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所”这个词儿，看着真是再简单再直白不过了。它显然就是指人类的“居住场所”，或者说是“栖身之所”。可是，就这么一个简单概念，却一直和人类文明发展史这样一个复杂沉重的东西挂在一起。这么一挂，“居所”二字也就变得含混暧昧起来。
于是，居所问题有时会变成经济问题。例如在今天，城市的人均居住面积，怎么说也算是一个起码的经济指标。居所又免不了成为一个现代社会学命题，在发达国家，无家可归者，也就是居无定所者的数量和状况，不仅是社会学家，也是全社会关注的对象。
冥冥之中，居所的定义在随文明的发展演变。就说穴居，它曾是我们祖先最正常的居住状态。可是今天，谁要说是找个石洞，或者刨个山洞就住进去，他自个儿怎么说冬暖夏凉都不管用，没人会承认他解决了居所问题。他至少得把那个栖身之洞来点加工，再简单也得加工到今天中国陕北窑洞的文明程度，才会有人认账。
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个简单的居所比较，甚至会引发出所谓文化比较这样的重大课题。岭南大学奠基人陈序经，就曾以其1924年对美国居所的考察，将我国“城市的达官贵人的住宅”，“与美国的一般工人、农夫的住宅相比较”，前者竟相形见绌。他以典型的居所比较作为重要的实证依据之一，构筑了他相当土气的“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他直言不讳的理论，直到今天读来还让人们饱受惊吓。
建筑不仅仅是居所，可是居所属于建筑的范畴，这显然没有争议。因此，居所一向被建筑理论和建筑历史学家看作是自己当然的囊中之物。在传统的建筑研究中，居所落在建筑的住宅部分。它虽然从一开始就在建筑史上露头，但却迟迟撑不成一个大角色。其原因是传统的建筑理论研究，偏重于艺术风格和建筑结构的发展，以及文化内涵的表现。面对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建筑、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建筑，甚至建筑的典雅主义、粗野主义、浪漫主义、折中主义，这样很“主义”地庄严表述，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住宅建筑为什么被迫谦虚，为什么它很难与公共建筑这样的大块文章相提并论。
在漫长历史中，宗教建筑、纪念性建筑，甚至帝王陵墓建筑，人类在它们身上所奉献的时间和金钱、智慧和信仰、才华和想象，已经耗尽自身心力，再没有多少余力去关照自己的居所。公共建筑自然地吸引了建筑研究者的主要目光。也许有人会说，皇宫算个例外。可是，就拿北京故宫来说，眼看着满朝文武呼啦啦地跪了一地，谁又敢说，这不是一个中央王朝的政府象征，而只是皇上的一个“居所”？
在中国余姚河姆渡村，距今六七千年前，已经有了榫卯结构的住宅。可是漫漫几千年，人类的居所似乎还停留在一个距河姆渡不远的水平，它只是一个避风雨的庇护所。居所开始有艺术风格，变得功能复杂，发展成为“住宅建筑”，是在人对自身重视和肯定时开始的。人们常常以为，居所简陋是因为没有实力改进。从整体能力来说，长期的居所落后并不是财力不够，只是人类把钱投向了权势与庄严。个体的人本身既被忽略，也就更谈不上他们容身的居所。
河姆渡的住宅
居所本身的发展，几乎沿着人的尊严被发现的走向，在对文明发展触觉灵敏的城市，总是帝王神灵领先，然后是总督贵族，再是市民社会发展后的市民。这条线索是阵发性的，掀起过一个个住宅风格发展的小浪潮。例如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后贵族府邸的一波波浪潮，以及市民住宅的温情发展。而与此同时，另有一条稳定线索，就是在静穆乡间，人在与自然和睦相处之中取得自信和尊严，逐步创造出与自然相容的居所风格。这条线索发展缓慢，没有一个个明显如西方的巴洛克时期、洛可可时期的时髦浪潮的推动，但是它的发展却持久而平和。乡间居所风格以地域为界，脉络清楚，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生长起来的蘑菇。
今天我们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开端，回首一百年前，在人类走到二十世纪初时，居所从住宅建筑的角度可以唱的重头戏，都已经唱过了。一百年前，在发展到风口浪尖的城市中，高层建筑已经此起彼伏；在近现代建筑历史上，最具革新意义的现代建筑大师们，也已经处于鼎盛期。此后，新理论依然层出不穷，甚至在言辞上耸人听闻。比如悍然宣布：“新建筑死了”，否则，建筑理论家靠什么实现他们的人生抱负呢？但是，假如抛去理论家所需的面具，像个普通人那样俯瞰四周，在着意发展传统建筑理论的意义上，他们也许会承认：自己确实生不逢时。
这一百年，传统意义上的建筑风格，似乎并没有在质的层面发生多少变化，而只在量的层面有所改观。后现代建筑理论顺着老路，从建筑风格下手，试图脱颖而出，可是，与现代建筑时代的实质性力度相比，实在无法等量齐观。“后”了许久，还是挣不出现代建筑的怀抱。那么，这过去的一百年，人类的居所，是否也和建筑理论一样，没有什么实质变化呢？
假如我们仔细观察，会大吃一惊。居所是和人类最息息相关的一个特殊建筑，它在悄悄发生着根本的改变，却逃过了大多数理论家们的眼睛。这恰恰发生在我们刚刚走过的这一个世纪。
这一百年来，我们的居所在外观风格上并没有变成一个奇物，相反，它们呈现出相当保守的面容。翻开每期建筑杂志，都只有对一些小聪明产生的小惊喜，而不会受到什么大刺激。居所的变化是发生在它的内在本身。
今天的城市住宅
过去的一百年，是以技术高度发展为标志的世纪。高技术的成果不仅层出不穷，而且价格低廉。领先的发达国家，不经意中，门窗的密闭性开始越来越好；保温材料的使用越来越普遍；照明、通风、取暖、制冷、加湿、加负离子等设施的功能日趋完善。设备在造价中的比例大幅上升。人类在自己的居所，乐不可支地玩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游戏：为自己制造舒适。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人类对于居所舒适的追求，终于被高科技迎合，而且没有节制。于是，居所被灌注了一个有生命的基因。它开始活起来，张口开始呼吸。居所，从这一刻起，不再是一个简单庇护所，也不仅是一个建筑艺术品。它演变为一个次环境，演变为人的外延。它不仅遮蔽风雨，而且阶段性地隔绝了人与自然。生活在越“先进”的地方，隔绝的时间就越长。人们呼吸由居所预先呼吸过的空气，接受它提供的温度和湿度，也被迫接受在这个充满化纤地毯、化学涂料等人工制品的温暖躯壳中大量生长的莫名的化学分子、放射物质、微生物和病菌病毒。
听上去像是在故意耸人听闻，事实却远比想象得严重。居所千年修炼，终于成精。这时，居所不再属于经济学社会学，不是文化比较，甚至不是传统意义的建筑学，居所就是居所，它的外延也在扩大。此刻，没有理由只把住宅才叫“居所”了。对于室内工作的人，他们“居”于自己工作场所的时间，高达一天的三分之一以上。这样的居留空间，没有理由不称之为人们的“第二居所”。甚至，他们在往返于住宅和工作两个“居所”之间时，依然套着汽车这样一个呼吸着的外壳，一个变相的“居所”。
后果已经显现，首先在发达国家。那里绝大多数的人在“新居所”工作，在“新居所”生活，度过生命的绝大多数时间。居所呼吸功能的强化，导致了人的呼吸系统的退化，使得在自然界呼吸过敏的人数剧增。一些以前在旧环境生活的人，一旦进入新环境，也会很快产生同样的病症。更有一些莫名感染在发生。二十世纪末，美国终于决定炸毁两幢办公楼，其原因，仅仅因为居于其中的工作人员，都无可避免地患上莫名病症，只知和大楼的气息一定有关，却找不出确切病因。活的居所恐怖而神秘。
面对一个新世纪，虽然人类的大多数还没有进入二十世纪后期的居所，可我们并不因此轻松。今天的新居所，已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许多人都在把进入这样的居所，作为新世纪的奋斗目标。即使今天尚不富裕的国家，它们率先富起来的一部分，都无一例外地踏入“新居所”。富裕程度增加，居所的呼吸功能也就加强，以至于在风和日丽的天气，我们路途中停在一个居所前，会猜测：今天里面呼出的是冷气还是暖气？回答是：不知道。
进化论有这样的观点，就是生物的进化不是意味着它从低级走向高级，而是它改善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人类凭着一颗聪明的头颅，在二十世纪末，智化了自己的居所，却大大弱化了自己适应自然的体质。人类在这个新世纪的当口，是不是应该停下来，先想一想，再往前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