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法中，月份的表达都是用数字的，有好多个重大历史事件都是发生在月份和日子的数字一样那天。像10月10日的国庆节，又称双十节。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北京的郊区制造事端，发起战争，后被人称为七七事变。蒋委员长对中国的统一进展得很顺利，这让日本人陷入了恐慌，他们不能再等下去了。7月28日，日军攻陷北京。早上，我被震耳的爆炸声惊醒，后来得知是日军在轰炸我们学校附近的一个兵营。这样的经历我还是第一次，觉得十分可怕，校园内人们全都惊恐不安，这时，连最荒诞的谣言都会有人相信。
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继续留下来，接受未知的命运；还是和其他学校一样，搬迁到未被战争波及到的后方去。我征询每个朋友的意见，他们都清楚地知道两种选择的后果，可也犹豫不决。最后，我的决定是，留下来！我们迅速恢复了学校的秩序，并且第一次在以往悬挂中国国旗或是三角校旗的地方，挂上了美国国旗。
每天都会出现一些小的摩擦，并有可能在语言不通和双方不信任的刺激下，演化成大的冲突。我很快找来了一位毕业生帮忙，因为家庭的关系，他在幼年和成年之后都曾在日本学习，能够熟练使用日语进行交流。在与日军的交涉上，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基于东方人爱面子的传统，我们给予他的地位，既要保证有足够的分量和日本人进行交涉，又要照顾到一些资历很老的教师的感受。而且师生们对于日本人充满了强烈的愤恨，这种情绪也蔓延到了经常会与日本人亲切交谈的这位毕业生身上。
在当时微妙的形势下，我经常要接受他的建议，去招待一些日本的官员，来改善双方的关系。为了加强对华北地区文化上的控制，也为了向自己的人民彰显他们的成功，日本高层经常会派遣代表团进行访问，而燕京大学总会被安排在行程之内。我经常要拜托我的西方同事帮忙接待，偶尔还会请一些中国人参加，表明我们超出民族自尊的真诚。来参观的代表团包括有商业的、教育的，还有一次是由基督教的牧师组成的。这使人兴奋地看到，基督教的精神消除了种族和战争的隔阂，很多中国的基督教徒加入到了那个牧师代表团。
一般情况下，学校的大门是禁止日本人进入的，除非有特殊的安排，还要和我的秘书或其他人一起。因为我发现，跟日本人打交道，只有善意是不够的，还要有坚决的态度。虽然日本人用武力迫使中国人在他们面前唯唯诺诺，但这只能令一小部分人屈服；而且他们看起来张牙舞爪，但在没有弄清美国态度之前，是不敢有太大的动作的。这时，他们最愿意看到的情况就是，自己受到礼貌的对待。不被日本人的武力所威慑，同时保持对他们的礼貌，这让我在很多场合能够自如应付他们的挑衅，打破双方的僵局。
在美国人的校园里，学生们得到了最好的保护，他们也知道这一条件不能成为反对日本人的筹码。我曾多次提醒那些激进的爱国分子，或者离开这里去从事爱国活动，或者待在这里完全停止活动，我不希望因为一些人的行为影响到这里所有人的安危。日本人对于地下抗日活动保持着高度的关注，他们秘密雇佣了一批警察和密探，专门从事告密和逮捕行为。我们的学生成为被重点怀疑的对象。他们会在周末开进城里的校车上，把有嫌疑的学生逮捕。好在我的秘书聪敏机智，总是能够很快把学生解救出来。
不过有一个男学生遭到虐待，在被放出几个月后，这段阴影仍没有办法在他心里消除，他甚至还在因为恐惧连自己的母亲都不敢见。我后来去探望他的时候，他仍没有任何好转。几年之后，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还没有彻底恢复。他的遭遇令我感受到在敌占区的工作具体而真实的威胁。还有个男生羞愧地向我忏悔，他被逮捕后，在遭受残酷的刑罚和回到学校做密探之间犹豫不决，并最终选择做了密探，每周将学校的情况上报一次。我没有谴责他做了密探，并说也不反对他将学校的情况报告给他们，不过我希望知道他们在接到这些情报后的反应。不久，那个男生告诉我，日本人已经不再需要他，因为他提供的情报毫无价值。
由于爱国和其他原因，学生不断地通过一些途径悄悄逃到自由中国去。我和某些原来是我们学生的年轻教师，找到几个合适的途径：一条是从京汉（北京到汉口）铁路再走内地；一条是经过上海；另一条更远一些，但是对女生更好些，是经过香港、曼谷和缅甸的道路。沿途我让朋友给他们资助和其他帮助。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我受到监禁的初期，日本人曾四次把我带到宪兵司令部，进行了长时间严格的审问。其中的一点，就是他们最热切想知道的那个秘密通道；他们效率很高的密探对那个通道所了解到的，只不过是知道有哪些通道，所以他们要知道详情。我设法使他们解除戒心，率直地告诉他们我觉得我就像是学生的家长，所以有义务帮助他们到其他地方去，但是他们为什么去，则不是我所要知道的。他们很难反驳这一点，但是他们想方设法要套出哪些中国人帮助了我。我知道如果告诉他们，那些人的命运会是如何，所以我拒绝告诉他们，理由是：那些人信任我，如果我对那些人不忠诚，即便是那些询问者也必然看不起我。我还说，我已经老朽，多活几年或少活几年对我意义也不大了。对关于我自己的问题，我都回答；他们愿意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但是我不会做任何危及我忠诚同事生命的任何事情。
他们另外想要了解的就是燕京大学的办学目的，我想这个问题一定也令他们疑惑了很久，由私人创办的一所大规模的学校，其目的只是出于宗教的善良和博爱，这对他们显然是不可理喻的。
在被捕之前，一位日本的高级军官提出有重要的事情要见我。我因为担心有学生惹了什么祸惊慌不已。不过见面之后，他原来是要询问燕京大学是否愿意接受中国傀儡政府的经济援助。我们当时确实存在经济方面的问题，不过我还是拒绝了他，表示一直以来燕京大学都是在依靠私人捐款，我们没有拿过美国政府一分钱，也不会接受其他政府的援助。他听后感到很吃惊，以至于很没礼貌地没有告别就离开了。他们在审问我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并表现出了同样的惊奇，甚至都忘记了本来询问的目的是想了解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渗透。
审问在第三个问题的时候变得更加严肃和紧张，是关于我和蒋介石的关系。七七事变后，因为是中国文化教育基金会（美国庚子赔款）的理事，我每年春天都要到香港去参加他们举办的会议，泾波也会陪我一起。以前这个会议都是在上海或是北京举办。每次开完会，我都会借机经过战时的首都做短暂的逗留，先是汉口，后来改成了重庆。当时，这是由北京能够到那里的唯一途径，但是路线曲折：先要坐火车到上海，然后坐船到香港，再改乘飞机才能到，中途还有被日本飞机追踪的危险。
之所以每年都坚持要去那里，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想表达燕大的立场，虽然处于敌占区，但仍忠于中国的事业；另一方面是我想要了解这一事业的进展。在北京，新闻全都被日本人控制了。处于恐慌下的燕大需要有真实可靠的消息，来打消各种谣言，鼓舞师生们的士气。同时，我也会把像燕京大学一样处在敌占区的情况报告给教育部，这在战时是很有必要的。蒋委员长和政府的一些官员们也会跟我进行一些交谈；如果时间足够的话，还会和当地的传教士、燕大的校友进行聚会。第一次到重庆的时间已经接近傍晚，我在路边等车，接我参加蒋委员长和他夫人的宴会。这时，二十七架日本战机以标准的“V”字行从山顶飞过来，我经历了第一个空袭的夜晚，十分可怕。第二天，我起床后沿街走出去四五里，目力所及一片狼藉——炸毁的建筑、烧焦的尸体，景象惨不忍睹。
回到北京后，我对王克敏谈了我的感受，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在华北政府里担任首脑，但没有任何实权。长期以来，他一直无法下定决心接受这个明显的卖国职务。在听完我讲述各阶层人民在委员长的领导下坚持团结抗日后，他问我是否愿意接受安排，将这些情况告知日本军方。我到重庆的事情肯定早被知道了，但他们并没有理由阻止一个中立国的公民这样做。王克敏的提议带有挑衅意味，经过思考后我最终答应了。像以前一样，傅泾波作为翻译，勇敢地陪同我一同去了日本军部。以后再有类似的出行，我都会事先询问日本当局，有什么可以效劳的！
审讯者想知道的正是我去重庆的具体事宜。我对他们说，蒋委员长对中国充满感情，决心坚定地捍卫她免受侵犯，并提醒他们说，日本人作为有着强烈爱国热情的民族，对委员长应该有更清楚的理解。接着说道，不仅是我本人，我相信大多数美国人也是如此，希望中日两国能以友好的姿态进行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可惜的是，日本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方式。尽管如此，从与蒋委员长以及其他中国人的交往中，我还是能感觉到这种希望的可能性，因为我知道，包括委员长本人，我们的反对并不只针对日本，而是战争、侵略和暴力。他们一再强调说，日本的意图被过分地放大和曲解了，而且除了这种方式，别无选择。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日本的和平运动的，他们想知道这个组织和我的关系。日本政府发起的漫长的“中国事件”引起了他们国内很多民间人士，甚至是军队领导阶层的不满，他们觉得政府让国家陷入了战争的泥潭，迫切想要结束战事。我曾和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过接触，在经过我的同意后，我的秘书也曾两次主动请求到东京去。我避重就轻地描述了这些事，但略去了中间的细节，也没有提到相关人物的名字，并说如果他们想要进一步了解这些事，可以去找我以前的秘书。因为我清楚地知道，那个秘书有能力应付这种情况。同样我还没有说到的是，在后来几次去重庆之前，确实有和平运动的成员联系到我，委托询问委员长结束战争的条件，我也带回了委员长的回复——当然是非正式的。他提出的条件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可行性。
四次审问的过程我都没有经历传闻中的威胁和恐吓，审问的人全都保持着彬彬有礼的态度。不过，审问开始前，我都要坐在候审室等一两个小时，才被带进审讯室。后来我知道，这是他们惯用的一种手段，为了缓解我紧张的情绪。我的日文档案堆叠在桌子上，被他们不停地翻来翻去，我尽量克制，放松自己情绪。在被释放那天，负责审讯我的官员和我友好地握了手，并说，他最终认同了我的观点。
日本占领后不久，不断有日本人向我提出要求：聘请一个日本人到燕大教书，日本政府会确定人选并支付相关开支。虽然他们有时会提出那个蹩脚的理由——为了文化上的交流，不过很多时候则是毫不客气的威胁。在那样的局势下，做出拒绝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不过即使学校被查封，我也不愿意看到它丧失自主性。最后，经过和同事们的讨论决定，我们自己找一位有声望的日本学者，同时要没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我的同事们，尤其是当中的中国人都对这个决定兴奋不已，觉得这不仅体现了基督精神的宽广、博爱，还能避免日本人的刁难。从几个享有国际声望的学者中，我们最终选定了鸟居龙藏博士。他是一位考古学家，主要的研究工作都在中国进行，其著作在中国也有很高的知名度。那时他已经七十岁了，但精神仍然很好，在日本闲居，政治上一直持中立的态度。我将这一决定告诉了日本大使馆的一位秘书，他很傲慢地表示我们不可能请到那样的一位学者。我回答说，鸟居博士已经接受了燕京大学的聘请。在收到我们的邀请后，鸟居博士只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保护他不受到日本当局的压力。我向他保证说，只要待在校园里就肯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跟在鸟居博士身边的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是他英文方面的助手，另一个是法文的。四个人经常在一起进行课题的研究。他还有一个儿子应征参了军。尽管对于日本人有着很深的偏见，但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在校园里正渐渐地获得大家的认同和尊敬。良好的教养和国际性的事业，使他们很快就融入到了燕大的社交生活中，而且总是能避开那些难堪的问题。只有高年级的同学才有机会到鸟居博士的工作现场进行学习，并在回来后表示了极大的敬佩。后来，他们中的一位还和鸟居博士的一个女儿结了婚。珍珠港事件之后，鸟居博士一家住到了城里，没有生活来源，整个家全靠两个女儿在支撑着。即便如此，他都没有接受日本方面的援助，就像他所说的，“进入燕大，就永远都是燕大的人”。恢复和平后，我开车把他们一家人接出了城，回到原来的住所。岁月和战争损害了这位敏感的学者的身体，我们决定，从此尽量帮他实现意愿中的生活。
不久，周以德博士来学校看望我。他是个传教士，在山西从事医学，目睹了日本人对那个地区的暴虐侵略，再也难以忍受下去。而仅仅在精神上分担这个民族的悲痛，在他看来是不够的。那些受害的中国人不仅手无寸铁，而且无处申诉，因为日本的背后是美国，它正在源源不断地将战争物资卖给日本人。周以德知道，他可以说话，向美国人民讲出他们的政府在做着多么不合理的事情——肮脏的交易令美国也参与了残酷的侵略。他辞去了传教的工作，回到了美国。在那里，他没有收入，也不确定自己的观点是否能得到美国人民的认同，最贫困的时候，他甚至连出行的路费都支付不起。这是一场漫长的斗争——为信仰而战。
在还是学生的时候，他曾经做过几次成功的公开演讲，这是急于要摆脱精神上的折磨，成为支撑他走下去仅有的资本。就像希伯来的先知们一样，为了信仰，迈向了充满艰辛和苦难的道路。讲到日本的暴行和可能造成的后果时，他激动不已，想要得到我的认同。但我只能冷静地告诉他，与其浪费精力在我这样的人身上，不如留着去说服美国的人民。他做得很成功，后来他加入到了美国国会，为他继续帮助中国开辟了道路。令一切相关的人感到幸运的是，他已经为此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正在物色发言人。
四年多的时间里，我们顶住了日本人的压迫，保住了学校这片自由的绿洲，并在反对任何形式对精神的控制上加强了信念。我们的这种行为，不仅在当时发生的切身事情上，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都得到了认同和赞赏。以往，我们的学生来自全国的各个省份，但在那四年中，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北京和天津一带的。很多人为了摆脱日本的文化控制，选择到了这里，我们放弃了卫生和其他方面的考虑，尽可能地将他们安排进学校宿舍中。那段日子虽然艰辛，却也令人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