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将姓名隐去——或姓名，或名字，本章除注明者外，均与此同）同志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又称“《×××同志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信》”），应该是1938年2月9日，即赵尚志“应邀”赴苏过界一个多月后写的，全文7000余字。
开篇第一个自然段，即说明“党的意识统一与行动的一致，是战胜一切复杂困难的先决条件”。然后说明“我北满党在珠河中心县委时代，就表现地方党与队伍发生不可能解决的纠纷悬案”，“这纷扰的波浪扩大到整个吉黑两省党与队伍中，这简直是民族革命战争的罪恶行为，是反党的倾向。为了彻底了解这一罪恶的根源，我们就不能不将这东西的历史发展过程写给你们”。
接下来回顾历史，通过事例，主要说明以下的内容：一、珠河党与赵尚志的分歧、纠纷，“主要还是尚志轻视与反对珠党领导的结果”。二、中心县委和赵尚志曲解“王康信”、“吉特信”、“中代信”，“这一右倾曲解，不但在工作发生很大损失，同时给‘左’倾关门主义以抬头的机会”。三、珠汤联席会议，“‘左’倾分子，乘党的上级关系不密切，及子才的奸细事件的通知书等作辞，开始进行反党行动，否认中代来信”。四、省执委扩大会，“决议又被‘左’倾分子御用了。会议以后继续与吉东党寻隐纠纷”。五、“赵尚志由一九三五年秋就完全露出他一贯半脱拉（托洛）斯基主义系统化的思想”。六、“他仇视山林队”。七、“尚志同志的思想有一贯分裂党一致性的危险性，他自己以为自己什么事都懂得，经常采用直接了得（当）的简单方法去解决革命复杂问题”，“就连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被赵尚志同志看作是一条坏麻（抹）布一样”。八、“现在我认为赵尚志不简单是倾向上的错误，根据许多铁的事实告诉我们：他已经是反共产党的阴谋家了，他已经作出许多小组织的反党行为，他已经用手段，甚而恐怖手段来对党的光明旗帜”。
我提出这个意见书，坚决要求诸同志研究批准，马上毫不（犹豫）开展这一斗争，这是目前巩固党的先决条件，成千上万的英勇布尔塞维克会在这一斗争中一致团结的。
“意见书”立即在北满党内引起轩然大波。
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张兰生，是“意见书”的支持者。
2月20日，《兰生、×××给各军负责同志及军师党委的信》，其中1/3左右的篇幅，重复了“意见书”中的内容。
5月1日，在汤旺河谷南岔密营召开的省委第七次常委会上，张兰生作了近3万字的《关于彻底拥护和执行中央策略路线，坚决反对“珠汤中心县委、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之反党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报告》，认为：
××同志的意见书是使党的策略转变，使党回到中央路线立场开展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反党路线重要的启蒙文件，我们在总的方面是同意这一意见书的内容。
尚志同志的一切倾向确是反党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来源及主要负责者。尚志同志观念中是一贯有其反党倾向及分裂党一致性的危险因素，目前争取党内一致，北满党转变到中央路线来，放弃其反党反组织小组织的行动和倾向时，党必须克服和肃清尚志同志这恶劣倾向和因素。
金策是4个多月后见到“意见书”的。6月28日，这位省执委委员、3军4师政治部主任，在宝清县密营里写了《关于×××同志意见书致北满临时省委、三军党委及六军党委和下江、哈东各特委的信》：
首先指出×××同志与北满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们的斗争态度的不确定。北满临时省委负责同志和××同志在尚志面前抛弃自己固有主张而转向调和，但如果尚志同志不在现场时，××同志就反身过来又说拥护中央路线而反“左”倾等等，临时省委负责同志又接受×××同志的机会主义斗争方式。
为什么尚志同志在此的时候不提出来呢？是因为尚志同志的恐怖手段，因为“怕奸细的名词”而屈服与调和，这种调和与机会主义斗争方式，不但不能克服与纠正不正确的倾向，而且帮助了这种倾向，使党及联军内部造成更大的分裂。
虽然×××同志反倾向斗争观念采取机会式的方式，但我们对××二月意见书里有铁的事实是不抹杀的，这种种的铁的事实，我认为是，在我东北反日民族游击运动发展巩固上，在力争结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上有极大的（妨）害，（有）把北满反日游击运动分裂挫折的可能。所以，我们每一个同志应该而且立刻开展两条战线斗争，无情的以布尔什维克斗争精神、方法和方式去正面斗争。这个斗争开展一定会得到克服，因为（它符合）北满、吉东全党同志的愿望和要求。
1935年秋，在勃利县青山里，赵尚志与金策、郝贵林开会做出的五条决议，是符合“王康信”精神的。赵尚志“没有什么不接受的表示，而根据王康指示信以推动工作”。金策认为，“吉特信”、“中代信”确有缺点。“××意见书里写到：‘一九三五年三军在牡丹江流域破坏了山林队与群众的友好关系’，这是不合于事实”。“我们拉这种条件全部推上赵尚志同志的身上是不合乎当时实际环境”。“我认为尚志同志的倾向并不是他主观因素所发育起来的，而是有党内同志的不斗争而调和作他尾巴中更加发育起来的”。
周保中的观点，许多与金策不谋而合。
9月4日，《周保中给×××、金策及北满临时省委各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不客气的向你们提出批评意见。你们反“左倾”关门主义，肃清党内倾向，这是对的，极值得欢迎的。只可惜，在尚志同志和六军军事重要负责同志离去北满以后，你们才“有组织”的号召反“左”倾关门主义。你们很容易把反倾向斗争和个别人的问题混合起来，或者把倾向性与个别人完全脱离。这样一来，最易陷入虽然口口声声不离原则，实际上是倾向反倾向、人反对人、派别反对派别。
5月20日，《×××同志关于附会“左”倾关门主义的几个严重错误致全党的一封信》中说：
在执扩会以后，因为我个人小资产阶级精神的存（在），我自己在工作上虽然保持自己应进行的工作，但是精神上是苦闷的，因我党斗争的孤立，北省调和，吉东代表调和，自己就异常恐怖……奸细名词到自己头上，感（觉）必须中央来人才能解决路线问题，小资产阶级的渺小、柔弱、动摇、可耻，缺点就在这里，因之我就在许多“左”倾分子的反党信件上，签了许多我的名。
关于省执委扩大会议，许多老人写了回忆录，笔者前面也有叙述，还有以下的版本。
×××在“意见书”中写道：
“左”倾分子的鼓掌声中，首先在会开始就撤销老冯省书记，会场空气异常险恶，不但全会认为尚志同志威胁会议，这是全会同志所公认的，同时我还可以诚实说，在这次全会议吉东代表保中同志，是处在被怀疑地位，经过许多同志力争，才参加了此（次）会议。××是被监视的地位。
1939年10月12日，《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会议中之“争吵”现象为东北党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武装威胁”“争吵”“叫骂”恶现象应有尽有。
同年5月9日，《侯启刚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申诉书》中说：
这次会议本应该成为××同志第一次拥护中央路线的“伟大表现”。因为他先认定了珠汤会议的路线违反中央路线，其次掀起北省其他同志的附和，最后又到江南和吉东省委讨论了一次。这时候本可能使中央路线在北满开放曙光。可是不幸在会议中，被尚志同志挥起拳头一两点钟的一席话，××则竟至不发一言，转冯群同志为群矢之的。保中同志以老练的舌锋，终未煽动起××同志拥护中央路线的勇气。致一致通过了“误疑王康指示为右倾”、“珠汤会议一般并没有什么错误”的决议。这是说明什么？××同志说，这是说明尚志同志好给旁的同志加奸细的头号，因而不敢斗争。我的答复是革命者宁死不屈。我的工作历史短，工作地位低，尚志同志已经给我加两次了，但我并不害怕。××是北省执委×××（×）×××（此7个字为职务，笔者将其隐去），我不信吉东代表尚在，会议席上还杀了活人拉（了）吗？！
金策，1903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城津郡（今金策市），中等个头，较瘦，未到四十岁脑门儿上就开始脱发，那张挺有棱角的脸就显得稍长。他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宁安县东京城区委书记、宾县特支书记、珠河中心县委秘书长、哈东支队军需处长。1935年后任3军2团、4团政治部主任、4师政治部主任，1938年11月任3军政治部主任，1939年4月任北满省委书记，之后又兼3路军政委。朝鲜光复后，为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1951年病逝。
因亡国、为救国流亡中国东北的金策，1927年在延吉县被捕，被押送汉城西大门监狱关押3年。出狱不久又在宁安被捕，关进奉天监狱，判刑7年，“九一八”事变后乱中获释。他有一兄一弟，都参加抗战，弟弟1932年被捕，也被押送汉城西大门监狱，从此下落不明。哥哥先在宁安县委，后调东满特委，在反“民生团”中被害。他在1941年1月11日写的《金策履历书》的“家庭、职业、现在何处”一栏中，写道：“农业、中农、1930年10月，在宁安县东京城离开家庭后，现不知何情，当时我家里有母亲、胞兄一、嫂一、侄儿一、侄女一，在延吉有两个儿子。”
2007年10月2日，韩国总统卢武铉跨越三八线访问朝鲜，曾在平壤参观朝鲜的著名学府“金策工业大学”。而当年讲一口流利汉语的金策，只在农闲时读过夜校，文化主要靠自学。1939年5月9日，他在给张寿篯的信中谈到刚起草的一份文件，“希望见阅后对有缺陷的或意不达明的地方，加以修改与补充”，对自己的文字能力似乎缺乏自信，却丝毫也不妨碍他思想的敏锐、深刻与犀利。
谈到金策，笔者采访到的老人，都说这人老练、稳重、宽厚，有兄长风度，讲原则，敢直言，常有独到见解。平时寡言少语，挺严肃，又不难接近，让人感到亲切、信赖。从赵尚志到普通战士，跟谁谈话，都是静静地听人讲完，有时还会问你讲完了吗。而他的意见，通常都是结论性的。
1938年8月25日，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中，认为“我北满党执行了二年来的反党路线”，“禹民同志对金策同志的意见书，有许多不同意的意见，而且还有反对的意见”，并逐一批驳，认为金策也一样犯了调和的错误，然后写道：
金策同志是我北满党强有力的主力中心干部之一。他几年来离开上级，使三军四师得到扩大与发展，那绝不是偶然一回事，即是金策同志能忠实于党、忠实于王康信——中央路线所得到的成效。金策同志是有老练的布尔塞维克的工作作风，他有一贯的诚恳性。
金策同志是接受任何人正确意见的。禹民虽然初次和金策同志见面，但现在回忆起来，确实给禹民一些正确的领导。金策同志是十分使人敬爱的同志，希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和金策同志见面时，对×××的意见书要多加解释。
你可以反对、批驳他的意见，但你不能不敬重他，并被他所吸引，即便是初次与他见面——这就是金策和金策的魅力。
11月16日，《×××给北满临时省委的报告》中说：
北满党的反党路线，形成了有数（年）之久，毒气恶雾布满了淞（松）江沿岸与黑省腹地，我们党的中央各种重要指示，都被否决与摈弃无余。我们金策同志，还在远地逍遥，不闻不问，党与反党之间的斗争，已经斗争的波浪翻天，连日寇的特务机关都知道了，金策同志还是“隔岸观火”，直等到北省已经决定转变路线时候，斗争的潮水碰到了眼眉，才在“五里雾中”不知头脑的闭目念起“圣经”，还讲“×××同志的机会的斗争方式啦”、“更加阻碍了一致和统一啦”、“有极大害处，把北满反日游击运动分裂挫折的可能啦”。
没有月日，时间应与×××的这篇报告差不多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对金策意见书的答复》，认为“总的方面还是合乎中央路线及省委七次常委会关于转变路线的决议的”，“××同志的意见书提出在尚志远走××（原文如此——笔者）之后，是非常恰当的”。认为金策关于“吉特信”的确有缺点的“议论是模糊和错误的”，而“金策同志在自己意见书中所犯的错误的来源是对中央路线的模糊了解，对于北满党过去反党‘左’倾关门主义路线及反党的小组织罪恶的行动具体事实不熟悉和不清楚”。
×××没参加珠汤联席会议，金策连省执委扩大会也未参加。青山里会议后，赵尚志北上汤原，从此天各一方，竟成永别。金策和师长郝贵林，率4师在依兰、勃利、宝清、密山等地开辟新区，为西征主力筹款。在接到×××的“意见书”时，两年半间，郝贵林和继任师长陆希田都牺牲了，全靠他这位政治部主任在那儿拳打脚踢。
有理由认为，在接到×××的“意见书”，和写着他的那封被省委称做“意见书”的信，以及那封信被交通员带走的那些日子里，金策焦虑和担心的主要就是两个字：分裂。
有老人说，如果金策参加了省执委扩大会，他应该不会沉默，肯定会说出自己的意见。那会怎么样，也不好说，但能弄到这步田地吗？
据高禹民的“意见书”分析，金策好像是8月下旬，动身去汤旺河谷找临时省委的。不知是哪个脚后跟，两年前在虎林负伤，《金策履历书》说“伤情较重”，两个月前膝盖又被叛徒打伤。正是三江“特别大讨伐”时期，我们可以想象，东荒渐凉的秋风中，他怎样拄着棍子在山林里一瘸一拐地跋涉，以及焦虑的心情。
强敌当前，他焦虑、担心的是北满党的分裂。
——“当此非常时期则党内纠纷、分裂，危机将何况（堪）设想！”
俗话说：“人怕见面，树怕扒皮。”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撤销满洲省委，随“吉特信”送到北满的那封密信中，无论说不说“满洲省委内部有奸细”，也无论随后吉东方面出没出叛徒，如果北满、吉东和满洲省委留守的小骆，大家能凑到一起，把话说明了、讲透了，误会消除了，意见分歧也就不难解决了。可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除珠汤联席会议和省执委扩大会外，就是天各一方的担任各种重要职务的人，用自己的笔，再通过交通员的脚，进行争论。这种方式，下达指示、命令，互通情报，没说的。进行笔战，解决思想意见分歧，局限性就大了。耗时费力不说，一句不经意的擦枪走火的过头话，有意无意的一句讽刺、挖苦，都可能加深误会，把扣子结得更死。
这回，金策来到省委，当面锣，对面鼓，大家都敞开胸襟交流、争辩，就有了1939年1月20日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发表“金策同志的意见一束”》：
省委七次常委会议并不因为××同志机会斗争方式，而抛弃重要意义的××同志意见书是正确的。
执扩会议××以及其他同志如果不采取调和主义立场，那么也许执扩会的结果不会如此。执扩会议以后，××同志较之其他同志更有过无不及，而是与“左”倾分子更加调和、沆瀣一气、同污合流。如当时××同志和尚志同志共同署名给谢文东、李华堂信。给李华堂信还是××起草的，给吉东省委和五军党委信是××同志热烈同意的。巩固党的统一一致通告之不发是××同志同意的。三军军部不向西远征，而要在下江捡些便宜，是××同志等说的。熙山同志到九军去为了捡炮及要回四军二团机枪，是××同志同声附和。小于事件是××同志支持的，一切的一切不胜枚举。
××同志认为斗争只有自下而上才能完成。那么××同志到六军司令部后，尚志同志与省常委出山讨论共同“过界”之前，为什么不开展斗争，而又决定了使北满党工作蒙受极大损失的过界？！
我们要教育干部，我们以后党内斗争要采用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斗争方式，我们希望××同志及全党肃清机会斗争的残余精神。××同志应该毫不掩饰承认这一机会斗争方式的错误，自己处处注意转变。不仅是××同志，北满党许多主要干部同样亦有这样错误，亦应当注意改正的。
——省委郑重的仔细研究了金策同志各种意见，完全同意金策同志各种意见！
赵尚志同志已到你们处，我们现已撤销其军长责任，党内的处罚你们决定，我们认为他不必回来，回来对工作有损失，设如你们认为可以回来，那么你们得给我们办法的指示。
这是1938年5月10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的一个自然段。
前面引用过的临时省委发表的“金策同志的意见一束”，开篇即罗列出金策到省委后，“耐心的研究了”省委提供的许多文件的篇目，其中并无上述报告。
不能由此结论有人不想让金策看到这篇至关紧要的报告，如果金策看到了却不置一词，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也就自然使人疑窦丛生。金策想保护赵尚志及其他同志的意图，也应该是显然的。而与共和国的年龄差不多的一代人，以及如今已经不多的他们的父辈，显然也能明白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况且像冯仲云一样，他也不可能同意赵尚志那样公然地反对“中央路线”。
省执委扩大会期间，冯仲云哭了。
记得是个傍晚，李敏看见冯仲云坐在院子前面河边的一棵倒木上，那副缺条腿的眼镜拿在手里。冯仲云来帽儿山6军被服厂开会，李敏第一眼就看到了那副眼镜，一边用根麻绳绑在耳朵上，一会儿就得往上推一推，看文件时还得用只手擎着。李敏很感激他同意自己上队，就选了根眼镜腿样的水曲柳树条子，想找个机会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李敏喊着“冯省委”，蹦蹦跳跳跑到近前，想给冯仲云个惊喜，却发现那张脸上好多泪水。
李敏觉得在帽儿山的这些人中，要讲哭鼻子、抹眼泪，那应该是只有她才有的权利，起码第一个应该是她。可自上队后，无论怎样想爸爸、哥哥，她都忍住了，再未掉一滴眼泪。她实在搞不懂，像冯省委这样大的干部，怎么也会哭呀？不过，这两天里外忙活，也断断续续听到一些。“冯瞎子”，你到底是什么意见？“冯瞎子”，你到底是拥护，还是反对？她不明白这些大人、大干部争论的那些东西，直觉告诉她，有人好像是在欺负冯仲云。这是欺负老实人，心头就有些不忿。
冯仲云赶紧抹着脸上的泪水，掩饰道：刚才是迷了眼睛。
李敏直通通地道：冯省委，谁欺负你了，俺去告诉裴大姐，让她帮你。
在十三岁的女兵心目中，被服厂厂长裴成春裴大姐，是无所不能的。
冯仲云拍拍她的肩膀：小丫头，别瞎说，没人欺负俺，是只小虫子飞进俺眼睛里了。
李在德对冯仲云最熟悉了。1932年秋，冯仲云到汤原巡视，就住在李在德家，管李在德的奶奶叫“阿妈妮”。50年代初，他们又都调到北京工作。
一天，突然闯进来一帮胡子，要钱没有，就到处翻值钱的东西。见到冯仲云，说他是“日本探子”，要拉出去崩了。李在德的母亲上前去拦被打倒了，李在德的奶奶扑上去，说他是俺的哑巴儿子，从朝鲜来看俺的。李在德和母亲也扑上去，死死抓住冯仲云不放。邻居都跑来了，作证，说冯仲云是这老太太的哑巴儿子。
李在德老人说，冯叔叔那眼镜1000多度，打游击钻林子挂掉了，满地去摸，摸不着就喊快来帮俺找眼镜呀。他是南方人，俺家来个生人，他就装哑巴，还得赶紧把眼镜藏起来，哑巴哪有戴眼镜的呀？
老人管冯仲云叫“冯叔叔”，说在东北抗联，论文化、学历，冯叔叔应该是最高的了。
冯仲云，1908年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写于1941年1月11日的《冯仲云履历书》中，这样写道：“我在中国国立北平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专攻数学物理。”“我的家族共有：父、母、哥、嫂、弟、妹、妻、子、女各一。父亲冯德选，母均已六十余岁，现与弟冯以衡一起在江苏武进原籍。抗战军兴，消息暌隔，未知尚在人世否。父亲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二十年前曾是富商，早已破产。”“我妻薛雯在1931—1934年曾在满省秘书处做工作。1934年12月被中共中央调赴上海中央工作。1935年曾在上海被捕后出狱。七七抗战以前到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去了。现在不知在何处。”
1927年入党，曾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1930年11月被派到哈尔滨，在东北商船学校教授数学、物理，做秘密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任全满反日总会党团书记。之后为满洲省委巡视员、秘书长，哈东支队政治部主任，3军政治部主任，珠河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宣传部长、秘书长。1939年2月为北满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6军政治部主任，1940年5月任3路军政委。
1000多度的近视，1.70米出头的个头，一副挺大的骨架，战争年代瘦，没多少肉，长脸，新中国成立后逐渐胖了，就变成圆脸了。笔者采访到的老人，都说没见他有发脾气的时候。即便是破衣烂衫，那人那模样跟野人差不多，饿得走路都打晃的时日，他也是那么文雅、温和。那种学者气质是渗入了骨髓的。而他在那战斗间隙经常憧憬着的，就是抗战胜利了，能够重新回到校园去，重温那些久违了的数学公式，“最好能成为一名红色博士”。
1940年10月31日，《冯仲云给海路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尚志、保中以及祖国同志曾向北满党提出要我担任三路军总政委，当时我未曾同意的。但当我回北满党后，总指挥寿篯同志、省委金策同志都同意这一意见，因此我现在是担任了抗联三路军政委。但我个人才疏学浅，缺乏革命的锻炼，且我个人个性温和软弱，经常犯调和主义的错误。
1932年夏，正是贯彻“北方会议”精神，罗登贤受批判、省委书记被撤职之际，一些人划清界限犹恐不及，冯仲云为襁褓中的女儿取名“忆罗”——怀念罗登贤。
冯仲云是个“老好人”，这在当时好像已成共识，就没说出是个“泥瓦匠”罢了。在那样一种斗争环境中，学者的温文尔雅被视为软弱，是太普通平常的事了，连他自己都这么觉得。其实，他从来都是讲原则、有主见的，而且坚忍执著，光明磊落。只是在革命队伍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他从来都是与人为善的同志式的，永远也不会那样粗犷、咄咄逼人，无形中好像就把自己置于了弱者的地位。
冯仲云对赵尚志也有意见，并提出批评，但他始终钦佩赵尚志，认为他是抗战英雄。1946年珠河县改名“尚志县”，据说就是时任松江省省长的冯仲云的极力主张。须知，当时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赵尚志早已十恶不赦，谈及抗联，对“赵尚志”三个字唯恐避之不及了——后面将会具体写到。
在省执委扩大会上，冯仲云赞同赵尚志的意见，认为“抗日反满不并提”、劝群众归大屯、等待大事变是错误的。但是，现在已经不同于珠汤联席会议时的情况了，起码在组织路线上不用猜谜了。作为一名党员，他不能违背党的组织原则。于是，在赵尚志咄咄逼人的目光中，他就成了脚踏两只船的尴尬角色。
他也说过违心话，和过稀泥，不和怎么办？斗？大敌当前，自己人斗来斗去，得利的只能是谁？像金策一样，他担心党内分裂。
同年3月5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的指示信》中说：
当然启刚同志在观念、方法、立场、工作方式上有严重的错误倾向，然而我们认为他的头脑中，不是没有“好的因素”。他还是可以转变的。我们要求他自觉的转变，我们要帮助他的转变。启刚同志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勿管他某些时期曾有缺陷和动摇，然而总的方面说还是有光荣的战斗历史的成绩的。长期是我们的同伴！现在还是我们同伴！因此，我们要爱护他，帮助他。还须要如王康信中所说的，要爱护我们的干部！
而在此前的元宵节，冯仲云在给侯启刚的信中说：
我们无论观点、方法、立场、倾向、情绪、生活等等，希望你能研究，提出意见、批评，站在爱护和帮助我个人，站在同志间的热爱的立场，是非常必要的，我完全欢迎你给我来信。我非常惦记着你的病，近来病情如何？希望善为保养。
如果多一些像冯仲云这样的同志，侯启刚后来会自杀吗？而在给困境中的侯启刚送去暖暖的爱意的同时，他的坚忍的原则性和刚烈情格，也在无形中跃然纸上。
侯启刚头脑中有“好的因素”，而笔者采访到的老人中，则没有不说冯仲云是好人的。他坚决抗战，忠于党，并且忠于妻子。像他这种职务的人，有的再婚了，有的留下这样那样的“浪漫”。战争和大烟泡，把皮肤、性情磨砺得粗糙、冷硬，而他对同志和亲人，依然一如既往的宽和、纯净。有人也劝他，妻子久无音信，八成是不在了，重建个家庭吧。他说“宁可一辈子打光棍儿，也绝不再娶别的女子”。
密营暴露，人员撤离，冯仲云念念不忘那些老弱病残，想方设法安顿到比较安全的地方。一些老人则讲“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这个不知父母“尚在人世否”，也不知妻子儿女在何处的人，怎样寻找那些流落民间的抗联后代。“文化大革命”中被活活打死前几天，他还在为一位当年满洲省委的同志写证实材料。
无论从哪方面说，冯仲云都是个好党员。而后面将陆续写到的那些被降职的、撤职的、开除党籍的人，无论自珠汤联席会议始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一时间无论认识到、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他们都是坚决抗战的，都是打鬼子的好人。
1937年8月28日，《赵尚志、×××给祥兄的信》中说：
北满党与吉东党过去的，直到现在的政治意见的争论，如反日抗“满”并提与不并提的问题，及归屯的策略，“满”兵的策略，及各种比较复杂问题等，曾有激烈争论。但最近在北满党省委执委扩大会上，吉东代表周保中同志，是同意了北满党的一贯意见，但吉东党是否还有意见，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不过直到今天我们还疑心吉东党内部有奸细的存在，如刘曙华同志等，在××同志关于吉东党内可疑事件时（有文件——关于吉东党内部可疑的三个事件），北满党就很多意见，及参看救国时报，内载的史平论奸细问题，我们更认为我们这种怀疑，不是神经过敏，乃是革命者应有的警惕精神。根据目前北满党与吉东党关系，一天比一天接近，你们应当详细的考察以后，给我们答复，以免我们彼此工作中不断发生隔阂，而且是不得不隔阂，我们最近除了加紧党的警惕外，已经开始封锁对于吉东党之间的重要消息，特别是北满重要计划，注意，请详细检查一切送去的材料。
北满与吉东间的分歧、争论，始终免不了误会。
前面说过，由于各地环境、条件及领导人性格的不同，也就形成了各军不同的特点和战斗作风，有时对同一件事情的理解和处理方式，也有差异。比如对金沟木业的捐税征收，吉东有的部队不论日伪，还是民族企业，基本是同样对待。赵尚志认为收了日伪的捐税，就允许它采金伐木，这是让日寇得了最大的利益。南满也曾认为“这是作了‘满洲国’走狗军队的任务，帮助敌人资本的发展”。
被有的作品称做的“吉东方式”，以及可以同样类推的“北满方式”、“南满方式”等等，就跟持家过日子差不多，各有优长。在抗日救国毫无二致这个大前提下，应该互相取长补短。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邀请周保中参加，就是一次尝试。可在撤销满洲省委引发的组织混乱和误会的大背景下，问题已经很难解决了，甚至不可能解决了。
冥冥中好像有只无形的手，唯恐北满和吉东间的乱子不大。原来的分歧还是悬案，又出来个后面将会详细叙述的刘曙华的“奸细问题”，北满开始封锁与吉东间的重要消息，新的误会、危机又来了。
1938年5月14日，×××给周保中、宋一夫等连发两信。《×××关于北满党的路线斗争等事给周保中、宋一夫及二五军全体同志的信》中说，“你们也应当坚决负起不断在信件上，言论上，来努力推动和帮助北省进行这一转变，特别是在实际行动上援助北省走向转变”。《×××关于纠正北满省委“左”倾关门主义问题给周保中、宋一夫同志的信》中，再次谈到撤销赵尚志、李熙山、黄成植几个人的工作问题，其中撤销李熙山9军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请你们站在兄弟党统一的精神，及联军系统上，必须负责帮助解决”。
6月27日，《周保中关于干部等问题给金策同志信》中说：
在我党以中、高革命先进分子鲜血创造，为中国民族被压迫民族解放而斗争抗日联军——第三军，在北满松花江岸起骨干作用，这不用赘说。可是由于个别同志带倾向性，而影响到三军更大发展，特别是在军队基础巩固方面突露许多缺陷，到目前极紧的斗争阶段，内部许多困难问题，表现出更加繁难。首先是三军军事负责主要干部尚志的远走，使全军缺乏集中的有系统的领导。而我听说××同志最近在尚志“远征”之后，在北满党组织发出什么反“左”倾通知，并曾由侯启刚同志转达宋一夫吉东省委援助，一致起来展开党内反倾向斗争。××同志这种表现，在我个人认定是极危险而冒昧无知可耻的行动。去年此时北满扩大会议，××初则一言不发，完全改变在江南时的堂皇正大，象真是布尔塞维克的态度，对于有倾向问题及有倾向同志的批评半吐半吞的尾巴主义，会议以后，完全调和做了尾巴。因此去年此时北满会议原则性的一线曙光，又完全黑暗，而被某个别同志一手全改，影响到江南江北的全般工作，×××同志首先有责任。
现在是革命——东北游击运动处在极端严重的时候。而我党所领导的骨干军——三军正需要全力来图谋巩固，即使我们遭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也得要保持最基本的最中心的力量，绝不能使全部革命力量成问题。尚志同志“远征”，××同志不能便认为这是反“左”倾的机会。这是（样）的观点和这样的简单做法，能够会帮助了我们的死敌——日贼法西斯蒂。
应该怎样做才对呢？首先应该尽一切可能保持北满组织的整个性，把一切同志团结在党组织正确的原则立场上，个人行动问题和个别倾向问题，应该依照紧急斗争形势，按党的原则性来解决，首先要顾（全）无论任何问题解决必须使党更加有力，要把党对联军领导特别是对三军的巩固提到第一位，同时应该提出目前游击斗争的各种具体必样（要）办法。××同志江南江北走，并未着眼到这一点，象政客式的“摇旗呐喊”、“清谈”，这可算吾党之不幸！
9月4日，《周保中给×××、金策及北满临时省委各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尚志同志之去找中央关系，是否经过北满党组织同意，我们不得而知，但久去不归，显系在紧急关头，事情弄到坏的地步以后，逃避实际困难，我们提议纠正倾向，撤销工作是另外一回事。你们应该依照尚志同志去中央的线索关系，要求帮助他改正错误，特别要求他回到战线上来继续斗争。戴鸿宾以下各同志同样提出这个要求。
赵尚志过界去苏联二十多天后，周保中也过界了，在苏联境内比肯的一个接待站待了一个月零四天。2月24日，即动身回国的前四天，《周保中给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信》中说：
北满党组织不良倾向所含有危险性，若不适时适当的解决，有可能堕入到反革命日贼奸细托陈匪类中去，这是由于北满党的历史的组织生活、政治思想和工作表现所看到的。改造北满党必须把盘踞在三军中的倾向分子调开，赵尚志同志必须调其他工作。三军及北满党需要从中共中央代表团迅速负责派十名以上各级党各工作的负重要责任的同志。
参加了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周保中觉得要解决北满党的“倾向问题”，不把赵尚志调走是不可能的。而时隔半年多后，北满党弄成这个样子，东北抗战又处于极端艰难困苦时期，只有赵尚志回来，才能结束这场内乱。无论如何，反“讨伐”才是当务之急——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周保中的态度变化？
殊不知近半年前，北满临时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已经认为赵尚志不必回来了。
11月16日，《×××给北满临时省委的报告》中说：
东北目前的客观环境的反映，完全证明了党中央给全党同志信的正确性，以及一切中央发出的文件，靡有一件不是很周密精细的指示给我们。过去因为我们负责同志及下级党部，即（既）然知识浅薄，许多问题容（易）弄错，又加上自满自足，轻视我们周围发生的新象征，结果使我们的过去成为犯罪的过去。
第二天，《×××关于北满省委工作中的错误及思想问题给北满省委的信》中说：
对于吉东党的斗争简直不能停止，继续开展，因为现在吉北两个组织的一致是假的，不是真一致，更不是“意识与行动的一致”，应当取得斗争中的真一致。
在此期间，还提出吉东党与北满党的合并问题。抗联的统一指挥，首先就要求党的统一领导。这当然是令人欣喜的，只是还有这种可能性吗？
1939年2月20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致×××的信》中说：
亲爱的××同志，当此巨艰局面，我要坚决反对人与人对立的现象。北满执委诸同志牺牲、逃亡、叛离仅存几稀，革命责任是落在我们肩上，我们能不精诚团结么？！
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堪称万岁的，还有1937年（无月日）《中共吉东省委给北满临时省委常委并转尚志、××、冯各同志的信》中的这样一段话：
在北满临时省委扩大会后来的长篇信中，吉东同志有一贯到底的认识：就是北满党各负责同志中心干部，没有一个不是从主观上去拥护党、拥护中央路线。
1937年6月9日，《××关于吉东党内部值得注意的三个重要事件》中，一是“朱明的事件”，二是“工会事件”，三是“刘曙华的问题”：
刘曙华的问题：言论与以上这两个东西大致相同，老是歌功颂德的说“不缴‘满’兵，是中央正确路线”。又说：“五军不缴‘满’兵，大事变到来时，‘满’兵都哗变，都能到五军来”。说：“缴‘满’兵一部，别部分就不可能联络了，那是破坏统一战线”。他前一年曾经被日贼捕去，已经在日帝面投了降，允许当走狗，后潜逃回队伍。党政工作无实际成绩。去年来依东，不经过组织关系，不得到三军同意，改哈东办事总处，为牡丹江办事总处。拟老谢为总处长，反对三军，已经嘱吉东党考察之。
8月1日，《赵尚志×××给谢文东的信》中说：
我们要告诉给你刘曙华是曾经给日本做过侦探的呀！
共产党给8军派来的党代表，竟然“曾经给日本做过侦探”！谢文东这一惊吃得能小吗？而且仅仅是吃了这一惊吗？
刘曙华，原名李明华，化名老曹，1912年生于山东省济南市，30年代初入党，1934年到苏联海参崴列宁主义学校学习，1935年任密山县委书记，1936年为穆棱县委代理书记，同年7月到5军2师任政治部主任，9月调任8军政治部主任。他是在密山县委书记任上被捕的，关押5个月，被组织营救出狱。
7月19日，应该是见到了《××关于吉东党内部值得注意的三个重要事件》吧，《关书范代周保中给北满省委及赵尚志诸位同志信》中说：
八军刘主任曙华同志暂时停止吉东省委执委工作，关于党纪律处分问题，现在还没有决定，周同志此次东去，单独与刘曙华同志作一谈话，并搜索多方之材料，然后再决定。
显然，吉东的处置方式比较稳妥的。那么，××、赵尚志和×××为什么要突然间来这么一下子呢？是以为谢文东这时已经知情了？或者把共产党员谢文东当作自己人了？起码后者是否定的。就算板上钉钉认定刘曙华投降当了走狗、侦探，也应该先稳住他，再采取相应措施，而不能这样一竿子戳过去。因为他毕竟是5军派去8军这样一支统战部队的党代表，内外有别，相当敏感，影响非同小可，还可能打草惊蛇。再联想到×××所说的刘曙华到依东后的表现，以及8月15日《抗联总司令部、三军司令部给吉东省委并转五军军部信》，说“吉东党及五军军部应注意下级干部及个别同志有意无意中破坏三军声誉或不合事实的以及不负责的批评之立场的危险倾向，尤其对革命破坏和损失（不论在党内和群众方面），如刘曙华、关书范等须予以应有的制裁”，难免让人想到其中可能掺杂了北满和吉东党之间的误会、分歧。这时的谢文东，对此可能不大明了，可他多少能没感觉吗？而感觉有时反倒不如了然于心，可能把事情弄得更糟，特别是对于谢文东这种疑心病挺重的人。
无论有意，或者无意，××、赵尚志和×××的这连续的两竿子，后果都是灾难性的。8军的统战工作本来就挺艰难、复杂，这下子就更艰难、复杂了，刘曙华的处境也一下子凶险起来——留待后叙。
赵尚志“应邀”过界前，“三江大讨伐”已经开始了。“治标”、“治本”，双管齐下，规模之大和残酷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抗联从此步入严冬，开始了“天大房子地大炕，野菜树皮当食粮”的岁月。
有老人说，北满4个军，3个军长过界被扣，3军几个月就损失一半左右的兵力，多少人流血牺牲，冻死饿死，许多队伍溃散了、投降了。国歌中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时是东北抗联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应该“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反“讨伐”。笔杆子什么时候都不能丢，它能宣传群众，鼓舞士气，打击敌人。可这毕竟是你死我活的战争，笔杆子不能替代枪杆子向冲上来的敌人射击，更不用说那笔头子对着的还是自己人了。“反倾向”真的就那么重要吗？赵尚志他们“倾向”到敌人那边去了，跟日本鬼子穿了连裆裤吗？
枪炮声中，历史没有留下谢文东、李华堂参与这场笔战的资料。连共产党员谢文东也没有这种资格，只能置身事外。“左”呀“右”的，“倾向”呀“路线”呀，让他们参加这场笔战，无异于赶鸭子上架。可他们明了有利于抗战的就是有益的，不利于抗战的就是有害的。当然也明了抗联的处境，也逐渐明了北满和吉东党发生了什么，正在进行着的硝烟弥漫的笔墨大战。
李华堂十分敬重赵尚志，钦佩他打鬼子的精明、干劲和战绩。周保中到下江后，很尊重李华堂，李华堂对周保中也颇有好感，许多问题求助周保中。但与谢文东的8军不同，9军始终与3军保持友好关系，未脱离联总。“奸老奤”始终记得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是赵尚志和3军帮助了他。他与3军派来的军政治部主任李熙山，相处得很好，郭铁坚等人也受到他的信任。他对北满临时省委撤销李熙山的9军政治部主任不满，对继任的魏长奎避而不见。他对北满省委不与他商量，即决定9军主力西征不满。而这些不满，或多或少都与对北满党内大批赵尚志的不满有关。
1938年12月2日，高禹民给省委的报告及工作提议中说：
要多向华堂同志作解释和说明北满省委现在和过去的不同。
9月4日，《周保中给张寿篯、金策及北满临时省委各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八军问题的确被倾向路线闹得领导不易、复杂、辣手。
无论谢文东对赵尚志有多少不满，也无论应不应该把“奸老奤”换成“奸老谢”，像李华堂一样，在抗战打鬼子上，他都不能不佩服赵尚志。眼下，这些人对赵尚志这样的“共产派”尚且如此，将来又会怎样对待他这样的“民族派”呢？
“咱们的队伍还要咱们自己去说了算。”没人说谢文东的这句话是双关语，更没人说谢文东、李华堂的叛变，8军、9军的溃散，是“反倾向斗争”所致。但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好像并不涉及到他们的“反倾向斗争”，使他们与共产党疏远了，而不是亲近了，丝毫无助于坚定他们的抗战信念，只能使其更加动摇，当是无疑的吧？
整个的说来，希望东北党同志应站在党中央一致的路线下集中力量，努力冲破目前日寇向东北游击运动的各种进攻，不要离开原则立场的争论，若把党和群众隔离，党内人与人对立，党所领导的抗日军队对立，谁这样做谁就是革命的罪人。
这是1938年6月26日，《周保中关于东北游击运动的方针、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及对三军、独立师部队目前工作活动等给侯启刚同志信》中的文字，而且还是“中共中央代表团认为”的，可结果又能怎样？
在这场全面否定珠汤联席会议以后的路线、策略，批判、清算“左倾”、“左倾关门主义”、“反党”、“反中央”路线及其分子的斗争中，北满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师以上）中，12人被开除党籍并撤职，10人被撤职，3人被严重警告。而无论这些人的错误，乃至“罪行”多么严重，没有任何人说他们是不抗战、不打鬼子的。
从1938年初至1940年初，这场“反倾向”的“路线”斗争，历时两年才告结束，而其影响为时更远。
在那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甚至不得不用战友的遗体维持呼吸运动，以求生存、战斗的岁月，这些与日寇不共戴天的肩负重任的共产党人，就在那些紧张的战斗间隙奋笔疾书。许多文件长达几千字，有的近3万字。凡是看过《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记》的人，都清楚在同时期的文件中，这类文字所占的是种什么样的篇幅——那仅仅是耗掉了包括交通员在内的多少人的精力和时间吗？
笔者实在搞不明白（我想读者也是一样），可以不记旧仇夙怨，跟曾经反共的抗日武装搞统一战线，甚至“抗日反满不并提”，期望把汉奸都统战过来，而对赵尚志这样坚决打鬼子，而且特别能战斗的共产党人，为什么却容不得呢？
历史的事实是，一些似乎只能几笔带过，甚至好像根本就不曾存在的东西，恰恰是危害最大、最需要记取的教训。
日本关东宪兵司令部编印的那本《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称这场笔战为“吉东、北满两省委间之倾轧斗争”，“中共东北党（军）最近无论主观方面以及客观方面均处于最困难之恶劣条件下”。
在那儿偷着乐的，只能是谁？
傻老赵？精老赵？
在“金策同志的意见一束”中，金策引用“下级同志如马德山、徐光海、六军五师高主任以及三军各干部所说的，尚志同志走了、××同志提出意见书了，尚志同志不走的话，不能提出来吧？”
现在，让我们端详、解读一下早已远去了，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却被各种强光灯追撵着聚焦的赵尚志。
难得把谁放在眼里，也不会顺情说好话的侯启刚说：“尚志同志最聪明，记忆力最好。”
聪明（有人还说“绝顶聪明”）、自信、刚毅、果断，什么事情到他那儿都简单、痛快，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没二话。有时果断就成了武断，自信就成了固执、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又因为他常常是对的，一些人敬中就有些盲从，习惯于跟他走。另一种敬或不敬中，更多的是畏，也跟着他。他没有架子，那些好端着架子的人，在他面前就没了架子。他好像有种天生的魅力、威严，使人折服，或者慑服。他永远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走到哪里都是被关注的焦点、核心，连在异国蹲洋“笆篱子”，笔锋也得围绕着他转。
把他送上风口浪尖的，是他的性格。有话就说，张口就来，直通通的不拐弯儿，有时脾气、态度也不好。像在省执委扩大会议期间，他认为冯仲云等人动摇、调和，说这些人“没有信念”，他对会议“没有信心”，“不断暴发皮气，弄个性”。会议专门通过《对赵尚志同志批评的决议》，指出他“小资产阶级情绪的观念，英雄主义的色彩”，“个人的骄纵”。而他也“完全承认自己在过去所有一切错误与缺点，并郑重接受大会同志们的批评，要彻底克服纠正自己的错误及缺点”，只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3军的统战对象，主要是山林队，即胡子。赵尚志可谓与山林队打交道最多的军长之一，不可否认他和3军在这方面的成绩。胡子的劣根性，纪律败坏，打赢不打输，经常帮倒忙，特别是唯利是图，反复无常，也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也应是后来祁致中被错杀的原因之一。而在下江的经济纠纷中，8军的一些人在山林队中散布“3军好缴械”，当然别有用心，甚至不无祸心。“打”字当头的赵尚志，性格急躁，缺乏耐心，对于那种屡教不改，甚至敢攻击游击队、侵扰游击区的山林队，也从未客气过。
问题还在于他的错误，几乎都是明摆着的，而且也不想掩饰什么。像“目前总的口号是一切都为了反日战争的胜利。只要站在这一观点下，即便有某一个分子倒了血霉，那是在今日东北的形势下免不了的，这并不是破坏统一战线”，这话就写在珠汤联席会议的决议中。
珠汤联席会议，对旧满洲省委、吉东特委和中央驻东北代表一概予以否认，由自己去找上级关系，是可以理解的。可召开省执委扩大会时，那组织路线已经明朗了，批评那几处硬伤的态度、方式，是不是可以委婉、和缓些？你赵尚志也不是没吃过“黄豆”，不知其“腥”呀？
可那还是赵尚志吗？
××同志意见书，当然是不无瑕疵，在某些地方有与事是（实）不符的和比较有过火的，如认为尚志同志是反党的阴谋家。
这是1938年（无月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对金策意见书的答复》中的文字。
无论此前对赵尚志有多少什么样的意见，他毕竟是位威名赫赫的抗战英雄，“在东北民族革命战争有他的光荣不朽的成绩”，突然戴上一顶“反党的阴谋家”的帽子，是显得突兀，让人一时难以接受。但是，随着大量的“错误”、“罪行”被不断地揭发出来，即便老练如金策，又能说出什么呢？分散游击，天各一方，谁知道赵尚志都干了些什么反党的阴谋勾当呀？
下江特委为3军一支部队做的衣服，被另一支先到的部队穿走了。有人火了，把特委两个干部吊起来打，赵尚志亲自指挥，让人拿小刀一块块往下割肉。笔者采访时听到此事，当年文件也曾提及。有老人告诉笔者，山林队改编的队伍，有的什么事都能干出来，但这件事与赵尚志无关，他不在场，不知道。
前面说了，本书引用的文件，由于当时环境、条件的局限，并不都是十分准确的，有的甚至可能以讹传讹。同样，本书大量的“老人说”，由于年代久远，记忆也可能有误。而且由于所处角度不同，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叙述，也会有出入。但是，这位老人所说的赵尚志不在场、不知道，由于某种不便说出来的原因，笔者却敢断言是绝对准确、可靠的。
前面引用过的《×××给高禹民、夏振华等的信》中说：“三六军下层中要普遍开展反恐怖动摇的斗争，特别要揭穿赵尚志、戴鸣书等逃跑的罪状，不必犹豫。”赵尚志过界后被关押难为人知，过界后就不想回来的人，也不能说没有。可赵尚志为何过界和怎样过界的，×××应该是最清楚的人之一，能这么说吗？
“我们永不能忘：北满党是被‘左’倾关门主义统治了二年。”（从1936年开始的两年——笔者）
“从一九三六年开始，由于队伍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由于北满党长期执行‘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结果，过去三军的全盘工作差不多是在赵军长尚志同志的一手包办之下来进行的。”
并不止上述这些的隔洲跨洋般的文字，能够衔接、连缀、组合得起来吗？
有人说，如果赵尚志知道这一切，会不会活活气死？
1937年2月14日，《侯启刚为游击运动和收缴义勇军武装问题给赵尚志同志的信》中，这位坦白“我不是在政治上无条件拥护你的意见的人”，提醒赵尚志：
我意当这样重大关头，你却不需要光从事于英勇突击了，你静心想想，你在北满反日工作中，占着多么重要的地位，因而对于各种政治问题的彻底解决，真是间不容发。
同年9月（无日），《第四师政治部主任金策给北满临时省委全会的意见书》中说：
总司令赵同志今后不应该随前防出远征，这是在责任上，领导上，特别目前日速频变的时期，在一定的区域内不必移动，并须要扩充总司令干部，尤其政治工作干部，一定领导集体化、统一化，使联总逐渐走到统一领导机能。
从只有13个人的珠河游击队，到哈东支队、3军和联总，无论赵尚志有多少什么样的职务，他的行动告诉我们，他是个领兵打仗的人。开辟珠河、哈东游击区，东进、北上和两次西征，主力部队和主要作战方向在哪里，他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战场瞬息万变，他不能坐在司令部里，让交通员跑上几天、十几天，去传达他的命令。即便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有了电台、电话这些通讯工具，共产党的队伍也是讲究“靠前指挥”的。主要作战方向的得失胜负，是决定战略全局的，他必须出现在那里，随时决定攻守进退，而且充满自信。
他是东北抗联中率军打仗最多的军长。
问题是他太自信，而且不止是军事行动。
有老人说，他这人得有人常提醒、敲打点，不然就可能一条道跑到黑。他这人固执，自视很高，但不是没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可能什么时候都对，什么事情都是强项。你能说服他，他高兴，高看你。金策是最合适的人选，刺头似的侯启刚也行。可3军的活动区域太大，这些人都散在各地，独当一面了。如果李启东、王德权这些老人不过早牺牲，身边有一两个，当面锣、对面鼓地常敲打，后来恐怕也不至于那样子。即便不在身边，如果这些人和金策能坐到省执委扩大会上，结果也可能是另一种样子。他跟这些人感情很深，这些人也都敢说话。
无论侯启刚的提醒和金策的意见起没起作用，第二次西征归来，赵尚志是真的不能不静下心来好好想想了。省执委扩大会已经不是珠汤联席会议时的一脑门子问号了，尽管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一些人会赞同他的观点，可在组织原则上，能不与中央保持一致吗？他发脾气，耍个性，挺明显的心烦意乱。但是，会议进程和决议基本是按着他的思路走的，这似乎又使他恢复了自信，而自信有时是会把个最聪明的人也弄成傻瓜的。
陈绍宾捎来的那个口信，无论怎样成为千古之谜，客观上也真拿捏得恰到火候。
在1938年那冰天雪地的日子里，赵尚志本来应该置身北满，像之前那样“辉军通（北）、绥（棱）、海伦”，如日后3路军那样突击黑嫩平原。省执委扩大会结束不久，“三江大讨伐”就开始了，赵尚志也应该有谱了。
可他现在只能待在“阶级祖国”的“笆篱子”里。
虎困牢笼，牛落井里，那是怎样的16个月呀？
“奸老奤，傻老赵，谢文东瞎胡闹”，无论这个民谣有没有、有多少合理性，傻老赵也好，精老赵也罢，也只有在那“笆篱子”里呼天不应，叫地不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