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天，我依然以固有的方式继续着“陪审员资格初审”，一个接一个地提问，试图依次说服每个陪审团成员，让他们认为我是他或她可以信赖的人。我的提问和第一天问过的一样，还是那些和他们的生活以及信仰有关的问题，有一个问题我总是要问：在他们考虑投票判定一项罪名之前，是否会坚持要有确凿的、令人信服的、没有任何疑点的证据。现在我的提问方式和以前惟一的区别就在于，在汤普生法官那双充满恶意的眼睛注视下，我提问的速度明显加快了，而且不会把同一个问题重复两遍。
到星期五上午法庭召集有关人员的时候，我们要结束挑选陪审团成员的过程。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在我们开始后的一个小时里，公诉人和辩护律师剩下的工作是对最后一名陪审团成员进行质询。除非以什么事由提出反对，也就是说。除非有存在明显偏见的例证，下一个被选入陪审团的人，应该就是我们需要的第十二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陪审团的成员。现在，我只想问一个问题，我很明白，这也许会是任何一个陪审团成员听过的最奇怪的问题。
“德威特先生，请告诉我，你认为是谁杀死了约翰·肯尼遮？”
公诉人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我反对！”他叫道，“这简直是在胡闹！这个问题和案情毫无关系，陪审员的资格认定、本案的审判以及任何可能与之相关的事情都和这个问题无关！”
如果克拉伦斯·哈里伯顿是汤普生喜欢或者可以忍受的人，汤普生可能会让我问一些别的问题，这事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他对哈里伯顿厌恶至极，以致他不能忍受任何可能有利于哈里伯顿的事情，除非他确信自己没有其他选择。
汤普生困惑地紧锁着眉头，说道：“这是个非常特别的问题，安托内利先生。”
“真的吗？”我回答道，好像自己从不认为这个问题有什么特殊之处。
“好吧，也许是有点儿，让我重新表述一遍。”
我对着那个陪审员笑了一笑。他三十来岁。油腻的黑头发贴在头皮上，一件已经有些褪色的短袖红衬衫紧绷绷地勾勒出他硕大的肚子。
“让我来这样表述一下我的问题：你认为肯尼迪谋杀案是李·黑尼独自一人所为，还是另有同谋？”
哈里伯顿举起了双手。
“法官大人！这是……我不知道这是在做什么！”
很显然，从汤普生脸上的表情来看，他也不知道我这是在做什么，但他并不打算让我停下来。
“安托内利先生，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你在做什么？”
我的眼睛向下瞟了一眼哈迈尔·华盛顿。此刻他正面无表情地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
我接着说道：“法官大人，这是一起对谋杀案的审判。被告已表示不服罪……”
汤普生白了我一眼。
“是的，那么……”
“那么，法官大人，我们知道犯罪行为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受害者是美国参议员杰里米·富勒顿，他是被谋杀的。而被告坚持说，他并不是凶手。那么很显然。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
汤普生试图跟上我的思路。但是，他越努力这样做，就越是感到困惑。他眯着眼睛，歪着嘴巴，直到整个嘴巴几乎都歪到了脸的左边。
“被告认为是其他人杀了参议员富勒顿，这和约翰·肯尼迪谋杀案之间存在什么可能的联系呢？别的不说，就这两个案子而言，二者之间已经间隔了大约四十年。”
“非常正确，法官大人。”我回答道。与此同时，公诉人却在一旁摇头。
“直到现在我们仍然不能确定谁是谋杀肯尼迪的幕后真凶。撇开这一点不说，我在和德威特先生探讨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类似的案件中，一个涉及美国参议员、加州州长候选人——一位被公认为总统候选人的有力竞争者的谋杀案中，是否应该把受害人的死简单地看做是又一起偶然的暴力行为？”
哈里伯顿已经怒不可遏了。他涨红了脸，眼珠几乎从眼眶中迸出来。
“法官大人，”哈里伯顿开口时已经愤怒至极，几乎都快要说不出话来。
“他先是问了一个与本案没有任何联系的问题，现在，他又开始和陪审团辩论他的案子！”
汤普生认为这是自己取得的小小胜利。他面向哈里伯顿弯下腰，嘴角浮现出看似同情的笑容。
“公诉人，不要过于激动，”他的语气听起来平静而柔和，但对此刻的哈里伯顿而言这无疑是火上浇油。
仍然哑口无言的哈里伯顿还没喘过一口气来，汤普生又开口了：“我可以到会议室和律师谈谈吗？”
当我们坐到汤普生的桌子前面时，公诉人的面色已经恢复了正常。他故意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以此来掩饰自己的愤怒。因为我们现在离开了法庭和公众的视线，汤普生也改变了态度。刚才他的动机是刁难他的宿敌，现在他又开始跟我算账了。
“听着，安托内利，我做法官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你的问题是我所听到的问题中最奇怪的一个，你认为是谁杀害了约翰·肯尼迪？”他模仿着我在法庭上的口气，用一种呆板的节奏说道。汤普生眯缝着眼睛看我，好像是医生在检查病人，他继续说道：“也许你不知道，可能俄勒闪和这儿不太一样，但在这里，只有当被告，而不是他的律师是疯子的情况下，这种愚蠢的辩护才有可能奏效。”
哈里伯顿还没来得及从汤普生对我的训斥中获得满足，就成了下一个被攻击的对象。
“至于你，”汤普生不无讥讽地说道，“你要做的就是站起来，告诉法庭你有疑问，而不是向所有人显示你充满正义的愤怒。你从中又得到了什么呢？安托内利开始面对全体陪审团发表他小小的演讲了。公诉人先生，你最好明白这一点：我是不会替你效劳的。如果你不介意是否让陪审团听到一个有关本案一定是某种政治谋杀——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就是律师先生试图暗示我们的东西——所以被告无罪的演讲，我是不会反对的。”
哈里伯顿脸色铁青。他紧紧地咬着嘴唇，双手颤抖着，极力控制着不把他的想法表达出来。
“我会记住的，法官大人，”最后他说道，为了不去冒犯汤普生他尽量用这种正式的法庭语言。
汤普生迅速而又果断地点了点头，说道：“好了，就这样吧。我们必须言归正传。因为我们终于结束了选择陪审团成员的工作。”哈里伯顿提醒他：“我还没有询问最后一位陪审团成员。”
“不用着急，你会有机会的，”汤普生不耐烦地说，“但不能占用很长时间，除非——”他眼中流露出厌恶的神情，又加上一句，“你也像安托内利那样，开始问有关林肯被谋杀的问题。”
汤普生停顿片刻，眼睛冷冷地盯着地板。他在椅子中来回晃了晃，抬起眼睛看着我，摇了摇头，低声咕哝道：“‘你认为是谁杀了约翰·肯尼迪？’我想我以前也听到过这个问题。”
我们回到了法庭，举止文明优雅，好像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惟一的行为方式。我没有再问最后一位陪审团成员什么问题，公诉人问了三四个问题，接着陪审团成员发了誓。用一种友好的对话的语气，汤普生告诉他们第一件任务就是利用当天剩下的时间回去休息，像平时那样告诫他们不要谈论此案。之后，他让陪审团的五位男士和七位女士先回去，下星期一早上重新集结——那天审判将会正式开始，而他们将决定哈迈尔·华盛顿的生死。
当陪审团成员一个接一个地离去后，哈迈尔问道：“我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安托内利先生？”
这个问题我以前被问过上千次，在每一个需要陪审团参与的案件中，这样的问题都会被问起。被告急于想从这个神秘的程序中发现一些意义，这个程序对于这些不幸被告上法庭的可怜人来说，是一个奇怪的不可理喻的神秘事物；而对于我们这些半生都要待在法庭上的律师来说，则是麻木不仁，见怪不怪。他们总是会问问题，我总是给他们相同的答案——一个他们急切想得到的，让他们放心的答案。他们想让我告诉他们：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一切都挺好，用不着担心。这就是他们真正想要的回答：确信自己不必担心；即使在明天、后天，或者大后天，自己可能要担心，但在现在，今天，他们可以放松一下了，感到几乎又恢复正常了，哪怕只有一小段时间。
“我们现在情况怎么样？”哈迈尔又问道，那双清澈无邪的棕色大眼睛里饱含着希望。
我想要说“我们一切都好”，但只吐出了前两个字。我笑了笑，说道：“实际上，我们要被枪毙了。”
他愣了一会儿，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接着他好像知道了我是在开玩笑，他笑了起来，我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的放松。每个人都是心存希望的。
我没有就此结束谈话，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陪审团。他们看起来很公正，而且他们看起来对这个案子也很感兴趣。有时这是最重要的，这意味着他们很好奇：他们想要了解真相。他们还没有得出最后的结论。”
副警长正在等着把哈迈尔送回监狱。
“下次开庭之前，我能见你一次吗？”哈迈尔问道。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的视线就越过我向我身后望去，脸上的表情也随之变化。我以前从没见过他这样，他总是很有礼貌，至少对我从未有过不友好的行为；但他总是保持一定的矜持，或者说，一种明智的礼节，和别人保持细微但又明确的距离。但在那一刻，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他的眼神就像是一个人找到了回家的路。
我转过头，跟随着他的目光，看到了一位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士。一定是她注视哈迈尔的眼神让我知道她就是他的母亲。他们长得并不很像，或者说，他们看起来差别还很大，以至于刚开始我看不出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但他们俩确实有相似的地方。他们的肤色几乎完全不同。哈迈尔的皮肤是淡褐色的，而他母亲却有着深黑色的皮肤；她的面孔光艳照人，高高的颧骨，皮肤紧绷而又黝黑，就像是刚打磨过的黑檀木。
她乌黑的眼睛沉郁地燃烧着怒火，闪闪发出道道光芒；她的头发乌黑油亮，从前额两侧向后梳去，在脑后挽成一个髻。她的双肩宽阔而瘦削，双臂修长，手指纤细而优雅。她可以和任何一位我所见过的最具魅力的女人媲美，我几乎很难从她身上移开视线。
玛丽·华盛顿穿过人群，耐心地站在木栅栏的后面离她儿子几英尺远的地方。我看了副警长一眼。
“让她和儿子待一分钟，好吗？”
哈迈尔的母亲身体倾斜着，越过低栏杆，抱住了哈迈尔。副警长转过头去，一直等到他们说完几句悄悄话，才清了清嗓子，走上前去，将手放在哈迈尔的肩上。时间到了，该走了。
我对哈迈尔的母亲作了自我介绍，并说我们以前没能见面真遗憾。
“这几个星期我一直试图与您取得联系，我留了言，我还让哈迈尔告诉您我想见您，但是也许是因为……”
突然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她的儿子正以谋杀罪名被审判，而我对她说话的方式，却像是两个终于在晚会上见面的人，诉说着如何早已从彼此共同的朋友那里听说了对方的大名。她高高地扬起头，直到我把话说完。
“谢谢您对哈迈尔的帮助，安托内利先生。”她的声音低沉而清晰。
“也许我们可以找个地方谈谈，”我一边说着，一边转身走到律师桌前，把我的东西塞进了公文包。
“现在不行，”她说道。
我转身想问她什么时候可以再见面，但她已经穿过最后离开的那几个人走出了法庭。
透过敞开的大门，我听见克拉伦斯·哈里伯顿正在镇定地回答着那一大帮挤在走廊上的记者高声提出的问题。我决定从通向书记员办公室的侧门溜出去。我刚迈开脚步，外面的记者就冲了进来，刺眼的电视摄像机的灯光紧随其后。摄像机是不允许带入法庭的，但是法官走后，记者们就无所顾忌了。我瞟了一眼书记员办公室关闭着的门，它还是充满诱惑地关闭着，而且只有几步之遥；但是如果我现在冲进去的话，那么明天的报纸上或当地的电视新闻上所能看见的惟一画面将是辩护律师急于逃窜的背影，那看上去会像是要掩盖什么。我转过头，迎着记者们走去，一直走到走廊上，法庭的门在我身后关上了。每一个记者都有一个问题，问题也都是一样的，只是问法不同而已。
“您真的认为杰里米·富勒顿死于一场政治谋杀？”
我努力谨慎从事，但是感觉情况已逐渐有些失控。
有一位记者带着怀疑的口吻坚持问道：“您好像认为这起案件是政治谋杀的可能性更大。”
“在一起谋杀案中，”我瞪着他回答说，“你会问谁将从受害者的死中受益，现在有很多人从参议员富勒顿的死中获益颇丰。”
刚才提问的那个记者从他正在做的笔记上抬起头，又问道：“您认为是州长还是总统？”
他已经快要把我逼到墙角，我不能陷到这种猜测中去，我开始回答另一个记者的问题，但为时已晚。
“这是不是您传唤马歇尔州长到法庭上作证的原因，因为您认为他和富勒顿的死有关。”
接下来是死一般的寂静，每一个人都在等待，想看我如何作答。这位记者，不管他是谁，一定有大量的信息来源，传票在前一天刚刚签发，而直到此刻，我才知道该传票已经送出。我努力掩饰住自己的惊讶，但是一个瘦小而又肌肉结实、嘴巴弯曲着的记者已经满意地察觉出这一点。我们以前从未见过，但我能够看得出他不喜欢我，一点儿也不喜欢。
我快速地说道：“州长被传唤是因为被告相信他有与本案有关的证据。”我希望这样就不会有人注意到，其实我什么也没说。但这一计谋并没有奏效。
有人在后面喊道：“是什么证据？”
又有一名记者喊道：“您认为是州长雇人谋杀富勒顿的吗？”
“马歇尔是不是认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再次当选？”另一个声音问道。
“总统和本案有没有关系？”
我举起手，拒绝回答任何问题，直到他们停了下来。
“我所知道的是以下的事情：被告，也就是哈迈尔·华盛顿，没有杀害参议员富勒顿。也就是说，凶手另有其人。我还知道，杰里米·富勒顿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人，他对其他很多有权势的要人的政治生涯构成了威胁。辩护律师想要提供的关于那些人是谁的证据，关于如果杰里米·富勒顿活着，他们就必将会失去什么的证据。”
没等记者提出另一个问题，我举起手，摇了摇头。
“现在我能说的只有这些。”
我转过身，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现场。
我越走越生气，不觉加快了步伐，想要摆脱自己内心的愤怒。我如此沉浸于自己的情绪中，以至于直到出了法院的大门，才发现鲍比就在我的身后。
“我过来看看。你真的很棒，”脸上挂着鼓励的笑容，鲍比说道。
“可是你为什么这么沮丧？”
“因为我本不该让自己陷入必须回答那帮记者提问的窘境。”
“你向陪审团提出有关肯尼迪谋杀案的问题，让每个人都认为这一定是一场政治谋杀，不也是出于同一个目的吗？你问陪审员的每一句话，不都是出于这个本意的吗？”
毫无疑问，他是对的；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对记者所问的问题感到生气，而是因为我找不到仅有的两个至关重要问题的答案：谁杀了杰里米·富勒顿？为什么要杀他？
外面阳光明媚，我的情绪也开始发生着变化，我正在做的事情，或者说我正在努力做的事情中，看起来也不再是沉重得令人难以忍受了。在距法院几个街区以外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个小饭馆，虽然我们两个人都不是特别饿，但还是走了进去。
女服务生手里握着铅笔，冲着我们淡淡地一笑，在我们告诉她只要饮料后，她就迅速离开了。
我笑着说道：“她和尊敬的汤普生法官大人一样可爱。”
我坐在那里，背部抵着小包间的后墙，摇了摇头，苦笑着说道：“他真是部杰作。”
鲍比从没去过法庭，也没有受理过自己的案子，所以他对此非常感兴趣，想知道和所有来观看这场审判的人一起坐在那儿等待时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他认为，用法律学者辩论纯法律问题时的高深语言谈论的问题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你是说在法庭会议室？”我问道，人们总是认为自己没有听到的事情比自己听到的事情重要的多，这让我感到很可笑。
“没有什么，汤普生认为我疯了，又说哈里伯顿是个傻子，你真的不能责怪他把我看成疯子，我问的有关肯尼迪的问题……”
“难道你感觉不到这个问题所产生的影响？”鲍比急切地问道。他弯下腰，对着我说：“每个人都有点紧张，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你身上，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差一点放弃那个问题，”我承认道，“我原计划是要问的，我认为我必须这么做：但这就好像在凌晨两点钟，你一人独处时的一个奇思妙想。当你早上醒来后，面对日常生活中枯燥无味的事情，你会发现任何事情都不会像深夜想像的那般美好，在深夜，你对事情的想像和现实是有很大差异的。”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深夜的遐思，生活就会变得索然无味，不是吗？”
鲍比瞟了我一眼睛，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这个问题已经产生了效果，”鲍比坚持道。
“它让每个人都思考，像富勒顿这样的人，在一场用你的话说是‘偶然的暴力行为’中被杀害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外表冷漠的女招待送来了鲍比要的冰茶和我要的咖啡，同时把账单放到了桌上。
“每个人会考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这不是一起偶然的暴力行为？”我回答道，一边抿着咖啡，一边沉思着。
“你知道不知道最初我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的？因为我想起了我们小的时候，你教给我的一个道理。你说这是你从外公那里学来的——永远不要主动和别人打架；但如果有人欺负你，特别是那些比你高大的人企图打你，你必须首先出击。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就可能永远没有还击的机会了。我必须问那个问题，因为这是我把问题摆在陪审团面前的惟一机会——这也是我让他们知道的惟一机会，发生在富勒顿身上的，并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谋杀，而是另有原因。这个原因和本案毫无关系，或许可能和本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伯格多诺维奇是对的，如果他是因为了解富勒顿而被谋害的，如果他们认为出于同样的原因，也必须把我干掉的话，那么现在他们要重新考虑自己的行为，他们要让公众认为我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这不是一场暗杀，也没有什么想要掩盖它的阴谋。所以你可以说，我问这个问题主要是由于我的胆怯，由于害怕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而不是由于这会对辩护有什么帮助。”
鲍比抬起下巴，疑惑地看了我一眼睛。
“胆怯——这就是你传唤州长的原因？”
“不，是愚蠢，我不知道我还可以做什么别的事情。我不能传唤总统，可是我必须想办法。我必须有一个证人，通过他向陪审团显示富勒顿所构成的威胁究竟有多大。事实是，我对这个案子还没有定论。除了作案动机以外，对任何事情我都没有任何证据，从总统到总统手下的人，每个人似乎都有把富勒顿除掉的动机。富勒顿死了，总统就不必为获得提名去奋力争斗，而州长也不会在11月面对必然的失败。”
鲍比又加了一句：“这样，阿莉娅·戈德曼就有机会成为州长。”
“这没法解释伯格多诺维奇的死因，”我反驳道。
“但你并不能确定他被除掉的原因。你所知道的全部事情都是伯格多诺维奇告诉你的，你还记得吗，你以前并不相信他？如果你当初是对的，如果他说的所有那些事情都是编造的怎么办？如果他虚构了一个关于杰里米·富勒顿和金钱的故事怎么办？
“即使这部分是真实的，你又怎么知道别人会发现这件事情？不只是白宫的刺客，伯格多诺维奇有可能被任何一个人杀死。你想，他这么多年一直待在克格勃内部，一定伤害了很多人。你认为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想报仇吗？如果这场谋杀有政府参与的话，为什么不会是俄罗斯政府？也许俄罗斯政府不想让他们以前的间谍说出当时还在信仰共产主义的俄罗斯新民主党人都干了些什么勾当。”
我结了账，我们离开了饭店，向鲍比停车的地方走去。当我们走到停车场人口的时候，鲍比问道：“你没有忘记明天的事吧？”
我没有忘记，但却真心希望自己明天下午可以做些别的事情，而不是坐在阿尔伯特·克雷文的船上环游海湾。
鲍比把票递给了停车场服务人员，说道：“随便问一下，和哈迈尔·华盛顿谈话的那位美艳动人的女士是谁？”
“你不认识她？她是哈迈尔的母亲，阿尔伯特·克雷文的朋友，阿尔伯特认识她已经很多年了。”
鲍比只是耸了耸肩膀。
“阿尔伯特是有很多的老朋友。但是那个女人？不，我以前可从没有见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