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突然间被惊醒的。共产党的军队在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渡过了长江，4月24日上午进城的时候，最后一班接送国民党官员的飞机刚好离开。第二天早上六点半，几个武装的士兵冲进了我的卧室，我被开门声所惊醒。我大声质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就又退了下去，其中还有一两个人嘴里不停地嘟囔着什么。我从床上起身，想去查看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时，那些士兵又重新进来，大约有十到十二个人，他们中的代表跟我讲说，他们并没有恶意，只是出于好奇在四处闲逛，并询问我是否能听懂中文。我回答说，是的。他就又开始重复他的保证，或者称得上是安慰，但见我好像并没有任何欢迎的热情，就要带人离开了。
这时，我的年轻随员爱德·安德力戈听到声音也起来了，以为我遇到了危险，就匆忙跑过来要保护我。结果他被粗暴地推回了自己的房间。仆人吓坏了，战战兢兢地把这帮人领了出去。
这件事很容易理解。那些士兵原本都是普通农民家的孩子。他们很轻松地打了胜仗，夺取了首都，然后出来四处逛逛。不过在经过我大门前时，守门房的人被这群不速之客的威胁吓坏了，完全忘了要对主人进行通报，就放他们进来了。在厨房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这些来自乡村的人对于外交豁免权毫不知情，其中一个人对我的仆人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他们很快就会全部拿回来。
这件事情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但国务院却十分谨慎，令我在北京和南京的同事提出抗议。要提到的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跟北京没有任何外交上的往来，也根本联系不上共产党的高层。不过通过一些间接的途径，我得知两地的权威人士感觉这件事有失体面，十分生气。从双方的宣传丝毫没有提到此事也能看出这点，因为按照以往他们行事的规律，他们肯定不会放过这个大肆谴责对方的机会。美国显然对这件事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因为我经常在收音机里听到谈起它。后来我听说查到了那几个肇事者，关了他们一段时间的禁闭并进行了教育。类似的侵扰性事件，也同样发生在英国和法国的大使馆。
在政权交接的前一天，我收到了国务院的指令，要回到华盛顿去。本来，这属于正常的程序，南京已经没有被承认的政府了，而我的同事路易斯·克拉克正在广州以代办的身份代表着我们的大使馆，但是，整个外交使团，特别是北大西洋国家的，在之前都已经向政府提出不会去广州，并允许我们在共产党占领南京后留在这里一段时间。国务院最终同意了我继续留下来，待到在共产党控制区的我们的领事馆和侨民得到公正的待遇后，再考虑回国。
接到这个指令后，我立刻召集了北大西洋公约国家的代表开会。同往常一样，会议是在外交使团首席法国大使的家中召开的。那是在我的住所被侵犯的那天下午，消息已经传开了，大家都感到非常惊奇，但心中也有隐隐的担忧。没有人知道共产党对于非苏维埃国家的态度会傲慢到何种程度，也没人知道下级士兵们的无知会让他们作出什么蠢事。这样的事已经发生了好几起了。这次会议进行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没有机会再离开了。国民政府的官员很早就劝我们撤离到广州，尤其是劝我。他们的以及我的同事们的态度，让我看到了美国在世界上的新的地位。但现在已经太晚了，我们被困在了南京，如果要走的话，至少要等到上海“解放”，恢复了和那里的联系后才有可能。
我们这次会议的整个过程没有受到任何的打扰。不过之后，我们的出行却多少开始受到限制。共产党声称是为了我们的安全所采取的预防措施。我受到了特别的“关照”，因此我也完全放弃了离开住所的举动。国务院询问我的行动是否自由，不过我并不想在这时引起额外的冲突。这让我想到了被日本人隔离时的生活。大使馆的一个职员经常向我汇报广播中的消息和其他的情况。大约一个礼拜后，对我们的限制就取消了。但是我的日常活动却突然中断了，没有拜访、会面，也没有任何的社交活动。所有的信件也基本上中断了，只是偶尔收到从北平寄来的信件。幸运的是，我们被允许继续使用大使馆的无线电，可以继续收听广播。
长期以来存在于我内心的矛盾现在开始变得尖锐起来——我个人对两个党派的感情。我在国民党中有很多多年的好友，并且他们当中不少都是我由衷敬佩的。他们正直、有公德心、有能力、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自从国民党执政以来，政府对官员的贪污腐败、毫无作为、搞裙带关系和派系斗争从来都不过问，导致它几乎拥有了那个被推翻的腐朽政府的一切恶习。日本投降后，为了利用军事上的优势和秘密，在警察消灭共产党的时候，这些恶习更加肆无忌惮地显现出来。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和支持正在逐步丧失。共产党向长江进军的时候，那些宏伟的防御计划在政治争论、叛逃和混乱的撤退中成为泡影。但是一直以来，这个政府都受到美国多方面的援助，并且他们为大部分人的安全真诚制定出来的目标和政策，也一直是我们所信赖的。
相比起来，共产党内部毫无任何的贪污腐败，从军官到士兵都生活朴素，严格遵守军纪。从他们进入南京之后的举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点：他们毫不侵犯百姓的正常生活，虽然随处借东西，但都会原物奉还，或是给予等价的赔偿。他们在广播中非常骄傲地宣称，在向南方进军的过程中，如何早就分批次地将物资和救护人员送到了前方，运输工作和军队的宿营等又是如何的顺利。简而言之，他们非常完美地安排好了自己后勤方面的事务。他们有着高昂的士气，我每天都会听到他们在大使馆周围的训练和讲话。从表面来看，共产党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培养出了千百万个他们所需要的人，而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和其他文明要花费很长时间才有可能培养出几个这样的人，拥有这样的素质，包括优秀的组织能力、严格的自我约束能力、将公共事业放在个人和家庭之上、无私服务于人民、充沛的热情和对理想的忠诚。和国民党那些恶习相比，这些成就是如此光彩照人。
最让我同情的是那些大量加入国民党的男女青年们，他们怀揣着爱国热情，但却苦于无处表达，没有地方施展自己的才华、抱负，曾对国民党寄予了厚望，与那些有公德心的公民一样，他们试图通过改革，完成自己的愿望。与他们类似的，还有一些小党派或是无党派的人，都遭到了希望毁灭的打击，遭受着物质和经济上双重的苦难，在家庭和正常的社会生活被破坏的情况下，可怜地寻找新的庇护所。不仅这些人在遭到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折磨，中国也因此失去了一大笔财富，那就是这些本来可以在它的建设性工作中服务的人。
我的精神也在遭受着同样的苦痛。之前我对美国政策的最大的担心，已经成了现实。就像马歇尔将军离华之前我们在那次谈话中讲到的，美国或者给予国民党足够的支援、必要的劝告和控制，帮助它打败共产党，或者从中国事务中完全撤出，都要好过那种犹犹豫豫、似是而非的间断性的援助。长期以来，我目睹了这种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美国成为被强烈谴责的目标，我本人也成为众矢之的。这些批评随着共产党在战争上的胜利，也变得愈加激烈。
1948年春国会通过的对中国政府不规定用途的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的援助，是被骂得最凶的。这笔款项，中国政府全部用在了陆海空军设备的补给上，但可能是美国官员故意的，也可能是订单没有被制造商放在急需的位置上，反正这些物资过了很久才运送过来。这使我们成为中国所有阶层指责的对象。国民党是因为我们故意“拖延和少给”，先是委员长，之后是李宗仁都多次催促我们加快速度，增加数量；共产党对我们这种行为十分恼火。实际上他们却从中获益很大，战争的胜利和不断投降的士兵都给他们带去了大量的物资和武器。因此，他们的谩骂带有强烈的挖苦和奚落之意。另外，国民党在对共产党占领城镇进行轰炸的时候，由于投弹的不准确，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共产党立刻抓住把柄，宣扬说，这是美国训练的飞行员、美国制造的飞机和炸弹造成的。
同样引起质疑的是经济合作署两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的拨款。在这笔款项的使用方面，是要对罗杰·莱珀曼表示赞扬的。他和他的同事们表现出来的热情、高效和崇高的精神，都很好地体现了美国优良的传统，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些人道上的救助。但是，对美国国家利益来看，这些价值就不是那么重要了，甚至更为显著的是，它在政治上助长了对于美国的敌意。中国的百姓们遭受的苦难是如此深重，而相较起来，这些救济是如此微不足道。
受到最少谴责的是乡村的重建项目，这也同样是我所热衷的。但是这个项目从提出设想到真正的实施，由于种种的原因一直拖延了两年的时间，而且随着共产党向南方和西部的推进，刚取得一些成果的地区又很快被他们所控制。显然，这不是美国国会想看到的。与共产党所具备的进行大规模组织的经验和能力相比，这个项目显得微小和不值一提。然而，这个项目是由三个中国人和两个美国人组成的委员会来负责的，他们的勤奋和努力又是无人能及的。从这件事也许能得出一个无奈的教训，那就是将慈善和政治搅在一起是会毫无建树的。
我自己也在这时遭遇了尴尬的情境。一直以来，我都被看作是美国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友善代表，现在却被批评是“美帝国主义政府的官方代表，帮助腐败、堕落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各行业的燕京大学毕业生们也对我没有继续担任校长而感到非常失望。这是不无道理的。但作为一个外交人员，我学到的第一个教训，也是最深刻的教训，就是言多必失。我希望的就是，最终人们会了解到，我还是跟以前一样没有变化。
共产党占领南京后，立刻任命了黄华主持对外事务。黄华是燕京大学毕业生，曾用名王汝梅，在加入共产党后才改成了现在的名字，这在当时是很常见的。他曾在马歇尔将军领导的使团设立的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过。在那时，我们曾见过面，尽管他对我依旧友好，但已经完全被共产主义所同化。从他新的地位，共产党对美国的强烈仇视以及他们一再宣扬的只会将国外的外交官员当作普通人看待等情况来看，我不知道再见面时，他会以怎样的态度对待我。
上任几天后，他就打电话约见了傅泾波，两个人友善地谈了一个小时。分别的时候，泾波建议他去拜访燕京的老校长。黄华说会以这个名义进行联系，但还要先听听其他人的意见，然后再给泾波答复。几天后，他来拜访我，像往常那样友好地聊了两个小时。共产党已经不承认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帝国主义”国家，因此我也只能作为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听从当地政权所作的安排。我们很快就聊到了“不被承认”的问题，这也给了我理由解释说，外国也只能像共产党那样，继续承认国民政府的存在；在新政府宣布成立，得到中国人的广泛支持，或至少是接受，并证明它有意愿也有能力按照国际标准与其他国家建交，那么，必然就会讨论“承认”的问题。但在这之前，我们这些外来者并不能做什么。也就是说，是他们要接受考验，而不是别的国家。他的这次拜访无疑是得到了北平同意的，而且也一定会把谈话的内容做汇报。
这件事情表明，如果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都宣称自己是民主的解放力量，谴责对方是敌对、好斗的，想要冲破分隔他们之间的障碍，那双方应该明白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接触。这是很有意思的。即便这些人的想法都已经深深打上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烙印，他们的心理状态和认识也是我们这些有着完全相反生活方式的人不能忽视的考虑因素。黄华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仍旧保持着一般普通人的思想情感。
共产党在南京站稳脚跟后，很快开始向上海进军。他们当然明白那个汇集了欧洲和亚洲人的城市是多么骄傲，在经济、管理上面也融合着多么复杂的国际问题，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更愿意绕开它，等待将来的和平交接。但南京失守后，委员长就把防线设在了上海，并制定了临时的防御措施。物资的准备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在执行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严重的浪费，这对上海人民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保密局的特务追踪那些被怀疑有左倾思想的人，那些有意愿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知名人士，有些被胁迫去了香港，有些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去了那里。所有人都被要求按照各自的经济能力为防御工事做出“贡献”，最后演变为对个人赤裸裸的勒索。所有的车辆和船只都被征为军用。这种“焦土”政策曾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也得到了公众们的支持，然而现在却只能引发人们更为严重的愤怒。为了这次防御工事，很多房屋被拆除，大量树木被砍伐，街道上设起了路障。他们还强迫民众张贴标语、组织游行，妄图重拾已经失去的民心。抱着相同的目的，给士兵们发银元、电影票，向他们做出美好的承诺，并给予一些生活上的特殊待遇。与此同时，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也在积极地活动着。虽然委员长对他的军队有着严格的控制，使得这次防御相比过去多了很多兵种上的协同配合，也激发了他们更为强烈的作战意愿，但几个星期后，共产党还是占领了上海。
对我们这些被困在南京的外交人员，新的当局选择了无视，并以防范为借口把我们限制在城墙之内。甚至大部分人都被取消了和本国政府进行密码联系的权利，整个气氛变得让人焦虑不安。我们和英国、法国一样，都拥有自己的无线电设备，但出于军事上的原因，使用商业的线路收发密码信息是不被允许的，这是可以理解的。这只是当时众多不寻常的事情中的一件。当局不放过任何一个对我们发出提醒的机会，对他们来说，我们只是各自国家的普通公民。但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得到特许，可以像往常一样行使职责。当一些小国的大使来向我打听消息，或是咨询问题的时候（我很高兴他们这样做），我才知道是如此的闭塞，完全不知道外界的任何消息，对中国内部的事务更是毫不知情。给人同样感觉的还有他们一些人的社交和娱乐活动，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大使。这真是个绝大的讽刺。我虽然不是很忙，但也没有到无事可做的地步。单是每天要阅读和处理的文件就要耗去一部分时间。美国大使馆是个友好的大家庭，常常会有外事上的交往，还有一部分传教士和中国人，我们从不缺乏社交生活的乐趣。使馆内部也总有像朗费罗所说的那种“书籍式的静谧”氛围。但是，我在这里代表的还是美国政府，这与长时间生活在中国的感情相交织，使我即使在这段隔离的时间内，仍旧不可避免地对外界的局势有所了解。
我对被共产党控制的上海，尤其是那里的美国公民的意见有很大的兴趣。但在最初的那段时间，铁路和其他的交通都基本停滞了。考虑到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我询问了黄华一些去上海要做的准备工作。他再次提醒说，我现在只是个普通的美国公民，不过我可以得到“特殊的对待”。在确定了我的普通公民身份后，他为大使馆的警卫、傅泾波和我本人，还有一个大使馆官员和他自己的三名特别助理做了全部的安排。到上海后，他的代表负责接待我们的工作，走到哪里都会有两辆车的便衣警卫跟着。他们解释说，因为城里可能还存在很多国民党的特务，这样安排是为了避免他们会在我身上做出什么令新当局为难的事情。这使我只能每天待在总领事的住所，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自由行动，主动拜访别人或是接受任何的邀请，而是等待别人登门拜访。即便这样，我仍显得引人注目，而且那些来访的人，尤其是中国人，极有可能受到特工人员的监视。这段时间我对共产党统治下的上海有了这样的印象：他们强有力的控制简单有效，也不存在贪污腐败的现象，但他们以贫苦的普通百姓的名义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宣传，则可能激起劳工们的骚动。国家的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起，与这个大都会中五百万人亟需解决的生计和安全问题相碰撞，使上海有可能上演一场巨大的社会实验。
外交界的同事急切地想知道我的遭遇，因为他们中有几位也打算这么做。我因此决定向共产党争取国际上公认的外交豁免权，像行李免受检查等等。但是他们回应说，我们只是普通的外国公民，并不能享有这样的权利。无疑，摆在我们面前的将会是相互对立原则的一次考验。所幸这件事并没有发生。不过我特殊护照上的身份是“前美国大使”，这使我和看到护照的人都感到好笑。可一个欧洲的同僚在得到类似的护照时表现得非常生气。
发生在上海的一件事表明了，在处理中国事务和处境改变时，美国和英国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有两家英文报纸在共产党“解放”上海后幸运保留了下来，分别是英国的《字林西报》和美国的《上海晚邮报》，并有在新政权下继续办下去的打算。《字林西报》记录了英国初期从广东和香港向他们认为是北方的一座城市迁移的历史。我和弟弟还是小孩子住在杭州的时候，父亲就订阅了这份报纸。当时它有个响亮的副标题，叫做“最高法庭和领事公报”，这个名字对于幼小的我来说是如此宏大，以至于对这份大英帝国的报纸所报道的事迹都抱有极大的尊崇。长期以来，它的办事处都占据了外滩对面的一排英国官方或半官方企业大楼中的一幢。由于编辑风格带有典型的英国式的严谨，近年来它被戏称为“守旧的外滩老女人”。
这次去上海时，这家报纸大意地刊登了一则谣言，说通往上海的航道很危险，长江口被国民党的海军布满了水雷。这立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航线全面瘫痪，这个很大程度上依靠水运生活的城市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中。新的当局虽在处理军事和意识形态问题上很有经验，但这种情况却是第一次遇到，显得手足无措，一周的时间都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最后，在英国的帮助下，他们临时改装了两艘扫雷船对航道进行了清理，才稳住了民心。这件事不是故意作弄，就是道听途说造成的。所有报纸都把矛头指向了《字林西报》，对它进行了强烈的指责和谩骂。对待这种侮辱和谩骂，这家为英国半殖民地创办了几十年，没有遭受过指责的报纸会做何反应呢？它在头版刊登了一封致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英文信，并附上了中文翻译，表达了对这次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真诚歉意。在英国褪去了“日不落”的光环，国际地位逐渐消减的时候，考虑到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让报纸停办，以及英国在上海的大量投资，它不得不顺应这种角色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态度。在情况不明朗的环境下，这样的做法至少能保证暂时的安全。
同样在这段时间，美国报纸的主编兰德尔·高德接到营业经理的电话，说他被雇员锁在了报社，他们要求增加工资。经过胜利者对这种反抗形式的极端宣传，这样的事情对于中国和国外的雇主来说已经不新鲜了。虽然知道可能会遭遇同样的待遇，但本着对同事和工作的负责态度，高德还是立刻去了办公室。双方的争论继续了下去，直到工会的代表到来后才提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决方案。奇怪的是，当美方提出把这件事提交给市政局解决时，所有中国人却都表示反对。双方最终在午夜的时候才达成了协议。但负责排字的雇员发现主编写了一篇对这件事的如实报道时，罢工又开始了。高德觉得这已经侵犯到了编辑的权利，这是他宁愿关掉报社也不愿意接受的。可对那些职位很低的中国雇员看来，这是让他们在公众面前丢脸的事。这样一家强调言论自由、毫无顾忌的报社，新当局是否会真正让它继续存在下去？但正像《字林西报》所作出的决定代表了讲求实际的英国式的做法，高德的决定亦是典型的美国人的作风。
长江口被布满了水雷的谣言对上海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人宣布关闭所有共产党控制的港口。他们聪明地避开了“封锁”这个词。这是不合法的，但出于绝望的情绪，他们选择无视英国和美国提出的抗议。这个指令还是起到了效果，有效地控制了这个城市的经济命脉。
凡是在上海涉及到美国人、英国人以及其他外国人的事情，都会变得十分复杂。通常它们都是由工人们的骚动引起的，也有少数情况是因为我们违反了新的规章制度。原本在外国的租借区，英语几乎是必不可少的，但现在却被强制只能使用汉语，这对外国人来说是很困难的。可令人感到恐慌的是，一旦违反规定就会遭到粗暴对待，会被用随便什么侮辱性的言辞来羞辱；接下来，还要签字发表声明道歉，并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出来。那些报纸会极尽歪曲之能事进行报道。所有的这些都可以拿到社会学上，当作个案来进行研究。一直以来，英国人出于它自命清高的传统，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都存有一种种族上的优越感。随着这个港口城市和中华民族的崛起，人们对这种种族优越感滋生出的厌恶情绪越来越强烈。日本的侵略以及它投降后将市政权力交还给中国使这种情绪得到缓和，但依然存在，并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加深。国民党在这最后一段时期因为希望得到美国的援助，允诺给在华的美国人很多的特权，而很多美国人亦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但这带给中国人民的，却是对于种族歧视仇恨的一个更合理的理由。
除此之外，共产党的宣传更激发了这种情绪，以美国为代表的外国都被说成了贪婪的帝国主义者。那些对中国怀有美好情感的外国人，虽然知道这潜在的危险，但还是没有服从被撤离的安排，留在了上海。这最终使他们成为长久以来的积怨、仇恨无辜的受害者。共产党也一直在利用这些旧的仇恨激发人们新的民族主义精神。
6月底的时候，我开始为撤离做准备。当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要将我们在沈阳的领事人员撤回来。我在等待一位国民党的领导人从北平回来。他一直积极主张以开明的国际态度与共产党进行合作，去北平就是受到了毛泽东及其同事的邀请。从他那里应该能得到关于共产党意图的可靠消息。我把最后离开的日期定在了7月18日，以保证他有充足的时间，在那个随时会出现变动的旅程中返回。等待我撤离的飞机已经修好了，并经过了飞行测试，结果令人满意。共产党是愿意为我的离开提供一些条件的，不然也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了。但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使我感觉到不祥的征兆。在警察局印制的离境申请表的最后一栏是“担保商铺”，是为了防止尚有债务没有还清、或是在法律程序上有问题的人离开。这虽然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却可以看出共产党的态度，那就是允许我们离开并不是出于任何的妥协。他们将所有的外交人员都看作是各自国家的普通公民，要求每个人都需要填写，而完全没有考虑（或许是因为不知道）外交人员离开一个国家是享有豁免权的。但这样一个条例推出后，就很难再收回了，因为这不只关系到面子问题，更重要的是等于承认了自己制度的随意性，可以随时更改规定。而这个制度之所以能够维持其士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其教条狂热的崇拜，相信它是绝对正确的。
但对这个问题，国务院的态度很严肃，认为是毫无原则、信誉，并没有任何先例的。黄华和章汉夫一直在与北平的上司讨论这件事，并设法对当地的同僚施加影响。同时，黄华还要避免的是，让人认为因为我是他以前的大学校长，而损害党的利益。他取得了一些意义重大的让步。他们最终允许我不去填写那个令人反感的“保证书”，行李也不用接受检查。这样，我就可以顺利带走近三个公文箱的官方绝密文件，以及大使馆所有人员的私人信件。黄华还一直觉得原本允许我乘坐大使馆的飞机离开已经是很大的优待了。那架飞机在共产党接管时就在这里，在海岸线解除封锁前，这是我离开的唯一途径。
机组包括我的空军武官约翰·丹尼上校和他的助手一共有四个人。其他乘客有驻上海的总领事约翰·卡波特先生，使馆的职员亨利·森德里先生，威廉·欧立夫先生和他的夫人，还有傅泾波先生。我们离开的借口都是遵照遗嘱需要回国进行医疗咨询。欧立夫先生曾遭到上海警察的暴行，在心理上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因此奉命回国。我们曾经尝试让两家中国私人银行或是一家其他的公司做担保，但他们不敢冒这个险。我将情况报告给了共产党方面，他们回答说找美国公司也可以。让自己的公民来为他们的外交人员们作担保？这简直太难以想象了。国务院曾给我指令，任何美国人都不能找担保，即使是大使馆的人也不行。所以，我们在烦躁焦虑的情绪下，熬过了南京酷热的夏天。在外交界的同行和其他朋友都以为我应该已经回国的时候，却总是经常在教会和其他一些聚会上遇到我，这实在是令人尴尬。
鉴于国会的压力，国务院决定发表一份反映近年来对华政策的“白皮书”，来应对国会内外的批评。“白皮书”中肯定会对国共双方都提出严厉的批评、指责，因为国务院要我在它发表之前能安全回国。事情变得更为难办了。原本，为给我离开留下足够多的时间，国务院将发布的日期定在了7月23日。后来因为印刷上的问题，又将时间延后到8月2日。但情况的发展出乎意料，华盛顿和我之间，以及黄华和北平方面意见的沟通进行得极为缓慢，即使是有了这意外的拖延，我仍不能避免要遭受国务院发表“白皮书”所带来的后果。我担心，它会把共产党激怒，而我们之间为了我离开而维持的微妙平衡也将被打破。
在这个焦急的等待过程中，我通过对共产党政策上的变化向国务院提出建议，尽早安排美国人撤离共产党的控制区，尤其是上海。留下来的外国传教士们，希望以前指引他们走上这条道路的基督会再次显现灵性，即便不会，他们自身留在这里，也是对这段动荡的历史最好的见证。但对商人来说，前景是十分黯淡的，任何美好的理想主义都不能排解他们的忧虑。美国和英国的情况有所不同。英国人将所有的投资都放在了上海和其他港口城市，一撤走就会破产。对他们来说，保住这份利润丰厚的海外贸易将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则比较幸运，美国的对华贸易在它全部的进出口中只占到了百分之二、三的份额。即便是因为撤离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最严重的美国人，也可以很轻松地在其他地方建立商业贸易，重新振作起来。
之所以会有这些顾虑，是因为共产党已经明确声明，外国无权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对国民党的援助引发的他们在政治上的怨恨。似乎黄华的解释也有些道理，他说，任何一个中国人，不管是农民还是商人、学生都会赞同他的同志们所做出的决定，不希望外国干涉他们的内政。但事情的另外一面是，他们的领袖明白，中国在过去长期依赖于我们提供的物质上的资助，现在迫切需要的就是经济的恢复，而苏联或是任何其他国家在这方面都是无法给予足够帮助的。尽管这是如此迫切，但想要他们背离自己正统的教条也是不可能的。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最终共产党同意由大使馆为我们一行的其他人提供担保。这是他们在不得已之下作出的决定。国务院要求我在接受这项决定前，抗议他们的做法是毫无道理的，这违反了一直以来被普遍接受的国际外交礼仪。但他们拒不承认我们官方的身份，坚持拒绝我们一再提交的抗议书，这样下去无疑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国民都是不利的。这时又是黄华使情况有所缓解，像个学生一样听取了一个他以前校长的意见，如果这些话仅仅是出自一个美国大使，他是肯定不会听的。谈到这个愚蠢的态度，我的一个加拿大同行很喜欢讲这样一个故事：在我到了上海后不久，他也来了。他的警卫就一项规定提出了抗议，理由是美国大使没有被要求这样做。而对方的回答却是，美国大使从来没有来过。当他们提出我的名字时，那位工作人员平静地回答，最近确实见过一个著名的教育家是叫那个名字。
我们最终起航的日期定在了8月1日，虽然比预计的时间晚了两个星期，但还是赶在了“白皮书”发表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