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河游击队在三股流成立时，以三股流为中心的道南根据地已经颇有模样了。
1933年7月10日，《团珠河县委关于目前形势及组织状况等问题的报告》中说：
珠河一带形成了三种不同性质的区域。珠河街、河东，一方面为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地方，乌吉密、小五站、黑龙宫、五区是直（间）接统治的地方，娄家窝棚、亭家店、石头河子、苇塘沟及其他山沟里的农村，是无政府状态。
其实，除了大中城市，东北各地农村基本都是这种状态。而珠河中心县委能够创造出非同一般的业绩，在于这是个比较成熟的坚强、精干的班子。珠河游击队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立足地，并不断地得益于县委的领导、支持。而有了这样一支武装，珠河游击区则迅速扩展，红地盘益发红火。
巴彦游击队失败的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根据地，像个没家的孩子似的。这样一支队伍迟早是要垮掉的，北方会议那一套更是加快了这种步伐，使这支稚嫩的队伍还未来得及寻摸到生存、发展的路径，就在那冰天雪地中消逝了。
首先在无政府状态地域恢复秩序，接着就是拔据点，打伏击，在日伪间接统治的地盘上大展身手，并向道北黑龙宫一带突击，建立起以侯林乡、秋皮屯为中心的道北根据地。到1934年秋，哈东支队游击区已遍及五常、宾县、珠河、双城、阿城、苇河、延寿、方正等县，而珠河四区、五区，宾县二区、三区、七区、八区，延寿二区及三区一部分，五常五区及四区一部分，双城九区一部分，则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地盘。
哈东游击区普遍建立了反日会，仅珠河县就有会员约1万人。
在被称为红地盘的根据地，普遍建立起农民委员会，珠河县还成立了农民委员会总会，下设总务、武装、生产、拥军、经济、肃反、妇女等7个部门，代行政府职能。1935年10月成立的珠河县人民革命政府，就是在农委总会基础上建立的，总会会长吴景才任县政府主席，人们都称他“吴县长”。成立大会发布《大中华民国珠河县革命政府布告》，号召珠河人民在革命政府领导下积极参加反日活动，发挥各种反日群众组织和反日武装的作用，粉碎敌人的秋季“大讨伐”。
在游击区和根据地，还组织了农民反日自卫队、青年义勇军、模范队，与南满的农民自卫队和青年义勇军类似。珠河县人民革命政府在三股流成立时，除其他各界人士外，有农民反日自卫队和青年义勇军、模范队4000多人参加庆祝大会，并接受检阅。用当年老人的话讲，洋枪土炮“扎枪头子”（红缨枪），那也是刀枪如林“海了去了”（形容极多的样子）。
红地盘内建有兵工厂、被服厂、医院，还有学校，孩子免费读书。没收汉奸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不收地租，军烈属的土地实行代耕。税收是低额累进制，五垧地以下每垧每年五角钱，五至二十垧每垧一元，二十垧以上二元。而日伪统治区为每垧一至二元。红地盘的税率低于“满洲国”，连日本人都不能不承认。胡子不敢来，棒子手、砸孤丁、小线绝迹，在那个遍地起胡子的年月，堪称奇迹。
日伪当局称：“珠河地方俨然成为一共产王国。”
1933年6月13日，在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会议上，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说：“恢复治安的手段，有讨伐，有招抚，有政治工作。但军队恢复治安的唯一无二的手段是讨伐。”
“九一八”事变不久，关东军即抛出“治安第一主义”。无论北进苏联，还是西犯华北，它都必须把治安放在首位，把个安稳的东北拿在手里。对于大规模的义勇军比较好办，通常是两翼迂回，飞机、大炮一通轰炸，正面一攻，就解决问题了。可面对到处都是、四处出击、打了就跑的小股义勇军，就有些蒙，找不着北——用当年老人的话讲，叫“抓瞎了”。
开头，自以为大局已定的不可一世的鬼子，几十个人，甚至十几个人也敢出城，结果到处挨打，有时连根毛也回不去。即便大部队行军，这一枪，那一枪，只闻枪声，只见伤人，不知道对手在哪里。随着兵力增加，日军战术也不断变化。1935年前，通常都是落雪后“讨伐”，多则两三个月，少则几个星期，搜山沟，见影儿就追，见道就钻，常中埋伏。之后，一是不受季节限制，特别是从秋至春的树叶开门时期，经常连续不断地“讨伐”。二是分散配置兵力，密切通讯联系，把住重点村屯和交通要道，发现对手即行追击、包围，不拘地区穷追猛打。以上为所谓“治标”，即军事“讨伐”。三是建立“集团部落”，推行保甲连坐，组织伪自卫团，修筑警备道路，架设警备通讯网，收缴民枪，进行经济封锁，即所谓“治本”。其中最阴险、毒辣，也是对抗联危害最甚、堪称致命的一招，就是集甲并村，大搞“集团部落”，实行“民匪分离”，制造无人区。
笔者上个世纪采访到的八十岁左右的乡间老人，唠起当年，常挂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到哪儿都能刨两垧地。”就是这种魅力，吸引着一代代闯关东的人们。无论是被称做“大界”的平原，还是山边、山沟，大都为山东人的移民，这一家，那几户，过着一种远离尘世的日子。1935年10月15日《胡仁给中共吉东特委的报告信（第四号）》中说：“农民皆散居于各山沟里，零落如早星，十家二十家在一处很少，虽有火车路（宁、密）及汽车路（林口至梨树镇，林口至勃利县）也不能使农民集居于一处。”而1937年5月《关东军参谋部关于最近满洲国的治安》中说：“在习惯于旧军阀苛敛殊求的山里僻地居民之中，尚有很多不知已经建立满洲国和不知官宪恩惠的人们，这种民众和匪贼很和睦，把匪贼作为自己人，将讨伐队的行动等传告匪贼。”之前的1935年12月《关东军参谋部关于昭和十年秋季治安肃正工作概况》中，则说：“民众对匪贼之认识是极为良好的，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有不共戴天之仇。”
对于这些“零落如早星”的农家，就是胡子也不会轻易骚扰的。一是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抢，二是离不开这些人，起码到那儿可以歇歇脚，吃顿饭。而从游击队到抗联，能够不断发展壮大，靠的就是所到之处都有人家、群众。
1933年春，伪磐石县参事官荒谷千次和伪额穆县参事官蛸井元义等人，向伪满民政部建议设立“集团部落”，当年即在磐石县试行，第二年又在额穆、敦化、桦甸等县实行。同年12月3日，伪满民政部发布969号《关于建立集团部落训令》，遂在东北各地普遍推行。
所谓“集团部落”，就是将平原和山区零散居民强行驱赶至一处居住。“一个部落以收容八十户至一百户（四百至五百人）为宜。这对于警备和经营都有利，如六七十户以下，居民自卫力量不足；二百户以上，则统治上又有困难。”部落面积，“建成周围四百米的正方形或长方形为宜”。“建设位置：（1）匪贼时常经过或物资供给地等重要警备线上；（2）经济资源丰富的地方；（3）易于警戒和自卫的地方；（4）供水方便和比较干燥的地方。”“建设次序：（1）建立铁丝网、土墙和炮台；（2）建造公共建筑物（部落办公室、自卫团室）和伪装房屋；（3）建筑住房；（4）打井和建造附属建筑物。”
部落内常驻日伪军警备队，或伪警察派出所，还组建伪自卫团，凡青壮年男性居民都是其成员，站岗、巡逻。部落有电话，部落间修筑警备道路，一处遇袭，附近部落日伪军和伪自卫团都来支援。
部落有正副部落长和正副自卫团长，部落长兼保甲长，实行保甲连坐制度。部落通常有4个大门，居民外出种地、打柴要登记，携带物资要检查，以防流入“匪贼”之手。太阳落山，大门紧闭，回来晚了，就有“通匪”嫌疑，受到盘查。有亲戚朋友来了，从哪儿来，干什么，住几天，报告、登记，还得有保人。
这种统治就让人想到堡垒、集中营——用当年黑土地人的话讲，叫“围子”、“人圈”。
吉林地区的磐石、额穆、桦甸、永吉、舒兰及敦化6县，1935年建“集团部落”136个，1936年又建418个，1937年再建365个。据伪满治安部《各地治安工作调查报告集》中说，金川、柳河、通化3县，“康德三年（1936年——笔者）度并户工作有飞跃发展，匪团所依靠的分散房舍，几乎全部消灭”。
汤原县仅用23天，就将山边零散农家全部烧光。
1936年（无月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师司令部为抗日救国告群众书》中说：
日寇为什么要归大屯呢？第一，它想要断绝群众与抗日军的关系，而使抗日军没房子住，没饭吃，没处得消息，不用打仗就消灭了。
日伪对哈东游击区和珠河根据地的大规模“讨伐”，是从1935年开始的——它怎么能够容忍这样一个“共产王国”，在其北满的统治中心哈尔滨近旁一天天发展、壮大呢？
这年夏天，日伪当局召集北部6省警务指导官和宾县、五常、双城、阿城、珠河、延寿6县参事官，在哈尔滨开会，成立“讨伐”办事处，由野崎大佐为办事处主任，统一指挥上述6县日伪军，彻底毁灭哈东游击区和根据地。
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讨伐”。会后，即发布“林业采伐统治法”，将滨绥线及“国道”两侧200米内的树木和高棵农作物一律砍割干净，以防止抗日军利用。收买奸细、坐探，混入抗日军和地方组织，进行破坏、暗杀活动。改善伪军生活，特别是提高军官待遇，用心自不必说。同时在游击区周围屯驻重兵，并利用降队，防堵3军向外突击、伸展。而在此之前，即有计划地在珠河游击区周边建立“集团部落”，一些重要据点还驻扎日本武装移民，来挤压红地盘和3军活动的空间。
7月21日，夏季“大讨伐”在道南展开，大批日军首先在游击区边缘地带迂回包围，再进占据点，组成若干“治安工作班”，搜索、追击、堵截抗日军和群众，驱赶群众搬到指定的“集团部落”，或铁路沿线的“铁路模范村”。接着又转向道北地区，依然如法炮制。所到之处，平原、山区零散房舍一律焚毁，对于躲避、逃走、拒不归屯并户的，就用刺刀、子弹说话——“赵尚志匪区禁止住民，违者杀无赦！”
8月11日，《中共珠河县委关于敌人活动及县委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
“现在路南游击区三分之二以上已成一片焦土，仅离铁道线十余里地之地方未被焚烧，并申言发散布告毁灭赵尚志根据地，禁止住户，否则一律讨伐屠杀。”“群众纷纷搬逃上站，络绎不绝于途，游击区成为一空城。”
在夏初召开的军地联席会议上，对这次夏季“大讨伐”的认识，在县委和2团、3团给3军司令部的指示信、报告书中，虽然用词有所不同，但基本判断是一致的，即敌人是“部分的防守的进攻策略”。尚在率队东征牡丹江沿岸的赵尚志，认为这种认识“是执行目前任务上极有害的”，指示2团、3团“立即转变轮转游击区范围内的右倾行动，大胆的灵活的运用游击战术来冲破敌人的遮断线”，“围绕着我们的周围发展新的反日区域，并建立根据地”，并具体指明两个团各自的突击方向。
查阅有关史料，谈到珠河1934年冬季反“讨伐”，“不许敌人侵入游击区一步”，以及同样意思的文字，可谓屡见不鲜。珠河中心县委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些后来不断被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口号，除了自身的原因外，还因为1934年10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为粉碎冬季大“讨伐”给全党同志的信》中，有这样的指示和批评：
人民革命军与赤色游击队必须坚决的为彻底拥护群众利益而斗争，为得执行这一任务，首先就要坚决反对敌人的“讨伐”，为保护游击区域，不让敌人侵占一步而奋斗，这样珠河游击队在脱离敌人包围圈外而离开游击区域的右的机会主义必须严重的打击。
千辛万苦、流血牺牲开创的游击区、根据地，从满洲省委到红地盘里的老百姓，谁愿意把它让给敌人？1军挺进东边道，磐石老区群众不理解，说俺们支持你们，是让你们保护地面的，日本子要来了，你们走了，把俺们扔下不管了。珠河也是一样。问题是你有“不许敌人侵入游击区一步”的实力吗？死守只能招致无谓牺牲和敌人对根据地人民更加疯狂的报复。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指导上，关于不死守游击区、根据地的指示，省委也是有的。1军独立师离开磐石老区，挺进东边道，就是如此。可轮到珠河，怎么就截然相反了呢？是认为哈东支队已强大到能使敌人不进入游击区一步了？还是受了这一年“‘北方会议’路线回潮”的影响？抑或是还有别的什么原因？笔者解不开这个问号。
赵尚志好像看不到，或是看不透上头的这种扑朔迷离，或者根本就不去理睬这类东西。他看到的是最简单的真理、事实，那就是游击队根本没有拒敌于游击区之外的实力。于是，就有了12月24日《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给省委的报告》中的这样一段话：
我们并不是要找一个有绝对保障的根据地，在现在主客观的力量和环境上，也不可能，我们不过是依根据地来解决休养疲劳，躲过敌人优势力量和藏蓄军事中要品，靠游击战术来补助根据地之不足，特和（原文如此——笔者）开展扩大游击战争罢了！
把省委和中心县委的指示、批评都否了。
而且，“不可能有绝对保障的根据地”——这个被东北抗战实践证明了的观点，“打”字当头的赵尚志，应该是最早意识到并提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曾有一种观点，认为抗联最终不得不退往苏联的原因之一，是对建立根据地的意义认识不足，没有建立起像江西中央苏区那样的根据地。是这样子吗？试想一下，如果“围剿”中央苏区的不是国民党军队，而是日本关东军，再大搞无人区、“集团部落”，那会怎样？
既然不可能有绝对保障的根据地，没有根据地又不行，那该怎么办？赵尚志主张向敌人统治薄弱地区突击，到那里去开辟新区。
可能是和者盖寡，甚至没有和者（哈东支队内部应该有的），再加上赵尚志这时还未恢复党籍，在党内没有发言权，上级还是要求“不许敌人侵入游击区一步”，结果自然是不可能。虽然珠河中心县委认为赵尚志“政治右倾”，“又恢复他过去的精神，深深地障碍着党团正确路线的顺利执行”，但他的“右的机会主义”好像也未因此而受到打击。不是党员，党内不能打击，临阵换将也不合适，况且从珠河游击队到哈东支队，那队长和司令都是选举的。
1934年冬反“讨伐”是“死守”，之后的春季、夏季反“讨伐”没有这个口号，也还是老办法。敌来我走，敌走我回，烧几间房子算个啥，几天就盖好了。没想到这次会是这等规模，而且长期、反复“讨伐”，更没想到还有归屯并户，搞“集团部落”这一手。待到明白过来，觉出不对了，已经晚了。
赵尚志率东征部队回到珠河地区的时间，应在8月10日左右。哈东的伏天，本该绿荫遮天，禾浪涌地，如今却是狼烟冲天，遍地焦土。昔日的红地盘好多成了无人区，一间间房子烧得只剩下房框子，朝天张着焦黑的大口。而在日寇选定的那些地点上，被刺刀驱赶到那里的失去了家园的人们，正在刺刀下修建“集团部落”。
这是个血与火的夏季，太阳与地球一起燃烧，官兵眼里也在喷火冒烟。
留守部队有的已经突出游击区，有的还在区内与敌人兜圈子。赵尚志率直属队和2团由道北西进，迅速越过滨绥铁路，插至双城县东部，与3团和汪雅臣的“双龙队”会合，在敌人背后发动袭击，摧毁“集团部落”。
9月10日，正是秋季“大讨伐”枪炮轰鸣、烟火弥漫之际，珠河中心县委召开执委会议，决定3军主力东征延寿、方正，进而向牡丹江沿岸突击，开辟新的游击区——在实际上认可了赵尚志的主张。
一年后的夏天，珠河中心县委也不得不东去汤原投奔3军、6军，这个近两年间“满洲国”无插足之地、曾被称为“最好的反日根据地”就彻底丧失了。
提起黑龙江，人们就会想到北大荒。由于今天黑龙江省的东南部，当时属吉林省，就使今人对北大荒这个地理概念难免产生混乱。而在20世纪30年代，因其地理位置，还有“北大荒”、“东大荒”、“西大荒”之分，只是往往都把个“大”字省略了，而称之为“北荒”、“东荒”、“西荒”。
3军主力离开焦土狼烟的哈东根据地，踏上东征之路，那去处就是东大荒，即今天的佳木斯及其以东地区。
松花江沿岸本系北满最富饶之区。沃野千里，人烟稠密。俗称之为“东大荒”。两岸平川漫岗，依山漫江形势雄胜，系游击活动优良之地区。一九三二东北革命高潮时，松花江沿岸最为汹涌。尤其是松江下游，抗日部队曾与敌寇对抗甚久。一九三三年松江下游尤有一九三二年革命高潮之余波（如一九三三年土龙山民变）。抗日救国之思潮在人民脑海中酝酿已久。殆至一九三六年始形成火山爆发之势。但当时敌人在松江两岸，尤其是下游统治闲散，武装部队大部均系地方武装队伍。寇军力量亦较少。交通线除松江水道而外，宁佳路至一九三七年春始完成。客观形势完全有利于游击活动之发展。
1939年10月12日《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的这段文字，在1936年出自日本人之手的《满洲共产匪の研究》中，也能得到证实：“各地的自卫团员已成为匪贼的部下，当匪贼来时，团长亲自迎送，或亲手交付子弹，或调查报密人质等的财产状况，经常秘密联系。”“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在现有的同情者通匪人中，有很多是当地有势力的人物。”“在活动地区衣食由自卫团、警察队、木材商等提供。”“日满军警的警备力量达不到的地区的自卫团莫如解散，其存在只能成为供给匪团武器子弹的来源。”
1935年3军的两次东征，第一次主要是为了扩大反日统一战线，与谢文东、李华堂等部联合。第二次就是一种战略转移，既是被动地又是主动地向日伪统治的薄弱地区，用侵略者的话讲是“日满军警的警备力量达不到的”地区突击。这是“打”字当头的赵尚志的一贯的军事思想。就是在这种不断地突击中，3军不断地发展壮大。
为庆祝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的成立，决定攻打方正县城。这是一次突然袭击。3军少年连首先突破东门，联合军冲进城内，占领伪警察署，烧了日本参事官宿舍，县公署久攻不下。赵尚志知道不能恋战，城破10余小时后，下令撤出战斗。
接着，又指挥联合军攻进大罗勒密街，然后挥师东进牡丹江沿岸。一路歼灭、击溃伪军、伪警察和日寇雇佣军白俄队，仅半截街一战就缴获4挺轻机枪。3军英名播及牡丹江沿岸，谢、李两部也从委靡中开始振作起来。
牡丹江沿岸和松花江下游的敌情和东大荒的地理环境，给赵尚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无疑是一片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没想到第二次东征，出手就是一场误会。
10月，红叶满山，白霜遍地，赵尚志率3军直属队和4团、5团，经大罗勒密街东南二道河子附近，向依兰、勃利方向挺进。11月初，在勃利县青山里九龙沟，与4军3团不期而遇，将3团团长苏衍仁击伤，后死亡。
苏衍仁原是王德林救国军的一位连长，救国军溃败后继续率连抗日，队伍发展到500多人。此人不到三十岁，细高个，皮肤白，人称“小白龙”，队伍亦叫“小白龙”，后被4军收编。山区林场很多，他和这些林场很熟，部队给养、弹药补给来自林场的税收、捐助，不骚扰百姓。
说这是一场误会，一是所到之处，对于3军来说都是新区，地理、民情、敌情均不熟悉。二是由于敌人封锁，信息不畅，各军各自为战，难得往来。包括有的地方党组织，对4军的情况也不甚了解。6月20日，《第三军司令部关于延方一带政治形势的报告》中说：“李延禄自称同盟军第四军军长（是否反动，根据省委文件上不详细知道，望详细示知）。”三是3团当时正在调动部队，而且是在夜间，并有消息说3团要投降，“归顺”日伪。
李延禄在回忆录中说，3团“政委邓化南在抗辩中拿出党的文件来才获释”。由此，读者不难想见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误会场面。
在抗联那样的斗争环境中，两个、两个以上的军在一个地区活动，特别是刚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误解、误会是难免的。但在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之间，这种擦枪走火伤人的事倒很少，后面将会更多出现的是关于政策、路线上的擦枪走火。
而3军这次误杀“小白龙”苏衍仁，对于4军来说却是立竿见影的灾难性的——留待后叙。
其时，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正坐镇富锦，指挥、部署冬季“大讨伐”。以岩越师团为基本部队的大批日伪军，封锁了松花江南北交通线，并在各地不断出扰。这里已不是大部队久留之地，赵尚志和李延禄决定，4军3师一部向桦川、集贤活动，以吸引敌人，3军4团、4军2团在方正、依兰游击，两军主力北渡松花江，向汤原进军。
过江后的第一次战斗，是攻袭通河县二道河子伪警备队。12月间还大都身着单衣的官兵，夜里由当地一位姓雷的保董引路，骗开大门，刘海涛即率队冲进大院。睡在南北大炕上的60多伪警备队员，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喊叫声中举起双手，两名企图反抗的日本指导官被击毙。除1挺轻机枪和一批长短枪外，最重要的是缴获了300多套新旧棉衣——带兵人从树叶飘零就悬吊着的那颗心，这回终于踏实了些。
12月下旬，在汤原县太平川东沟格节河，赵尚志、李延禄率领的3军、4军部队，与夏云杰为首的汤原游击队会师。
北上汤原的目的之一，是帮助汤原游击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而扩大武装，就要夺取武器。亮子河金矿有个伪警备连，连长姓孟，跟汤原游击队约定谁也不打谁。游击队则规定他只许在矿区活动，不准抓捕地下抗日人员，有情况及时通报，协商解决。夏云杰觉得人家从未违犯规定，交情不错，下不了手。赵尚志说干革命还讲什么交情，这是颗钉子，得拔掉。李延禄也说，赵军长说得对，他要跟咱抗日没说的，不然就是敌人。当即决定将孟连长请来，劝他反正抗日。
讲形势，讲道理，讲政策，希望他把队伍带出来抗日，有的话都讲几遍了，这个孟连长就是不置可否。大冷的天，窗外北风号叫，一看就是个大烟鬼的那张黄里透青的脸上，油灯光下亮晶晶地沁满汗水。
赵尚志道：俺就问你一句，你是想当反日英雄，还是当狗熊？
孟连长一脸的不自在，说反日英雄俺当不起，俺遭不起那个罪。
赵尚志说：你遭不起罪，就把枪交给俺们打日本子，俺们不怕遭罪。
到了这份上，孟连长只得服从。一连伪军，还有个伪矿警队，共缴得两挺机枪和200多支步枪，以及大量弹药和其他物资。伪军和伪矿警队给资遣散，同时动员矿工参军。
联合军攻打方正县城，赵尚志把缴获的枪械物资都给了谢文东和李华堂，这回都给了汤原游击队。
1936年2月1日，6军正式成立，夏云杰任军长，冯治刚任参谋长，张寿篯为政治部代理主任。
此前的1月26日，在汤原县吉兴沟召开了东北民众反日联军军政扩大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赵尚志、李延禄、夏云杰、张寿篯、谢文东、李华堂、冯治刚等。会议时间比较充裕，学习讨论了中共中央、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通过了《东北反日联军军政扩大联席会议决议》，决定按照《八一宣言》关于成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的精神，成立东北民众反日联军总司令部，并酝酿成立东北人民临时政府。28日，会议选举赵尚志为东北民众反日联军总司令，李华堂为副总司令，张寿篯为总政治部主任。
汤原县东南临松花江，西北靠小兴安岭，山高林密，河流纵横。此等地利，又有久经考验的坚强的地方党和游击队，自然是开展游击战的好去处。3军渡江前，即在勃利县青山里召开会议，确定了北进汤原的战略意图。一是与汤原游击队会合，并将原东北反日联合军指挥部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军总司令部，使其成为北满反日游击运动的军事领导机关；二是开辟江北游击区，依托小兴安岭发展、吸纳各种反日武装，扩大统一战线；三是帮助汤原游击队扩编为6军，使6军成为江北反日武装的骨干力量；四是在小兴安岭开办联军训练所，为联军培养军政干部。
这无疑是一幅宏伟的蓝图。小个子的赵尚志，绝对雄才大略大气魄。兵强马壮的3军，作为松花江沿岸乃至北满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抗日武装，即将在这片得天独厚的黑土地上，推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抗战史剧。
但是，局势的发展是难以预料的，何况英雄不是神仙，也有难迈的沟坎——就有了1936年9月的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3军、6军党委联席会议，和1937年6月的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
“春风不刮，杨柳不发。”干冷的北风已被潮润的南风替代，除了四季常青的油松，山野大地已然是毫无生气的黄褐色，背阴处还被冬雪顽固地据守着，可山间叮咚的溪流，天上歌唱的雁阵，满世界都是春的气息——抗联的好日子马上就要被春风刮来了。
1936年4月上旬，赵尚志率3军司令部直属队政治保安营、少年连和5团、6团共300余人，从汤原浩良河出发，开始西征木兰、巴彦、东兴（今属木兰县）、庆城（今庆安）、铁力、海伦。
这时，汤旺河流域的敌伪据点都被拔除，方圆200多公里的广大地区完全为3、6两军所控制，被服厂、野战医院、军需仓库、军械修理所，还有联军政军学校，正在深山老林中选址、修建。3军的4个团，已经扩编为4个师。刚有了新的根据地，万事开头难，通常的思维，这工夫正该守在家里忙活的，可这不是赵尚志的风格。
舒乐镇是汤原通往通河、木兰的必经之地，也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有日军一个小队和200多伪军、伪警察。战前，赵尚志派70余名手枪队员潜入镇内，战斗打响，里应外合，一举拿下，抓获日军20余人、伪军80多，缴获枪支300多。又用缴获日本开设的银行的钱款，将镇内店铺的布匹购买一空。该换季了，前方后方都需要这东西呀。
西征第一仗，打得舒服又快乐，接着又攻袭了竹廉镇。
5月，树枝鼓苞，达子香火红。这天，西征部队在通河县洼大张附近一个大院套打尖，哨兵报告县城方向开来几辆汽车。赵尚志说肯定是日本子，立即指挥部队进入阵地。
前面两辆车上全是鬼子，钢盔挤挤匝匝的，远远望去，像是载了满车西瓜。鬼子挺警觉，来到大院套前百来米停下，未敢贸然进入，当官的“叽里哇啦”说着什么。赵尚志一声“打”，平地骤起雷霆飓风，机枪、步枪、“大抬杆”一齐开火，天地间立刻就被枪声和鬼哭狼嚎般的叫声填塞了。
个把小时后，鬼子卷土重来。机枪“嘎嘎”叫，炮弹“咣咣”炸，鬼子成散兵队形向大院套冲击。也是百来米的距离，赵尚志又是一声“打”，炒豆般的枪声中，4杆“大抬杆”有些沉闷的“嗵嗵”声，格外地鼓舞、振奋人心。
机枪是抗联的宝贝，可它的弹着点是线状的，这“大抬杆”就不同了。擀面杖粗细、两米来长的枪管，3斤来重的、如高粱米、黄豆粒大小的铁砂，被斤把火药“轰”出枪膛后，是呈喇叭状向前喷射的，一打就是一面子，而且在百把米的距离上喇叭口最大，威力也最大。不过，它毕竟是介于土枪土炮间的一种老式武器，不能连续发射，轰一家伙就得重新装填弹药，麻烦，耽误时间。可使用它们的都是熟练的快手，“弹药手”更是严阵以待，一家伙轰倒一面子，其他武器或者顶住敌人，或者敌人再推进10米、8米的，就又开始发威了。兵强马壮的3军，之所以舍不得淘汰这种又称“二人抬”的笨家伙，就因为在这种火候上特别管用。
鬼子来了援军，是伪军，大家还是瞄准鬼子射击。有个军官在后面挥舞指挥刀，赵尚志指给少年连机枪手张祥：看到了吧？把这小子干掉！张祥是个神枪手，一个点射，鬼子军官应声栽倒了。
敌人没了指挥，有些乱，赵尚志立即命令两侧部队出击，接着正面也向敌人冲压下去。伪军先跑，阵势顿时大乱，鬼子也掉头逃窜。
夏初，西征部队进至木兰县境。这里是巴彦游击队战斗过的地方，只是一切都今非昔比了。赵尚志以蒙古山为基地，西进东出，攻袭“集团部落”，缴伪警察、大排队、保甲武装，与日伪军交战，两个多月大小数十仗，将巴彦、木兰、通河一带开辟为新的游击区。同时收编当地40多支义勇军小部队，两个团迅速扩编为两个师。
赵尚志在巴木通地区大展拳脚，日寇从哈尔滨、佳木斯调集重兵，准备围歼西征部队。赵尚志遂改变西进庆城、海伦计划，向东游击，将西征主力带回汤原根据地。
1936年落叶时节，伪满洲国军政部根据关东军司令部“治安肃正纲要”，制定了以宾县、木兰、通河、汤原、依兰等五县为中心的“讨伐”计划，动用伪三江省的全部日伪军，首先将游击区包围，然后攻击、搜索、推进。同时下大力气“治本”，进行经济封锁、“匪民分离”，大搞“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妄图将抗日部队困死在深山老林中。前面说过的汤原县仅用23天，就将山边零散农家全部烧光，就是在这个时候。
在汤原帽儿山密营召开的汤珠联席会议，和接下来的北满临时省委的两次常委会议指出，必须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既不固守旧区，又不能完全失去旧区，迅速避开敌人大部队的正面进攻，迂回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战斗，西征开辟新区，粉碎敌人妄图将3军、6军聚歼在汤原根据地的计划。
赵尚志则以抗联3军司令部的名义，发表了《为反对秋冬季“讨伐”告一切反日部队及全体战士书》。
赵尚志认为，对付“讨伐”，特别是这种大规模“讨伐”，防守是死道，学“黑瞎子蹲仓”也是一样，因为你能去的地方，敌人也能去。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突出包围圈，到敌人后方去。这不是右倾逃跑，而是主动出击。东北之大，各地抗日运动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热火朝天，有的地区悄无声息，这也就决定了敌人“治标”、“治本”的轻重缓急。日寇再强大，它兵力有限，必有薄弱地区，甚至鞭长莫及处。抗联和一切抗日部队，应该向那里突击，把那里变成火山口，使侵略者的“王道乐土”到处喷火冒烟。
赵尚志反对“黑瞎子蹲仓”，也不赞同“兔子转山坡，转来转去离不开自己的窝”。偏居一隅，小农经济似的小范围打圈子，小打小闹，没大出息，也没出路。因为东北没有绝对保障的根据地，一旦敌人决心对你动手了，怎么办？“狡兔三窟”，可这三窟近了，都在敌人眼皮底下，那还是一窟。在敌人重兵包围下，很难游击，东躲西藏，迟早是死道。游击队必须竭力避免被动，防守永远是被动的，进攻才有主动权。游击战的绝妙，就在于敌人不知道你在哪里，而你却能看到敌人，随时出击。
从3军的连续西征，到其他军的陆续西征，在当年的史料中都见不到“大游击”三个字，实际上“打”字当头的赵尚志一直推崇、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就是一种大游击战略。这种大游击战略的特点，是先发制敌的主动性和明确的目的性，是建立在对东北抗战情势的具体、透彻的分析、理解的基础上的。
1935年12月4日，《中共吉东特委给第四、五军党委的信——关于一九三六年的军事行动计划》中，写道：“三军能灵活的到处游击，不死守一城，这是很好，而极正确的。”
只是在眼下这种极易使某些山林队想到“蹲仓”、“插枪”、“投降”、“假投降”的季节，实施这种大规模的远征，尤其需要一种毅然决然的坚定果敢精神。
历时近半年，行程数千里，大小数十仗的这次西征，是成功的，也是悲壮的。
首次西征，春寒料峭，随着季节交替却是越走越热，春暖花开，由春入夏。这次正好相反。1师政治部主任李熙山，率200多人的先遣队从依东出发是10月初，11月底赵尚志率主力500余人的骑兵队动身时，早已大雪飘飘了。
3军西征，敌人已经有所察觉。主力从汤原老钱柜岭西出发，先奔木兰县蒙古山。敌人以为还走上次西线路线，立即调兵拦截，赵尚志突然挥师北上，直奔铁力。进攻战，遭遇战，一路冰天雪地，战斗不断。2月到达海伦、通北地区时，大批日伪军扑来，恨不得一口将西征主力吞掉。赵尚志指挥部队，山里山外与敌战斗、周旋。粮食吃光了杀马，马肉吃光了，雪水煮马皮，捡松子、橡子。零下30多摄氏度很平常，零下40多摄氏度不稀罕，枪冻住了打不响，树干冻裂了吧吧响，官兵就在这样“嘎嘎冷”的天地间，铺着冰雪露营。怕敌人发现，有时连篝火都不能点燃。队伍开拔，有人还躺在那儿不动，一摸，没气了，有的身子都硬了。
东满苏维埃保卫战中，军民最早尝到了冬宿山林的滋味儿。1军3师在雨雪交加中西征，那种滋味儿更是难以形容。不过，上述时间都较短，3军西征部队是一个冬天。
1937年8月28日，《赵尚志、张寿篯给祥兄的信》中说：“去年一冬五个月，住了十天房子。”
三岔河之战，锤炼了3军善打硬仗恶仗的作风。1936年开始的这个冬天，3军在北满雪野纵横驰骋，使这支富于突击精神的部队，最早的积累了在冰天雪地中打游击的经验。在之后的各军、路军远征中，3军、3路军能够取得那样辉煌的战绩，从哪方面分析都不是偶然的。
1937年1月20日，正在那个风雪世界的西征途中的3军，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成立第二周年纪念宣言》中说：
本年前后，我军曾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东奠勃（利——以下括号中文字均为笔者所加，均为县名）、宝（清）、富（锦）、桦（川）反日区域，西展宾（县）、延（寿）、五（常）、双（城）游击战争，南至舒（兰）、榆（树），北过松江，尤其陈兵江北，不月余而克兴安山脉，师指通（河）、汤（原），未几月竟获沿江阵地，突击巴（彦）、穆（棱）、庆（安）、铁（力），使龙江广原动荡，耀军通（北）、绥（棱）、海伦，致日寇首尾不及，大纛所至，强敌披靡。
查阅3军史料，会发现用得最多的军事术语之一，就是“突击”。
抗联11个军中，3军的游击区域最大，当是赵尚志这种“大游击”思想的最好注释。
前有各县“讨伐”队阻截，后有日伪军追击。3月上旬，当西征主力进至通北山里一个叫“冰趟子”的地方时，从海伦境内就一直紧追不舍的敌人倒了大霉。
这是条通往山里的爬犁道，两边山坡林木茂密。赵尚志率队踏雪疾进，后面是尾追的700多日伪军。走出几公里后，赵尚志觉得差不多了，兵分两路，沿两侧山脊火速返回，埋伏在爬犁道两旁山坡上。跟上来的百余日军，只认脚印一直向沟里伸展，哪曾想两边机枪、步枪突然开火，打得满沟雪烟。鬼子展不开兵力，只有被动挨打，丢下30多具尸体跑了。
部队继续向山里进发。据说，赵尚志原本是要火速甩开敌人的，可赶到冰趟子，他站住了。
一汪四季喷涌的热泉，从山间流出，春夏秋奔流成溪，这冬天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天冷，那水流着流着就冻住了，可那泉眼冻不住呀，“咕嘟咕嘟”就那么一个劲儿地冒，水在冰面上流着流着又成冰了。就这么一层叠一层，在山沟里日日增高，从下面望去就像一面大冰瀑，南满人称之为“冰溜子”，北满叫“冰趟子”。
冰趟子附近山坡上，有4幢原木垒成的大木营，每幢少说能住200人，有用煤油桶做的火炉。周围是高高低低的杂树丛，柞树枯黄的叶子在风中“哗哗”作响。
不走了，就在这里揍它。大木营里，召开干部会议，劈柴柈子在炉子里“噼里啪啦”响，赵尚志的话掷地有声：这木营也是堡垒、工事，两边是山林，沟口又窄，可以卡住敌人退路，又能打它的援军。只要敌人上到那片冰趟子上，别说它“五十（武士）道”，就是“六十道”、“七十道”也白搭。
当即部署战斗，官兵连夜挖雪构筑工事，有的还用水把它浇成冰墙。从司令部到各主要阵地，还挖了交通壕。这次战斗，3军仅付出牺牲7人的代价，首先是土地爷、老天爷帮了大忙，再就是有充裕的时间构筑阵地。
两天后，3月7日，守田大尉带领700多日伪军赶到了。
两天前刚吃过亏，为什么还敢贸然进入冰趟子这样的死地？是轻敌？不熟悉地形？无论有多少什么样的原因，包括马上就要变成死鬼的守田在内，以往的经验告诉他们的，都是对手不会轻易与他们这样的大部队交战的。
打头阵的是伪军，很快被打下去了。200多鬼子开始攻击。轻重机枪掩护，掷弹筒、迫击炮轰击，炮弹砸在冰冻如铁的山地上，地动山摇，挂在树上的积雪哗哗抖落，像下起雪雨。
比起伪军，鬼子可是不含糊，可那冰趟子更是不含糊。走在冰河上，不小心都会滑倒，这冰趟子是个大漫坡，而且一棱一棱的，梯田似的。不打仗，爬上去都不容易，更不用说眼下明晃晃的当活靶子了。一个被打倒，或是滑倒，滚滑下去就撞倒一串。天黑后好点儿，下半夜气温骤降，许多枪打不响了，3军官兵可轮流到木营烤火，敌人就只能在那儿冻着。3军西征，冻死冻伤的不在战斗减员之下，这回轮到敌人了。受伤来不及拖走，用不上个把小时，就成了硬邦邦的“死倒”。
天亮后，敌人已无力再战，开始撤退。等在沟口的部队一顿猛打，正面部队再一阵猛冲，那“武士道”就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
战斗中，左侧一幢木营曾被日军夺去，赵尚志命令少年连将其夺回。各军（师）的少年连（营），一般都是不超过二十岁的精壮小伙，装备精良，勇猛善战，关键时刻发挥作用。代理排长赵有财带领两个班，几次攻击，下来上去，20多个鬼子除了死的都被打了出去，再连滚带爬地跑下山去。
时称“冰趟子大捷”的这次战斗，歼敌300多人，其中一半左右为鬼子。
像冰趟子战斗这样，一次消灭这等数量日军，在抗联战史上是不多见的。
赵尚志将部分兵力留在海伦，与6师73团在当地活动，开辟根据地，自己率队继续向逊河地区挺进。3月27日，在龙门东南12公里处设伏，将町田少佐等20多名日军击毙。
开门！俺是赵尚志。
有时白天，有时晚上，部队来到一座大院套前，赵尚志站在队伍前，就这样高声大喝。那高耸的炮楼的枪眼里，随时可能射出子弹。而一些原本需要武力打开的大院套，就在这种喝叫声中开门了。
部队住在村子里，一个老大娘说赵司令怎么没来呀？官兵说来了呀。老大娘说没见着啊？官兵说就是刚才帮你烧火做饭的那个人。老大娘大吃一惊。在她的心目中，像赵尚志这样的人物，走到哪儿都应该是高头大马，护兵马弁前呼后拥，人未落座，“好嚼裹儿”就得端上去才是。帮俺个乡下老婆子做饭？那不成了火头军吗？
冰天雪地，呵气成霜，进得屋里，腰腿疼的官兵睡炕上，赵尚志睡地下。他知道谁有什么毛病，大家也晓得他的脾气。夏天查哨回来，黑灯瞎火一地人，怕踩了胳膊腿的，就在外边找个什么地方睡了。房东大爷半夜起来给牲口添草料，吓了一跳，草料槽子里怎么躺着个大活人呀？仔细一看，是赵尚志。
有个鸡蛋，炊事员要给他煮了，不行，非得打到汤锅里不可。从游击队到抗联，那菜一年到头大都是煮盐豆，大子，或高粱米饭就盐豆。看谁碗里盐豆多了，他就去人家碗里抢豆吃，那人就跑，大家就喊司令（军长）当胡子了。饭少了，他吃几口就放那儿了。二十六岁的哈东支队司令有套“理论”：“二十五，鼓一鼓”，俺是正儿八经的大老爷们儿了，抗造，你们那身子骨还嫩着哪。多吃点儿，身板结实长大个，好有劲打日本子。
西征时，个把月也难得洗把脸，一个个蓬头垢面，脸像灶王爷似的。赵尚志也一样。赵家到哈尔滨后沦为普通市民，可在朝阳时，那也是吃香的、喝辣的呀！他却像扛大活出身似的，从不讲究吃穿，也没个“官样”。不过，这时抗联还没到最艰苦的时候，有时还得办“外交”，有人就劝他洗洗脸。他叹口气道：东三省都叫日本子占了，哪还有脸了？
宝刀骏马，将军所爱，军人也都喜欢。看他的马好，部下要，他就给，连马带鞍。战士要，也说牵走吧，可得对得起这匹马，战场上俺可看着你。枪也不讲究，一支普通的匣子枪，战场上也难得拿在手里，平时战时难得离手的倒是根小木棍。枪林弹雨中，官兵们听惯了，并随时受到鼓舞的，是他指挥战斗的天生洪亮的大嗓门儿。有时就站在那儿喊，有时从这个阵地跑到那个阵地，不管不顾，劝也不听，弄不好还跟你发火。
勇敢是军人的第一品性。而从小就胆大的赵尚志，认为勇敢是天生的——起码在游击队成立初期是这样。据说为了试探、考验队员的胆量，晚上查哨，他曾假扮敌人偷袭哨兵。有个哨兵冲他开了一枪，当然没打着，他很高兴，说这个队员有种，敢下手，还奖励一盒香烟。
省委来的巡视员，或是派下来的干部，大都是知识分子，若赶上反“讨伐”，或第一次打仗，难免有些紧张、慌乱，用当时的习惯用语叫“恐怖”。认为勇敢是天生的赵尚志，就瞧不起他们。
勇敢、坚定、正直、坦率、刚烈，有时也过于自信，说一不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有时方法简单、生硬，性情急躁，甚至暴躁，好瞪眼珠子，特别是对干部。对县委、省委的指示有不同意见，张口就说，不拐弯儿，不讲场合。一个县委巡视员来队里巡视工作，想多待几天，了解情况。赵尚志说：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当这是饭店哪？
性格决定命运——最先受到影响的，是打出来的统一战线。
巡视员主张不能缴容易、宝盛的枪械，这是执行省委的决定，是执行中央和省委新路线的初步，而小赵同志则曰“右倾”曰“投降”，如果缴容易、宝盛的枪械，必然的造成同巴彦时一样，“四面是敌人”，非完全失败不可，游击队仅与义勇军冲突过一次。仅仅干涉过他们捐大界，已经造成与义勇军的对立。
1934年2月15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争论问题给珠河县委、队内支部及赵尚志同志的信》中说的“容易”、“宝盛”，就是鼓动孙朝阳杀害赵尚志、李启东等人，使赵、李等人不得不从“朝阳队”出走的那两个头目。“朝阳队”垮了，珠河游击队火了，“容易”给赵尚志写信，要跟游击队“合绺子”，归赵指挥。赵尚志认为这种人属墙头草，从骨子里就是不可信赖的。“容易”、“宝盛”带队到游击区收捐，赵尚志写信警告他们，再来就揍你。县委认为赵尚志“左倾”，赵尚志认为县委“右倾”，争论起来，就有了省委的这封信。
1936年2月20日，由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等人署名的《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中说：“昨日即为国贼汉奸，作日寇的间谍走狗者，今天若能悔过自新，回念中华祖国民族的生存而欲反正抗日救国者——我们联军完全不咎既往，愿诚意与之作今后抗日新提携。”
对国贼汉奸尚且如此，那抗日军还用说吗？可这话说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就太棘手了。因为在老百姓眼里就是胡子的这些抗日军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实在是太复杂、太微妙、太令人难以捉摸了，简直堪称世上最难驾驭的群体。比之其他军，3军联合对象中的山林队成分比较复杂，这种队伍的抢劫、发财意识是很难克服的，特别是头目。如果再碰上几个特别“操蛋”的角色，就更有扯不完的是非了。
哈东支队成立后，黄炮表面积极、恭顺，背地里却在2总队内拜把子，80多人大结义。《中共满洲省委代表张及团特派员关于珠河游击队改编情况的报告》中说：“给赵××同志一个任务——经常召集各队长谈话，一方面接近影响和批评他们，另方面减少坏头子中间联欢谈话的时间，以减他们结盟的机会。”赵尚志再能言善辩，精力充沛，也只有一张嘴，一个人，况且作为支队司令，他能只埋头于这样“一个任务”吗？
“对于九江最主要是下层统一战线。”这是县委开出的药方。结果不但是不折不扣的“上层勾结”，而且用了应该是赵尚志最不情愿的、此后再也没用的方式，与于海云结拜为兄弟，将“九江队”等部改编为7师。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有个强大的3军摆在那儿。不然，结拜不结拜都无所谓，想改编，把你的3军编入俺的“九江队”吧。
“压东洋”这名字好听，拿手的却是欺压百姓。它不准3团进入它的地盘，却去3团活动的地区抢劫、绑票。当地的青年义勇军就去它的地盘抓走狗，它就扬言要缴3军执法处的械。赵尚志下令将其缴械。正是“大讨伐”期间，再加上敌人大肆宣传“不打山林队，专打赵尚志”，许多义勇军脱离3军，或者躲得远远的，有的干脆投降了。
事物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当然是内因。有些队伍迟早是要走上这条道的。每次冲突，论理都在3军，赵尚志也真是忍无可忍。有时你越忍，有人越登鼻子上脸。南满、吉东这种事情也不少，也缴械，特别坏的头头杀掉。但是，大敌当前，冲冠一怒，弄得“四面是敌人”，对谁有利？
当年有“南杨北赵”的说法，意为南满有杨靖宇，北满有赵尚志。毫无疑义，他们是东北抗战的两面极具代表性的旗帜。可这事儿如果换成杨靖宇，或者李延禄、周保中，是不是会用一种比较稳妥、灵活的方式，使这些动摇的不可靠的队伍，能在更长的时间里枪口对外？
还是那句话：性格决定命运，英雄不是神仙。
赵尚志率西征主力威胁敌后，在三九隆冬中奋勇突击，连打胜仗。其余各部则遥相呼应，四处出击。在方正、依兰、林口一带活动的1师一部，缴大排，攻部落，并与5军、8军、9军联合作战，攻袭依兰县城。4师东进宝清，远征虎林、抚远，游击勃利、密山，所向披靡，在东大荒大展拳脚。5师一举攻克佛山（今嘉荫）县城，活捉伪县长，参事官吉村逃往黑河途中冻死，歼灭日军10余人，解除日伪国境监视队武装，缴获大量武器弹药，一批秘密文件和军用地图，还有两部无线电台。在巴彦、木兰一带活动的6师54团，小群多路，不断袭扰敌人。9师一部在庆城、铁力、绥棱一带游击，重点袭毁日本人经营的木业，同时拔据点，伏击进山“讨伐”的敌人。
大游击，中游击，小游击，主动地“游”，主动地“击”。3军游击之处，“满洲国”就冒烟起火。
在1936年跨年度的冬季“讨伐”中，3军未失旧区，又辟新区，迫使敌人改变“讨伐”宾县、木兰、通河、汤原、依兰等五县的计划。而无论感觉到还是没感觉到，3军的这种大游击战略都牵制、调动了敌人兵力，减轻了其他抗日部队的压力。
七七事变，全面抗战，抗联不再孤军奋战了，斗争更显活跃。而日寇加大了“治标”、“治本”的规模和力度，手段也更毒辣了，因为它的战略利益使它必须尽快地安定后方。抗联在1937年11月发展到高潮后，1938年即进入最困难时期。但是，东北抗日运动的不平衡，造成的日伪统治的强弱差异，在许多偏远地区仍将继续存在，“集团部落”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各军部队倘能统一行动，密切协同、配合，那结果肯定与已经成为历史的情景不一样。赵尚志也曾为此不遗余力。可从“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到“东北民众反日联军总司令”，能在较长时间内与3军有较多配合的，只有一个6军。
而无论如何，赵尚志的“大游击”方针是不会改变的。那个头、身材，没人会把“健壮”二字与他联系起来。可他强悍，3军强大。突击！突击！再突击！从3个团到10个师，3军就是在这种不断的突击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周保中说：“庞大和发展的第3军，富有活动力，富有突击精神。”
李延禄说赵尚志：“他确是一头雄狮似的人物。”
1937年5月《关东军参谋部关于最近满洲国的治安》中说：“松花江西岸的匪团，是品质最恶、最顽强、行动最活跃的匪团。其代表者是以赵尚志为首所率领的共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