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国人对她的熟知程度，甚至可能超过本书所有的英雄人物。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曾用名李淑宁、李一超、李洁，农历一九零五年九月十六日生于四川省宜宾县白杨嘴村，为父母八个子女中的小女儿。这是个年收租70担的地主家庭，不然怕是难有机会读书，也就难得成为一位走南闯北的革命女性。
比赵尚志大三岁的赵一曼，1926年入宜宾女子中学读书，接下来就跟后来成为职业革命家的那个时代的先驱者的履历都差不多，在席卷各地的“五卅”运动中初露头角，加入共产党，被开除学籍。同年10月，党组织送她到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学习。第二年9月被派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与原黄埔军校学生、东方大学同学陈达邦结婚。
1928年冬，赵一曼回国，被派到江西做秘密工作。不久，秘密机关被破坏，她拖着临盆的身子躲避搜捕，在小巷人家里生了孩子。几天后抱着孩子去上海找到党组织，在中央机关做秘密工作，后来又被调到江西。一天深夜，接头的人不来，她觉出不对，听到外边脚步声和拉枪栓声，立即毁掉文件，抱上孩子，从房东的厨房翻出窗外，回到上海。
打从记事时起，笔者看到的有关地下党的电影，经常在霓虹灯下出入饭店、舞厅，在翩翩起舞中接头、传递情报。由于历史的原因，关于赵一曼的许多重要事迹，只能是模糊的、概念化的。但有一条是清晰的，就是没有当年银幕上的那种模式化的东西。
就说这次从江西回上海吧（下述文字并无资料可查，可能是赵一曼跟某一位幸存者讲了几句吧），就让我们看到了下面的情景。这是一只载着江西山货和茶叶去上海的船，一个二十四岁（或二十五岁）的抱着个两岁左右男孩的少妇，说她和丈夫要去上海探亲，路上被土匪抢了，丈夫又被拉兵，万望老板开恩，让她和孩子搭个船。老板怀疑她是红军探子，又觉谈吐、气质不是一般人家的女人，就同意了。不知她在江西哪座城市做地下工作，也就不知道在哪上的船，到上海需要多少时间，反正这船费老板是要定了。到了上海，老板派个小伙计跟着她，去亲戚家拿钱。她是真想给钱，可囊空如洗，更不能把人带去党的住地。想起上海有“告地状”的，就弄个草标插在孩子身上，当街卖起孩子来，很快围上一堆人，把警察也招来了，把她赶走了。小伙计仍是跟着她，拿不到钱，回去无法交代呀！就到另一条街上继续“告地状”，如是反复，终于使小伙计认定她是走投无路了，走了。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派到东北。
陆续派到东北的共产党人，幸存率之低，八成可以冠以“最”字。这是一次次前仆后继的悲壮的英雄之旅，而这里记叙的仍然只能是履历书中简历般的文字。
赵一曼先是在奉天工厂做秘密工作。1934年初，满洲省总工会筹备处成立，赵一曼调到哈尔滨做省工会的组织工作，后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曾参加哈尔滨电车工人罢工斗争的领导工作。在此期间，她曾两次去海伦巡视，并与当地党的武装负责人孙玉久研究、筹划，同地主汉奸武装打了一仗，取得胜利。
因为有了一位前面写过一笔的幸存且高寿的方未艾老人，所以在此期间能够写得比较详细一点儿的赵一曼与方未艾的交往，使我们能够多少走进这位巾帼英雄的内心世界。
这时，方未艾已从《东三省商报》转入《国际协报》，担任副刊编辑，金伯阳要他把副刊当做宣传革命和团结进步人士的阵地。他入党不久，马列著作读得不多，党内文件和宣传品看得也少，这副刊办得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党的要求就是个问题。金伯阳决定找个人，让他给方未艾辅导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方未艾老人说是1932年9月（这个时间似乎有误，应为再晚些）。这天，金伯阳带他去新城大街（今尚志街）东侧公园，与这个人接头。只见假山下长椅上坐位清秀的青年女子，一身古铜色毛织上衣和裙子，脚上一双绛色高跟儿皮鞋，正打开一个褐色的小手提包，望着里面的镜子，轻拢鬓边短发。见到来人，她站起来，亲切、优雅的微笑。金伯阳介绍，这是李洁。二十多年后，方未艾看到电影《赵一曼》，才恍然大悟。
前面说了，金伯阳、杨靖宇、赵尚志是方未艾那儿的常客，现在又多了个比他大一岁的李洁。
方未艾老人说，赵一曼的四川口音挺重，但讲起党的理论、知识，他都听得懂。她理论造诣挺深，很聪明，也认真，有时讲完了还让他谈谈心得体会，提出重点问题让他回答。
两人见面时也谈文学。赵一曼说中国作家中，她最爱读鲁迅的作品，苏联作家最喜欢高尔基。她还写诗，曾给方未艾看过一首七言律诗《滨江书怀》：
誓志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
一世忠贞新故国，满腔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赵一曼俄语很好，方未艾会日语，两个人互相教外语。赵一曼说，在东北反日，学日语很重要。
外出坐电车，有司机和售票员跟赵一曼打招呼，叫她“李大姐”。有点儿空儿，售票员就跟她说这说那的，下车时还不住地挥手告别。
方未艾老人说，一个四川女子，在哈尔滨好像也就年把时间，你想象不出她怎么会和工人那么熟悉、亲切。这个人身上，天生有股说不出来的魅力。
应该是1934年春夏之交，一天晚上，赵一曼来了，问他请求去游击队的事怎么样了，方未艾说还让等着。
方未艾东北讲武堂毕业，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赵尚志、杨靖宇都曾劝他弃笔从戎，他也向组织请求到游击队去。没想到这年秋天，却被派去苏联海参崴列宁学院学习。
赵一曼说：俺今晚就是来向你告别的，组织已经批准了，让俺到珠河去。
方未艾忙道这是真的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就说你走了俺就不等了，跟你一起走。
赵一曼说：这可不行，一个党员，怎么能无组织、无纪律呀？
方未艾说：那，俺就在这等着？
赵一曼道：俺到那边等你。
一个坐桌前，一个坐床边，一时间谁也不看谁，也不知道说什么。
一会儿，赵一曼拿毛笔在纸上写起来，边想边写，写写停停，写完又看了几遍，改了几个字，然后递给方未艾。
是三首五言绝句《赠友留念》：
世上多风云，人生有聚散。
今朝苦离别，他日喜相见。
友情和爱情，男女都看重。
言行不自由，两者将何用？
理论与实践，纷纷说短长。
一心为社会，万古可流芳。
六十多年后，老人说他当时看了两遍，照理该回赠一首，可一时思绪万千，竟然语塞。这个弃武从文的地道文人，就说：明天俺给你饯行吧。
赵一曼说：俺说不定什么时候走，也不喝你的送别酒。你要是不离开这里，等俺带队伍解放哈尔滨，那时再喝你的欢迎酒。
赵一曼到珠河后，任中心县委委员、县委特派员和妇女会负责人，1935年春到道北区任区委书记。
应该说，赵一曼对东北农村是陌生的。那北满雪原上的大烟泡，老乡家好像能烙饼的热炕头，不但陌生，而且不适应。她的肺病不知什么时候患的，脖子上那好好坏坏的疮就是在珠河落下的。可这个文静的南方女子，大家闺秀，有一种骨子里的刚硬，还像方未艾说的天生有股说不出来的魅力，走到哪里，听吧，“瘦李”、“女李”、“李大姐”，乡亲们一声声叫得那个热乎呀。
“瘦李”是因为她长得清秀、瘦弱，“女李”则是当时人们对知识女性的一种尊称，姓什么就在前边加个“女”字。
农民会、妇女会、儿童团建立起来了，还成立了青年义勇军、模范队。只是这种农民武装除了几杆老洋炮，就是扎枪、大刀、棍棒，赵一曼就策划出一套夺枪方案。
帽儿山车站附近公路沿线，设了一些伪军哨所。搞掉这些哨所，既为抗联活动扫清障碍，又能夺取武器，一举两得。赵一曼让后来担任3军9师政治部主任的雷炎打头阵，武器是把砍刀和只灌水又打气的皮球。晚上行动，悄悄摸近哨兵，顺利摸到跟前就挥砍刀，赵一曼就带几个人扑上去，冲进哨所抓俘虏、缴枪。要是被哨兵发现了，雷炎就蹲在地上假装解手，一按皮球噼里啪啦像拉肚子似的。这时，赵一曼或者伺机接应雷炎，或者趁哨兵的注意力被雷炎引过去的工夫，趁机摸上去。
就这样有了第一批步枪。
笔者没搞清是1934年冬，还是之后的哪次“讨伐”，3军3团在侯林乡被敌包围，伪军中还包括那个已经成了日本人的一条疯狗的“黄炮队”。激战一天一夜，突然敌人背后响起枪声，是赵一曼率领青年义勇军杀了上来。
3团与敌激战时，赵一曼已派人探明敌人指挥部的位置。青年义勇军虽缺乏战斗经验，又大都是扎枪、大刀之类的冷兵器，可是人多势众，最主要的是直捣了敌人的指挥部，而且是突然攻击，敌人顿时乱了。再加上许多老百姓呐喊助威，敌人草木皆兵，很快就退了。
后来，伪《大北新报》、《哈尔滨日报》等报纸，曾载出《“共匪女头领”赵一曼，红枪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的报道。
今天歌颂这位巾帼英雄的作品，几乎都少不了“红枪白马”一词。笔者曾去档案馆查阅有关报纸而未得，据说那只是篇简短的报道。但是，战争中能直捣敌人指挥机关的，几乎无一不是精锐部队主力军。以青年义勇军这等武装，去实施这种掏心击脑的战术，且能拿捏得如此精准，其胆略与军事技艺，无疑是非常人可比的。
而1936年3月5日《晓梦关于珠河一带的情况及工作现状的报告》中，在谈到1935年秋冬季“大讨伐”中损失的干部时，关于赵一曼的是这样的一句话：“党地方同志中最有能力者。”
1935年11月的一天黎明，2团被敌人包围在道北区的一个山沟里。激战一昼夜突围，部队伤亡很大。团长王惠同负伤被俘（后英勇就义），道北区委书记兼2团政治部主任赵一曼指挥战斗时，一条大腿受贯通伤，骨头被打碎。22日，她和三个人转移到3区春秋岭附近一户农家时，被汉奸米振文发现。米振文报告第三“讨伐”队队长张福兴，张福兴带伪军将农舍包围。战斗中，赵一曼左腕被打穿，失血过多，昏迷后被俘。
从在珠河见到被俘的赵一曼，到十天后又将其押送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继续关押、审讯，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都是个重要角色——让我们看看1962年5月，他作为战犯在押期间写的供词：
“这个妇女，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脸伏在车台上，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坐在她的身旁照料她。伤者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在不断往外渗。
“我担心她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从而失掉可能的情报，急忙走到她的身旁，叫喊道‘起来！’她从容地抬起头来看着我，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我让远间（伪珠河县首席警务指导官远间重太郎——笔者）找个适当的审问场所。远间同县公所的翻译詹警卫商量之后，决定在马料房的高粱垛上进行。从审讯中，知道她叫赵一曼，二十七岁，在妇女抗日会工作，家庭是个富户，本人受过中国女性的最高教育。在以上这些问题上，她态度坦然，答语明快。
“当问她关于赵尚志部队的事时，她回答：‘关于抗日联军的事，我不知道。’
“我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党内是什么地位。她回答说：‘我同共产党没有关系。’我问她：‘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一听这问题，她一下子提高了声调，作了义正辞严的回答，与其说是回答我的问题，不如说是对日军的控诉。她说：‘我是中国人，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如果你是中国人，对于日军目前在珠河县的行动将怎样想呢？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你们日本人口蜜腹剑。’接着她就‘日本军是保卫中国不受他国侵略’，‘日满一德一心’是‘兄弟之邦’等问题作了揭露。她那种激愤之情，在我看来简直不像个身负重伤的人。她对日本军固然很义愤，但讲得有条有理，使人一听就懂。当翻译把她的话向我翻译时，赵一曼就盯着翻译的嘴，生怕他翻不全似的，翻完了又继续讲，滔滔不绝，确是个有口才的人。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她的宣传对象了。
“我又用鞭子戳了一下赵一曼的伤口，只见她身子抖了一下，脸上露出了忍痛而愤怒的表情。这时候待在她身旁的那个姑娘跳起来护着她。我命令旁边的警士把那个姑娘拉出去。我说：‘看样子你有点儿发火了吧？我不是为了听你那套话来的，你不说，我也会让你说出来的。你先把你共产党的身份说一说吧！’在我这样威胁下，她从容地回答道：‘我没有什么中共身份，强迫一个人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蛮横了吧？你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把证据拿出来！’她除了承认做妇女工作以外，其他什么也不说。于是我就用鞭子抽她的手，她干脆不说话了。”
用鞭子戳伤口，把竹签刺进指甲里，是为了使赵一曼屈服，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从被俘地到珠河县城，一辆牛车在山道土路上颠簸，对伤口不作任何处置，任其流血，到送去哈尔滨，住进市立医院，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因为他们发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因为大腿上的贯通伤溃烂了，他们需要一个活口，而把竹签刺进指甲里是不会危及生命的。
医院毕竟不是伪警务厅的地下看守所，就有了逃走的机会。
赵一曼是12月2日押送哈尔滨的，何时被以“王氏”之名转至市立医院疗伤无从查考，看守她的伪警察换成董宪勋，是在1936年4月上旬。
这是一个挺沉稳的富于正义感的青年。他的身份、职业，使他对这个世界的黑暗、残忍和嗜血成性，看到的肯定比马上就要写到的韩勇义多得多。可他们都碰上了一个令他们、也让我们这些后人永远敬仰的人，两颗冬眠的中国心就怦然跳动起来。在1936年那个叫做什么“满洲国”的世界里，他们的行为有着特别的昭示意义。后人不会忘记他们，就像怀念那些在冰天雪地中战死的、冻死的、饿死的有名无名的抗联官兵一样。只是拿起笔来，心头总是压抑着愧疚，因为我们这些后人对他们知道得实在太少。
开头的话题，是多大年纪了，挣多少钱呀，娶媳妇了没有呀，家住哪儿呀等等，董宪勋都回答了。谈到日本侵略者的丑行，“满洲国”这个耻辱的怪胎，董宪勋就不吭声了，随之而来的则是他值班时环境的宽松。自然，赵一曼的话题也就更放得开、有针对性了，而且有机会把自己到东北的经历、见闻写成类似小说的文字，董宪勋就成了第一个读者。有一天，董宪勋就说：俺想参加抗联，打日本子！
护士韩勇义，原是笔者家乡人，知道得能多点儿。
她1919年出生于桓仁县二道岭，十岁时一家人搬到哈尔滨，投奔在黑龙江省官银号哈尔滨分号当经理的大伯父韩文贵。“九一八”事变后，大伯父积极筹钱支持马占山、李杜抗战，义勇军失败后隐居北平。日军占领哈尔滨，把韩勇义的父亲抓去，逼他交出银号账目，忧恨成疾而死。
有个男孩子名字的十六岁的见习护士韩勇义，中等个头，鸭蛋形脸，一双清澈的大眼，挺浓的眉毛，活泼开朗，敢爱敢恨，见义勇为。之前她就见过有关赵一曼的报道，如果说那时是好奇与不无敬仰的话，当她看到这个被日寇摧残得不忍睹视的女人时，几乎就只有后者了。她非常喜欢在这个特殊病人的身边多待一会儿，为她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特务见她年纪小，对她也不大提防。看着赵一曼伤口逐渐好起来，韩勇义眉眼间都是笑意。特务们审讯赵一曼，拉下病床踢打，伤口就在一次次流血中处于好好坏坏又不致命的状态，那双含泪的清澈的大眼睛，就喷出火星子。
1936年8月11日的《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报告》（滨警特密第8853号）中说：“她们在憎恨世界的丑恶上取得了一致的观点。”
后来敌人审问韩勇义和董宪勋，施电刑，上大挂，用炭火烧韩勇义的脸和背，问她为什么要帮助赵一曼逃跑。她说：“因为自己住在满洲国，走着满洲国的街道，坐着满洲国的车，使用着满洲国的国币，吃着满洲国的出产，这都是由于住在满洲国，出于不得已的事情。在自己的五脏之中所流着的热血，是中华民国的热血。我期待着将来的抗日战线得到扩大，把日本人从东北驱逐出去，再挂起中华民国旗子的日子。”
韩勇义被判四个月徒刑，受尽折磨，疾病缠身，于1949年2月去世。
逃去的目的地是宾县3区，那里是3军经常活动的地方。韩勇义卖了自己的两个戒指和两件大衣，得钱60元，充作经费。董宪勋找人做了一顶小轿，用来抬赵一曼。时间定在6月28日，这是个星期天，医院人少，便于行动。
晚上9点来钟，董宪勋雇一白俄司机，先用汽车将小轿送到南岗文庙后边，再去医院将赵一曼抬上汽车，重返文庙。下车上轿，由他和事先约好的他的叔叔董广政抬着，由阿城方向逃出哈尔滨。韩勇义提着药箱，一路随行。到了乡间，又雇辆马车。
敌人是29日7点左右，另一个伪警察来接班时，发现赵一曼逃走的。宪兵、警察、特务立即出动，很快找到白俄司机这个线索，并判断出追赶方向。因为赵一曼必须借助于车辆才能行动，而当时哈尔滨街上的汽车屈指可数。
30日晨5时左右，在距游击区不到10公里的阿城县金家窝棚，被敌人追上了。
这是个悲壮而平静的结局。朝阳刚从东方的地平线露出头来，山野大地葱茏翠绿，草叶上的露珠突然不安起来，急骤的马蹄声由远而近。赵一曼习惯地伸手去腰间摸枪，空了，那张清秀、苍白的脸上就现出一笑——那是沉静的一笑，也是轻蔑的一笑。
董宪勋和韩勇义是难免恐惧、慌乱的，可看到赵一曼那神情，就沉静、坦然了许多。况且打从把自己的命运与赵一曼联系在一起的那一刻起，对这一刻就是有所准备的。
敌人终于绝望了。
8月1日，敌人把赵一曼押回珠河。敌人要用她的鲜血，恐吓红地盘的人民。
在火车上，赵一曼向敌人要了纸笔，给七岁的儿子写了封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162个字，7个“母亲”，还有那“宁儿”、“孩子”后面柔肠寸断的“啊”。
无论是什么人使这封遗书得以保存下来，我们这些后人都看到了一个比较丰满的有血有肉的赵一曼——你就是把她塑造成神，那也是深深地植根于人们心田的神。
而那篇肯定是登在日伪报纸上的报道，无论那“红枪白马”有没有，有多少令人遐想、富于传奇的故事，赵一曼一生的华彩篇章都不在这上头。比之本书已经写到的和行将写到的一些英烈，她既没有那样骄人的杀敌战绩，也没有开创一方根据地的经历。被俘后所受的酷刑，也比不上一些人那样惨烈，包括像她一样的女性。论职务，也只是个中级干部。她成为英雄，一个不比任何人逊色的英雄，在于孑然一身的伤残的弱女子，面对那个好像能够吞噬一切的强大机器的那种不可征服的强悍，甚至差点儿用一次成功的逃亡羞辱了不可一世的敌人。这样，这个来自川南的文弱女子赵一曼——这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就成了一种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象征。
8月2日，敌人把赵一曼绑在一辆大车上，游街示众，押赴刑场。
与丈夫永别，与儿子永别，现在又与她无限热爱的熟悉的土地、乡亲、战友永别。
一路口号，一路歌声。口号是今人都熟悉的，歌声是当年在抗联部队中流传很广的、1889年由法国人创作的《红旗歌》：
我们把红旗永远高举，
我们前进永不停息。
牢狱和断头台来就来你的，
这就是我们的告别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