世隔绝的日子，第一次是被日本监禁了三年半时间，第二次是近些年来我身上的疾病。这让我开始理解如今世界上的人们在经受怎样的灾难。我怀着巨大的同情想象世界上那些遭受灾难的人，他们的艰辛都是我不曾经历的：贫困的境况、无望的前景、丧失亲人的悲痛、无处可医的疾病以及被囚禁的孤独等等。很多人遭受着精神上的折磨，肩负着责任却无计可施，或者在面临着战争的恐惧。除了上述的那部分经历着暂时的苦痛和危险的人之外，我们人类中还有很多人在遭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长期折磨。我的一生可以说是非常幸运和快乐的。在我境况还很好的时候，虽然也能理解人类遭受的痛苦，但那更多的可能是出于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心理，或者说是抱着一种超然的旁观者的姿态。而现在我有了一种内心上的自省，开始切实感受到那些人的体验。这说明不只是在个人的关系中，在整个人类的社会关系中，痛苦都对道德的进步起了很大作用。基督教的教义中说，要同情那些苦难中的人，要上帝宽恕自己的罪孽，就是不顾一切地代人受难，帮助他们获得救赎。现在，我对这些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虽然我生性乐观开朗，并且一直很幸运，但当人类的命运在面对残酷的现实的时候，我总能想到其中悲剧的色彩。
在这本回忆录中，我已经多次提到了对个人自由的强烈信仰，但在这里，我还要重复一次。个人的自由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我们毕生所追求的东西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它也是实现民主最重要的因素，即使是最好的家长式的政府或是独裁政府的管理，都比不上让人民自己行使管理权，因为这关系到他们切身的利益，他们会在一次次失败中懂得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学会正确、合理的管理方式。另外，最重要的是还能学会如何管理好自己。我们谈到，人们在寻求上帝的过程中，会承担着信仰上的危险，但不要忘了，上帝在允许我们自由地选择道德上的信仰时，也是承担着风险的。因此，我们跟随上帝的脚步，就要坚信自由是必不可少的，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自由得到进步。在宗教传统中，争取个人的自由是人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