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昔日球星赛的前一天晚上，我在赛场边的宾馆住下，这让我想起我的职业生涯和到处旅行的生活。我睡不着觉。各种各样的念头在我脑海里打转：球场里会有多少观众，我会不会连一个球的边都擦不着。好不容易熬到五点半，我起床，试着做了一些伸展运动。我发现房间电话的红灯在闪，说明有人给我留言。我给前台挂了个电话，铃声响了起码有二十来次，才有人接。
“我的留言信号灯在闪，”我说。
“唔……”接电话的人打了一个哈欠，“……这里有个留给你的包裹。”
我到楼下的大堂。服务生拿出一个旧的鞋盒子，上面贴着我的名字。他打着哈欠。我打开鞋盒。
我的钉鞋。
显然，爸爸这么多年来一直保存着这双鞋。他肯定是半夜到宾馆来过，但没有打电话到我房间，只是把盒子留下。我翻了翻，想看看里面是否有他的留言。但盒子里什么也没有，除了那双鞋，那双满是褶皱沧桑的鞋。
昔日球星赛安排在正式比赛开赛前一个小时举行，这就意味着我们比赛的时候，大多数座位都还是空的。风琴响过。扩音器里传来了欢迎的话语，观众席上的观众稀稀拉拉的。按照姓氏的字母顺序，我们被一一介绍出场。最先亮相的是在四十年代末活跃在球场上的外场手鲁斯特•阿伦贝克，然后是六十年代的明星，内场手威利“波波”巴博沙。他的笑容非常具有感染力。叫到他名字的时候，他露出招牌式的笑容，跑出场向观众挥手致意。等轮到我出场的时候，不少观众还在为他而鼓掌。只听到播音员说，“来自于1973年锦标赛冠军得主队的……”可以听出播音员故意顿了一下，好像要吊起人们的兴趣一般，“接球手查尔斯“鸡仔”贝纳特”。鼓掌声一下子变得稀稀拉拉的，热情的掌声变成了应付的掌声。
我从球员候场区的座椅上站起来往外跑，差点撞上了往回跑的巴博沙。我努力想在掌声彻底熄灭前完成我的亮相，以避免面临那让人尴尬的来自观众席的寂静，以及听到自己踩在沙石地上发出的声音。在观众席的某个角落里，必定坐着我的老爸。虽然我看不到他，但是我可以想象他抱着双臂坐在那里的情形。他是不会为我鼓掌的。
轮到我上垒位的时候，场里还有一半多的位子空着。我先试着挥了几下球棒，热热身，然后踏上击球位。一片乌云飘过，挡住了太阳。我听到场外小贩的吆喝，感到脖子处汗水吱吱往外冒。我移动了一下下蹲的重心，抓紧球棒，耸起肩膀，崩紧了下巴，眯起眼睛
——尽管这个位置，这个动作，我一定已经做过有不下一百万次——我还是可以感觉到我的心脏因紧张而狂跳不已。这样的状态，我估计我支撑不了几秒钟。一个投球来了。我没有去接。裁判喊道“一投失误。”我几乎想要跑过去谢谢他。
你有没有想过，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不同的事情在同时发生。离婚后，妈妈常常站在后院的阳台上，抽着烟，看着夕阳西下，感慨道：“查利啊，你知道吗，这里的太阳落下了，在世界上的另一个地方，太阳就升起来了。澳大利亚，中国，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你可以去查一查百科全书。
她吐了一口烟，怔怔地看着和我们家连成一排的邻居家们正方形的后院，他们院子里的晾衣服杆和秋千架子。
“世界那么大，”她若有所思地说。“每个角落都有事情在发生。”
她说的很对。每个角落都有事情在发生。那一刻，我站在昔日球星赛的垒位上。那个头发已经变成银灰色的投手，用曾经仍出过无数个强有力的快球的手臂投出一个速度一般，飘飘忽忽，冲着我的胸膛而来的球。我挥起球棒，听到了那个我再熟悉不过的“砰”的一声，我扔下球棒，冲向垒位。我相信我击出了一个好球，但其实我已经丧失了我过去的判断力，忘记了我的胳膊和腿脚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力，忘记了随着你一点点变老，球场变得越来越大。我抬起头，才发现我以为的好球，甚至可能是本垒打的球，原来不过飞到了二垒位球手的手套前，只不过是个没有什么威胁性的上飞球，是个浸过水的炮仗，一个哑炮，
有个声音在我的脑子里响了起来：“扔掉它，扔掉它！”，二垒手的手套牢牢的抓住了我对于这场愚蠢的比赛的最后的贡献——这一切发生的同时，椒谷镇的家里出事了，就像妈妈曾经感慨过的那样，每个角落都有不同的事情，在同一时间发生。
她的收音机还在播放爵士乐。她的枕头还是松松蓬蓬的。但她的身体倒在了卧室地板上。她回卧室去找那副新的红边框眼镜的时候，跌倒了。
心脏病突发。
她咽下最后一口气。
在更衣室里，我很快就整理好了我的东西。有人开始洗澡。我觉得实在毫无必要。我们又没有出多少汗。我把球衣叠好，收了起来，好歹是个纪念。我拉上包的拉链，穿好衣服，又呆坐了几分钟。参加这场比赛似乎毫无意义。
我沿着进来的路线，经过员工通道走出球场。外面站着爸爸。他正吸着烟，抬头看着天空。看到我出来他显然很吃惊。
“谢谢，钉鞋，”我举起鞋子说。
“你在这里干嘛？”他恼怒的说，“你就不能在里面多待会，找人聊聊吗？”
我刻薄而嘲讽的一笑。“我不知道，爸爸。我想出来和你打招呼。我们有两年没有见了吧。”
“上帝啊，”他带着痛恨的表情，摇着头：“见我有什么用，见我又不能让你回到球队里去。”
《一日重生》夜晚
鸡仔发现家没了
“喂？”
我老婆的声音有些颤抖，害怕。
“嗨，是我，”我说，“对不起， 我……”
“哦，鸡仔，哦，上帝啊，我们都不知道你上哪里去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谎话——客户啊，会议啊，—— 但这些谎言，像堵墙一样倒塌了。
“怎么了？”我问。
“你妈妈。哦，上帝啊，鸡仔。你在哪里？我们……”
“什么？什么？”
她哭了，泣不成声。
“快告诉我，”我说，“怎么了？”
“心脏病。玛丽亚发现的。”
“什……么？”
“你妈妈……她死了。”
我希望你永远没机会听别人这样对你说。你妈妈，她死了。这些话和其他的言语不同。这些话太过沉重，让人的耳朵无法承受。这些话是奇怪的，像个大铅球，不停锤打你的脑袋，直到在你的脑壳上砸出一个大洞来。这时候，人就感觉被割裂了开来。
“在哪里？”
“在家。”
“哪里，我是说，什么时候？”
突然间，细节变得无比重要。好像通过这些细节，可以抓住些什么东西，通过细节让自己进入这桩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中去。“她是怎么……”
“鸡仔，”凯瑟琳轻轻说，“你先回家，好不好？”
我租了一辆车，连夜往家赶。我带着震惊和恐惧，带着罪恶感，一路回家。我在太阳快要升起前赶到了椒谷镇。我把车子停在院子前。熄灭引擎的时候，天空一片灰紫色。我的汽车里充满了啤酒的味道。我坐在那里，看着太阳从我面前升起。我意识到自己还没有通知爸爸，告诉他妈妈的死讯。我的第六感告诉我，我这辈子再也不会见他了。
我确实没有再见他。
那一天，我失去了我的双亲。一个的离去，让我蒙羞；另一个的离去，让我茫茫不知其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