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28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霞珠河巡视报告》中说：
当我队在三岔河作战，来了一个知识分子周光亚要求入队，并要求参加下级士兵，自称团同志，司令部疑心他，故留在司令部任秘书，以便监视，说是团外区委老董介绍，断了关系，后又来二人找他，均未收容。在香炉砬子时，来一医生要求入队，留在队里，在乔家崴子，周光亚枪杀启东，窃款千余元逃跑（启东系经济部长）。后来审问医生，始知周系哈著名侦探，医生来队，系宾县警局派他来找他回去的！此事件发生以后，队内开展了反奸细的运动，同时坚决成立了政治保卫队。
李启东，1896年出生于朝鲜平安北道一个普通家庭，参加“三一”运动，之后只身流亡到中国东北，在吉林通化进入朝鲜民族主义者创办的新兴士官学校学习，1921年被选送到云南讲武堂深造，毕业后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回东北。他1926年参加朝鲜共产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日军占领珠河后被选为县委委员、兵委书记，曾先后到伪军和“朝阳队”中做兵运工作。哈东支队成立后，为支队经济部长。
从“朝阳队”的秧子房掌柜，到哈东支队经济部长，并不是因为之前做过这种工作，或有特殊才能，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料，而是因为他的忠诚、可靠。在山林队中，这秧子房掌柜在“四梁八柱”中无论怎样排行，都是大当家的最亲近的人。这是“财神爷”呀。有的还是大当家的亲戚，时间久了，经不住诱惑，也卷钱走人了。孙朝阳有那么多心腹、亲戚、老部下，李启东是后去的，又是个“老高丽”，而能担当这种角色，就是三个字：信得过。
但要以为李启东就是个勤勉、可靠的老黄牛式的人物，那就错了。论军事，他甚至比黄埔4期的赵尚志还科班。今天我们不知道他在这方面的业绩，一是他牺牲得太早，没来得及施展才华；二是即便有什么骄人的战绩，因为同时期战友中幸存者太少太少，后来者也就难以知晓了。
在“朝阳队”时，赵尚志就非常乐于倾听李启东的意见。对于这位比自己大十二岁的老大哥，赵尚志非常尊重。对于赵尚志这种性格的人，身边能有这样一位老成持重的老大哥，经常提醒一下，乃至敲打敲打，那情形肯定是不一样的。有人甚至认为，如果李启东不是过早牺牲，赵尚志的一些错误，或许可能避免。
抗联退到苏联后，由3军负责同志编写的《抗联第三军史略》中，能写到的烈士都写到了。关于李启东，开头即是“我们最敬爱的珠河游击队创造者之一的李启东同志”——从中不难想见他在广大官兵心目中的威望、分量。
奸细周光亚的首选暗杀目标是赵尚志，一时没机会，又害怕身份暴露，而当时抗联对这种奸细、特务的警惕性也不高。1934年7月1日，李启东去支队司令部开会，这个汉奸主动请求“护送”，走到宾县8区乔家崴子的一片小树林时，将李启东杀害。
三岔河之战，李根植战死，铁汉子赵尚志曾经落泪。1940年，于保合、李在德夫妇生了第一个男孩，他给取名“于根植”，说让我们的后人永远记住这位抗日英雄。
李启东被暗杀，对赵尚志刺激更大，特别悲痛，他认为李启东是替他牺牲的。
东满反“民生团”的血潮恶浪，曾经波及到北满。奸险的鬼子对3军当然也不会放过，大肆宣传“赵××队内的韩人都是我们派去的”。赵尚志根本就不理睬这一套，在这上头3军绝对是一片净土。金策、李福林、李熙山、李启东、李根植、姜熙善、朴吾德、马宏力、李泰、朴吉松等等，赵尚志团结、重用了大量朝鲜（族）同志，这些人心情舒畅，甩开膀子抗战，绝对是3军的精英、骨干。
珠河地区最早的党组织，成员几乎都是朝鲜（族）同志。赵尚志从“朝阳队”拉出来的九个人，除了王德全，全是朝鲜（族）人。无论反“民生团”的妖风怎样刮，上头有什么指示，赵尚志根本不为所动。他的道理很简单，那就是事实。这些人出生入死，打日本那么不要命，说他们是日本人派进来的奸细，见鬼了！
李福林，原名公道轸，又名崔东范，和赵尚志同岁，1918年流落到中国，先后在和龙、宁安、海林、阿城从事农民运动，曾两次被捕。第一次押送途中过桥时，一拳将警察打入河中，成功逃脱。第二次关在奉天监狱，“九一八”事变后被组织营救出来，任满洲省委巡视员。之后历任珠河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珠河游击队党支部书记、哈东支队党委书记、3军执法处长、1师政治部主任兼哈东地区游击司令，人称“哈东司令”。
抗联各军编制略有不同，就是设不设政委。1军、2军有政委，又有政治部主任，跟今天差不多。3军及其他各军没有政委，只有政治部主任，这政治部主任实际履行的就是政委的职责。所以赵一曼那2团政治部主任，一些很权威的文章中就说她是政委。有的军又有差异，如5军，军、师为政治部主任，团为政委。
毫无疑义，李福林是个政工干部。人们称他为“哈东司令”，更看重兼任的这个职务，除了对“主任”这两个字比较生涩外，当然也不无通常那种言传意会的东西。就是今天，军政主官中，司令员也是1号首长。而比这一切更雄辩的是，这是个军政双全的人物，司令当之无愧，有他指挥打的许多好仗为证。
3军第一次东征，与谢文东、李华堂等部攻打方正县城，就是执法处长李福林率领少年连首先攻占的东门。他带领几个战士，冒着弹雨，冲过城壕，爬越城墙，炸毁了东炮台，打开城门。查阅史料，采访当事人，抗联无“敢死队”一词——实际这几个人就是敢死队，执法处长就是敢死队长。
1936年5月，在依兰县珠山附近一次伏击战中，李福林指挥部队歼灭20多个鬼子，包括一名大佐。
这年冬，3军主力西征后，李福林率1师1团转战哈东地区。他亲自率队攻袭林口县城，袭击延寿伪警察大队，在夹信子设伏，打死20个鬼子。
1936年9月召开的珠汤联席会议，李福林当选为北满临时省委委员，担任组织部长。不久，出任3、6、8、9军组成的联军依东办事处主任，负责为上述各军筹措军需。
1937年4月，李福林率少年连和警卫连去省委开会，途经通河县二道河子宿营时，有汉奸告密，被600多日伪军包围。激战一天，傍黑突围时，李福林左膝盖被打断。警卫员、鄂伦春族战士李宝太，背起他跑出不远，中弹牺牲。齐副官又要背他，他推开齐副官，说快带队伍突围。齐副官不肯，李福林厉声道：多死一个人有什么用？快走！这是命令！
子弹飞啸中，李福林沉静地划着火柴，点燃了随身携带的文件，然后抓起匣子枪向扑上来的敌人射击。
比赵尚志大七岁的3军4师师长郝贵林，和赵尚志是热河老乡。如今这种三省（区）交界地带也大都属欠发达地区，那时就更苦了，偏远闭塞不说，关键是土地瘠薄，这对土里刨食的庄稼人就意味着灾难了。说不清什么时候，他只身走北荒到了珠河，在黑龙宫对面山沟里搭了个窝棚。一个肯下死力气劳作的壮小伙子，一片富得流油的土地，那跑腿子窝棚就有了一种宫殿般的感觉，鼾声中就有了一个个金碧辉煌的梦。待到扛枪的人像蝗虫般一群群来去时，别说那梦了，这命都说不定在哪一声还未听完的响亮中就没了。
1934年春，珠河游击队打下黑龙宫后，郝贵林就跟着队伍走了。
没有保人，一个孤零零的跑腿子，谁知道你什么来路呀，不要，怎么说也不要。可这郝贵林要是几句话就能打发走的，也就不可能参军两年就当上师长了。他就认准这支队伍不抢不夺，这兵非当不可了。队伍到了哪儿，他帮着遛马、挑水，不用他干，他就干别的，这世上只要有心，活是现成的。部队出发了，他扛根棒子在后边跟着。打宾州，一些义勇军、山林队畏惧不前，郝贵林不算大的眼睛瞪得溜圆，抡着棒子嗷嗷叫着往上冲。大家都觉着这个长脸、中上个头、挺魁梧的跑腿子是块料，赵尚志就说行了，收下吧。
李启东被暗杀后，3军司令部成立政治保安队，负责保卫领导机关并执行紧急战斗任务，成员都是勇敢善战、政治可靠分子。具体成立时间没有记载，郝贵林是这年秋天被任命为队长的。
时值赵尚志率队在五常县境活动，突然进袭双城东部的方城岗、小山子，并将其占领，敌人即调兵“讨伐”。郝贵林自告奋勇，要求带几十骑兵，向宾县进击，将敌引开。赵尚志说宾县大排队多，郝贵林说那帮小子不“顶壳”（顶用），咱一个能打他十个。
保安队连下三道街、包家岗，3小时缴枪30多支。
宾县一支较大的山林队“占北平”，义勇军风起云涌时也“义勇”过，之后就投降了，时常袭击抗日军。保安队到达7区财神庙附近时，郝贵林听说“占北平”有支40多人的队伍在那儿，天将亮时指挥队伍将屯子包围，然后单枪匹马进了屯子，大叫：当家的在哪猫着呀？快出来见俺！
一个头目跑出来，郝贵林用匣子枪指点着他：俺们是赵司令的先遣队，大冷的天，弟兄们想进来暖暖手脚，你说行不行呀？
一会儿工夫缴了50多支长短枪。
1935年秋，郝贵林升任4团团长，两个月后任师长。
年底，郝贵林和政治部主任金策率部东征，开辟新区。部队顶风冒雪进至勃利县东北部的七台河煤矿时，是凌晨3点来钟。这里是敌人的重要据点，4师要在这一带活动必须打掉它。约莫两袋烟工夫，一个俘虏被拖上山来。敌情明了，战斗部署，郝贵林以90%以上的兵力围打日军。战斗持续一个多小时，一小队日军全部被歼，一连伪军大部活捉，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将矿井坑口炸毁，劳工全部放走。
密山县哈达镇位于七台河南百余里处，是西通鸡西、东达密山县城的交通要冲，驻守伪军26团，团长姓苏，人称“苏二鬼子”。郝贵林选3个机灵的战士，打入伪26团，很快发展了20多人。一天夜里，4师突然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活捉“苏二鬼子”，伪军不战而降。
郝贵林指挥作战，以机动灵活稳准狠著称，像鹰一样瞅准了猛地扑上去，叼一口就走，待敌人缓过神来，人早没影了——有人将其总结为“鹰袭战术”。
一个地道的庄稼人，参军不到两年就当上师长，这在东北抗联中是罕见的。而其军事实践证明，有人天生就是来这个世界上干这行的。
4师不但战绩突出，而且政治教育好，组织纪律性强，从无违纪行为，特别受老百姓欢迎，是3军有名的“模范师”，用今天的话讲叫“先进典型”。世世代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见到了一支从未见过的队伍。敌人则惊叹这支队伍的飘忽不定，神出鬼没。而这一切当然还与郝贵林的搭档、政治部主任金策有关——留待后叙。
1937年初，郝贵林兼任北满联军下江办事处主任，负责为联军筹集给养。
7月的一天，郝贵林带十几个官兵到勃利县青龙山小五站收款时，被敌人探知，200多日伪军包围上来。他指挥队员边打边退，胸部中弹。官兵们冒死将他抢回来，抬到太和屯后，因流血过多牺牲。
3军第二次西征，赵尚志率主力从汤原出发时是500多人，在庆城、铁力留下200多人，不知道留在海伦多少人，继续西进的是150多人，从逊河开始东返时是70余人。返途挺顺利，多少也会伤亡，这个数字没有留下来。
1军西征归来的人数前面说了，两次出发时都是400多人，1师归来百余人，3师70多人。
那些没有归来的，以及归来后又牺牲的，还有西征前就牺牲了的先人，给我们留下姓名的又有多少？
盖有“赵尚志印”的《一九三三年冬至一九三七年秋三军阵亡将士统计表》（不完全准确）比较简单，总计630人，其中高中级干部40人，下级干部130人。
写于1941年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一九三二——一九四一年阵亡指战员统计表》中，对各个时期的有名烈士有“姓名”、“性别”、“民族别”等8个栏目，无名烈士在表后说明中有个数字。这里引用的都是1军的：
“磐石游击队时期”：“以上总计七名，不知姓名者共二十余名。”
“东北人民革命军时期”：“以上总计二十二名，不知姓名者共约百九十余名，共合——二百一十二（名）。”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时期”：“以上共计二十九名，不知姓名者共约二百五十余名，合共二百八十余名。”
“第一方面军”：有名烈士只有两人，“不知姓名者六十余名”。
就是列在统计表里的所谓的“知姓名者”，那写在“姓名”一栏中的许多“名字”又是什么样子？“冯××”、“吴××”、“×东彬”、“×好根”、“小队长”、“金队长”、“蔡指导员”、“压日本”、“鹰鼻子”、“刘短脖子”、“大胡子老头”、“狗皮老头”、“红萝卜”、“自动车”，等等，或者有姓无名，或者有名无姓，或者只是个职务，或者姓加职务，更多的是外号，乃至山林队的字号。
写于同年的《抗联第三路军牺牲人员名单》的“姓名”栏中，还有“老吕太太两个儿子”。
无论1军给不给士兵编号，这都是一场需要把姓名都牺牲了的战争。
就在前面写过的李东光牺牲的那次战斗中，一个刚上队入伍的学生，别说姓名，连号都没编就牺牲了。而且那么壮烈，负伤后用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5军政治部主任胡仁，1936年初从穆棱返回宁安途中下落不明，从此音讯皆无。
满洲省委秘书长李士超，因为近视，人称“瞎员”。同年春被派去游击队工作，人从哈尔滨动身后就没影了。一路上别说日军、伪军、宪兵、特务了，就是碰上棒子手、砸孤丁，也能要了他的命。
满洲省委派到3军的政治部主任张敬山，到珠河后，好像还未正式上任，就在1935年秋季“大讨伐”中牺牲了。
磐石游击队两任队长，还有政委，十天内相继牺牲，军心动摇，大量开小差，要散伙了。就在这节骨眼儿上，团省委巡视员刘过风来了。要不是他硬顶在那儿，杨靖宇闻讯赶到，是不是就得重新召集队伍，甚至重新组建了？这无疑是重要的一笔，历史留下的也就是十来个字的一笔。关于他的牺牲更简单，敌人进攻玻璃河套根据地时，被枪杀了。
“刘过风”是他的真实姓名吗？有人为他安葬吗？葬在何处？1军3师参谋长杨俊恒牺牲后，难得的买口棺材，安葬在临江县六道阳岔的什么地方，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不秘密不行，敌人知道了，会掘坟斩首示众的。而这几个参加安葬的人，又有几个能活下来呢？
李敏老人说，只要条件允许，烈士遗体是一定要处理好的。夏天、秋天是土葬，要深埋，不然会被野牲口扒出来。下头两场雪时也行，只是地表冻层硬壳。春天不行，地表化得南流北淌的，底下还是冻的，春天冬天就火葬。把木头一根根堆摞半人来高，把烈士遗体放上去，再横着压几根。不然烧一会儿，那人就佝偻起来，心里更难受。时间来不及，或是有敌情，不能点火，就用树枝子或雪掩盖一下。1938年以后，基本都是雪葬了，用手捧，堆雪坟。
“我们最好的第一连连长——姜歪嘴子（韩国同志名字忘记了）同志被阵亡了。”
这是写于1941年的《北满游击运动史略》中的文字——这类不无语病，却是原汁原味的、有名无名的文字，太多太多。
这类文字太多太多，是因为牺牲得太多太多。只有49页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丛书”中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不到一页文字写了4次战斗，两次是主要领导牺牲，另两次是“均壮烈牺牲”、“全部壮烈牺牲”。都牺牲了，他们的一切也就无人知晓，无从知晓。
笔者在桓仁、新宾两县采访时，都听说在歪脖子望山一带的战斗中，有个战士抱着鬼子滚了砬子。新宾县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纂的《兴京抗日烽火》中，也多次提及此事。这不就是狼牙山五壮士似的英雄吗？
作为一个从戎而未投笔的军人，我知道这本书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绝对是从心里呕出来的这百来万字，首先就是献给这些连姓名都牺牲了的先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