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万林老人说，仙人洞是“康德三年”（1936年）腊月二十八那天“推大沟”的。
南满管鬼子报复杀人叫“推大沟”，管烧房子，强迫老百姓集甲并村、搬去“集团部落”，也叫“推大沟”。北满叫“烧大沟”、“杀大沟”，东满叫“洗大沟”。吉东也叫“洗大沟”，具体到归屯，还有叫“撵户”的。
老人说，那些日子俺不舒服，躺在炕上睡懒觉，就觉得烟呛嗓子，说你怎么弄得烟气咕咚的？俺老婆说你出去看看吧，是不是谁家着火了。快过年了，各家都忙活“好嚼裹儿”，“过油”（用油炸食品）弄大着火了，或是烧火太多把炕面弄着了，也是“背不住”（可能）的事。这时日头刚在东山上冒红，站到街上一瞅，堡子里没事，烟是从沟里刮出来的，挺大，那火也不能小。俺寻思得喊人拿家什进沟去救火，趿拉双破鞋跑进屋刚收拾停当，沟里的人已经下来了，女人哭，孩子叫，那脸灶王爷似的，说日本子和汉奸队在沟里烧房子了。
老人说，早就吵吵说要归屯，让归到木盂子去，没想到连年也不让过了。怎么办哪？大家伙儿商量。有的说俺几辈子都住在这地场，不走，今晚还回沟里去。有的说不行，让鬼子见了，可就不光是烧房子了。那也有回去的，后来听说有的被杀了。投亲靠友的多。俺的亲戚朋友都在山沟里种地，说不定今天去了，明天就“推大沟”了。就张罗收拾东西，别到时候来不及，跟房子一块烧成灰了。第二天，敌人就来了。那些日子，老秃顶子周围到处都在“推大沟”，白天是烟，晚上是火。枪口对着，刺刀逼着，说什么？走吧。如今，木盂子是除了县城外的第一大镇，那时就有十几户人家，周围大小堡子的人都圈那儿去了。搭马架子弄窝棚，冰天冻地的，也不是干这活的季节呀。几家人合伙，弄起一个先让老人孩子住进去，再弄第二个。俺老婆说这年还怎么过呀，俺说日子都没法过了，还过什么年哪。猪圈、狗圈、牛圈、马圈，这回“王道乐土”了，有了“人圈”。
老人说，抗联好像没想到鬼子会来这一招。归屯老百姓遭老罪了，也把抗联给毁了，把抗联和老百姓隔开了。抗联没有老百姓怎么行呀？再加上程斌叛变就更不行了，杨司令就带着队伍走了。
请愿书
从百难中被救出来的老百姓，一方蒙受恩惠、讴歌尧舜之治的美德，但略感苦痛，辄痛哭流涕而请愿，实为恐缩万分。愚民等全体现在居住之葫芦白崴一带，为愚民等世居之地带，有四五百垧熟地，靠此土地以养活父母妻子以至今日，但因时局关系，不得不移至集家部落暖泉子沟。愚民等事前不知，皆在梦中，奈15日前，代理副乡长吴昌清突然传下来迁移命令，愚民等始知，故全村民皆痛苦流涕，有如乳儿失乳。
俗语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当此播种时期，来建设房屋，开垦荒地，实无以养活父母妻子，故请体察愚民等之可怜，可否将迁移延迟至本年八月，届时定可移至指定地方不误。
特此陈情，此请
垂察准许为荷。
滨江省东宁县讲礼乡暖泉子沟葫芦白崴愚民全体
康德三年五月
同年7月1日，《关东军第二独立守备队关于集团部落资料》中说：“居民看到其实际利益后，已出现自发地积极地去建设集团部落的现象。”又自相矛盾地说：“所有的居民都缺乏远大的眼光，尤其是许多人不愿抛弃自己住惯的房屋而不乐于搬到新部落中去。如果依照其个人的要求，那就永无实现的可能。”
伪治安部警务司编的《满洲国警察史》（上卷）中说：“从建国初到康德五年末建立的防卫集团部落，实际上共达到12565处。”加上以后再建的，都是在暴力下完成的。首先是烧房子，不烧你能走吗？就算一声令下就走了，也一样要烧光，不然抗日军不就住了吗？
仙人洞先后烧了三次。第一次没有杀人，之后见到就是通匪，格杀勿论。
对仙人洞这样的红地盘还算客气的。在东满、吉东、汤原、哈东等根据地，都是先“治标”，即“讨伐”，一通杀烧之后，再“治本”归屯。而老黑沟在“杀大沟”之后第三天，38联队3大队这支魔鬼部队，即在包括老黑沟的舒兰县5区开始集甲并村，大搞“集团部落”。
有钱人也不想，甚至更不愿归屯。穷人人走家搬，有钱人多少家当呀？即便是那些为躲胡子跑去城里的人，他们的土地和大院套，他们的根，也在乡下。更不用说有的在那大院套的什么地方，一罐罐地还埋着什么宝贝了。
而在日本人任县长的边境地区，先是1934年前后一轮“清边”，边境线5公里内不许住人，一律赶到内地去，不走就是“通苏”。到哪儿炕沿没坐热乎，又开始集甲并村。“清边”通常不烧房子，留着让开拓团进驻。某些地区归屯也有这种功能，把老百姓赶走了，开拓团就来了，连地都不用“买”了。
在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因各种灾难而湮没的城镇乡村，不可胜数。在关东军把持下的“满洲国”，则创造了一项可谓永远也不会被打破的世界纪录。当“九一八”事变前只有8万人的长春，迅速崛起为一座现代化的“新京”时，黑土地上少说不下6位数的自然村屯迅速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批批集中营式的“集团部落”。
“满洲国”“首都”“新京”，城中心的关东军司令部、在乡军人会、空军司令部、大兴公司等等，都是米把厚的花岗石墙，钢筋水泥屋顶，中型炮弹不能毁损。楼下地下室内，有钢筋水泥坑道通过马路，彼此通连，其间又有厚重的大铁门，可以互相隔绝。各主要街道宽度都在60米以上，可以充分发扬火力，重要路口还有地堡。
“进入”别人的国家，弄出个“满洲国”，就不能不心虚，就把那“首都”弄成个大堡垒。而这“集团部落”是关东军“治安第一主义”的产物，是直接对着抗日武装，特别是针对抗联来的，其规模、选址及一应建筑，都是标准的军事眼光，根据对手的兵力、火力和作战特点设计的。
关于这一切，前面 第14章 曾大略写过，这里主要介绍一下部落建设情况。
下面的“集团部落”设计图，是上面引用过的《关东军第二独立守备队关于集团部落资料》的附件之一。这个“按罗子沟（属汪清县——笔者）附近部落绘制”的“集团部落”，是被日伪当局视为“模范部落”大肆宣传，周围各县许多保甲长都去参观学习的。
需要说明的是，依照每个部落100户，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的标准，这是个较大的部落。再就是铁丝网外边，还要有条壕沟。
外壕要求，上宽14尺，底宽3尺，深10尺，为防塌溃，壕内有条排水沟。
土墙高10尺，底宽6尺，上宽2.5尺，用挖壕的土垒墙。墙要夯实，墙上也要架设铁丝网。土墙是最重要的防卫设施，耗时通常为挖壕的3倍。
炮楼并非仅存四角，而是越多越好。特别是没有驻扎日伪军的部落，日寇要求以间隔100米为标准，因为伪自卫团的武器多为老洋炮，老洋炮的有效射程是50米。
建设次序，首先是包括炮楼在内的土墙、外壕和铁丝网这些防卫设施，然后是部落办公、警卫人员建筑，之后才是民房。
建设时间，“最好自九月中旬至十一月中旬”，理由是“春季解冻后是农忙时期；夏季是农民除草时期，又是雨季；冬季虽是农闲期，而又冰冻坚硬，难以建筑，所以秋季建设最为便利”。实际是一年四季都干，但还是秋季较多，因为要配合秋冬季“大讨伐”。
问题是这不是搭个马架子弄个窝棚，而是要弄出一座类似于冷兵器时代的城池，并在里面填满各种建筑。而在北满，10月就落雪了。
秋冬季归屯的，绝少不冻死人的。
且看伪治安部思想战略研究部治安问题研究组1937年7月编的《各地治安调查报告》中是怎么说的：
屋顶大都是用树皮和稻草盖成，墙上到处是窟窿，根本不能挡风御寒。他们没有衣服，只能烧火围坐熏烤。在这样的生活状况下，没有发生病人，真是奇怪的事。
从屋子里可以清楚看见天上飘着的白云，在目前严寒的季节里，可以想得出他们的痛苦。
笔者采访到的老人的叙述，则通常是“人”字形的两脚落地的窝棚、马架子。炕是有的，因为人类在原始部落时期就会用火了。那炕呀墙的没干就上冻了，或是用开水和泥糊上去就冻住了。灶坑里点着火了，冷气套热气，被窝里湿漉漉的，被面上一层白霜，或是结了一层硬壳。腰腿痛什么的不用说了，有的第二天就起不来炕了，或是硬邦邦地抬出去了。
有的熬不下去了，管它天南地北的，投亲靠友吧。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场暴风雪，大烟泡中，没成死倒，就算万幸了。
《各地治安调查报告》中说：
根据康德三年十二月的调查：通化街传染病患者数为1132，其中死亡者153；金川县为1505，其中死亡者137；柳河县为4385，其中死亡者315。蔓延地区，不止于以上各县，已波及到东边道其他各县。
关于各处发生相当多的传染病患者的事实，以前曾报告过。这种情况不仅是气候反常或缺乏卫生思想所致，根本原因是：匪贼的骚扰，兵警的镇压，房屋的烧毁等精神上的打击，以及无御寒之衣、食则草根树皮等的肉体上的折磨，两者交织，终于导致了今天这样的传染病。
老黑沟“杀大沟”，正是春耕大忙时节。“一年之计在于春”，全靠在地垄沟里刨食吃的庄稼人，因为“洗大沟”而未种上地，怎么活？
而日本人认为最好的归屯时间，在每年的9月中旬，此时正是南满开镰和未开镰之际，北满则已经开镰了。有道是“三春不如一秋忙，绣女也下床”，可“洗大沟”把房子都烧了，那眼看就要到手的庄稼，还顾得上吗？
还是看看那些决定政策的人怎么说的。
通化县——
综合各方面的反映来看，大体上到明春将有过半数的居民完全缺粮。今春就有人因缺乏包米而碾包米核做粥吃，把这个也吃完了就只好吃草根、树皮来维持生命。更令人吃惊者，就是在很少有厌世自杀的中国人中间，现在却因为生活贫困，每天都有缢死者。这说明他们已处在极度穷困和悲惨的状况之下。
在收获期间，人民被抢抓去修建集团部落或警备道路，以致到现在农作物还丢在山里，压在冰雪下。
过去散居山里的居民，已经被集中到集团部落里。但是他们所耕种的庄稼多未收割扔在山里。他们本想去收割，但因正赶上讨伐时期，没有居民证和进入无人区证明，是办不到的。
在这次工作的地区约有十二个部落，三千户居民，二万余人。现有的缺粮户三百八十户，二千二百余人。其他的人，虽能维持到五月前后，但是到五六月，正是播种期，仅能以树皮度过一时，却不能去种地，明年的食粮无法解决。
康德三年末，通化县已有一万三千余名饥民，到了春耕期全部居民也将陷入这种境地。
辑安县——
居民生活极度疲敝，县城以外的地方，二分之一的居民，据称旧历正月即将没有吃的，现在有一半居民，每天的食物无法解决，睡觉也没有被褥。在小学校才有一盏洋油灯，其他都点松明子。因为赶建集团部落，正在流行着传染病。江岸地方之所以穷困，原因是在深山里不能耕种，有许多居民吃着江岸一小块地上的粮食；另一个原因是实施了防谷法，从山里不能运出粮食，因而安东方面也不向山里运物资。三道沟在事变时曾有八万到十二万石粮谷的交易，但在去年的交易仅不过四千石。
在黄柏甸子和三道沟，以前能卖货一百到二百元的大商店，现在只能卖八九元钱。再加上最近满军驻屯较多，多少也要买些食物，所以更使物资缺乏。
辉南县——
连大地主都几乎处于破产的状态。
作为“治本”的中心环节，“洗大沟”、归大屯是柄双刃剑，在使抗日武装受到极大伤害、难以立足的同时，也使“满洲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农村经济进一步破产。
而对于这一切，日伪当局心头明镜似的，也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的。出自同一部门的1942年7月的《各地治安工作调查报告》中说：
此项工作必然使居民受到很大打击。
宁使农村破产也要把匪民分离工作贯彻到底。
“九一八”事变，兵荒马乱，“遍地起胡子”，到处是难民。没带着金银细软逃难的种粮大户，以及没有金银细软也就没有什么财产无须逃难的庄稼人，也都知道这不是种庄稼的年头，种上几亩地，弄点糊口粮就行了。因为无论你下多大的力气，也无论老天爷给你个多么美好的秋天，你都供不起那些蝗虫般来来往往的队伍，他们在土地上已经播种不出希望了。
战乱使庄稼人难以把心思用到土地上，田园荒芜，产量锐减。而在那些暂时还未被战乱波及的北满、吉东的偏远地区，粮食，特别是大豆，以往主要是就近销往苏联。就在笔者写着这些文字时，富饶的三江平原，依然被称做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粮囤子、菜篮子、肉盒子。这回侵略者把这条路堵死了，连全副武装的日本人轻易都不敢离开县城，又有谁有本事把粮食销往内地？丰收了，庄稼人也只能瞅着粮食发愁、发霉。
接下来的劫难，就是“洗大沟”、归大屯了。
庄稼人星散在这沟那岔里，与世隔绝般自食其力，本是一种自然选择，有其合理性和优越性。一是山里土地多属无主，开垦了就是自己的。只要舍得力气，年复一年地拓展，那老婆孩子的热炕头上，就会有个种粮大户的美梦。二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省时间、人力和劳动成本。以房屋为中心，出门就是地，春种夏锄秋收，拿起家什就干。这对于没有车马，从送粪到收获全凭人力的庄稼院，实在是得天独厚的地利和最佳选择，所谓“丑妻近地家中宝”也。三是山里是座宝库，一年四季都能收获野菜、草药、木耳、野果等山货。冬天还可打猎，东北到处都是“夹皮沟”，一张黄鼠狼皮能换20公斤小米，等于冬天也种地了。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某种意义上其实是文人的闲话，甚至就是一种想象。庄稼人讲的是“早起半天活”，待到日出，已是扛着锄头回家吃早饭的光景了。可是，归屯后真就变成现实了。太阳挺高了，用庄稼人嘲笑懒汉的话是“日头照屁股了”，那部落的大门才打开。未等太阳卡山，就得再走上几公里往回赶，因为太阳卡山那大门就要关上了，就进不了部落了。
1933年4月21日，伪首都警备司令部发布命令，县城附近3里以内，集镇2里内，铁路、公路两侧1里内，严禁种植高粱、包米一类高棵作物。这个命令很快推广到东北各地，但是影响不大，因为矮棵作物多得是。可归屯后丢弃的大量耕地呢？没有警察署发的出入证，谁也不能去到那里，因为那里是无人区，即“匪区”。
据《满洲评论》第8卷23号载，在“集团部落”尚未全面铺开的1935年春，伪奉天省“全省28个县中，粮食有剩余的仅不过8县，勉强能自给的有9县，其余的11县几乎全都是粮食困难，需要救济的”。
而在归大屯已经基本结束的1938年3月，《奉天第三回县长副县长会议咨问事项答申录》中说：“本县（指兴京县——笔者）耕作地84万亩，所以人口激减，不能完全耕种。1937年仅耕种39万亩，剩余45万亩为废耕地，杂草丛生。”
新中国叫“出民工”，旧中国叫“出官工”，“满洲国”也叫“出官工”。归屯后第一次出官工，自然就是修建“集团部落”，紧接着是修警备道和架设警备电话线。这“集团部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周围部落的距离，或日军，或伪军，或单纯由伪自卫团防守，是精心谋划并联为一体的。一处遇袭，电话报警，其他部落敌人即来增援。这修警备道和架设警备电话线的工程量，并不比修建“集团部落”小，那官工你就出吧。
平时让你“出探”，即进山探寻抗日武装的踪迹。“讨伐”了，组织运输队，官名“勤奉队”，老百姓叫“背背”，给进山“讨伐”的敌人背给养。“勤奉队”用人多少，视出动兵力、“讨伐”规模、时间而定。像老黑沟“杀大沟”，兵民比例1比1。笔者见到的比例最高的是，1939年9月至12月，在东满和龙县“讨伐”期间，日军1个中队75人，征用各种“勤奉”人员850名。
伪自卫团（老百姓叫“棒子队”）训练，像上述出官工一样，都是各家顶梁柱的青壮年，白天站岗，晚上巡逻。至于上山弄松节油（日本人要用来制造飞机燃料）、撸葡萄叶（熬制飞机涂料），则是任务分派到户，需要全家老少齐上阵，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少有没干过的。
1940年4月颁布“国兵法”，实行征兵制，每年30来万体检淘汰下来的适龄青年，俗称“国兵漏”，组织“勤奉队”，到工厂、矿山服劳役，或是修铁路、公路，为开拓团修水坝、造水田。开头规定1年劳役，分3年完成，后来增至3年，每年要出半年官工。
东北3000多万人，农民占85%。耕地减少，大量无偿占用劳动力，与此同步的是一年强似一年的“粮谷出荷”。
侵略者用刺刀剖产出个怪胎“满洲国”，一些怪里怪气的奴化词句也接踵而至。有些下边将陆续出现，这里一并略加说明。
“粮谷出荷”，即强行征购粮食。还有“棉花出荷”、“柞蚕出荷”、“亚麻出荷”等等，内蒙古地区还有“出荷牛”，反正侵略者需要什么，老百姓就得“出荷”什么。“勤劳奉公”、“勤劳奉仕”，“奉仕”也是日文中的汉字，基本意思为“服务”，另有“效劳”、“效力”之意。“浮浪”为失业、无业者，乃至无家可归者。“弘报”意为“宣传”，比如伪国务院弘报处，可理解为宣传部，但又不尽然，因为它还从事情报活动。所谓“严重处分”，即处死。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另有许多专用术语，比如“特别输送”，即把要进行活体解剖、细菌试验的人，押送到那个魔窟去——这就相当于胡子的黑话了。
日本战犯、原伪满警务总局特务处特务科长坂田义正等人写的《伪满警察罪恶史》中说：
1943年粮谷年度（从1943年9月至翌年8月）的农产品掠夺计划约定为800万吨（一说为850万吨）。这一计划的测算依据完全是“需要多少取多少”的原则。
伪满在动用行政权力强行收购之前，全东北的粮食产量为1600万吨，农民自用口粮据说是1200万吨，而现在要求交售800万吨，这确是一个不饿死人就无法完成的数字。
伪总务厅长武部六藏，非常欣赏张景惠的“系紧裤腰带”，常把这句话挂在嘴上：现在是“圣战”高于一切的时候。日本并不是要“满洲国”出多少兵力，付出多少生命，只是要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比过去做出更多的贡献。请大家想想，付出生命，流血牺牲，较之人力与财物的献出，孰轻孰重？即使吃的东西，有时不大满意，紧紧裤腰带也就过去了。
战时体制下的“粮谷出荷”，属军用物资，一粒不能少。而老百姓那裤腰带已经紧得不能再紧了，怎么办？各省县在上边规定的“出荷”量上，再增加10%，以防一些人真的紧不出来时，也能确保完成任务。
伪国务院有“收购粮食督催委员会”，总务厅长为委员长。省有“收购粮食督催部”，次长为部长。县有“收购粮食督催班”，正副县长任正副班长。每年9月，这些催命鬼就下来了，督催快割快收快打快“出荷”。哪个村屯动作慢了，或是没完成任务，粮探子就柴草垛、炕洞子、棚顶乱捅一气，连鸡架、狗窝也翻个底朝天。吉林省榆树县为“全满第一谷仓”，伪县长王奉璋人称“王大马棒”，他认为谁不老实，二话不说，劈头一顿马棒。黑龙江省林甸县一户姓孙的，在草垛里藏了几斗粮食，被翻出来，一家人苦苦哀求，说就剩这么点活命粮了。副县长山菅下令没收，又一把火烧了草垛和房子。
土地不光生产粮食，还特产飞机。比如伪滨江省，按土地摊派“飞机献金”，每垧3元。从1943年7月到1945年8月，两年间“献金”720万元，当时飞机每架为15万元左右。
此类“献金”很多，不算捐税。“九一八”事变前征收的国内税，总共13种，其中属于消费税的只有4种，流通税2种。而1944年国内税竟达34种，其中消费税11种，流通税13种。至于各省市县（旗）街村的地方税捐费，五花八门，林林总总，那是谁也说不清的。像烟筒税、牛马税、猪鸡狗捐、井水捐、走道捐、死人捐、生小孩捐、山东人税、甲长费、村长费，等等等等，全凭当地说了算的人兴之所至，发何奇想了。
黑龙江省和吉林省东部的黑土地，长春以南的冲积平原，那金黄色的大豆、小麦、玉米，晚霞样的红高粱，吸引着一代又一代闯关东的人们。“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豆年产量500余万吨，占全世界总产量的59%。1915年的一个数字，仅中东路沿线31县所产大豆、小麦、大麦、燕麦、荞麦等余粮，即有145万吨可供输出。据南开大学经济统计季刊载，1931年度中国出口总值为6.05亿海关两（每1海关两折合白银1两1钱1分4厘），而东北农产品输出即达2.80亿海关两，为全国的48%左右。至于东北丰富的煤铁资源及其开发，则是越来越吸引眼球的新热点。
“在王道政策的恩惠下，欢天喜地的生活。”这是伪治安部警务司编的《满洲国警察史》（上卷）中的文字，说的是“集团部落”，但我们不妨将其视为对未来的一种想象——因为这片丰腴的黑土地，客观上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
日本有关“满洲国”的一些著述，把1936年前称做“创建”、“整备”时期，即镇压反日运动、加强统治时期。战乱重创了东北经济，侵略者认为这是正常的必须付出的代价。对这片丰腴的黑土地垂涎已久的侵略者，是有长远眼光的。“宁使农村破产也要把匪民分离工作贯彻到底”，为了“王道乐土”的长治久安，它是不惜代价的，也雄心勃勃地下了些本钱。据武部六藏笔供，14年间，日本对东北的投资总额，估计超过130亿元。
结果呢？
从1937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产业计划”，迎头撞上七七事变，计划即随着战争而扩大。结果是力不从心，在钢铁、煤炭、电力、液体燃料等大幅增加的同时，汽车、飞机的计划指标全部落空。
第二个“五年产业计划”，更着重于战略资源的掠夺，特别是供应日本的钢铁和其他金属。这时，日军陷在中国难以自拔，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1943年，太平洋战局急转直下，紧绑在日本战车上的“满洲国”的第二个“五年产业计划”，即把粮食需求调整到第一位。
平型关战斗，缴获物资中有大米。115师官兵是南方人，以往吃的南方大米叫籼米。这回吃缴获日军的大米，哗，怎么这么香呀？就说是“日本大米”。林彪在《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中说：“敌人不仅是弹药要靠后方输送，连粮食都要靠日本送来。”错了，那是地地道道的东北大米。
据满铁调查资料和伪满《农产物收获量预想调查》（1930年至1944年）中的数据，1930年粮食总产量为18，865，000吨，1931年为18，457，000吨，之后即开始下跌，1934年为最低点13，431，870吨，1944年17，433，543吨。而这些粮食除大量运往日本外，还要供给日本关东军和侵华日军，特别是华北的军需。怎么办？只有用版权属于张景惠的武部六藏的那句口头禅了。
与共和国的年纪差不多的东北人，都会记得父辈嘴里的“配给”两个字，而这两个字又能牵出一串奴化词句。
“经济统治”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1933年3月1日公布的《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中。1937年5月正式公布《重要产业统制法》，1942年10月被《产业统制法》代替，连一般产业也实行“统制”。具体到老百姓头上，就是对各种生活必需品，像粮食、布匹、烟酒糖及肥皂等等，都实行“配给”。每家一个小本子，叫“通账”，写着一家几口人的姓名、年龄、职业，“配给”什么就拿着“通账”去买。
以粮食为例，“配给”量分为“劳需”、“一般”、“农村地区”三类，“劳需”又分两种，“一般”还分甲乙。1943年每人每月为：“劳需”第一种48斤，第二种31斤；“一般”的甲种为“特殊公司、官厅和与此相当者”，大人24斤，小孩14斤，乙种为“其他”，大人18斤，小孩14斤；“农村地区”大人13斤，小孩12斤2两。
而这种斤呀两的，后来则越来越多的被橡子面替代了。
在笔者家乡辽东，以及东北各地的山区，每到深秋，柞树下就会铺上一层黄澄澄的拇指肚大小的椭圆形的果实，东北人叫橡子。这种含有淀粉和少量鞣酸的坚果，在北满是没人理睬的，南满会有少数农民捡来喂猪。1943年后，则逐渐成为老百姓的主粮。这东西又苦又涩，又糟又渣，难吃难拉，拉出来狗都不闻，一阵风就刮散了。用它做窝窝头什么的，休想捏合到一块，非得掺点儿包米面不可。黑土地就有了句歇后语，“满洲馒头——捏不到一块去”，用来形容不团结、闹别扭，也暗指所谓的“日满亲善”。
笔者1958年去世的爷爷，生前一提起“满洲馒头”，就气不打一处来：“咱这地界，插根筷子都要生根发芽，除了‘满洲国’，哪朝哪代吃过橡子面，饿死过人？”
天地内有了新满洲
新满洲便是新天地
顶天立地无苦无忧
造成我国家
只有亲爱并无怨仇
人民三千万
人民三千万
纵加十倍也得自由
重仁义尚礼让使我身修
家已齐国已治此外何求
近之则与世界同化
远之则与天地同流
学校每天出早操，都要唱这首据说是郑孝胥作词的“国”歌，唱着唱着词就变了。挺合辙押韵，哼哼呀呀中难辨真伪，也不知是谁编的。笔者收集到三首，有点儿残缺不全，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笼屉内蒸的新馒头
新馒头便是新蒸的
只有面碱并无香油
一顿三个半
一顿三个半
再加十个也吃不够
吃馒头就稀粥此外何求
近之则与肚子同化
远之则与屎尿同流
郭庆仕老人，1.75米以上的个头，有点儿驼背。1921年生于山东省徽山县，十六岁那年家乡发大水，庄稼全淹了，一个人来到济南，想干点什么，寻点活路。找个大车店住下，招工的来了，说想去关东跟俺走，到那边一天挣三个大洋，三顿洋白面饼，干两年发财了，娶个白白胖胖的关东媳妇，那小日子你就过吧。那人讲得嘴丫冒沫子，还说报名就发“铺底钱”（置办行李的费用）。郭庆仕见报名的果真当场发给20元，就报名了。
从济南坐闷罐火车到青岛，再坐船到大连，又换闷罐车咣当了几天，听到有人喊下车，到地方了。太阳刚出山，大概判断一下东南西北，这是个什么地方呀？车站上一个戴大盖帽的说是滴道车站，后来得知是鸡西滴道河煤矿。远处山坡上什么东西白花花的，在阳光下特别惹眼。站台上一个也是一口山东腔的老人说，那是些白茬子棺材，摆在那儿给活人看的，死人装进一口活底棺材，抬到万人坑把底板一抽，人掉下去了，棺材又抬回来了。
郭庆仕听得脊梁背直冒凉气儿。
一排排土坯墙黑瓦小平房，里面是南北大炕。郭庆仕他们把行李卷放到炕上，把头就来了，喊道：上工去，不上工的不管饭。
郭庆仕的大哥“九一八”事变前闯关东，两年前在西安煤矿砸死了，没想到这回自己也干了这个。掌子面空间狭小，抡不开镐，用根米把长的扁嘴钎子，一下一下地铲那煤层。洞顶渗水，浑身湿漉漉的，出矿井小北风一溜，一身鸡皮疙瘩。老矿工说这才哪到哪呀，有道是“‘窖花子’冬天赛飞马”，你就是跑得再快，没等进屋早冻成一身铠甲了。
可能是水土不服，郭庆仕到煤矿头一天就拉稀，第二天又咳嗽。挨他睡的是个十四岁的小孩，邹县人，跟他叔叔来的。两个人一商量，这地方待不得，走吧。第三天晚上来了个戏班子，唱野台子戏，两个人趁热闹就走了。闯关东嘛，就往西走。走出几里地，小孩哭了，说想叔叔，又回去了。荒山野岭，孤身一人，远处传来狼嚎，郭庆仕也不知道那是狼嚎，好像也没觉得怎么害怕。累了钻进收割后的麦垛里偎一觉，饿了搓些麦粒子放嘴里嚼，渴了地里还有未收获的大萝卜，就这么一路到了林口。
见到个姓王的把头，问他想挣钱吗？问干什么，王把头说好活，埋电线杆子。郭庆仕也觉得这个活挺好。先挖坑立电线杆子，地冻实了就架电话线。从秋干到春，从林口县龙爪沟架到牡丹江铁岭河，200多公里架完了，把头没影了，说是拐钱跑了。把头雇的他们，日本掌柜的雇的把头，去找日本掌柜的，那小子“鼻涕胡”一撅：巴嘎，统统地死了死了的！
一冬白干了，还得干哪。老人说，那时活好找，到处都招工。这回是“池田组”，到东宁县修路架桥盖大营，第二年春天开化了，又去大肚川草帽顶修“子药库”（弹药库）。干完了又去大成子炸砬子，崩石头，砸石子，修飞机场。
为“北进”苏联，自1935年前后，日本侵略者沿着中苏、中蒙边境，开始修筑号称“东方马其诺”的庞大的要塞群，其中以边境线长达175公里的东宁县规模最大。1941年“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简称“关特演”）期间，仅有3.5万人的东宁县，集结了13万余关东军。这是一次旨在对苏联发动攻势的战略集结。东宁县成了个大兵营、大堡垒，之前则是个大工地，在山里秘密开凿的永备性工事、弹药库，带保护色的镀锌铁皮屋顶的营房、医院和各种仓库，机场、兵工厂、铁路、公路，乃至慰安妇的房舍，有的直到日本投降也未完工。
六十四年后，在东宁县大肚川镇石门子村老人家里，郭庆仕老人说，那时那人傻，就寻思挣点钱好回家。来时坐火车、轮船没花钱，这回就得自掏腰包了。再说好歹来一趟，多少也得挣几个呀。一个活干完了，就说等下一个一块儿算账，其实就是怕你跑了，拿工钱吊着你。
到东宁后，冬天是窝棚，生个炉子，容易着火烧死人；夏天是席棚子，十几米、二十几米长，两头开门，对面大通铺，顶上漏雨，下边淌河。半年左右一个工程，那工地大都在山沟里。山洪暴发，绥阳镇通沟一个工地，一天晚上卷走200多人。大水下去后，十几里河道两边横躺竖卧的，太阳一晒，尸体胀得像老牛似的。鬼子在下游训练，还有个测量队，也冲走不少。龙王爷可不管什么“大日本皇军”、“小日本鬼子”。
那时那人吃了这顿想那顿，就是一个字：“饿。”早晨开工，一块咸萝卜疙瘩，两个窝头，用铁丝一穿绑腰上，这是午饭。郭庆仕当三年劳工，他说这就够好生活的了，后来尽是橡子面，穿更生布衣服。像俺这把年纪的人，有几个没穿过？窟窿眼子那么大，棉花包似的，抓虱子都难，从这边钻那边就跑了。那时许多人穿“洋灰袋子”（水泥袋子）衣服。这东西有的是，剪开三个洞，像背心、马甲似的套身上，再弄一个把底剪掉套腰上，挡住屁股。
老人说，到东宁县第二年春天瘟人，就是伤寒病，每天都死人。来几个穿白大褂的日本子，让倒出些工棚，把病人隔离开就走了。开头“柜上”（经理）让埋，后来埋不过来了，把人抬出去扔哪儿就拉倒了，不然俺也不会有今天。有个老孙头，河北人，早起撒尿，说去看看昨晚那个小山东死没死，见俺趴在地垄沟里，还呼哒呼哒喘气，悄悄把俺背回来，灌碗米汤，问俺想吃什么，俺说想吃块冰。那心里像烧团火，胸脯子都抓挠烂了，恨不能把心扒出来按冰窟窿里。老孙头坐“巴子车”（公共汽车）去县城，买6根冰棍，用暖壶装回来。俺吃了两根，这个舒坦呀，一口气都吃了，几天后行了，就是头发掉得一根没剩。
本书开篇即写到的北大营7旅士兵陈广忠，事变之夜撤出北大营、奉天城，向东退到海龙县山城镇一带。部队准备经南满铁路进关，军需官给他和一些伤员留些药和钱，让他们在老乡家养伤。半年后伤好了，陈广忠给人种地、打短工。干了几年，寻思到奉天找个好点儿的活，刚进街就听警笛急吹，有人喊抓“浮浪”了，街两头就被戴黑帽子的伪警察堵住了。
两天后，陈广忠和近千名“浮浪”被闷罐车拉到东宁县。他这一队200多人，被押到胜哄山要塞前沿阵地，挖反坦克壕。
伪满劳工来源，除了从关内押送来的被称做“特殊工人”的战俘，是一招二派三抓。招是到关内招工，像郭庆仕那样；派是派官工，“勤劳奉公”；抓是抓“浮浪”。据《盛京日报》透露，1943年4月27日和6月22日两天，仅奉天一地就抓捕“浮浪”3576人和3500人。日本人认为这些失业穷人是不稳定因素，大肆抓捕，用日本话讲叫“一齐索出”，就是全城搜捕，老百姓叫“围街”。有时会连抓几天，既镇压了人民，又获得大批无偿劳动力。而在所有劳工中，日伪对“浮浪”的看管，苛刻程度仅次于“特殊工人”。
胜哄山位于东宁县三岔口镇南部，是东宁县已知的3个要塞群之一，由胜哄山要塞、勋山要塞、朝日山要塞、203高地要塞和荣山阵地组成。胜哄山为核心要塞，占地7.7万平方米。而最大的庙沟要塞群，占地达200多万平方米。那些恐怕永远也难以知晓来自何处，极可能就葬身其间，或者大山深处的什么地方的劳工，开山凿石，把难以数计的玄武岩从大山腹部掏出来，一条条钢筋水泥的洞道，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这大山里蜿蜒迂回。胜哄山要塞主洞道两头炸毁堵塞，现能测量的洞道为1964延长米，洞室1007平方米。据当地老人讲，最大的洞道能开进去汽车。
陈广忠对脚下大山里的一切，都一无所知。闷罐车咣当了几天，这些“浮浪”根本就不知道来到的是何省何县何地界。从工棚到工地，别说老百姓，连个伪军都没有。不过，东北军最现代化的7旅通讯连士兵，可是明白他们挖的这东西是干什么的。终于有一天，知道脚下那瑚布图河对岸就是苏联时，陈广忠就明白了这是到了绝地，工程结束后，日本人是不会留下他们这些活口的。
一天晚上，收工路上，山那边隐约传来密集的枪声。风大，林涛吼叫，加上脚步声噼里啪啦的，一般人听不到。陈广忠能听到。他耳尖，又是行伍出身，听出少说有两挺歪把子机枪在齐射。
他假装摔倒了，坐在地上抱只脚直哎哟，说脚崴了。几个要好的弟兄围上来，他递个眼色，低声道：那边日本子杀人了，咱们得跑！
附近两个看押劳工的鬼子跑过来，用枪托把人捣开，吆喝陈广忠起来跟上队伍。
老人如今个头不到1.65米，干巴精瘦，头脑有时糊涂，腿脚依然挺利索，当年就更精干、利索了。他把两只后开门的“水袜子”系紧了，从地上爬起来，抓起身旁那把铁锹，双手离地时两腿蹲实了，那铁锹就朝鬼子的膝盖下方抡去。人在拼命时力大无比，直到今天那四条腿的断折声，还是那么清晰。不是听到的，是两只手感觉到的。
几个弟兄一拥而上，锹镐一顿猛砸，然后跑进山里。
东北抗日武装活动比较集中、激烈的地区，有较大煤矿和干过较大工程的地方，几乎都有日伪时期留下的“万人坑”。这“万人坑”可能是几十人、几百人，或者千把人，乃至更多。并不一定就得有一万人才这么叫。这是必须说明的，不然有人可能会说三道四。
新宾（兴京）县城北山坡上有棵老榆树，人称“人头树”，用当地老年人的话讲，当年“人头挂得像蒜辫子似的”。2001年底笔者采访时数了数，当年挂人头的锈渍斑斑的铁环，还能看得到的是7个，更多的已经长进树里，被凸起的树皮裹住了。山后一个几十米长的大坑，就是当年的杀人场。1964年将其一角挖掘，即发现有头无头尸骨200余具。据县志记载，此类“万人坑”，境内共有10个。
牡丹江铁岭河有个“模范监狱”，后面将要写到的东宁县二道沟屯长张传福给抗联送粮，被捕后关在那里，被折磨死了。他的弟弟张传道去收尸，狱警说在西山大坑里了，自己去找吧。3个大坑，每个3间房子大小，深浅不大好说，人都填满了，横七竖八的，光溜溜的没条布丝，衣服让人扒走了。路边那个堆得高出地面两三尺，老远就见到白花花、血渍糊拉的，就像垛的冻猪肉绊子似的。狗啃乌鸦啄，那狗肥得踩一脚都懒得动弹，乌鸦飞起来把阳光都遮住了。
以上应该是比较正宗的“万人坑”。抚顺平顶山那3000来人的葬身处，就不能算，因为那不是个“坑”。桓仁县西江惨案“填大江”，就更不是了。老黑沟“杀大沟”中最大的屠场月亮泡，也叫泡不叫坑。郭庆仕老人所在的那帮劳工，干的几个工程都不算大，有坑没坑好像都够不上“万人”。瘟人的那次足够了，又基本是拖出去扔哪儿拉倒了，也没坑。
截至2001年春笔者采访时，东宁县已在庙沟沟口、半截沟、矿山村和大肚川老城子沟北山脚下，发现4个被当地人称做“劳工坟”的“万人坑”。据专家考证，都是修建营房、机场和军事铁路、公路等工程死难的劳工。其中最大的老城子沟北山脚下的“劳工坟”，埋的都是装卸工。当年那儿是个货物中转站，火车运来各种建筑材料、军火和军需品，当然还有一列列闷罐车的劳工。1941年和1942年，仅榆树县就陆续有4700多劳工在那儿卸车装车，据说归乡的不到800人。而那些像羊群样被驱赶到大山里的劳工，当地人再未见到他们回来。
毫无疑义，在东宁县已知的3个要塞群中，最耗时耗力的浩大工程，不是这些地上的附属设施，而是那些在大山腹部的迷宫似的、被称做“死亡工程”的地下工程。从“鸡鸣三国”的中朝、中苏边境的珲春起始，沿着中苏、中蒙边境构筑的这条“东方马其诺”，基本如此。于是，就不能不关注修筑这些世间罕见的地下工程的劳工的命运，这些土生土长的和来自黄土地、红土地的先人们，魂归何处？
1945年8月，苏联红军打过来后，从庙沟里跑出30多劳工，说是日本子让劳工进要塞躲炮弹，进洞后再一段一段将洞道封闭，几千劳工都憋在里面了，他们是靠近洞口才得以逃生的。
已知的仅此而已。
前面不时出现“保长”、“甲长”、“牌长”，该说说伪满的保甲制度了。
《暂行保甲法》是1933年12月22日公布、翌年2月3日实施的。“每十户为牌，十牌为甲（在乡村，以村或相当于村的集团住户为甲），以警察署管辖区内的甲为保。”“关于保、甲、牌及自卫团制度的总称即保甲制度，目的是通过友爱相倚保持地方康宁，防止不测之紧急危害，在目前治安状态下，作为警察的辅助机关，主要从事自警自卫。”“所谓连坐制度，即居民发生一定犯法行为时全牌各户主对其行为全都负责的制度。根据应负责任的犯罪发生情况，警察署长可对各家长课以二元以下的钱款，这叫做连坐金。课征连坐金的目的，是对直接为害治安维持的犯罪行为的发生，防患于未然，使之负起道义的责任，是对牌内出现犯罪者负责和预防同类事件发生而采取手段的特别制度。另外，课以连坐金的犯罪限于有重大影响者，即关于内乱罪、外患罪、公共危险罪、关于暂行惩治叛徒法之罪、关于暂行惩治盗匪法之罪等。”
1937年又实行街村制，保甲连坐制度依然存在。街相当于今天的镇，村相当于乡。“街第一次受县长、第二次受省长、第三次受国务总理大臣的监督”，这话听着实在别扭，因为“满洲国”实在就不是个东西，不过读者也能看得明白。村亦然。街长、村长及下属一干人员，都是吃“康德皇帝”“皇粮”的官吏。“集团部落”通常为甲，相当于今天的村（屯）。在关东军和“满洲国”的文件中，“集团部落”的头是叫“部落长”的，笔者采访时没有任何民间老人提及“集团部落”四个字，也就无所谓“部落长”了，都叫“甲长”、“百家长”，还有像“九一八”事变前那样叫“村长”、“屯长”的，牌长又叫“十家长”。
有了被老百姓称做“围子”、“人圈”的“集团部落”，再加上“采取中国保甲制度之长，参照满洲国现状的满洲国独特的保甲制度”，“匪民分离”就进一步深入了，老百姓的苦难也更彻底了。
前面说过，来个客人得“挂号”（有的地区叫“挂条”），从哪儿来，是你的什么人，来干什么，住多长时间，还要去哪里，有无“居留证”。想出门串个亲戚也一样，那叫“行路证”。“共产党的会，国民党的税”，这是共和国成立后的民间顺口溜，“满洲国”则是税多证也多。没“通账”买不来粮食、橡子面，上山打柴，下江捕鱼，都得有许可证，连冬天到河边挑水也得有个火印木牌。这是个没“证明书”什么的就寸步难行的世界，坐在家里也会祸从天降。“通匪”不用说了，抓个“浮浪”也受不了呀。
乡间民风朴实，古道热肠得令今人难以想象。有了“友爱相倚”的连坐制度，毁了，因为这东西就是叫人互相监视、提防、告密，坏人心术，制造矛盾甚至仇恨的。罚连坐金就够倒霉的了，再因为你把人都抓走了，那人能不红眼睛吗？
“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也就难免野兽伤人。狼来了，狼把谁家孩子叼跑了，人们就操起棍棒铁器什么的打狼抢孩子。集甲并村后，再爱哭闹的孩子，一听大人说“白帽子”（或“黑帽子”）来了，立刻就噤声了。
伪警察的帽子是白色的，日本警察是黑色的，老百姓就称他们“白帽子”、“黑帽子”。“黑帽子”中也有少数中国人，有的还假装不会说中国话，最坏。
女国高，杨柳腰，
穿皮鞋，戴手表，
嫁个汉子挎洋刀。
头上大盖帽，肩扛肩牌，腰缠武装带，挎着匣子枪（通常为“短八分”），最显眼，也最显派头的，是挂在腰间的那把晃晃悠悠的被老百姓叫做“镰刀鱼”（带鱼）的洋刀。而今，“有困难找警察”，第一反应是给“110”打电话。当年包括笔者的祖辈在内的老百姓躲官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躲警察。集甲并村后躲不开了，还离不了了，办这证那证的，哪个离得了这些“警察狗子”呀？挨门逐户催逼捐税，每年“出荷”就更是鸡犬不宁了，用刀背砍人算是客气了，张口就是老子：老子是“皇帝陛下的警察官”！
笔者采访的民间老人，包括几位当过伪警察的，许多谈到“皇帝陛下的警察官”，有人说是溥仪在一篇“敕令”中讲的。笔者没有查到出处，但这句话是肯定存在的。伪满后期学校一年级《满语》课本，第一课是《皇帝陛下》，其中就有“皇帝陛下的警察官，有统治满洲国民的至上权”。
伪警察最低为警士，以上依次为警长、警尉补、警尉、警佐、警正。伪官吏则为佣员、雇员、吏员、委任官试补、委任官（股长级）、荐任官（三等、二等为科长级，一等为县长级）、简任官等。警士的“月俸”（工资）加津贴，在委任官之上，就有一套嗑：“宁可嫁警士，不嫁委任官。”
警察待遇之高，是为了多招警察，推行“大警察主义”。据说伪满警察法开篇即是：“警察者国家最高权力之作用也。”这是个警察横行的世界，有挎着“镰刀鱼”横晃的，有把“手牒”（警察证）揣在兜里的便衣，还有给警察通风报信的腿子。
各县警务科都有个《要视察人名册》，“要视察人”即需要监视、侦察的人。被视为“匪贼”、“通匪”的人，还准备放长线钓大鱼的不用说了。已经“归顺”的反日人员及其家属，通常都“要视察”一段时间。发句牢骚，敢跟警察争论几句的，边境地区会说俄语的，或是什么言行被认为可疑的，都可能上那名册。“要视察人”要定期向警察署报告行踪、思想，有的则被蒙在鼓里，暗中被监视，有的还有特务、腿子去溜墙根，听声。
东北人的粗喉咙、大嗓门是有名的，这回噤声了。饭馆、旅店、大车店等公众场所，到处贴着“莫谈国事”、“守口如瓶”，人们时刻牢记的则是“祸从口出”。一些老人说，电影上的特务戴礼帽、墨镜的多，俺们那时看到的跟老百姓也没啥两样，有的还是劳工打扮，你一句话“没把住滑”（没把握住、溜了出来），人家把“手牒”一亮，小绳就掏出来了，老板也跟着“吃瓜落”（惹麻烦、受牵连）。
在自己家里，有些话也得“守口如瓶”，其中之一是不能说“咱是中国人”。小孩子不晓得凶险，让他们听到说出去了，那日子就没法过了。
1936年夏，佳木斯中西医院医生温庆和，写字时无意中写了“中国”两个字，被特务抓去，说他是“思想犯”、“背叛罪”。温庆和不服，嘴硬，被打得皮开肉绽。家人托人花钱，好歹把人保释出来。
人被抓走了，就赶紧弄钱赎人吧。晚了，那人就不一定什么样了，被弄哪去了，有时就得去“万人坑”找了。你跟警察署要人，它还跟你要人，说人早放了，他是“要视察人”，你们把人藏哪去了？
有老人说：什么“皇帝陛下的警察官”，挎个“镰刀鱼”就是皇上，金口玉牙，说啥是啥。
每年8月，伪国务院在大礼堂召开例会，部署“粮谷出荷”。武部六藏把出席会议的伪省长，分别召到他的办公室，勉励一番，从抽屉里拿出个装有5000元的礼包，道：这点小意思请阁下喝酒吧。伪省长回去再如法炮制，给伪县长每人1个1000元的礼包：这点小意思请阁下喝酒吧。
搞“集团部落”，“洗大沟”，建“人圈”，通常是有“房屋补助金”的，“在财政上尽可能补助（二十元左右），但对能自力迁移者不补助”。且不说20元左右够不够，又什么叫“能自力迁移者”？笔者采访到的老人，有的当年听说有这么一笔钱，有的根本不知道。他们说，还想让官家给你掏钱？少刮点儿地皮，少勒点儿大脖子，就谢天谢地了。
对于从伪国务院下来的一条线的形形色色的贪污腐败，老百姓也不是没有耳闻，但他们直接面对得最多的，也最使他们苦不堪言的，还是“挎镰刀鱼”的皇上。而提起这帮人模狗样的东西，老人说得最多的是“勒大脖子”，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卡油、索贿。
就说那些没完没了的这证那证吧，办证花钱，那是明着的，暗的呢？来客挂号，该挂不给你挂，还来查夜，你说报告了，俺怎么不知道呀？罚款，不十家连坐就挺给你面子的了。上山打猎、烧炭、采山货，半个证举手之劳的事，几天、十几天耗着你，明摆着就是“勒大脖子”。还想办证，那就趁早送钱去吧。
看谁不顺眼，招招手，过来，背背《国民训》，或是《街村五训》。背不出来，跟俺走一趟吧。
普通百姓如此，“要视察人”就什么也别说了，见警察来了，赶紧掏钱免灾吧。
前面曾比较详细写过的李范五家，则成了穆棱县那些挎或不挎“镰刀鱼”的东西们的摇钱树，隔三差五想起来了，就来勒索几百、几千大洋。没有了？行啊，你是想去宪兵队，还是警察署呀？直至把狍子沟这个殷实的种粮大户刮干榨净。
根据1943年9月18日公布的《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黑帽子”、“白帽子”可随意抓人，而不必担心抓错。因为这两个法规定，对被认为有犯罪危险的可能犯罪的人，可以进行“预防拘禁”。就是说不需要证据，认为什么人将来可能犯罪，现在可以抓起来，提前完成任务。
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是直接面对老百姓，最能显现国家形象和社会状态的。警察横行，权力无限，无法无天，别说“满洲国”这样个怪胎，就是一般的正常国家，那也离完蛋不远了。
“推大沟”、“杀大沟”、“烧大沟”、“洗大沟”，在各地自然形成的这些独特的群众性词汇中，在那些并无血洗的“推大沟”、“烧大沟”中，那大沟中人是或多或少的满足了挎“镰刀鱼”的东西们的勒索的。因为即便动手的是日伪军，通常也是要与这些地头蛇先沟通一下的。有了一轮钱财的洗劫，那被赶往“围子”、“人圈”的过程，才得以在只有烟火、没有血腥的“平和”中进行。
奉天承运大满洲帝国皇帝昭诏尔众庶曰：——盟邦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兹以本日宣战美英两国，明诏煌煌，悬在天日，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亦与其臣民咸有一德之心，夙将不可分离关系，团结共同防卫之义，死生存亡，断弗分携。尔众庶咸宜克体朕意，官民一心，万方一志，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以辅东亚勘定之功，贡献世界之和平。钦此！
这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英宣战，溥仪颁布的《时局诏书》。与此前的《回銮训民诏书》、《国本奠定诏书》，之后的《建国十年诏书》，为“大满洲帝国皇帝”的“四大诏书”。其中，《回銮训民诏书》和《时局诏书》，要求国民，特别是官吏、学生，都得背诵下来。
机关、学校每天有“朝会”，全体人员集合列队，一向东京天皇遥拜，二向“新京”“皇帝”遥拜，三唱“国歌”，四背“诏书”。1941年颁布《国民训》，这《国民训》就成了“朝会”必背，有的还得用日语背诵。笔者曾请几位老人背一下，近六十年了，记忆都不完整，一些字词好像也不大准确，反正中心意思就是要人们崇拜天照大神，效忠“康德皇帝”。
侵略者明白，人心是不能用暴力征服的，可是还要“精神一体”，怎么办？就把末代皇帝弄成了“康德皇帝”，因为它知道中国人是认“万岁”的。而溥仪“执政”伊始，即“通令”全“国”，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国教科书，不得出现“中华”字样。一句话，要把“中国”、“中华”、“华夏”及其文化，都从黑土地和黑土地人的心中抹去抠掉。“登基”后则“诏书”连连，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种‘诏书’，不但是进行奴化思想宣传教育的材料，而且也是用来镇压任何反抗的司法根据。”
中国人结婚从来都拜天地，溥仪第二次访日请回个新祖宗，就得向“新京”“建国神庙”中的天照大神遥拜了。你们的皇帝都“认亲”了，天照大神的神光就不光照耀日本，也同样庇佑满洲了，日满就不再是一般意义的同文同种，而是同根同宗，日本人到满洲自然就跟到自己家一样了。
“新京”陆军军官学校饭堂，日本学生餐桌上雪白的大米饭，另一边“满洲国”学生的都是通红的高粱米饭。学生列队进入就位，值星官一声“举箸”，大家即呜哩哇啦地念念有词，意思是饭是天照大神给的，感谢天照大神。吃高粱米饭的，背地里都称之为“馕食咒”。
北票煤矿劳工，每天早晨要向东遥拜，因为那“满洲馒头”什么的，都是天照大神恩赐的。
铁岭市长徐渐九，曾留学日本，“日本话讲得呱呱的”。日本人对这样的人，总是倍感亲近，不然也当不上这个伪市长，只是“伪”字包裹不住真心。
1942年8月，铁岭市召开暑期教员讲习会，议程中有市长训话。徐渐九仔细打量会场，还有点儿不放心，又问有没有日本人，老师们说没有，他就放胆了：日本人口口声声“日满一德一心”，实际是叫咱们跟他们一德一心，他却不跟咱们一德一心。如果真是一德一心，为什么日本人吃大米是生活必需，咱们吃大米就是“国事犯”呢？
接着，话锋一转，直指《国本奠定诏书》：叫咱们供天照大神，老张家的祖宗，拿来硬叫老李家供奉，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会议室里没有日本人，可是有汉奸呀。徐渐九第二天就被抓走了。
伪《治安法》规定：“如对建国神社有不敬者，判处一至七年徒刑。”
1929年，东北有小学校1300余所，学生74万余人，中学173所，学生3万余人。“九一八”事变后，中小学校和学生的数字，连续5年低于事变前。“治安第一主义”，这时则是第一中的第一。之后逐渐增加，最高时小学达2000所左右，有学生200多万人。
“开啦，开啦，樱花开啦。”如果告知这是小学一年级的一篇课文，让不同肤色的人回答是哪国的，很多人会脱口而出“日本”。没错，是日本的，不过也是“满洲国”的。
比之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人，是公然伪造、篡改历史。
由伪文教部教育司编审部编纂的中小学教科书，说甲午战争是由于中国人不守信义，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膺惩，日俄战争是日本人为了挽救“满洲人”才打仗的。“九一八”事变，是“满洲人”痛恨张氏父子的残暴，群起反抗，恳请日本帝国皇军帮助驱逐张氏军队，皇军才仗义兴师。“由地理形势来看，长城是一道横线，内外分开，自古以来，即各有天地。”“从古至今，关内关外均各自为国。”“长白山是我国第一高山。”
就不能不想到今天日本的一些教科书，原是有源的。
笔者的爷爷和太爷爷，那《满语》（《语文》）课本中的字一个不识，也就无所谓什么《满洲历史》、《满洲地理》等等了。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证明，更不用说世代居住在这片黑土地上的人了。他们知道侵略者为什么要这样胡诌八扯，想让他们忘掉自己是中国人是不可能的——可那些“九一八”事变前后出生的他们的孩子呢？
天照大神成了“满洲人”的老祖宗，日本历代天皇、将相武士和宗教神话故事，就登堂入室成了主角，而把原来课本中的孝悌忠信保留下来。忠于谁呀？当然是“满洲国”和“亲邦”日本了。
起初日语约占语文课时的一半左右，后来不断增加，一些学校竟达全部课时的1/3。因为“满语”（汉语）、日语是“国语”呀，谁个更重要、是重点，那还用说吗？“本店懂日语，会做日本菜”的招牌，既是一种“档次”，也是一种保护色。大人日语好，吃香，升职快，这“国语”自然就从孩子抓起了。有些“国高”（中学，全称“国民高等学校”），日语不及格不录取，自然也不能升级。除日语课外，其他学科有的也用日语授课，使学生非得努力学好日语不可。平时鼓励同学间用日语对话，还定期举办日语比赛会，成绩好的绝对受到青睐，也决不吝啬物质奖励。
国高毕业，成绩优异者可免费到日本旅游，这样的学生被视为前途无量。而到日本转上一圈，看到日本的富强，再灌些“日满亲善”、“精神如一体”的迷魂汤，就觉得有这样的“亲邦”，“满洲国”就是“铁打的”了。
服从“满洲国”的上天堂，背叛“满洲国”的下地狱。对成年人是赤裸裸地恫吓，告知利害关系，让你抉择；对孩子则是从小蒙蔽，从头打造，在一张白纸上涂抹，把“满洲国”的未来和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小学生剃光头，戴战斗帽，上街游行，支持“圣战”。各种集会，用日语喊口令、口号，用日语唱《桃太郎》、《春天到了》，谁能分辨出他们是哪国人？
笔者同事范新凯的母亲，柳河县人，1947年参加东北民主联军的老革命。“八一五”日本投降时，是柳河县女子国高学生。山东八路军闯关东住到她家，问你是哪国人呀，她说是“满洲国”人。
那样的教育，加上大人们把“中国人”三个字视为家庭的头号机密，严禁出口，“满洲国”垮台时二十岁以下的青少年少有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的，就不足为奇了。
笔者是农历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六日出生的。哥哥小名“金锁”，我就该叫“银锁”，这是自然的。我的七十多岁的太爷爷，坐在炕头捋着胡子，道：“咱是中国人了，叫他‘中子’吧。”
金梦顺，离休前是新宾县教育局长，2001年采访时七十九岁。老人个头不高，瘦削儒雅，光头白发，眼神不好，头脑、记忆都好，近几年写了四本近百万字的民族民俗志，已出版两本。
下面是老人的一段独特经历的自述。
我老家在朝鲜咸镜北道，父亲不到二十岁逃难来中国，我出生在桓仁县响水河子。1939年末兴京县南山“国民优级”（伪满小学一至四年级称“国民学校”，五、六年级叫“国民优级学校”）毕业，1940年初考入通化县第一国高，1943年12月毕业，不久就赶上征兵。
那时汉族青年当兵叫当“国兵”，就是伪军，朝鲜族就得参加日本关东军。为什么？朝鲜亡国早，被奴化教育的时间长呀。伪满“五族协和”，朝鲜族是仅次于日本人的“二等国民”，优待呀。可朝鲜族人叫日本子“踢蹬”了多少呀，光县城北山那个“万人坑”里，就有几百人。
1944年5月到安东体检，响水河子五个适龄青年，全是“甲等合格”。我是近视眼，也是甲等。甲等是非去不可的。我家世代农民，我爹说你那眼神，铲地还不把苗当草了呀？我学习好，考试从来都是前三名。那时就想毕业后当个教师，挣钱养家，没想到当了“鬼子”。
没入伍先集训。6月到牡丹江绥阳县，训练两个月回家，等待正式的入伍通知。桓仁县20多个人，分的哪都是，两个人在一个联队的都没有。小鬼子知道你是假鬼子，熟人、老乡在一块儿，他不放心。
朝鲜族青年征兵令，是1943年颁布的，我是第一批，又是全县第一个接到入伍通知书的。响水河子是个大堡子，500来户人家，大都是朝鲜族。门口插彩旗，跳舞扭秧歌，县里区里都来人了，兵役科长亲自张罗，欢送我这个“皇军”，都给我敬酒。到县城，小学生挥小旗列队欢迎，还有鼓号队。先领我去拜神社，然后又是宴会，县长给我敬酒。到安东，那时叫“安东省”，伪省长接见我们，又送上火车。军乐队打鼓吹号，送行的家属连哭带号。
体检合格后，我爹成天长吁短叹，我妈以泪洗面。我媳妇当面不哭，早晨起来，枕头都湿了。白天下地，晚上织布，我走后那个家全靠她撑着了。县区的那些官们，进屋给我爹我妈鞠躬九十度，说恭喜了，你们养了个好儿子，是伟大的父母。我爹一个庄稼人，不识字，会说什么呀。有照相的，让我爹笑笑。我从未见过俺爹流泪，这时泪水就像断线的珠子。有翻译告诉日本人，儿子当了“皇军”，老人家这是高兴、激动的。我妈起不来炕了，一股火攻心，当天晚上眼睛就瞎了，我走两个月后就死了。
闷罐车咣当三天，拉到黑龙江省黑河市这边一个小站，叫神武屯。部队番号7273，是个联队，我被编在3大队10中队2小队4分队，是掷弹筒兵。除了我和个朝鲜平安北道的假鬼子外，10中队新兵都是日本山口县的，都二十来岁。听年纪正当年，看那人就完蛋了。腿脚不利索的，眼睛长玻璃花的，瞅着像缺心眼儿的，大都不识字，我文化最高。对面大通铺，1个分队12个人，两个老兵总打人。那个朝鲜兵日语不大行，训练常出错，嘴巴子打得鼻口蹿血，打倒了让他爬起来，再打。流行伤寒病，上厕所要换上特备的木板鞋，在石灰上蹉几下再进去。一次我憋不住了，没换，出来碰上个老兵，一巴掌把下巴打歪了。不能吃饭，分队长领我去卫生所，医生捏捏看看，一巴掌又给打过来了。
训练五个月后，换发新军装，九九式步枪也是新的。然后集合，上闷罐车。
黑河那边隔条黑龙江就是苏联，我就寻思这支部队是对付苏联的，闷罐车却往南开了。咣当几天不走了，下车列队出发，月台站牌上写着“青津”，到朝鲜了。在一所女子中学住了几天，船到了，上船。那个朝鲜兵说这能去哪呀？我说南洋吧，结果是日本九州的福冈。
在神武屯时中队有《满洲日报》，上面跟当官的训话时讲得一样，除了“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外，就是“本土决战”。这个联队就是来“本土决战”的，10中队奉命在个离福冈二十多公里的海岛上打山洞。
我给福冈总结“三景”。一是除了老头、残废和小孩外，街上很少见到男人，开汽车、电车的也是女人；二是商店货架上是空的，没人；三是那人都蔫了，没精打采的，连小孩子也见不到笑脸。要不是在东北见过日本人，自己又每天生活在鬼子中间，会觉得日本人好像天生就不会笑。10中队打山洞的那个小岛上，有二十多户人家，也是一样。士兵每天120克粮食，那种体力活，一顿饭也吃不上个半饱。好在小麦熟了，撸下来搓一搓，煮了吃。住在人家里，晚上当官的和老兵大都没影了，找女人去了。有的女人公开拽当兵的。“八一五”当天下午，中队长、小队长就不知哪去了，没人管了，等于自动解散了。几个姑娘、媳妇拦住我，点头哈腰苦苦商量，让我留下，我那时恨不能长双翅膀飞回家去。
那天早晨紧急集合，全副武装到海边挖战壕。挖完了，又接到命令，原路返回听广播。听到天皇宣布日本投降，有几个鬼子号啕大哭。我那一刻的感觉呀，就是鬼又变成人了！
我和那个朝鲜兵去了福冈，1个联队四十多假鬼子，差不多都聚一块了。那人越来越多，满街筒子朝鲜话，码头上人山人海，大都是劳工和像我这样的假鬼子。报纸上说有六万人。每天只有一条船，载千把人，这得等到猴年马月呀？找到个海军仓库，吃穿用都有，在那儿待着，每天往码头上跑，9月中旬终于挤上去了。船到釜山，码头上军乐队吹奏《阿里郎》，一听那旋律，天哪，那人恸哭失声。
隔着大海一点儿招没有，这回双脚踏着陆地，走也走回去了。
10月初离家，第二年9月底回家，十个月的女儿能走路了。
掌灯时分到家的。女儿不认识我，我爹我媳妇好像也不认识我了。越是亲人越往坏里想，总觉得这个人不在了。愣了一阵，我媳妇先哭了。俺一边哭一边问：妈呢？我妈呢？
我第一个走的，又第一个回来，堡子里的人都来看我。我爹倾其所有，弄了两桌酒菜，亲朋邻居又帮着凑了几桌，大家喝呀唱呀跳呀，这回是真高兴啊。
那四个假鬼子也陆续回来了，他们都没离开东北。有一个被俘去苏联，四年后才放回来。
差点儿忘了，我那时的名字叫“金山正男”，是1943年国高毕业前改的。那年“满洲国”发布命令，推行“日本皇国臣民化”，所有朝鲜（族）人都得改成日本姓名。我寻思姓不能改了，就弄了这么个鬼名。有些人高兴呀，觉得这回跟日本人一样了。对许多人来说，是换了皮，换不了瓤。不过，若是战场上打死了，日本子就把你的灵牌供起来。小泉纯一郎参拜那靖国神社，里面就供奉着一些假鬼子，还有一些台湾人。
李光子老人的家，在东宁县三岔口镇高安村。三间瓦房，厨房与卧室没有隔断，推开门一切一览无余。家具、用具该摞的摞着，该排队的排队，整齐划一，都放在最该放置的位置上。灶间嵌在锅台里的礼帽状的朝鲜族的铁锅，连同周围的瓷砖，光可鉴人，一尘不染。
见我们进来，不到1.60米高的瘦削的老人，连忙从炕上立起，按照朝鲜族习俗，双手扶膝，深深地鞠躬。
老人1926年生于日本，六岁父亲去世，母亲患病，叔叔把她们接回韩国釜山老家。她七岁到旅馆干零活，只管饭。十五岁那年，家里来个女人，说中国有家大纺织厂招工，到那里能挣好多钱，她和母亲没答应。第二天，这个三十多岁的“爱简所”女老板又来了，讲中国钱好挣，干几年发财了再回来。这回李光子动心了，说你能给俺妈钱治病，俺就去。
从釜山坐火车，经图们到牡丹江，又坐火车到东宁，再坐汽车到了大肚川石门子。
正是“关特演”期间，东宁县到处都是关东军，到处都是慰安所，石门子就有四个。“爱简所”、“苏苏浪”是朝鲜（族）女人，“伊吉玛之”、“抠头布屐”是日本女人。李光子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有这么多鬼子，又弄这么多女人干什么。她根本想象不出这个世界上还有叫“慰安所”的地方，还有种女人叫“慰安妇”，而她就是慰安妇。
她挺害怕，就问女老板：你说的那个大纺织厂在哪儿呀？俺得干活挣钱呀。
女老板恶狠狠地盯住她：小丫头蛋子，老实给俺待着，不听话打断你的腿！
当她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后，哭着哀求老板，说让俺干什么都行，千万不能干那种事呀。老板就让她扫地洗衣服干零活，还把钱放在什么地方试探她，看她拿不拿。十五岁的女孩子以为老板放过她了，提心吊胆干了十多天，厄运终于降临了。
那个日本兵见她不从，掏出把刀对准她的脸，却也不敢真的扎下去。只是一个1.80米左右的强壮男人，对付个体重还不到90斤的弱女子，结果又能怎样？她悲愤无助地叫着妈妈、妈妈呀，以泪洗面。
在东宁县已发现的4个慰安妇中，池桂兰是唯一有文化的，读过8年书。她也是釜山人，十八岁时与个同村青年结婚后，去了日本。二十二岁时丈夫被征参军，生活无据，看到报纸上有去中国东北的招工广告，就跟着老板来到东宁县石门子。当她明白那是个什么地方后，怒斥老板撒谎、骗人，丧失人性，不梳头，不洗脸，反反复复就是一句话：俺要回家。
老板抡圆手臂一个耳光子，从此她的左耳就聋了。
老板领进来5个鬼子。
日军上层认为，强奸是部队“有锐气”的表现，可它会激起占领区人民的反抗。利用民间卖淫业，又会传染性病。日军出兵西伯利亚期间，许多军人因此住院，造成大量非战斗减员。1932年出现第一个慰安所，是日本海军在上海设置的。而在“关特演”期间变成了大兵营的东宁县，用当地老人的话讲，是有大营就有“日本窑子”。
已经查明的39个慰安所近千名慰安妇中，朝鲜、韩国慰安妇800人左右，其余为日本慰安妇。与“关特演”期间驻东宁县日军比例，约为1∶100。
东宁镇及周边有10余支日军，第3师团师团长昭原中将住在城北万鹿沟。为这些日军服务的是8个慰安所，其中5个是日本慰安妇。镇里老人都知道，现在百货路那一带当年都是“日本窑子”，叫“田胜”、“大路马”、“青春馆”、“大东旅馆”什么的，那鬼子出来进去黄糊糊的，赶集似的。
新城子沟是第12师团司令部驻地。肖秀云老人说，现在水库南边当年有几排房子，对面铺，中间小走廊，小屋间壁得鸽子笼似的。老人当年赶车去那里送东西，见过。后山坡有个大楼，里面有电影院，有十多个日本女人，去那里都是坐小车、骑大马的鬼子。
二道岗子驻1个旅团，有5个慰安所。许传德老人，当年赶车给大营“拉卫生”，就是运垃圾。老人说有两个“日本窑子”是“背小包”的（穿和服的日本慰安妇），他家这一片当年都是“窑子房”，头几年翻盖房子，还挖出些避孕套，就剩个套口的胶皮圈了。
老黑山镇当年驻日军万余人，有6个慰安所，老年人能记起名字的有“看月”、“十七八”、“东京亭”。西老黑山那儿是朝鲜女人，当地人至今仍称那里为“高丽窑子”。
绥阳镇今属东宁县，当年为绥阳县城，日军第8师团司令部在那儿，有8个慰安所。“关特演”后，日军陆续撤走。1944年夏大营空了，慰安所也没人了，传说是跟鬼子去南洋了。
前面写过的郭庆仕老人，在石门子修公路，劳工队有个朝鲜会计，跟“伊吉玛之”的老板川崎挺熟。川崎说他那儿缺个挑水的，让那会计给找个人，不知怎么的就让郭庆仕去了。先挑水，后做饭，直至“八一五”日本投降。
老人说，每天早晨3点来钟起来，走出一里多地挑水，吃喝洗涮一天得20多担水。挑完水就烧洗澡水，有个澡堂子，“姑娘们”洗完澡就开始梳妆打扮，准备接待小鬼子。“背小包”的20来个人，接待当官的，姑娘相对少，当然官也少。逢上星期天，好歹也应付得开。“爱简所”、“苏苏浪”那边就惨了，多时那小鬼子在外边排长队。“康德九年”（1942年），四十多岁的川崎当兵走了，剩个老板娘带俩女儿，跟中国人一样吃高粱米、大麦米了，后来也吃不饱了。那些朝鲜姑娘就更不行了，黄皮寡瘦，有气无力的，那也得接待呀。听说有的被糟蹋得昏过去了。唉，不能说了，说不得了。
苏联红军进攻东宁要塞，炮声隆隆，老板跑了，鬼子也没影了。
池桂兰告诉姐妹们跟她往南跑，经老黑山到牡丹江，再去图们回朝鲜，回家。
刚来时，连到了中国的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成天圈在慰安所里，“证明书”都在老板手里，又没有盘缠，不会说汉话，周围除了大山，就是大营，还有警察、宪兵，根本跑不了。而现在，池桂兰想的那条路线，也只能是理论上的。郭庆仕在东宁走了那么多地方，在山里还常转向，更不用说这些两眼一抹黑的女人了。
黑灯瞎火跑了一夜，跑到太平川跑不动了，40多人躺在山上等天亮。天亮后听说老黑山让苏军占领了，一些人不敢走了，就在个朝鲜族屯子留下了。池桂兰和几个姐妹继续往南走，不敢上路，就在山里钻。天亮一打听，又转回大肚川了。村里人看她们那样儿，劝道：别瞎跑了，趁早找个人家待着吧。
东宁县道河镇敬老院李风云老人，平壤人，当年被“招工”到“苏苏浪”。跟着池桂兰跑到大肚川，就留在当地了。老人一辈子没生育，丈夫经常打她，骂她“窑子里出来的破货”。那事能瞒得了别人，还能瞒得了丈夫吗？
最先发现并报道慰安妇的东宁县新闻中心主任陈学泉说，开头他们写文章涉及到具体人时，用的都是化名。
有关部门在调查取证时，有的子女闻讯赶来阻拦，怒气冲天，又尽力压低声音，唯恐被街坊邻居听见。有的老伴站在门口，手持一把斧头，一副不惜拼命的架势。
日本投降半个多世纪了，可对于这些曾为慰安妇的人来说，那场战争结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