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龙山暴动前，王奎一的学生从县城给他捎来一封信，说日本子要来收缴地照了。王奎一把信给景振卿看，景振卿立即集合三百多人去找谢文东，于是土龙山暴动爆发了。
王奎一是土龙山来才河人，知识分子，人称“王老先生”，名流、大户。土龙山暴动，投笔从戎，带领当地农民保卫家园。白家沟战斗打死饭塚等人后，日军攻打太平镇，王奎一战死。家人闻讯，妻子和儿子也拿起枪，投身暴动队伍，后来都在战场上牺牲了。
一窝子上队，一门忠烈。
土龙山暴动的首倡人、重要领袖之一的景振卿，1880年生于长春，迁居依兰土龙山清茶馆，兄弟中排行老二，人称“景二爷”，为人豪爽、性情耿直，讲义气。有七十多垧地，为当地大户，清茶馆甲长。5月1日攻打湖南营，敌人火力很猛，部队被压制在一片开阔地上，不进则死，后退亦亡。在小山丘后指挥战斗的景振卿，一跃而起，大呼冲啊，身先士卒发起冲击，中弹身亡。
前面写过的九里六激战，是景振卿的儿子景龙潭带一个中队打的，身负重伤仍指挥战斗。据说后来也在战斗中牺牲了。
笔者家乡本溪县清河城，有个有名的“黄家大户”。主人黄拱宸1899年出生，其父因在王府中伺奉王爷有功，王爷将其在清河城小甸子、成记一带的土地，全都赏赐给他，从此黄家富甲一方。黄拱宸奉天中学毕业，不愿在奉天经营客栈，回乡栽培果树、养蜂，优哉游哉，广交各界。本溪、兴京两县提起“黄大爷”来，几乎无人不晓。
“九一八”事变后，邓铁梅凤城举义，黄拱宸参加邓部义勇军，被任命为13路军少将左参赞。黄拱宸出钱出枪，以其声望，号召、组织各界人士和农民参加义勇军，收编山林队。
1933年3月，黄拱宸带几个人到兴京县西厢小堡收编“双虎队”，正值奉天靖安军在这一带“讨伐”，躲避不及被捕，并将黄拱宸携带的13路军印信和自卫军空白臂章搜去。
家人探监，告诉他正在花钱托人营救。他说不用了，这样的归宿挺好。把俺赎出去，日本子成天监视着，那种亡国奴的日子俺活不了。
“没当过一天亡国奴”的李向山的老乡李德恒，是桓仁中学校长、桓仁县抗日救国会会长。他的许多学生参加了辽宁民众自卫军和抗联1军，他领导救国会为1军募捐，购买粮食、衣服、弹药，派人送上山去。
六十多年后，李德恒的已过八旬的女儿、女婿，和许多八十岁左右的老人，告诉笔者，李德恒是1936年9月被捕的，在沈阳关押半年后被害。那天晚上抓了好多人，救国会的骨干几乎一网打尽。李德恒他们知道日本子要抓人，那天晚上都没在家，怕吓着家里人，说开会，到学校去等着。逃跑的没几个。他们觉得那样会让日本子看低了中国人，他们要让日本子看看中国人的骨气。这些人大都是教师，瞅着弱不禁风，那时教师可都是体面、有身份的人呀。临押去沈阳时再看，眼镜没了的，鼻青脸肿的，一瘸一拐的，没模样了。可一个个都昂着头，上汽车前还喊口号，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满洲国’”。
这是一群文弱的男人，也是“宁肯掉头，不肯低头”的真正的男人、强者。
像李德恒、黄拱宸、景振卿、王奎一这样的中国人，东北各地都有，在有义勇军、抗联活动的地区更多。
与黄有们不同的是，王奎一们都不是共产党员。
盖文华，1894年生人，山东省福山县人（又有说是河北省人），北平商业专科学校毕业，在大连、安东、上海等地从事银行、钱庄业。目睹国家衰弱，列强横行，忧国忧民，寻求救国救民道路，加入国民党。“九一八”事变，他痛心疾首，将妻子儿女送到大连岳父家，在敦化、蛟河、安图等县串联爱国人士，准备组织反日武装。王德林的老3营起兵抗战，他认为这是一支很有希望的队伍，遂投身救国军，被任命为上校参议。
盖文华才华出众，机敏干练，善于交际，有比较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1932年2月救国军攻打敦化县城，守敌火力很强，正僵持不下，城内突然枪声大作。原来是盖文华事先带人潜入城内，策动伪军阵前倒戈，在日军背后打响了。内外夹攻，很快拿下敦化城。
3月中旬，盖文华在吉林市被捕。据说，在日本宪兵队，鬼子动用了所有的刑具，也未撬开他的嘴巴。又派汉奸劝诱，许以高官。盖文华冷笑道：余一生致力于中华之富强，凡违反三民主义者，皆余之仇敌，凡侵略中国者，亦余之仇敌，余必竭力歼灭之！
30日，盖文华和十几个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江城雪。
作为国民党员，盖文华是反对共产党的。到救国军后，在力主抗战的同时，也不忘反共。新中国成立后，有关他的文字，几乎只有反共的一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笔者对他没有任何好印象。
据国民党政府统计，中国抗战时期牺牲而入忠烈祠者，共有270余人，其中东北为60余人。
苗可秀和盖文华，都是国民党员。东北沦陷，民族危亡，他们首先表现的是中国人的属性，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即便像盖文华这种抗日又反共的人，那种为民族大义献身的精神，不也值得后人学习、怀念和敬仰吗？
在桓仁县采访，不时听到关于“老于太太”的故事。有人说她是抗联，有人说她不是抗联，无论是不是抗联，都说她打鬼子。
“九一八”事变前，老于太太就是胡子。有人说她长得漂亮，被胡子抢上山当了压寨夫人，胡子头叫官军打死了，她就成了胡子头。有人说她是为了逃婚，自己上山当胡子的。胡子忌讳女人，认为队中有女人不吉利，而她特别能干，比男人都“飒”（爽快、利索、果断），又有一手好枪法，没她不行，就当了胡子头，叫“大姑娘队”。
而据老于太太的大孙子于海金说，他的爷爷叫于德荣，宽甸县八河川人，老家山东，三十多岁时在宽甸张半子沟被日本人打死。爷爷怎么当的胡子，怎么跟奶奶结婚的，他不清楚。
关于老于太太是抗联的版本，说是红军到桓仁后收编胡子，“大姑娘队”也被收编了。有人说编为一个支队，有人说编为游击大队，老于太太是支队长（大队长），有委任状，上面盖着杨靖宇的官印，老于太太也有官印。程斌投降后，杨司令带红军走了，老于太太还打了半年，抗不住了，下山投降前把委任状和官印烧了。还有人说是放个罐子里埋起来了。“文化大革命”中，老于太太挨批斗，说她是胡子头，想起这个罐子，上山去找，没找到。
非抗联的版本，说你拿不出是抗联的证据，那不就是胡子吗？
笔者请教县党史办的同志，他们说我们知道的也就这些，多少年了，查无实据，都是民间传说，但她打鬼子是真的。
一双裹了又放开的半大脚，两支匣子枪，5个儿子都是在她的背上长大的。出没山林，打家劫舍，袭击日伪军。赶上敌人“讨伐”，这山那山，这县那县，没白没黑地到处跑，桓仁、宽甸、兴京的山林里，到处都留下了那双半大脚的足迹。孩子饿了，脑袋从她腋窝下拱过来吃奶，或者把奶子撩到肩头上，吃得更舒服。据说她的奶子特别长，民间叫“布袋奶子”。有人说那不是天生的，就是那样奶孩子奶长的。奶孩子也不妨碍指挥、打仗，喊着叫着，趴着跑着，左右开弓，孩子也不把枪炮声当回事了，照样吃奶、睡觉。不过，打完仗了，背上的孩子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母亲就赶紧解下来，看看是不是打死了。待到下山投降前两年，3个大点儿的儿子都拿起了马枪、手枪。
据说，在辽东山区的山林队中，最多时近百人的“大姑娘队”，女人是最多的。平时在老于太太身边的几个人，都是年轻力壮、武艺高强的女兵，丈夫死后更是如此。老于太太留下5个儿子，小产的，夭折的，不知有几个。那年代女人生孩子叫“过鬼门关”，更不用说她们这种境况、生涯了。死人不说，怀孕、生孩子又怎么行军、打仗呀？那时没有避孕药具，她们就吃了一种什么草药，绝经了，每月再也不“来事”了，这辈子也不能做母亲了。
1军是1938年秋后陆续撤离本溪地区的，老于太太应该是年底，或者1939年初下山投降的，之后就住在桓仁县普乐堡，直到去世。
1998年3月28日，我在于海金家采访，中午去路对面的小卖店买烟。开卖店的老人叫王志祥，七十四岁，他说老于太太下山时他见到了。是从大荒沟下来的，日本子领着伪警察押回来的，押到孟家店的院子里。就剩十几个人了，头发老长，披散到肩上，分不清男女。脸、手和胳膊腿，露肉的地方都是锅铁色。棉衣刮得像烂羊皮袄似的，袖子、裤脚丝丝缕缕的，不少人没穿鞋，用破布、麻袋片包着脚。大雪隆冬，那时但凡有点儿办法，也不会下山投降的。老于太太背着老五，脸上看不出表情，那眼色刀子似的，昂着头，挺刚强。
张翔，年三十九岁，吉林省宁安县南湖头人，家庭业农，身为农民，善打枪。事变后，本身虽未参加反日运动，但其对反日部队有很大的帮助，以后被日走狗知道，报告日贼，将其家庭人口杀尽，房子纵火，剩他一个乘机逃出，加入救国军。后因救国（军）失败，自己单独领一部分队伍进行反日游击战争。在他队内的士兵，都是打枪的能手，所以在每次与敌人接触的时候，敌人多少要受些损失。特别出名的给敌人一次打击，即是三四年日本福田大学的学生视察团到镜泊湖去视察，在他们未到之前，他先探悉，以后设兵埋伏，至敌人的汽车到时，即陷入阵地，结果被他们全数打死，一人未剩，枪械、经济都获得而去（敌人十四人全武装，轻、手、机枪都有）。以后在三五年又遇敌激战，因众寡的关系，他本身牺牲了。张翔队长他虽然全家被杀，后自己亦牺牲。但在他的一个时期战争当中，一方面能够全国家之大义，另一方面能够为家庭复仇，其即死于九泉之下，亦能瞑目矣。
感谢先人给我们留下这样珍贵的文字，也只能这样子写到这里了。
《东宁县志》介绍伪满时境内9支较大的山林队，排在首位的是“李三侠队”。
没人说得清李三侠的真实名字。本世纪初，笔者在东宁县采访十多位八十岁以上、见过李三侠的老人，说他是山东省日照县人，大高个，有点儿水蛇腰，一身武艺，枪法十分了得。
据说，当年李三侠闯关东走到东宁县老黑山时，黑灯瞎火中，有只狗从背后把两支前爪搭在他的肩膀上。他有杆烟袋，烟袋杆子二尺多长，比大拇指粗得多，黄铜烟锅子酒盅大小，小榔头似的，扬手向后一刨，那狗就瘫软下去了。又攀上一只，又一刨。再一看，嗬，周围都是绿莹莹的眼睛，疯了似的扑上来。他就左一烟袋，右一烟袋，一路打着。到户人家，见他浑身是血，把主人吓了一跳。他说你们这地场狗咋这么凶呀？第二天有人去看，全是狼，二里多路躺倒十几只，大都是脑门儿上有个血窟窿。
1934年12月4日，《团省委特派员钟关于东满反日斗争情况的报告》中说：“三侠部队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工农成分，所以他们不错，三侠本身打仗勇敢。”
前面写过，义勇军曾两打东宁县城三岔口，“李三侠队”都参加了，第一次还提出包打西山炮台。这不光因为“李三侠队”人多势众，还因为有两挺机枪，据说有个机枪手还是苏联人。
东宁县大肚川的神洞北山，有个叫高丽庙子的山沟，是打伏击的天然去处，“李三侠队”在那儿伏击过日军运输队。附近老人告诉笔者，当年听到枪声响了小半晌，烧毁8辆汽车，光活捉的鬼子就有40多，用铁丝串绑着押进山里了。
1938年冬，李三侠率队准备攻打金厂街筹集给养，被汉奸告密。部下报告“洋跳子”（胡子黑话，即日本兵）来了。李三侠正躺在炕上抽大烟，说你们先走。等他抽够了大烟，鬼子已经进院了。他掏枪打倒两个，跳上北炕，飞身从后窗跃了出去。鬼子一挺机枪正等在那儿，浑身被打得蜂窝似的。
张祥是个农民，种地又打猎。侵略者把他的家人都杀了，他就把那杆猎枪对准了两条腿的野兽。李三侠就不同了，没人知道他当胡子前干什么，打从人们知道世界上有这个人起，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三侠”了。他们都参加过救国军，王德林过界后，也曾与其他抗日军联合作战，但他们未参加任何组织系统，无党无派，就是打鬼子。
王奎一、景振卿、景龙潭也无党无派。8军后来发展20多名党员，他们若不是过早牺牲，是可能参加共产党的。9军、10军、11军也大体如此，许多烈士都不是党员。
儿时听老人讲邓铁梅的故事，参军后部队驻地就在他的家乡磨石峪。“九一八”事变40周年前夕，我去找邓氏家族的人采访。两位老人压低声音道：邓铁梅打日本子没假，可他不是共产党，有人还说他是国民党，这事俺们不能跟你说。
王凤阁也是一样。抗战六年，全家牺牲，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除了当地老人，没人知道他。有人说他是胡子头，有人说他是国民党，其实他什么也不是，就是个打鬼子的中国人。
黄拱宸也无党无派。如果有机会，他们倒是可能像苗可秀、盖文华那样，参加国民党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跟侵略者拼命，也就无愧为响当当的中国人。
与此对应的，是无名烈士太多。
除了于家人外，几乎没人知道老于太太姓王，嫁人了连这个姓也没了，就剩个“老于太太”——好像她生来就叫“老于太太”。
这样个强悍的女人都没有名字，那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孽果。而像李三侠、张祥的山林队，邓铁梅、王凤阁、苗可秀的自卫军，包括8军之后的联军，除了前面写过的原因外，时间的久远，宣传系统的缺失、不畅、不健全，特别是在加入联军之前，烈士英名知之自然就难。当然，还有读者可以想见的原因。
无论有名还是无名，即便曾经反共，或者打家劫舍，在侵略者面前，他们都是响当当的中国人，无愧于黑土地的先人和后人。
他们都不会唱《国际歌》，却吼出了《义勇军进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