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杭州的时候，认识的大都是一些牧师和教师。作为教会的雇员，他们忠实、可信，但脱离了社会的真实状况，过于关注传教士的利益，这经常使他们的观点太过狭隘。这也使他们很趋同于自己的雇主，不同的只是，相对来说，对于教会内外的中国人，他们会有更深的了解。虽然经常可以见到我与这些教会成员相谈甚欢，分享各自的见解，但真正兴趣相投的并不多。我经常会在中午的时候去附近的农夫家里吃饭，半天的辛苦劳作可以让他们吃下五大碗米饭，我最多就只能吃一碗半。这些经历都使我对老百姓的生活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偶尔还会有一些额外的收获。
到了南京之后，我周围的朋友换成了神学院的同事。他们都受过比较高等的传统教育，相互之间更加平等。我的私人老师是一个传统的儒家学者，几年愉快的相处让我们成为了亲密的朋友。渐渐地，我不仅开始跟神学院和金陵大学的学生们熟悉了起来，还认识了很多的中国教师以及一些市民。我小时候的一个玩伴，也是一个第二代的基督徒，在之江大学读完英语后去了邮局。之后，他决定从事宗教方面的工作，来到神学院做了老师。
我刚来南京没多久，就认识了郭秉文博士。他的母亲在上海一家教会学校管理女生宿舍。很早的时候，他就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到美国留学的机会，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被聘请为东南大学的校长。东南大学是由政府创办的一所现代高等学府，集中了五十多位在自己的学科内取得优异成绩的留学生，这里推行美国的教学方式，是当时中国最好的院校之一。第一次见到郭秉文的时候，他还默默无闻，我也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一类人。与此同时，我还认识了王正廷，并去听了他的演讲（后来，他担任了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会长，外交部部长和驻美大使的职位）。他的父亲在宁波的圣公会做过牧师，那时他经常遭到歧视，比如去别的传教士家的时候，只能走专门供“下人”和“生意人”进出的侧门，这使他对基督教的等级观念产生了很深的厌恶，不过后来他还是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基督教领袖。
到北京之后，我认识了更多从西方留学回来的人，大家因为志趣相投而变得熟悉起来，但并没意识到认识的局限性所带来的缺点。当时的中国确实需要高学识的人才，而且也给予了他们令人羡慕的优厚待遇，这使他们过分看重了自己的重要性，傲慢地要求更高的职位和待遇。可他们中的很多人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对中国的需要来说，可能是毫无用处的。但不容否认的是，他们的确为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努力，中国是难以取得现在的进步的。
作为一名传教士，来到中国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国家民族主义的觉醒。外国列强不断的骚扰惊醒了一直在沉睡的她。日本的战舰击溃了她的海军，义和团运动带来的严重后果（八国联军入侵了北京城）都是在我到中国前十年之内发生的，所有人都在担心国家就此被列强瓜分。然而在今天，我们可能已经忘记了当初发生的那些事情，是为了把中国瓜分掉。尽管很少有人承认，但美国的海约翰所制订的政策确实有效阻止了这件事的发生。
日俄战争是我在中国做传教士的第一年，也就是1905年结束的。一种希望国家强盛的愿望驱使着中国的青年们到日本去留学，探求抵御西方侵略的方法。这时的清王朝已经难以为继了。
三年后，我搬到了南京，慈禧太后和被软禁的光绪皇帝去世的消息相继传来，继位者是一个和我儿子一样大的孩子，年仅三岁。各地风起云涌的革命者遭到了清政府的镇压，但革命的气氛已经在他们秘密的活动中悄然扩散。1911年10月10日，一场大的革命爆发了，虽然它的时机并不成熟，也没有严密的计划，但却迅速席卷了全国。唯一较大的阻力出现在南京，我们经历了一段激动人心的日子。很多学生为了支持革命，冒着被杀头的危险，都剪去了辫子。教会学堂的教师们全部出动，在每天开城门的时间，护送学生穿过卫兵把守的临近长江的城门。我们把没有扔掉的辫子逐一别在他们的帽子上，由于找不到搬运工，男学生们还要时刻注意不太稳固的辫子，我们经常还要帮他们拿行李。
后来，孙中山来到了南京，我被合作社聘请做了临时记者，有幸能够经常见到他。
在1912年召开的临时国会上，我是到场的唯一外国人。孙中山博士在会议上发表了那个著名的演说，表示自己很长时间都没有在国内，并不适合担任总统一职。以同样的理由，他邀请说服清帝退位的袁世凯担任总统，前提是要保证新政府的共和政体。对于这个决定，很多孙中山的年轻追随者持强烈的反对意见，跟随他很久的一些老同志也对此提出质疑，但最后大家都勉强接受了这个主张。他们的反对在后来被证明是对的，袁世凯背弃了承诺，在家人和朋友的鼓动下，妄图做中国的新皇帝（但并未得逞）。后来，我认识了袁宝琳，袁世凯的侄女，在一次聊天中，她向我提到，当时上海的报纸捏造了很多篇文章，都是鼓励她的叔叔称帝的，让他以为称帝是“民心所向”。
整个事态的发展过程，我都和怀有革命理想的重要人物有着联系。我始终知道并且坚信，孙中山先生对革命、对这个国家是真诚和无私的。但他在中国的时间太少了，对国内的情况了解得不够。不过，他在国内的影响力还是使共和政体在内战中保留了下来。1926到1927年，他的学生蒋介石发起的北伐运动，就是以他在1924年的著名演讲《三民主义》为革命宗旨的。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因为癌症去世。葬礼的仪式是基督教式的，由燕京大学的刘廷芳博士主持。
孙中山的夫人（蒋介石夫人的姐姐）认同她丈夫的“三民主义”，并一直为此做宣传。后来，她感觉到身边亲属的行为背离了这一理想，便转而投身到共产党组建的人民政府，在里面担任一个名义上很高的职务。
1919年春天，我来到北京访问，当时学生中间出现了一股新的民族意识并不断升温。5月4日，一批学生冲击了三个官员的家，因为他们无耻地帮助日本人。三个官员匆忙收拾家当，带着家人躲到了使馆区。之后，学生代表遭到逮捕，关在了一个改为临时监狱的法律学院内。这更加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越来越多的学生聚集到法学院门口，要求一起被关进去。学生运动的热潮迅速在全国点燃，地方的监狱很快人满为患，更多的学生要求一同关押。事态的失控让政府进退维谷。如果处罚那些学生，就表明政府包庇那些亲日的卖国贼，肯定会遭到舆论的指责；如果承认学生行为的合法性，那就等于得罪了日本人，可能要面对他们的报复。老奸巨猾的总统徐世昌下令释放所有学生，但并不对这件事作任何声明。但学生们却像是腓利比的保罗（基督教圣徒，《新约，使徒行传》16章12节）一样，拒绝接受，除非政府撤销对他们的指控，进行正式的释放。令政府为难的是，这样一来，他们必然会丢面子。
最后，徐世昌总统还是妥协了，派了两名高级官员去“慰问”并释放学生们。当时我受邀参加在一个卫理会教堂举办的毕业典礼，并为毕业生们讲道。释放学生的日期和我讲道刚好重合，都是在那个周日上午。政府为被捕的学生举办了释放仪式，其他学生都跑去迎接他们回到各自的学校。我为毕业生所准备的讲道也只好做了调整，对着人数不多的学生做了演讲。这是我跟我以后的学生第一次接触。第二天早上，当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我对他们的爱国行为表示了明确的支持和同情。在之后动荡的岁月里，当需要再次进行类似的行动时，学生们总是知道我的态度。这为我和学生搭建起了一个互为理解的纽带，在中国战乱不断的时期，这对维持燕京大学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不久之后，我搬到了北京。为了燕京大学的建设，我结识了很多中国的官员，让他们了解教会大学的办学目的，并尽可能地获取他们对基督教教育的好心捐赠。他们中很多人是在职时通过各种手段敛财聚富，发了财后就离职，赋闲回家。在清朝的时候，公款和私款没有严格的界限，贪污受贿在一定限度内是被允许的，这个限度视上司或当地的惯例而定。初期民国的官场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毫无限制，日本也有意地助长了这种行为，以便在中国制造混乱。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成立后，改善了税收和财政的管理办法，这一情况得到缓解。那段时期，各军阀之间冲突不断，最保险的选择就是结识每个阵营的高官，跟他们的随从搞好关系。
颜惠庆博士出生于圣公会的一个牧师家庭，后来去了美国的圣约翰大学读书，毕业回来后，他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杰出人物。他曾在多个国家担任大使，还做过北京政府的总理。他拥有超出常人的政治才能和道德品行，在燕京大学的理事会工作过很多年，表现优异，还被选为过理事长。第一次见面是我在为《燕大》的男生宿舍楼募集资金时请他帮忙。1926-1927年革命爆发的时候，我们学校正在向现在的校址搬迁，颜惠庆博士很快就同意了傅泾波的建议，将募集到的资金先用做学校围墙的建造上。
我在早期认识的另一个官员是陈树藩将军，他是陕西省的督军，跟颜惠庆的风格完全不同。燕京大学新校址的土地就是他卖给我们的，还免去了三分之一的价格，条件是要留出为他年迈的父亲建造别墅的一小块地，以后改建成纪念堂。他邀请我到西安去为那里的官员开一个有关教育问题的讲座，我欣然同意了。1921年春天，我带着一个随从踏上了行程，心里面怀有种种天真、美好的设想。我们先从京汉铁路到了海边的一个城市，再转乘到向西去的火车。因为是新修建的铁路，还没有竣工，我们下车后又走了一个星期陆路。因为要经过一个盗匪经常出没的地区，陈督军派了一队士兵来接我们，并为我准备了一个轿子。轿子是由两匹骡子拉着的，在几根竿子上面架起一个篷顶，里面铺有褥子，可以容下两三个人。我并不愿意坐轿子，所幸陈督军还为我的随从准备了一匹马，于是，就改由我骑马，我的随从坐轿子，这也刚好符合我们各自的意愿。队伍经过了很多个农村，它们没有受到现代化和外国的影响，保持着原始的风貌。
我在陈督军的府上住了一个多星期，期间观赏了西安这座古城的名胜古迹，对当地的风土民情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为了欢迎我的到来，陈督军和陕西的省长举办了一场宴会，作为主人，他们坐在了一起，但吃的都是各自准备的食物，以防被下毒。他们的身后是各自带来的卫兵，其中还一个不小心把枪掉在了地上，引起了会场不小的骚乱。事情平息后，两个人仍继续热情地聊天，亲切得像是最好的朋友。
我被西安这座唐朝的古都深深地吸引住了，并考虑着如何在这里发展教育事业，让燕京大学和陈督军办的中学建立起某种合作的关系。离开的时候，我身边多了一匹马——是陈督军送的礼物。还没抵达北京，陈督军下野的消息就传来了——省长成功制造了一起督军的兵变。成为平民的陈督军住到了天津，后来我经常会去探望他。政治上的阴谋斗争在当时是经常发生的，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第一次见到阎锡山是在跟博尔顿教育委员会的一次旅行中，他当时是山西省的省长。之后的多次拜访，他的才干和性格令人印象深刻。开始，他想做“模范省长”，但因为人们对改革的不接受，以及外国人和中国人对他的戏弄而失败了。他想把山西省融入进国民政府，成为其一部分，实际上却一直是分治的。一段时间，他因为反对蒋介石而逃亡到日本。日本趁机拉拢他，但被拒绝了。之后，他表明了效忠国民党的态度。1936年，我被邀请到山西，为当地的工业发展寻找出路，不过还在拟定计划的时候，抗日战争就爆发了。
江苏省长孙传芳与相邻的浙江省长不合，双方曾一度兵火相向。1927年，他被蒋介石的北伐军打败。他曾在一次聊天的时候问我：“你们外国人为什么要来中国做教育？”
我回答说：“文明是不分国界的，她不是民族的，而是世界的。只有通过各国文明的交流、融合，才能增进相互的了解。我们的目的就是学习中国的古文化，并促进新文化的建立。”
“感谢你对中国的好意，但你来找我是为了什么？”
“我来向你筹集捐款。”
显然，孙将军当时并没有捐款的意愿，他站了起来，说：“我们以后再谈吧。”不过，在我临走前，他还是捐了一百美元，之后又捐了两万美元。孙将军的一个儿子后来就在《燕大》读书，学习很刻苦。日本开始侵华的时候，他离开了学校，“去为国家做点事情”。后来孙将军辞去了职位，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一次，他到一家寺庙去烧香，被一个女人开枪杀死了——他曾处决过这个女人的父亲。
相比起来，韩复渠省长又是另外一个类型的，这也是国民政府成立后，他能继续掌权的原因。在某些方面，他是一个进步的官员，曾肃清了山东的土匪，不过也相当专制。日本人一直想拉拢他，他想表明对日本的敌对态度，但不确定能否得到蒋介石的支持。
1935年，韩复渠找到我和傅泾波，希望我们能够去拜访蒋委员长，试探一下他的态度。蒋介石一开始很生气，说：“地方上的省长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就好了，国家的政策是中央的事，不用他们操心。”
我反驳说：“这都是抽象性的原则问题，但中国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人治多于法治，所以，个人的忠诚才是最重要的。而现在显然就是让你建立这种关系的机会。”
他仍显得很生气，不过还是接受了我的建议，“你回去跟他说，只要他能在山东站稳脚跟，我不会让他失望的。”之后，蒋介石派了代表到山东，向韩复渠表达了希望建立更稳固关系的诚意。1937年，日军侵华，韩复渠很快就动摇了，不战而退，带着军队向西逃去。蒋介石派人将他带到了南京，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处决了他。
宋哲元省长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况，不同的是，他最后被日军追得没有退路了，死在了战场上。还在担任河北省省长期间，他的态度就不明确，在国民党和日本人之间犹豫不决。我向蒋介石建议，可以适当对宋支持，来获得他的忠诚。卢沟桥事变之后，他接到蒋介石的命令，死守河北省会保定。但日军来势汹汹，在对保定展开了一波突袭后，宋趁天黑带军撤离了。如果他当时听从了蒋介石的指令，也许华北的局势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了。在不得不与日军开战的时候，宋哲元后悔了，但已经晚了。
我先是在张作霖元帅、后是在他儿子张学良的时代数次去到东北，与他们两人的见面都很友好，对于我们提出的为燕京大学的捐款也都有回应。我第一次见到张作霖的时候，他坐在一个宝座样的椅子上，两边有两个揎填的猛虎。他个头小，但是有一双明亮、乌黑、逼人的眼睛。他原来是个村庄的护卫，出了名，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最后在东北的权力争夺中压倒了所有的人。他的一生都在和日本人打交道，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对他们屈服。1928年4月，他进军并短暂占据了北京，但是又被赶了出来。
1928年6月，我取道欧洲，接着从西伯利亚铁路赶回中国，参加燕京大学的毕业典礼。临近沈阳，我从一个苏格兰传教士朋友那里听说了未加冕的《东北王》的噩耗——从北京返回的途中，在距离沈阳只有几里路的一座桥处，火车被炸毁了。传教士朋友说，从医疗人员那里传来的消息是他已经死了，但城里的传言却是他接受治疗后，情况正在好转。人们被当局要求保持正常的生活秩序。他二十二岁的儿子——“少帅”张学良赶过来继承父权，掌握了东北的大局。后来，从张学良口中我得知，日本人曾三次到他父亲的车厢里，要求签署一份文件，扩大日本在东北南部的权益。最后一次的时候，日本代表甚至威胁说，不签字的话就不要想活着回到沈阳了。一位英国的工程师调查了爆炸现场，从技术上认定了是日本人做的。与此同时，四万日军等待着老元帅的死讯，随时准备着“维持东北的秩序”。
不管在生前犯过什么错误，张作霖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而牺牲的。东北的人民谎称他正在康复，骗过了日本人，阻止了他们阴谋夺取东北的控制权。他的死讯正式宣布出来时，离我回到北京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星期。张学良少帅同我讲述了以林泉助为首的日本代表团到了葬礼现场，假借吊丧将他父亲拒绝签署的那份文件交到了他手上，他预料到了可能被杀的命运，但仍然闭上双眼表示了拒绝。这些细节都预示了三年后的“九一八事变”（同样的一起铁路事故），日本对东北公开、无耻劫掠的真相。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历史的再次转折。张少帅用多次轻蔑的拒绝，一直在挑战日本人的耐性，终于，他们不耐烦了，四个日本的陆军上校捏造了借口，以天皇的名义发动了战争，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
美国国务卿亨利·斯提姆森电话联系了英国外交部长约翰·西门爵士，商议联合对日本提出抗议，但对方表示对此事并不关心。作为知情人，我相信如果当时两国能联合发表一份抗议声明，日本政府是有台阶下的，他们会将责任推卸到军队身上，表示自己并不知情，从而避免之后的战争。后来，国际联盟负责起了此事，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到东北时，已经太晚了。日本人明确了列强不愿牵扯其中的态度，已经无所顾忌。墨索里尼也正是看到了这种情况，发动了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另一个后果则是西班牙的内战。不久，希特勒借机开始了对邻国的侵略。如果当时各国在东北事情上联合起来，表明自己的强硬态度，这一切可能都不会发生。1931年的9月18日，成为了全部中国人，尤其是学生的国耻纪念日，激发起了他们的爱国思想。我感觉到海上传来的毒气，弥漫在华北平原上，带给这片土地无尽的灾难。
1936年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押，了解张学良少帅的人都会明白，他这样做的唯一动机就是对国家的责任。不管是在任何的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他都毫不避讳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所以，这一点并不需要再讨论了。他感受到了国家的危难，希望结束仍在继续的国内党派的争斗，这本无可厚非，但他慌不择路地选择了一个并不恰当的方式。
在二十年的历史舞台上，冯玉祥将军是个很有趣的人物，人们有时会称他为“基督将军”。他身体壮实，宽大的面庞显得和蔼可亲，性格坚强、活泼，待人真诚。凭着一时的冲动，他加入了基督教，在信仰问题上，一直显得肤浅、幼稚。在早期，跟克伦威尔的部队一样，他的部队有着严格的编组和纪律，甚至一度曾有过随军的牧师，不过在被张作霖打败后就不见了。冯将军的信仰也是几经转变，先是从基督教转为共产主义，之后是南京的共和主义。在战争问题上，他一直是个充满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不过并没有得到很高的职权。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再次对共产主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很离奇地死在了去苏联的路上。
跟他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当时他对蒋介石政府满怀质疑。后来他得到一个官职，去了南京，不过很快就因为不满，卸职去了山东著名的《圣地》泰山。在那里，他攻读古书，练习书法，那时他的书法已经很有名气了。一次我和傅泾波前去拜访，他很认真地说：“如果他们能够抛开冲突，共同抗日，我就愿意回到南京担任任何职位，不管高低。”
第二次去拜访他的时候，因为肩膀的关节炎，我的左胳膊挂了一个吊带。他知道我的病情后，立刻拿出了一种膏药，是他在北京一个有名的药铺买来的，主要的成分是熊膏和虎骨粉，专门治疗关节类的炎症。他坚持要亲自为我上药，并且让身边的一个副官将过程拍照记录下来。他在我露出肩膀的前后各贴了一副膏药。但好像效果并没有他说的那么神奇。后来我又请了一位美国教会的医生给我开了药。可能是因为离开了南方潮湿的环境，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完全好了。一次在重庆举办的招待会上，冯将军用充满风趣的语言讲了这件事，引来了现场的一片笑声。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重庆，当时他正在阅读一本中文版的《乔治·华盛顿》的传记。他谈到我们那八年革命的细节：叛徒、债务、饥馑、寒冷、军队的缩减，等等，又说：“我们中国人还没有遭到像那样的事情。没有理由说我们不能坚持得更长久些。”
1933年，李宗仁和白崇禧联合了广东的陈济棠，共同反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同的是，陈济棠是为了摆脱国民政府的控制，行各种贪赃枉法之事，而李宗仁和白崇禧是因为担心蒋介石向日本妥协，出卖国家利益。那段时间，我曾和李将军有过两次谈话。我说：“蒋介石如果能够让你相信，不会攻打你，并且坚持抗日，你是不是会支持他？”
“是的。我很愿意如此。”
我接着说道：“我是相信他会抗日的，不知道白将军会是什么态度？”
“他是个比较难缠的人，但还是有希望争取过来。”
我向他保证说：“那好，我会找到让你们两位信服的证据的。”
我回到上海跟国民政府的几位官员商议此事，其中一个官员说：“这段时间，我们都有派出使者去他们那里，不过并没有什么效果。”
“我知道，可我们不得不如此。派宋子文去如何？这样一位大人物亲自去谈判，我相信应该能取得他们的信任，打破与陈济棠的联盟。”
宋子文没有时间，我问他能否让蒋委员长亲自去一趟，他立刻回答说：“这太危险了。”
不过，最终还是蒋介石亲自去见了两位将军，并顺利达成了信任关系。抗日战争中，双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1948年，在国民政府的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选举，蒋介石成为国家的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
汪精卫属于很特别的一种类型，他能言善辩，待人和善，不过在基本的道德问题上却缺少准则，一直抱有一种革命投机主义的态度。在重庆任职的国民政府官员中，只有他背叛了国民党，与日本人相勾结。离开重庆后，他去了日本，并答应做日本的傀儡政权——伪南京政府的首脑。这个错误的决定，让他失去了所有爱国者的支持，但他并不自知，依然沉浸在伟大的和平事业的幻想中。以我对他的认识，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与当时国民政府意见上的分歧；对蒋介石的极端嫉妒；对战争的几近病态的恐惧心理。战争结束前，他死在了东京，没有一个中国人同情他。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是在1927年成立的，不久，我去了南京，通过孔祥熙博士的介绍，与这位中国的新领袖认识。第一次见面，他从容的领袖气质就深深地吸引了我。我还认识了很多新政府的重要官员，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都热切地希望实现孙中山的理想。这是令人欣慰的，仿佛1911年的革命精神在这一刻重新被点燃。
正是在这一年的年初，蒋介石做出了那个对人类历程影响深远的决策。在目睹了革命的成果在军阀的混战中不断消解之后，孙中山先生决定进行一次讨伐，从广东到北京，肃清各军阀的势力，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统一。他向很多个国家请求了援助，包括我的国家，但只有苏联有所回应，派出了一个顾问团，还有其他方面的援助，来到中国。鲍罗廷和加伦是顾问团的首领，都是很有才干的人。从1920年，他们就开始帮助国民党以苏俄的方式进行改组，1925年孙中山的去世也没有影响到它的继续。之后他们还策划了北伐战争，在汉口组建了一个临时政府。伴随那次战争的还有肆无忌惮的烧杀和对“资产阶级反动者”的清洗。
蒋介石带领的另一支部队则沿着海岸一路北上，中途决定放弃和苏联顾问团的合作，进行独立的行动。这一决策得到了上海资产阶级，尤其是富商们的支持。共产党抓住证据，谴责蒋介石把国民党出卖给了资本家。一直活跃着的武汉临时政府因此解散，苏联顾问团和一些支持他们的中国人被赶走。当中包括有孙中山的夫人。在莫斯科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宋庆龄转而去了柏林。一年之后，我到那里的时候还曾去拜访过她。
我们回来继续说蒋委员长。在做出反对将苏联共产主义作为中国政治哲学的决定后，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动摇过自己的想法。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中，尽管要面对日本的侵略、与共产党的内战，但中国在经济、国家统一以及其他一些方面仍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是显而易见的。1936年，委员长被毫无征兆地扣留在了西安，当他圣诞节那天被释放出来的时候，我和中国的百姓都一样松了口气，并感到非常高兴。
读者肯定注意到了，我在上面曾多次提到过傅泾波，现在要具体聊一聊他。因为我在中国的生活，似乎谈起来每次都有他，特别是在我和官场的关系中，如果缺少了他，那会是不完整的。
那是在1919年，我正准备要搬去北京的时候，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子被交到了我的手中。一个离职的青年会成员特别向我介绍了他——在圣经班上表现优秀，被寄予了厚望。其实在一年以前我已经见过他一次，那是在天津由基督青年会举办的全国大会上。那时在场发言的大都是外国人，我也受邀发表了演说。那个男孩说着一口我听不懂的南方方言，不过某种性格上的契合，我在他的想象中被赋予了神圣的光环，并且在以后的岁月中被神秘地保存了下来。他成为燕京大学的学生后，我和妻子、母亲都很喜欢他，希望有更多的了解和照顾。但在二年级的时候，因为家庭的原因，他不得不休学一年半去帮助父亲打理不太成功的生意，我们都很担心。再次回到学校的时候，他显得消瘦、疲惫，家庭的琐事令他筋疲力尽。他的家庭曾是“满清”的贵族，随着清朝的灭亡，失去了权势和财富。他的父亲开始尝试经商以挽救这个没落的家庭，但因为没有经验，多次的努力都失败了。对我们在这个孩子恢复精神上的帮助，他有着夸张的理解，并一直心存感激。
泾波六岁的时候，曾随着还在做官的祖父去宫里见过慈禧太后，并被赐名为“永清”，寓意为永远清澈，或是永远忠于大清。不过家人和朋友还是更多的叫他泾波——取自甘肃一条河流的名字，他祖父曾在那里担任巡抚。可能是家里世代为官的背景，他继承了祖辈在政治上的智慧，对于官场处事规则有着天生的领悟力，我因此受益匪浅。他曾想做一名传教士，不过被我劝阻了，因为政府部门的工作更能发挥他先天上的优势，而且对基督教的传播作用会更大。
泾波政治上的才能很快被发现，并接受了很多人的委托，帮他们做一些事情。南京政府成立不久，蒋介石就秘密派他去执行任务。其中最危险的一次就是到东北去争取张学良，实现东北对国民政府的归顺，阻止日本的阴谋。刚到沈阳，日本的特务就盯上了他，把他抓到一个厕所里。特务扒光了他的衣服，来回翻是否有资料文件，并不断逼问他的身份。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军归属国民政府，并在司令部里换上了国民党的旗帜。完成任务的泾波又被立刻派往到了美国，并迅速成功见到了美国的政要人物，取得他们的信任。出于礼节，华盛顿的中国大使安排了他与胡佛总统的见面，不过两人聊天的时间远远超出了预定。我得知这件事情后，问他对于这种特殊待遇的感受，他显得很吃惊，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点。他刚到美国的那段时间，遇到了些小麻烦，因为旅馆的登记人员和接线员总会问到他名字的拼写，而“Fu”总是难以被人理解。碰巧当时我也在美国，便建议他在“Fu”的后面加上两个辅音字母“gh”，也就是“Fugh”，之后再也没有因此遇上麻烦。
他在二十四岁那年结了婚，妻子是父母决定的。我被邀请去主持他们的婚礼。婚礼举办得很成功，在一个很大的饭店里，中式繁华美丽的装束和基督教的结婚仪式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燕京大学的发展步入正轨后，我继续做着让她得到中国人认可方面的努力，使她的存在能够独立于西方的条约和美国的保护。因为在中国，个人之间的关系才是最能够被人所接受的。那段时间，我秉承这个原则，和很多支持者、赞助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发觉到我的意图后，泾波开始尽可能地为我提供帮助，即使是他在很繁忙的时候，也都尽量脱身。就这样，从东北到香港，在他的介绍下，我不断结交着新的朋友。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我们甚至到了战争的大后方重庆和其他一些尚未被攻陷的地区。我们得到了越来越多捐款的承诺，但相比起来，更令人高兴的是我们不断获得的认同感。不过随着战争的深入，所有的承诺全都化为了泡影，我们的努力也付诸东流。但也不是一无所获，甚至燕京大学在某些方面所获得的好处是无可估量的。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受到《燕大》校友的热情接待，他们在整个活动中一直是最核心的角色。
学校的很多同事都怀疑泾波跟在我身边的纯洁性，他们很自然地觉得有一些隐蔽的动机存在，并试图寻找这种可能性，比如利用我来结识权贵，以谋取政治上更高的地位。我能理解他们的担心和劝告，不过我很清楚地知道真实的情况。泾波想要得到一份很好的职位是很容易的，完全不需要我在中间起任何作用。我对他充满了信任。泾波还很喜欢美国这个国家还有她的人民，他最大的工作热情就是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并延续下去。政治上的天赋和美好的品格给他带来了很多次仕途上的机会，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在政治上一直坚持的独立性。
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提到在我被日本人抓获以及在战后的日子里，泾波带给我的帮助。
还有一个人，说到他总能令我想起在中国早晚期地位的转变，很具有戏剧性。一次，我徒步走在杭州的大街上（当时一个有身份的人步行被认为是很不体面的事情），迎面过来了巡抚的八抬大轿，随从前呼后拥地跟随在后面。我怀着敬畏的好奇心注视着轿子从面前经过，不想再靠近一步。而令人很容易想到的是，这位官员坐在轿子中，冷漠、轻蔑地看着一个野蛮人为他让开了路。
凑巧的是，这位官员的妻子是著名的军人兼学者曾国藩都督的女儿，信奉基督很多年了。八十三岁那年，我邀请她参观燕京大学，并与学校的师生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她的家世教养、自我的学识造诣以及充沛的精力散发出的独特魅力，感染了在场的每个人。回到杭州后，她送给我一卷书法，字体清新隽丽，借以表达她对燕京大学由来已久的情怀——她的孙子、孙女中，有十七位曾在这里读过书，而且在以后会有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