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贝托·艾柯的小说《玫瑰的名字》开了博尔赫斯一个并不高明的玩笑，借用了他盲人以及图书馆长的双重身份，把它写成了小说中热病的、像守护圣物般守护书的秘密、而且不惜杀人的老僧侣豪尔赫——这真是个一点也不知心不会心的玩笑，要说博尔赫斯身上最少什么，那便是这种拜物教式的浅薄激情，他是个自由无比的无神论者，包括他对书籍。
友谊是生活的基本事实，是自在的、用不着证明的，因此，友谊碰到最尴尬的状态便是，有些人，尤其是有些太自大或太自卑的人，以及因为太自卑所以得把自己弄得更自大的人，总不智地用爱情的方式来猜想它甚至处理它，让它变得戏剧性、变得不平等、变得斤斤计较而且时时担惊受怕，也因而，把爱情动辄而来的分手也一并带了进来。
还有，在我们这个更加不幸的社会里，我们的虚无倾向也像洪水溢堤了一般淹入生活的基本事实之中，以至于所有原本自在的、无需再证明的东西都高度神经质地被怀疑，因此，比起博尔赫斯的阿根廷，我们似乎就连友谊的美德都不再拥有，如今单纯干净的友谊也一定要被抹上某种同性的（尤其是雄性的）、帮派的、动辄要以生死相互保证的特殊气味涂料才安心或说甘心，以至于友谊还得靠共谋做些不理性的、甚至是背德的恶事才堪确认。最近，夏铸九教授告诉我“挺”这个流行闽南语动词的意思，那就是“盲目的支持”，说得好，这样的情感方式流行，说明了“盲目”这个特质亦在我们社会里如火如荼流行，就像那首咖啡馆里常可听见的老情歌：《烟雾吹进了你的眼睛》。
活在这个只会讲“爱”、不懂还不承认有其他情感方式的奇怪社会中，每天在现实生活中已够让人厌烦了；如果在书籍的美好世界中，也得色情狂一般爱过来爱过去，这就让人有某种无可遁逃于天地的沮丧了。
如此沮丧关乎阅读的本质问题，也同时是美学问题，一个喜欢书而且真的还不时打开书来看的人，我想是不应该会有这么糟糕的品位和用字遣词能力的，这恰恰说明了或说暴露了自身是个不及格读者的基本事实。我承认，有些够好的书，或应该讲有些正巧在对的时间出现的对的书，是可能叫唤出人片刻的忘情激情的，像博尔赫斯自承：“有时在阅读斯温朋、罗塞蒂、叶芝或华兹华斯的作品时，我会想到，哦，这太美了。我不配读我手上的这些诗。但我也感到恐惧。”我也自反而缩愿意承认，有些我们年轻时某一刻喜欢的书，会十年二十年摆书架上积尘，再没打开过任一回，仿佛像抛弃了它们似的，但我们不会憎恨它们，就算有点不堪回首的汗颜之感，也是对着彼时那个程度不佳的自己，跟书无关，书本身仍可以是温暖的——人的激情通常撑不到天亮鸡啼，强烈的爱和强烈的恨或憎恶只适用于极少极少的书，在这么一道至少以十年为时间单位、以百本为数量单位的阅读路途上，那都不是阅读者的“基本生活事实”。
有关这方面，《迷宫中的将军》可能还可以多给我们一点启示。这部小说，正面书写近代拉丁美洲最身影巨大的一个“伟人”（最常识定义下的伟人），如同俄国人写列宁或我们写孙中山，这样我们就知道事情有多困难（那么会写小说、曾让英国的E.M.福斯特望之兴叹的俄国人，可有人写列宁小说吗？），在过度壅塞的历史事实和历史情感下，小说家很难有必要的想像编织空间，更难取得更必要的平等，因此，通常能找出的书写策略和书写角度，总是侧面的、一角的，最常见是带点八卦意味的钻入伟人的私密生活尤其是其情欲的一面，既耸动又可借此颠覆取得某种与之平等抗衡的姿态。
我自己也去过北京什刹海边保留下来的宋庆龄故居，合法狗仔队地侵入她的起居室和卧房，我还看了她的书桌和打字机、她的西式调子厨具和老冰箱，还有她院子里的好大鸽子笼，另外就是四面开敞的大窗，可以遥遥看向始终权力沸腾的中南海那头，革命喧嚷的声音也轻易传得进来。这样一个孤寂、曾经有左翼行动信仰和年少习惯却再无事可做的老人，那么长的漫漫时日都在想什么做什么回忆什么希望什么？我晓得宋庆龄一定有她独特的“基本生活事实”，她不是空洞的“国母”，但也不再可能是个平凡人如你我，两端都一样偷懒一样不实，她是宋庆龄，一个独特的人在一个独特的历史位置上，或者说一个独特的历史位置建造出她这样独特的人，她和我们一样吃饭、睡觉，但她和自身的历史命运再分割不开。需要告诉我们宋庆龄也和我们一样得吃饭睡觉吗？
《迷宫中的将军》也写玻利瓦尔的床上事迹，但既不是为写情欲而情欲，也不是那种弗洛伊德式的探索隐喻，那只是玻利瓦尔的基本生活事实，其中最精彩的，当然是那位强悍而且怨言不出口的曼努埃拉·萨恩斯，八年时间，她是玻利瓦尔最火热的性爱伴侣，但在拥有整整三十五个正式情人和不定期飞来的夜行性小鸟的玻利瓦尔生命中，曼努埃拉同时以更沉厚而且家常日子的友谊与他相处，整部小说中听不到她讲任一句自怨自哀的恋爱中人话语，倒是她亚马逊女战神也似的策马战斗身影让人眼睛一亮：
曼努埃拉忘了将军的忠告，她确实像回事儿的，甚至有点忘乎所以的，扮演起了全国第一个玻利瓦尔主义者的角色，单枪匹马对政府展开了一场文字宣传战。莫克斯拉总统不敢对她进行起诉，但并未制止他的部长们这么做。面对官方报纸的人身攻击，她以谩骂相回击，并印成传单，在女奴的护卫下骑着马在皇家大街散发。她手握着长矛，沿着市郊石子路的小巷追击那些散发攻击将军传单的人，那些每天早晨出现在墙上的侮辱将军口号，她用更激烈的辱骂覆盖上。
官方组织的宣传战最后指名道姓攻击她，但她一点也没有畏缩，她在政府里的一些密友给她报信说，在国庆节的某一天，大广场要安装烟火架，架子上挂有一幅将军身着滑稽可笑的国王服装的漫画像。曼努埃拉和她的女奴们不顾警卫队的阻扰，骑着马把烟火架冲个稀烂。于是，市长亲自带了一小队士兵，企图从床上把她捉走，而她则手握两支上好膛的手枪等候着他们。
还有，忠实而沉静的仆人何塞·帕拉西奥斯则是另一种表现形态的友谊。整部书中，他没一处如曼努埃拉或将军其他随行老战友般，为归于颓败的南美解放大梦负隅顽抗或哀伤，他甚至不参加任何大事谈论，以至于我们几乎弄不清他追随玻利瓦尔是否包含着解放大业的这部分心志，还是只忍耐玻利瓦尔异想天开冒险习性、永远在私底下帮他收拾家当和善后的那一种无悔朋友。
然后，便是我们所引述将军和卡卡莫最终握手那一幕，两个病人：“发觉两个人都在发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