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节是美国的法定假日。不过这可不是我们以前年年过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而是每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和九月的第一个周末一起，刚好成为初秋的第一个长周末。这一春一秋两个劳动节，都是起源于十九世纪末的美国。一个世纪过去，再回头看这两个不同版本劳动节的春秋变迁，可谓寓意深长。
一个多世纪前的美国工人，每天要工作十到十四个小时，生活非常艰辛。1881年成立的最大的工人组织：美加产业和劳动工会联合会（Federation of Organized Trade and Labor Un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即美国劳联的前身）把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作为首要的目标。他们在1885年宣布，八小时工作制将在第二年，即1886年的5月1日开始实行。这一号召得到了工人们的广泛响应和支持。当时领导着工人运动的，有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社会主义者。工人运动的中心是芝加哥，工人斗争的主要手段是罢工。在以往的大罢工中，比如1877年的铁路工人罢工中，各州政府都应企业主的请求，派出警察、国民警卫队来打击罢工工人。大企业则出资为这些警察和国民警卫队购买武器装备，以对付罢工工人。在那个时代，罢工很容易造成暴力冲突，其原因在于罢工是工人一方的唯一对话手段，而企业主一方没有接受这种对话的习惯。工人罢工，企业立即可以招收其他人干活，罢工等同于自寻解雇。罢工工人的唯一办法是堵塞工厂入口，阻止别人上班，而这种做法却是非法的，企业方面就可以寻求警察帮助，粉碎罢工工人的纠察线。
到预定的那一天，1886年的5月1日，芝加哥的很多工人迫使雇主让步，争取到了八小时工作制，但是在更多的工厂里，企业主和罢工工人形成了互不相让的对峙局面。1886年5月3日，工人集会，警民冲突中，警察向麦考米克机器公司的罢工人群开枪，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无政府主义者号召第二天在草集广场（Haymarket Square）集会抗议。
5月4日草集广场的集会一开始是和平的，因为刚好碰上一个下雨天。当最后一个演讲者还在台上的时候，人群已经开始解散，广场上只剩下二百来个人，这时候却来了一百八十多个警察，命令集会解散，并开始驱赶工人。就在这最后的时刻，不知什么人向警察扔了一颗炸弹，当场炸死一个警察，还有六个警察后来死于医院，有七十多个警察受伤。
警察立即向工人开枪。有多少人被警察的枪弹打死打伤，后来一直没有确切的统计。到底是什么人向警察扔的炸弹，也一直没有查出来。但是，警察随后袭击了工会领导者的家，数以百计的人被逮捕，恐怖一时笼罩着芝加哥的工人区。受打击最重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社会主义者。
八名最活跃的无政府主义者受到起诉，他们被指控犯下了谋杀罪并被判处死刑。1887年11月7日，其中的四人被处以绞刑，一人在狱中自杀。当局将这些人的遗体交给他们的亲友安葬。他们的葬礼是芝加哥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送葬队伍，几十万人列队路旁为草集广场的烈士送葬。在安葬他们的墓地里竖起了纪念碑。1893年6月26日，伊利诺伊州州长宣布赦免剩下的三名草集广场事件被告。
这是典型的矛盾循环激化的“革命前夜”图景。在人类向工业时代迈进的时候，这几乎是普遍景观，因此也产生了顺应时势的革命理论。
所以，对于激进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社会主义者来说，1886年发生在芝加哥草集广场的事件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利益和企业主利益的不可调和，它象征着工人阶级除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别无出路，只有这样它才能争取自身的解放，摆脱被奴役被剥削的命运。1889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首次代表大会决议：每年的5月1日是“国际劳动节”，全世界劳动者庆祝的节日。
此后，全世界几乎所有工业国家的工人，都在这春天的日子里庆祝劳动者的节日。直至今天，很多西欧国家的工人，年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还要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红旗和《国际歌》的歌声到处飘扬。
美国工会领袖彼得·马奎尔
可是，有两个工业化国家例外，这就是加拿大和美国。北美的工人不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因为这儿已经有了另一个劳动节，一个秋天版的劳动节。
1863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一个贫穷的爱尔兰移民应征上了前线，他十一岁的儿子彼得·马奎尔（Peter McGuire）为帮助维持一家生计，在纽约街头给人擦皮鞋、做清洁小工。这些移民家庭在新大陆的生活并不轻松，很多家庭不论男女老少都得辛勤工作，才能维持温饱。他们必须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疲乏生病也必须干活，不干就会被解雇。
彼得十七岁的时候，他开始在一家钢琴店做学徒。这个工作比较好，他可以学着怎样做买卖，但是工作时间很长，赚的钱却很少。到晚上，他去开会听课，学习经济学，参加讨论社会问题。工人们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工时太长，赚得太少，工人们太苦。他们谈到，工人们要组织起来，成立工会来改善工人们的处境。1872年，彼得参加了有十万工人的大罢工，上街游行要求缩短劳动时间。
从此，彼得认识到，组织起来的工人运动对于工人的未来是至关紧要的。以后数年里，他经常在工人集会上演讲，还游说地方政府救济失业工人。在那个时代，彼得走的这条路可不轻松，他被看作是一个捣乱者，常常丢掉自己的工作。以后，他还到其他城市演讲，鼓动工人组织工会。1881年，他搬到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市，组织召开芝加哥木工大会，成立了全国木工工会，他成为美国木工兄弟会的总书记。
彼得的木工工会成为了一个样板，成立工会的风潮席卷美国。工厂工人、码头工人，到处都组织起来要求保障劳工权利：八小时工作，稳定的有保障的工作职位。彼得和其他工会商议，要设立一个劳工者的节日，这个节日定在7月的独立日和11月的感恩节的中间，让工人们在这四个月的辛劳中多一天休息和娱乐。这就是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1882年9月5日，第一个劳动节大游行在纽约举行。两万名工人穿过百老汇大街，他们的旗帜上写着：“劳动创造了所有财富”，“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娱乐”。游行过后，他们举办野餐，吃喝歌舞。入夜，他们放了焰火。
这样的庆祝活动立即传播到全国。每年到这一天，工人们纷纷用这样的办法来庆祝自己的节日，表达自我觉醒的意识，要求劳工权利。十余年后的1892年，美国联邦国会立法确定这一天为“联邦劳动节”。
然而，美国工人为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处境，所走过的道路却远不是一日庆典那样轻而易举的。
美国工人为改善自己生存处境选择的“解放之路”，其核心就是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并且以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
早在北美殖民开发时期，有技艺的劳工就在各殖民地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五月花”号来到普利茅茨的清教徒中就有工匠。落脚在詹姆斯河口的弗吉尼亚殖民地，也曾要求英国多派出工匠。早期殖民地城镇里的铁匠铺，常常就是镇民们议事集会的地方。美国的劳工从一开始，就有地方事务主人的意识。《独立宣言》中宣布的原则，每个人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理所当然地包括所有的劳工。
早期北美的劳工又有从欧洲带来的按照行业组织工会的传统，比如木工工会、石工工会、印刷工人工会。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各地工人组织过很多小规模的工会。
到1881年，美加产业和劳动工会联合会建立的时候，爱迪生发明电灯刚两年，第一次电话试验刚五年，社会生产和信息传播的技术条件远不如今日。可是，在英国工会运动的影响下，美国的劳工踏上了全国性组织的道路。1886年，美国“劳联”诞生，彼得·马奎尔担任书记。劳联号召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且特别注意发动女工参与工会运动。
有三十万名会员的劳联发动过几次罢工，有些失败，有些则成功地争取到了八小时工作的条件。劳联发动的这些罢工都是和平斗争，尽管在那个时代，多数企业主还没有意识到有必要和工会谈判，有必要做出让步。工会的每一次成就都来之不易，但是工人的自我意识却在一步一步地觉醒。
非常难得的是，在矛盾冲突紧张的年代，对立的双方中却都有人意识到，激化矛盾并不是唯一的出路，人们必须运用理智和智慧来处理遇到的问题。
1893年6月26日，伊利诺伊州州长宣布赦免剩下的三名草集广场事件被告。他说，这三个人被赦免不是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罪，是因为他相信他们是无辜的，而那些已经被处死的人，是歇斯底里和司法不公的牺牲品。
劳联主席贡佩斯（Gompers）也清醒地说：“那个炸弹不仅炸死了警察，也炸死了我们后来几年的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运动。”他并不把草集广场个别人对警察的暴力事件，看作是“革命的正确途径”，而认为是刚起来的工会运动受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
在美国工会运动早期，人们就逐渐意识到，在劳资冲突中，政府的干预、立法和司法给各方留下的活动空间，对冲突的结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争取妥协、争取双赢，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唯一对所有的人都有利的结果。一方全赢，一方全输，从长远来看没有胜利者。
但是，走出一个双赢结果，还是需要双方的努力。首先是即便已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产生，这条道路依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草集广场事件以后的二十来年里，工会和企业主有过几次罢工对抗。工人们生活艰辛，自顾不暇，工会势单力薄，而企业主一方不仅有强大的财力，而且往往得到政府的支持，运用法律来限制和击败工会。1892年的钢铁工人大罢工、1894年的铁路工会大罢工，最终都在政府的武力干预下失败。在铁路工人大罢工时，克里夫兰总统甚至派出了联邦国民警卫队，尽管伊利诺伊州州长说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因此在这个时候，强势一方产生缓解矛盾的“双赢思维”显得尤为重要。
1902年，宾夕法尼亚的十万名煤矿工人从5月12日起罢工，使煤矿关闭了一整个夏天。工人们拒绝调解，形成僵局。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从10月初开始干预，他指派了一个调解委员会，作为中间者和双方展开谈判。五天以后矿工们开始上班。五个月以后，总统调解委员会做到了所有工人提高工资百分之十，并缩短了工作时间。这一结果虽然没有达到工会在罢工开始时的要求，却使这次罢工成为和平而有成效的罢工。
美国人在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通过司法途径寻求解决的传统，也在一个看上去非常容易失控的工人“民众运动”中，注入了理性的规范。第一个走上法庭的著名罢工案件，是“丹伯里（Danbury）制帽工人案”。
1902年，康涅狄格州丹伯里的一家公司提出民事诉讼，告工人妨碍贸易，违反了反垄断法律，因为美国劳联的制帽工人工会，组织工人抵制这家公司，原因是这家公司不许工人组织工会。
这个案子用了几年时间在联邦法院里一级一级上诉。1908年，联邦最高法院以五比四做出了对工人不利的裁决。这个裁决的意思是，工人可以作为劳动者或消费者对某公司实行“直接抵制”，比如不买这个公司的产品、罢工，或不为这个公司雇用，这种直接抵制是完全合法的。但是，工人不可以强迫其他的公司不买这个公司的产品，或者强迫别人不和这个公司合作（例如罢工期间不准其他人上班），这样的“二次抵制”是非法的。
也就是说，你自己可以抵制，但是不能强迫别人和你一样去抵制。法庭对丹伯里的一百八十四名制帽工人做出二十五万美元的罚款处罚。在最高法院裁决以后，全美劳联发起募捐为一百八十四名制帽工人偿付罚款，以免他们的房屋财产被没收。
这个裁决发出了两个信息：第一，司法诉讼有可能成为解决劳资冲突的途径，工会一方和雇主一方都有可能利用这样的途径，也都有必要知道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第二，工会对公司的抵制，只能在“直接抵制”的范围内进行。1947年，《塔夫特—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 Act）明确规定二次抵制非法，从此以后类似的二次抵制在美国工会运动中就消失了。不过，最高法院在同一案中也裁定，根据宪法的言论自由条款，工会可以在商家门口竖立宣传标语和宣传员，告知民众他们要抵制的某公司的某产品是“不公平的”，号召民众“不要购买”，这是合法的，但是不能说这些卖商品的商家也是“不公平”的，不能号召民众不去购买这些商家的所有商品。后面这种做法就是“二次抵制”，就是非法的了。
在这里，美国司法独立和司法系统在建立“公正”信誉方面的努力，首先建立起了美国民众的法律文化，这对事态发展走向良性循环起了极大作用。假如没有这一条，假如法院无理偏袒政府或企业，工人不服就冲击法院，那就真正是乱成一团，没有解药了。
1909年，两万名制衣厂工人，大多是女工，而且几乎都是东欧新移民，在制衣女工工会的旗帜下发动罢工。她们得到了广泛的公众支持，最终争取到了每周五十二小时工作和增加工资的条件。1910年，五万名制衣工人在纽约罢工。他们请出了著名律师路易斯·布兰迪斯来谈判。在他的努力下，这次罢工取得了重要的结果，不仅为工人争取到了有利的报酬条件，而且开创了和平谈判的范例。布兰迪斯后来还担任了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二十年，是美国工会运动的不稳定时期。战争期间，工人运动常常被诬蔑为不爱国的叛国活动、反对美国的非法阴谋活动。企业在雇用工人的时候，常常要求工人在雇用合约中签字保证不参加工会。这样的契约被叫做“黄狗契约”。
但是美国工会仍然存在，仍然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工会就成为政治家们不可忽略的力量。到1919年，全美劳联仍然有四百万名成员。在1924年大选的时候，全美劳联号召工人既不要把票投给共和党的候选人，也不要投给民主党的候选人，而是投给第三党进步党的候选人——一个对工人和农民比较友好的参议员，结果进步党在大选中得到百分之十七的可观票数，从此令政治家刮目相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美国民众进入了现代史上生活最艰苦的年代，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率高达四分之一。也就是在这大萧条的年代里，联邦政府开始了一系列干预劳资关系的立法。这一过程一波三折，由此奠定了美国工人运动的基调。
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1933年3月，罗斯福开始一系列旨在刺激经济、养活失业工人、恢复全国信心的计划。在他的敦促下，国会立法建立“全国恢复管理局”（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NRA的7a分部专门管工会的登记，负责保证工会的合法存在，并以工会集体的力量和雇主谈判。尽管7a分部并没什么实权，它的建立却被千百万工人看成是政府为工人参加工会打开了绿灯。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
全美劳联立即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发展会员，他们的传单上写着：“罗斯福总统要你加入工会！”
可是不久，当时保守的最高法院认为罗斯福的新政过分干预私营经济，在一次裁决中宣布，NRA是违宪的不再存在，NRA的7a分部也自然消失。然而，这个时候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政治家认识到立法干预劳资关系的重要性。无论是在经济平稳的时期，还是在经济萧条的困难时期，劳工和资本的关系是一种互相依存、互相对抗而寻求双赢的关系，力量和利益必须在困难的协调下达到平衡，而政府必须在这样的平衡过程中起积极的作用。这样的思想，在以往政府不干预经济的传统中是没有的。
在纽约州联邦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的领导下，国会在1936年通过了《国家劳动关系法》，即《瓦格纳法》。这是美国劳资关系史上第一个重要的立法。
《瓦格纳法》的作用超出了当年的7a分部，为工会的存在奠定了牢靠的合法性基础，明确规定工会有权代表工人和雇主展开集体谈判。从此，这样的集体谈判是法律所要求的一项国家政策，雇主拒绝谈判就是非法的。这项法案还提供保证，让工人无记名投票选举工会领袖，保护工会成员不受雇主的威胁利诱。
1947年，《塔夫特—哈特利法案》对《瓦格纳法》做出了修正。1959年，《兰德伦·格列芬法案》（Landrum Griffin Act）对此又做出了修正。至今，这些法案仍旧制约和协调着美国工人运动和劳资关系。从此以后，罢工不再是美国工人和企业主对话的唯一手段，甚至不再是主要的手段。劳资对话开始从罢工示威现场转向谈判桌，而政府特别是联邦劳动部有时候甚至是总统，成为劳资谈判桌上的对话媒介和协调人。
此刻，美国工人终于意识到，在一个法制国家里，工人最强有力的武器其实就是手里的那张选票。就是这张选票，迫使政治家不敢轻视工人的利益和呼声，从而立法来保障工人的应有权益。美国工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教育工人方面，教育他们理解工人的利益所在，鼓励工人登记选举，积极参与各级政府官员的选举。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民权运动中，联邦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大幅度地偏向社会弱势群体，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实现了美国工人百年来梦想和争取的目标。1963年，联邦立法规定男女同工同酬，禁止性别歧视。五年后《反年龄歧视法案》通过，有效阻止雇主解雇和歧视四十岁以上的工人。最重要的是1964年的《民权法》，由约翰逊总统在白宫签字生效。约翰逊总统在签字仪式上特地提到，这个历史性的法案，如果没有工人和工会的长期努力是不可想象的。这个法案的历史可以上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美劳联的主席说服罗斯福总统发布行政命令，建立“联邦公平就业委员会”。
在以后的年代里，美国完善了一系列保障劳工利益的法律，如《最低工资法》。联邦政府建立了公平就业机会办公室，来负责监督和实施联邦《公平就业法》。美国的工会也走上了和平斗争、谈判妥协这样寻求双赢的道路，在发生劳资利益冲突的时候，各方都意识到必须和政府合作，在法律的制约下寻找出路。每年劳联产联的大会，总统出席讲话已经成为一个传统。
这几年，美国发生过几次大罢工，比如联合包裹公司UPS的罢工。这些罢工最终都是靠谈判妥协的，这些罢工都没有对经济、对民众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由于“二次抵制”是非法的，因此过去以罢工作为唯一手段的工人是处于弱势的；今天，在立法的支持、工会组织的强大、政府的中立协调、利用法律保护等手段下，人们大多把罢工看作一种姿态，一种工人力量和诉求的象征，人们都明白真正重要的是在谈判桌上进行的较量，谈判和双方的协调退让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
一百年前美国紧绷着的劳资张力被缓解了，一个双赢局面在双方的努力下逐步建立。
记得当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我就听说了这样的说法：劳工神圣！劳工怎样神圣呢？我却没有去细想。我的前半辈子，在很长的时间里不是农民就是工人。当农民自可不提，即使是当工人，拿着最低时一天七角人民币，最高时一个月三十六元人民币的工资，我没有任何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没有选择做哪一种工作的权利。因此在那几十年的日子里，我从来也没有再去想过，劳工是否神圣，劳工怎样神圣。
到了美国以后我还是工人，干的是没有什么技术的粗体力活。在劳动节放假以前，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是我们以前的春天的劳动节，这是在秋天。我问了跟我一起干活的年轻工友们，“知道五一国际劳动节（May Day）吗？”
答案是，没有一个人知道。这真是不可思议。我还清楚地记得，小学里出纪念“红五月”的黑板报，我曾写了一首赞颂五一节的诗，那里面就有一句，“芝加哥工人大罢工”。现在来到了这五一节的发源地，人家居然一脸茫然，一丝一毫都不知道。
我又问，“会唱《国际歌》吗？”答案是：没有一个人听说过！
以后我逢人便问，终于问到了一个知道五一节也会唱《国际歌》的女士，不过她是德国移民，来自马克思的故乡。
可是在二十世纪初，美国工人生活还很艰难的日子里，很多大工业城市的工人是会唱《国际歌》的，那悲壮的战斗的歌声曾经在工人的集会上响起过。
春天的劳动节和悲壮的《国际歌》在美国的淡出，说明了什么呢？
我只想过，人生就是含辛茹苦，辛勤谋生是最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当我在这块土地上身为一个工人，学着用我的美国工人朋友的思路看待生活的时候，我理解了，如果生而是一个工人，我们要的是什么？劳工神圣，因为劳工是和别人一样平等的，既不低人一头，也不高人一等。劳工不能让人贬低，也不必受人赞美。劳工的利益在于，他们有权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那一份尊严和福利，不能少也不必多。他们还有权得到法律给予所有人的同样的保护，劳工的权利第一条，就是他们有权组织起来成立真正代表他们自己利益的工会。当他们组织起来，能够理直气壮地利用法律保护自己利益的时候，他们才不再是可怜的弱者。
所以在这初秋的日子里，在劳动节，美国的劳工或出门度假、野餐，或休闲、聚会，这是他们的一个轻松的日子。春天的劳动节和悲壮的《国际歌》歌声就这样被淡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