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了中苏刚刚在那里打了一仗，也忘记了我们被送到这里来虽非士兵却为着“戍边”的布局。隐约之中，那首叫做“黑龙江波涛”的苏联手风琴曲在心中响起。我对自己说，这是货真价实的西伯利亚啊，最低气温摄氏零下四十八度。小说中读过的冰雪覆盖的俄罗斯，真的就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望着对岸建筑上的列宁像，我开始试着理解国境线的意义。
我想看看对岸列宁像背后的生活，仅仅是出于好奇——哪怕是看苏联的列宁像，我也希望走近去看。可边境线是绝对不可逾越的界线，我也已经学会万不可透露那一点点好奇，那是对好奇心不予承认的年代。旅行的好奇心假如越出国境线，不论向哪个方向，都等同有叛国和投敌的意图，而当时的法律给意图甚至遐想定罪。今天的人理解“冷战”，会把红色国家都扫作一堆归在一方，岂料它们之间也兵戎相见，如我眼前的中苏两方，此岸与彼岸正不共戴天。我们裹着离开学校前领到的厚厚棉衣，头上扣着翻下耳朵的棉帽，一水儿的“国防绿”，没人能看出里面有一半是女孩。当时真没有一点点预兆，预示将来某一天，我们中间会有人合法领到护照、越过国境、远远飞走。
最初的国境线经验，让刚刚涉世的我加深了对文字的怀疑，知道有一类被称作宣传的文字是靠不住的。怀疑的萌发，最初始于文字急剧下滑、流于粗鄙，后来更引出铺天盖地的颂扬文字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我在国境线旁第一次试图对中苏现状做出自己的判断，无师自通地发明了戏称“国境线人群流向检验”的国家综合状况比较法。我假设，眼前双方的国防军和国境线瞬间消失，而两国百姓突然被告之可以自由通行，我闭上眼睛想象会发生什么事情：一开始定是一片混乱，大家都和我一样充满好奇，要去没有去过的地方看个新鲜、看个究竟。然后，假如两国间有很大差距，优劣高低将立见分晓。这里一定开始出现拖儿带女、背着包裹的定向人流，而流动的方向，就应着那句古话“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
这发明其实只是一个现状推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中苏两国，尽管社会制度相同，两边的越境状况却并不对等。苏方过来的几乎无一例外是谍报人员，而我们这里夜黑风高在冰封的江面冒死跑过去的，大多是和我们一样无知的青少年，理由很简单：此岸的校门都对我们关上，而对岸的学生们至少还在正常上学。
此后再读俄国小说、看“巡回画派”，总能穿过书页透过画布看出西伯利亚厚厚的积雪来。
我们寻找不同的借口回到出生的城市，整日游荡，有的是时间却无书可读。在力气无限、好奇心也无限的年龄，我们发现眼前的世界着实令人沮丧：书已经被烧得所剩无几，我们视野被限，画地为牢。不仅是阅读，各路音乐戏剧诗歌电影摄影绘画都统统消失，只留下革命的那一路。等到烧书的同龄人醒来，“烧”万漏一、幸免于难的书籍早已迅速钻入地下，突然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唯余几堆灰烬。这时，烧书和被烧书的几乎一起陷入痴迷，忙不迭转身不假思索、上天入地追猎残留的书籍。我们以奇怪的方式阅读。先从读到某本书的幸运儿那里听得片段和转述，然后记住书名四处打探，直到最后从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那里，七拐八弯地把书借到手中。然后，自己就成了那个能够转述故事的幸运儿，绘声绘色地在另一批同伴中掀起另一波觅书的疯狂。
书籍向我们慢慢打开国门，我们在书籍中慢慢展开少年人的想象。我们游荡在一个个陌生国度的陌生乡村，游荡在一个个陌生城市的陌生街道，无声无息，如同忽暗忽明的幽灵，常常不明白虚幻的是世界还是自己。我无数次在梦中打点自己的行装，醒来却还是滞留在头上一片红旗、身上一片灰蓝的围城里。一切丰富的色彩都由书籍引出，又留在书中。我心中的良性循环是这样的，阅读带来旅行的向往，而旅行又诱发深入阅读的兴趣，而我们年轻的循环，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个人世界，一切尽在想象中。我们在书籍引领的想象中认识自由，也开始体验这种独特的自由。那是一种奇怪的体验，如同天使伸出手来，感觉自己飞速上升，发现自己的思维突然脱出环境的桎梏，突然有一种灵魂飘荡在空中的超逸。
是的，今天我还记得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只能叫做超逸。周围世界突然和我没有关系，我自由而且年轻，我虽然生活在一个单色的世界，却相信世界不会永远单色、不会永远是我看到的那个样子；我虽然无法走出去，却知道天外有天、世界上还存在另外一个世界。
脱离周围世界，我们成为特殊的一群，在各个角落都有这样的年轻群体，悄悄聚在一起。然而，无奈感仍然时时袭来。我记得我哥哥一辈的朋友告诉我，在人类第一次登月的消息传来时，他们正在一个小山村里。一个朋友冲进小屋激动万分：“人类已经上了月球，看看我们还在干什么！”我们在干什么？我们无奈地被隔绝在完成学校教育和实现所有梦想的机会之外。这样的经历形成了一代人的逃离渴望，无论是怎样方式的逃离。我们似乎早已准备了一万年，也等候了一万年，把自己铸成搭在强弓之上的一支飞箭，就等待无形铁幕被挤出一条缝隙来，然后就会自由飞向天空，哪怕焚毁在自由之后的瞬间。
我看同龄人回忆那个年代，常常更多记得恐惧、压抑，甚至因此久久留在无形的阴影里。不知为什么，我更多记起的，是那些未曾谋面的作者译者引领下的欢乐时刻，记起自己超越恐惧的那个转折点。强势制造的恐惧还在那里，可是你自己骤然改变、变得能够面对世界也面对自己。那一刻你看到“强大”的虚妄和虚弱，你发现自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弱者，心中有一样东西在壮大起来。在周围的人都关心这个世界是不是红色政治正确的时候，你开始关心自己是不是和能不能做个诚实的人加入良善之列。书籍告诉了你，你知道另外还有一个世界，在那里，微笑是相互认同的依据，心里开始有了期待和被期待的朦胧。这样的记忆开始在我的心里扩展而压倒一切。我也因此开始相信，有能力步入阳光，才真正开始拥有在阳光里生活的能力。
我突然想到，在那个时代，书籍是一种特权，阅读是一种特权，人变得正常敏感、人得到帮助和提升，竟然都曾经是一种特权。甚至那种特殊的无奈感和逃离渴望，都源于这样一种特权。我们大多数的同龄人，在人类首次登月的那天，可能没有得到消息，也没有感受刺痛的机会。他们在劳作中麻木，他们也许也找过，却没有那份幸运，找到和读到我们当时读过的书籍。
在1976年中国突然结束“文革”之后，我们看到了自由的开端。但那时，汽车和出国还是同样遥不可及的奢侈品，我能够拥有的最大梦想，就是骑着自行车游遍中国。可惜这样的计划最终没有付诸实行。我抓住一切可能的旅行机会，哪怕背着大包一次次在山中独行。我在充满浓浓烟雾、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里摇摇晃晃站立三十个小时，或是独自搭着牛车摩托车、搭着手扶拖拉机，在颠簸的小路上穿行，我是为了看一眼没有看见过的古刹？抑或只是为了告诉自己确实自由地走到了一个没有到过的地方？我不知道。还记得千辛万苦来到深山，和唐代古殿唐代彩塑静静相对，不敢相信，久远期待的历史撞击，真会在心中留下永久的震撼。只要活着，闭上眼睛，那一刻的惊绝，就活生生地在眼前再现。
所以，在离开国境的可能终于出现的时候，只要可能，我们几乎毫不犹豫别无选择地飞射而去。是父辈和自己多少年的铺垫，拉开了那张满满的弓。那一刻，我没有想很多。我只想到我终于可以自由飞翔，可以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感觉，我只知道，看一看世界，对我而言比一切的一切都重要。我对自己说，我要走遍世界走遍已经读过的每一个国家和城镇。心里明知这不可能，我还是固执而不能放弃梦想——我想我会继续这梦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
辛劳和谋生自不待言，而旅行、阅读、写作，这样完美的循环似乎终于启动。每次上路，我在背包里塞进几本书，通常除了导游手册，还有那里的历史、前人的游记。有时候一路走能一路读上一堆；有时候带的书顾不上打开又原封不动背回。我问自己：这不是你很久很久以前期待的理想状态吗？我却忽然变得迟疑，我不知道，至少不那么确定。我只知道，任何一种状态中都有陷阱。
我们的自由渴望和创造力，局部来自于一种特殊的生活经历，我也看到，“经历”在这个特殊群体中也在越来越成为一种负担。周围的同龄人出现几种可以归类的趋同倾向：趣味、视角、观念、判断、兴奋点，以及理解方法、表述方式。一代人有自己的历史特征，也有它独特的历史责任，同时也有他们的局限、有等候他们的同一口历史陷阱。
同样，进入一种模式，就可能进入一条轨道。旅行可能为了写作而规划，阅读可能变为数据查询而失去乐趣，写作可能成为一个必须的工作，生活和你的初衷就在不知不觉中变味。你向着一个方向走了很多年，山重水复，什么障碍都越过，却可能在平原轻易迷失自己。于是，我在想象中回到那个原点。
在走过北美，走过巴黎、西班牙和意大利，回到亚洲，走过印度，又走过北非的摩洛哥、中东的伊拉克之后，我试着寻找那个站在原点的自己。曾有过那样的一天，这游历世界的旅途在想象中都绝不可能发生。那时我们的命运被动而没有选择，但却渴望读书，渴望见到世界。心在胸膛里怦怦跳动，健康而年轻。
那一天，黑龙江漂浮着冰排，我站在一个开端，内心没有负担。站在不可逾越的边境线，瞭望外面的世界。一无所有，却内心平衡，对世界充满好奇。
黑龙江上的冰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