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两周年这一天，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在磐石西玻璃河套猪腰岭召开会议，将红32军南满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第1独立师。师长兼政委杨靖宇，参谋长李红光，政治部主任宋铁岩。师部设政治部、参谋处、军需处、军医处及政治保安连。全师辖两个团，1团长袁德胜，政委朴翰宗，参谋长李松坡；3团长韩浩，政委曹国安，政治部主任李明山。师部加两个团共300人，另有一个南满第1游击大队80余人。
10月27日，杨靖宇率师部、保安连和3团南渡辉发江，挺进东边道。
年底，1团也南下与主力会合了。
1军2师是1934年11月组建的，只有一个团和一个少年营。3师是1936年5月成立的，有两个团。而这时只有一个独立师的1军，为什么要离开磐石根据地南下东边道？直接原因是日寇对这支共产党领导的比较正规的抗日武装盯得很紧，10月1日调集万余日伪军对磐石地区进行“讨伐”，根本原因是要开辟新区，扩大游击区域。7月1日，省委即指示中心县委和游击队：“赤色游击队目前的主要任务不是死死的守住那个狭小的根据地，而是要扩大游击运动，开展反日的游击区域。”在满洲省委的战略构想上，磐石游击队并非局限于磐石地区，这在“红32军南满游击队”的“南满”二字上，也能体现出来。把杨靖宇这样“政治上在满表现得最坚决”的人物派到磐石，瞩目的也是整个南满。
后来的东北抗战史证明，谁死守旧区谁受损失，开辟新区即获发展。
1军是最早动作起来的。
“道”为行政区划名。1914年，北洋政府将东北划为3省10道，东边道为10道之一，隶属奉天省，辖20余县，主要为今天吉林南部的通化地区和辽宁东部各县，包括笔者家乡本溪市的桓仁县。“九一八”事变后，遍及辽东、吉南的唐聚五的辽宁民众自卫军，就是在桓仁誓师抗日的。东边道是山区，重峦叠嶂，古木参天，是打游击的天然去处，更兼民风古朴、强悍，富反抗性。儿时听老辈人讲，民间管东北易帜叫“民国了”，什么“民国”、“官国”的，反正都是官家、官府，关老百姓屁事？这回国难当头，唐聚五举义，老百姓那心态可就大不同了，咱是中国人，咱这疙瘩还是中国地，小日本子想占没门儿！东边道几乎清一色的青天白日旗帜，许多县城，包括一些乡下，家家挂红灯。
义勇军失败后，许多队伍上山成了山林队。前面说过，一个县就有几十支千多人，甚至几千人的山林队。义勇军兴起时，是指望关内出兵，配合反攻的。如今，邓铁梅牺牲，特别是唐聚五进关，对大家打击很大，厌恶、怨恨国民党，有种被出卖了的感觉。没指望了，东三省没救了，大大小小的山林队都被这种情绪笼罩着。尽管如此，东边道仍然枪声不断，日伪军难有一天不被袭击的。只是一些队伍匪化倾向日趋严重。也是没法子的事，要吃要喝要生存呀。有的有心下山投降，当个顺民过日子，也不大敢。
反复无常原是胡子的本性之一，投降后又不被信任，待遇也不好，有的降了又反了。这时期鬼子对降队的办法，除缴械外，用鬼子的话讲叫“严重处分”，即杀掉，特别是头子、骨干。1932年12月，磐石“三江好”头子与关东军司令部小越大尉联系，要率部下800余人投降，约定22日在烟筒山车站北广场集结，举行受降式。小越假作交涉，将17名头目带进车站，鬼子就动手了。车站内和广场上一场混战，“三江好”遗尸300多具，头目几乎全被打死。辉南县报号“野骡子”的山林队，1933年投降后，100多人被机枪射杀，只跑掉1人。“殿臣”头子，觉得自己有1000多人，投降后怎么也能弄个一官半职，结果被日本宪兵炸死。为掩人耳目，鬼子又花2000元将其厚葬。
就在这时，杨靖宇率独立师来了，用山林队和老百姓的话讲，是“红军来了”。
山林队各有各的地盘，保护自己的地盘，不吃窝边草，当地人则为其当耳目、做眼线。一些山林队还互通情报，用胡子的行话叫“传海页子”（海页子，又称“叶子”，即信件、消息）。开头搞不清独立师的底细，以为是日本人派过来的便衣队，待到和邵本良打了几仗，都说这红军了不得呀，把邵本良的老窝都端了。后面将会写到，邵本良是东边道赫赫有名的惯匪出身的伪团长，日本人养的一条狗，山林队最怵这小子了。
一不投降、不出卖、不扰民，反日到底；二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财产充作抗日军费；三维护民众利益，不妨碍民众反日斗争，武装民众共同抗日。这是满洲省委提出的与义勇军、山林队联合抗战的三项条件，而这时在东边道迅速传开的，则是1军独立成立宣言中的四条，内容基本一致。
“老长青”首领隋长青，四十来岁，中等身材，精干利索。他从小给人放牛，河涨水，淹死只牛崽，干两年一只牛崽的债反倒更多了，一气之下当了胡子。此人素讲忠义，处事公道，只绑大户，不祸害百姓，在绿林中威望很高。事变后，实心实意打鬼子，敢碰硬。他说咱是中国人，东三省要是在咱这茬人手里弄丢了，还怎么有脸去见地下的先人？自结识杨靖宇后，就率队随1军活动，转战濛江、辉南、辑安、临江、柳河等县，不断袭击敌人。党可以在他的队伍中组建政治部、反日会，他患病时，就把队伍交给1军指挥。这在其他的山林队中是难以想象的。在磐石中心县委和1军写给省委的报告中，说“第一好的部队李长青（隋长青——笔者）”，“抗日军和我军最密切的是老长青的部队”。
隋长青与杨靖宇第一次见面，是在金川县龙泉镇附近山上。事先约好的。他里三层外三层地布置妥当了，一副进可攻退可守的架势。他是真心实意想见识见识这位红军司令的，可知人知面不知心，万一出点儿什么意外呢？江湖中人，天天在刀尖上过日子，是半点儿差池也出不得的。
已是1934年1月了，山林沟壑被积雪埋压着，阳光下格外刺眼，非白色的物体也就格外显眼。远远地，山下来了一个人，没人留意。大家眯缝眼睛，等待出现的是一队人马。司令出行，世道这么乱，要见的又是一帮素昧平生的胡子，不说倾巢出动，起码也得带上十几个武艺高强的壮汉呀？
约定时间快到了，也不见动静，那人却来到半山腰了，听到“嘎吱嘎吱”的踏雪声了。这人大高个，戴顶庄稼人常见的那种狗皮帽子，穿件日本黄呢军大衣，嘴里“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呼出的哈气立即在干冷的空气中化作白雾，眉毛、胡子和帽子上结着白霜。
是杨司令！之前到1军“传海页子”的小头目叫了起来。
隋长青先是愕然，随即三步并作两步迎上去。杨靖宇微笑着向他伸出手来，他扑通跪倒雪地上，磕了个头，然后昂首道：百闻不如一见，俺隋长青服了你了。杨司令，从今儿个起，俺这一百来斤和一百多个弟兄都交给你了。
在通化县山林队中，“海乐子”朱海乐也算得个有影响的人物。他自称“抗日救国军团长”，和鬼子打几仗都吃亏了，心不甘，又没辙，觉得窝囊。听说来了个红军杨司令，打鬼子厉害，就派人“传海页子”，要求“碰马”（见面）。
这一天，两个人在通化县三岔河见面了，朱海乐杀猪宰羊，盛情款待。大海碗，老白干，“叮咣”一碰，朱海乐道：杨司令今儿个能赏光见俺，俺朱海乐三生有幸了。
杨靖宇笑笑：你是朱（猪），俺是杨（羊），咱们朱（猪）杨（羊）一圈，日本子可是要杀朱（猪）宰杨（羊）的呀。
朱海乐哈哈大笑：有杨司令当家，俺朱海乐就是老虎了，俺这老伙计也该好好开开小鬼子的洋荤了。
说着，抽出腰间那支大镜面匣子枪：司令你看，大狗头，通天挡，满槽，金机，百发百中，在这旮旯谁也比不了。俺就是有了这支枪，才拉起这支队伍的。
就瞅着杨靖宇腰间的枪套，问：杨司令，你用的什么枪？
杨靖宇道：三号匣子，没你的好。
朱海乐略一思忖，随即立起，将他的宝贝双手举过头顶：杨司令，你指挥千军万马，这支枪就送给你了，算是俺对司令赏脸的见面礼，也是俺和弟兄们跟司令抗日的一片心意。
宝刀、骏马，自古英雄所爱。这支枪在朱海乐心中的分量，是谁都晓得的。杨靖宇赶紧将他扶坐下，动情地道：朱团长，你的心意俺领了。你是带兵打仗的人，冲锋陷阵，建功立业，这支枪在你手里有大用场。
朱海乐脸一沉：司令不收下这支枪，就是没看得起俺。
这支大镜面匣子枪，就是杨靖宇牺牲前手中向敌人喷吐火焰的双枪之一，如今陈列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
杨靖宇让副官去保安连选两支最新的三八大盖，连同自己那支三号匣子和枪套，一并送给朱海乐。然后，握着他的手，说：朱团长，说一千，道一万，咱们今儿个见面，就是一个意思，同心协力打日本子。你说是不是？
朱海乐显然不习惯握手这种比较现代的礼节。像隋长青一样，这些山林队首领习惯而且尊贵的礼节是跪拜，只是那膝盖可不是轻易会弯下的。这一刻却情不自禁地一弯，被杨靖宇一把扶住，两双大手就热乎乎地握了个满把。
朱海乐眼噙热泪：杨司令，从今儿个起，你说打到哪儿，俺朱海乐要是皱下眉头，就不是站着撒尿的爷们儿！
大的、小的，所有鸭绿江北、沿着老龙岗山一带主要的抗日军，皆向我们靠拢，完全在我们领导之下，组织了东北抗日联军及其总指挥部。取消了他们的山头，改换为第×支队的名称。至于群众，都说我们才是真正抗日的，看我们的队伍如同救星一般。
以上文字，摘自满洲省委巡视员小孟（韩光，离休前为中纪委常务书记——笔者）1934年4月23日给省委的报告《南满抗日游击运动》。
4月1日，在濛江县那尔轰附近的城墙砬子，杨靖宇主持召开了1军与16支山林队的“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成立大会，并代表满洲省委首先讲话，分析了东北的形势，阐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山林队首领也纷纷发言，表示赞同统一战线，愿随共产党抗日到底。
韩光在《南满抗日游击运动》中写道：
选举总指挥部人员的时候，尤为郑重，皆采用投票法，当时室内则鸦雀无声，选总指挥票十七张，十六张写着杨司令。总参谋长我们得九票，赵参谋长七票，结果还是我们的参谋长当选了。总政治部主任也是我们当选了。所以形成了我们的司令部，即是总指挥部。老长青为副指挥，赵参谋长为外交部长，余各为参谋委员。
在南满，在东北，无论从哪方面讲，这都是与非党武装比较像模像样的最早的联合。
桓仁县木盂子镇仙人洞村老人潘国权，光头白发，慈眉善目，叼着一只挺大的黑色烟斗，坐在炕头上跟我唠抗联。
杨靖宇是1934年2月到仙人洞的。1998年3月笔者采访时，老人记不得这个时间了，只记得那年他十八岁。
老人说，杨司令来前，先来一支部队，下半夜到的。狗叫一阵子，就听外边有脚步声，心里咯噔一下，胡子来了！那时遍地起胡子，还有“棒子手”、“砸孤丁”，穷人家没什么可抢的，可好吃好喝也伺候不起呀？有姑娘媳妇的人家，就更担惊受怕了。俺大气儿不敢出，寻思是不是过路的，就听见敲门了。叫“大爷”、“大娘”，让开门，还说“俺们不是胡子”。这倒稀奇了，半夜三更找上门来，还有不是胡子的？是不是也得开门呀，把人家惹火了，那不是找死吗？俺先下地，俺爹怕俺冒失，说话不周全，冲撞了人家，又把俺挡在身后。人家却不进来，说让家里人穿好衣服再进屋。那时那人哪有衬衣呀，就是空筒子棉衣棉裤，晚上脱了都“光巴溜竿子”（光溜溜、赤条条）的。就寻思还有这么讲究的胡子，这是帮什么胡子呀？那时俺家二十来口人，南北大炕，一边穿衣服，一边倒出一边大炕。他们说睡地下就行，又问有没有谷草，秫秸也行。俺寻思这是要铡草喂马，也没见到马呀？他们一人抱几捆谷草铺地上，灶房地上也是，铺好就睡了。大冬天，上面都是雪，也抖落不尽，抱屋里化了，潮乎乎的，就那么睡。
老人说，这一夜，翻来覆去就寻思：这是什么世道呀？怎么来了这么一帮胡子呀？他们说不是胡子，那是什么呀？
老人说，这些人都戴着红“胳膊箍”（袖标），上面写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是第二天有识字的人认出来的。两年后又变成上红下白两色的，写的是“东北抗日联军”。老百姓管他们叫“红军”，并不是知道抗联最早就叫“红军”，而是从这红胳膊箍来的。
独立师军需部长韩震，住在高俭地彭玉堂家。彭玉堂要杀鸡，韩震说我来杀，接过鸡就放了，说你这样外道，还让俺怎么在你家待呀？
1933年秋，赵尚志率珠河游击队到三股流。百家长赶紧各家摊派做好吃的，把大烟土都送来了。老百姓以为是胡子，害怕，花钱免灾呀。祖祖辈辈就这样子，他们已经习惯了。赵尚志赶紧制止，又自己掏钱，让百家长代买几双乌拉。老百姓不解，说还有买东西的胡子，胡子还讲“买”？待到自以为搞明白了，就称之为“文明胡子”。
正月十五元宵节，杨靖宇率队伍来到仙人洞。村子里扭秧歌，潘国权扭得好，唱得也好，大家叫喊让他唱一个，他开口即唱：“十三大辙唱江洋，杨司令在上听其详……”
唱完了，扭完了，杨靖宇给秧歌队的人逐一发香烟。这在民间是种很高的礼遇。红军杨司令给的烟卷，有的人几天都舍不得抽。
然后，杨靖宇站在石头台阶上讲话。讲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抗日救国的队伍。谁愿当兵，俺们欢迎，不愿当兵，部队常来，跑个腿，送个信，帮帮忙，也是抗日救国。日本子占了东三省，咱不能光顾自己家的小日子，没有国哪有家呀？
村里老人还记得杨靖宇的模样，高个，挺瘦，瓜子脸带点儿棱角，大眼睛，高鼻梁，穿青色棉衣，披黄呢大衣，背支匣子枪。声音洪亮，关里口音，管日本叫“儿本”，革命叫“给命”。
杨靖宇来仙人洞，是考察地理、民情，看能否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
有40多户人家的仙人洞，位于桓仁、兴京两县交界处，偏僻闭塞，历来为统治薄弱地区，现在日伪势力也未波及这里，没有任何敌伪机构。辽东山区，沟壑纵横，峰岭如浪，这里更有“辽东屋脊”之称的老秃顶子山，南至宽甸，西连本溪，东望通化，可向任何方向进出，退守则像鱼儿潜入大海，一个天然的游击战乐园。至于屯兵存粮，疗伤养病，大山深处，万无一失。不仅如此，还与奉天、抚顺、本溪等重工业城市近在咫尺，紧邻连接朝鲜的安奉铁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军要在南满有所作为，这里是必争之地。
4月，3团11连50多人，在连长马广福带领下，来到洼子沟、仙人洞一带。紧接着，团长韩浩和师军需部长韩震，也率30余人来到了仙人洞。目的明确，就是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不到一个月，仙人洞、高俭地、暖河子几个村落，50多人参加红军。
后来给杨靖宇当了传令兵的王传圣，这时住在仙人洞附近的头道岭子沟里。他缠磨父亲要去当红军，父亲说你才多大点儿呀？那年王传圣十五岁，个子小，还单薄，一看就是个孩子。王传圣觉得自己的理由挺充分：前院小汪柱子都当红军了，李向山都当红军了。
小汪柱子年纪、个头跟王传圣差不多，李向山则是桓仁县赫赫有名的人物——后面将会写到，抗联在桓仁发展那么快，与他有很大关系。
到底把父亲磨得同意了，王传圣趴地上磕个头，就去当红军了。下午部队行军，爬山时，看到前边有个人像分家另过的大哥王传清，上前一看，正是。兄弟俩几乎同声道：你怎么也来了？后来，王传圣的五叔和姑父也参加了抗联——只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杨效康父母双亡，扔下他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生前欠12元地亩捐，百家长追着要，一口一个“父债子还”。他和大弟弟一商量，把小弟送人了，再给妹妹找个人家当了童养媳，就去找红军。王传圣参军时就嫌他小，不要，正没辙，碰上李向山，可李向山怎能认识他呀？他就说俺爹叫王玉琳，你在县里当劝学员（相当于教育局督察）时，俺爹给你当过马弁呢。李向山想起来了，觉得这个小孩怪机灵的，就说要了吧，俺作保。那时参军得有保人，一是防止奸细混进来，二是怕你想家，开小差。杨效康年纪跟王传圣差不多，弟弟更小，又没保人，哪里肯要？哥俩硬赖着不走，部队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跟了十来天，算是收留了。两个月后，小弟在人家挨打受气，也找来了，1940年在濛江县龙泉镇西翁圈，和3师师长曹亚范一起牺牲了。大弟弟是三年后在珲春牺牲的。
潘国权没用保人，元宵节扭秧歌，他是“明星”，都认识。没敢告诉爹妈，带两个小伙子汪红海和张国全，部队在沟里老秃顶子山下，去了就要了。几天后他妈撵去了，抱住他哭，非让他回去不可。杨靖宇就让他回去，说前方打仗，后方得有人支援，堡子里需要你干的事多了，有人会去找你，告诉你干什么，怎么干。
老人说那时有支歌，叫《起来，齐心》，说着就唱起来：
起来，齐心，
参加人民革命军！
你也愿去，我也愿去，
共同打日本！
……
跟潘国权一样，当年和现在都住在仙人洞的樊万林老人，那年十五岁，去参军也给打发回来了。笔者采访时，也就1.60米出点头的老人说，杨木井子有个杨福荣，比俺还小一岁，可人家长得高高壮壮的，就要了。俺说不讲理。杨靖宇笑了，拿手比画着自己脖子下边，说再过两年，长到这么高了，就要你了。
铧尖子镇赵明山老人，九岁给人放牛，十四岁当“半拉子”（未成年的长工，算半个劳动力）。老人说，抗联来桓仁那年，俺十七岁，是独立师3团，要过浑江，找人摆渡。他们说他们不是胡子，是人民革命军，抗日救国的，可老百姓哪懂呀，那年头见到扛枪的人，能跑的撒丫子就跑，来不及的就硬挺着了。若是连打带骂，拿枪逼着，谁敢不去？可他们就是商量，大家害怕，都不吱声。一个挎匣子枪的大个子瞅瞅俺，说这不是三子吗？俺一看，是俺的两姨舅舅马长岭，后来知道是个连长。他说你会使“槽子”（桓仁人管小船叫“槽子”）吗？俺说会，就跟他走了。东家派人去俺家报信，说你们家三子跟帮带红胳膊箍的胡子走了，俺爹就撵来了。俺舅先跟俺爹商量，俺爹不听，俺舅就“哈唬”（吓唬、批评、责备——这里是后者）俺爹：你也是个大老爷们儿，自己不抗日，还不让儿子抗日。又问俺：你是抗日，还是回家？俺说俺要抗日。俺爹恨不得揍俺一顿，说“枪子”（子弹）不认人哪。俺舅说：有俺就有他，就是死了，抗日救国，也值！俺爹抹着眼泪走了。俺爹老实巴交个庄稼人，不明白俺参加的是什么队伍。堡子里都传说俺当胡子了，戳俺家人的脊梁骨。
老人说，俺第一次见到抗联，他们张口第一句就是“俺们不是胡子”。后来俺也一样，走到哪里，特别是没去过的地方，张口就是这句。那时在老百姓眼里，扛枪的人，除了官军，就是胡子。“满洲国”了，没官军了，不是日本子、伪军，还是胡子。你说“俺们是抗联”，谁懂啊？先来一句“俺们不是胡子”，多少也能算颗定心丸，然后再说不是胡子是什么。不然，人家撒丫子跑了，再不就喊“胡子进堡子了”，敲锣打盆的，抄家什跟你干上了。
老人说，那时参军叫“上队”，地方干部到部队工作，也叫“上队”。俺上队几天后，一个干部见到俺，说这小孩哪来的？有保吗？俺舅说是俺的两姨外甥，俺保了。
丛茂山老人上队时就不用保人了。他是本溪县兰河峪乡刘堡人，1935年夏天参加1军的。那天在山上放羊，山梁上过来一群扛枪的人，他以为是胡子，想跑，又舍不得那群羊。这些人戴着红袖标，挺和气，坐着的，站着的，掏出烟袋抽烟的，跟他唠嗑。问他多大年纪了，家住哪儿，都有什么人，又问他听没听说过红军。一个挎匣子枪的人说，你得上队当红军打日本子。丛茂山说行啊，又说俺得回家告诉一声。那人说俺们会告诉你家的。他说那也得把羊赶回去呀？那人说俺们给你赶回去。
六十六年后，在本溪县光荣院丛茂山老人的房间里，老人说，这不是明摆着信不过俺吗？俺挺来气。两年后，俺负伤了，在密营养伤，那是真想家呀，动摇过，那也没跑。这工夫俺说上队当红军了，那就吐口吐沫是个钉。要说俺有多高觉悟，不是那么回事儿。俺就寻思俺是中国人，还是个爷们儿，不能当日本子的亡国奴。就这。这一走就是六年，俺家可遭殃了。第二天，日本守备队来了，把房子烧了，俺爹俺妈和两个哥哥都给抓去碱厂镇子里。有走狗、密探呀。俺妈六十多岁，一股火死了。唉，有国没家了，救国救不了家呀。
老人个儿不高，1.60米出头。老人说老了，缩回去些，可俺年轻时可有劲了，不然怎么能当兵没几天就去了机枪连呀。一挺歪把子28斤，压满子弹30多斤，抱在怀里突突一阵子，有时就冲上去，有时就退下来，登山爬砬子可来劲了。
丛茂山、赵明山、潘国权等人，与当了干部的抗联老人的不同，是除了打了几年鬼子外，这辈子就是农民，张口都是地道的庄稼嗑。
赵明山也在机枪连干过两年，我问丛茂山认不认识这个人。老人说，你一提名字俺就蒙了，那时俺们当兵的没有名字，只有号数，叫“×号战士”。按班论，从1号到几号、十几号。俺刚参军时是“6号战士”，后来当到“2号战士”，就是副班长，1号是班长。
赵明山开头是“8号战士”，后来也当到“2号战士”。王传圣、杨效康等人也都有号。抗联1军的士兵，参军后就没了姓名，只有号数。平时唠嗑，开会点名，战场上下达命令，“3号掩护”、“4号冲锋”，都只称呼号数。你贵姓啊，家在哪儿呀，这种最普通的家常嗑都不准唠。这是纪律。每个士兵的自然情况，只有连长、指导员知道。各级干部也只称呼职务，顶多加上个姓，“刘连长”、“王指导员”、“马副官”、“韩团长”等等。赵明山从4连到机枪连、保安连，连里干部伤亡、调动，不知道换了多少茬，除了个两姨舅舅马长岭外，顶多就知道个外号。
今人只知道当年的地下党通常都是化名，谁曾想抗联士兵的姓名也要保密，而且不是化名，竟然只是个号数、编号。
这在古今中外的军队中，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了。
任何事物都是环境使然——读者看下去就会明白，这种地下党似的抗日武装，为什么只能出现在中国的东北抗联。
各地游击队刚成立时，不约而同有句话，叫“不抢不夺”。
“胡子进屯要烟土，官兵进屯要派饭，打精米，骂白面，不打不骂小米饭。”黑土地上的老百姓，祖祖辈辈就希望有支不抢不夺的队伍，保卫国家，保护地面，让他们安生过日子，可这不是白日做梦吗？而今，这样的队伍竟然真的来了。这样的队伍受到欢迎、拥戴是理所当然的，难题却也随之而来了。
除战场缴获外，游击队的重要经费来源是打土豪。打土豪可直接获取衣食，当然还有钱，钱能买到任何物品，包括枪弹。“1·26”指示信后不能打土豪了，这条财路就断了。游击队一切后勤补给全靠自己解决，抗日不挣钱，可抗日不能没钱呀！有人提出抓个汉奸当人质，几乎没有不晃脑袋的，这不成胡子绑票了吗？杀掉汉奸没有异议，用这种方式剥夺他们的财产，解决点儿抗日经费，就顾虑重重了。至于不能打土豪了，还可以向大户募捐呀！抗日救国，出钱出枪出粮出人，各尽所能呀！可这些后来司空见惯的办法，那时哪懂呀？
磐石游击队成立后，许多农民赶来参加。谁不盼望扩大队伍呀？可“不抢不夺”，养活不起呀。县委宣传部长是游击队长，把这些人编成两个队，让他们自己活动，不准打红军旗号，不然又抢又夺的，岂不坏了红军的名声。百家长带着队伍来了，热烈欢迎，人家有钱呀。结果，前者当了胡子，后者几天后也走了：光吃俺的，谁跟你们干呀！
1934年6月9日，《孟××关于巡视珠河县团的工作致团省委的报告》中，在谈到“关于游击队的工作”时，说：
不抢不夺是到非常严重的现象，很多的值钱的有嫌疑的走狗以及富户，可我们不捉，似乎要“保护”他们的利益似的。所以队内穷的要命！队员穿露肉露脚的棉衣的还不少，多数像要饭花子（黄炮、朱万金队），队员情绪当然不快，表现有流动现象。
“流动”，即走了不干了，或者不在你这儿干了。
汤原游击队跌倒爬起，终于站住脚后跟的第一次战斗，是1934年3月打伪军。这天，游击队在格节河三号木营进行军政训练，县委派人送来情报，说屠旅两个骑兵连出城了，中午可到木营，让游击队速作准备。
打不打？怎么打？队长戴鸿宾认为地形有利，可以打。他说屠旅到咱这旮旯，必得经过葫芦脖子的山嘴子，那儿就一条爬犁道，两边都是砬子，咱们就在那旮旯设卡打埋伏。有人说咱是游击队，人家是正规军，人数又是咱们的四倍，这仗打不得。有人说打也不能像队长说的那样，那不是等在那里挨打吗？咱们应该去抄他的后路。还有的主张先打打试试，打不了就跑。有人说净扯淡，两条腿能跑过四条腿呀？你是飞毛腿呀？
王钧老人说，就这么吵了两个来小时，也没捋出个眉毛、胡子。戴鸿宾火了，说走狗军都快到了，咱们还在这儿没完没了地扯淡，今儿个这事就俺做主了，说着就下命令部署战斗。有人阻拦，他也不理，一口气儿部署完了。有人就批评他，说咱们是党的队伍，不是你戴鸿宾的私家军，你耍什么军阀脾气？这边还吵着，那边打响了，敌人上来了，大家这才往阵地上跑。这一仗打赢了，不然起码那队长得撸了。
老人说，旧军队家长制，军阀作风，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型武装，讲民主。家有百口，主事一人。民主挺好，还得有集中呀。那阵子凡事就讲民主，不讲集中，一集中就是“军阀”。有时还发动全体队员民主讨论，几十上百张嘴瞎戗戗，乱当家。
东满的几支游击队，开头也是这样。决定什么事情，先党内、后党外地开会，人人发表意见才算民主。指挥员下达命令，下级还要讨论，多数人反对，就可以不执行。
从军阀专制到极端民主化，这对应的两极，有时只有一步之遥。
王钧老人说，辽沈战役后，东北解放了、和平了，我是黑龙江省军区参谋长。到哪儿检查工作，情不自禁先看看地形，周围有什么制高点，有敌情敌人会从哪儿来，应该怎样部署兵力。再一想，就笑了。打了十几年仗，习惯了。可汤原游击队刚成立时，晚上不知道派岗哨，后来知道了，那哨位也常常选得不是地方。一群庄稼人，队长“半拉子”出身，握锄把子的手拿起枪，懂什么呀。第一次战斗后，有个战士说他的枪不好使，我问怎么了，他给我看手里的几个子弹壳，说枪响了，这子弹怎么还留下大半截子呀？他以为那弹壳也跟弹头一样，会从枪膛里发射出去的。
1934年夏，2军缴获第一门迫击炮。官兵围观，高兴得不得了，说再打据点不愁了，两炮就给它揭盖了。一个士兵懊悔得直拍大腿，说这就叫炮呀？一次追击敌人，他在草丛中绊了一跤，爬起来看，一截挺粗的铁筒子，半人多高，下边还有个锅样的铁家伙。这是个什么东西呀？瞅一会儿，踢两脚，拉倒了。
1935年4月29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报告》中说，政治部除了主任、组织科长和一个团的工作同志外，“其他人员大都是政治上有问题的，分配到各部去都不适宜，在政治部寄生着”。1934年9月的《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给省委的报告》中说：“直到今天政治部工作是停滞在小局部里面。可怜的除了宣传单以外就是睡觉，政治部几个同志眼就睡红了。”
共产党人向以政治工作著称于世，可最初的政治部竟是这副模样。而在更广阔的宏观上，东北已经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了，还要全国一盘棋，搞土地革命，把张学良、马占山、王德林等及一切有产阶级统统打倒，那原因种种中少得了“幼稚”二字吗？
书记是一个幼稚同志，二十多年的雇农，同时又会劁猪，他在1931年派争领导之下参加组织的，他很忠实积极，若是有人告诉他什么他干什么，也不知道对不对生干（“生干”即硬干——笔者）。
县委本身对于中央的指示信（指一月二十六日）和省委的指示，不但未能热烈的传达到支部去讨论研究，就是县委本身根本也不了解。
这类“幼稚同志”，通常文化都不高。另一类就不同了，似乎也不“幼稚”。无论“北方会议”精神，还是“1·26”指示信，好像都能讲得头头是道。
像1934年11月召开的南满第一次党代会上，有人认为贫农是小资产阶级，人民政权中贫农太多是个问题。这种人喜欢引经据典，而且通常都能从马列著作中找到几句依据，经常把一些工农分子“理论”得找不着北，又不能不让人佩服，觉得人家有“学问”。当然也有受窘的时候。比如讲到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利益是一致的，有人问算不算日本的工人阶级，回答自然是肯定的。那你说鬼子的枪炮谁造的？鬼子里工人、穷人也不少，怎么不去杀日本军阀、资本家，倒大老远跑中国来杀人放火？回答是上当受骗了，还没觉悟。但是咱们要明白，工人阶级是最有觉悟的，他们早晚会起来战斗的。大家就七嘴八舌道，骗一人一时，还能千千万万的骗这么多年？这日本军阀和资本家也太厉害了，你再讲俺们也糊涂了，不讲倒多少还明白点儿。
这种人往往把“理论”和无条件的不妥协，视为革命者的唯一标志，不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是玷污了共产党员的称号。他们中不乏虔诚的布尔什维克，只是还需要更多的苦难和磨砺。
还有一种干部，更多的是凭经验、直觉，凭对事物最普通的也是最基本的理解和原则行事。对于上级指示，对的执行，错的不理睬。只要是对抗战有利的事，他们就干。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曲大爷的那种“山里风味”。在一些人的眼里，他们也是“幼稚同志”，时不时地会被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乃至受到处分。但他们掌管的那方天地，工作通常都挺好，甚至有声有色。
而上述幼稚的、不幼稚的，都犯了一个非常幼稚的错误，从一开始就违背了地下工作的“地下”原则。
支部横的关系，一人知道十几个支部，支部几十个人天天开会等等，都是地下党所不允许的。到日本统治区域做工的同志，应当教育他最起码的秘密工作常识，带手枪，穿西服，背文件，先通知百家长及工头，开口闭口共产党，这种行为对于党是极有害的，客观上等于公开告密。
县委丝毫不注意秘密工作，就是游击区的一个小孩都知道谁是县委和住处在哪里。
比之1军士兵编号，以数字代姓名，这种“等于公开告密”的地方党，实在难以理喻。可东北各地的地方党组织，基本就是这样子。结果，敌人来了，根据地被破坏，即便党组织未被破坏，也没法活动了。
从红军到人民革命军到抗联，共产党的队伍与山林队的区别之一是唱歌。环境允许，队伍走到哪里都唱，一听到歌声，老百姓就知道抗联来了。
战场上也唱。
南满最先领教这歌声威力的，是歪脖子望山战斗。
1935年5月中旬，日伪军对桓仁、兴京两县抗日军发动“讨伐”，杨靖宇率军部直属队和1师500余人，从桓仁果松川转移到歪脖子望山时，被敌发现。从上午10点多打到下午2点来钟，东西北三面被敌包围，南面则是追兵。其中对1军威胁最大的，是从通化过来的廖旅的一连伪军，占领了东西两面的山冈，下山的两条山沟都在步枪射程之内。
杨靖宇下令停止射击，发动政治攻势，喊话、唱歌。
亲爱的满洲士兵们，都是中国人，
为什么中国人还打中国人？
鬼子强迫你们来打仗，
伤亡回去，伤心不伤心？
满洲士兵们，你们想想吧，
我们为什么拼命来血战？
完全是为了救中国，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
……
唱罢《你们是不是中国人》，再唱《唱给满洲士兵的四季歌》，唱一阵子就喊话，喊一阵子再唱。
站在海拔800多米的山峰上，周围全是波涛般起伏的峰岭，几百人放开喉咙歌唱，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声势？《唱给满洲士兵的四季歌》共四段，春夏秋冬唱个遍，每段歌词都比《你们是不是中国人》长。且不论这样的歌拿到战场上唱合不合适，也不说在那枪声和大山的回音里能不能听得清，问题在于哪辈子听说战场上打着打着竟唱起来了呀，这是打的哪门子仗呀？每次“讨伐”，日本人都说是“剿匪”、打胡子，一听这歌就不是胡子。胡子唱歌是瞎哼哼，是“提起那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是“高粱地”、“二丫头”什么的，哪有这样唱、唱这种歌的呀，越是听不清就越要听，慢慢地就听出味道了，再一听那调就明白了，扣扳机的手指就没了劲道。不得不开枪时，那枪口就抬高几寸，或是干脆冲天上放了。
1军每排编制个宣传干事。中国道教龙门派第21代传人、著名道教圣地本溪铁刹山三清观道长赵至刚，当初就是1军1师（团营连排不清）宣传干事。当宣传干事的条件是有点儿文化，能教大家识字、唱歌、战场喊话。歌曲大都是自己编的。许多抗联将领都写过歌词，不会谱曲，就套用民间小调。笔者采访到的抗联老人，都会唱些抗联歌曲，赵明山老人能唱三十多首。一为平时娱乐，配合军政教育，昂扬士气；二为打政治仗、心理战，瓦解敌军，当然都是唱给伪军听的。战场上喊话，喊得最多也最具杀伤力的是，“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再说歪脖子望山这次。上边唱着、喊着，下边听着，约莫有两袋烟的工夫，下边也喊上了，说你们是什么队伍，上边答俺们是杨靖宇的队伍，抗日救国的红军。下边就喊：那咱们别打了，你们下来个人，俺们上去个人，到“当间儿”（中间）讲和。
伪连长亲自上来了，姓栗，大个子，一脸麻子。见到杨靖宇派下去的教导团3连刘连长，说日本子把你们包围了，你们常走的道都“下了卡子”（有埋伏），又问你们子弹怎么样。
子弹有的是。不知对方底里，又是第一次打这种交道，刘连长就硬撑着道。
栗连长道：天黑后，你们从俺们这边撤出去。你们说得对，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又道：你们让出个山头，俺们把子弹搁那儿，你们去拿。你们把些破烂枪支，还有不行事儿的马和没什么用的东西扔一些，俺们就能交差了。
正谈着，山下驰来两辆满载日军的汽车。栗连长呸了一口，说：你们看着，俺一会儿就把这些鳖羔子打回去！
鬼子上来了，隐蔽在树丛中的伪军，果然一阵机枪、排子枪把鬼子打下去了——后来说是打误会了。
当晚9点多钟，1军下山经过这个连的防区时，伪军一枪未放，还说别着急，慢慢走。1军当然感谢不尽，礼尚往来，送给他们一些烟土。
第二天发现1军没了，鬼子莫名其妙，说杨靖宇飞了。
1937年5月，几乎同样的一幕，又在清原县砬子山上演。听罢歌声，伪军一位寇连长脱掉上衣、帽子，上山谈判。3师师长王仁斋、参谋长杨俊桓和政治部主任柳万熙，热情接待，寇连长当即要求参加抗联。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可王仁斋告诉他，你的家人都在日本人手里掌握着，会遭殃的，只要记住自己是个中国人，干什么都能为国家效力。寇连长越发感动，表示他的这个连再也不打抗联，下山后又派人送来1000发子弹。
有老人说，那时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就往伪军的那一面冲，我就冲过两次。伪军真打的不多，大都冲天上放枪。
这种情形，抗联各军几乎都有，特别是1937年以前。
弟兄们！赶快觉悟起来，杀死你们的长官和日本子，带枪到我们抗日兵士方面来，一起打日本子和“满洲国”！
这是1934年3月《民众抗日军告“满”军兵士书》的最后一个自然段。
最初的战场喊话，没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可能是还没想到这句话，或者即便有人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八成也会被制止，因为它没有阶级性。溥仪、熙洽、张景惠等都是中国人，蒋介石、张学良也是中国人，能不打吗？
开头缺乏组织、训练，见到伪军心头来气，“亡国奴”、“走狗”、“良心叫狗吃了”、“狗都不吃”等等，就冲口而出，甚至祖宗三代地骂，形成对骂，越骂越对立，也就越打越凶。后来就喊“兵士不打兵士”、“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杀死长官和日本子，哗变到红军中来”。把所有的长官，包括上面写到的栗连长、寇连长，都跟日寇画了等号，显然会引起反感，甚至可能使一些人越发死心塌地为日寇卖命。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种心理战对自己的杀伤，在某些方面甚至甚于敌人，却是符合“北方会议”后的阶级路线的。
1936年7月2日，《中共吉东省委、五军党委、宁安县委给宁安地方工作同志的信》中说：
走狗军中有许多抱着反日救国的兵士，有许多是强迫征调的兵士，有部分是流氓地痞与投降的山林队义勇军改编的，情形虽然复杂，但是忠实于日贼的总是极少数。下级军官情形虽然不同，同样有反日救国思想与期待，他始终抱着一种错误观念：国民党的口头语——大战起来才行，大战起来再干，现在不干了，抄日本子后路时再干。
伪军的主体是张学良的原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后有的还参加过抗战。张学良不抵抗，马占山、李杜、王德林、唐聚五等人抵抗一阵子也跑了，没指望了，伪军的心态和许多山林队差不多。到哪儿“讨伐”，吃饭了，人家日本子是白生生、香喷喷的大米饭，他们是红了吧唧的、有钱大户通常都是喂牲口的高粱米。“日本子不把中国人当人待！”心头都有这话，有时也敢说出来。老百姓和抗联叫他们“满洲兵”是好听的，更多的是“亡国奴”、“投降军”、“汉奸队”、“走狗军”、“满狗”、“满奴”，有的干脆就一个字“狗”，见到伪军就说“狗来了”。对伪警察，则一律称“警察狗子”。一些伪军则自称为“降队”。在打祸害百姓的胡子时，或许能少点儿愧疚，可在抗联这样的队伍面前，他们在道义上是抬不起头的。如果这其中还包括像栗连长这样的中国人，战场上的情形就可能为之改观。
有哗变的，很少。因为他们认为现在打不过日本子，和日本子作对是白送死，而且他们也吃不了抗日军那份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中的一些人尊敬这些有骨气的中国人，听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挺顺耳，觉得这样的队伍不一般，能成事，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满军不愿与游击队作战，如××伪军中尉，在王家小铺关于钦佩游击队的谈话：“我们作满洲军官，并不是光荣，乃是人生的耻辱，游击队才是中国的男儿呢！”××满军配合人民搜高粱地时，秘密告诉人民：“看见红军也不要报告，谁要报告，我先打死他。”
“满洲兵”痛恨抗日军投降分子，并许多投降分子被杀害和暗害，这是很曲折微妙而又明显的事实。
县委五一的传单印好后叫同志们送到各区去，路遇“满洲国”卡路士兵三十余，搜出传单便把交通同志留下，后来有些士兵询问传单是讲什么的，因为他们都不认得字，于是这个同志便乘机将传单内容向他们解释，并对他做一番鼓动，结果这些士兵大大同情，立即对同志说这样好的东西你送给我们每人一份，其余的你拿去派发好了。赶紧跑不要耽误公事！
在各地给满洲省委和有关上级的报告中，此类文字不时可见。而像1军歪脖子望山战斗那样，被伪军网开一面、放条生路的事例，各军几乎都经历过。
一听唱歌，知是红军，一些伪军不想与红军作对。还有一种情形，知道红军打仗不要命，打不过，跑了。有的则是二者兼而有之。若是胡子打街，那就打了，有时知道打不过也得打，老百姓也帮着打。红军不抢不夺，进来就进来呗，老百姓欢迎还来不及呢。
日本战犯、“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在1946年7月5日的笔供中说：“满洲国建国以来，一部分满军是协助了日本军维持治安进行剿匪的，但其大部分是不足以信赖的。”
不足信赖，也没办法。“小鬼子”，兵力少，不敷分配，不用不行。伪军每连都设有日本指导官，怕哗变，有的晚上就把枪收上来锁上。可又不能逼急了，那样可能真就哗变了，指导官连小命都没了。中国的军阀混战，养活了相当一批兵痞，这些人除了扛枪杆子，别的什么不会干，也不想干。缴械，遣散，他们上山了，那“满洲国”就更不稳当了。
1935年2月，1军1师教导团1连李指导员带十余人，在桓仁县猴石与木奇伪警察署“讨伐队”遭遇。李指导员大喊：俺们是红军，都是中国人，你们打什么？对方停止射击，李指导员以为没事了，正要走，敌人突然开火，当即死伤各一。李指导员也在指挥突围时牺牲。敌人将他和另三位烈士的头割下，扔到山沟里，后来又拿去向日本人请功领赏了。
1937年7月中旬，教导团政委安昌勋，在向敌人喊话时中弹牺牲。
喊唱“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因为还有打中国人的没有中国人味儿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