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州长手下的一位年轻人来到了劳教所，这就是说，他还相当年轻（虽然他已过三十，自己也绝对无意要显出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他身上有种表露性格的气质，他不曾有的东西他从来不要，他一时到不了手的东西他从来不曾想要）。他毕业于东部的一所大学，是全美大学优秀生联谊会的会员，在州政府里领了个文职官衔，但这可不是他用竞选捐款买来的。他穿一身东部式样的潇洒便装，鹰钩鼻子，目光闲散而又高傲，到过许多偏远林区，常常出现在小店铺的阳台上，讲述种种故事，引得穿工装裤、随地吐痰的听众捧场喝彩；他会以同样的目光，逗乐那些为了纪念上届政府或者为了向下一届表示敬意（或者希望）而取名的青年小伙子，也会由于办事懒怠，去拍那些不再是小孩但还不到投票年龄的青年人的马屁（这是关于他的传闻，当然不足为信）。他手持公文包走进监狱长的办公室，不一会儿负责堤坝事务的副监狱长也来了。原本过一会儿就要叫他来的，但还未到时候，不知怎的他自己跑来了，连门也不敲，戴着帽子撞了进来，还高声叫起州长手下的年轻人的绰号，并用手掌拍了拍他的背，坐下来便抬起一条腿放在监狱长的办公桌上，差不多横在监狱长和来访使者之间。或者也可以说，来者是位钦差大臣，带来了密诏，带来了绞索，马上就要找岔子见端倪了。
“嘿，”州长派来的年轻人说，“你们玩了鬼把戏，不是吗？”监狱长手里拿着一支雪茄，刚才向来客敬献过一支，却被拒绝了。监狱长面色严峻，一动不动地瞧着副手的颈项，副手却把身子往后靠，又向后伸出一只手去打开办公桌抽屉，取出一支雪茄烟来。
“我看这似乎没啥问题，”监狱长说，“被大水冲走，非他所愿，他一有机会就回来投案自首了。”
“他甚至把那该死的小船也带了回来，”副监狱长说，“他要是扔下那船不管，花三天时间就可以走回来。可是他不肯，先生，他一定要把船弄回来，‘那是你们的小船，这就是那个女人，可是，我可一直没找着棉花仓顶上那个杂种。’”他拍了一把膝头，哈哈大笑起来。“这些犯人，骡子都比他们聪明一倍。”
“骡子比任何东西都聪明一倍，除开耗子，”使者用他那讨人喜欢的声音说，“可是问题不在这儿。”
“问题在哪儿呢？”监狱长问。
“这个人死了。”
“活见鬼，他没死，”副监狱长说，“现在他就在那边工棚里，也许在睡大觉呢。我领你去那儿，你就会看到他的。”监狱长用眼向他的副手示意。
“听我说，”他说，“布莱德索刚才告诉我有头母骡的腿出了点什么问题，你最好去牲口棚一趟——”
“我已照看过了。”副手说，他根本不理会监狱长的眼色。他在观察，他要同使者谈话，“不，先生，他没有——”
“可是，他已经因死亡正式除名了。是除名，而不是赦免或者假释。他要么是死了，要么是自由了。无论是哪一种情形，他都与这儿没干系了。”这时，监狱长和他的副手都傻眼了，副手欲言又止，他手里那根雪茄刚咬掉了尖头。使者神采飞扬、一字一板地说道：“有监狱长呈送州长的死亡报告为据。”副监狱长闭上嘴，再没有别的动作。“有当时奉命处理并将该犯尸体运回劳教所的官员的证词为凭。”这时，副监狱长才把雪茄放进嘴里，慢慢地把腿从办公桌上移下来，一边在嘴唇上滚动那根雪茄一边说：“原来是这么回事。这指的是我，对不对？”他短短一笑，舞台上的笑法，只笑了两声。“我经历了三届不同政府的改选，一连三次都出了力。这是有案可查的，杰克逊城里总有人查得出来。要是他们查不出，我可以出示——”
“三届政府？”使者说，“哇，哇，可真不简单。”
“不简单，你算说对了，”副监狱长说，“林区大部分人可都没像我这么卖力过。”监狱长又一次望着副手的颈项。
“听我说，”他说，“你干吗不去我家一趟，把我餐具柜里那瓶威士忌拿来？”
“好的，”副监狱长说，“可是我想，咱们得先把这事儿解决了。告诉你，咱们可以这么办——”
“喝上一两杯，咱们会解决得更快的。”监狱长说，“你顶好还是顺路去你那里拿件上衣，把那瓶——”
“那太费时了，”副手说，“我用不着穿什么上衣。”他朝门口走去，又停步转过身来。“我告诉你该咋办。就在这儿叫十二个人来，告诉他这就是陪审团——他以前只见过一次，不会有更多了解——以抢劫火车罪审理他，汉普可以当法官。”
“你不能以同一桩罪案审两次，”使者说，“即使他认不出见到的陪审团，他也会明白是那桩事的。”
“听我说。”监狱长说。
“那好吧，我说是一桩新的火车抢劫案。告诉他这是昨天发生的事，说他抢了另一列火车，当时他昏过去了，事后忘了有这桩事。他会有什么办法，再说，他根本不在乎。他还巴不得待在这儿不出去呢，他没有地方可去，即使是放他出去。他们这伙人都这样。把任何一个人释放了，到圣诞节他不回来才怪呢，就像是回来团聚什么的，而且犯的事儿也同前次抓起来的一样。”他又哈哈大笑。“这些犯人呀。”
“听我说，”监狱长说，“你到了我家，不妨把酒瓶开了，看看酒还好不好；先喝一两杯，你自己先品品味儿；要是不好，就别拿来了。”
“好。”副手说，这一次他才真走了出去。
“你能不能把门锁上？”使者说。监狱长微微动了一下，就是说，他在椅子里改变了一下姿势。
“毕竟，他刚才说得没错。”他说，“迄今为止，他已猜对了三次。再说，他在皮特曼县跟所有的人都沾亲带故，除开黑人。”
“也许咱俩可以动作迅速点，”使者打开公文包，拿出一沓纸。“就那么办吧。”他说。
“就那么办？”
“犯人是逃跑的。”
“可是，他又自愿跑回来自首了。”
“但他当初是逃跑的。”
“好吧，”监狱长说，“他当初是逃跑的又怎么办？”这时，使者说了声“瞧，”又说道：“听我说。我是每天拿津贴的，那是纳税人的钱，还有选票。万一有什么人碰巧想到要对这桩事调查一番，那就会有十位参议员和二十五位众议员到这儿来，也许会乘一列专车。按天拿津贴。也许他们中间有些人还要取道孟菲斯或新奥尔良回杰克逊，不让他们这样走是有困难的——还要按天领津贴。”
“好吧，”监狱长说，“他说该怎么办？”
“这么办。这人走掉时是由一名官员专管的，但他被押送回来则是由另外一位官员。”
“可是他是自——”这一次监狱长不等说完便自动住了嘴。他瞧着使者，几乎是瞪大眼睛瞧着他。“好吧，继续讲。”
“由一名特派的官员专管，但这位官员回来报告说，该犯的人身已不在他的掌握之中，事实上，这等于说他不知道犯人在哪里了。这说法是对的，是不是？”监狱长没有吭气。“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使者的口气得意扬扬，又固执己见。
“不过，你不能这样对待他。我告诉你，跟他沾亲带故的人有一半——”
“这个嘛也已经考虑过了。长官已给他在公路巡逻队安排了个职位。”
“见鬼，”监狱长说，“他连摩托车都不会开，我甚至不敢让他开卡车。”
“他用不着开车，不用说，对一个连续三次猜准州政府大选的人，州府是既惊讶又感激的，会为他提供一辆轿车，倘有必要还可派个人替他开车。而且，他甚至可以不必整天待在车里，他只消待在车的附近就行，如果巡视官看见这辆轿车，停下来按按车喇叭，他能听见，出来露露脸就行。”
“我还是不喜欢这个主意。”监狱长说。
“我不也一样。你们的那个人要是离开后淹死了，倒也就省去了这一切，本来他也好像让所有人都相信是那么回事的。可他没有淹死。现在，长官说就这么办。你还想得出什么高招吗？”监狱长叹了口气。
“想不出。”他说。
“那就这么办。”使者打开那沓文件，摘下钢笔套头，开始写道：“企图越狱未遂，加判十年徒刑。”他边写边说：“副监狱长马克沃斯调至公路巡逻队工作。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称之为由于服务优异，这无关大碍。办好啦不是？”
“办好啦。”监狱长应了一声。
“那么，你派人去叫他来，把这事儿了结了。”于是，监狱长派人去叫高个子犯人，他随即来到，神情阴郁严肃，穿了身新囚衣，下颚由于日晒有些发青，但却刮得干干净净，他的头发刚理过，发道分得整整齐齐，还残留着监狱理发室用的发油气味（那位理发师因谋杀妻子判了终身监禁，还当理发师）。监狱长直呼他的名字。
“你真不走运，对不对？”犯人一言不发。“他们得给你加刑十年。”
“行。”犯人说。
“你运气不好，我很抱歉。”
“没事儿，”犯人说，“只要规矩是这样就行。”于是，他们就这样给他加刑十年，接着监狱长递给他一支雪茄。所以此刻，他坐在上下铺之间的空当里，身子像小刀折叠着紧靠在背后，手里的雪茄还没有点燃，胖犯人和其他四人都专心听他讲，或者说在向他提问题。既然那一切都成了过去，都完结了，他又再次获得了安全，也许那些事儿甚至不值得再提。
“好吧，”胖犯人说，“于是你又回到了大河，往后的事儿呢？”
“没什么，我接着划船呗。”
“往回划的一路挺困难的不是？”
“水位仍然很高，划起来还相当困难。第一二个星期里我老划不快，那以后就快些了。”说到这里，他突然默默地觉得有某种东西——先前那种说话木讷，那种天生的、世代遗传不愿多讲的习惯居然消失了，他发现自己在听自己讲话，侃侃而谈，词语来得不快，但他需要的字句都轻易地来到嘴边：他是如何继续划船的（他经过尝试发现，他可以划得更快一点，如果那称得上是速度的话；接着，他发现河岸——他身不由己，突然被猛烈地推到了中流，发觉他自己的那条小船正在回到刚才才逃脱的那片水域，于是他用了大半个早上才划回沿岸那一带，划向他拂晓时脱离的那条运河），直划到天黑，他们停靠在岸边，吃了一些东西，那是他在离开新奥尔良的那座军械库前悄悄藏在套领衫里的，女人和婴儿同往常一样睡在小船里。第二天天一亮，他们又继续往前划，到了天黑又一次靠岸；不过第二天，食品吃完了。于是他划到一个码头，那是个城镇；他没有留意城镇的名字，但他得到了一份工作，在一个甘蔗农场——
“芦苇？”犯人中有人问，“种芦苇干什么呀？你得砍芦苇，我老家那儿，你还得跟芦苇较量呢。你得放火把它烧掉，以此来控制它。”
“我说的是甘蔗。”高个子犯人说。
“甘蔗？”另一个又问，“整个农场只种甘蔗？甘蔗？他们种甘蔗来干什么？”高个子也弄不清楚。他当时没问，他刚走拢大堤就看见一辆卡车等在那儿，里面装满了黑人；有个白人问道：“喂，那位，你能够操三角铲的犁吗？”犯人说：“能。”那人便说：“上车吧。”犯人说：“只是我还有一个——”
“对，”胖犯人说，“这也是我一直想要问你的。他们怎么——”高个子犯人正颜答道，口气很平静，只是略微简短：“他们有帐篷给家属住，住在背后。”胖犯人朝他挤眉弄眼。
“他们认为她是你老婆吧？”
“我不知道，我想是的。”胖子又朝他挤眉弄眼。
“难道还不是你老婆？也许这么说吧，偶尔是的那种，对不对？”高个子对此不予理睬。过了一会儿，他举起手里的雪茄，像是在检查包烟叶的某个松散地方，因为又过了一会儿，他在接近烟卷头的一端用嘴仔细地舔了舔。“好吧，”胖犯人又问，“那么后来呢？”后来，他在那儿干了四天活儿。他不喜欢那活儿。也许原因是：他也不太相信那一大片他自己认为是甘蔗的东西。于是他们告诉他到星期六了，付了他工钱，同时那白人又说起有人第二天要开摩托艇去巴吞鲁日，他便去见了那人，并用他挣的六元钱去买了些吃的东西，把小船拴在摩托艇后面，这样去了巴吞鲁日。这没有花多长时间，他们在巴吞鲁日下了摩托艇后，又继续划动小船；这时犯人似乎觉得大河的水退了，水流也不那么快，那么急了，所以他们的速度相当快；到了夜晚，他把船靠在岸边的柳树丛中，女人和婴儿照旧在小船里睡觉。后来，食物又吃光了。这一次他们停靠在一个木材码头，木材堆积在那儿等候装运，有一辆小货车和一群人刚好卸下又一堆木材。开车的人向他谈起了锯木厂，并且帮助他把小船拖上了堤坝；他们想把船留在那儿，可他不肯，于是人们把小船载上货车，他和女人也上了货车，然后到了锯木厂。他们匀出屋里的一间房给他们住，每天付给两块工钱，还提供生活所需的东西。活儿挺累，但是他喜欢这活儿。他在那儿干了八天。
“你要是那么喜欢，后来为什么又不干了呢？”胖犯人问。高个子再次审视手中的雪茄，抬起手来让日光照到雪茄更带巧克力颜色的侧面。
“我遇上了麻烦。”他说。
“什么麻烦？”
“女人，那是个有夫之妇。”
“你是说，你一个多月来没日没夜地拖着一个女人在乡下奔波，现在第一次有机会可以停一下，差不多可以歇口气了，却又因另一个女人惹出了麻烦？”这事儿高个子曾经想过的，他还记得：是有过几次，几秒钟，在开始动念的时候，要不是由于有个小娃娃，他也许会——也许会试一试的。不过，那都只有几秒钟，因为那念头一闪之后，他整个身心似乎都急于逃避这个念头，内心有一种野性的毛骨悚然的反感；这时他发现自己会拉开距离来看待这个沉重的负担，这是那场盲目可笑的滔滔洪水用它的力量和权威硬绑在他身上的，他在心里思考，实际上已出声地说出来了，而且带着粗野的愤慨，尽管他已经有两年没碰过女人；两年前的那个女人无名无姓，也不年轻，是个游荡的黑女人，他多少有点偶然地遇上了那个女人，在一个每五周一次探监的星期日，她来探视的那个男人——丈夫，也许是情人——已经在大约一星期之前被监狱里一个享有特权的犯人枪杀了，而她还不知道。“跟她干那种事儿没意思。”
“可是，你现在搞到了这一个，不是吗？”胖犯人说。
“是的。”高个子犯人说。胖子朝他挤眉弄眼。
“这个好吗？”
“好极了，”另一个犯人说，“嘿？往下讲。回来的路上你还搞过几次？有时候一个人开始搞上了手，他似乎是不会错过的，就算——”总共就一次，高个子犯人对他们说。他们很快离开了锯木厂，他没有时间去买食物；后来他们来到下一个码头，于是他在这里花掉挣来的十六元钱，然后又继续前进。这时候，大河的水位下降了，那是一看就明白的；他花十六元买的食品看起来一大堆，他想，这些行了，足够了。可是，也许大河里的水流仍然很急，比看上去要急得多。之后。他们到了密西西比州地界，这一次是在棉花地里干活，犁把在他手心里感到顺手自在；光溜的骡子，撅着屁股在播种机前面拉犁的那劲头，那俯踞的姿势，都是他熟悉的；不过在这儿，人家每天只付他一块钱，可他倒是在这儿赚了钱。他讲到了这事：人家告诉他到星期六了，付给他工钱；他说了这事的经过——晚上，在一块磨得光秃秃的平滑如银的地面，点着一盏冒烟的油灯，人们蹲着围成一圈，膝头下边放着一小沓一小沓的旧钞票，先是急切的小声低语，然后是突然大声叫喊；大家盯着那刻了点数的骰子在泥地上嚓嚓滚动，这样一下子就搞定了。“你赢了多少钱？”第二个犯人问。
“够用了。”高个子犯人说。
“那是多少？”
“够用的了。”高个子犯人说。这确实恰好够用，他把这笔钱全付给了第二个拥有摩托艇的人（这次他不需要买食物）；他和女人上了摩托艇，小船拖在艇后面；女人抱着婴儿，那个用报纸裹着的衣服包放在他膝头，他一只手安详地放在包上；突然，他一眼便认出——那不是维克斯堡，因为他从未见过维克斯堡，而是那座高架桥，一个月又三个星期之前，雷鸣电闪之际，他伴随着涌起的树木、房舍和牲畜尸体的波涛，呼啦一下从这座桥下穿过；他不动声色地望了它一眼，甚至对它没有任何兴趣，摩托艇继续行驶。但是这时候，他开始注视河岸的堤坝了。他不知道该如何辨认，但他知道他一定会认出那个地方；正午过了不久，等待的时刻到了，他相信自己看准了，于是对摩托艇主人说道：“我看到这儿就行了。”
“这儿？”主人说，“我看，这不像啥地方。”
“依我看，就是这个地方。”犯人说。于是摩托艇向岸边开去，引擎停了，摩托艇顺流漂过去，停靠在堤坝旁边；接着，摩托艇主人解开小船。
“你最好让我带你们往前，到一个像那么回事的地方。”他说，“我答应你要这么办的。”
“我看，这就行了。”犯人说。于是，他们下了摩托艇，他站在那儿，手里抓着那根葡萄藤缆绳；摩托艇又扑扑地响起来驶离了岸边，已经划出一条曲线。他没有观望那摩托艇；他放下那包衣物，把船缆绳套在一棵柳树根上，然后拿起那包，转身走去。他没说一句话，独自登上大堤，经过水位标记，往日怒涛汹涌的水位线现在已经干了，起皱了，留下浅浅的裂缝空隙，好像痴呆老头龇牙咧嘴的模样，随后他走进一丛柳树林，脱掉在新奥尔良时发给他的工装和衬衣，胡乱一扔，甚至不看一眼扔去的地方；之后他解开那包衣服，拿出另外一套，这是他熟悉的真心想穿的衣服，虽然颜色褪了一点，有迹印，穿旧了，但是洗得干干净净，能亮出本色；于是，他穿上这套衣服，回到小船上，又操起木桨。女人已经坐在船里了。
胖犯人站在那儿朝他眨眼，说道：“于是，你回来了。噢，噢。”这时，大伙儿一齐注视着高个子犯人，瞧他整齐地咬开了雪茄的一端，然后十分熟练地吐掉咬下的末梢，再把咬过的地方舔湿舔平，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火柴，仔细端详了一会儿，仿佛是要看清楚这是根好火柴，要对得住那支雪茄；之后以同样老练的动作把火柴往大腿上一划——看上去这动作太慢，无法把火柴划燃——他拿着这根火柴，等到它冒出的烟消尽，硫黄味儿散完，才用来点燃雪茄。胖犯人仔细观察他，不住地眨巴着眼睛。“可他们以逃脱罪给你加刑十年，这可是倒了霉。一个人可以逐渐习惯给他判的刑，开了头就没事了，我不在乎判多长，一百九十九年也罢。可是，再加十年，在那之外再多十年，尤其当你压根儿没有料到。外加十年，与社会没有往来，没有女人做伴——”他朝着高个子犯人老是眨眼。然而，他（高个子犯人）也想过这事。他曾经是有过心上人的。这就是说，他曾跟她一起上教堂唱诗，一起野餐——那个姑娘比他小一两岁，脚腿不长，但胸脯丰满，嘴唇厚实，两眼阴郁含情，像是熟透的麝香葡萄；她有一个装发酵粉的盒子，里面几乎装满了耳环、胸针和戒指，都是从廉价店买的（也可能是经她暗示，别人送她的）。很快，他就向她透露了他的计划，后来他多次沉思默想过，他产生那种念头有可能是因为她的缘故，要不然他是不会去干那种事的——这只是一种感觉，没有用语言表述过。他也不可能用语言来表达那种感觉；他还想过，有谁敢说她不曾梦想她会命中注定成为卡彭式的非正式新娘，不曾梦想坐进装有地道的有色玻璃和机枪的汽车在街上飞跑，乱闯红灯。可是，当他第一次产生这种念头的时候，一切都成了过去，无可挽回了，他关进监狱后的第三个月里，她曾经来探望过他。她戴着耳环，也许还戴了一只手镯，这副打扮他以前从来没见过，他也弄不太清楚，她怎么会离家这老远来看他，开初三分钟她哭得声泪俱下，可是没过多久，他就看见她跟一个警卫人员热烈交谈（他从来没搞明白他们是如何分手的，当初又是如何认识的）。可是当天傍晚她离开之前亲吻了他，并说一有机会她就会回来，她紧紧依偎着他，挤得汗津津的，散发出香水气味，淡淡的年轻姑娘的体味，还有点儿气喘吁吁。不过，她并没有回来过，虽然他继续不断地写信给她，七个月之后他终于得到了一个答复，那是一张明信片，一面是一家伯明翰旅馆的彩照，在一扇窗上用墨水浓重地画了一个孩子气的X字样，另一面是几个像小学生写的笔画又粗又歪斜的字：这是我们度蜜月的地方。你的朋友弗农·沃尔德里普（太太）。
胖犯人站在那儿朝高个子不住地挤眉弄眼，他说：“是呀，老兄。这外加的十年可真害人，再有十年没有女人的日子，没有高个子想要的那种女人——”他注视着高个子犯人，眼睛眨巴个不停；高个子却一动不动，像柄折叠的小刀那样靠后坐在上下铺之间。神情严肃，面颊刮得干干净净，一支雪茄握在他干净沉稳的手里，味儿浓浓地平整地燃烧着，烟圈缭绕上升，掠过他阴沉的面孔，他显得庄重而又沉静。“外加十年——”
“女人，呸！”高个子犯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