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边虽然是满洲的一部分，但他有种种特别的条件：一、日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势力比中国统治势力强大。二、在日领所属之民会和分甲的二层支配之下。三、韩人住户的数量比中日人住户的总和多三倍以上。四、一切经济在日本金融机关支配之下。五、社会主义的影响比别处广大深入，反面三民主义之影响的广大，也可说在东省首屈一指。六、不白文化的韩民有土地所有权等等。
以上是1930年6月1日《朴××给省委的报告》中开篇的一个自然段。
如今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吉林省东部，当年则是东南部。所谓东满，即是指延边地区。这里是长白山腹地，山高林密，地势险峻，东邻苏联，北接吉东的牡丹江（今属黑龙江）地区，西为吉林市（“延吉”即古城吉林的延长之意），南隔图们江与朝鲜相望。日俄战争后，日本侵略势力开始进入东满，并不断扩张，设领事馆，驻扎军警，享有“治外法权”，工厂矿山大都由日资经营，土地也多由日本人收买，俨然国中之国，其统治仅次于被称为“关东州”的大连地区。历史上，东满是朝鲜人最早过界闯关东讨生活的地区。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难民大量涌入。1919年朝鲜“三一”运动后，大批革命者流亡东满，这里就成了朝鲜爱国志士反日活动的中心。用日本人的话讲，是“间岛的朝鲜人可以说不分男女老幼，不论从事任何职业，几乎无人不受到共产主义思想影响，这种说法并不过分”。
1933年10月，在一篇署名“华西里”的文章《满洲事变与满洲的中国共产党》中，这样评说东满党：
本区内我党组织最强，在全满洲占第一位。我党曾领导一九三一年三二年农民秋天分粮的斗争。党员有一千二百人，团员有一千一百人。有广大的群众组织。但是，党的组织也好，群众组织也好，95%是韩国同志。
这时，东北共有党员2100人。
前面说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共产党人的反日运动，是以朝鲜（族）人为主体的。而东满地区因为“有种种特别的条件”，就有了占全东北一半还多的党员，其反日斗争也就越发得突出、热烈而又火暴。
只是道路太曲折，情景也就太惨烈。
在东北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抗日战争中，东满共产党人创造了许多个第一，其中之一是1930年6月东满各县就都建立了县委。
同年5月，先是和龙县立一校学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反对日本殖民地教育，反对国民党党化教育。接着，其他学校和农民也游行示威，到农村没收地主的粮食分给穷人，焚烧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契约账据，并在药水洞建立了东北第一个苏维埃政权。5月30日，为纪念“五卅”运动5周年，东满各地举行暴动，仅延吉县就有数万农民参加。人们到日本领事馆前游行示威，涌入地主庄园开仓夺粮，炸毁天（老头沟）图（们）铁路桥，破坏龙井发电厂，焚毁日本警察署、东洋拓植会社和一些走狗机关，并处死了一些走狗。
这种斗争方式，固然使敌人受到打击，但代价也大。东满党认为，应该在全东北组织暴动，以使延边不再孤军作战，同时配合关内的革命战争和武装保卫苏联。在条件允许时，即便在山谷里也要组建苏维埃政权。
这年秋天，在立三路线影响下，延（吉）和（龙）中心县委再次号召农民举行暴动，在天图路组织工人罢工。愤怒的群众烧毁地主庄园，甚至杀灭走狗全家。压迫是双重的，反抗是双倍的，日寇和奉系军阀的镇压也是双倍的血腥。刚成立的红色政权被摧毁，或者名存实亡，被杀被捕达1000多人，有700多人被日寇押解到朝鲜汉城（今韩国首尔），关在西大门监狱，其中大都是党团员，东满党的力量损失过半。
“九一八”事变后，东满党组建了东北第一支赤色游击队，同时建立起东北的第一批苏维埃政权。
1932年11月20日，延吉县王隅沟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下设十余个村苏维埃政府。其他各县的苏维埃政权，或多或少也都陆续诞生了。
这时的苏维埃政权，是个什么样子？
在农民运动上，不仅跳过目前的过渡阶段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并且根据小资产阶级反动的“社会主义”空想，实行“共同生活”“共同劳动”，“组织集体农庄”，组织共同的“劳力队”。高喊世所未闻的口号：“农民八小时工作”“妇女六小时”“青年六小时”，反对中农，分粮分地的斗争，连中农贫农的粮食和土地也分配了。以“防谷”为口实，禁止农民商品买卖的自由，以至没收农民的粮食。
这是1933年6月9日《中共汪清县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决议》中的一段——当然是在接受“1·26”指示信、开始批判“北方会议”后，完全用一种相反的目光描述的文字。
在接受中央路线以前（今年五六月以前）那时有苏维埃，汪清有嘎呀河苏维埃，大小汪清苏维埃，延吉有湾湾沟、八道沟苏维埃，珲春有荒沟、烟囱砬子苏维埃。那时所谓赤区与白区对立之下，对于白区的民众关系极坏，在中国人眼目中的苏维埃是老高丽的政府，是反对中国人的。白区的特别是中国群众，深恐共产党来杀人放火，对于苏维埃没有一点儿好感和了解，有“苏维埃大哥”的称呼。而接受中央路线之后，恶影响有很大的转变。在群众方面，特别是中国人与山林队等，喊称“新共产党来了！”“中央苏维埃派人来了！”“共产党不好（指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同志派（指中央路线）”“新路线是我们早已说过的，他们不干”，在游击区的民众免除了不知道多少痛苦和恐怖，党的正确路线受了广泛群众的拥护。以前中人及“白区”群众不敢来游击区的。但是现在很多，并时有参观团来（如湾湾沟）被逼搬到城市的，均多数搬回，以前被两重恐怖（日本子与共产党）的白区，特别是中人群众，得到了新生的道路。
以上是同年10月25日《中共东满党团特委工作报告》中的文字。
打土豪，分田地。当时认为地主分两种，一种是公开投降的，一种是假装爱国，利用反日招牌进行投降活动，反正没好东西。地主打倒了，腿脚快的跑城里去了，富农也跑了，一些中农也跟着跑了。像延吉县王隅沟，原有3000多居民，一下子跑散了一多半。谁爱跑就跑，这下子成穷人的天下了，正好建设苏维埃。
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废除私有财产。土地、房屋、牲畜、粮食以及锄头、镰刀、犁耙等等，统统归公共所有。很快的，连锅碗瓢盆也都拿走了，有了集体食堂大锅饭，家里用不着这些东西了。集体吃饭，集体劳动，集体农庄——有人去过苏联，亲眼见过苏联的集体农庄，一切都学苏联的样儿。更多的人是从文件和马列著作中看到的，那也不妨碍学习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
只是普通百姓实在搞不懂这“苏维埃”是怎么回事儿。在朝语中，“苏维埃”与“速射炮”谐音，去参加区苏维埃选举的嘎呀河代表，就认为这回开会能发几门速射炮，回来打日本子。汉族人不了解“苏维埃”，叫“苏维埃大哥”，朝鲜（族）人也认为“苏维埃”是个人，说“叫‘苏维埃’的大官要来，咱拿什么‘好嚼裹儿’待客呀”？
当时有宣传材料，“什么叫苏维埃”，“什么叫高尔赫子（朝语“集体农庄”——笔者）”，“什么叫哥穆那（朝语“公社”——笔者）”，通篇外来语、新名词。有的苏维埃干部讲得口干舌燥，把自己也弄得稀里糊涂。
之前，特别是每年的红五月，从满洲省委到各级党组织的一个重要口号，是要求8小时工作制。这回建立了苏维埃，立即实行，妇女、青年还是6小时。问题不仅在于节气不等人，太阳照屁股了还在睡懒觉，更在于职业革命者越来越多，而且给予鼓励、提倡，认为这是形势大好的标志。一些年轻人就不参加劳动，而是这村去那村地“革命”，还骑着打土豪打来的马，那情景比今天驾私家车出游还潇洒、浪漫。那些8小时、6小时劳动的人，自然就有意见了：“苏维埃成立以后还是以前劳苦的人劳苦。”
在把许多勤劳朴实的农民变成了游手好闲的二流子的同时，这个只凭一腔热情和理想而创建的乌托邦就破产了。
成立苏维埃后，红地盘、红区之外的就是白地盘、白区，白区和白区的人就被视为“走狗屯”、“走狗”，来红区就是“侦探”，红区内禁止商品交易，更不准与白区通商。眼见着土地荒芜，白吃饭的人越来越多，就有人躲到深山老林里开荒种地去了，还有到白区去投亲靠友的，反正就是为不饿肚子活个命。开头是被视为“背叛”、“投降”的，后来就默认了，再后来就允许经商、通商了。过去有商人经过红区，货物一律没收，这回改为收税。号召、鼓励农民打黄皮子、狍子、野鸡，采集木耳、药材等山货，到白区出售。
最根本的还是打破大锅饭，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
下面是1933年8月20日《中共东满特委关于秋收运动的工作计划》中的一段文字：
根本消灭“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提出口号：“谁种的地谁打的粮归谁！”根本消灭浪人吃白食的现象，各人、各家、各机关提出口号：“闲人恕不招待饭食！”亡命客各找人家帮人家干活，干活条件自由规定。至于农民个人自由互相交换帮助收地，那并不是“共同劳动”，不应禁止。青年团与少先队，必须在自己的会议上严重讨论，不留情面的和那些不劳动的分子斗争，把每个团员和少先队员动员起来参加秋收。那些不劳动的分子应该认为团与青年群众的耻辱。
苏维埃红地盘，是日寇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游击队，顾名思义，是要游要动，在游动中击敌。黑土地上的第一支赤色游击队延吉游击队，还有和龙、汪清、珲春游击队，却要“御敌于国门之外”，死守红区，寸土不让。
“死守苏维埃区域！”“死守红旗飘扬的苏维埃！”这是1933年5月1日《中共珲春县委为“五·一”纪念告中韩劳苦群众书》中的口号——其他县委也是如此。
据1942年写于苏联的《抗联第一路军略史》载叙，从1932年夏到秋冬季，日伪在东满共产党活跃地区，见房就烧，见人就杀，男女老少被屠杀4000多人。正值贯彻北方会议精神时期，东满党选择一些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屯建立苏维埃政权，既是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同时也想建立几个巩固的根据地，武装保护自己，使群众免遭屠杀。敌人来了，游击队游击走了，这不是逃跑吗？不管人民死活，这叫什么人民武装？
而且，“武装保卫苏联”喊多少年了，连自己的苏维埃都保护不了，还怎么保卫苏联？
无论这些共产党人怎样狂热，不切实际，左得出奇，左得可悲，他们都是虔诚的具有崇高理想和大无畏献身精神的战士。
苏区保卫战在各县打响。
兵力敌众我寡，装备优劣悬殊，日军还出动飞机，低空扫射。游击队则是连挺机枪也没有，最好的是步枪，大都是鸟枪土炮。游击队的长处是熟悉地形，敌明我暗。探哨报告敌人来了，是日本子，还是“投降军”（东满称伪军为“投降军”，北满通常称“汉奸队”，南满大都叫“走狗军”），多少人，游击队就选个好地形等上了。看着敌人来了，几十米，甚至十几米，就开火了，手榴弹也砸下去。若是伪军，这么一顿打炸，基本就跑了、退了。即便不退，再攻也没多大劲头了，苏区差不多就算保住了。若是鬼子，乱一阵子，炮弹就飞过来了，鬼子就冲上来了。游击队能打就打，打不了就留下几个人掩护，主力撤走了。
建立苏维埃后，各地办起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珲春县委还在山沟里建设“电灯厂”，即发电厂。人民的天下了，当然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一些人恨不能一步迈入共产主义。“电灯厂”自然不了了之，兵工厂制造的手榴弹，可是发挥了作用。
1932年夏天，200多日伪军准备偷袭、包围小汪清根据地。游击队顶住敌人，掩护群众安全转移后，又留下两个队员掩护主力撤退。两个队员枪法非常好，隐蔽在树丛中，发现鬼子就不打伪军，并不时换个地方，两人消灭20多个敌人，陷入重围，一人牺牲。东满游击队是蓝灰色服装（有的苏区还要求老百姓也穿军装），和伪军的颜色差不多。这个队员这一枪，那一枪，待到天色暗下来，从伪军包围的方向溜出去了。
游击队每天与敌周旋、作战，根据地越来越小，粮食越来越困难。敌人来了，打一枪，或是丢颗手榴弹报警，老百姓一窝蜂往山上跑，游击队则不顾一切地死死顶住敌人。
本来应该是人民群众支持、帮助游击队作战，现在正好反过来了，群众成了游击队的包袱、拖累，而敌人又是那么强大。
夏天，大雨瓢泼，游击队和群众躲在山里，一个个淋成落汤鸡。一年前，磐石党和游击队就被敌人撵进山里，成了“山林党”、“山林队”。而今，东满熬过夏秋再熬冬，老百姓也动不动就得往山里跑，过起山林生活。战斗伤亡并不大，可冰天雪地，许多队员和群众还穿着单衣，饥寒交迫，一些伤员和老人、孩子就冻死了。
延吉县湾湾沟，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人称“好打的东三省，难打的弯弯沟”，这年冬天也丢了。
珲春游击队弹尽粮绝，退到苏联去了。
汪清县委在过去整个时期，不认识满洲的统治者已经由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满洲国”代替了国民党，而是把国民党统治与日本统治平列起来（如认救国军区域是白色区域）。
这是1933年6月9日《中共汪清县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决议》中的一个自然段——如此认识的当然不只汪清县委。
没人说没有王德林的救国军，就没有后来的抗联4军、5军，但是提起4军、5军，却不能不让人想到救国军。在东北义勇军将领中，王德林对共产党人也是最宽容的，可东满党仍然提出“打倒王德林”的口号，将救国军视为国民党，山林队则是一无是处的胡子。救国军是在东满兴起的，在东满有着广大的影响。王德林过界去苏联后，余部在东满地区仍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抗日力量，许多山林队也在打日伪军。以救国军和山林队为敌，游击队在反“讨伐”中还要对付这样一些对手，这苏区保卫战还有个打吗？
延吉县老头沟有个伪自卫团，县委派人组织哗变，把队伍拉了出来，几个月发展到3000余人。谈打日本子，团长没二话，叫咋的就咋的，不然也不会哗变。可光反日不行，还得把队伍变成红军，还得在驻地建立苏维埃，这下子人家不干了，两下里就翻脸了。
对山林队及其他武装，东满党有个“三缴械”：“（1）凡在山林里光吃老百姓饭不出来打仗的缴。（2）向老百姓开捐绑票的缴。（3）不加入人民革命军和反日义勇军的缴。”祸害老百姓是必须反对的，但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他们存在的本身对日伪就是一种威胁。他们觉得队伍小，打不了，那就联合作战，带他们消灭敌人，从敌人手中夺取给养呀？这些武装，几乎没有赞同既打日本又搞土地革命的，何况也没有足以威服他们一道革命的实力，又如何能把他们都缴械了呀？
到处树敌，四面楚歌。
这样子还不够，又在内部抓起“民生团”来，自己人杀起自己人了。
关于“民生团”的话题，必须从头道来，因为太费解——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难以理喻的。
汉城有个甲子俱乐部，俱乐部董事曹秉相是个亲日政客。“九一八”事变后，曹秉相和《每日申报》副社长朴锡胤，以及“民族主义者”李仁善、金东汉等人，到中国东北鼓吹“间岛韩人自治”。延边地区有“朝鲜人民会”、“延边自治促进会”、“孔教会”，曹秉相等人在其间串联，组建以亲日反共为宗旨的“民生团”。1932年2月5日，经日本驻延边总领事馆同意，在龙井召开了“民生团”成立大会，团长为日军退役炮兵大佐朴斗荣，5个月后宣布解散。
“民生团”公开宣传亲日反共，举办训练班培训骨干，并组建基层组织，欲打入红地盘，颇张狂、红火。其成立之时经日本人首肯，还有退役大佐当团长，如此这般缘何如此短命？
前面说了，又称“保民会”的“朝鲜人民会”，是个亲日反共团体。“延边自治促进会”则具有民族主义和排日倾向，“孔教会”是个宗教团体。这样的三个组织，好像本来就有点儿尿不到一个壶里。朴锡胤、李仁善、金东汉等人，是真的还有点儿朝鲜人的骨头，还是打着“民族主义”招牌的朝奸，不知道七十三年后韩国兴起的清查亲日派祖先活动中可有什么结论，日本人当年肯定是一清二楚的。
“民生团”的成立和解散，是从一开始就是个阴谋，还是兴之所至，信手拈来？笔者没有看到有关资料，也无从采访，不能妄言。但是，被称为“鬼子”的日本侵略者，将其解散后并未消停，而是处心积虑地变换手段大做文章，并获得丰厚战果，则是确定无疑的。
1932年春荒斗争中，即前面写过的红五月“抢粮分谷吃大户”，东满特委曾给“民生团”以揭露、打击，这时没有任何问题。灾难缘起于后来的“宋老头事件”。
宋老头是延吉县老头沟区委的秘书。据说，宋老头四十多岁，面相老，加上那时的革命者都比较年轻，他就成了“宋老头”。这年8月，宋老头被老头沟日本宪兵队逮捕，一周后逃了回来。这是必须审查的，搞清楚是日本人放回来的，还是自己跑出来的，是否有变节行为。审查期间，抓住个日本宪兵，供认宋老头是宪兵队派回来的特务。不知是诱供所致，还是这个鬼子信口胡说，甚至是敌人早有预谋，反正是不得了了。县委把宋老头抓起来，严刑之下，宋老头说他组织了“民生团”，并供出20多名部下、同伙。延吉县委就开始抓人，并在前线开展反“民生团”斗争。
1933年3月，东满特委组织部长金圣道去和龙县巡视，认为平岗区农民协会负责人李化春是“民生团”，审讯后将其处死。随后成立一个五人“清算委员会”——这是东满第一个专门负责反“民生团”斗争的机构，有生杀大权。
同年10月25日，《中共东满党团特委工作报告》中说：
和龙是金圣道去巡视的，去后两三个月内大杀民生团数十人。
与金圣道在和龙县大杀“民生团”的同时，东满特委与汪清游击队干部开会，研究反“讨伐”计划，会后发现敌人有所准备，就怀疑队内有奸细。缩小范围重新研究，发现敌人仍有准备，便认定县委军事部长金明均是暗藏的“民生团”，将其撤职审查。审查期间，金明均和妻子逃跑了。特委震惊之余，越发感到问题严重，反“民生团”斗争迅速扩展到东满全境，乃至其他一些地区。
10月7日，《中共东满特委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民生团延吉一县有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人的团员。
1935年3月17日，《胡仁给中共宁安县委、第五军党委的信》中说：
东满民生团是一种特殊的产物，在它的组织发展上也是一种特殊情形，其发展形势完全在强迫、威吓、欺骗、造谣、诬蔑、中伤、散布悲观失望的情绪……的反革命作用中发展的。他们在我党、团、人民革命军中、群众组织中、游击区内以至我们的一切工作计划都起了破坏和反革命的作用，利用我们的组织去发展他们的组织，利用我们的交通关系做他们的交通关系，我们的巡视制度，他们利用来进行检查和布置反革命工作。所以造成我们的特委是他们的特委，我们的县委、区委、支部是他们的县委、区委、支部。这样是绝对有利于他们发展的条件。我们的估计，全东满的民生团，不论在党团，人民革命军，各种群众组织是有十分之五至十分之六的。
上面令人毛骨悚然的数字和描述，完全是虚妄的。
实实在在的，是这些被打成“民生团”的人，全是朝鲜（族）同志。
这是不无历史渊源的。
有较早亡国史和反抗史的朝鲜革命者，派系林立，派争不断。用《抗联第一路军略史》中的话说，是“在自己内部各团体间无原则地进行了派别斗争，自残骨肉以至遭受屡次的大损失，许许多多的优秀革命分子被敌检举牺牲”。
1926年成立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统一了ML派、火曜会派、汉城派、伊尔库茨克派，派系斗争依然不断，又分裂成ML派满洲总局，火曜会派、伊尔库茨克派满洲总局，以及上海派、汉城派在满朝鲜共产主义者同盟等三个派别，争斗不息。1928年，共产国际撤销对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的承认，根据一国一党的原则，部分原朝共产党员于1930年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会议记录——关于政治、党务、群运、农运、反帝运动及少数民族等问题》中说：
高丽党的问题——无原则的派别斗争，有三派，有的有十年的派别历史。成分多半是贫农，但领导的多半是知识分子。这些人是从韩国跑来的，南满是ML派占势力。再，火曜派、京上派，他们基础是好的。我们的办法，认他是共产主义的集团，他们加入中国党是个别加入，条件很苛。主要的：1.要参加中国、韩国的革命。2.不管他们的派别，下层党员只要赞成与执行中国党的政策即可加入，上层分子则有候补期。3.加入后再发现派别则开出，但不反对派别的斗争。现在火曜派已解散。我们介绍党员建筑在群众的基础上。延吉一带有七百多同志，行动是一致的。清原、柳河是ML集中地，群众对于参加中国革命，反帝是很热烈的要求。我们也以这两个条件为加入党的主要条件，满洲工作与韩国工作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
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使东北党的力量一下子壮大起来。但是，多少年来的派争，是不可能一下子消除的。反“民生团”的斗争，或多或少也不无派争的影子，特别是初期，而满洲省委则把这一切进一步引入歧途了。
1934年10月1日，《中共满洲省委为反民生团斗争给东满特委与人民革命军及全体同志信》中说：
由于东满日帝奸细民生团的积极活动，省委认为反民生团奸细的斗争，是东满党目前工作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你们在很长久的反对民生团斗争中，完全不去加紧的进行反对派争的斗争，这就解除了反对派争的武装，这就是你们没法去彻底反对民生团，你们一定要很清楚的了解，必须永远记着这一真理，没有不被侦探所利用了和煽动了的无原则的及一般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的斗争，日本强盗利用派争的活动以至直接间接经过派争分子的关系引进民生团到党的组织中来，这是毫不奇怪的。所以反民生团的斗争与反对派争的斗争是不可分离的。
从省委到特委，当上上下下把反“民生团”、反派争搞得热火朝天时，且听日本鬼子说了什么：
在此项工作中，最成功的是宣传“共产党内已潜入民生团员”，引起在共产党内部的异常动摇，使其清党。
中了鬼子的反间计。
同时大肆宣传“高丽共产党杀中国人”、“中国共产党杀高丽共产党”。
“民生团”是日寇打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奸细。这应该是“民生团”的定义。金圣道捕杀李化春，是符合这个定义的，虽然仅仅是怀疑。对金明均也是由怀疑而认定，及至他带着妻子逃跑了，那就只能是进一步确认了。至于珲春游击队3大队政委朴斗南，以“派争”为由将其开除党籍，就在准备再定其为“民生团分子”时，他用步枪打死省委巡视员潘庆友，带着妻子逃跑了，后来又投敌了，这顶帽子就是板上钉钉没个跑了。
由怀疑而认定，认定而不招认，就严刑拷打。铁嘴钢牙就是不承认的，有的就打死了，有的就处死了。受刑不过认了的，“民生团”不可能就你孤零零一个人，你就说吧，上级、同级、部下都是谁，就说，就抓。就像葡萄似的，摸到一粒，差不多就能揪出一串。
1933年10月25日，《中共东满党团特委工作报告》中说：
对于民生团抓住即拷问、打杀。拷问时乱咬旁人，也是杀的，死者不尽是民生团，有的是最好的同志！结果群众大恐怖，谁也不知道明天死活。党团游击队越发厉害，一举一动皆加万分谨慎，杀者不知几百人。也许我今天执刑或审问别人，明天我也许被另外一个人执刑杀我！
比较典型的是金圣道，被抓捕的“民生团”乱咬一气，他被“供出是民生团大领袖”。这还了得！东满特委未轻易动他，而是暗中监视，先把这个“民生团头子”稳住。抓捕起来后，“他是一万个不承认错误，但是不能相信”，被处死。
接替金圣道任特委组织部长的李相默，到珲春县巡视工作，把包括县区主要领导干部在内的六十多人，一律打成“民生团”，后来他自己也被打成“民生团”。
有些人积极捕杀“民生团”的动因之一，就是为了表明自己不是“民生团”。
创造红军、苏维埃失败，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或是发点儿牢骚，就是“民生团”。这是最初的情形，后来就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了。炊事员把饭做夹生了，或是饭里有沙子，就成了“民生团”；有的队员病了，不能行军打仗，是“民生团”；有人叹口气，说不知道俺家什么样了，是“民生团”；几个人唠会儿嗑，是“民生团”；给领导提意见的，是“民生团”；吵架的，偷东西的，犯了男女关系错误的，也是“民生团”；至于平时枪走火，偷袭敌人时弄出响动了，那就是给敌人通风报信了，当然更是“民生团”了。
马鞍山后方基地还关押了几十名儿童团员，都是十多岁的孩子，都是“民生团”，像大人一样被审讯、拷打。
和龙县委一个外号叫“高跳”的干部，被敌人捉去。同时被砍头的有三十多人，砍到他那儿时，可能是刀钝了，刽子手也累了，反正没砍死，黑灯瞎火，敌人验尸时也没看清楚。不知昏死多长时间醒过来，爬了30多公里山路，回到渔郎村根据地，又被拖到刑场。说他是“民生团”，脑袋没砍掉，是敌人使的苦肉计，以便更能取信于革命，在革命队伍中隐藏得更深。
1935年6月17日，《中共东满党团特委关于反民生团的报告》中，说“我们一直到现在没发现民生团的文件”。
只有口供，没有文件，是因为没有“民生团”。如果说这反倒使人越发感到“民生团”的神秘、可怖，越发坚定肃反的决心，越发要挖寻“民生团”证据确凿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系统，那么，“我们看有许多民生团跑到日帝去被杀了，或不敢投降去，原因在什么地方”？
不断有“民生团”跑到其他的根据地和游击队去。东满的跑去吉东找周保中，汤原的跑去哈东找赵尚志，经过审查，都被保护、收留下来。
自即日起，凡参加民生团的经发现之后，无论自服不自服（“自服”即自我坦白、交代、认罪——笔者）一律开除。”“如果不彻底自服，然而还要继续其工作，经过群众路线以后，执行枪决（首领不在其内）。”“经过第一次释放以后仍然继续他的作用时，立刻逮捕放在监狱，仍然希望彻底自服，不自服枪决。”“在第二次释放以后，仍然要干，无条件枪决。”“民生团发现以后，在区委以下的叫他自服，区委以上无条件枪决（此条例系在地方上如此，在军队除去按上述条件外，其余有犯军法最明显的，经各方面调查以后不管次数和领袖，一律枪决）。
以上摘自1934年12月4日《团省委特派员钟关于东满反日斗争情况的报告》，下面是1935年2月10日《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吴）致东满特委的信》中的一段话：
某同志估计游（击）区内十分之六、七是民生团，这是过分的估计。假若游击区内绝大多数群众是民生团，那么这些游击区域老早就被日本消灭了。我认为，在游击区群众中和人民革命军中有少数民生团分子，但是基本群众是站在反日战线方面的。
东满是“民生团”的发源地和重灾区，省委自然非常重视，不断派人巡视，反“民生团”斗争也就不断加码。直到省委派往吉东的巡视员吴平给东满特委写了这封信，并在金日成等人的坚决反对、抵制下，东满的反“民生团”斗争才有所收敛，并逐渐平息下来。
但是，没有人认为反“民生团”斗争搞错了，而只是说“扩大化”了。
就在东北共产党人大抓“民生团”的同时，关内一些苏区也在“肃反”。红4方面军25军82师师长江求顺，被打成“改组派”。此人军政双全，威望极高，全师官兵跪下一片，求情，哭啊。那也不行，非杀不可。大刀举起来了，这个参军前的大别山长工，高呼“革命万岁”、“共产党万岁”。
给领导提点儿意见，发句牢骚，说句怪话，丢个枪零件，都可能成为“反革命”。几个人在一起吃顿饭，就成了“吃喝委员会”，就是“反革命”。还有“排队肃反”。官兵排成队伍，佩戴绿色领章的特派员（除特派员外都是红色的）在队列间走动，察言观色，逐个端详。谁哆嗦一下，或是眼色被视可疑，十有八九那就是了。还有什么“改组派”、“第三党”、“AB团”，大都穷苦人出身，哪懂这些名词、花样呀？知识分子就更惨了，据说整个红4方面军戴眼镜的，就剩了个12师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傅钟）。
1936年1月2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党委特别会议记录》（第二份）中说：
若无十一月扩大会议以后的极坚决的展开了反民生团的斗争，那么我们可以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极阴险的“恶毒素”，经过民生团的反革命作用，终于把东满党和人民革命军侵蚀崩溃，像AB团一样，企图断送中国红四军团那样相同的危险性。
东北被捕杀的“民生团”为2000人左右，其中大多数是在东满捕杀的，有人认为应不少于1500人。
1933年末统计，东北共有党员2500人。1945年日本投降时，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官兵不到1000人。这不到1000人并非都是党员，被捕杀的“民生团”也不都是党员（军队、地方的党员、团员及群众各为多少人，无从查考）。但是，比之这两个数字，2000人左右是个什么数字，在东北抗战中是种什么样的力量，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是再不识数的人也心中有数的。
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说：
干部的恐慌是满洲党组织上一个严重的现象，因为干部的极端缺乏，障碍了整个工作的发展，例如许多的义勇军需要我们派人而无人派去，许多地方党部（如吉东局这样重要的组织）仅仅是个人包办，现在从省委一直到地方党部的组织都不健全，主要原因也是由于干部的缺乏，由于满洲过去工作没有大的开展以及教育的缺乏，新的干部不能源源产生，现在比较负责的同志大多数是从外面去的，当地有经验的坚强干部确实非常之少，大胆的提拔干部虽然在积极进行，但是仍然无法解决目前的困难，不能应付目前的紧急需要。
一方面是干部极端缺乏，不断向中央要干部，同时努力培训干部，另一方面却是把干部打成“民生团”，像割韭菜般一批又一批地大量捕杀，只是人的脑袋可不像韭菜那样割了还能长出来。
在那儿偷着乐的，只能是谁？
想想自“九一八”事变后，敌人杀害了多少共产党人，自己窝里乱杀了多少自己人。从各自在东北党和军队总量中的大概比例，就知道从“北方会议”到反“民生团”，东北党最大的敌人来自哪里。而朝鲜共产党人加入中共时，正赶上立三路线。失败的血，倾轧的泪，他们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苦难，惨烈得令人不忍睹视。
“二军作战英勇，在联军中要算‘首屈一指’。”这种评价，当然不是来自抗联2军。
如果没有达2000人左右的“民生团”被捕杀，后来骁勇善战的2军，又该是何等成色？
须知，东北抗联的11个军，各军成立之初也就千把人左右，有的军最兴盛时也未超过千人。
反“民生团”斗争，几乎把东满党和游击队折腾得失去元气。只是由于东满党人多，基数大，所以还能撑得起个抗联2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