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仍然戴着那顶皮制鸭舌帽。帽子歪戴在他左侧的脑袋瓜儿上。他左耳上方的帽子上，有一个圆洞，左侧的脸颊满是烧焦的黑色伤痕。
他的脑袋由于子弹强大的冲击力，而歪向了一侧，我试图将他推直，但是，他的脑袋又滚向了另一边的肩膀。他的双手从方向盘上滑落下来，垂到了身体的两侧，手上的指甲乌黑。
我用一只手，把他固定在了座位上，另一只手搜查他所有的口袋。他防风夹克的侧面口袋里，装有一个闻起来有汽油味道的防风打火机，一个廉价的木质烟盒，里面有半盒棕色麦草纸卷的香烟，还有一把四英寸长的弹簧刀。他的李维斯牛仔裤的屁股口袋里，装有一个破旧的鲨鱼皮钱包，里面塞的都是十八到二十美元的小额钞票；还有一个近期签发的加州汽车驾驶执照，驾驶员名叫劳伦斯·贝克尔。
汽车驾驶执照上写的地址，是洛杉矶斯吉德街道边上的一个廉价旅店。这不可能是他的地址，劳伦斯·贝克尔也不可能是他的名字。
死者身上的李维斯牛仔裤左侧口袋里，有一把装在人造革套子里的脏梳子。另一个口袋里放有很沉的一大串车钥匙——各式各样的车钥匙，从雪弗兰到凯迪拉克，还有一本旧书，书名是《街角的纪念品，鸡尾酒和牛排，纳维斯塔以南的101高速公路》。他的防风夹克下面，只穿了一件T恤衫。
汽车仪表盘上方的烟灰缸里，丢有几个大麻烟的烟蒂，但除此之外，整个车子里非常干净。搁物箱里连一张注册卡片都没有，更不用说十万美元小额面值的钞票了。
我把物品放回到死者的口袋里，将他的尸体靠在椅子上，甩上车门，以防他滚落出来。上车之前，我又回头看了司机一眼。林肯的车灯依然亮着，空转的引擎照旧从排气管里，持续地释放着水蒸气。方向盘前死去的男子，看起来好像正准备开始一段，目的地是另一个城市的长途行程。
阿尔伯特·格雷夫斯的斯图贝克，停在了加油站的油泵旁边。格雷夫斯和艾伦·塔格特站在一边，看到我开近，他们跑上前来。两人脸色苍白，但都透着兴奋。
“那是一辆黑色的轿车，”阿尔伯特·格雷夫斯点头说道，“我们缓慢地开走，看到他停在角落。我看不见他的脸，但是，那家伙戴了一顶帽子，身上穿着皮风衣。”
“他现在还是那身打扮。”我笑着说。
“你看到他经过身边了？”艾伦·塔格特的声音紧张得如同耳语。
“在遇到我之前，他就驱车驶出了高速公路。”我点头说，“他现在正在旁边的一条路上——正坐在车里，脑袋里有一颗子弹。”
“噢，天啊！……”阿尔伯特·格雷夫斯惊叫道，“你没有朝他开枪吧，卢？”
“是别人开的枪。枪响之后大约一分钟，一辆米色的敞篷汽车，从旁边的那条路上开了出来。我认为开车的是个女人。她朝洛杉矶方向开去了。你确认他拿走了钱？”
“我看着他捡起来的。”
“钱现在不在他那儿了。这意味着可能是两种情况之一：打劫或是被同伴出卖。”我脸色铁青地分析起来，“如果他被打劫，那么，他的同伴就拿不到那十万美元；如果是同伴出卖了他，那么，他们也会出卖我们。无论哪种情况，对拉尔夫·辛普森来说，显然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艾伦·塔格特问道。
阿尔伯特·格雷夫斯回答他：“我们不能再隐瞒真相了。让警方悬赏追查。我去跟辛普森夫人商量一下。”
“注意，伯特，我们必须低调处理开枪事件，至少不要见报。”我严肃地说，“如果是他人打劫的话，绑架者的同伙，会怪罪于我们，那么拉尔夫·辛普森就算完蛋了。”
“这帮浑蛋！……”阿尔伯特·格雷夫斯的声音低沉阴郁，“我们必须立场强硬。如果让我抓到他们的话……”
“你没有办法做到。我们有的只是躺在租来车子里的一个死人。”我摇头苦笑着说，“你最好先去找警长。他也做不了什么事，但这会是个好的姿态。然后，再通知高速巡警和联邦调查局。能动员的人越多越好。”
我放开了紧急制动，让车子向前滑动了几英寸。阿尔伯特·格雷夫斯从窗户前面退后了几步，对我问道：“你要去哪儿，卢·阿彻先生？”
“去做一件可能是徒劳无获的事情。”我懊恼地说，“辛普森的情况，看起来会很不妙，而我也很可能，遭遇同样的下场。”
我沿着高速公路开了五十英里，到达了纳维斯塔。高速公路在此变宽了两倍，成为镇子的主街道；两旁排列着汽车旅馆、客栈和三个剧院门脸，它们的灯光照亮了街道。其中的两个剧院门脸上，打着墨西哥电影的广告。自从罐头厂关闭以后，墨西哥人以种地为生，而镇子里其他人的生活，则仰仗了墨西哥人和渔船船队。
我在镇子中央的一个雪茄店前停了下来。这家店的业务，已经远远超出了卖雪茄——枪支、杂志、渔具、生啤酒、文具、棒球手套、避孕药和雪茄，在这里一应俱全。大约二十来个留着油腻的鸭尾巴式样发型的墨西哥男孩儿，正在店里进进出出。
一部分人被店后面的游戏机所吸引，一部分家伙跑去看街上的女孩儿。那些女孩儿们浓妆艳抹，着装暴露，在街上引起了一阵骚动。男孩儿们有的吹着口哨，有的装酷，还有的装出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
我将一个男孩儿叫到路边，问他“角落”在哪里。他跟另一个墨西哥同伴商量了一下，两人一起指着南边。
“一直走大约五英里，在通向白滩的道路上。”
“那儿有一个红色的大牌子，”另一个墨西哥男孩儿说，他兴奋地用双手比画着，“你不会错过的。”
我谢过了他们。他们弯腰微笑，并且点头致意，倒像是我帮了他们的忙。
“角落”酒吧红色的霓虹灯，位于高速公路右侧一座低长建筑的房顶上。建筑后方的岔路口上，一个黑白路标正指向“白滩”。
我在建筑物旁边的柏油停车场里停下了车子。停车场里还有八、九辆车子。一辆拖车停在高速公路的路肩上。透过半遮半掩的窗子，我看到几对情侣正坐在桌前，还有几对在跳舞。
我走了进去，左侧是一个空无一人的酒吧。右侧是餐厅和舞池。我站在入口处，装作正在找人。
那所房间太大，舞池里的人很少，气氛冷清。舞曲是从自动唱机里面传出来的。房间的后部，有一个空荡荡的乐队舞台。这里呈现的是黏脚的地板、摇晃的桌子、宿醉的味道，还有破旧的装修。
顾客们感觉到了房间里的压抑。他们的脸上，极力寻求着笑容和欢乐，但是却找不到感觉，所有人的脸上，都是空洞的表情。
房间里唯一的女招待，向我走了过来。她有着深色的眼睛、柔软的嘴唇和姣好的身材。那个女人看上去约莫二十岁的样子。你可以从她的脸和身体上，读到她全部的历史。她小心翼翼地走着，仿佛脚很痛的样子。
“您要一张桌子吗，先生？”
“谢谢，我想坐在吧台前面。”我冲年轻女人点头致意，“或许你能够帮我一个忙，我在找一个在棒球场上认识的男子，我还没有看到他。”
“他叫什么名字？”
“问题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跟他打赌欠了他的钱，他说会在这儿见我。他是个小个子，大约三十五岁，穿了一件皮风衣，戴了一顶皮制的鸭舌帽。他长着蓝色的眼睛，鹰钩鼻子。”
他的脑袋上还有一个窟窿，我心里暗暗说道。
“我想我知道你说的这个人，他好像叫埃迪什么的。”那个年轻女人笑着点头说，“有时候，他会过来喝一杯，但是，今天晚上他不在这里。”
“他说会在这儿跟我见面。”我嘟囔着，“通常他什么时候过来？”
“晚些时候——大约午夜前后。他开着一辆卡车，对不对？”
“对，蓝色的。”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就是那辆，我在停车场见过。”年轻女招待说，“几天前的晚上他来过，用我们的电话，打了一个长途，那是三天以前。老板挺不高兴的——因为电话超过三分钟后，你就不知道应该收多少钱了。但是，埃迪说是对方付费，所以老板就让他走了。你到底欠了他多少钱？”
“很多。你知不知道，他往哪儿打的电话？”我激动万分地问道。
“不知道。那毕竟不关我的事。与你有关系吗？”
“我只是想跟他取得联系，然后，我就可以把钱还给他了。”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钱留给这里的老板。”
“他在哪里？”我环顾四周问道。
“他叫西科，在吧台后面。”
坐在桌前的一个男子，举起酒杯向那名女招待示意，她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我则走进酒吧。
酒保长着一张痩长的脸，他头发微秃，下巴松弛。在空荡荡的吧台前站了一个晚上，这让他的脸更长了。
“你要喝什么？”他冷冷地问我。
“一杯啤酒。”
酒保的下巴又拉长了一寸。
“东部的还是西部的？”
“东部的。”
“三十五美分，包括音乐。”他的下巴缩回了一些，“我们提供音乐。”
“我可以再要一个三明治吗？”
“当然，”他近乎是欢快地说，“要什么样子的？”
“腌咸大肉赔上炸鸡蛋。”
“好的！……”他透过敞开的门，向女招待示意。
“我在找一个名叫埃迪的男子，”我说，“几天以前，他给我打过长途电话。”
“你从拉斯维加斯过来。”
“刚从那边过来。”我点头说。
“那边的生意怎样？”
“不太好。”
“太糟糕了，”他愉快地说，“你找他干什么？”
“我欠他钱。他住这附近吗？”
“对，我想是的。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调酒师傅摇头晃脑地苦笑着说，“他跟一个年长的金发女子，来过这里一、两次，那可能是他的太太。今天晚上他也许会来。你待在这儿别走。”
“谢谢。我会的。”我冲酒保点了点头。
我拿着啤酒，坐到了窗户跟前的一张桌子前面。从那里我能看到停车场和主入口。一会儿，女招待便端来了我要的三明治。我付了钱，但她还不愿意离开。
“你要把钱留给老板吗？”
“我再想一想。”我微笑着说，“我要确定，他能不能拿到钱。”
“你很诚实，不是吗？”
“你知道打赌输了，不付钱的下场吗？”
“我感觉你是个赌徒。”她突然急切地朝我俯身过来，“听着，我有一个女性朋友，她跟一个训练骑师约会。她说训练骑师说，明天三道的‘厄运’肯定能够赢。你会赌它赢第一名，还是前三名？”
“省着你的钱吧，”我冷淡地说，“你斗不过他们。”
“我只赌有把握的。这个男孩儿——我女朋友的男朋友，说‘厄运’肯定能够赢。”
“算了吧。”我语气冷淡地摆了摆手。
她怀疑地抿起嘴巴，看着我说：“嘿，你是一个奇怪的赌徒。”
“好吧，”我递给了她两美元，“去赌‘厄运’会赢吧。”
她惊讶地看着我说：“唉，谢谢先生，但是，我可不是在向你要钱。”
“这总比输你自己的钱要好一些。”我冷笑着说。
我有十二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三明治的味道尝起来不错。在我吃着的过程中，陆续来了几辆车。一伙年轻人说笑着进来了，酒吧的生意一下子好了起来。
然后，一辆黑色的轿车驶进了停车场。那是一辆黑色的福特轿车，挡风玻璃旁边红色的探照灯，像一个疼痛肿胀的大拇指。从车里出来的人，身上穿着像棒球裁判制服一样的便装，右侧屁股上方，有枪支磨出的褶皱。当他来到入口处的灯光下时，我看到了他的脸。他是圣特雷莎的那位副警长。
我飞快地起身出了门，来到了酒吧尽头的男卫生间，反手锁上了门。我放下马桶盖，坐在上面开始反思，我考虑得不够周全。我不应该将那本地址簿，留在埃迪的口袋里。
我用了十来分钟，盯着卫生间的灰泥墙壁，阅读上面的涂鸦。
“穷汉约翰，拉丁人，一百二十米跨栏冠军，迪尔伯恩高中，密西根迪尔伯恩市，一九四六年”
“富兰克林·P·施耐德，俄克拉荷马奥色治郡。谢谢你，又聋又哑的人。”
墙上其余的东西，则是卫生间常见的涂鸦，配着粗糙的线条画。
房顶上光秃秃的灯泡，照着我的眼睛，我头脑感觉一晕，坐在那里睡着了。一个长长的、走廊一样的房间，倾斜着通向了地下。我沿着它，走向了城市地下的，一条肮脏的河流。没有回头路可以走，我必须蹚过那条充斥着粪便的河流。好在我脚上踩着高跷，身上裹着玻璃纸，这让我得以不受污染地涉水而过，来到河对岸。
我扔掉了兼做拐杖的高跷，登上了镀铬的电梯，那部电梯闪闪发光，好像地狱的模样。电梯缓慢而平稳地上升着，带着我穿越层层罪恶，在一个玫瑰花环绕的门前，忽然停了下来。
一个身穿条纹棉布制服的女佣，为我打开了门，嘴里唱着“噢，这是家，甜蜜的家”。我走进一个石头地面的广场，门在我的身后，“咣当”一声关上了。那是城市的中心广场，但是，广场上只有我一个人。天色已经晚了，街上一辆车都没有。
一束孤独的黄光，照在被踩得光滑的人行道上。我走动的时候，听得到自己脚步声的孤独回音。四周房子的轮廓，如同风暴将至前的森林。门又“咣当”作响了一声，我睁开了眼睛。一个金属物体在敲击着卫生间的门。
“浑蛋，快开门！……”副警长大声说，“我知道你在里面。”
我滑开门闩，把门一下子拉开，问：“你很急吗，警官？”
“原来是你。我猜可能就是你。”他的黑眼睛和厚嘴唇透着得意。他手里拿着一支枪。
“我可早知道就是你，”我说，“但是，我认为，没有必要如此高调宣布。”
“也许你有自己的理由，对我们保持沉默，对不对？也许你有理由，等到我进来的时候，躲在这里。”副警长一脸严肃地说，“警长认为，这件案子是内部人员干的，他会希望知道，你在这里做什么。”
“就是这个人，”酒保在他的耳边说，“他说埃迪给他往拉斯维加斯打过电话。”
“你对此作何反应？”副警长朝我喝问。他在我面前晃动着枪。
“进来关上门。”我没好气地说。
“是吗？把你的双手放在头上。”
“我可不会那样做。”
“把双手放在头上。”副警长用枪指着我的心口。
“你身上带着枪？”他开始用另一只手来搜我的身。
我退后一步躲开了他，冲副警长说：“我带着枪，但是不能给你。”
他又向我走了过来。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嘿，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阻碍警官执法。我很想拘捕你。”
“你好像很有脑子。”我冷嘲热讽地开了口。
“浑蛋，少他妈的开玩笑。”副警长冲我断喝一声，“我只想知道，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只是在好好享受。”
“你不肯交代是吗？”他严厉地说，样子很像漫画里的警察。他举起不拿枪的那只手，向我狠狠地扇了过来。
“住手！……”我说，“不许碰我一个指头。”
“为什么不能呢？”
“因为我从来不喜欢杀警察。这会成为我的污点。”
我们四目相对地僵持着。他举起的手停在空中，然后渐渐地放了下来。
“把你的枪拿开，”我说，“我不喜欢被无端威胁。”
“没有人问你喜欢什么。”副警长严厉地说。
但是，他的怒火已经消了。他黑色的脸上是愤怒、疑问、猜疑与迷惑的复杂表情。
“我来这儿的目的，其实跟您一样，警官。”
我开口了，这样说并不容易，但是，我努力说了出来。
“我在埃迪的口袋里，发现了一本地址簿。”
“你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副警长警觉地说。
“是那个女招待告诉我的。”
“是吗？……”副警长嘟囔了一句，接着转首望着我，问道，“酒保说，他给你往拉斯维加斯打过电话？”
“我在骗那个酒保。明白吗？”我大声说，“那是一个骗局。我在骗他。”
“那么，你究竟发现了什么？”
“死者的名字叫作埃迪，他开了一辆卡车。他有时来这儿喝一杯。三天前他在这里，往拉斯维加斯打过电话，而三天之前，辛普森就在拉斯维加斯。”
“你不是在开玩笑？”副警长诧异地瞪着我。
“我不会跟您开玩笑的，警官，就算我能够做得到。”
“天啊！……”副警长激动万分地尖叫起来，“一切都对上了，不是吗？”
“我从来没有发觉啊，”我说，“谢谢您给我指出来。”
副警长愤愤地瞪了我一眼，然后收起了自己的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