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街上，轻纱般的薄雾已然散尽。汽车的车身在月光下熠熠发亮。我暗想，这莫非是幻景，或者是我刚才喝酒的酒精作用。我轻轻地敲打引擎盖上的车身，以证实自己不是在做梦。
“哪天，我得让人把这整个儿维修一下。”她一边指着被损坏的缓冲器和挡泥板，一边对我说。
我向她承认，正是在汽车库里，有人指点我如何找到她的车。
“您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可费了老大的劲。”
她对我说，“三个星期以来，它就一直停在我家门前……我住在15区的莱昂一吉约花园广场2号……”
那么，我们俩住得并不很远。奥尔良门。旺富门。
碰巧的话，我们可能会在那儿，在那周围相遇。这样就会把事情简单化了。我们俩是同一社会阶层的人。
我坐在引擎盖上。
“哎，现在，如果您回15区，请您顺路带我回家，好吗……？”
不行。她告诉我，今天夜里，她必须在阿尔贝一德慕大街的索里耶尔的套间里过夜，而且，要在那儿待一段时间，以免索里耶尔不在时，他的房问空关着，无人居住。而他呢，索里耶尔动身去日内瓦和马德里，进行商务旅行。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您的工作是看管和值夜班的人？”
“随您怎么说吧。”
她打开右边的车门，让我上车。这些天来，日日夜夜在这一带游荡之后，我觉得这挺自然的。我甚至深信，我早已在梦中经历过这一时刻。
突然，寒风砭骨，这种干冷使得我们周围一切显得明亮而清晰：路灯的白光，红色交通灯，楼房崭新的墙面。在一片寂静中，我以为听见某个人规则的脚步声，他正渐渐走近我们。
她抓紧我的手腕，就像那天夜里在警车里那样。
“您感觉好点了吗？”
在月光下，特罗卡代罗广场显得比平时更加宽阔，更加僻静。我们慢腾腾地穿过广场，这缓慢的速度使我感到惬意。我确信，如果我注视这些黑糊糊的窗户，我会看透房问里的阴暗，仿佛我能集聚红外线和紫外线似的。不过，我不需要费这个力。只要让自己从那道斜坡滑下来就可以了，那天夜里，我曾和那条狗一起走上那道斜坡。
“我也一样，”她对我说，“我想方设法要再见到您，但是诊所里的人没有您的地址……巴黎是那么大……必须非常留意……像我们这样的人最终都会消失的……”
过了夏约宫，她向右转，我们沿着那似乎被荒废的庞大的建筑物行走。我不晓得自己身在哪座城市，是一座居民刚离弃的城市，然而，这都无关紧要。在这个世界上，我不再是孑然一人。斜坡更加陡峭，往下一直通向塞纳河。我认出了阿尔贝一德慕大街，水族馆附近的公园，以及楼房的白色墙面。她把车停在大门口。
“您也许应该来看看这套间……在最高一层……有一个很大的阳台，能看到整个巴黎。”
“要是索里耶尔突然回来了呢？”
每当我说出这个幽灵的名字，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大笑。我只记得那个身着深色大衣的男子，先是在囚车里，后来在诊所的门厅和沿河街道的咖啡馆里。是否值得对他了解得更多些呢？我直观感觉，他跟我父亲，跟我昔日注意到的父亲身边的那些人是一类人。
我们对这些人可能一无所知。必须查阅与他们有关的警察调查报告，然而，这些以如此简洁、如此明了的语言写就的报告，却自相矛盾。有什么用？一段时间以来，那么多的事情接二连三地涌现在我可怜的脑袋里，而对我来说，这场撞车事故曾经是这么一件大事……
“什么也不用担心。他不可能现在就回来。即使他回来了，这又不是个坏人，您知道……”
她又放声大笑起来。
“他在这里住了很久吗？”
“我大概无法确切地告诉您。”
她好像很乐于嘲弄我。我提醒她，电话簿里，他不在阿尔贝一德慕大街的地址一栏。
“这真是愚蠢，”她对我说，“您竟然这样费力证实……首先，他不叫索里耶尔。这是他平时用的名字。”
“那么，您知道他的真名吗？”
“莫拉乌斯基。”
这个名字有一种熟悉的味儿，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它被记录在我父亲的地址簿里。
“而且，即使在莫拉乌斯基这个名字下，您在电话簿里也找不到任何东西。您认为这真的很重要吗？”
她说得对。我不那么想看电话簿了。
我记得我们在水族馆附近公园里的小径漫步。我需要呼吸户外的空气。平时，我生活在一种压抑得如窒息的状态中——或更确切地说，我已经习惯于小口小口地呼吸，好像必须节约氧气。尤其是，当您害怕气闷的时候，不能听凭自己惊慌失措。不，要继续有规律地一小口一小口呼吸，等着别人来给您除去这一挤压您肺部的紧身衣，或者，等待这种恐惧感渐渐地自行烟消云散。
但是，很久以来，自福松波罗那林区那一段我已经遗忘的生活以来，这天夜晚，在公园里，我才第一次深深地呼吸。
我们到了水族馆门前。在微弱的光线下，这座建筑物依稀可见。我问她是否参观过水族馆。从来没有。
“那么，这一两天我带您去那儿……”
制订计划是令人鼓舞的。她挽着我的胳膊，我则想象，在黑暗和寂静中，玻璃板后面的这些色彩斑斓的鱼儿就在我们身旁游弋。我的腿在疼痛，我略微有些瘸。然而，她也一样，她的前额有划破的伤痕。我问自己，我们将走向怎样的未来。我感到，在别的时候，我们早已在同样的钟点，在同样的地方，一起行走。沿着这些小径，我不大清楚自己究竟身在何处。我们几乎走到那山丘顶了。在我们上方，是夏约宫黑幽幽的大片侧翼建筑之一。或不如说是昂伽迪纳冬季体育运动场的一家大饭店。我从来没有呼吸到如此寒冷，而又如此宜人的空气。它以如丝般柔和的清凉渗入人的心肺。是的，我们想必是在山上，在高海拔处。
“您不冷吗？”她对我说，“我们也许可以回去了她把翻起的大衣领子裹紧。回到哪里？我踌躇俄顷。是啊，去位于那条南下直到塞纳河的大街边上的房子。我问她是否打算在那儿久住。将近一个月。”
“那么，莫拉乌斯基呢？”
“哦……整个这段时间，他都不在巴黎……”
我又一次觉得，我对这个名字很熟悉。我曾听见我父亲口中说出这个名字吗？我想起，一天，从“帕蓝”
旅馆给我打电话的那个家伙，他的声音由于杂音的缘故而听不清楚。居伊·鲁索特。他跟我说，我们和您的父亲合开一家事务所。鲁索特。莫拉乌斯基。看来，他也有一个事务所。他们都有事务所。
我问她，平时，她和这个叫做索里耶尔的莫拉乌斯基一起能做些什么。
“我希望知道得更多些。我认为您对我隐瞒了些东西。”
她默默不语。然后，她突然对我说道：“才不呢，我什么也没有隐瞒……生活比你想的要简单得多……”
她第一次用“你”称呼我。她抓紧我的胳膊，我们沿着水族馆往前走。空气呼吸起来始终还是又冷又清爽。穿过大街前，我在人行道边上停住脚步。我出神地看着大楼前的那辆车。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来到这里时，我觉得这座大楼渺无人烟，这条大街阒无一人，好像没有人再走过这里。
她又一次告诉我，那儿有一个大阳台，能看见巴黎全景。电梯缓缓上升。她的手搭在我的肩上，她在我耳旁低声说了一句话。定时亮灭灯开关已关闭，在我们的头上，只剩下小长明灯的灯光在闪烁。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