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满的变化，是从贯彻“1·26”指示信后开始的。
首先是撤销各级苏维埃政府，代之以人民革命政府、农民委员会，或反日会，“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遂变成“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和走狗的土地”。同时取消集体农庄，鼓励个体劳动，谁劳动谁收获。
然后是尽力缓和“红区”与“白区”的关系。过去“红”“白”对立，从“白区”来的人都是“特务”、“密探”，到“白区”去就是“通敌”，与世隔绝般严禁人员往来、商品贸易。这回欢迎、鼓励探亲访友，互通有无，游击区物资困难得以缓解，也有了情报来源。
再就是与各种抗日武装的关系。1935年12月20日，《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冯康（魏拯民——笔者）的报告》（之七）中说：
“现在我们和一切反日义勇军的关系有很大的转变，我们已经（同）间岛一带所有反日部队有很好的关系，不论大的小的，特别是大的部队和我们的关系更好。”“只要我们去信教（叫）他们来做某某工作或有什么事情，他们准能派全部队来或派代表来，和我们共同行动或讨论，能在我们任何的号召之下团结起来受我们领导。”
之前是唯我反日，四面树敌，成了单干户。山林队，无论抗日不抗日，都是胡子，能缴械就缴械。对于救国军，既然提出“打倒王德林”的口号，当然也不会客气。结果到处都是敌人，或者追打救国军、山林队，或者被救国军、山林队追打。
有老人说，再这么折腾下去，不用日本子打也快完蛋了。
最初较大的联合作战，是攻打东宁县城三岔口。
三岔口沦陷后，义勇军曾两打三岔口。第一次是1933年3月中旬，吴义成指挥救国军和山林队打的。第二次仍是他指挥，多了汪清、珲春游击队，金日成率领主动找上山门去的。为了表明诚意与决心，又主动要求主攻对攻城威胁最大的西山炮台。一打三岔口，打进去又不得不退出来，关键就是没有打下西山炮台。
两县游击队100多人，其中60多人为“炸弹队”。2军装备与其他军的差异，是东满党最早建立兵工厂，游击队时期就能造当时称做“炸弹”的手榴弹，有铁铸的，有用黄泥糊制的。后者是把火药、铁砂，或是把铁丝剪成颗粒状，搅和后裹紧了，用黄泥糊上，再用麻线一层层裹牢。有球形的，有长方形的，还有圆柱体的，大小不等。球形的通常比拳头大些，把导火索点燃后，可直接投出去。再大些的，像两个二大碗扣在一起的，就拖着根米把长的麻绳，像链球似的抡圆了抛出去。长方形和圆柱体的，一般都绑着个木把，更像木柄手榴弹。抗联把轻机枪当成宝贝，炸弹则是2军官兵手中的利器，原因都是轻便，易携带。有没有这种“手中炮”，战场上的效果是不大一样的。特别是在攻打日伪据点和汉奸地主的大院套时。别的军缴获几颗日军的瓜式手榴弹，守财奴似的轻易不肯投出去，2军可就大方多了。缺点是土造的，导火索一样长短，有的燃得快，有的慢，点燃了有时未出手就炸了。黄泥糊制的，雨天、过河，就得倍加小心，雨淋了，水泡了，就成一摊泥了。
天黑后发起攻击，步枪掩护，金日成亲自率领“炸弹队”就上去了。炸弹两颗一对用绳绑连着，挂在脖子上，每人十几颗。山上有战壕，有的是敌人挖的，有的是当初救国军守城时留下的，里面水深齐腰，个小的就得小心点儿。炸弹大小不一，小的投远，杀伤敌人，掩护自己，冲到近前，再发挥大的威力，对付比较坚固的地堡、暗堡。
在炒豆般的枪声中，“咣咣咣”的爆炸声分不清个数，就这么“轰轰隆隆”地一路血火，终于将西山炮台拿下。
另一支打得英勇的队伍，是救国军“史团”。撤退时不知怎么搞的，竟把身负重伤的团长史忠恒丢下了。汪清游击队的连长黄龙海见了，背起他一口气跑出两公里，到了安全区。
二打三岔口虽然最终也未打下来，但却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游击队的威望。救国军和山林队都说，游击队是真打日本子，老高丽挺够哥们儿意思的。
此前，柴世荣曾提出要和汪清游击队建立联合军指挥部。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好一番研究，认为这是柴世荣想当总指挥，那党的领导怎么体现呀？
除了初始阶段的幼稚和“左”的干扰外，东满统战中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这支主要为朝鲜（族）人的队伍，如何才能消除与其他抗日军的民族隔阂。由于过去一系列左的行为，再加上偏见、误解，一些人对“老高丽”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
东满党的做法实际而有效——后面将会写到，东满的许多变化是在魏拯民主持工作后开始的。
首先是经常和抗日军一起活动，联合作战。有的队伍人少势单，冬天插枪，夏天也不轻易活动，游击队就带着他们。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在一起久了，彼此了解了，一些偏见、误会自然就没了。战斗中缴获，规定是平均分配，实际上都给他们多分些。有的这次战斗没参加，也把自己的那份送去点儿。不在多少，一种心意，心里有你，也就人心换人心。游击队有被服厂、兵工厂、医院，平时再给他们做衣服、修理枪械、治疗伤病号，都是无代价的。这样，即便隔道冰墙，那心也不能不热乎。当然也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只要感情近了，道理就容易讲一块儿去了，语言障碍也无所谓了。
东满是伪满最早建立“集团部落”的地区之一。1933年秋，由朝鲜总督府和日本驻延边总领事馆协力试行，当年建成5个，1934年增至25个，1935年达120多个，1936年和1937年又分别建了192个、167个，约5.5万户迁入“集团部落”，游击区大都成了无人区。
1937年1月17日，曾任2军2师、5师政委的王润成，在莫斯科写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中说：
日寇“组织集团部落或大屯，召集我党的叛徒，训练妥当的走狗，地主富农的子弟组织自卫团驻守着。并且在每个集团部落或大屯里，都有它的最忠实走狗作指导官，专门监视群众哪些人有反日的思想，反日的行动，是否还给抗日军队送给养、买物品、通消息。并且有通匪者与匪同罪。十家连坐的法令的颁布，弄得群众不敢动转，结果使我们反日的军队与群众的关系隔绝起来，给养服装军需物品的筹划购买异常的困难，队员无从补充。以前的工作，是经常卡击敌人的交通，攻击小街与防所，而现在是经常为解决服装给养忙。以前是什么东西都有法购买而没有钱，而现在则是有钱无处去买；以前是人多枪少，而现在则是枪多人少；以前是常住在村子里，而现在则是常住在山上；以前是敌人的行动我们容易知道，而现在则是我们的行动敌人容易知道。而到三五年珲汪部队活动的区域，仅剩大甸子没有建立集团部落”。
5个“以前……而现在”，道白了建立“集团部落”的前后两重天。
江西中央红军是在第5次反“围剿”失败后离开苏区开始长征的。
东北抗联是陆续被“集团部落”挤压逼走的，而东满是最早感受到它的严酷的。
从1934年冬到1935年3月，在冬季反“讨伐”中，各县党组织和当地群众，陆续撤离已经难以立足的根据地。延吉县撤出弯弯沟、八道沟、三道湾，大都转移到安图县车厂子一带，少数去了宁安县南湖头等地。和龙县撤出渔浪村、二道沟，转移到车厂子、东南厂。汪清县撤出大荒崴，转至绥芬大甸子。珲春县1934年夏即撤离大荒沟、烟筒砬子，之后不断迁移，落脚在汪清县火烧铺、金仓一带。
冰天雪地中，党政机关和拖儿抱女的百姓，由2军独立师各团护卫着，向着既定地域艰难而又坚定地迈进，去那里开辟、建立新区。
2军是1935年5月20日正式成立的，军长王德泰，政委魏拯民，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参谋长刘汉兴。以4县游击队为基干编为4个团，另有1个游击大队，兵力1200多人。
离开老区的2军，应该如何动作？
同年12月20日，《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冯康的报告》（之六）中说：
以安图游击区为中心从第一、第二，二团（个）中抽出三分之二的力量组织二个派遣队，每队至少三个基本连编成，向西南与西北等地出发，其任务：扩大游击区，实际上与南满第一军取得联系，将东满的游击区与南满的游击区打成一片，和南满第一军今后的军事上取得呼应。
以汪清大甸子为中心，从第三、第四，二团（个）之中亦抽出三分之二的力量编成一个远征队，这一队至少九个连向东北二方面出发，任务：扩大游击区，实际与吉东的游击区打成一片，和吉东的第四军、第五军取得联络，在今后的军事动作上成为呼应之势。
二十六岁的东满特委书记魏拯民，站在东北四大游击区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地理位置上，掂量的是东北抗战的战略大局。倘能与南满、吉东打成一片，进而与北满成呼应之势，比之单纯的与关内取得联系，无疑是更现实，对东北抗战全局走势更具实际意义的。而且，这位戴副近视镜的多病的文弱书生，颇懂日本人的战术和游击战的精髓，让人想到那位小个子、大气魄的赵尚志。从老区到新区，他不是只在家门口打圈子，更不是把炕头坐热了再说，而是一出手就来个分头远征。
除了“南杨北赵吉东周”，后面还将具体分析，从能力、魄力到个人品性、魅力，魏拯民都是个能掌舵、担大任的人。
实际上，在2军成立前后，远征队已经分头出动了。
4月底，王德泰率1团、2团主力从车厂子出发，向敦化、额穆挺进，最终目的地是舒兰、五常一带，打通与3军的联系。
5月1日夜，1团进至敦化县哈尔巴岭与大石头火车站之间，王德泰决定颠覆、截击列车。参加战斗的还有“平日军”、“天良军”、“明山好”、“王连长”等山林队。2日凌晨2时40分左右，从朝鲜青津直达长春的202次列车驶来，“轰隆”一声巨响，车头和前面几节车厢就脱轨倾翻了，伏击部队随即发起攻击。押车的鬼子在尾部，很快被消灭了。登车搜查，逮捕13名日伪军政人员，包括1名高级军官和1名满铁重要职员，并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和钱款（钱款被山林队拐跑了）。
哈尔巴岭截车震惊了敌人，远征队西进途中，不断遭遇围追堵截。6月在额穆县青沟子一战，毙伤敌百余，光机抢就缴获6挺，远征队也伤亡10余人。7月进至额穆与舒兰交界时，处境越发困难，遂决定改变原计划，留下部分兵力在当地活动，主力撤回安图。
8月，2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率2团150余人西进南满，9月初到达濛江、桦甸、抚松3县交界处的那尔轰，与1军胜利会师。
由3团、4团和青年义勇军组成的北满远征队，在军参谋长刘汉兴、3团政委金日成、4团团长侯国忠率领下，6月初挥师北上。第一仗在东宁县老黑山，将伪靖安军一个连几乎全歼。之后挺进宁安，在南湖头与5军会师。从此，穿着2军灰色军装的4团（后来扩编为2师，1路军成立后改称5师），就留在绥宁地区，与5军并肩战斗。前面 第18章 引文中说周保中多么忙，还要担任2军军长，指的就是还要指挥2军的这个师。
1937年6月24日，周保中在《给“化兄”即转驻“际遇”表兄信》中说：“枪支质量，五军远不如二军。”
1937年12月30日至1938年1月5日，《中共吉东省下江特别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案》中说：“二军作战非常顽强，长于埋伏截击及夜袭敌人坚守的防所，常常消灭日贼军出扰的整个部队，二军半数以上是高丽人，直到现在老队员占全员百分之四十以上，差不多都是共产党员。”
中等个，长方脸，浓眉下一对犀利的目光，被金日成说是“具有一种能够准确地透视人们心灵深处的惊人能力”的王德泰，人称“东满一只虎”。
1935年12月20日，《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冯康的报告》（之一）中，写道：
王德泰，军长，中国人，一九三一年入党，奉天人，28岁，农民，游击队员，小队长，中队长，中队政委，第二军第一师政治委员，现任第二军长兼第一师长，工作很积极，勇敢，比较精细，有游击战争的相当经验，对党对革命很忠诚，政治问题知道的很少，在队员中有信仰，在安图一带亦有不少的信仰，反民生团很积极。
王德泰祖籍山东，具体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闯关东来到延吉县茶条沟，不详。已知的是，这个种田、烧炭，有时还摆摊卖点花生香烟“光头饼子”（一种用面粉烤制的点心）的庄稼人，像王明贵、陈雷等人一样，是受当地朝鲜（族）人影响参加革命并入党的。
金日成说王德泰沉默寡言，不善交际，比较古板。把这样性格的人派去山林队中“办外交”，显然不是上佳选择，却是逼上梁山。延吉地区蜂起的山林队几乎都是汉族人，而党和游击队中没几个汉族人，那是赶鸭子上架也只得赶了。
王德泰是1932年夏，去到三道湾“长江好队”的。躺在炕上抽大烟的“长江好”，瞅着这个挺结实、精神的小伙子，冷冷地道：你为什么来找俺入伙呀？王德泰说：俺开的“小铺”（小卖部，又称“小床子”）叫日本子烧了，家里人也死了，俺要打日本子报仇。
说时迟，那时快，“吧”的一声炸耳根子的脆响，“长江好”手中的烟枪变成了匣子枪，一颗子弹从王德泰耳边掠过，那人纹丝未动。
这样一个人，在任何一支山林队都是不难立足的，更不用说还有一手好枪法了。
几个月后，王德泰从“长江好队”中拉出一支20多人的队伍——这应该是延吉游击队中最早的一批汉族队员了。
王德泰没读过书，能在“长江好队”中当上“字匠”（文书）。一口流利的朝鲜话，跟朝鲜（族）人没什么两样。如果仅仅是这些天分、悟性，汉族同志在东满再稀有、宝贝，从小队长到2军独立师政委、师长、军长，王德泰这步子也未免太快了点儿。
延吉游击队初创时期，人多枪少，没枪的当然不高兴了。王德泰出个主意，叫“歇人不歇枪”。除了几个神枪手外，全队分成几个战斗小组，每组20人左右，每天派一两个组持枪出去活动，回来后别的组接枪再干，一支枪顶两支用，而且每个人都受到锻炼。
惨烈的苏区保卫战，火烧血浸的根据地，使人们认识到死顶硬抗是不行的。只是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人还须付出相当的代价，才能摸索到游击战的真谛。而王德泰就在那弯弯沟神出鬼没的伏击战中，打出“东满一只虎”的心得和虎威。
车厂子是安图县东部的一个据点，地处僻远，地势险要，抗联就喜欢找这种地场建立根据地。王德泰率2团一天一夜行军90公里，突然出现在那里，一个猛攻，将其拿下。
这是撤离老区后的第一仗，车厂子成了新区开辟的第一个根据地。
大甸子镇是安图县城西北部敌人的重要据点，拿下它不光是拔掉一颗钉子，关键是为撤离延吉的军民开辟新区扫清障碍。
1934年7月，王德泰指挥独立师和山林队近千人，突然将镇子团团围住。先把电话线割断，再把敌人援军来路卡住，断绝镇内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主力按兵不动，每天只是派出小股部队偷袭、骚扰，特别是晚上，这边还没消停，那边枪又响了，闹得敌人惊恐不安。
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昨天烈日暴晒，今天大雨倾盆，蚊虫脸前脑后“嗡嗡”，一把能抓好几个。山林队闹不清这是打的什么仗，独立师官兵也耐不住了，说怎么不打呀？围到啥时是个头呀？
王德泰给大家解释：咱们今天跟日本子打仗，就像要饭花子跟龙王比宝，比不起，就得跟它斗心眼儿。你们看人家那工事，就算一家伙冲进去了，痛快了，得死伤多少人哪？这两天兵营里冒烟少了，镇子里枪声也稀落了，说明敌人吃的东西不多了，心劲也不大足了。俺估摸着，再挺上几天，不用打，它自己就得跑了，那时揍它就容易、省事了。
围到第11天头上，敌人终于熬不住了，弃城而逃。独立师和山林队一顿猛打猛追，缴获无数，只有几个人受了轻伤。
接着，又拿下大浦柴河镇和大沙河镇。
8月中旬，得知敌人来犯，王德泰即下令撤离驻守一个多月的大甸子。就在敌人庆贺“收复”大甸子时，王德泰已经指挥部队攻进安图县城，占领部分市街。当敌人狗爬兔子喘地赶回来时，兵营的大火已快熄了。
8月29日，王德泰联合山林队和两江口起义的伪警察，趁敌不备，再次攻打安图县城，激战5天，将其攻克。
“政治问题知道的很少”，说的是王德泰对马列主义和党的理论、知识，乃至共产党员为之奋斗的终极理想、目标，知道的很少。
在当年的文件中，类似的评述干部的文字，并不鲜见。
像王德泰、夏云杰、戴鸿宾，以及后面将要写到的一些军长、师长，包括政委（政治部主任），让他们理解这样的“政治问题”，应该说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现实的。但是，从统一战线到分区作战，毫无疑义，王德泰是党的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酒量挺大有节制，话语不多，吐口吐沫是颗钉。豪爽、义气、强悍，机敏、灵活、果断，用脑子打仗，又总是身先士卒，靠前指挥。1938年（无月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之产生及其发展的经过》中写道：
第一师政委王德泰同志，因其同士兵在战线上，共同甘苦，枪林弹雨之下，来往指挥。所以他的威信，亦猛然提高，使所有反日部队内部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求他去解决，一切的战事活动，听他指挥。
2军坚忍不拔，英勇顽强，能打硬仗，又善打巧仗的战斗作风，与王德泰息息相关。
车厂子根据地建立不久，日伪军就来“讨伐”。王德泰利用山势地利，采用灵活的游击战术，一次次重创来犯之敌。1935年秋，敌人在附近建起“集团部落”，根据地重又陷入半年前延吉老区的那种窘境，不得不再一次撤离了。
1936年1月中旬，最后一块根据地安图县南部的奶头山也丧失了。
3月上旬，在安图县迷魂阵召开的2军领导干部会议上，决定由王德泰、魏拯民指挥1师、3师，向抚松、桦甸、濛江、临江、长白等地进军，建立长白山根据地，与1军呼应，配合作战。
8月中旬，王德泰指挥6师和几支义勇军攻打抚松县城，虽未攻克，但2军之强悍，已使敌人惊悸。
接下来，从落叶纷飞到大雪飘飘，2军的两个师就在长白山区到处游击，将越来越多的敌人拖进林海雪原。10月10日，在安图县东清沟附近，4师与伪混成7旅10团遭遇。两军相逢勇者胜，4师毙敌数十人，其中包括鬼子石川隆吉大佐和河村中佐。
随着日寇“治标”、“治本”的不断深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已不可能，只有依托密营，选择敌人薄弱部位灵活游击。而1路军成立后，2军攻打抚松县城和接下来的到处出击，还有一个重要的战略意图，是牵制、调动敌人，掩护、配合1军的第二次西征。
11月初，王德泰率4师来到抚松、濛江交界处的小汤河村，被敌人探知。7日凌晨，从抚松、濛江赶来的伪骑兵团和教导队学兵，突然向4师发起攻击。激战中，军部警卫班机枪手金山浩中弹牺牲，副射手也阵亡了，王德泰端起机枪射击，不幸头部中弹，倒在雪地上。
从军长到士兵，官兵的鲜血染红了白山雪。正是因了这种献身，牵制了敌人大量兵力，才使西征失利、再次遭受重创的1军，得以顺利完成战术撤退，在密营中休养整顿，渡过险境难关。
读下去，读者或将感叹，兄弟军的这种相互协同、配合，对于东北抗联是多么地重要和弥足珍贵。
离休前为总后勤部车船部副部长的蒋泽民老人，1.80米左右的个头，光头上的头发茬子全是白的，八十四岁身板仍很结实。
他是辽宁省黑山县小蒋屯人。老人说那地方穷，想扛活都没个地主，我十一岁给地主放猪，然后当半拉子，都是在外村。“九一八”事变，到处都是义勇军，胡子也下山打日本。那年我十八岁，血气方刚，也去参加，人家不要，说你没枪。詹家窝棚有个小地主苏海泉，挺和善的一个人，有支撸子，我给他扛过活，知道。我起大早去的，说你把抢借俺打日本子，天下太平了就还你。老爷子说行，俺为反日出这把枪。他儿子不干，这小子是个大烟鬼，说你得给钱。爹就“喝呼”儿子：要什么钱？蒋老二哪来的钱？这世道枪是惹祸的东西，弄不好把小命都丢了，老老实实过泰和日子比什么都好。
老人说，我参加的那个队伍有200来人，头是个营长，姓刘，大个子，东北军的。第一仗在大虎山附近打的，开头是伏击，把鬼子打死不少，飞机就来了。那飞机狂呀，欺负人，贴着树梢飞，一些人仰卧在高粱地里打，真打下一架。接着又在沟帮子打，之后就往南退，退到岫岩北边被打散了，我就回家了。回家不行，日本人要抓我，又跑了。兵荒马乱，乡下有钱人进城了，城里工人失业，我这干几天，那干半月，混口饭吃就行。这样挨了大半年，这“满洲国”没法待了，进关吧。走到热河省北围场东边一个镇子，一个伪军冲我喊，这不是“蒋半拉子”吗？仔细看，是陈国清，当初一块儿给地主扛活，后来当了做饭的大师傅。
两个人唠一阵子，已是伪26旅少尉副官的陈国清说，到俺那儿混吧。蒋泽民没吭气儿，心想俺才不穿这身狗皮呢。陈国清见他不乐意，就说：没亲没友的，你去关里咋办？还得过“国境线”，你有护照吗？俺也是混日子，好歹有个待着的地方，还能发俩钱。听说就要进关打仗了，那时你爱咋的咋的呗。
二等兵当了没俩月，蒋泽民所在的伪26旅35团1营1连开拔了，不是进关，而是坐着闷罐车“呼隆呼隆”开进了长白山的珲春县大荒沟。
大荒沟四面环山，山上森林遮天蔽日，沟里一个小村十几户人家，大都是朝鲜（族）人。原来驻防50多日军，还有部电台。村子里有反日会，经常给抗联送粮食送情报。鬼子不知道，接防的伪军也不知道，2军4团什么都知道，副团长侯国忠就是这大荒沟人。
这个连是1935年3月末在枪口下起义的。
1连有个指导官远藤，因为过年时跑了两个士兵，被上司叫去延吉挨训了。连里没了日本人，就像放假了似的，摸纸牌，打麻将，连长也不管。蒋泽民烟酒不沾，更不用说赌博了。二十多岁，精力充沛，心情郁闷，有空就去爬山，出一身透汗，心里就敞亮、舒坦点儿。
这天早晨，蒋泽民爬到半山腰，站那儿一口气没喘匀乎，猛然间发现周围都是人。清一色灰衣服，把他吓一跳。再一看，几个山头上也是人，还架着机关枪。
六十二年后，在沈阳蒋泽民老人的家里，老人说：
侯国忠，三十来岁，高个，挺壮实，挺和气，让我不用害怕，告诉我他们是什么队伍，来这儿干什么。他说你们的情况俺们都有数，投降也行，起义也好，别的都是死路。我说我乐意跟你们打日本子，可我是个小兵，哪主得了这样的大事呀？他笑了，说你把俺的话跟你们连长学一学，告诉他，想打歪心眼子，那就不客气了。
这个连原是东北军张海鹏的部队，事变后打日本很厉害的。当时100多号人，有12挺捷克式机关枪，带领一些义勇军打下黑山、北镇、义县，想进关没进去，弹药也不多了。大汉奸张海鹏派人劝降，就降了。那一茬军官都换了，老兵大部分还在，都恨日本人。连长赵玉玺是中尉，远藤是少尉，就是中校也得听日本人的，谁叫你是亡国奴呀？
这时，山上开始唱歌喊口号，山下就乱了。打吧打不过，跑又怕被山上“点名”。我下山也没去连部，直接找到于喜奎。
于喜奎四十多岁，山东人，上等兵，参加抗联后牺牲了。这人脑子够用，有主见，在老1连打日本时就是把好手，是连里的拜把子大哥。9个班长，就8班长没磕头，全连近半人是把兄弟，都听他的。他说咱去找连长，得把大伙都带走。连长说让他们下来谈判，派我俩上山，还让带些香烟。这事也真得上去合计合计，得听抗联的。
连部里面在谈判，于喜奎等得不耐烦了，对我说：谈个屌，你把房子点了，俺去招呼弟兄们准备走。
春天风大草木干，营房是草房，在房檐下点着了，“呼啦”就蹿上房顶了。
这下子就不用谈判了，想不起义都不行了。
东宁县老黑山驻扎一连伪靖安军，连长是个日本大尉，一脸络腮胡子，人称“大胡子连长”。靖安军军官都是日本人，官兵一长一短都是双枪，除轻机枪外，每连还装备重机枪和迫击炮。这个连四处“讨伐”，特别骄狂，当地抗日军都挺怵它。这帮小子还经常化装成抗日军，怀疑谁家“通匪”，半夜三更去敲门，不少人上当受骗，抓走就没影了。谁家孩子哭闹，不听哄，说声“大胡子连长”来了，立刻就噤声了。
伪靖安军是“九一八”事变后，由久居东北的日本浪人和田劲在奉天建立的，由关东军供给武器并指挥。“满洲国”成立后，交与伪军政部直辖，但始终由日本军官统率，其中有些在乡军人，会说中国话。兵员开头都是些兵痞，后来主要招募青年学生。这支非同一般的伪军，装备精良，待遇也高。一般伪军都是布衣，靖安军清一色黄呢子。一般伪军每月津贴，二等兵5元1角，一等兵6元5角，上等兵7元2角，靖安军最低也在10元以上。因其袖口有一道红边，老百姓叫它“红袖头”，一般伪军则称其为“‘满洲国’的‘皇军’”。
“红袖头”最先在东北道投入战斗，之后陆续在东满、吉东、北满出现，和抗联交手，屡吃苦头。
1935年6月，2军北满远征队在金日成、侯国忠率领下来到老黑山，决心教训下这连“红袖头”。先派出一支小部队，到“红袖头”驻地附近筹粮，临走时让老百姓去报告敌人。在自己眼皮底下把粮食弄走了，这还了得，“大胡子连长”立即集合人马，跟踪追击，进入远征队在头道沟布下的口袋。
敌人进了沟口，骑马的都是日本军官，另有重机枪、迫击炮驮在马背上。按照骑马者的先后顺序，远征队已事先编好号数，选神枪手两支枪打一个，侯国忠一支三八大盖专门对付“大胡子连长”。
“吧——勾”！“大胡子连长”应声落马。这一枪也是开始攻击的发令枪，头道沟顿时被枪声填满了。鬼子军官纷纷跌落马下，有的被惊马拖着乱闯，把蒙头转向的敌人冲得更找不着北了。这时两侧伏兵齐出，随着出手的炸弹的爆炸声，基本就是抓俘虏了。
有几个敌人快跑出沟口了，蒋泽民眼尖，拔脚就追。
老人说，开头那距离少说也有半里多，可我个高腿长，又总爬山，他们根本不是“个儿”（对手）。那也追出二里多，他们都累瘫那儿了，有个小子还吐血了。他们把长枪都扔了，我就去他们身上摸短枪，共是7支。后来想，就我一个人，要是回头搂一梭子，可能就跑了。侯团长表扬我，说小蒋真行啊，一个人抓了7个。
前面曾经引用过的王润成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中说：
以前在东满关于“满”军、自卫团、大牌会等工作，可以说是没有，将他们与日军看成一样，别的话没有，就是“打”。自冯昆（魏拯民——笔者）到后，才开始转变这一工作。
但是，转变了，并不是什么样的“中国人”都不打了。像老黑山的“红袖头”，能不打？大荒沟的那个伪军连，要不是居高临下被枪口逼住了，能起义？对于那些甘愿当狗的伪军、伪警察和自卫团、大排队，不但要打，而且要一次把它打老实，打掉和日本人的连裆裤，才可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金日成，原名金成柱，1912年出生于朝鲜平壤市万景台，后移居中国东北，先后在长白县第七小学、桦甸县义塾、吉林毓文中学读书。1932年创建安图游击队，任队长兼政委，之后任2军独立师3团政委、3师师长。1路军成立后，为6师师长、2方面军指挥。
前面引用过的魏拯民的报告（之一）中说：
金日成，高丽人，1932年入党，学生，23岁，勇敢积极，会说中国话，游击队员提升的，有民生团的口供很多次，爱在队员中说话，在队员中有信仰，在救国军中亦有信仰，政治问题知道的不多。
1941年7月1日，《周保中致王新林的信》中说：
金日成是最好的军事干部，中国共产党高丽人同志之最优秀分子，他在满洲南部和野（鸭）绿江东、朝鲜北部地带能起很重要的活动作用。
同年9月15日，又在给王新林的信中说：
金日成是南满第一路军现在唯一重要的干部。杨靖宇、魏拯民两同志牺牲以后，只有金日成能继续负起南满游击指导之责，而这个问题关乎南满全部问题。
安图游击队成立后，就和当地救国军联合作战。接着远征南满，欲与梁世凤领导的朝鲜革命军合作抗日。之后又北上东宁，要和王德林联合。在当时北方会议的背景下，虽然未能达成目的，却表现了这支游击队非同寻常的活力和远见，从中自然可以窥见金日成的风格。
毛泽东曾经说过：“东北抗日联军实际上是中朝联合军。”这种中朝联合军的性质，在2军表现得最为明显，不仅因其朝鲜（族）人最多，还因为金日成曾多次率部过界挺进朝鲜作战。
1937年6月，经过精心准备，金日成指挥精干部队，神不知鬼不觉渡过一江春水的鸭绿江。4日夜，突然向普天堡发起猛攻，捣毁统治机关和防所，缴获两挺机枪、20多支步枪和大量军用物资。在向群众散发传单和宣传品后，迅速北上渡江重返长白山。
这是1934年冬李红光率部两次越界攻袭后又一次果敢出击，极具象征意义，最能刺痛两岸侵略者的敏感神经。被打个冷不防的敌人，调集一个联队越界追击，被占据有利地势的2军又一顿痛击。
1939年6月，金日成率部进入朝鲜茂山郡三下洞，召开国内干部会议，布置反日工作。之后，多次派遣小部队深入朝鲜，宣传组织群众，建立反日组织，收集敌人情报。
对于东满反“民生团”斗争的最终停息，金日成是有特殊贡献的。
东满自“发现”“民生团”后，斗争紧紧松松，就未停过。1934年秋，日寇特务组织“间岛协助会”以“民生团”的名义大肆活动，造谣惑众，混淆视听，东满党组织再一次中了敌人的反间计，斗争迅速升温。满洲省委为此派来特派员，并带来一封信，批评特委“改造民族成分”的错误提法，指出必须防止和纠正党内互相猜疑和不信任朝鲜（族）同志的倾向。但是，由于省委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又错误地强调反“民生团”斗争是东满党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认为许多派争领袖是“民生团”，派争和“民生团”同是反革命组织，等于火上浇油。
又一轮刑讯逼供杀人。2军独立师师长朱镇，特委组织部长李相默，也被供出是“民生团”。两个人逃跑后，被敌人抓去，都叛变了。
就在这时，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省委巡视员名义派到吉东的吴平，从周保中那儿得知东满反“民生团”的一些情况，嗅出一种异味儿，即与率部在北满活动的金日成谈话。
这是一次意义非常的长谈。说一口流利的汉话（用当年老人的话说是“那汉话讲得呱呱的”）、抗联退到苏联后又很快能用俄语对话的金日成，把已知的反“民生团”的来龙去脉和个人认识、忧虑都讲了，实事求是，没有保留。应该说，吴平不但印象深刻，而且颇受震撼。2月10日给东满特委发出一封指示信，严肃批评东满党组织在反“民生团”斗争中的严重错误，成为扭转东满恐怖、混乱局面的开端。
从2月底到3月初，在大荒崴召开的东满党团特委第一次联席扩大会议上，以金日成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历数反“民生团”的错误、危害，让许多人替他们捏着一把汗。
作为一个“有民生团口供很多次”（多次被人供出是“民生团”）的人，谁都明白这样做最需要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