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事件的前几个星期，我们就感到了不安，担心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打破幻想中的平静。对此，我们做了各种可能的预测。北方正在进入秋天，气候开始变得清爽、舒适，但在燕大的校园中，在平静的表面下，不安的情绪正在躁动着。很早之前，我就收到了天津校友会的邀请，去看望他们，心中隐隐的不安令我一再推脱。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再拒绝了，只好答应他们在12月7日到天津去。我做好了打算，只待一天就回去，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那天是个周日，然而就在我第二天早晨准备回去的时候，两个日本宪兵逮捕了我，送回了北京。他们虽然表现得很有礼貌，但显然他们接到命令，不准我离开他们半步。我突然意识到，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
回去的路上，我难以平静，不安地推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回去之后要面对的是什么，可能是一个行刑队，或者更加难以想象的灾难。北京的火车站紧邻雄伟壮丽的前门，美国领事馆也在附近。他们带着我步行到了领事馆，这儿的主楼里拘留着两百多名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在上到三楼后，我见到了一些老朋友，这使我惴惴不安的心稍感平静。那是一个很大的房间，大概有五十多个英国人和美国人，由一个隔断墙分隔开。在当中，我发现了协和医学院的亨利·霍顿博士、斯纳帕尔博士和特里维尔博士，他们是我后来长期监禁生活的难友。出于某种强烈的预感，我选了一张他们旁边的铺位。
那些美国人中，有记者、传教士、贩运烟土的前海军陆战队员（通常他们本人也都是烟鬼），还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很显然，我们都是不受日本人欢迎的。开始的生活令人厌烦，大家经常会因为争夺被褥和一些生活必需品产生冲突。比较幸运的是，因为是和海军陆战队的成员一起吃饭，开始的伙食还算可以，但没过多久，日本人接手了对我们的看管，饭菜的质量越来越糟糕。我在这时看到，在食物缺乏的情况下的美国成年人的丑恶嘴脸。
各种关于战争的谣言在我们之间传播。珍珠港的事件、两条英国军舰在马来西亚海岸被击沉等不断传来的灾难，最初我们对此觉得荒诞、可疑，但同时也感到一丝慌乱不安。后来，在听到日本开始袭击美国海军的时候，我竟感觉到有些幸灾乐祸，虽然这显得不太道德。多年以来，我一直秘密地往燕京托事会发送报告，提醒他们如果不对日本的行为加以阻止，后果将不堪设想。很多高层的官员都看到了报告，但都表现得漠不关心。我一度对美国政府感到非常失望。而现在发生这样的灾难，刚好能够刺激美国人民行动起来。这样，对于战争的结果，我反而不用担心了。我开始同情日本人这次可悲的选择了，对美国人性格的不了解，让他们犯下了大错。珍珠港事件成为历史上日本代价最为高昂的一次胜利。这正印证了中国的那句古话，“机关算尽，误了卿卿，聪明反被聪明误。”
一个月的监禁生活过去了，我们并没有受到特别严厉的管制，每个人还可以做自己的事。我的难友们仍然不时会发生一些冲突，收到的也仍旧是不好的消息。圣诞节那天，我们收到了几个朋友的电话问候，还有他们送来的礼物。四个星期很快过去后，其他人都被放了出去；只剩下我和上面提到的三个人，看着一个穿戴整齐的军官对他们进行离开前的训话，我们奇怪为什么自己仍要留在这里，并担心着以后的命运。
当天，我们被转移到了霍顿院长的家里。房子很漂亮，是“满清”贵族王府的样式，并配有齐全的现代设施，还有几个受过良好训练的仆人。我们在这个奢华的笼子里生活了四个月。每个人都配有自己的一间房和浴室，厨房、暖气是公用的。偶尔我们能透过院子里的那扇大门看到朋友们。在霍顿院长生日那天，甚至有几个朋友被允许进来一同庆祝。这也算是比较高级的监禁了吧。除了这些日常的生活，还是不断有坏消息传来，但并没有使我们放弃希望，也许某一天事情会有所好转——我们被遣送回国。
要被再次转移的消息来得很突然，我们要求先去看看新住所，并为此与卫兵争论了很久。他们同意了。那是一个很新的房子，离得并不远，以前是一个英国商人的住宅。但我们要住的后院空荡得连基本的家具都没有。经过允许，我们去的时候，从霍顿博士家里带了一些他私人的家具。整个住宅只有一个洗手间在前院，被住在那里的七个卫兵占用了。后院只有六平米的空地，铺的水泥地面也早已破裂，周边是我们三个狭小的房间。在这片小天地里，我们度过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时间。
斯纳帕尔博士来自荷兰，是个有名的医生，后来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做客座教授。我们还在霍顿院长家住的时候，他的妻子还被允许随时可以来探望，但在搬来这里后，这个待遇就被取消了。他们让斯纳波尔做出选择，或者是他与妻子一块住进来，或者是以后不再见面。他当然选择了前者。虽然多了一个人，我们的活动空间相对变得更小了，但生活变得丰富有趣了。来自地下渠道的消息，康特韦德邮轮会在6月从上海起航，送我们到格丽斯泊斯赫姆邮轮，然后回国。抱着这个希望，我们的隔离生活过得并没有太沮丧。后来邮轮确实到了，却没有让我们上船就开走了。9月份的时候，斯纳帕尔登上了英国的一艘船，带着妻子离开了。随后，又一个地下消息给我们三个人带来了希望，一年后格里普肖尔姆一定会接我们离开。这时，严厉的监禁生活已经快让我失去耐心了。事后很久我才知道，原来我的朋友们、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燕京托事会一直为营救我们做着努力，而且美国国务院也把我们列在了交换侨民名单的首列，并宣称，如果日本交换名单中再没有我们的名字，美国将拒绝再进行任何的交换。听说，他们最终在东京就这个问题达成了协议。
可不知道为什么，日本军方却迟迟不肯履行协议。我们还一直处在希望的幻想中。相比起来，我们三个中博文更为脆弱，在监禁中，他无时无刻不感到受着煎熬，每天都在靠着美好的幻想挨过去。甚至在船离岸前，他还在想象会有飞机来把我们送过去。我不得不告诉他，虽然道理在我们这边，可种种迹象都在显示着事情在朝坏的方面发展。我们担心他在知道真相后，会不会彻底崩溃。可一天早上，一向对中文不感兴趣的他，说要开始学习中文了，并且神情十分平静、认真。从那天起，这位美国金融区典型的会计师一直在跟我学中文，直到我们被释放出去。而我也在教他的过程中寻找到乐趣，暂时忘掉了被监禁的痛苦。这也使我们在那段时间里没有想到那个可怕的问题，如果真有一个人精神失常了该是多么可怕！在这个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狭小空间中，这是难以想象的灾难。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三个人在一开始就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着。
偷袭珍珠港的事情的当天上午，我们就被逮捕了，很明显，他们早就计划好了。而且他们对待其他国家的侨民要松懈得多，直到一年后，我们才被关进了集中营。我们至今不明白，为什么三个老人会受到这样“特别”的待遇。负责看管的宪兵十分关心我们的健康状况，对我们照顾得很周到。不过可能是受到了严格的命令，他们从来不会透露任何消息，并且还采取了各种措施来防止这种事的发生。我所能想到的，他们这么紧张的原因只能是这样了：日本军方对于燕京大学的目的仍然怀有很高的戒备，始终无法相信完全私人的机构，仅仅依靠捐款就办的规模如此之大；他们坚定地认为，这是美国政府的计谋，想要借此实现对中国人精神上的控制，以求破坏日本的计划。而把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关起来，就能够杜绝这些学校发挥作用。可事实却是，如果他们悄悄送我们回国，可能就此，学校和我们的影响力都将不复存在，又或者把我们送去集中营，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被慢慢遗忘。但他们却选择了隔离，这不但没有削弱我们的影响力，反而勾起了人们的好奇和同情，那段时期，我们几乎成为传奇一般的存在。
我们的伙食跟警卫的是一样的，吃惯了西餐的我们感到很不合胃口，霍顿博士每次都觉得饭菜难以下咽。上海的瑞士领事馆在北京设立了分支机构，专门处理我们这种问题。幸运的是，它的两个负责人分别是我们两个学校的教授，而且我们也都互相认识。他们说服了日本的宪兵，我们的饭食以后由领事馆负责，并在其他方面提供了很多帮助。一个中国的银行家出钱做了资助。有个年轻的挪威传教士，曾被认为是轴心国一边的而被扣留。她得到允许，可以出去为我们购买生活用品，每周都会买两三次，然后放在我们的大门口。她像个善良的天使，偶尔还会写信给我们，送些纪念品，每周六做一顿美味丰盛的挪威大餐，我们每次都会像小孩子一样期待美味的到来。我们被释放之初，最迫切盼望的事情，就包括和这位从未见过的“天使”会面。
我们在离开霍顿家的时候，他的厨师和一个佣人也跟着到了新的监禁地，并保证说会一直陪着我们。后来，厨师出于不得已的原因，提前离开了，但另一个坚持到了最后，守住了诺言。他得到允许，每两周可以回家过一个晚上，这时，他就会有意绕远路，到傅泾波家里去。那时，泾波也被限制了自由，但值得庆幸的是，他藏有一个收音机。我们关于战争的最新消息，几乎都是从这里得来的。不过这件事很具有危险性，一旦被发现，很多人会受到牵连。因此，当得知胜利的天平已经朝着同盟国倾斜的时候，我们强忍着冲动，没有再通过这个途径获取信息。
天气好的时候，我和博文会在院子里打打羽毛球，活动身体。不过即使这种程度的运动，霍顿也完全放弃了，只愿意每天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认真地打扫房间。在我看来，这比运动无聊多了。斯纳帕尔夫妇没走之前，我们每天晚上都会玩猜字谜；之后，我和霍顿仍坚持着这项游戏。在我们获释后，时代周刊杂志对我们四年多的精力做了详细报道，标题就是：一千五百个夜晚的字谜游戏。
刚开始被拘禁的时候，在受到监控的情况下，我被允许回燕京大学取一些生活必需品。那时，学校已经被日军完全占领，我的办公室成为了司令部。我走进去的时候，里面全是日本的军官，我在他们的注视下强装镇定，取走了我在前面提到的和燕京托事会通信的文件，并交到同事格尔特博士手上。整个过程没有一个军官会怀疑。后来，格尔特找到机会，把文件全都焚毁了。如果当时他们要检查的话，里面的内容足以让我毙命。一路监控我的那个小军官并没有严格的执行命令，甚至他还留我吃了午饭，允许我和学校的一些教师做了自由的交谈。自己就站在听不到我们声音的地方远远看着。
只要有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外国朋友还是自由的，我们就能收到信件、节日的贺卡还有礼物。也有很多礼物是中国朋友送来的，不过不能直接送，因为要是被日本人知道了，他们会遇到麻烦。我们最高兴的就是收到书了。即使在我们的朋友都被关进集中营后，代管我们的瑞士朋友仍在城里搜集着书籍。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每次有新书送进来，日本宪兵都会要求他们的翻译把书的摘要译出来。那个翻译的英文并不太好，经常会拿着书来求助于我们，再拿回去写摘要。书再到我们手里的时候，已经是几周以后了。我至今没有弄明白，为什么日本人对我们谨慎到如此的程度，连阅读什么书籍都会这么担心。如果是在担心我们的思想会受到坏的影响，可这不正是他们所希望的么？我们再也不能影响其他人了。其实，对比起其他人的遭遇，或是即将到来的厄运，我们算很幸运了。冬天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挨冻，因为吃饭的地方是在没有暖气的过道里，饭还没有吃完，杯子里的水便已经冻成了冰；夏天的时候，这个狭小拥挤的空间又会特别闷热。天冷了，我们就往身上一层层地加衣服，外面再罩个大棉袍；热了，再把它们全都脱掉。不过，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她：不会有来访的客人；每天的生活并不会在第二天有所改变。
不过，生活并非完全波澜不惊，偶尔也会有一些意外发生，其中有一次是由“北京人”引起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保存有她（我很确定这个性别）举世闻名的的骨头，并做了几个赝品，也十分精致，很少有人能分辨出真假。有些日本的科学家显然已经觉得，以日本在世界上和在北京新的地位，这些珍贵物品理所当然是属于他们的。即使这样，宪兵队的一个军官还是找来了，询问霍顿和博文这件物品的下落。他们两个都说自己并不清楚。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因为之前为了安全，那副骨头早已被送去了秦皇岛；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一艘美军的运输舰从那里接回了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小队。至于那副骨头是被戴上了军舰，或是已经遗失，又或者发生了其他状况，他们就的确不清楚了。
但这个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双方争执了很久之后，那个日本军官就回去了。几天后，宪兵司令部派人把博文带走了，直到五天后才送回来。他身上带着伤痕，显然是经过了严厉的拷问。在司令部，宪兵取走了他身上所有可能用来自杀的东西，并把他关进了一个狭小的连躺下都不能的笼子里。白天，会有专门的卫兵看守，连他在身子在铁栏上靠着都不准。在他抬头就看得到的地方，挂着一条皮鞭。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让他每天都吃不下饭，仅靠几小杯水维持着生命。就这样过了五天，日本人觉得他已经丧失了任何抵抗的能力，在放回他来之前，再次就那副骨头的下落进行了审问。
虽然现在回想起来，这似乎有些不值一提，但在那些天，这件事曾令博文感到非常担心。他被带往司令部的时候，匆忙间随手带了两百元钞票。因为按照生活在中国的经验，有钱好办事。不过，到了之后，宪兵就立刻搜去了他身上所有的物品，自然也包括那两百元钞票。回来前的那次审问，他们提到了这件事，质问他身上怎么会有新版的钞票。在监禁的时间延长后，我们身上的钱越来越少，后来惊喜地收到了一位美国朋友的援助。博文身上的钱自然就是这笔援助里面的。如果日本人再对此深究的话，我们商量好了一套合理的说辞，并和那个佣人也串好了供词。
可能他们那时只是一时的好奇，并没有太过在意，也没有再追究。但很多天以来，博文都处在紧张中，一听到什么动静就以为是来找他的，吓得发抖。如果那些日本人知道这件事，肯定会以此作乐的。这次惊吓也令我们放弃了经济上的冒险行为。而且每个月美国政府都会通过红十字会给我们一些钱，也基本够花销的了。当时，我们如果选择接受补助的话，日本宪兵就不会再提供伙食。随着战争的深入，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后来，一个月的补助只够每人买一个鸡蛋。而整个监禁时期，我们每个月都在收到原定数额的补助，既不敢拒绝收钱，也不敢拒绝签字。
博文在医学院时候的工作是总管，现在改作我们的管事，照料一些生活上的事情。比如料理简单的内务、照顾两只金丝鸟，偶尔为了散心也会弄几只兔子来。
确切地说，一位日本的老朋友曾两次来看望我。他叫田川，曾做过三十多年日本国会的议员，同时也是长老会的长老。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他只待了十分钟，就被宪兵请走了。第二次来是在一年之后，我们聊了半个小时，期间，陪同他来的宪兵队军官一直在旁边做着笔录。多年以来，田川先生一直在日本和中国之间奔波，试图调和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已经是七十五岁高龄的他第十四次来到中国。田川先生的努力给孤寂中的我们带来了安慰——在战争全面展开，种族仇恨不断上升的时候，还有人在秉承着基督教的仁慈和博爱，争取着和平。一年半以后，我得到了释放，却听闻他病倒了，正住在南京的一家医院里。之后，我设法帮助他回到了日本。显然，他为和平而不断做出的努力，触怒了日本的军方。
在监禁时期，我记录下了当时对于宗教的一些感悟，这可能会有所意义。现在我要将这些记录原封不动的转写在下面，或许会有助于了解我当时的精神状态：
“生活并没有对我有所亏欠，我信教以来的经历，很好地说明了这点。不仅基督教的思想令我获益良多，一直以来的生活环境也都很好……而突然的灾难毁掉了前面一切的描述，这场灾难也验证了我长久以来不安的预感。这对我的生活来说，可能并不是一次短暂的间断，完全可能是永久性的毁灭。我们和其他不幸的人被风暴无情地卷起，然后丢进无边的大海中，不知何时才能上岸。而看得更远一些，在我得救的时刻，除非我能再次回到以前的生活，否则我只是一个孤独的老人；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也不可能在美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而我那微薄的积蓄也早已在这次灾难中遗失殆尽；以前的同事们各奔东西，我们曾共同创建的事业也被废弃，只剩下我，无助地守着它。对于宗教，我的理解是，它能带给人心灵上抚慰，并教人更好地认识生活的苦难。很多宗教的书籍会讲到人们如何排解自己的苦闷、痛苦和失望，而对于我，它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鼓舞，激发我性格中善良、友爱的部分，消解心中的自私和卑劣。现在，面对无望的未来，我有机会经受考验，接受基督精神对我的安慰。以前，我在讲道或私下聊天的时候都会鼓励对方说，生活中的苦难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面对它；而我正在试验这句话的效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的经历也并不是什么坏事，而是一次不能错失的机会。”
监禁期间，最令我们关心的当然是关于战争的消息。我们可以订购英文报纸，但仅限于当地的一个日报，还有大阪每日新闻的英文版。前者的言论完全被日本人左右，内容相当无聊；后者编辑得很不错，主要是给日本国内的人看的，从中得到的消息，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每天晚饭前，我们会喝点酒（不过并不是每次都真的有酒）讨论当天看到的新闻。我们当中的一个人，通常会是霍顿，会研究下当天日报的内容，从中找出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我们搬到这里时，从霍顿的家里带了一些书籍，大多都很无趣，不过其中的一本地图册，在这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般来说，德国发布的新闻都是比较可信的，相反的，日本则会刻意掩盖对他们不利的部分。第一年的时候，新闻中战争的状况很糟糕，即使不考虑轴心国故意夸大的说法，那些无可争辩的事实也足够令人沮丧了。我清楚地记得，在被悲观的情绪笼罩的时候，一则新闻令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埃及的阿拉曼成功抵制住了德国的入侵，这种鼓舞人心的消息，我们已经盼得够久了。之后的几个月，我们仍怀着隐隐的担忧期待着，几个新的好消息明确了胜利的导向。从此，在读新闻的时候，我们再也没有感到忧虑，而是乐观地看着胜利的步伐越来越近。
我们学会了如何从日本的新闻报道中分辨出真实的消息，比如，一篇新闻说到美国海军陆战队曾想在太平洋的某个小岛登陆，但被击退，伤亡严重；之后，美国又组织了第二次进攻。这篇新闻之后，我再也没有看到相关的新闻出现，直到一篇报道中提到日本空军轰炸那座岛，我们就知道，美军的登陆成功了。从一些确定的信息我们得知，日军的汽油、运输舰和食物都出现了一定的短缺，并由此推断，不管美国的战绩如何，在德国投降后，日本最多也只能支撑四到六个月。至于美国的情况，我们只能做一些简单的猜测。有一天，一个大标题的新闻报道引用了美国统计的数据，提到它当月的飞机产量只有七千五百架，比前一个月下降了百分之二。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美国在战时的军备生产规模，带给我们的除了震撼还有胜利的希望。不管日本人想用这百分之二的差别说明什么都根本不重要了。1945年春，我们收到日报的时间开始变得不规律，还经常出现间断，篇幅也出现了缩减，后来就再也没有收到了。很难说我们应该为美军的有效轰炸而感到骄傲，还是为从此失去唯一的消息来源而感到伤心。
德国战败后，日本的政府机构做了一次重大的调整，两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分别担任了新的内阁总理和外相。尽管他们用英文发表了一份声明，仍旧狂妄宣称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战争，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们已经在为战争失败寻求台阶了。后来得知，5月份的时候日本已经暗中请苏联做中间人同美国讲和，但遭到了断然拒绝。他们就又找上了蒋介石。日本的国会通过了释放我们的一个议案，并派出了两个外交人员在军官的护送下来到中国，以帝国公告的形式向我传达了这一决定，并要求我去说服蒋介石担当中间人。他们从日本到北京来的艰辛，很好地证明了我们对日军的海、空封锁的效果，原本坐飞机几个小时就可以到，他们却足足花了两个星期。在乘坐飞机的时候，他们要避开我们的战斗机，在乘船度过朝鲜海峡的时候，又遇上了两艘潜艇和三艘驱逐舰，登陆后，还要避开严密的封锁线，终于赶到了北京。这时，他们再次遇上麻烦，日本军方不同意和解，要求他们必须到南京争得日本派遣军总司令的许可。实际上，军方的首脑希望谈判，而东京来的外交人员则想把我解救出来，摆脱宪兵队的监控。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当他们的国家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首先想到的竟然还是面子问题。
直到7月24日那天，我才开始对这些事有所了解。那天一个卫兵找到我，语气平静地问，是否想跟傅先生见面。泾波当时就在他的后面，身边还有个东京来的军官。军官走上来简单说明了来意，就离开了。泾波又细致地讲了其他方面的事情，并介绍了下当时的战争形势。我迫不及待地回去告诉了两位难友，我想，没有被允许参加这次谈话的他们同样对这些新闻感兴趣。傅泾波的任务就是软化我的情绪，因为日本人认为长时间的监禁，肯定造成了我内心强烈的不满和敌对情绪。两个外交官留在了南京，继续他们的任务。我这次和傅泾波见面的时候，一直有个卫兵坐在旁边监听，泾波后来又来了两次，卫兵就不在了。最后，得到军方的同意，泾波和日本的特使一起过来，我们三个人一块吃了午饭。作为一个外交官，井川显得很有经验，坦言自己的国家已经没有希望赢下战争，希望能够尽早结束目前胶着的状态，而日本也愿意付出相应的代价。我提醒说，7月26日的波斯坦会议已经提出了条件，那就是“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也发表声明，同意这个决定。这已经是不可更改的事实，任何人都不能，日本天皇和内阁能做的就是接受。日本军方的顽固派不仅制造了这场灾难，还固执地不愿意接受战败的结果，是很不明智的。井川对此表示赞同，并说会把我的意见带回东京。
井川先生接着讲道，战争已经耗尽了日本的资源，失去了继续的能力。这和我们从新闻和其他一些信息中推测出来的情况是一样的。联军的长官们如果得知这一消息，也许就不会催促他们的罗斯福总统了。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要求斯大林尽快参加对日战争，并以中国利益为代价，许给苏联在东北很多特权。显然，他们的情报系统还不如扎卡里埃斯少将得出结论的消息准确，他的结论跟我们的推论是一致的。这使得《雅尔塔协议》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注定了中国以及整个非苏联世界的灾难，这并非是罗斯福总统的愈益加重的健康问题造成的，主要是由于我们军事系统的缺陷。
在井川先生离开的前一天，接任他工作的尾关上校跟泾波来了，随身还带着一个翻译。一般日本人很难讲好汉语，但那个翻译却讲得很流利。谈话持续了几个小时，气氛很友好。最初，一个日本军官还保持着东方人的矜持，遮遮掩掩地讲着一些言不由衷的场面话，后来，他越来越激动，难以抑制绝望的情绪，承认他的国家局势已经无法不更糟糕了。道别的时候，他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他匆忙地握完手冲出了房间。我向他们表达了意愿，要和两位难友一起被释放，不然我也拒绝。他们说需要向东京请示。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证明，这次自愿在被释放时间上的拖延多少是有好处的。一天，一个中国来客不顾卫兵的阻拦，强行冲了进来，他想知道我和井川先生谈话的结果以及他带回东京的报告的内容。毫无疑问，他是个日本军方的特务，能够进来也是经过特许的。那时的境况让我有一种荒谬感，反而希望卫兵能够严格执法，拒绝所有人拜访。
那段时间，各种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日本广岛被一个神秘的爆炸夷成了平地；苏联军队向东北的日军开战；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尾关大校和泾波带来要释放我们的消息，我们要求见一见长期以来帮助我们的几位瑞士和挪威的朋友，其中丝格尼·丝克劳夫赛特甚至早早地就准备好了四个小蛋糕，想要跟我们享受四点钟的下午茶。但是最终，他们只允许我一个人在门口和她进行短暂的交谈。虽然如此，可我还是抱着乐观的心态想，至少可以告诉另两个人，她是真的存在的，而且像我们一直想象的那样美好。那天，得到允许，还有一个瑞士人来看望我们，与我们进行了几分钟的谈话，另外一个是在第二天上午过来的。
8月17日的下午，宪兵司令部突然把我们叫走了。要是在过去，我们一定会紧张得要命，但经过最近的一系列事情，我们收到各种有利的消息，已经做好了面对任何情况的思想准备。很短的一段路程，卫兵开车送了我们，并领着我们进了司令部的会客厅。过了一会儿，司令官过来了，他穿戴整齐，身后跟着他的下属和两名大使馆的翻译。简单的寒暄过后，他对我们被监禁表达了歉意，并说我们从此自由了。我们尽量用恰当的语言回答了他。他和我们礼貌地握了握手，结束了这次会面。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我们回来的时候，住处已经围了很多人，我们的一些中国朋友也在其中。大门敞开着，过去那些严格的卫兵开始允许人们自由出入。
对我们来说，三年八个月零十天的监禁生活是如此漫长，现在终于结束了。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日本不得不投降的情况下，我可以向蒋介石为他们说情。霍顿博士的任务就是照顾我的健康，好使我在某个时刻去完成这个使命；而我和霍顿都是各自学校的负责人，于是博文就成为他们扣留的第三个人质。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征服中国的幻想破灭了，三十多年来，它成为中国人的噩梦，给中国人留下了巨大的创伤和阴影，也造成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生命和财产的损失。现在，军国主义的野心终于被消灭了。
从监禁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与过去的朋友和同事们重聚，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我仍记得当时的每一个细节。获释之前，我和两位难友讨论出去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说要痛快地洗个热水澡。我也是这么做的，每天都会沉浸在舒服的肥皂泡中。8月的北京拥有最美丽的颜色，我开着车穿过莲花盛开的池塘，在熟悉的景色中自由穿梭，兴奋得像个孩子。在刚过去的那段孤寂的生活里，我曾对自己说，不会再因为拜访的客人太多而有任何抱怨；我重获自由的头几天，每天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我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自己的誓言。
我和中国教师委员会的成员见面是在第二天，他们都在燕京大学有行政编制。我组建了一个“校长咨询委员会”，并请求他们都加入进来。在抗日时期，他们都经受了残酷的考验，没有在监禁中向日本人妥协。很难再找到比他们更加忠诚的同事了。当时，学校已经被日军改造成战时医院，各种教学器材也损失殆尽，在我提议要着手校园的建设时，他们已经做出了完善的计划。我们准备招收四百名大一新生，并在10月10日国庆节那天恢复课程。尽管我的朋友们都认为这不可能办到，我也清楚当中的困难，但凭着大家的热情和决心，我们还是在最后办到了。
开学典礼如期举行，我们希望办得能像往常般热闹，可不巧的是，新政府把接受日本投降的时间定在了同一天，而且是同一个时刻。官员们，包括那个主要的演讲人都必须参加。我们为此感到很沮丧，不过反过来又觉得这为开学典礼增加了一些历史意义。典礼是在10点正式开始的，这样就成为了“三十节”，大家的演讲也同样很精彩。洪业博士曾立下誓言，在日本撤出中国前不做任何演讲。现在，他有机会破除自己的誓言，在台上发挥得很好。那天天气很好，礼堂里坐满了人，在日本人宣称“燕京大学死了”的四年后，我们重新在这里重聚，享受回归的愉悦。
从8月17日那天被获释，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我就乘坐一架美国的军用飞机前往重庆。这次的旅程是由一个军事代表团安排的，他们在出发的前几天到的北京。不过，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顺利。我们先被带到了昆明，在那里的一家美国军医院接受“processed”（加工处理，我第一次见这个词被用在这里）。跟我一样要接受“处理”的，还有几百个美国人，他们来自太平洋地区的各个地方，正准备回国。我提出抗议说，我要去的是重庆，不可能将传染病带到美国。这不仅没有免受“处理”，反而让人以为我是个怪物。跟我同行的傅泾波也同遭厄运，在脱离了日本人的魔爪后，我们再次落入美国人的控制中。这短暂的耽搁令人很是生气，不过对方谦逊的礼节和高效的办事速度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9月1日，我们到了重庆。第二天，蒋介石主席举办了一场外交上的招待会，我在会上见到了很多老朋友。赫尔利大使就站在主办人的旁边，前段时间，他去了趟延安，跟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一同回的重庆。毛先生看到我后，很亲切地打了招呼，并说在延安有很多燕大的学生。我笑着回答说自己对这个情况有所了解，并希望对那些学生的教育没有令人失望。几天后，周恩来邀请我和泾波吃午饭。那是在一个学生的家里，他们热情地进行了招待。我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周恩来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团长，参加了马歇尔将军主持的和平会议，在一年的时间里，我们经常会坐在一张谈判桌上。
到重庆没多久，我就因为气候的突然变化得了重感冒，不停地咳嗽。这被称为“重庆咳”，在当地很常见。晚上的时候，疾病的折磨令我难以正常休息，这个状况持续了三个星期，直到我回到北京才好起来。这段经历让人有些尴尬。在结束了监禁生活后，我很高兴能在这里——抗战的临时首都，见到很多的老朋友和有趣的人。我也乐意接受他们的邀请，参加聚餐或是演讲活动，并从他们那里得到关于我归来的这个世界之前发生的事情。所有的这些都使我兴致盎然，在正常情况下会受到热烈的欢迎，然而，就像激情和兴奋造成的精神上的疲惫，那倒霉的咳嗽也造成了我身体上强烈的不适。
之后去成都度过的两天加重了这种情况。一批无限忠诚的中国流亡教师在这里组织了燕京大学。在租来的房子里，他们招收了大约四百个学生。大概只有见到过沿海各省流亡的大学，或是遭受过战争灾难的人，才能理解他们当时情况的窘迫，没有图书馆、教学器材、教科书，任何物资都是匮乏的。男生的宿舍是一座古老、美丽的孔庙，里面到处都是老鼠，但仍然挤满了人。最令女学生们困扰的是消灭不掉的臭虫。不过他们仍保持着充沛的精力和热情。尽管我仍在不停地咳嗽，有很多场演讲要参加并且筋疲力尽，但面对着这些仍在坚持的老师和学生，听着热情的掌声，我体会到他们在困境中的勇敢和执著，突然觉得近四年的监禁并不算什么。回到重庆，数百个燕大的毕业生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宴会，地点是在一个坐落在江边的美丽饭店里。来参见的人越来越多，虽然饭店经理一直忙着添加桌椅，但还是很多人没有座位，不得不离开。
经过一再拖延，我终于坐上了离开的飞机。中途，我在山东的潍县做了短暂的停留。抗战时，日本将华北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关在了这里。没有打招呼，飞机便直接降落在了集中营的空地上。尽管日本在六个星期前已经投降了，但那些不幸的人还没有得到释放。这又是一次令人兴奋的聚会，因为当中有很多燕京大学的同事和朋友。我在那里逗留了二十四个小时，对他们监禁的环境有了一些了解。相比起来，我们三个在物质方面要好得多，不管是住所、饭食，还是服务，都是如此；他们的住所非常拥挤，自己的事情全要靠自己完成，还必须和各种各样的人相处。我们那里，每个人有着独立的空间，有大量空闲的时间，但却单调、无聊到可怕的地步。而他们每天要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经常还有一些集体的宗教、体育和社交活动，很难有时间感受到无聊和寂寞。
回到北京后，在医生的要求下，我在床上躺了三天，不能见人，不能做事。
在我获释后，燕京大学的纽约总部就一直在催促我尽快过去，同时海军也同意我搭乘他们的飞机回国。我当时看上去一定很衰弱、可怜，因为见到负责此事的官员后，他要求我必须乘坐“医用飞机”。于是在他热情的关心下，我和海军的病员、伤员一起登上了飞机，上面配备着担架和一个护士。
飞机在关岛停留了一天两夜，趁此机会，我和一个旅伴开着借来的吉普车绕海岛转了一圈。海军基地的宏大令我印象深刻，还有两座美丽的公墓。他们对岛上的土著居民做了很好的照顾，这使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还有机会登上了一架B29轰炸机，以前，日本人在报纸上对它有过描述。最后我们游了泳，充分感受了这个热带岛屿独特的魅力。之后，飞机又在珍珠港逗留了两天半。我依旧住在军官的病房中，尽管我多次反对，但每次上下飞机他们都会用担架抬送，用救护车送我进出医院。同时，他们承诺，如果我申请的话，可以得到假期，到岸上去游玩。
第二天刚好是感恩节，我和在檀香山的燕京校友共同度过了这个节日。中午是中式的午餐，晚上则是美式的感恩节大餐，并且还有很多特色的小吃。次日，我又参加了这个城市里朋友们的招待会。因为正住在一个设备优良的海军医院里，我可以尽情地享受美食，而不用担心肠胃的问题。
到了奥克兰机场后，按照通常的做法，我又被送到了奥尔诺尔医院，由一位医生来照看。我问他接下来要做什么。显然，医生也很困惑，因为这个特殊的病人身上只有一张纸片，上面写着“没有任何疾病的病人”，但有权利乘坐海军的飞机回到美国。不过在了解到我需要尽快赶到纽约后，医生和他的同事经过商量，回答说，既然海军的运输队已经照顾了我这么远，他们可以送我去纽约。晚上9点的时候，在狂风暴雨中，飞机穿过整片内陆，降落在布鲁克林。当我们像海上的船舶一样晃来晃去的时候，我自嘲地想到，为什么这次漫长而平静的旅程会以这样的灾难作为结束呢？想到我们穿越大洋时，海军航空运输队每个人的体贴和细心，我感到非常愉悦。其实，我遇到的我们的军队都是这样的。在昆明的一个医院里，我问一名护士说，你们是不是都会接受某种培训，或是被特别要求？她对我提出的问题感到莫名其妙。
到了纽约办事处后，我见到了一些老同事、董事会的成员，同时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来信，这让我激动不已。这还让我看到，在我和两位难友被监禁的日子里，他们的关心和焦虑以及国务院为营救我们所做出的努力。
经过日本人的破坏，燕京大学的修复需要大量的资金。但在这个时候，利用朋友们的同情来获取资助，显然是我不能接受的，办事处的人也同意这个看法。考虑到我的健康状况，他们还决定不作公开的演讲，只是在全国做一个巡回的“筹资旅行”。这次的安排比以往轻松、愉快了很多，通常是举办午餐聚会、晚宴或是招待会。而我作为主人，并不需要刻意去做些什么，以免双方因为捐助而发生不愉快。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往南走得最远也就到了华盛顿，根本没有机会去我家乡所在的南方一带，这令我很着急，因为那里才是我感情所系的地方，我的亲戚朋友们也大都在那里。
在华盛顿，我和弟弟瓦润，还有我的儿子，一起度过了圣诞节。我儿子在温切斯特做牧师，我每次到华盛顿，他都会跑来看我，为我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