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将军花了一年的时间，努力想帮助中国建立起联合政府，实现这个饱经灾难的国家和平民主和经济上的复苏。他做事时的谦逊、耐心和机敏，表现出了美国对于中国的关心和诚意。即便是在正式会议中断后的最后两个月里，我们仍旧没有放弃，努力寻求生机，坚持和政府、和共产党的代表团私下会面。可不得不说的是，马歇尔将军清楚地意识到已经没有了回转的余地，他的任务失败了，并准备过完年后就回国。
1947年1月6日，杜鲁门总统令马歇尔将军回国，接替贝尔纳斯担任国务卿。那天下午，我们去拜访了蒋委员长，把马歇尔将军一天后回国的消息告诉了他，但隐瞒了那个新的任命。委员长坦言了对于雅尔塔协议的看法，对在中国代表不在场的情况下就涉及中国事务表示了不满，并说他个人可以原谅这件事，但中国人民对此却很愤慨。他希望可以把这件事转告杜鲁门总统。接着，他询问马歇尔将军是否愿意回来做他的最高顾问。这次谈话主要是蒋夫人在做口头翻译。最后，我们商定好在第二天下午再单独见面，然后举办一个告别的宴会。
第二天见面后的谈话气氛很紧张。委员长再次向马歇尔将军发出邀请，希望他能留在中国担任最高顾问，并真诚地保证，马歇尔将军会拥有他自己的所有权力，并得到他最大限度的帮助。他让马歇尔将军考虑一个问题，还有什么比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美国所希望的国家更有价值的事，这不仅是对中国，对美国也有同样的好处。他的想法是，到时候马歇尔将军不仅拥有一个他自己的技术顾问团，还有一个美国的民政顾问团。马歇尔将军被他的诚意感动了，但又不方便多说什么，只好对委员长的信任表示了感谢，并表示会认真考虑。
但当晚，在我们开车离开的路上，马歇尔将军让我找机会跟委员长讲明他不能接受邀请的原因。第二天早上，我赶到机场为马歇尔将军和他的夫人送行，在场的还有委员长和其夫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一些人。马歇尔将军离开后，我在机场徘徊了很久，内心被一种孤寂感所充斥，但想到在华盛顿的他与我仍保有同样的关系，这份孤寂感就被冲淡了很多。
最后那天的早上，尽管事情很多，但马歇尔将军还是抽时间询问我，在和谈已经失败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应该对中国采取什么政策。我回答说有三个可以选择的办法：第一，支持国民政府，尤其是在军事顾问上的援助，帮助他们进行军事上的改革，然后视改革的效果考虑进一步的援助；第二，采取中立的态度，先观望，然后看形势见机行事；第三，放弃在中国的所有努力，不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我个人选择第一项，如果非要在二和三中选的话，我宁可选第三项。
他想了想，表示在原则上同意我的看法，也理解我主张“一个积极的策略”的目的。
由于问题的严重性，我需要把上面的三个办法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毋庸置疑，一个国家的政策必须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基础的。长期以来，我们美国人就觉得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民主、统一、强大的国家，并且为我们的民众所接受、与美国交好、在太平洋地区有影响力，这对美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美国被迫和日本开战的主要原因也是这个。在那次战争中，我们向中国进行了大量的金钱和物质上的资助。所有这些，还有我们在整场战争中所牺牲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中国的关注是可以记一笔账的。再附加相对很小的投入，来实现我们最初的目的，这似乎是个“好生意”。
战争期间，我们作为盟国，参加了在中国领土上的多次战斗，并通过很多方式陷入了中国的内部事务中来，这些方式包括像赫尔利大使的努力、马歇尔将军主持国共两党和谈等等。我们已经很难就此抽身离去，而毫不理会内战的事情。
还有雅尔塔协议的问题，在没有经过中国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就把她的利益出卖给了苏联，允许苏联对中国东北的铁路有三十年的共同管理权，并在大连、旅顺拥有一些特权。
不管我们的理由是有多么合理，我们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上出卖中国的利益在道义上都是说不通的，我们有责任对此做出弥补。1946年3月，马歇尔将军刚被调回华盛顿没多久，中国共产党就控制了除沈阳及其周围地区外的整个东北地区。东北地区是很富有的，它的农业和工业都对中国有着巨大的价值，更不用说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了。我当时想，如果中国成为苏联的又一个卫星国，我们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我真诚希望立刻给国民党提供军事上的支持，尤其是技术上的指导，先帮助国民夺回并控制长江以北的一些地区，然后在当地进行民政管理上的改革，保证人们政治和经济上的安全。在我想象中，这些地区应该包括南京到天津、沈阳到北平、济南到青岛的铁路沿线区域，条件允许的话，最好还要包括长江以北从东到西的陇海铁路沿线。这样做，与其说是跟共产党战斗，不如说是遏制他们更为准确，这也使两方的普通百姓免于战争铁蹄的践踏和伤害。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冲突只会发生在一条防卫线上。同时，把斗争的主要方面转移到为民众谋取福利上来，更好的制度将会获得胜利。这样的话，奉行现实主义的共产党一定会希望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我对马歇尔将军说，他的使命终将会完成。但现在回想当时那个使命毫无疑问是不可能成功的。可在那时，我确实抱有这样的希望，并觉得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高。
而如果我们不能向上面说的那样，坚定地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那我们就应该停止除了一般外交外所有在中国的政治活动。不能制止共产党的军事行动，或是将他们逼到只能战略防御的地步，即便提供给国民政府人道上的支援，帮他们恢复经济，稳定住货币，都是徒劳无用的。国民政府的战争预算占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但它实际的财政收入只有他们估算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整个交通行业和从事生产的企业基本处于瘫痪的状态。对我们来说，武力的干涉并不是解决冲突最有利的方式，这只会使战争无休止地进行下去，而最好的应该是尽快解决武装冲突，履行我们的责任。整个国家都在期待着真正的和平。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没有组织的、拥有庞大数量的老百姓面前，都只是极为微小的存在，他们希望的不是政府的压迫或是战争，而是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下，好好过日子。我们在中国所做的，继续留军事顾问团在那里，让他们以为仍旧能够得到经济上的援助，但其实又得到的很少，所有的这些，都使得我们在这个国家出现了很多问题。国民政府的领袖说我们背弃了他们；共产党认为我们偏袒另一方；而有文化、有见地、为普通百姓出头的知识分子又指责我们是帝国主义对他国内政的强行干涉。
这里，需要对支持进行军事指导的建议进行一些说明。20世纪初，中国一直在抵抗着外国的侵略，直到日本的入侵，在这个过程中，她在思想、文化、政治结构以及社会体制等各方面都经历着不断的变动和改革。一个古老的文明在经受新生力量洗礼的时候，她的军事科学不可避免地会遗留下旧时代落后、陈旧的特征，阻碍她接受现代化的军事技术。而即使掌握了这些技术，中国的领袖们也难以摆脱旧日的个人关系和政治紧密联系的这些习惯的影响，不能坚持不带感性色彩，而只注重战斗效率。而在这段历史时期，我们美国刚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在上次世界大战中催发出来的新的军事技术和发明，也相应地培养出了很多战争的人才。中国人也在缓慢地进步着，懂得了使用机械的重要性，学会了新的作战方式，并能把他们的事业置于像家庭、“面子”、情谊这些旧时遗留下的习惯之上。但像运筹学这种新生的学科，连同它的定义本身，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陌生的。所以，我们强调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中国做出技术上的指导，很幸运我们是这么做的，这样，他们就不会觉得我们狂傲，也不会觉得自己没有面子。
对于中国人看起来对我们的意见没有兴趣甚至反感，我想可以从两个方面谈一下这一问题。首先，在中国礼貌被看做是道德的一部分，因此，提意见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必须要保持对对方的尊重。孟子曾对一个乞丐宁愿饿死也不食嗟来之食的行为提出赞赏。另外就是，我们的顾问团是由政府派来的，并直接对政府负责，他们要做的是根据中国方面学到技术的程度，来判断是否进行物质上的援助，因此是不适合受到冷落的。
我骨子里一直是个教育家，因此，在我看来，对于中国的所有援助都可以看做一个教育的过程，帮助它训练人才，并在国际化的环境中调整姿态，发展和邻国的友好关系。它的邻国也只是由于历史的因素，在一段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取得了一些进步。我可以以几乎一生待在中国的经验证明，只要我们能够给予足够谦逊和礼貌的指导，没有什么是他们学不会的。同时，他们也会十分感激我们所做的努力。这足够令人感到满足和高兴了。
1947年整整一年的时间，美国一直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显得犹豫不决，这可能是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二战之后，欧洲恢复的速度惊人，这不得不让美国有所警觉和行动。在美国维持世界和平的战略规划中，欧洲所占的位置必定是首要的。
第二，一些美国人担心，对中国提供的任何有效的援助，特别是对她的国家政策改革方面的指导，会使美国陷入到中国内部事务中难以自拔，而且陷进越来越多的承诺中。这会引起一部分非中国人的抱怨和不满，即使不是全部，并增加很多没有必要的混乱。甚至会引起其他一些国家的敌对和报复，进而削减我们在其他地区的影响力。
第三，美国政府在等待一个时机，它需要看到正在进行的改革或是要诚心改革的一些迹象，才能放心地进行援助，为此，政府一直在督促国民党尽快改革，并不断作出暗示：他们不相信，一个不能进行进步改革的政府，有能力用我们的援助造福整个国家。
这几个方面的考虑都是很合理的。不过我还是期待美国能够确立下来一个积极的政策，因为我相信，针对中国的内部情况所做出的反对意见，并非不能解决。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时刻遵循自己的信仰行动，而不应该被恐惧所左右。
马歇尔将军回国后，整整一年的时间，不断有人来拜访我，他想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并希望我能在政策的制定上有所帮助。国民政府和它的拥护者希望能尽快得到美国的援助，主要是经济上的。在开始的几个月，蒋委员长见到我第一个问题一定是关于华盛顿方面的消息。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我每次都没有确切的消息可以告诉他。
另外，有一个非共产党的团体很明确地对我们提出反对，质疑我们为什么会继续援助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政府。他们完全是受到了激进派的宣传、一些报纸上说的大规模援助的误导，其实根本不知道真正的援助是多么微薄。还有一些自由主义者则显得更加可悲，他们对国共两党中主张开战的激进分子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并要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他们中包括一些没有注册的政治党派的代表，据说有七十多个；还包括一些大学的教授，或是普通的有些见识的爱国主义者。可跟那些真正有手腕的政客比起来，他们的想法显然过于理想主义，脱离实际，也很难形成一个有效的组织。这也注定他们的声音不会对当时的政治局势产生什么影响。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为什么不能团结组织起来？有人给出了一个很有意味的回答：“因为他们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意思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集体特征中的某些因素，使他们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他们互相之间不信任，充满猜忌和排斥，并且遇事怯懦，这些都成为他们团结起来进行一致行动的障碍。还有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没有资金，缺乏愿意出钱并不会干涉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赞助者。更为明显并且重要的因素是，他们害怕激烈斗争中的两个党派的秘密警察。国民政府对于新生的政治组织极为敏感，不允许脱离其控制的组织存在，宣称他们即便不是共产党伪装的，也至少是亲共的，带有粉红的色彩。
军事、经济和心理各方面的问题相互影响，衍生出人们对政府的不满，形势开始变得对政府越来越不利。
1947年夏天，魏德迈使团来到中国，并在这里待了一个月，之后又到朝鲜待了两个星期。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升职成为了大使级的特使，身边带着一队专家和秘书。在史迪威将军离开中国后，魏德迈将军就担任了委员长的参谋长，他拥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担当这一职务。不过这个消息的传来非常突然，没有作任何的解释和说明。他要离开美国之前才给我发了一封简要的电文，让我转交委员长，要求中国政府的批准，之前没有进行任何商议。这件事情很有趣味性，难以想象，只是我们单方面的决定，便给另外一个主权国家派进这样一个使团，并且得到了批准。这是因为他们国家内部出现了困难，急需我们的帮助，不然他们肯定会严词反对这种做法的。当然，共产党对此做了谴责，理由无可辩驳。不过这种做法最终能够成行，跟我们长期以来合作的历史也不无关系，我们曾为帮助他们打败日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对于我们的动机以及魏德迈将军的人格都是值得信赖的。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没有更好的人选了。
在整个夏天最炎热的一天，使团到达了南京。他们不顾天气的炎热，那天去了很多地方收集资料，忙个不停。然后他们在夏威夷一个僻静的地方，开始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资料数量庞大，但他们还是以美国人特有的热情和效率很快完成了一份详尽的工作报告。这份报告的全文并没有正式公开过，只能从魏德迈将军后来在国会的证词中略微猜到一些内容。而从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上，没有看到任何受到这次行动影响的痕迹。中国和美国的差别在使团将要离开的时候有着明显的体现。出于礼节，委员长要为即将离开的使团开一个欢送会，但他们拒绝了委员长的好意，要以一次政府高层人物都参加的讲话来替代宴会。会议是在委员长的住所举办的，有大概四十多位高官参加。魏德迈将军对这次讲话准备得很认真，演讲的稿件很早就打印了出来；当中，他非常中肯地提到了政府内部的腐败问题。这是出于美国人的负责人的态度，他希望可以通过这次讲话让政府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激励他们进行改革，并且相信自己的报告能为中国获得援助。
不过，政府方面的回应也带有典型的中国特色。一位与会的官员公开提出批评，说这不同于小范围的朋友圈，讲话可以肆无忌惮，这里是一个人员混杂的集会，所说的话都是要被公开的，因此这样的讲话就太不得体了。之后，一位有名望的年迈儒家学者甚至为此哭了出来。但所有人都知道魏德迈将军所说的都是真实的状况，没有任何夸张，也知道这些话是出于好意。渐渐地，人们出于本能的愤懑逐渐消退。之后，魏德迈将军又发表了一份言辞温和的声明，他们才终于缓和了下来。
就我个人来说，对于使团带来的希望和随后的失望，我和大部分中国人一样有着相同的感受。但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和魏德迈将军的友情在这段时间又加深了。他的品德高尚，对于中国和中国的人民怀有真诚的同情，真正代表了美国的美好情谊。他使团的成员也都具有这种善意和建设性的精神。他们坦言此行的目的只是为了调查出真相。但令中国人感到不解的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还有他们有什么权利进行这样的调查？我们大使馆疑惑的是，为什么这些本属于大使馆情报系统的工作，华盛顿要如此着急地特意派专家来帮忙？美国的民众也有困惑，如此声势浩大的行动，花费了那么多的钱，但最后的结果为什么不肯公布出来？
魏德迈的使团进行调查期间，威廉·博理特先生也来到了中国，倡议在军事和经济上对中国政府进行多种形式的援助。他的这种意见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之前，大部分中国人就已经知道了。紧接着，周以德博士也来了中国，试图让自己融入到这里的事务中来。他演讲的观点跟博理特的基本相同，不过更加善于雄辩，也更具煽动性。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演讲上面。
国共两党的合作虽然失败了，可委员长还是听取了马歇尔将军的意见，扩大了政府的基础。春天的时候，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争执，有两个小政党谋得了几个部长的职位。可政府的状况并没有因此得到什么改善。就像我们国内的政党搞那些不正当的政治利益分配一样，这些小政党也极力为自己人捞取职位。那些新上任的部长和他们下属的作为，与被替换下来的官员没什么两样。美国最初的意愿当然是美好的，但在中国人被迫执行的时候，这种情况就会发生了。这也说明了，在中国任何的政治问题，都是以个人的经济利益为基础的。
新的改革措施不断被政府通过，但基本全都被搁浅了。物资上的匮乏和人心的涣散，使得政府也只能勉强维持局面，无力去做更多地变革了。政府在经济、军事和心理上的状况都在不断恶化，几种因素相互交织，甚至整个政府机构都很难正常运转了。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如果没有新鲜、强大的力量注入，注定没有恢复的希望了。正所谓：一事顺，事事顺；一事不成，事事不顺。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在不断下降，甚至于政府内部各级官员也都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人们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表达他们的不满，学生罢课、游行示威（大多是共产党组织的）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同时，由于大家觉得美国阻碍了共产党推翻腐败的政府，人们的反美情绪也在加重。这也使得学生们经常为一件跟美国有关的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产生激烈的骚动。
相比起其他地方，中国的学生更像是一个民众意愿的晴雨表，他们是这个国家最敏感的群体。因为没什么顾忌，他们的反应一般会比较明智，活动也基本是自发组织起来的。他们对中国命运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可单纯的动机却也很容易为人做政治上的利用。1947年到1948年，通货膨胀造成的生活费用的上涨，使得学生又多了经济上的理由，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反对学校伙食的骚动成为新的方式。抗日战争期间，政府曾明智地为流亡大学生提供生活上的补助。尽管生活很艰苦，可即使是在最饥饿、最穷困的时候，他们都没有任何抱怨。战争结束后，国立大学仍保持了对学生生活上的补助。可现在，在粮食变少、伙食变差的情况下，学生们开始找政府的麻烦，认为是政府的失职，不能给他们一个安定和较好的生活条件。而且对于同是中国人的共产党开战，也并不能像对抗日本人那样，激起人们一致的爱国热情。相比起来，学生们会更支持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而不是腐朽落败的国民政府。沮丧、失望，甚至是绝望的氛围充斥在学生群体中。除去伙食不好，他们的衣服、取暖、教科书、就业，还有学校的教学质量、实验室的器材等一切与生活相关的方面都出现了问题。而像教师、自由职业者和政府各等级的公务员们的生活状况则更为糟糕，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都不如苦力和工匠，至少他们出了力气就有相应的钱拿。很多人把他们的生活水平作为了衡量自己生活的标尺。
所以在这段时期，相比起国家的意识形态问题，学生们显然更加关心自己能否生存下去。在1947年9月的一份调查中，清华和燕京有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的学生反对共产主义，然而一年后，这个比例下降到了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他们绝望地认为，再也不会有比现在更加糟糕的状况了，如果共产党掌权的话，至少能拥有安定和平的生活。至于在国民政府垮台后，那些反对共产党的人会是怎样的下场，并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内。他们管不了那么多了。而且更为不幸的是，共产党的宣传很聪明，相比起来，国民党的宣传则愚蠢得令人难以置信。
这时，我接到杭州市长的邀请，到这座我出生的城市访问。这无疑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在政府举办的宴席上，政府、民间、当地的教育机构，还有一些老朋友都对我的到来表现出了由衷的欢迎。我欣然接受了他们的赞美，因为我知道，这不只是对我个人的，更是对美国人民诚挚的友情。并且我也深信，这种友情是不会以两国官方关系的疏远而有任何改变的。令我十分感动的是，在访问将要结束的时候，市长授予我为杭州的荣誉市民。
一些经常性的新闻报道仍旧令人们对美国的援助抱有希望。而在美国国内，有关对华援助的争议在国会召开后变得愈发激烈起来。直到1948年初，争论仍没有平息。中国的报纸对此有着详尽的报道，并附有一些毫无根据的谣传。人们保持着对这些报道的关注和激烈的讨论。当四亿美元的援助消息传来时，人们的反应显得多种多样。政府和它的支持者们在表示感激的同时，担心这个数目并不能保证他们最终的胜利；共产党人在他们胜利的时间表上又做了推延；知识分子们难以抑制沮丧的情绪，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苦难的生活还要继续，和平到来的日期被拖延。
令人欣慰的是，罗杰·莱伯曼被任命为中美经济合作署的副署长。他待人和善、谈吐优雅，并且精明能干，与他打过交道的人没有一个不对他表示尊敬的。他的助手艾伦·格里芬是一个将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结合起来的美国人的典型代表。他重新规划了经济复兴的项目，并且做了很好的选择。总署内的其他人员也都经过了精细的挑选。中方组建了一个相应的委员会，其成员在品行和能力上都是最优秀的。在四亿美元的援助中，有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是政府可以自由支配的，不过他们也明白这些钱是要用在军事上的。按照经济合作署通常的程序，这笔军事援助的费用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但却可能令我们卷入进中国的内战。实际上，由于我们海军和陆军的代表在款项的分配上有不小的影响力，所以不断有中国人向他们提出协商。
在美国提供的援助中，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有关于农村的恢复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绝不是武力就能解决的，这几乎是每个人的共识。而在农村地区，只要建立起优于共产党的地方政府，那么共产党的势力自然就会瓦解。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中，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详尽的阐述，但却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足够的重视，而这也成为他们统治上最大的弱点。这让我想到了晏阳初博士和他所倡导的“群众教育运动”。记得和吉米第一次（我们对晏博士的昵称）认识的时候，他正在忙于教文盲一千个汉字活动而筹备图书。我在他的顾问团里做了几年的顾问，之后不断有燕京大学的学生加入到他的这项运动中来。他一直为这项事业奉献了二十多年的青春，直到日本占领北京后，他被从实验中心赶了出去，回到了重庆老家。
马歇尔将军离华前不久，在一次与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的谈话中，我们聊到了晏阳初博士，想请他来从事一项新的工作，在从共产党手中收复的地区内，对居民进行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教育。为请他到南京商议此事，我们联名发了一份邀请。晏阳初博士到来后，对我们的想法表示赞同，但他有更宏大的目标，那就是组织起成百上千个有志报效国家、但苦无门路的学生们，对他们加以培训，从而把活动的范围覆盖到全国。同时，他不主张依靠通货膨胀严重的中国货币，因为在经过了一系列繁琐、拖沓的官方程序和政治阻力后，这些货币的价值已经严重缩水了。从长远来看，他认为寻求美国资金的帮助会更有助于活动的成功，受到的阻碍也会小得多。他曾有过多次这样做成功的案例。我熟知中国人这种普遍的心理，觉得美国对于这种诉求向来是慷慨大方的，所以我一开始拒绝了他的提议。不过，最终我被他说服了，认同了他的看法。之后的几个月中，他忙于安排旅美的事宜，然后在美国待了一年多。在这段时间内，他为此行数目可观的募款精心列了一个使用的条目。我们谨慎地挑选了三个中国人和两个美国人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但可惜的是，这个委员会还没正式开始工作，共产党就接管了这个国家。
1948年的一年中，国民政府完成了两项非常重大的改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人们对于它无所作为的谴责。其中第一项发生在前一年推迟到12月的国民大会上，通过选举任命了总统。在选举的过程中出现了违规作弊的操作，人们怀疑选举出的代表的身份。会场秩序混乱，有不守秩序的大喊大叫和其他恶劣的行径。但不管怎样，这对于政府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改变，是朝着公开选举代议制政府迈出的第一步，同时，他们对于政府中滥用职权的行为也做了揭露。大会上也出现了完全自由的争论，包括对于政府的批评。而政府选举总统和副总统的过程采取了严密周全的措施，保证了投票的公正和公开。现场没有发生任何违规的举动，也没人有那样做的企图。在这里，委员长的威慑力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一直在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宪法规定的程序。显然，会场的人都清楚地感受到了这点。副总统的选举对于委员长来说是件为难的事情，因为根据宪法，中国的总统和法国的一样，都只是一个名誉的象征，并不拥有实权。他肯定是不想担任这样的角色的，但在新宪法刚通过的时候，他也不能立刻破坏它，要求给予总统战时的特殊权力。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相比起做总统，他宁可担任行政院长。
委员长想尽办法劝说胡适博士参加总统的竞选，但没有成功。在找不到新的候选人后，他只好同意了对他自己的提名。但同时也提出，两位参加竞选的两位军方候选人必须退出，因为军人并不适合担任文职。其中一人很顺从地退出了竞选，但另外一个人则表现得很生气，他不断地抱怨说，应该早点告诉他这个消息，现在竞选的名单已经公布了那么久了，他已经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第二项改革是关于货币的。当时中国的通货膨胀程度已经严重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了，哪怕是一次很小的购买行为，都要承受大量纸币带来的重量上的负担。人们都在迫切地要把手中的纸币花出去，因为它们随时在减值。同时，引人思索的是，什么时候，是什么让货币遭受如此劫难。但显而易见的是，政府必须为此做些什么了。1948年8月19日，经过政府高层的商讨后，一种被称为“金元券”的新货币诞生了。它以政府的实际资产作担保，并严格控制发行的数量，保证其与美元的汇率稳定在4：1，即四块新币换一美元。并且，政府还成立了一个由有名望和能力的上海人组成的专门的委员会来进行监督，每个月都要公开货币发行的数目。物价和新旧货币的兑换也做了严格的控制，规定三百万旧法币兑换一金元。政府鼓励爱国的公民们将手中的金银兑换成新的金元。同时，对于进出口贸易和其他的贸易活动也都有严格的规定。而且，整个计划都是在保密的条件下进行的，仅就这一点，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就是个巨大的进步。我是在这个计划实施的前几天，从行政院长那里得到的消息，并对此感到非常满意。正像我对他以及其他人所说的那样，只有这个计划能得到严格的执行，得到公众的支持，并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恢复人们对于政府的信心，这项改革才有成功的可能。行政院长承认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了，如果失败的话，就真的别无他法了。
开始的一个月，改革进行得很顺利。政府拿出了他们的远见、决心和勇气。虽然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存在一些问题，但并不影响它达到预期的效果。中产阶级做出了积极的响应，单从此项，政府很快就收集到了两亿多美元。不过显然真正的富豪们都采取了规避的态度，没有参与兑换。虽然有些新的规定对美国的商业利益出现冲突，可在我们的倡导下，所有的美国人还是对中国政府这项勇敢的行动表示了支持。所有美国的政府机构都以谨慎和真诚的态度参与到这项改革中来。这燃起了中国人心中的希望，他们重新以积极向上的姿态投入到各自的工作中。
但状况还是开始出现了，并由最初的缓慢逐渐加速。9月中旬，共产党夺取战略要地济南，公众刚升起的热情瞬间被扑灭。接着是徐州的陷落，这是阻挡进入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并且这里的武器储备也全部落入共产党手中；随后，战线全面崩溃，政府军队几近消亡。不断上涨的物价和高的兑换率已经使人们认识到经济规律的不可抗拒，现在军事上的全面溃败更加重了通货膨胀的程度。但这也是不可避免，迟早要发生的，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还不到其支出的百分之十五。普通的百姓，特别是工薪阶层早已不堪经济的负担，他们的不满情绪不断加深，并越来越公开地表露出来。
几个月以前，东北地区就已经陷入了危机当中。相比其他地区，委员长在那里的策略显得尤为愚蠢。虽然马歇尔将军很早就对此提出过建议，但他仍旧派遣了一名极不称职的军事司令到那里任职，并指定另一个指挥官作为他个人的代表，对那里的所有人进行监督。在情况已经无可挽救的时候，他才派出了当时的总参谋长去控制那里的局势。陈诚将军为官清廉，没有任何贪污受贿的嫌疑，他到任后，立刻开始对脱离民众的丑恶行径进行了整顿。但由于仓促之下没有组织起合适的、有能力的接替官员人选，机警的共产党立刻抓住机会，乘虚而入。陈诚将军本来就患有胃溃疡，紧张忙碌的工作加重了他的病情，大部分时间，他不得不躺在病床上进行各项事务的指挥。很快，就像他的病情一样，东北的形势也极端恶化起来。一位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卓越的军官，身上肩负着扭转这种绝望局势的使命，接替了他的职务。
共产党已经包围长春市几个月之久，这里曾是日本伪满洲国的首都。我们多次向委员长建议，让长春的守军在可能的情况下向沈阳突围，并警告说，东北的冬天来得早，一旦拖延到那个时候，守军生存下来的几率就十分渺茫了。可委员长没有听，依然命令守军固守长春。其实，从战略价值上来看，长春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出于一个领袖的自尊以及日后方便收复那里的幻想，他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决定。那段时期，守军的补给是靠空投的，但由于空投得不准确，大批难以确定具体数量的物资都便宜了围城的共产党。行政院长对我说，国家三分之一的财政都花费在了这里；在我打断他表示是不是我听错了的时候，他再次重申了这个比例。不管怎样，长春和沈阳两座东北城市的补给确实是有这个比例的。在济南失守后，长春很快也不出所料地宣布了投降，共产党得到了城里所有的军队和物资。为保住长春所作出的一切花销和牺牲，事实证明都是毫无意义的。当时，沈阳也处于共产党的包围之中，我们又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沈阳的军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只有他们突围出来，和长城以内的军队会合，然后从那里的共产党手中夺回铁路的控制权，才有可能最终保住沈阳。可沈阳的守军依然待在城中，没有接到任何行动的指令，城内的百姓能跑的都跑了，剩下的很多都饿死了。共产党加强了包围的工事。
接到济南失守的消息后，我第一时间去见了委员长。他询问我对这个消息的看法，我回答说，这也正是我来的目的。我接着问他说，在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他是否愿意放弃完全个人的指挥权，挑选有能力的军官组建一个战略委员会，让他们制定战争计划，在经过他的同意后再去执行。至于委员会的人选问题，他可以在名义上保留那些身居要职的人，实际的工作则交给一些有能力的年轻人去做。他表示会考虑这个问题，并且确实做了一些准备上的工作。但不久，他就亲自到了北平，担任沈阳和东北一些重要战争的总指挥。在奉命从沈阳撤离的军队被消灭前，他一直待在北平。从此，国民政府的军队在东北彻底销声匿迹了。
这次灾难性的内战也自然殃及到了货币的改革，连国民政府最忠实的支持者也意识到了改革失败的必然性。委员长的长子抱着为父亲分忧的想法来到了上海，并以坚决的态度开始对那里的金融市场进行整治。一开始很顺利，似乎对于币制的改革尽在掌握，但很快就演变成使用国家暴力试图去控制经济规律的行为。这次行动被称为“恐怖的七十天”。情况变得更为混乱和严重，所有的商业都遭到了破坏，民众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各种商业上的欺诈、侵权不断出现，城市中的暴动也随处可见。在迫不得已下，委员长把儿子调离了那里，并对管理条例作了改良，但对于已经病入膏肓的经济来说，也只是权宜之计，暂时维系罢了。同时，新的管理条例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些出于信任，把金银兑换成的金元的中产阶级的资产几乎缩水得什么都不剩了。他们自然对政府痛恨不已。
这年秋天，罗杰·莱珀曼和他能干的下属所领导的经济合作署在沿海大城市做出了一些努力，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当地百姓的不满情绪。按照和中国方面的协议，应该是由双方共同进行食物的定量配给，不过随着军事和经济的崩溃，美国几乎承担了所有的事务。上海和南京发生的哄抢大米事件，就是由于向市场投放大米及时才得以解决；而在北平和天津，大量难民涌入城中，导致城内人口暴涨，正是由于及时的粮食援助，才缓解了傅作义将军的困难。由于共产党的形势越来越好，大部分的重建项目在做了一些初步的计划后，都搁置了下来。农村重建委员会用一些根本不成立的理由，在任命中美双方成员上拖延了很长时间，又在消除分歧上花费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才最终组建成功。
就是这样，在美国提供的援助中，这个对共产党最有威胁的基层项目，白白浪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才终于开始行动。在和平到来之前，经济援助作为一种人道主义的表示，所能解决的也不过是短暂时期内一小部分的问题而已。而且由于援助的对象是一个不可能取得战争胜利的政府，所以援助所能取得的成效有很大一部分都被仇恨所抵消了。从美国国会投票赞成给予中国四亿美元的援助来看，似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所以还不如当初没有通过这个决议。也许，当初我们应该花更大的力气在限制共产党的发展上，然后在能保证安全的非共产党占领区进行逐步的经济改革；或者直接放弃在中国的事务，让他们自己寻求解决的办法，在情况的发展值得出手，而且中国的人民也希望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再提供援助。
东北陷落后，共产党最优秀的战略家之一林彪所带领的三十万军队得以解脱出来，开进长城以内，参与到夺取北平和天津的战斗中。形势很严峻，虽然傅作义将军英勇善战，可军队数量上的反差太大了。对于两座城市的美国人来说，是否撤退成为迫切需要作出决定的问题。大使馆并没有强制他们撤离的权力，只能进行建议。从1911年中国陷入经常性的战乱开始，我作为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多次接到大使馆要我们撤离的建议。当时我们的感觉是，大使馆太谨慎了，或是他们只是害怕承当可能出现的责任，而并非出于对我们的关心。现在，立场的对调使我开始理解并承受他们当时的苦恼。在北平和天津的美国人分别大约有六百五十个和两百个。如果撤离的话，意味着他们要放弃原本的工作，可能损害到的是他们终身的利益。突然，我很想念燕京的同事，他们肯定像以前一样信任我，愿意接受我的建议。共产党攻占北平后会进行怎样的报复和统治都是不得而知的，在战争形势发生逆转后，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们的一切行动了。所以如果等到灾难真正发生的时候，再采取什么措施就太晚了。机场和铁路肯定会成为他们优先控制的地方。
此外，我和中国政府的关系也增加了我的烦恼。政府没有放弃生存的希望，依然在苦苦支撑。我们大使馆如果在这个时候发出撤退的警告，就会显得是在故意打击人们的士气，这似乎太残酷和不近人情了。中国人是极为注重友情的，如果大使是一个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人，这种举动是可以被理解的，因为他只是在履行作为大使的职责，可令人为难的是，不但我的国家和国民政府拥有合作关系，我个人与中国人民和政府的大部分官员也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会希望我在这个时候是站在他们一边的。我说服了大使馆的同事同意了我的意见，在不构成失职的情况下，尽量拖延警告发出的时间。
我将此事按照程序通知了外交部，他们立刻向尚在北平的委员长做了报告。很快我就收到了委员长发来的一份很长的电报，希望我先不要发出警告，至少不予公开，并说他的政府会保证我们所有侨民的安全。这样的恳求由一个国家的首脑亲自发出，是很难拒绝的。我答应他会尽量晚地发出警告。不过在当时的我看来，将警告以文字的形式予以公开才是对政府有利的，可以避免人们臆想出来的各种版本的谣言。警告是在四天后公布的，并立刻造成了不小的恐慌。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不管中国的政局发生怎样的变化，那些想离开的人，都需要在交通被完全封锁前作出决定。我们在不久之后又再次发出了更加强烈的警告，对那些没有“必要理由”留下来的华北侨胞，尤其是妇女、儿童以及身体不好的人，更应该尽快在我们的安排下离开。接着，类似的警告从各地的领事区都发布出来。所有这些都在中国人中间引起了一定的混乱。像以前一样，我们的行动都处在严密的关注下，他们认为我们一定是从某种渠道提前得到了消息。政府的领导人也谴责我们在民众中造成了恐慌。确实，这加重了人们逃亡的趋势，但即使我们不这样做，它也早已经不可遏止地开始了。
在占领了济南后，共产党司令陈毅开始挥军南下，向位于南京以北约两百英里的徐州前进。徐州是一个重要的铁路交叉点，集中了大量政府军队和物资储备。处于失败阴影中的政府军将士大都猜测，共军会打散他们，或是绕道直取南京。但委员长并不想就此放弃，他以顽强的意志激发起了军队的士气，并最终说服他们从徐州转移，并尽可能带走装备，带不走的就地销毁。这显然出乎了陈毅的预料，但在只有一只眼睛的同事刘伯承的帮助下，他们在徐州以南顺利包围了政府撤出的军队。这里瞬间成为一个五十多万军队碰撞的战场。战斗持续了几个星期，双方都损失惨重，政府军队大量伤亡，并不断向南撤退；而共军也同样伤亡严重，耗费了大量的物资。人们都极为忧虑，虽然知道共产党迟早会打到南京和上海，但确切的时间和能否通过协商避免残酷的战争都还是未知数。
和希腊悲剧中类似的场景在1948年的最后三个月出现了，在军事失败、通货膨胀和民众不满的社会背景下，清晰地映现出委员长孤独的身影。在那些犹疑、困惑的同事中，只有他还能保持沉着。他所感受到的前景的黑暗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但在其充满危机的一生中，很多次艰险的局面都是在他顽强的坚持下，实现了奇迹般的逆转，把他从失败的深渊重新拉向胜利。现在，和太平洋对岸他的盟国所做的事情一样，他也在和共产主义作斗争，如果能有一个人，让美国意识到这个迫在眉睫的危险，那么它一定会向中国提供救援。而现在他所能做的，就是坚持到这一天的到来。
在9月份起，我成为他心目中“那个人”最合适的人选，他不断催促我去一趟华盛顿。10月份的时候，在巴黎举办的联合国会议上，外交部长王世杰有机会和马歇尔将军见面，两人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会谈。当中，国务卿提到了前行政院长张群，并亲切地询问了他最近的状况。王世杰在将谈话的内容给委员长作了汇报之后，委员长决定派张群到华盛顿去。幸而张群在临行前征询了我的意见，使他相信这次行程不会有任何收获。在马歇尔将军对王世杰所说的话以及杜鲁门总统给委员长象征性回的电报中，都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给委员长送去那封电报时，我还曾特意交代过年轻的秘书，不要在翻译的时候出现误解，虽然杜鲁门总统尽量挑选了友好性的用词，但并没有会提供军事援助的意思。中国人习惯讲究社交的礼仪，不会用赤裸裸的语言去挑明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而是尽量使用委婉的说辞。但在美国人试图用相应的礼貌对待他们的时候，了解美国人习惯直截了当说话的他们，会从中得到额外的安慰，这远超出我们所预期的效果。
王世杰对与马歇尔将军谈话所作的报告，可能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更加可能的原因是，王世杰博士想证明他成功完成了使命，而且报纸也愿意相信这样的结果，对任何可能的希望作出夸大的理解，安慰绝望中的民众。而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委员长对于他的前程和能力充满信心，同时还有一种隐秘的信念在起着作用，那就是他确信美国会加入到在世界范围内打击共产主义的行动中来。
1948年的感恩节过后，蒋介石夫人给我打来电话，语气激动地邀请我去拜访。刚一见面，她就急切地对我说，她将访问美国，并且已经和前一天从华盛顿去往利斯堡的马歇尔将军通过电话谈了此事。我很想告诉她，不要再白费力气，这时的访问已经毫无用处了。可我还是控制住了这种冲动，并为她的使团能尽快成行做了些实际的安排。之后，委员长曾问我说她在访问前是否有征询我的意见，他希望她这样做了，并表示他本人对这种举动的效果是持怀疑态度的。
我是在悲痛的情绪下度过那几个月的。我眼睁睁看着这个国家处于战争的灾难中，仍在苦苦挣扎，她的人民也受到牵连，遭受不可抵挡的苦难，但却无能为力。那些死于战争杀戮的人，由于没有人关注而死于饥饿的人，处于恐怖统治下的人，被政府军队无情劫掠的人，死亡无处不在，以至于难以进行一个有效的统计。与之同样痛苦的是因无处寄托而绝望的心灵。总之，人们觉得现在的状况糟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是同情委员长的。抗日时期，我曾见到他成为整个民族意志的化身，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那时候，人们是发自内心地敬仰他，情愿遭受苦难，共同度过劫难。而现在，他不得不把这场必然失败的战争进行下去的时候，却遭到人们无情的漠视和肆无忌惮的指责。两相对比，真是令人唏嘘。
翁文灏博士在11月的时候辞去了行政院长的职务。委员长想请著名的学者胡适博士接替这一职务，组建新的内阁，但失败了。已经没有人再愿意担任这份工作了。最后，他说服了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做了新的行政院长。委员长本希望以孙中山先生的名义来缓和政府内部逐渐加大的分歧，但人们的反应大多是惊异。因为孙科本人是主张和平的，他提出了大胆的建议，要求给予他的内阁以合法的权力，尤其是在战争和和平的问题上。在接受这份职务的时候，他正要到上海去做一个手术，因此，这个岌岌可危的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一个能发挥作用的内阁。
他在12月中旬回到了首都，开始组建新内阁的工作，但这基本上是不会有结果的。在了解到新内阁在政策上的意向之前，是没有人会愿意参加的。在当时险恶的环境和令人忧虑的前景下，这只会是一出滑稽的表演。一天早上，他邀请我去见他，再次询问美国是否有可能提供援助，或者至少想听听我们对于此事的看法。他问我是否与共产党有直接的联系，在我给出否定的答案后，他又马上询问怎样能够与他们取得直接的联系。那次谈话过后，他公开对美国的淡漠表示了愤慨。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期间，委员长召见了吴铁成，希望他能加入内阁。吴铁成对国民党一直很忠心，对于入阁充满了顾虑，但又同情孙科对于改革所做的尝试。而最终委员长任命他为行政院的副院长，其实只是想借由他来控制内阁。
然而这时，纵是委员长意志顽强，却也不得不屈从于残酷的现实。政府所有的预备队都已经全部投入到了保卫首都的战役中，但在从南京向北延伸的一百到两百英里的战场中，却几乎损失殆尽。到9月底的时候，金元已经丧失了它原有价值的百分之九十八，人们诉求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汉口的国军高级将领白崇禧将军甚至向委员长发去了电报，建议他辞去党内的职务，以取得国内的和平。中山陵附近有一座漂亮但无人居住的府宅，经委员长和蒋夫人的改造，成为了一个“颂赞凯旋”的教堂。这座教堂是专门供政府中的基督徒使用的。委员长在圣诞夜去参加了那里圣诞礼赞的活动。圣诞节那天刚好是他从西安释放出来的十二周年，也是新宪法通过两周年的日子，在这一天，他做出了引退的决定，宣布副总统将接替他的职务，并拥有绝对的权力采取任何有利于国家的政策。接着，他辞退了原来总统府里那个极为优秀的秘书长，找了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也是姓吴。一切的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张群和张治中的帮助下，吴先生和他们一同去拜访了李宗仁副总统，决定在总统辞职的声明发布后，由副总统公布了一份措辞严谨的声明，呼吁停止内战，举行和平谈判。
似乎准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前一个文件已经着手开始写了。然而在这时，共产党广播了一份四十三人的“战犯”名单，其中居首的就是蒋介石和他的夫人。这彻底惹恼了委员长。那些进行筹划工作的人担心他会因此食言，改变引退的想法，他也确实这么做了。很快全国的主要将领被召集起来，开了一场会议。那一个星期的时间，对于他本人以及所有相关的人来说，都是一场噩梦。我一直收到会议上的情况并小心处事。在所有人都在急切地等待确切消息的时候，各种谣言开始四处散播。往年，委员长都会在新年的前一周就把新年致辞的文本写好，但这一年，直到新年的前一天下午，致辞的稿件才写好，被翻译成外文分发出去。需要说明的是，在最后的文本定下来前，是不能予以公开的。那晚，国民党的高层核心，都是在委员长家里，在激烈的讨论中度过了一年的最后一天。但从第二天报纸上刊登的文告来看，并没有做什么变动。总体来说，那份声明写得很好，显得高尚而不失尊严。但致命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对待那些制造骚乱的谋叛者，他摆出了庄重、大度的姿态，但却忽略了政府所面临的困境。虽然这份声明为国家的和平奠定了一个基础，但丝毫没有提及如何去实现它。
共产党取得胜利之前的两年时间，在军事史上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和美国在这段时间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事迹。当时，马歇尔将军还在致力于两个党派的调和，并有希望达成联合。两党联合之后，美国的军官要负责他们军队的整编，新军队的人员会有所减少，但却更为精锐，不仅包括全面立体的海陆空三军，还要配备专门的兵种和武器。后来，从事这项工作的美国军官被称为“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其团队的成员包括有五百个军官和一定数量的士兵，当中的大部分人，尤其是军官，都是带着家属来的。双方有一个协议，规定中国政府负责供给顾问团所有花销，不过随着经济上的衰退以及严重的通货膨胀，这笔费用开始成为日益减少的财政收入的负累。我们最初的想法是很美好的，帮助中国建立一个世界顶尖水准的现代化军队，并以此保证自相残杀的内战不再发生。
漫长、沉闷的协商占去了1946年的大部分时间。基于再次恢复和平的可能性，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一直在忙于军事体制的改进和军队的训练。和谈在年底的时候破裂了，但顾问团依然不死心，认为这不是最终的结果，国共两党还是会走向和解，还抱有为中国的和平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幻想。如果在当时取消掉顾问团的存在，并且不设另外的机构，那就代表着美国已经对国民政府不抱任何希望，也不会再进行任何的援助；但是它保留了下来，虽然实际情况并非像共产党所想的那样，我们会给予他们的敌人持续的援助，但却增加了他们对美国的仇恨。
其实，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的职责只是为军事系统改革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训练军队。1948年1月，大卫·巴尔少将上任后，他被赋予了一项新的权利：可以直接向委员长提出作战方案上的建议，不过名义上只能是个人私下性质的。巴尔少将是一位优秀的美国军官，也在那时为帮助困境中的中国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的建议想要得到实际的成效，就需要他的下属和中国地区的司令官以及军需部门和财政部门保持直接的接触，而且要有充足的物资来保证他的建议能够得到贯彻实施。委员长对巴尔将军很器重，总是愿意听取他的意见。不过委员长是一个具有传统思想的中国人，任何事情首先考虑的必然是个人利益和政治上的得失，因此他的行动通常不能按照严格的军事因素和科学的方式进行安排。
顾问团不仅建有很多的附属机构，在地方上也设有分部。这自然会引人怀疑，也不可避免地令共产党认为，我们的行动都是针对他们的。而且政府也没有从它不好的名声和巨大的花费中，得到什么切实的利益。随着时局的恶化，顾问团的运营也渐渐出现问题，这时，事情似乎变得很明朗，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所从事的，只是在凭想象训练一支军队，而这支军队，从来没有存在过。
它在社会上造成的问题也是值得引人反思的。确实，那些军官都很有能力，并且也有把工作做好的美好愿望。并且为了令他们感到满意，还允许他们和家属一起生活。但带来的后果是，在首都面临严重的住房紧张的时候，政府不仅要把本用作他途的房屋腾空，还要大规模地修建公寓，并要配有全套的附属设施，才能满足这些习惯了在美国过舒适生活的军官们。但他们的住所，相比起同等地位的中国人就显得太奢华和张扬了，尤其是在生活条件越来越艰苦的时候，这些房子显得格外扎眼。在生活上，也只有最高级别的官员能和他们相比了。而且这时，那些天真、无知的美国太太们，还在为打发无聊的国外生活寻求欢乐，到处招摇向人们炫耀她们是多么有钱。更令人感到厌烦的是，在南京的大街上，四顾所见的都是顾问团的汽车，各式各样。虽然有着严格的纪律，可还是有美国的士兵喝醉酒后与中国人发生语言和肢体上的冲突。虽然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可一旦出现，中国人压抑的反美情绪就会被激发出来。如果那些军官们都忙于军事上的工作，那么其实带家属是毫无道理的；或者如果是在残酷的战争时期，这种对比也不会那么引人注目，也就不会引起共产党那么强烈谴责了。
经过国会批准，中国政府可以得到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并且不限制款项如何使用的问题。不过，中国在花费这笔援助金的时候，还是会很谨慎，并且每次都向巴尔将军或是他的下属商量。政府订的物资直到1948年末才开始到货，然而这时，战局已经基本有了结果，这些物资也只是能保证国民党做最后的挣扎了。对我们怀有仇视心理的也不只是有共产党，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他们对政府已经彻底失望，强烈地渴求和平的到来，而我们的援助在他们看来，是对和平最大的阻碍。政府也对我们不满，抱怨援助“太少和太晚了”。另外，我们也遭到了抱有不同政见的中国各个党派的指责。只有经济合作署的援助没有遭到诟病，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批评有所缓解，但是在抵抗共产主义方面，它毫无用处。
美国以军事援助的方式结束内战没有奏效，这不禁引人思考当中的原因。在1946年末，共产党放弃马歇尔将军和谈计划的时候，政府在各方面都是占优的。首先，它的合法地位是得到国际认可的，在中国也有很高的威望，并握有大部分的资源。它有更多的地盘，更精良的部队，海军和空军虽然战力不强，但至少对方连有都没有。日本投降后，政府还获得了美国提供的二十亿美元物资和经济援助中的大部分。
国民党是通过推翻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和地方的军阀掌权的，就当时的情况来看，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不是积极主动发起的民主和社会改革。这些词汇虽然在“三民主义”和政府的发言中都有出现，可一系列军事上的问题，包括抗日战争，都已经把国民党搞得手忙脚乱，无暇顾及其他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官场上那些传统的弊端出现潜移默化的逆袭，侵吞公共资产，营私舞弊，为了家族和个人利益不顾国家的损失，喜好面子工程，拉帮结派，毫无作为。
这些弊端在军官中出现的几率更大。一般来说，士兵和过去一样，都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被强迫征来的，在部队中也只是图个生计，对于为谁打仗之类的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概念。部队中没有什么激发他们士气的动力和纪律，因此，他们拿着先进的现代化武器，却根本不知道爱惜，很多贵重、精密的装备和仪器都是胡乱使用，坏了就扔。有很多军官是受过专门培训的，对这方面很精通，可他们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缺乏合作精神。指挥官对于部队的军饷控制权过大，但却普遍对战争局势缺乏准确的判断力。要不是委员长对这些弊端长期以来的努力，情况可能会更糟。从1948年中旬开始，部队的士气出现了明显的低落。
政府部队的长距离运送主要是通过美国提供的飞机和舰艇来进行的。在人员伤亡严重或是被共产党军队打败的时候，政府部队被从空中和海上转移到其他地方。政府花费了巨资在那个并不成熟的海军上，但就这场战争来看，基本没有起到作用。在军队忙于袭击、“围剿”共产党部队的情况下，仍在为保卫一些城市，修建碉堡、挖掘壕沟的行为也是做无用功。而且这些城市后来都毫无例外地陷落了。在政府进行这些毫无意义的浪费时，人民仍处在极度贫困的生活中，共产党正在技巧性地尽量节省物资。我们为自己的慷慨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那些由我们提供的飞机、舰艇和卡车，不仅没有起到它们应有的作用，反而消磨了士兵们主观上的创造性，对这些机械化的设备变得过度依赖。但他们又缺乏很好的使用这些设备的经验，并且在金钱上也习惯了我们的援助，一旦没钱了，首先想到的就是问我们要。
在这里写下我在担任大使期间中美两国的合作问题，并不只是为了对过去一些错误做法提出批评，更重要的是后人能从中汲取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国人民迫切希望和平、独立和统一，并拥有一个民主的政府。而这也正是美国政府和人民所希望看到的。我和双方都有很亲密的关系，因此对于这一目标的实现也是拥有着双重的期待。中国人知道，我对他们的国家充满热爱，关心他们的生存状况。同时，他们也了解我对于内战的自由主义态度，希望两方能通过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合作来和平解决。所以，他们给予我极大的信任。
但我令他们失望了，并没有成功协助马歇尔将军使双方作出任何方面的让步，达成合作的协议。不仅如此，我也没有能够消解双方在重要问题上对彼此的猜忌和怀疑。而且在协商最终失败后，我也没有对能左右中国和美国政治的重要人物作出足够的影响，从而可能会产生建设性的成果。
同时，美国也改变了过去要实现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策，即使中国人能够靠自己实现这一点，美国也已经完全不支持了。在那充满了各种令人不愉快的事端的两年中，随着对全球共产党认识的不断增加，如何对待中国的共产主义成为我们的顾虑所在。然而在中国国内，情况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双方依然对彼此不信任，我们也依然在为双方联合的可能性忙碌着。只不过，他们的联合变得更加困难了。
是否我们过于天真了，不会怀疑，导致我们无法认清共产主义到处出现的问题本质？或者是我们对于国民党的彻底改革寄予了过多的希望？那以后我们应该怎样做？
我希望中国在接受了美国军事技术上的指导、经济上的援助后，能形成一个安定、统一、进步的国家。尽管这个愿望破灭了，但我仍旧坚信它是对的并可以实现。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就我所了解中国的人民和历史来看，他们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对自由社会的民主制度抱有坚定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