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溪县草河掌乡汤沟，是笔者家乡著名的旅游疗养地。这里是辽东大山里谁也数不清的沟沟岔岔中的一条，东西走向，北侧陡峭的山脚下是条清亮的河流。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仿佛一夜间，隔河沿岸矗起一幢幢色状各异的多层建筑，从沟口一路向沟里排列开去。中段河上拱起一座水泥桥，把游人接引到山下的“杨靖宇纪念馆”。桥下不远处，河边一块可容坐十几个人的大青石上，嵌着三个铜铸大字“将军石”。
决定1师西征的会议，就是在“将军石”上议定的。
1936年5月中旬，在梨树甸子将“大尾巴队”一个加强营几乎全歼后，杨靖宇率军部和1师来到汤沟。那时的汤沟，一条通往沟外的路，车道沟里长着车轱辘菜，只有几户人家，其中包括笔者的奶奶的娘家。一汪四季喷涌的天然温泉，引来些洗汤治病的人。如今这里每天车流不断，在那沿河楼里住一夜要几十上百元，甚至更多。当年来人就在那几户人家里住，南北大炕住不下就打地铺，没带吃食还管吃，大子饭、咸萝卜疙瘩随便造，有钱临走给两个，没钱再来还一样。抗联来了也一样。胡子来了就得弄点儿“好嚼裹儿”了，把人家惹翻了可受不了。
这应该是个春光明媚的日子，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气，发情的野鸡在林子里咕咕鸣叫。刚打了大胜仗，官兵都很高兴，在热乎乎的有股硫黄味儿的温泉里搓洗着，嬉笑打闹着。然后，杨靖宇召集师以上干部，坐在那块大青石上，边晒太阳边开会，研究西征问题。
1934年3月，上海中央局领导被捕叛变，连同江苏省委遭到严重破坏。此前，满洲省委一直是与上海中央局联络，这下关系断了。同年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长征，与中央的关系就彻底断了，从此即由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问题是这种领导、联系时断时续，远离中苏边境的南满1军，更是鞭长难及。1936年1月满洲省委被撤销，这唯一的上级也没了，1军就像没娘的孩子般成了一支孤军。
其实，这时抗联各军的处境大同小异。只是1军距关内更近，这打通与党中央和关内红军联系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1军头上。
作为西征先锋，1师还有为后续部队开辟通道，到辽西、热河探路、打前站的任务，以便1军主力能够迅速地在长城内外开辟游击区、根据地。
由1师开始的悲壮的西征，总导演应该是在莫斯科的王明。
6月下旬，在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1师师长兼政委程斌、参谋长李敏焕率领下，西征部队从本溪县铺石河出发。兵力为师司令部20多人，保卫连70多人，少年营150多人，3团150多人，装备除个人所携长短枪外，有4挺机枪、1门平射炮和2具掷弹筒。大体的行军路线，是避开敌人兵力雄厚的奉天、鞍山一线，从辽阳、岫岩、营口等地迂回西进，过辽河，直插山海关，或经热河进关。
由山林队“占东洋”带路，兵分两路向安奉铁路逼近。在草河口打了一仗，又向北转进，最终从连山关与下马塘之间越过安奉铁路。再翻越本溪与辽阳间的摩天岭，进入辽阳境内。一路不时与敌遭遇、作战，1师并不恋战，有时也出击一下，见好就收，打了就走，昼伏夜行，在山岭间迂回西进。
7月初进入辽阳县境，原打算横穿辽阳，径直西进。敌人似乎有所觉察，开始围追，并出动飞机侦察。1师即掉头南下，从辽阳、本溪、凤城三县交界的崇山峻岭间进至岫岩，以期摆脱敌人，同时经营口西进。敌人紧追不舍，从奉天、辽阳、海城等地调集大批日伪军，乘火车或汽车追击、迂回、包围，欲乘机吃掉1师。
这时，敌人已经开始在这些地区集家并村，组织自卫团（当地人称之为“棒子队”）。更糟糕的是当地人不了解抗联，以为是胡子来了，或者跑散，或者群起攻击。少年营进个村子，想弄点儿吃的，敲门，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手持一杆长矛，疯子似的冲出来，一下子刺在一个士兵的胸膛上。为了吃顿饱饭，就得强攻硬打，付出生命的代价，甚至冒着被围歼的危险。
3团11连连长马广福在“回忆材料”中说：
到了辽南地区，前方敌人封锁很严，层层包围，这里又没有群众基础，不少群众被敌人利用，手执木棒，村村站岗放哨，见到我们就吹号，敌人越聚越多，交通便利，很快就会把我们包围。
决定放弃西征并开始回撤，应在7月8日前后。此时，部队已减员一半左右。应该说，程斌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也算适时。再走下去，只能全军覆没。
为了减小目标，便于行动，将部队分作三路。程斌、李敏焕率师部和保卫连，3团政治部主任茨苏率3团，这两路基本是沿原路返回。少年营在营长王德才率领下，在凤城县弟兄山被敌包围。分散突围后，王德才率2连部分官兵北撤。1连被敌追击，连长张泉山带人向南去了，最远处曾达庄河县的龙潭沟，再北返。到处都是敌人和“棒子队”，只能夜间摸黑行动，躲不了就打，没吃的就嚼啃半熟的高粱穗和青包米。到海城县的唐望山附近打了一仗，越过公路就被敌人追上，张泉山带领大家抢上一个砬子山坚守。从天刚亮打到第二天凌晨，弹尽粮绝，只剩张泉山和小曹，还有个6号战士。敌人吵嚷着要抓活的，3个人纵身跳下30多米高的山涧，后被在当地活动的唐聚五余部救起。
西征幸存的1师官兵，是陆陆续续归来的。
当时为3团2连2排3班3号战士的王忠山，近三十年后回忆说：
在开全军会的这天，才见金参谋长领回12个人，多数是原少年营的排长和传令兵，每人除了有1颗手枪外，另外只带回三四颗马枪，损失相当严重。在会上，杨靖宇下令，把金参谋长绑起来，并质问他：“你们回来顶什么，100来人弄哪去了！”当即还枪毙了2个，听说他们有叛变行为。后来就不知道金参谋长下落了。
发现1师东返，敌人即行尾追堵截。
7月15日，程斌、李敏焕率领的一路，重返辽阳与本溪两县交界的摩天岭。这岭山势陡峭，峰插云端，故曰“摩天”，算得笔者家乡一名山胜境。山路曲折回环，多是陡壁深岩，岭顶一道豁口，可通车骑。1师师部和保安连昼伏夜行，到达这里时天已大亮。过了豁口，就在叫对面炕的地方吃点儿东西，隐蔽休息，准备晚上越过安奉铁路，继续东返。
摩天岭东15公里的连山关镇，驻有日本守备队一个大队，是安奉铁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这天上午，2中队长今田大尉率所属中队堵截1师，一路搜寻来到摩天岭，已是下午两点来钟。大热的天，算上今田共是49个鬼子，另有一个朝鲜人翻译官，个个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也饿了。走到对面炕山梁下林子边一块稍平点的草地上，今田哇啦一声“米西”，鬼子们就把枪架好，取下挂在腰间的猪腰子饭盒，坐下狼吞虎咽起来。
连山关守备队豢养军犬的狗圈有20多间，今田这小子这天如果牵上一条军犬，可能就没有笔者的这些文字了，或者这场战斗就是另一种形式、模样了。
据说，鬼子刚出现在岭下，就被岭上高处的瞭望哨发现了，林子里的鼾声就停了。这是片杂树林子，高大的柞树、椴树、楸树遮天蔽日，矮小的灌木密密麻麻，特别是林子边的榛柴棵子，连只兔子也难得挤过去，以至于每个倒毙的鬼子，都难得是第一个被击中物。
作为指挥机构，师部的实兵战斗力自然有限，这保安连却是1师的精华。保安连的任务是保卫师部，兼作防奸肃反，官兵政治可靠，军事过硬，每人两大件，一支三八大盖，一支匣子枪，有的还有支撸子。西征一路，到处被追打，露宿风餐，有时连弄野菜的工夫都没有，这窝囊气受的呀。自看到来送死的今田中队第一眼，趴在林子里的官兵眼里就喷火冒烟。枝叶遮挡，有些看不大清，最近处距敌也就30来米。而在50米内，一支匣子枪就是一挺小机关枪。
第一声枪响，今田就栽倒了。鬼子愣了，东张西望的工夫，林子里的弹雨像卷起股飓风，枝叶纷飞，震耳欲聋，15公里外的连山关镇都听到了炒豆般的枪声。还在愣神的，扔了饭盒去抓枪的，鬼子纷纷倒地。山坳里无风，硝烟久久不散，今田中队的“武士”横七竖八，绿叶青草溅着污血。
一个鬼子，一个翻译官，只跑掉两个。那个鬼子负了重伤，几天后也死了。
时称“摩天岭大捷”。
1军两次西征，摩天岭大捷是唯一的亮点。大捷后，立即招来敌人更加疯狂的围追堵截，1师伤亡惨重。
11月上旬，即1师西征失利后三个多月，在本溪县红土甸子红通沟的一个山坡上，杨靖宇召集1师、3师领导开会，决定将组建才半年的3师改成骑兵，再次西征。计划乘辽河封冻之机，用骑兵向北再转西，快速突破铁岭、法库一线，越辽河一直冲向热河奔关内。
半个月后，在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参谋长杨俊恒和政治部主任柳万熙率领下，3师踏上征途。
这是一次远比1师艰难得多的西征。
当时为柳万熙的传令兵的黄生发老人回忆说：
我们几乎彻夜不眠，因为过度疲劳，战士们有的边走边睡，甚至在马上就睡着了。如稍一休息，人们就席地而卧，不叫不醒；特别是步兵，跟不上马队就得小跑，稍有疏忽，就有掉队的可能；沿途吃饭喝水就更困难，我们怕暴露目标，一般情况下，不轻易进屯找水找饭，渴急眼了，就喝臭泡子里的水，饿了就啃几口冻玉米饼子，有时还吃不上东西。除此，伪自卫团、棒子队、伪警察满山遍野地嚎叫，企图围阻我们，因此我们天天行军，就得天天打仗。
3师官兵奋力冲突，好歹抵达铁岭县石佛寺辽河东岸，预想中的冰封雪裹的辽河，却是大水汪洋，渡船也都被敌人控制。怎么办？决定抢船强渡。一河大水，两岸平原，刚一动作，敌人即察觉意图扑上来，对岸敌人也火力阻击。浑浊的河面，阴沉的天空，子弹飞蝗般穿织。
一路风雪交加，露宿风餐，官兵一身湿漉漉的棉衣，那是个什么滋味儿？眼前又是这等模样。没别的路了，只得边打边撤，绕道返回。
1师西征出发时400多人，回来百余。
3师400多人马，回来70多。
1936年初，中共中央为扩大陕甘宁根据地，同时表明红军抗日决心，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2月17日发表《东征宣言》，20日开始东征，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北上河北、绥远，开赴抗日前线。由于国民党军队围堵，未能如愿，5月5日撤回河西。
至于1师西征的具体动因，笔者家乡本溪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的挺翔实的《浑太两岸的抗日烽火》中说：
汤沟会议“半个月后的一天，杨靖宇同志从日伪报纸上看到有条消息：‘林匪部队在热河一带活动’，断定是中央红军将领林彪率队到了热河。遂命一师马上出发西征。”
无论杨靖宇当时知不知道红军东征，这都是1军西征的背景。仅凭日伪报纸上的一条消息，“遂命一师马上出发西征”，也不好断言轻率。但是，对于3师西征时辽河能否封冻，却应该有个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因为辽河就在辽宁境内，不是在黑龙江，气温相差无几。
有老人说，按节气算，那工夫辽河差不多该封冻了，可那年11月底了还下雨。俺们这些小兵知道西征要干什么，却不知道要过辽河，更不知道要等辽河冻住了，像蹚平道一样地过辽河。那时那庄稼人知道什么呀，就知道家“巴拉”（附近）的几条河。可上级领导应该知道呀，那“天头”（天气）那么暖和，辽河冻不了，应该想到这一层的。
就算辽河封冻了，也难免一相情愿地盲动。
从决定西征到出发，应该说1师的准备是比较充裕的，而3师仅用半个月时间，还要把步兵变成骑兵。骑兵目标大，不适于游击战，山区活动更多不便，1师西征前后缴获的马匹，大都以挺便宜的价格卖掉了。有书籍、资料说，这次是吸取了1师的经验教训，突出个快字，要快速通过敌占区。可据黄生发老人讲，“因为马匹不足，只有一小部分编成了骑兵”。这种步骑混编行军，步兵拖累骑兵，甚至不如步兵快捷，除非把步兵拖垮、甩掉。
1师西征，选择夏季，树叶关门，到处青纱帐，步兵又轻盈灵活，尚难隐蔽；3师正逢冬天，山野大地光溜溜的，目标又大，焉能不被发现？一身湿衣，难得进村，就那么在雨雪中淋着、冻着，那时那人再抗造，毕竟也是人呀。病号怎么办？抬着？再加上“天天行军”，“天天打仗”，不知到得辽河边时伤亡多大，非战斗减员有多少。瞻望前程，到达热河，再奔关内，直线距离也比已走的行程远得多。计划不周，准备不足，判断失误，老天爷和土地爷都不是朋友，谁知道前方还潜伏着多少不测？
比这一切都可怕的是“棒子队”。东边道也有类似的“棒子队”。笔者的老岳父当年就当过“棒子队”，“集团部落”建成后成立的，正式名称叫“自卫团”，为“集团部落”武装组织。“满洲国”保甲法规定，十八至四十岁男子，非公务员、残废者，都是自卫团员，每天晚上轮班巡逻。每班几个人，扛着老洋炮、长矛、棒子，每班两炷香工夫。老岳父说，胡子来了，就可着嗓子吆喝，人们都抄起家什跑出来。“便衣队”（抗联，或其他抗日武装）来了，俺们就跑了，谁管日本子的事呀？有的还给“便衣队”通风报信，领着他们抓走狗。
问题在于此“棒子队”非彼“棒子队”。1军西征，是进出敌人腹地，是日伪统治比较严密的地区，群众不了解抗联是支什么样的队伍。那些伪自卫团和伪警察，也大抵如此。见到抗联，就以为是胡子要进屯、打街，就吹号，满山遍野地号叫。粮弹无从补给，只能靠战斗解决，而枪声只能招来围追堵截。
比之1师青山绿树的征途，3师再在那雨雪交加的、白茫茫的大地上走下去，人吃马喂都是个问题。因饥寒交迫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就可能把这支部队拖垮了。
还可以设想一下，一年前结束的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那围追堵截的如果不是国民党中央军和云贵川等地的“双枪将”，而是日本关东军，会是什么样子？
1936年6月底，南满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河里密营召开。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会议决定将东满、南满两个特委合并为南满省委，由魏拯民任省委书记。紧接着，7月4日，又召开1军、2军高级干部会议，决定将两个军合组为东北抗联第1路军，1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为总司令兼政委，2军军长王德泰为副总司令，魏拯民为总政治部主任。关于1路军的游击方针和活动区域，决定1军军部、1师、3师和2军4师西征，在更大的区域开展游击战。2军军部、6师和1军2师在通化地区活动，开辟长白山根据地，5师仍在东满和绥宁地区配合5军作战，同时保持与1路军、南满省委和3军、5军、北满、吉东党组织的联系。
但是，另一个问题好像也随之而来了。1军军部、1师、3师和2军4师西征，主力走了，留下的还能坚持下去吗？这是不是意味着放弃南满？而没了南满的牵制、呼应，那对北满、吉东和东满又意味着什么？
而此时，西征先锋1师已经出发多日，并可能发现西征无望，决定东返了。
两年后的5月，在辑安县老岭召开的1路军和南满省委高干会议上，杨靖宇又提出应该与关内八路军取得联系。无论什么样的问题，南满好像都能比较容易地解决。会议决定，从1师、2师抽调兵力补充3师，由3师先行再次西征，1师、2师随后跟进。只是因为不久程斌叛变，西征一事已无从顾及，才不了了之。
军事智谋的首要特征，不是想做什么，而是能够做到什么——写了《西征胜利歌》的杨靖宇，在3师仍然失利后，真的认为是能成功的吗？
挺进东边道的南征，从群众条件到自然地理，途经的都是敌人统治薄弱地区。西征则正好相反。两次西征，1军兵力折损近半，而且都是精锐，元气大伤。1军成立以来，损失惨重莫过如此。这种代价是再难承受的。时过两年，各地“集团部落”已趋完成，日伪统治更加严厉，劳师远征，难度自然更大。这些，杨靖宇应是非常清楚的，那他为什么还要继续西征呢？
在各个时期的史料和著作中，没见到有关1军、1路军西征问题的争议。这是不难理解的。唯一的例外，是时任2军6师师长的金日成，在回忆录中说：“王德泰一开始就表示怀疑”，“离开山区的根据地，远征平原，也是犯忌的。这不符合游击战的要求。我们不能因为关内的工农红军东征而随之西征”。金日成也认为“热河远征计划是非常冒险和不切实际的”，并说共产国际曾多次发出西征指令，指令是王明拟定的，“他所拟定的指令，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共产国际的名义下达的”。
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即主观上属意西征的杨靖宇，客观上并非明知不可为而非为不可，而只是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这样既不违背组织原则，今后又可伺机而动。
1937年2月13日，《中共吉东省委、第五军党委书记周保中关于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路军”提纲草稿》中说：
第一路军应该以奉天为活动中心目标，在保持原有东边道活动地带之同时，应将自己主力活动力量横断南满路。另一部出没安奉线进入三角地带，以分敌势，必要时，阻碍日贼由朝鲜海岸经汉城而长驱入辽西北满，遮断其交通联络。此南满党东满党去秋决定之行动极为正确。
在莫斯科瞎指挥的王明，把一切都搞乱了。
在王明的视野中，北满有3军、6军、9军，吉东有4军、5军、7军、8军、10军，东满有2军，南满有1军，1军主力再西出辽西、热河，活跃于长城内外，与关内红军（八路军）联合作战，这是一幅多么恢弘壮观的画卷呀！果真如此，政治、军事影响将是巨大的，实践也将证明1军在那里是可以坚持到底的。日本投降后，最先闯进东北的中国军队，就是冀东的八路军。
王明大概被自己构想的宏图陶醉了。
问题是1军有通过敌人的心腹地带到达那里的可能性吗？
抗联各军大都有远征的经历，由于时间、空间和目的不尽相同，结局也不一样。而1军的西征，某种意义上，就是王明的一相情愿。
另一个问题也就来了：王明一相情愿，杨靖宇不懂“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吗？
这是个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