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代行吉林省军政大权的熙洽，就欣喜若狂地忙活起来了。
首先以副司令长官公署名义发出电文：“未喻：日军侵占东北，我军应万分容忍，幸勿端自我开，中日事件由外交解决。”同时派出少将参议安玉珍，去已被日军占领的长春联系投降。21日，日军第2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率日军到达省城吉林，熙洽亲去火车站迎接，口称“老师”。26日，在日本人授意下，熙洽将原来的军政两个机关合二为一，改称吉林省长官公署，自任长官。28日，发表声明脱离与南京政府和张学良政权的关系，宣告吉林“独立”。
30日，在天津静园的溥仪，接到熙洽的一封信。熙洽在信中说他期待了20年的机会，今天终于到来了。请皇上勿失良机，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在日本支持下，先据满洲，再图关内。只要皇上一到奉天，吉林即首先宣布复辟大清。
熙洽，姓爱新觉罗，1884年生于奉天省兴京县，为溥仪的远支宗室。1911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多门当时任教官。之后，曾在保定军官学校执教，任奉天讲武堂教育长、东三省巡阅使署参谋处长、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军事处长、吉林督军署参谋长。这个念念不忘复辟清朝的复辟狂，是搞清朝复辟活动的宗社党巨头之一。他在吉林组织了一个“冷社”，网罗一帮清室的遗老遗少，吟诗唱和，抒发复辟的理想和对民国的仇恨。谈起国家、社稷，他愤愤地道：我的国家早亡了！
“满洲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讨论各部次长和重要司长的人事安排。清一色汉奸的各部总长们，心里当然都有自己的一套人马了。没想到国务院总务厅长驹井德三首先亮出一个名单，全是日本人。会场死寂好一阵子，熙洽开腔了：“满洲国”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聘请几个日本人做顾问是可以的，安排这么多人做官成何体统？新政府刚成立，军部也没和我们说过，这个人事安排方案是谁做出来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熙洽敢说话，一是自恃“建国”有功，日本人不会把他怎么的；二是对自己没当上总理大臣，只弄了个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不满；三是溥仪是“执政”，不是皇帝，如此还怎么复辟大清朝呀？
驹井当然有备而来，况且这是第一次“内阁会议”，必须立下规矩，使这帮东西知道自己是些什么货色，是干什么的，从此服服帖帖的。
曾为日本在华浪人头目的驹井，当即猛地站起来，声色俱厉、“理直气壮”地道：“满洲国”是怎么成立的？难道不是日本人用生命换来的吗？日本在满洲建设“王道乐土”，诚心诚意地希望“满洲国”将来能够富强康乐，这是必须有日本人的全力指导才能获得的。日本政府派遣它的优秀官吏到“满洲国”来，你们应该表示欢迎，而不能稍有敌视和怀疑。
又道：在成立新政府的时候，你们哪一个没有伸手接过关东军的“机密费”？把钱拿到手，有什么资格出来捣乱？！
像训狗似的被训了一通，谁还敢说什么？
有敢说的。
郑孝胥，1860年生于福建省闽侯县，清进士。曾任清朝驻日本公使馆秘书，驻东京领事，神户、大阪总领事，之后为广西边务督办、湖南布政使、安徽按察使、广东按察使。1907年辞官后从事实业和公共事业，辛亥革命后任商务印书馆董事，依然留根辫子，门上插着黄龙小旗。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等，都曾屡次请其出山，一概拒绝，一心复辟清朝。1923年经帝师陈宝琛、庄士敦推荐，到得溥仪身边，从此成为溥仪的知音和须臾离不开的拐棍。
凭借对日本朝野的熟悉和感觉，郑孝胥把复辟大清王朝的希望，寄托在日本人身上。1924年底，是他力主溥仪“避进”日本公使馆，使溥仪从此走上不归路。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郑孝胥从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那儿摸到一种动向，即去日本访问。所到之处，被视为中国宣统皇帝的代表，与许多大人物，如近卫文麿、宇垣一成、米内光正、南次郎等人，频繁接触，他的话题都离不开“复辟”。“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在天津与土肥原密谈，再秘密潜往东北，都是郑孝胥具体与日本人协商、操办的。
有了郑孝胥的这一切，在东北抢了头功的熙洽，自然就当不上伪国务院的总理大臣了。
国务院各部总长是中国人，次长是日本人，所谓“小二管大王”。唯独总务厅连装模作样也不要了，干脆一步到位，厅长从来都是日本人，其举足轻重也就不言自明。驹井没把中国人放在眼里，郑孝胥这位“总理”也不在话下，而郑孝胥对驹井也不买账。久而久之，针尖、麦芒就对上了，驹井一来总务厅，郑孝胥就拂袖而去，闹得国务院连会议也开不成，后来郑孝胥竟自闭门不出，不去上班了。1932年9月9日，更进一步，提出辞职不干了。
9月15日，日本驻“满洲国”大使，要和“满洲国”总理签订《日满议定书》，我就不信这工夫能把我这位总理大臣撤了。郑孝胥肯定是这么想的，他无疑是抓住了这当口的日本人的七寸。而在“满洲国”的大小汉奸中，能走出这样一着狠棋的，也算凤毛麟角了。而他最终的那种结局，也就在这一刻注定了。
对日本人官吏，要完全相信，亲爱和睦，同心同德，使他们的职能才干得以发挥。
特别是各省的总务厅长，乃是诸卿最可信赖的人，因此，对他们要以赤诚相待，同心同德，辉煌地完成地方行政管理工作。
这是1935年2月19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省长会议上的讲话》中的文字。这时距郑孝胥以辞职要挟关东军已近两年半了，离他被免职可是只有不到两个半月了。
关东军被郑孝胥这着狠棋弄得手忙脚乱，派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来说服、解释，竭力挽留。郑孝胥咬定驹井武断专行，坚决表示有驹井在总务厅，他就不能当这个“总理”，把这位后来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官急得团团转。最后还是答应签署议定书后，驹井走人——“满洲国”国务院第一任总务厅长，只干了不到七个月就下台了。
满洲国是一个独立国家，日本人参加满洲国当官吏，是为了帮助满洲人，把新国家建设好。结果是，当满洲国官吏的日本人，以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压迫满人，这是很不对的，这种现象，不应该继续下去……
这本是日本政府的官样文章，说说好听而已，问题是郑孝胥却当真了。他与武藤信义签订的《日满议定书》，开篇就是“日本国已经确认这一事实：满洲国是一个根据居民意思而自由成立的独立国家”。他认为日本人当官吏是出于援助的好意，驹井这些人揽权是违背日本政府的本意的，是这些人的错误。“满洲国”不是日本的殖民地，只要赶走了驹井这些人，他们就可以独立、自由了，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复辟大清朝了。
熙洽被驹井训了一顿，憋气又窝火，也只有憋着窝着。
眼瞅着溥仪“执政”一年多了，还没有改帝制的迹象，熙洽按捺不住，唆使手下纠集前国会议员和满族“遗民”几百人，在“新京”一所小学内集会，请愿实施帝制。会正开着，日本宪兵冲了进来，与会人员顿作鸟兽散。
终于听到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盼来的却是“满洲帝国皇帝”，而不是大清皇帝。你关东军不支持，日本政府不一定不支持，熙洽不服这个劲，也咽不下这口气。不久，利用访日机会，带上大批珍贵文物，拜访了几位重要人物，都碰了软钉子。倒是已经离职回国的本庄繁够意思，“老战友”了，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日本援助满洲民族……谋求独立自治，并不是援助满清复辟。这一点尤应注意。”
一年后，熙洽升任宫内府大臣——官大了，权没了，因为失宠了。
总让人觉得脑后拖根辫子的郑孝胥，下场更惨。
1935年5月，郑孝胥在王道学院讲演，借题发挥道：“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应让它自己走走，不应总是处处不放手。”早已准备寻机下手的关东军，待其回到家里，就将其官邸包围起来。郑孝胥赶紧给南次郎打电话，算是免遭逮捕。11日，南次郎去伪皇宫勤民楼，向溥仪宣布“郑孝胥总理倦勤思退”，“需要让他养老”。
庄士敦这位溥仪的洋帝师，对郑孝胥评价甚高，说他“是当代中国同代人最有学问和成就的一个”，“不看重高官厚禄，也不玩弄权术”，“不是一个政客”。
无论他是不是政客，都是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而不当民国的官，不要民国的钱，却当了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拿了60万的“建国功劳金”（驹井所说的关东军的“机密费”），不惜借助侵略者之手实现复辟梦的人，又能算是一种什么东西？
南次郎话毕10天后，张景惠取代郑孝胥，出任伪国务院总理，直至“满洲国”垮台。
张景惠，1872年生于辽宁省台安县，年轻时卖过豆腐。这个中等个头，没有文化，好像只有一身蛮力的“豆腐匠”，精明圆滑，能说会道，三教九流什么人都交，跟胡子头、有钱大户也能称兄道弟，什么名分没有，却颇是个人物。这种人物一旦有机会，就会成精。
日俄战争，胡子蜂起，各地自筹饷械编练保甲维持治安，八里台编集保甲百余人，张景惠为甲长。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挂“长”。当时新民、台安两县势力最大的胡子，是杜天义、张作霖两股。县知府条陈盛京将军，准许收降一股，剿灭一股。张景惠与杜天义是干兄弟，与张作霖是把兄弟，居中勾结张作霖投降，又只身到杜天义的队伍中为内应，将其打垮。张作霖投降后任管带，张景惠为帮带，自此成为东北军的元老级人物，团旅师一路长上去。“九一八”事变时，为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长。
事变第二天，板垣即到沈阳西关的张景惠家里，请他出山，许诺拥他为东北的最高首领。张景惠说我无兵无械无钱，能帮你什么？板垣当即允诺供给步枪3000支、金票30万元，用作招兵买马，并用专车送张景惠及武器回哈尔滨。日军占领哈尔滨，他即带头欢迎。之后在关东军操纵下，又由他促成了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四巨头会议。“满洲国”成立后，任伪参议府议长，仍保留其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之职。马占山重新举义抗战，他又接替马占山任伪军政部总长。
溥仪能把戏演得让天皇的母亲流下眼泪，张景惠的本事是使与他打过交道的日本人，都觉得他老实、忠厚，可以信赖。
看过《我的前半生》的人都知道，中国人，日本人，溥仪好像一个也没交下。张景惠正好相反，许多各种各样的人都为他说话，其中一个重要角色是“外交部”次长大桥忠一。大桥告诉他：郑孝胥的舆论很不好，可能得下来。以阁下之功之德，很有希望继任总理大臣。
老谋深算的“豆腐匠”，什么看得不明白？做梦都在想，却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道：我是个粗人，哪敢想这个呀？不过嘛，要是能有像阁下这样理解我们满洲人的人当总务厅长，我也敢仗着胆试试的。
这总务厅长才是真正的总理大臣，哪个日本人不想干呀？于是，大桥有机会就为张景惠鼓吹，特别是向关东军方面宣传，说张景惠如何忠厚，有度量，能容人，是难得的宰相之才。
5月下旬，南次郎召见张景惠，说明意思，张景惠一脸惊异状：我是个粗人，不识字，当个参议府议长和军政部大臣已经很勉强了，怎么能胜任总理呀？
关东军参谋花谷正，是“满洲国”这个怪胎的助产士之一，他后来回忆说：“我们所考虑的独立政权之首脑条件是：（1）为三千万民众所敬仰，出身世家而有德望的人；（2）满洲人；（3）不会跟张作霖或蒋介石合并的人；（4）肯跟日本人合作的人。而从这些条件来衡量，最理想的人选当然是溥仪。”
作为东北军的元老，又是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长，其实正是张景惠不会跟张学良或蒋介石合作的理由。张作霖被炸死后，他是极力反对张学良子继父业、执掌东北大权的人之一，张学良就把他弄去南京，干了个闲差。而且，如今“建国”已经三年多了，即便没有郑孝胥、熙洽的教训，他也会干得比郑孝胥更令主子满意的。
“日满一德一心”、“全力支持亲邦圣战”是溥仪的口头禅。而张景惠的卖国求荣的妙诀则是“要啥给啥”，即日人要啥，他就给啥。
“国务院”每周一次的“国务会议”，只是形式上的内阁会议。真正的是由总务厅长主持，各部次长参加的“火曜会”（日本将周日至周六分别用“日月火水木金土”来表示，周二即为“火曜日”），然后再由“总理大臣”主持“国务会议”。自张景惠升任“满洲国”第二号汉奸后，“火曜会”提交的议案、决策，几乎都是原封不动地举手通过。
每天上午10点上班，张景惠的工作，就是抄写《金刚经》。有文件需要批阅，溥仪就是个“可”，从未写过“不可”。张景惠文化不行，看不懂，也不看，就盖个章了事，人称“盖章总理”。
从南次郎到植田谦吉、梅津美次郎、山田乙三，历任关东军司令官对张景惠的印象都非常好。而在此十年间，关东军为了便于操纵，对身居要职的汉奸频频调动，有人被调动达六次，唯独张景惠安如磐石，人称“铁杆总理”。
1937年9月，张景惠访问日本，见到近卫文麿首相。谈到七七事变后的侵华战争，近卫表示忧虑，张景惠即道：解决整个中国问题，我看可以先把华北拿下来，树立一个新政权，或者跟我们“满洲国”并为一体。因为华北对于日满是太重要了，中国历史上有过南北分治时代，这是首相阁下所深知的。
近卫面露喜色，问道：以阁下所言，先来一个华北政权，谁做首领比较合适呢？
张景惠略加思索，道：我看先找出吴佩孚过过渡，不然拉出张作相也行，待条件成熟后再由“满洲国”皇帝兼领。
张景惠走后，近卫对其左右说：这个人不错，大事不糊涂。
“九一八”事变之初，本庄繁和土肥原在给裕仁天皇的电报中，是这样评述张景惠的：“在满洲有一定声望，但毫无学问，人既颟顸，又无大志远谋，手下尽阿谀之辈，全无人才之所言。臣等为我帝国一贯政策速达目的计，必使此等人物为图利用可也。”这与花谷正所言选中溥仪的4条，是相辅相成的，即用谁首先得听话、合作，是个奴才。不过，本庄繁和土肥原的这番评述也先入为主，使日本朝野认为这是个粗俗昏庸的家伙。这回受到近卫夸赞，一些要人就想看看这位以老实、忠厚闻名的伪满总理大臣，是如何得“大事不糊涂”。结果发现过去真是误读了，这人不光是个奴才，还是个人才。
且看他的首席秘书官松本益雄写的《回忆张景惠》中的一个自然段：
全国省长会议，每年在总理官邸召开1—2次。当着战争的长期持续，就势必引起消费物资匮乏的事态，市民怨声载道，日甚一日。正当此时（1943年秋——笔者），在省长会议席上，某省长执拗地大鸣不平，与事务部门纠缠喋喋不休，反复论战。此时，迄未发言，一直默默静坐的张景惠，陡然起立，以震撼整个会议大厅的大声呵斥说，“肚子饿了，要系紧裤腰带，盟邦现在是赌着国运进行殊死的酣战中，胜了满洲国当然也会分享余庆的。像这样大鸣不平，是断然不能允许的。”我在张景惠的侧近十数年，从未见过以这样激昂的声调讲过话。正因为这样，那整然危坐令人生畏的关东军的猛士们，也为之哑然，而会议也在这一喝之下，宣告了闭幕。
“仇日之深不如恨走狗之切。”周保中1939年9月15日日记中的这句当然不无前提的话，也是代表全体抗联官兵说的。
伪第5军管区中将司令官王静修，原是黑龙江省国防警备处参谋长，曾随马占山抗战。1932年1月，代表马占山与日军谈判时，如离弦之箭，一去不归。
王静修的秘书岛村，被他称为“顾问”，并让这位顾问搬到自己的办公室，把自己的印章交给岛村。各处处长送来文件，请司令官审阅批示，王静修就说给顾问吧。岛村也不客气，就代阅代批。有什么事请示，王静修问顾问知道了吗？说知道了，他就说按顾问的意见执行吧。有部下说：岛村是个文官，不懂军事，出了问题怎么办？王静修说：他有特殊使命，日本人嘛。
一次酒酣耳热之际，伪治安部大臣邢士廉的顾问元泉馨，拍着邢士廉的肩膀说：大臣，你就好好地喝酒好了，一切事都归我来做。我就是大臣的“太太”，家务事全有我呢，你就高高安坐当主人吧。邢士廉笑道：我有你这样的“贤内助”，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喝酒了。
伪第3军管区中将司令张文铸，原是黑河镇守使署参谋长，人挺正经，生活也检点。当了汉奸，为了使主子放心，竟捧起杆烟枪。
从张景惠到邢士廉、王静修、张文铸，这是相当数量的一批人。他们精心揣摸主子的心理，共同的特征是装憨扮傻。因为他们知道奴才与主子是种什么关系。
张景惠妻妾很多，五妾不甘寂寞，与人通奸。张景惠密令马弁，将其杀掉。死者母亲状告张景惠，要他偿命。日本宪兵队将凶手抓住，真相大白，可这事怎能危及张景惠的政治命运呀？南次郎命令宪兵队压制原告，让张景惠负责殓葬死者，再给原告一笔钱了事。伪检察院得知此事后，要弹劾张景惠，也被关东军压制下去。
熙洽荒淫无耻，竟与儿子同嫖一娼，吉林市民无人不晓。可他若不是大事糊涂了，这又算个什么事呢？
“九一八”事变，枪炮声骤起，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即给荣臻、王以哲打电话，要他们速来商讨对策。据说，这时收到一封南京军委会的电报，告知是日军演习，要东北军固守防地，切勿妄动，免生误会。这样，一颗心踏实到天亮，不对了，日军攻占北大营后进城了。臧式毅立即派人去与日军交涉，同时派人到北平向张学良报告。有人劝他也走，这位黑脸、大眼睛，背地里人称“臧大眼珠子”的省长，瞪起眼睛：我是省长，乃一省之父母官，这种时候怎么能离开？
此时，臧家所在的工部衙门胡同，已被日军监视。当天，日本宪兵队将臧公馆包围，大肆搜查后，将臧式毅带去大西关五纬路一家民宅，软禁达3个多月。
应该说，对臧式毅来说，这是备受煎熬的100来天。
据说，他开头挺硬气。好吃好喝，也吃也喝，就是不说话。无论日本人，还是汉奸，也无论好言劝诱，还是吹胡子瞪眼睛，一概瞎子、聋子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把日本人和那帮人模狗样的东西气得七窍生烟。没人知道他那颗心是否真的无动于衷，但是逐渐地就十五个吊桶打水般七上八下了。
他有足够的时间，去权衡上下左右的利弊得失，思索、设想、选择自己的人生及未来。连张景惠那样的“豆腐匠”，也知道中国历史上有过南北分治时代，他什么不明白？是千古流芳，还是万世唾骂？最后还是背叛了这片生他养他的黑土地，成了人模狗样的汉奸。
日本人对张景惠看走眼了，对臧式毅可是看得挺准。
1885年生于奉天城南农家的臧式毅，是靠着伯父资助得以读书并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和日本陆军振武学校的。从1920年任黑龙江督军公署参谋，到十年后的辽宁省主席，这是个无论在谁手下都会让上司很快感到离不开的人物，靠的不是阿谀奉承，而是精明、才识和干劲。他是奉系新派骨干，力主改革，为第一次直奉战争大败的奉系注入活力。新派首脑张学良，对他更是赞赏有加，说他做事一板一眼，有条不紊，作风踏实，让人放心。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势力南达苏皖。杨宇霆任江苏督办，指名要臧式毅赴南京管理军务、政务。不久，地方军阀卷土重来，奉军三面被围，臧式毅在下关冒死送杨宇霆过江后，力战不支被俘，半年后获释。
张作霖皇姑屯被炸身亡，奉军主力仍在关内，局势紧张而又微妙，谁也搞不清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臧式毅力主内紧外松，秘不发丧，对外声称张作霖只是受点轻伤，与日本人周旋，同时派人去北平让张学良出关，巧妙地化解了当时的紧张局面。
张学良除掉杨宇霆、常荫槐后，深受杨宇霆信任、倚重的臧式毅，不但没受株连，反倒接替杨宇霆担任了东三省兵工厂中将督办，并提拔为东北保安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任伪奉天市长，一个月后让位于赵欣伯。这个赵欣伯本是文人，当了市长后亲自率领伪警察巡街，并不断受命去劝降臧式毅。日本人当然喜欢这样的奴才了，不过更希望的还是像臧式毅这样的奉系精英，也能成为奴才。他们不是为看走眼了张景惠而欣喜吗？
在伪满，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会几句日本话，似乎也能使侵略者有种亲近感，更不用说曾留学日本的臧式毅了。对这种人通常是要区别对待的。臧式毅愈是冷淡，一言不发，也就愈能吊起他们的胃口。而且，无论他们怎样把“满洲事变”说得冠冕堂皇，师出有名，那内心也是虚弱的，也就需要几张老面孔当招牌。“四巨头”会议后，虽然马占山又反了，可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吉林省长熙洽、辽宁省长臧式毅等等，不还都是原来的老人吗？怎么能说这“满洲国”是伪的呢？
日本人给臧式毅出的第一道试题，是用张作相在东北建立个特殊政权，还是迎接溥仪来东北建立满蒙独立国？臧式毅并未明确表态，只说他愿与熙洽合作，一切以吉林的主张为主张，采取一致行动。
刚解除软禁的臧式毅，好像还有点儿忸怩作态，宁愿当个坐车的，不大想在这条路上走得太快、太远。可既然当了奴才，还由得了他吗？
“满洲国”民政部长兼奉天省长臧式毅，奉献给主子的“杰作”之一，是1932年7月伪民政部公布了县的“官制”，在县长下设置“小二管大王”的日本参事官（后改称“副县长”，在边境地区则直接由日本人任县长），并在一些重要部门配备日本指导官——前面写过、后面还将写到的不断被抗联打死的指导官、参事官。
就实际工资而言，“满洲国”各级机构中的“小二”，相当于“大王”的2至3倍。这注定是要引起“大王”们的不满的。怎么办？发“特别机密费”，每年达百万元以上，由总务厅长这位真正的大王统一掌管，每月分发。郑孝胥1万元，张景惠、熙洽、臧式毅各8000，赵欣伯等人7000，依次递减。至于溥仪这个“皇帝”，每年帝室费用即达80万元。
那时的1元钱，能买5斤左右猪肉。
日本人称赞臧式毅为“谱写满洲国史第一页的栋梁人才”，其实郑孝胥、张景惠、熙洽都是这样的“人才”。郑孝胥“不识时务”，一心复辟，还鼓吹“国际共管”，拿下。只是郑孝胥官帽再大，也是个外来户，在东北没有根基，熙洽等人就不同了。熙洽在上边犯“下”作乱，下边那“大王”们的腰杆子好像就硬了些，“小二”们的事就有些难办。臧式毅虽然不像熙洽那样，也是土生土长，在东北经营多少年了，比之“老实、忠厚”的张景惠，这等“精英”也是不得不防的。况且招牌也有用腻的时候，奴才也是自己提拔起来的用着顺手。
1934年12月，由关东军司令部特务部策划，伪民政部主办，将伪奉天省拆解为奉天、安东、锦州3个省，伪吉林省拆解为吉林、滨江、三江、间岛4个省，伪黑龙江省拆解为龙江、黑河两个省，东省特别区取消，顺势拿下臧式毅、熙洽、张景惠、张海鹏（热河省长）等人的省长（行政长官）的官帽。第二年春天，臧式毅的民政部长和熙洽的财政部长又没了，后者前面说过当了宫内府大臣，前者成了参议府议长，都被高高地挂起来了。
官大了，权没了，腰包可是鼓起来了——上述4人在被免去兼任的省长（行政长官）时，每人又揣进了30万元现金。
在主子眼里，这些人模狗样的东西，归根结底不就是为了钱财吗？
臧式毅兼省长时，通过他的秘书长曹承宗卖官。好县份的县长官帽，一顶几百至上千元，差的几百元，最差的也不低于200元。
据说，“九一八”事变前，臧式毅是挺清廉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大败后，张作霖发誓彻底改革奉军。时任东北陆军管理处参谋长的臧式毅，主要职责是改革奉军，撤换那些不称职的将校尉军官。那时要有贪念，能捞多少银子呀？
“要啥给啥”的张景惠，为了证明自己是个“粗人”，常把“妈个巴子”挂在嘴上。据说，臧式毅嘴上是没有这句东三省的“省骂”的。可这个自当了奴才就知道自己不再是人才了的“臧大眼珠子”，那心头会不会也在骂：妈个巴子，兴你们要啥给啥，就不许我能捞就捞呀？反正这妈个巴子的“满洲国”也不是我的！
1931年9月22日，即“九一八”事变后第四天，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召集团长、处长开会，研讨如何应对目前局势。
以3团长田德胜为首的一些人认为，以咱们这点兵力与日军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从长远看，还是降了，以图将来。另一些人认为军人守土有责，况且上峰未说束手不抗，应该边抗边请示。还有人认为东边道偏远，日本人一时半会儿来不了，而且眼下局势还不算明朗，主张看看时局发展再行定夺。
其实，应该说是老狐狸的于芷山，已经八九不离十地拿定主意了。开这个会，他只想摸摸这些人的脉搏，并使自己的想法更趋完善。
首先到来的，是以袁金铠为首的伪奉天维持会和熙洽、张海鹏等人的劝降信。很快，驻凤城日军的信也到了，威胁如不及早投降，日军将进迫东边道镇守使署驻地山城镇。
于芷山答应投降，但请日军暂时不要进驻东边道，由他负责维持东边道地区治安，关东军只要供给军饷、弹药就行了。他一面派人去奉天关东军司令部交涉军饷、弹药，同时派出亲信去北平，请示张学良。
在此期间，这个仪表堂堂、颇像个男子汉的上将镇守使，不遗余力地招兵买马，扩充军队。
1883年生于辽宁省台安县的于芷山，生性粗野好斗，且机敏过人，属于那种高智商的乡间无赖。十七岁投奔辽中地区著名胡子头杜立山，杜立山被胡子出身的清军游击马队管带张作霖打垮，大小匪首数十人被杀。张作霖见于芷山少年英俊，收为随身马弁。于芷山感恩戴德，以死效命，由哨长、排长而警察分局长，再团长、师长、军长，一路高升。生逢乱世，尚未长大成人就操起枪杆子，他深知这种吧一家伙就能打死人的东西的分量，也实实在在尝到了甜头。眼下，到底鹿死谁手，还得走一步、看两步。而无论日本人占住东北，还是张学良打回老家，他的分量都是与枪杆子的分量成正比的。
10月初，山城镇来了个不速之客，原关东军大佐、炸死张作霖的元凶之一的河本大作。于芷山热情款待，河本说要去西安煤矿“视察”，于芷山即派一个连一路小心护送。而河本也未负他的这份殷勤和苦心，后来努力为他投降牵线搭桥。
10月中旬，派去北平的亲信回来了，带回张学良的指示，大意是：日军侵略东北问题待中央来解决，你们暂时可以采取应付手段，即使暂时穿上日本军装，我也不责备你们。
从士兵到将军，十四年间没有伪军穿上日本军服的，再铁杆的汉奸也穿不上。倒是殊死抗战的抗联官兵经常穿着日军服装，特别是后期。那是从变鬼的鬼子身上扒下来的，是为了生存，为了打鬼子。而一些人模狗样的东西，还穿着蓝灰色的东北军服装，就跟鬼子穿上连裆裤了。
“九一八”事变后，最早把枪口对准自己同胞的卖国贼，是洮辽镇守使张海鹏。
黑脸上凹凸不平，人称“张大麻子”的张海鹏，辽宁省黑山县人，原是个胡子头，报号“大祥字”。有卜者给张景惠相面，说他是星宿下凡，南极仙翁降世，福大寿大，谁也奈何不得，他便乐不可支。这个张海鹏则自称张飞转世，到哪儿见到关帝庙，倒头便拜，口称“二哥”。郑孝胥、熙洽念念不忘大清，他则极力拥戴溥仪称帝。同样出身绿林，同为镇守使，军衔中将，职务到师长就顶天了，除了老资格和年纪比于芷山大十五岁外，样样都在于芷山之下，这一切都酿成了他对张氏父子的不满，是其很快投敌卖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变之初，张海鹏曾打算把他的4个骑兵团化整为零，沿洮（南）昂（溪）线布防，抗拒日军北犯。接到荣臻、张学良电报，均示避免冲突，放弃抵抗，那就不抵抗，等你们的高见妙招吧。只是他这种人，对这种当口是极敏感，且能把握“机遇”的。这世道又乱了，而乱世正是大展身手、大捞油水的时候。一向嫌官小了的镇守使，借口民意，自封为蒙边督办，把镇守使署改称蒙边督办公署。
张海鹏与驻洮南满铁公所所长河野正直，素有交情。由他递话，张海鹏就接待起日本人了。先是来了关东军一个小队，张海鹏派参谋长接待迎送，自己也亲带卫队确保安全。9月26日，又来了4个关东军参谋，来招降的。当然不会空手套白狼，有金票26万元，三八大盖万余支，皮棉被服万余套。
奉系的一大特色，是胡子头当了东北王，部下亦多绿林出身，也就难免绿林印迹，其一就是奉军中的私枪私马传统。虽经不断整军、改革，在国防军中早已绝迹了，一些省防军还是难以根绝。比较典型的就是张海鹏的4个骑兵团，这时仍有相当数量的私马。而这一刻，26万元金票，万余支（套）大枪、被服，不也是大大的金票吗？“张大麻子”那满脸麻子都金光灿灿了。
而于芷山屡次派人去关东军司令部，联系、交涉军饷、弹药供给问题，不但没得到，日本人反倒要干掉他。
从军事、经济、地理，到风俗人情，被人类通称为“间谍”的日本人，早已把中国跑得差不多了，更不用说东北了。“中村大尉事件”，不过冰山一角，土肥原那“东方劳伦斯”绝非浪得虚名。这些居心叵测的鬼子，更关注的当然还是人。从溥仪到本章这些人模狗样的汉奸，哪个应该如何利用，能够利用到何种程度，在关东军司令部某部门的档案柜里，白纸黑字早有分析、判断、结论，并不断增加厚度。对张景惠的走眼，不过一时的表象，骨子里是把他看个底掉的。
暂时采取应付手段，穿上日本军服也算手段之一，也不受责备。有了张学良的这番话，于芷山应该有了定心丸。在他看来，无论大帅，还是少帅，谁也不会丢下东北不管。没了东北，奉系、奉军还“奉”什么呀？还有国仇家恨，少帅肯定是要回来的。文的回来，狗皮一扒，咱老于还是少帅的人；武的回来，充作内应，那就是功臣了。
于芷山的第一个动作，是下令部队取消对日军的防御部署，并停止构筑工事。同时，与日本人联系、交往也更频繁、大胆了。
唐聚五在桓仁举义，于芷山派兵镇压，直至翌年2月唐部主力溃败。
于芷山明摆着是走上邪路了，就算是演戏也要弄假成真了。日本人似乎也认可了，终于发来军饷，而且出手挺大方，一下子就是50余万元，算是犒赏“讨匪”有功。
但是，在此期间于芷山仍然不间断地向张学良请示汇报。
这年春天，“国联”调查团来东北，又给于芷山打了针强心剂。在他看来，日本再强大，也大不过国际联合力量，于是就越发往张学良这边靠。
脚踏两只船的于芷山，无疑是在等待、观望，看鹿死谁手，再决定取舍。用东北老话讲，叫“两头赌”：谁赢了我都跟着沾光，起码弄个保本。
张海鹏利欲熏心，有奶就是娘，谁奶子大跟谁走。张景惠对张学良也心怀不满。而于芷山无论后来怎样为日寇效劳，在未完成质的蜕变之前，与张海鹏、张景惠一类还是有差别的。张氏父子待他不薄，他是感恩戴德的。这是相当数量的一批人。前面说了，同样的荣华富贵，他们更乐于效忠张学良，而不是弄顶汉奸的帽子，遭后人唾骂。
在被软禁的3个多月里，臧式毅是能够看到报纸的。无论那是不是日本人精心选择的，以臧式毅的精明，能不明白外面的世界怎么样了吗？江桥抗战失利，张学良不出关，他是不是绝望了？在促使他堕落的种种因素中，或多或少，这是不是个原因？
而在胡子出身的于芷山的心目中，这东北是你们老张家的，你小六子都不要了，俺还跟你扯什么？
于琛澂外号“于大头”，那头也真大。一次喝酒耍酒疯，他把自己的战斗帽摘下来，扣在他的“小二”、伪治安部最高顾问竹内中将头上，差点儿连这小子的下巴都包住了。
比于芷山小四岁的于琛澂，是黑龙江省双城县（当时属吉林省）人。于家有几千垧土地，人称“九天十八德于家”，即9个“天”字号买卖，18个“德”字号买卖。于家还有“三多”，大烟枪多，小老婆多，当票多。到于琛澂这代已逐渐衰败，但仍是双城三大富户之一。
读私塾，上学堂，学习好，能打架，打架不要命，都怕他。毕业后到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手下当排长，作战勇敢，大脑袋道道又多，擢升很快。与郭松龄合谋反奉时，是吉林陆军16师师长，失败后弃官潜逃，花了许多钱才免一死。“九一八”事变后，熙洽首先想到他。一番口舌后，“于大头”出任北满“讨伐”总司令兼北满护路军总司令，招兵买马编了十几个团。只是这一切都今非昔比，连同那与当年都叫中将的军衔，都要加个“伪”字。
于芷山、张海鹏、吉兴、丁超等东北军降将，和他们率领的东北军，以及于琛澂新编的队伍，构成了“满洲国”最初的伪军。
当于芷山脚踏两只船，还在举棋未定时，张海鹏已经披挂上阵，在江桥之战中成为日寇的马前卒了。接着，又以前敌总司令之职进攻热河，并当上伪热河省长。于芷山等人，当然也不甘人后。若说他们都是死心塌地地效忠主子，也不尽然，但在“讨伐”义勇军、抗联中，个个双手沾满血腥，使出浑身解数。
不过，在主子眼里最出色的，还应该是于琛澂。
“于大头”生性剽悍，又有智谋，而且与绿林出身的于芷山等人不同，对新思想接受较快。他与郭松龄搞到一起，除了权欲外，也有这方面的因素。他指挥的部队，通常也比较有战斗力。冯占海的义勇军，主要就是被“于大头”的伪军击败的。
从1937年夏开始的三江“特别大讨伐”，当然是关东军一手策划的，具体到人是参谋长东条英机。关东军赤膊上阵，特将4师团调到三江地区，又把正在东边道“讨伐”的于琛澂调来，任伪第3军管区司令官兼伪三江省省长，并为他配备一架专机。这是他最受主子信任的时期。这个人模狗样的地头蛇，为主子出谋划策，指挥伪军配合日军“治标”、“治本”，特别是大搞“集团部落”，使抗联陷入困境。为表彰他的“治安肃正功勋”，日本天皇授予他“一位菊花大勋章”，“康德皇帝”授予他“一位景云章”，伪三江省省会佳木斯的佳木斯公园，还改称“琛澂公园”，第二年即被提拔为伪治安部大臣。
“于大头”瞧得起的“小二”没几个，偏偏又被“小二”管着。别看表面上在他这位“大王”面前，一个个“哈伊”、“哈伊”得三孙子似的，背后随便捅咕一句，就够他喝一壶的。他觉得憋气，除了跟伪军发发牢骚外，还借“耍酒疯”向日本人发泄。
日本人好酒，而且几乎喝酒即醉，醉了就闹。日军讲“阶级服从”，官阶高的有错的时候，部下不敢反驳。可喝起酒来就没这个了，似醉不醉中损他骂他几句也无所谓，第二天去办公室向他赔礼道歉：昨天我实在喝醉了，有很多失礼之处请阁下原谅。他哈哈一笑，不但不怪罪，反倒夸奖你坦率直爽，可交朋友。“于大头”外表粗野，却内心细巧，机敏过人，又有一副海量，每次喝酒都是主角，大耍酒疯。连关东军现役中将（伪军中的顾问、指导官，不少是预备役）、伪治安部最高顾问竹内这样的“小二”，也不放过，一样耍弄，使大家尽兴，觉得这人对脾气、合得来。伪官们则认为他敢跟日本人来这套，有种，是条汉子，人气大增。至于他自己，那份得意就不用说了。
像于琛澂一样，于芷山、张海鹏在自己那方天地里，原本也是说一不二，张口就相当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如何受得了“小二”的管制？可受不了又能怎样？于琛澂每周六举行家宴，请伪军高官吃喝，有时还借打麻将输钱，笼络人心。这当然是犯忌讳的事。熙洽、于芷山也每月轮流请一次，被日本宪兵调查就拉倒了，于琛澂照请不误。日本人说：于琛澂嘛，他向来是不拘小节的。
1935年秋，于琛澂访日期间，会见能够左右日本朝政的黑龙会头子头山满。谈到“满洲国”的治安、移民、鸦片专卖、“民族协和”，头山满有时点头，有时摇头，甚至提出批评。于琛澂不理会，管自侃侃而谈。
回到住处，给于琛澂当翻译的他的侄孙于也华说：二爷，你今天讲得是不是过火了？
于琛澂笑道：他不满意又怎么着？别看他们说杨靖宇、金日成是“匪贼”、“匪首”，内心里对这些人其实是很敬佩的，认为他们有民族气节。对咱们呢？表面上甜哥哥、蜜姐姐的，那心里不知骂你多少遍猪狗不如了。你再在他面前装孙子，谁还把你当盘菜？俺说的那些事，他们心里明镜儿似的，不过想掂掂你的斤两而已，俺是那么容易掂的？你年轻，不懂，好好学着吧。
也是算天才演员了，比起溥仪、张景惠来，只是“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罢了。
不过，论起当奴才的道行，实践证明谁也比不了溥仪和张景惠。
日寇侵占热河，张海鹏被任命为伪热河警备司令官兼热河省长，身边一群“小二”，他能高兴吗？溥仪由“执政”而“皇帝”，张海鹏去参加“登基”大典，回来一看，自己的亲信都让“小二”调走了。这个“张飞”拍着桌子就骂开了，“小二”们把身子绷得溜直地“哈伊”，那模样大嘴巴子扇脸上也一样“哈伊”。第二天，顾问部就将一切又恢复了原状。
张海鹏不用说了，亲信们那个得意呀，说司令官是张飞转世，谁敢惹？
两个月后，高级顾问关原六大佐去趟“新京”回来了，对张海鹏说：老将军平日常说愿在皇上左右，我们体会老将军的心愿，请老将军去到“新京”，在皇上左右当全国最高侍从武官长吧。
张海鹏已经六十六岁，该退休了，让他去溥仪身边当个“警卫员”也行。可于琛澂才五十五岁，且精力充沛，应该说是年富力强，更不用说那些征战“功绩”少有人能比了，怎么也被授予个“将军”（“满洲国”称元帅为将军），高高地挂起来了呀？张景惠都七十四岁了，那“满洲国”要不垮台，不还当他的“总理大臣”吗？
于琛澂自以为得计，时间久了，鬼子能不明白吗？
当了狗了，还想对主人汪汪两声，以显示奴才的尊严和能耐——于芷山的这一幕发生在1932年7月（又说是10月）。这时他好像还脚踏两只船，实际那天平已经沉甸甸地垂到汉奸这条贼船上了。
关东军给这位伪奉天省警备司令官配了个少将部附，叫掘内一雄（这小子给自己起个中国名字“满良”，即“‘满洲国’的良民”）。“九一八”事变前，东三省各军署中就有日军顾问，与今天却是不可同日而语。于芷山好像有点儿不大适应，这个走狗觉得这是身后跟了条狗，就依然回到原东边道镇守使署的海龙县山城镇老巢。这当然要引起日本人的怀疑。而于芷山自恃有7个旅，没把日本守备队那点人放在眼里，而且不时还往北平瞥几眼，就不大听主子的，甚至跟主子拍桌子——越是走狗越要显示自己不是走狗，这是种什么“走狗心理学”？
一天晚上，驻山城镇日本铁路守备队，突然包围了于芷山所在的德裕粮栈。这粮栈是个城中城，院墙高厚，四角炮楼，一个装备精良的卫队连守卫，可见是日军，谁敢动手呀？日军闯进来，冲黑暗处射击、投弹，到处搜寻于芷山，见人就问“太君的在哪里”。这德裕粮栈是于芷山开的买卖，地形地物自是熟悉，爬梯子翻到隔壁粮栈，钻进个麦垛里，连部下都不知道他哪里去了，日本人如何找得到？
有人说这是“一次没有爆炸的‘皇姑屯事件’”。其实，日本人真若把于芷山干掉了，他手下那帮死党能老实？东边道乱套了，日本人岂不是更麻烦？因而，这更可能是一次驯狗行动，揍一顿，让你明白你是个什么东西就行了。而经过这一劫，于芷山也果真确认了自己的身份，学乖了，老实了。
东边道镇守使署所属3个步兵团，1团团长姜全我带2营驻守凤城县城。“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早晨，官兵毫无知觉，照样出操。日军派个翻译和两名军士，说找姜团长有事。哨兵认识这个翻译，顺利进入军营。姜全我在被窝里被叫醒，翻译说守备队板津队长请团长有事相商。走到日军设伏地点被俘，又被日军带回营房，这位少将团长就下令部队投降。7连田连长不降，姜全我的儿子在7连，说你抵抗俺爹就没命了。日军一枪未放占了凤城，姜全我则一路高升，直至热河省长。
1935年秋，日军在札幌附近举行陆军大演习。天皇以三军最高统帅身份，邀请各国派遣武官团参观，于琛澂是“满洲国”武官陪观团团长。各国武官相见，除德国和意大利外，没人和他握手。演习结束举行宴会，当日本天皇举杯为哪国元首的健康干杯时，全都起立举杯。轮到“满洲皇帝”了，除了日本人、汉奸和德意两国武官外，没人响应。于琛澂后来感叹：“这个汉奸也不易当啊！”
无论这汉奸当得如何不易，也无论奴才对主子有多少意见、牢骚、怨气，溥仪如何“苦大仇深”地活生生地忍着，于琛澂怎样动辄寻机发泄，能够驱动他们，使那对国家、民族的一身冷血沸腾起来的，都只能是个“我”字：我的生命，我的财富，我的荣华富贵。
他们的名字叫“汉奸”，汉奸的名字叫“姜全我”——而这个姜全我，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是只有日寇才能提供给他们的。
“抗日反满不并提”，以为并提就会把他们推到日寇那边去了，不并提就能把他们拉到抗日这边来了，是这么回事、有这么回事吗？
1932年10月，伪兴安总署长官和伪兴安东省省长、伪兴安北省省长等人赴日本参观时，首先参拜天照大神神社。伪兴安北省省长凌升不高兴了，责问总署总务处长白滨晴澄，说我们是来参观风景和名胜古迹的，不是来参拜天照大神的，天照大神是日本人的祖先，我们拜它有啥用？又说这次参观计划没经过我同意，为什么擅自决定？
1934年末，日本海军少将山本五十六出席伦敦裁军预备会议后回国，路过满洲里，凌升和日本驻满洲里领事设宴欢迎。宴会将要开始，凌升发现主人的座位是日本领事，拒不入席。日本领事解释说，请的是日本客人，日本领事应该坐主席。凌升说，我是省长，客人到了我管辖的地面，这主席就是我的。领事无奈，只好坐了次席。
1936年3月，伪蒙政部召开兴安4省省长会议，凌升列数日本人在“满洲国”的不是，提出批评。他说蒙古人没有实权，一切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他说日系官吏不懂蒙古话，不了解蒙古人的实际情况，怎么能做好蒙古人的政治呢？他说兴安地区历来都是一个行政区，为什么要分成4个省？他说日文的文书咱们不懂，怎么实施？对于日本移民内蒙古草原，他说希望能留下呼伦贝尔作为蒙古人自己的天地，并要求关东军不要干涉地方政权，等等。
像扣住了机关枪的扳机，把主持会议的伪蒙政部次长依田四郎扫得瞠目结舌，也把在座的“大王”、“小二”们打得不知所措。
敢于如此放胆公然批评日本人的，凌升为伪满高官第一人。
他死定了。
凌升，1885年生，达斡尔族，“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呼伦贝尔副都统。其父贵福，是位实力派人物，清朝后期执掌呼伦贝尔大权，在草原绿洲海拉尔威震一方。
蒙受清朝皇恩，贵福一门把忠诚献给溥仪。听说溥仪到了旅顺，凌升即跑去“迎銮”，参加策划“建国活动”。父子俩私下称清朝为“前清”，“满洲国”为“后清”，就有点儿不承认“满洲国”的味道。在举行正式典礼或敖包祭典时，均着清朝官服。
像郑孝胥、熙洽一样，他们知道要想复辟，必须借助外力。可他们很快发现，不但大清朝没能复辟，他们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也沦为奴才了。
侵略者对蒙古族采取类似朝鲜族的政策，迅速同化。伪兴安军的口令、命令、公文、报告和各种军队用语，一律强制使用日本语言、文字。即使蒙古官员之间，也要说日语。重点学校和兴安学院、兴安陆军军官学校，完全用日语授课。这就使民族情绪特别强烈的凌升，尤其难以忍受。这人是个直性子、急脾气，平时沾火就着，这回就在伪蒙政部会议上嗒嗒嗒一阵扫射。
这一天是3月几号无从查考。凌升去“新京”开完会，回到海拉尔是27日，下火车即被日本宪兵逮捕，不到一个月即被处死。同时被枪毙的，还有他的胞弟福龄（伪兴安北省警备军上校参谋长）、妹夫春德（伪警务厅长）和他的秘书官华霖泰。另有几个人被判刑十年以上，后来大都死于狱中。
罪名是“通苏”。
1935年后，在“满”蒙国境沿哈拉尔哈河不断发生的冲突中，日军始终未占到便宜。为遮羞，驻海拉尔骑兵联队长笠井扬言有人通苏，在国境附近逮捕所谓嫌疑分子，严刑拷打，逼供出凌升等人通苏。凌升被捕后，对其家大搜查，只在原副都统衙门的仓库里，发现两挺机枪和几十支步枪，是马占山、苏炳文过界时无法带走留下的。据说都有登记，尚未上交警务厅而已。而凌升等人无论怎样拷问，也拒不承认通苏。
“凌升事件”轰动一时，佯装没这么回事也不是那么回事，报纸报道一下，没有具体事实，因为没有证据。也不需要证据，有个罪名就行了。
无论凌升，还是别的什么人，日本人迟早是要寻个人开刀的。
即便是留学日本，比较了解日本，渴望中国能像日本那样强大，并真心认为日本是帮助“满洲国”建设“王道乐土”的人，有的也一肚子怨气，恨这个世界没有后悔药了。面对凌升的机枪般扫射，那位依田次长根本无法招架，火力太猛，因为句句都是实情，而且人人心中都有。正好，这就叫“通苏”。惟其如此，才能杀鸡骇猴，有震慑力。
省长高官，又是“建国元勋”，父亲还是参议府参议，“凌升事件”传递出的信息是再明白不过的了：管你是什么人，谁再敢说句日本人、关东军的不是，就是“通苏”，或者“通匪”，凌升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统统地死了死了的！
照片上的凌升，高大、健壮、强悍，挺标准的男子汉。
被拷问时，凌升说：别人无罪，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都是我一个人担当，不要牵扯别人。
临刑前，4个人态度从容。凌升拒绝戴面罩，他的气势震慑了行刑的刽子手，子弹射偏了。他倒下后，又一身鲜血地爬起来，指着心脏部位道：瞄准了，打这儿。
敌人的敌人并不一定都是朋友。但是，无论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恐怕都不能不承认凌升是个有血性的男人。
差点儿跟凌升成了姻亲的溥仪（半年前，溥仪的四妹与凌升的儿子订了婚），如果能有凌升1%的血性，我中学时代看完的那本《我的前半生》，是不是也算没白看？
徐文海，字伯阳，人称“徐大炮”，河北省任丘县人，自幼练武，成年从军，在吴佩孚的直军当过营长。直奉战争后投靠奉军，在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部下任少校营长，又调任凤城县公安局长兼警察大队长。
“九一八”事变后，老局长邓铁梅在凤城县小汤沟竖起抗日大旗，各界人士群起响应。徐文海也将警察大队的700多人拉出来抗日，在县城东边的石头城、狐仙洞一带，与日伪军打了几仗。可后来日寇把姜全我的伪军调上来后，他就不打了，说俺怎能打俺大哥呀？
作为凤城县两支最大的武装力量的首领，徐文海和姜全我自然是会经常见面的。在自称“武人”、“粗人”的徐文海眼里，满金一个豆的少将团长，堪称文韬武略、智勇双全。姜全我也挺欣赏徐文海，两个人磕头拜把子。“九一八”事变，姜全我被俘投敌，据说徐文海要去救姜全我，不成，顿足捶胸道：不能同生，但愿同死，俺对不起大哥呀。有人说你大哥投敌了，他说放你娘的臭狗屁，俺大哥是忠臣，怎么能投日本子？
这回真的是投降了，而且奉日本人命令写来一封信，要徐文海投降。
徐文海说：降日本子不干，降俺大哥行。
当然是有条件的，当然是日本人拍板，通过“鸭绿江剿匪司令”姜全我的嘴说出来的：徐文海要能把在当地很有名的姜振东的义勇军灭掉，就委任他为“鸭绿江剿匪副司令”，授少将军衔。
日本人之所以开出这样的价码，是因为坚决抗日的姜振东，跟徐文海关系挺好。徐文海设宴，请来姜振东，姜振东毫无防备，被按住五花大绑，部下也被缴械。徐文海当上副总司令，扛起满金一个豆的牌牌，跟着他大哥到处“讨伐”义勇军。他的队伍被编为伪军，帽子上套着白布罩，老百姓称之为“白帽子队”。
1932年秋，徐文海带领“白帽子队”进驻桓仁，被委任为桓仁县伪警察局长兼警察大队长。那满金一个豆的少将牌牌自然也就过时了，但他仍然扛着招摇过市，谁要叫声局长或大队长，他立刻眼睛瞪得牛眼似的，张口就是“妈个巴子”。
徐文海有几房老婆搞不清楚，带在身边的是两个。县城戏园子请来个坤角，得到他那儿睡两宿，才许登台演出。他自制“钱帖”，在市上通用，商家都不敢拒用。他开了多处赌宝局、押会局等。为了发大财、快发财，这个混世魔王还下令让桓仁县种了一年大烟。
谁在他面前提起日本人，他就说日本子算个屌，看老子怎么教训这帮“鳖犊子”。“白帽子队”与日本宪兵队、守备队闹摩擦，他就跑去十字街，朝东边日本宪兵队、守备队驻地方向，架起机关枪。
鬼子对他尽量采取怀柔政策，同时派个叫柳田的鬼子认他干爹，住到司令部，以便监视他的动向。徐文海逢上不高兴的事了，就拿这个干儿子出气，一天不知道能骂多少“妈个巴子”。鬼子又派来个叫和权者的鬼子，正式任命为指导官。徐文海仍是我行我素，还教训这小子：你还想指使老子呀？你小子听明白了，俺降的是俺大哥，不是你日本子！
1933年秋，鬼子终于准备除掉徐文海了。徐文海耳目甚多，暗中命令几个中队赶到八里甸子待命，他则在晚上突然撤离县城，指挥主力奔去普乐堡，部署队伍，构筑工事，准备迎击日军。
徐文海有千把人，装备也好，动起枪炮来，日军伤亡不会少。鬼子就不断派人解释，说徐司令你是误会了，皇军对徐司令的忠勇是非常赞赏的，回到县城，立即官复原职。最后又派来一帮汉奸名流，白纸黑字，签字画押，以身家性命保证徐司令的安全。
徐文海就怀疑自己的情报是不是搞错了，真的误会了日本人呀？他始终觉得日本人怕他，自己有这么多人马，那边还有“但愿同死”的大哥撑腰，日本人不敢把他怎么着。
回县城快一个月了，徐文海觉得确实安全了，鬼子把他请到一家朝鲜料理店。先用他最爱听的话把他灌醉，再把县城能弄到的最好的酒一瓶瓶喝干，把外间的几个马弁收拾了，就把他捆绑起来，扔到早已准备好的一辆装甲车上，直奔西关机场。有资料说是送到奉天处决了，桓仁一些老人则说是飞机上天不久，就把他从飞机上推下去了。
也算汉奸之一种及下场。
前面说过，战场上见是伪军，抗联首先要喊话，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劝其反正。有的伪军就喊：让俺们反正，你们才挣几个钱呀？俺看还是你们反正吧。
“满洲国”有支装备比较精良的上万人的伪军，以“军训”中的“铁石纪律”、“铁石训练”取名“铁石部队”。这是一支罕见的有随军慰安妇的伪军，就是说这支伪军不但打杀中国人，还蹂躏自己的姐妹，一些人还颇得意、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