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之杨靖宇和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走的就是另一种抗战路子了。
后来的抗联4军军长李延禄，1885年出生，1.70米的个头，方脸盘，鼻子下一抹胡子弯到嘴角，不胖不瘦，不白不黑，性情温和、稳重。平时举止言谈总是不紧不慢的样子，却是心中有数，果断，有威严，颇受部下拥戴。见哪个士兵帽子戴歪了，他就说：俺说这个弟兄，你把帽子正道正道好不好？求求你了。那士兵脸就红了，别人也赶紧去摸头上的帽子。
他祖籍山东，祖父辈逃荒闯关东，先在吉林省宁安县（今属黑龙江），后迁延吉定居。十二岁到织布厂当学徒，因参加反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被开除，到延吉骑兵营当兵，升至营司务长。他同情朝鲜流亡者的革命活动，向他们提供情报，被部队处罚，又到盐务缉私连任连长，1931年7月加入共产党。1932年1月，延吉中心县委派他到王德林的救国军中工作，被任命为救国军总部参谋长。
“老三营”营长与救国军总司令，骑兵营司务长、缉私连长与救国军参谋长，这么看着职务安排应该说差不多。可许多职务、名望比李延禄高的各党派人士，投奔王德林后，那职务都比参谋长低得多。李延禄在回忆录中，说是“由于一种特殊的机缘，我取得了他感恩式的尊重与信任”。从当年的资料，到今天的有关作品，笔者没看到比这再多的说明，最多的就是两个字“私交”。而无论如何，这对共产党，对东北抗战，都是绝对有利的好事。
寒冬腊月，救国军总部驻地延吉县小城子，被戴着上白下红黑字“救国军”袖标的官兵充塞了、膨大了。让这些军人瞪大了眼睛的，是络绎不绝的挺阔气的带篷的马车、马爬犁，偶尔还有辆比我的祖辈见到的汽车更稀罕的小轿车，在街里那条狭窄的人踩马踏的冰样的雪道上，像只黑甲虫似的颠动着。穿着黄呢质料、胸前有两排亮晶晶铜扣子的军大衣的东北军军官，军衔至少是个少校；西装革履的，戴着水獭帽，穿着貂绒大衣的，则是延吉和邻县的头面人物、乡绅代表。有的来投军打日本，有的想听听风声，有的是说客。对于这支较少党派色彩，在一年后的“1·26”指示信中也评价较好的队伍，一些人就想将其拉到麾下。像以盖文华为首的3个国民党爱国青年，据说给王德林带来的是“自卫军第1路军总指挥”的头衔。而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李杜派来的代表，则是拿着实实惠惠的1万元钱作应急军饷，要将救国军收编为一个团。
义勇军溃败后，一些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拉队伍上山，当然是要报个字号的。这是黑土地别样的文化积淀之一。不能说草莽出身的民族英雄王德林，这时仍有一种“山大王”情结。可这时救国军正滚雪球般发展壮大，他正想独树一帜，岂能甘居人下？只是李杜的自卫军兵强马壮，占据着北满、吉东大片地区，又得罪不得。而且，队伍初建，也真缺钱。
钱留下，用这笔钱再拉起来一个团，打着自卫军旗号，这不就“结了”（行了）吗？
参谋长李延禄就这么参谋了一句，就把王德林从两难中解脱出来，这位总司令当即就道：庆宾（李延禄的字），这个团长就你兼了。
汤原、珠河、磐石等游击队，跌倒爬起，流血牺牲，千难万难拉起队伍。李延禄来到这时已有几千号人马的救国军，出手就是个参谋长，现在又兼上了打着自卫军旗号的补充团团长。参谋长固然了得，关键时刻一句话就起大作用，毕竟还是没有兵权。这下兼上团长，可就不大一样了——抗联4军就是在这个补充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结果开始的却是所谓“上层勾结”的历程。
救国军崛起东满，已使日寇不安，更不用说再连下敦化、额穆、蛟河等县城了。这时，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赤色武装延吉游击队刚刚诞生，其余的尚在孕育之中，黑土地上风起云涌的是义勇军抗日怒潮，日寇盯住的是像李杜（北满）、王德林（东满、吉东）、唐聚五（南满）这类的大股义勇军。不过这一支主要由共产党员领导的武装，马上就要一展身手了。
开头，补充团只有3个连400多人，李延禄抽调王德林起家的“老三营”班长史忠恒、李凤山，还有随他一起来救国军的党员左征、朴重根，分任连长、副连长。不久，3个连扩编成3个营，共千把人。宁安中心县委派来孟泾清、金大伦、贺剑平等党员，在补充团建起秘密支部，很快发展史忠恒、李凤山、李延平等人入党。
从敦化到宁安有条通商古道，进入宁安县南湖头时，就陡然险峻起来。这是嵌在山崖上的狭路，上面巉岩巨石，下边是牡丹江，约2.5公里长，人称“墙缝”。江对岸山脚下，还有条大路通宁安，但走那条路就绕远了。3月中旬，日军上田支队从敦化向宁安进犯，企图与进占宁安的天野旅团会合，消灭这一带的救国军。得知情报，补充团积极请战，李延禄就率队在墙缝等上了。
19日拂晓，上田支队主力600余人和一营伪军，被当地猎人陈文起引进墙缝。这是一场除了兵力对比，敌人略占优势外，其余均差距悬殊的战斗。补充团大都是扔了锄镢拿起刀枪的农民，许多人手里是被称为“老洋炮”的鸟枪土铳，一些人还是长矛、大刀。就是端着被称为“快枪”的步枪的人，有的也是这次才有了射击的机会，更不用说战斗经验了。可是，官兵趴伏在墙缝上边的卧牛石、马头石中间，居高临下，绝对的地形优势，日军完全暴露在火力之下。战前，王德林将库存的一批手榴弹拨给补充团，官兵放过走在前面的伪军，手榴弹就下饺子般向日军砸去。日军挤在路上被动挨打，下边是尚未开化的无遮无拦的大江冰面，只能寻些雪堆冰坎，架起机枪、小炮向上射击。手榴弹有点儿够不着了，补充团中猎人出身的官兵，这下子可就开了洋荤了。战至下午两点来钟，敌人分兵向右翼墙缝迂回，李延禄见好就收，当即下令撤出战斗。
墙缝伏击战鬼子伤亡人数，所见著述、资料差距甚大。综合分析，当在150至200人之间，其中成了鬼魂的应在50人左右。
史忠恒建议赶到鬼子前头去，再打它个伏击。大家研究，认为有了墙缝的教训，敌人肯定要走大路，绕道松乙沟去东京城。松乙沟是两山间一片开阔地，路旁长满齐腰深的蒿草和一人来高的榛柴棵子，春天风大草木干，就在那火攻。李延平带几个熟悉地形的士兵，快马加鞭赶去那里。结果，好歹从松乙沟逃出来的鬼子，一个个都像灶王爷似的。
义勇军的优势是人多，熟悉地理环境，致命弱点是不团结。8月，成立不久、也由李延禄兼任团长的补充2团，在平阳镇被丁超的护路军缴械，包括两位副团长在内的20多名官兵被害。救国军副总司令孔宪荣，以为补充2团报仇为名，又杀了联合军左路总指挥马宪章。这时李杜接到南京政府剿共密令，签发各部，孔宪荣就在救国军抓捕6名已暴露身份的党员。李延禄赶去东宁县三岔口总部，说服王德林把人放了。不久，李杜、王德林和孔宪荣相继过界去了苏联。即便不是如此，形势明摆着的，李延禄等人已经很难在救国军待下去了。
而且，“上层勾结”这顶帽子，也在党内被戴上多时了。
“1·26”指示信，在肯定马占山、李杜等部是反日武装的同时，又认为他们“服从国民党的指挥而依靠着地主资产阶级和富农”，“绝对仇视工农的各种带群众性质的革命运动”。而党内斗争则“首先是反对右倾”，“这是主要危险”。在留着这样一些尾巴的同时，下面的结论也就顺理成章了：“必须牢记着下层统一战线，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只有这样的分别对付和执行下层统一战线，能使满洲的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能够得着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统一战线策略的效果。”
后面将会详细写到的离休前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彭施鲁老人，1936年1月被北平市委派到抗联4军后，就给李延禄当秘书。队伍到了哪个屯子住下，询问当地绺子情况，哪些是反日的，首领是谁。问明白了，李延禄就掏出几张名片，让彭施鲁在上面写几句话，意思是想和你见见面，然后让老乡分头送去。胡子都有眼线，你有多少人马枪，什么来头，到了他的地盘，很快就知道了。见你人枪少，或是有过节，就吃掉你。你人多势众惹不起，就躲了，或是来见你。觉得志同道合，又久闻大名，敬服你，就主动来拜见你了。
凡是见到名片的，通常都会来。李延禄主要讲三点。一是要坚决打日本子，不投降；二是除了惩罚汉奸走狗外，不绑票，不侵害老百姓利益；三是反日队伍要互相合作、支援，不能自己打冤家。有的首领话里话外那意思，是俺听你的，有什么好处呀？李延禄就告诉他们，眼下还没有能力给大家伙儿发饷、发枪弹，还得从日本子和走狗手里夺。将来有条件了，那当然没说的。大家伙儿赞成俺的意见，咱们就合伙干，不赞成呢，谁也不强迫谁。只要打日本子，就是好样的中国人，今后见面就是朋友、弟兄。
没意见了，就开始写委任状，写在一块白绸子上，由李延禄授予对方。
自彭施鲁来后，写委任状就是他的活了，他一介书生哪写过这个呀？李延禄就告诉他，右起第一行先写上“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司令部”，第二行只写“委任状”，三个字要大些，中间写“兹委任×××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第×游击营（或团、连）营长（或团长、连长），此令”，落款是“军长李延禄”，最后一行是“中华民国廿×年×月×日”。写完了要盖印章，一个较大的长方形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司令部关防”，要上盖“年”字，下盖“月”字，然后是李延禄的印章。
这些事情做完了，有时有机会，就由李延禄指挥几支队伍打一仗。有时完了就完了，继续赶路。
从脱离救国军后，所到之处有反日队伍，主要是山林队，基本就是这样子。
在一些人眼里，从救国军到山林队，李延禄都应该把主要精力用在下层统一战线上，用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威胁上层，使其就范。说白了，就是鼓动士兵、“崽子”（喽啰）造反，反对“反动领袖”，进而夺取领导权。而对于各种武装的首领来说，他的队伍，那些人枪，就是他的私有财产。就像一家企业，你去了就想把老板搞掉，自己当老板，这还了得？无论什么样的队伍，对这种事都是非常警觉，也最深恶痛绝的。其上下级多为拜把子兄弟，你成天在下边鼓捣，人家能不发觉？那还有个好？实践中这样做的，有几个不是白给了？李延禄这种做法，当然不是没有弊端。像到处发委任状，有的队伍就可能打着4军的旗号绑票，糟蹋祸害百姓。可比之到处树敌，这种广交朋友，利多弊多还用说吗？
而在一些人的眼里，如果李延禄不搞“上层勾结”，是不是整个救国军都成了共产党的队伍了？
因此就有了1933年7月31日《中共绥宁代表团关于组织状况及开展农村工作方法致省委的报告》中的评价：“李的队伍在宁安方面口头上是听共产党的领导，然而实际上最多也不过是一个‘好胡子’。”
吴义成，200余（？）人，是反日游击队中最坚强的部队，在东线东满一带作过最长期最激烈的反日战争，曾占领东满的安图很久，并占领过东宁，现在绥宁一带游击，党有一个军事经验丰富的同志过去在吴处当参谋，吴的一切军事计划大多出于这个同志（周麻子，过去省兵委书记）的意见，得了无数次的胜利，在兵士中在东线群众中有很好的信仰（都知道他是共产党），过去东满曾派了许多同志与反日会员到吴部中去。
以上是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的一个自然段。
周保中近1.80米的个头，长脸，有几颗麻子。平时话语不多，不开玩笑，有威严，批评人很严厉。他说行或不行的事，就难撼动了。
离休前为重庆市人大副主任的胡真一老人说，那时开次晚会，大家喊周指挥唱个歌，他就唱《国际歌》。再没听他唱过别的歌。他声音洪亮，唱得激昂慷慨，也把大家唱得热血沸腾。唱完了，就讲这支歌是怎么诞生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的战歌。讲完了就教大家唱。我们5军许多人第一次听到《国际歌》，就是他唱的，也是他教会的。
周保中本名奚李元，1902年生于云南大理一个白族农家，十五岁辍学投军，曾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北伐战争中任营长、团长、副师长。1927年加入共产党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改名周保中。“九一八”事变后回国，被派到东北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被罗登贤派到吉东，做兵运工作，从此就在吉东地区开始了九死一生、千难万险而万难不屈的抗战生涯。
这年5月，在宁安县花脸沟一次群众集会上，周保中被李杜所部驻当地自卫军逮捕。问题出在那口浓重的南方口音上，一些士兵听不懂，就认为他是朝鲜（族）人。而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朝鲜（族）人就是走狗、密探，或是同样该杀的共产党。
周保中就说自己是南方人，是上海反日会派遣的“援马团”（援助马占山代表团）的人，没想到马占山投降日本子了，就到吉东来，想看看谁是真正反日的。
那时东北人称南方人为“蛮子”、“南蛮子”。一位姓白的营长，见这个南蛮子谈吐不凡，虽觉可疑，也不便轻易处置，就派人把他押送到牡丹江铁岭河自卫军左路总指挥部。
总指挥部正在开会，等着吧。周保中不干，大叫“有要紧事”，惊动了里边的人，被传了进去。左路军总指挥马宪章，看了押送人员的呈文后，望着这个被反绑双手的三十来岁的大个子青年，道：你既是上海反日会派来的，对俺们这地方的反日救国，可有什么见解呀？
周保中谈了三点救国方略和五条治军良策。
三点救国方略：一是大敌当前，反日军应加强团结，统一指挥，联合作战，不能各踞一方，各打各的，被敌各个击破；二是发动群众，武装民众，使日本子处处受敌，不得安宁；三是整顿军纪，严令各部不得骚扰百姓，使民众拥护我军，乐于效命。
五点治军良策：一是不宜长期与敌对峙，应该主动出击敌人后方，断其交通、粮道，与正面我军成夹击之势；二是巩固内部，防止敌特的离间计；三是在城乡广泛建立救国会，动员民众出钱出力，使我军有源源不断之兵源粮饷；四是树立长期抗战思想，建立根据地，设立兵工厂、被服厂、野战医院等等；五是反日财政，既要取之于民，更要夺取敌人军需物资。
笔者儿时听老辈人讲南蛮子的故事，主人公大都是风水先生。指名道姓讲某某堡子某某人，哪一辈子如何穷得叮当响，哪一天如何来了个南蛮子“阴阳先生”，受款待后如何指了一块风水宝地，这家子如何一下子就发了，讲得神乎其神。末了几乎都要感叹一句：这南蛮子可是了不得呀！
而这一刻，“九一八”事变已经大半年了，周保中到吉东也两个多月了，肩负救国责任，耳闻目睹，身临其境，每天多少问号在脑海中翻腾？那是激情滔滔，不吐不快，生死置之度外。马宪章等人脑子里无论装着什么样的南蛮子的故事，还是听得有些目瞪口呆，赶紧下令松绑，请其上座，认做“南方来的高客”。
这位“南方来的高客”，不是日本的侦探，但有共产党的嫌疑，被安排到左路军指挥部宣传部。不久，宣传部撤销，就下岗失业了。吉东党组织指示李延禄、孟泾清，将周保中介绍到救国军，先在总部任总参议，又到前方指挥部当了参谋长。
周保中能够受到重用，并一展身手，与救国军的小环境有关。前面说过，王德林曾说：俺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打日本子，就是好样的。
使“周麻子”这个南蛮子名声大噪的，是攻打东京城和宁安城。
东京城今称渤海镇，属宁安县（今宁安市），为唐代渤海国都城，盛极一时。宁安古称宁古塔，是清朝的发祥地之一，又是重要的流放地，清初是统辖盛京（沈阳）以北的重镇。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而且物产丰富，日寇占领吉东后也将其作为中心据点之一。而在周保中的战略棋盘上，包括宁安、东宁和绥芬河的绥宁地区，北接中东路，南连东满，向西可进出吉林、长春，东边紧靠苏联，可谓进可攻、退可守。实在不行，还可东退苏联。后来王德林就是从东宁县城三岔口的瑚布图河过界，退入苏联境内的。
对于周保中经营绥宁地区的战略目光，王德林非常欣赏。首先拿下宁安南部重镇东京城，再集中主力夺取宁安县城，他也赞同。至于周保中提出亲率一支队伍去取东京城，却不免有些疑惑了。在他眼里，这位总参议是个难得的军师人才，可这带兵打仗就是另一码事了。或许是被周保中坚定的目光所感染，或许是不好意思驳这位军师的面子，就点头应允了。
这是6月中旬的一天，东京城的敌人进山“讨伐”去了，当年的北伐军副师长率领不到500人的救国军，赶到城外树丛中隐蔽。一个当地士兵化装成老百姓，到城下叫门。大天白日，守城伪军也没当回事儿，城门一开就被支手枪逼住了。周保中看得真切，一挥手，队伍冲上去，潮水般涌进城里。按照事先部署，他率主力直奔日军司令部，个把小时结束战斗。
进山“讨伐”的敌人闻讯，赶紧回师东京城。周保中早选好地形等上了，一场伏击战，又把呼哧带喘的鬼子打得屁滚尿流。
宁安城打得不顺利。
7月底，吴义成、周保中指挥救国军主力，利用夜色向宁安城运动。敌人情报很快，中东路和牡丹江日军火速来援。周保中向吴义成建议，由他率领一支队伍打援。由海林车站出援的一路日军被阻住了，宁安城没打下来。战至下午，牡丹江的援敌快到了，救国军只得撤出战斗。
10月中旬，二打宁安城，王德林让周保中担任总指挥。周保中精心组织，又有地下党做内应，这次打进去了。谁知一些由山林队改编的队伍，见到商铺就不追击了，只管进去抢劫财物。溃退的日伪军乘机反扑，周保中立即组织部队将缺口顶住，同时命令收缴敌伪物资向城外转移。估摸着援敌快到了，才带领掩护部队从城内撤出。
周保中左腿中了一枪，子弹嵌在两块腿骨之间，医生是个“二百五”，急得满头大汗，一双血手硬是取不出来。周保中递给他一把刺刀，周围的人都不敢看，只听得刀尖把骨头和弹头磕碰、抠剜得咯咯响。
事后就传开了，说赶得上关公刮骨疗毒了，这个南蛮子可真了不得呀！
第三次打下来了。救国军有两门炮，好钢用在刀刃上。周保中总结前两次的经验教训，组织一支精干部队，全是骑兵，仍是深夜攻击，仍由地下党在城内策应。两门炮突然开火，轰塌城墙，骑兵策马而入，大部队随后跟进，在地下党引领下分头攻击各自目标，三个小时结束战斗。
周保中在救国军中的威信，除王德林外，已不在任何人之下。
救国军与（于）王德林逃后，吴义成（别号吴傻子）代理总司令，孔宪荣为参谋长，吴很有张作霖式的性格，自然是反动的，并完全受国民党支配，惟政治上的眼光没有，实际上还能容许我们的活动（他曾对我们的同志说：“妈的八子，你们都共产了，可是我不相信那一道”）。在其兵士的革命情绪更尖锐，与国民党积极活动下，他是极端动摇，而可以很快完全公开反对我们，并且曾经在有些事件上向我们高压，但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失去其中活动的自由。
这是1934年1月7日《团满洲省委关于反日游击运动的现状与团的工作情况报告》中的一段——在这样一支队伍中开展工作，并能获得这等成就和威信，没点真本事是不可想象的，其艰难、复杂自也不言而喻了。
而满洲省委又是怎么评价的呢？
周保中队内的同志向来不做下层工作，不接近士兵、骂士兵，百分之八十是流氓土匪，周同志个人包办一切党的和军事的工作，把所有的四五个同志分散到各处（东奔西跑联络队伍进行上层勾结），自己队内没有任何群众组织，周同志及队内的支部完全作了吴义成的尾巴。
周××（周保中——笔者）就是整天在那里专作上层勾结。
以上文字，分别摘自1934年5月9日、9月12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吉东局目前的政治、党的工作及组织状况的报告》、《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军队和党的组织工作给宁安县委的指示信》。此类文字还有一些，不一一列举。
再看5月15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南满人民革命军存在的错误及目前的战斗任务给人民革命军政委、政治部及全体党员信》中，对杨靖宇的批评：
忽视并放弃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在反日义勇军放弃下层统一战线，不去夺取下层士兵群众（在下层士兵中建立公开的反日会、士兵代表会、士兵委员会、党的秘密支部等等），而作了上层勾结的错误。
赵尚志当然也不能幸免。此前的3月9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文给党团省委报告之三》中说：
曲解统一战线为上层勾结，丝毫没有进行下层活动，“左”的破坏统一战线的错误虽然是表面上承认，但企图用完全是右倾部分“左”倾，来掩盖过去破坏统一战线的错误（赵）。
凡是统一战线搞得好的地方和队伍，几乎没有不被指责为“上层勾结”的。而李延禄和周保中，因为从一开始就游走于救国军的上层，也就成了“上层勾结”的代表人物。
“北方会议”像个紧箍咒，使冰天雪地中的共产党人伸展不开手脚。“1·26”指示信让人感到了春天的暖意，“上层勾结”这顶帽子又牢牢地扣在他们头上。
“文化大革命”中，黑龙江省第一个被打倒的，也是最大的“走资派”省长李范五，1912年生于吉林省穆棱县（今属黑龙江省）八面通狍子沟，1932年11月在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外交领事系读书时入党。年底，北平市委派他和家在宁安的同学孙绍堂，回东北利用乡土关系参加抗战。带不走的书籍、衣服什么的，能卖的卖了，不能卖的当了，凑点儿路费，两个人就回来了。
到了穆棱，也没回家，先去找党。从县城找到下城子，又找到兴源镇，在人称“刘快腿”的刘万奎的自卫军里找到两个党员，他们是军法处长周延声和作战参谋佟同。周延声说日本子要来了，这旮旯要打仗，虎林县义勇军一个营长是孙绍堂的堂兄，那儿没党员，急需人去开辟工作，两个人就奔虎林。兵荒马乱，一天晚上，响起枪声，人们四散奔逃，两个人也跟着跑。黑灯瞎火，这是跑哪儿了？天亮一看，哟，这不是苏联地界吗？吃了一惊，转而大喜，这是到了“阶级祖国”呀！两个人一商量，就决定在苏联学习、训练一番，再要几支枪，回“民族祖国”打日本子。两个俄文法政学院大学生，跟苏军哨兵一口一个“同志”，人家根本不理睬，把他们送到边防站，再押到双城子（乌苏里斯克）监狱。头几天审讯，问什么答什么，没问题了，就跟人家较真：俺们是中共党员，天下共产党是一家，哪有自家人关自家人的道理呀？你们得训练俺们学军事，俺们好回去打日本子呀！
关了两个月，放了，这回回家了。回家了也不能当亡国奴呀？还是找党。找到了，让李范五在穆棱县第二学校以教师身份开展秘密工作。具体怎么开展，那人也没说，好像也说不大明白，又好像李范五什么都明白，不用说了似的。
在北平读书时，有反帝大同盟组织。他就照猫画虎，秘密发展反帝大同盟盟员，平时发现谁有反日思想，就吸收进来。不到三个月，就在学校、狍子沟、白石砬子、兴源镇、八面通火车站，还有伪警署，发展十多名盟员。不久，又将其中几名突出的盟员发展为党员，在一个萝卜窖里举行了入党仪式。
1933年6月，吉东局决定成立穆棱县委，李范五为县委书记。8月，调任宁安县反日会长，不久担任县委书记。
如今的县委，一幢大楼，几十台电脑、电话，人们按时上下班。那时，今天这儿，明天那儿，“李县委”、“李大个子”，叫什么他都答应。有的叫他“县委”，说县委来了，快进屋，上炕坐。出门脑后也得长只眼，小心有“狗”盯着。有时有情况，半夜三更往山上跑。一次在小牡丹屯，突然来了一队伪军，那是个朝鲜屯子，周围一望无际的稻田，根本没法跑。党员姜信爱要他躺在炕上装病，告诉他朝鲜（族）人病了难受，不像汉族人那样“哎呀”、“哎哟”，而是“噢喉喉”。没想到伪军要在这家做饭，几十个人的饭菜折腾两个多小时，那炕烫得能烙饼了，这下子可是真的“噢喉喉”了，那汗出得快虚脱了。
“北方会议”那一套，李范五只赶上个尾巴，印象不深。让他痛苦不堪、不知如何是好的，是所谓的“上层勾结”。
1934年2月22日，中央认为东北经过一年来的抗日斗争，已经到了必须“把反日游击运动提高到土地革命的阶段”。满洲省委指示各级党组织开展反右倾斗争，特别是反“上层勾结”，进行土地革命。一些地区重又出现抢粮分谷吃大户，有钱大户恐慌起来，有的干脆寻求日伪保护。一些山林队首领也疑虑重重，与游击队关系紧张起来，好不容易开始的统一战线又面临危机。
伪满正式颁布保甲法，是1933年12月。而像宁安这种“匪患”严重地区，则已实行大半年了。所谓保甲，就是把一个县分成多少个保（一般为20个左右），保下分甲（每保不超过10甲），甲下分牌（每牌50户左右），设保长、甲长、牌长，一人通匪，全家连坐，一家通匪，邻里株连。另外，保还编制几十人的自卫团，由县里发给武装。这对反日活动自然威胁很大。李范五到宁安后，主要精力就用在对付保甲上，把保甲长变成“外白内红”式的人物。像东京城22个甲长，有19个被争取过来，有的还入了党。
4月初，宁安县来了一位省委代表，年纪跟李范五差不多，山西口音，人称“小赵”。听了李范五的汇报，认为宁安县委过分地估计了有产阶级的抗日积极性，执行了一条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游击队中党员太少，地方党员中地主、富农太多。
小赵说：你们这是把统一战线曲解为“上层勾结”。
李范五在理论上是接受这种批评的，因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应是抽象的。可一联系实际，就觉得自己“勾结”的这些人物，恰恰是一般人难以替代的。特别是小赵提出开除泡子沿伪甲长邓吉祥的哥哥邓吉生的党籍时，分歧就更严重了。
邓吉生和李范五是哈尔滨一中的同学，1929年参加反日活动被开除学籍，后来考入北平民国大学本科经济系，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九一八”事变后辍学回家。这样一个人，本来可以谋得一个体面的职业，他说俺是中国人，不能替日本子做事。李范五在北平读书时，两个人常来常往，知根知底。到宁安后，邓吉生来找他，县委机关还曾设在邓家。邓吉生没少给山里游击队买粮买药，赶着马车、爬犁送去。他在伪县政府、警察署有亲戚、同学，很多情报都是他搞出来的。邓家是泡子沿大粮户，还开油房，他的弟弟当伪甲长也不假，可人家心里是向着咱们的呀？不然，别说他李范五了，连邓吉生是不是也早让日本人抓走了？把这样的人开除党籍，损失太大了，情理也不通，在党员和群众中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无论李范五怎么解释、争辩，小赵不为所动，反倒认为这正是县委上层勾结的典型，是阶级立场问题。
李范五就觉得脊梁背上嗖嗖冒凉气儿。
李范五的祖父、父亲，原在奉天省辽阳县小北湾，不知哪辈子闯关东到了那里。小北湾都是白沙岗子，地薄，难糊口。终于有一天，祖父一咬牙，全家人去祖坟上最后一次祭祖，和父亲各自一副担子，挑上全部家当走了。一路北上，来到穆棱县八面通北面的狍子沟时，祖父沟里沟外转了大半天后，狍子沟就有了第一户人家。
狍子沟土地肥得流油不说，而且前有水后有山，只要舍得下力气，旱涝保收。也巧了，第二年赶上官府“放荒”（卖地），祖父用嫁姑姑剩下的一点儿钱，买了几十垧生荒地。那时土地不值钱。那时的北大荒，到哪儿都能刨两垧地。只是这种刨法，心里总是胆突突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被官府收去。这回好了，有盖着官府大印的地照了，只管甩开膀子豁出命去干吧。男女老少，只要能拿动镢头的，都去刨地。两头不见太阳。黑油油的土地，金灿灿的谷穗，汗水洒在自己的土地上，天底下还有比这更香甜的庄稼人的梦吗？
几年垦荒，粮越来越多，祖祖辈辈为吃饭愁苦的庄稼人，日子这回倒过来了。可狍子沟除了飞禽走兽，周围百八十里没有人烟，那个叫“八面通”的镇子，这时也只有七户人家。卖不了，吃不动，就给老家的亲戚朋友写信，说这旮旯的粮食海了，吃不饱饭的就来吧。祖父将自己的荒地租给他们，头三年不收租，三年后每垧地收一担大豆。人越来越多，泡子沟就形成个村落，李范五家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大粮户——不然，他再聪明，也不可能去北平念大学。
如果说张作霖由胡子而“东北王”的发迹史，让黑土地上的胡子有了盼头，渴望着有朝一日出人头地，那么正是像李范五的爷爷这样的成功者，鼓动着山东、河北一代代闯关东的移民潮——其中包括我的祖辈。
现在，二十二岁的县委书记，却不能不为与自己同样家庭出身的同志的命运，更为宁安的抗战前景，感到忐忑不安，捏着把汗。
小赵临走前交代，要把类似邓吉生这样的党员统统开除党籍。小赵是代表省委巡视工作，他的话就是指示，必须执行。但在没有正式见到省委文件之前，李范五还想等等、看看，因为他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结果小赵走后不久，交通员送来省委《关于吉东党在反日战争新形势下的错误及今后的任务》，反复阅读，一点儿辙没有，执行吧。
立竿见影。
看到邓吉生等人的下场，一些人就不干工作了，一些“外白内红”的甲长也躲着他了。一向活跃的县反日会，连个会议也召集不起来了，许多人回家种地了，接替李范五任会长的孟仁甫去当私塾先生了。李范五找他谈话，他说不是俺不愿干，是没法干、不能干了。俺抛家舍业，拎着脑袋反日，反出一身不是，还把你也连累了，你说还能干吗？
曲大爷是鸭蛋河一带甚至是鹤立岗最有名的。他儿子在苏联读书，同时苏联方面是非常相信他，所以每逢政治、经济有变化，苏联不让普通人过去做买卖时，苏联允许他过去做买卖。但是他将物品运过来时，他卖二、三倍的价钱来剥削群众，一般农民是并不乐意他。但是他对人很好，任何人在上卡（过境——笔者）走过去，就可以到他家里去吃，他家每天都有二十多个客，甚至胡匪、小偷也可以去吃、住，所以兵士或土匪、小偷在路见着曲大爷的东西是不劫的。同时他和官僚军阀也有很深的联络，所以我们称之为“变相的买办”。像曲大爷这类什么朋友都有的人，在山沟里和山沟口是非常多，这都是有山里风味的。
1933年5月，《关于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半年来工作报告》中，讲的这位“有山里风味”的曲大爷，广交朋友，什么人都交，朋友多，路子宽，活得滋润。东北各地都不鲜见这种“路路通”的人物，这是一种生存智慧。李延禄广交朋友是为了反日救国，多个朋友多把力，反日不怕人多。这是最简单的真理、最普通的常识了，却违背了中央精神。
“北方会议”是把除了穷人之外的有产阶级，与日本帝国主义半斤八两的都当做了敌人。“1·26”指示信强调下层统一战线，反对上层勾结，与“北方会议”一脉相承的都是这条阶级路线。江桥抗战的功劳，只能记在士兵的头上，因为士兵是穷苦人，马占山是军阀、有钱人，不可能真心实意抗战，阶级本性决定的。而在产生本书的这个历史阶段，一成不变、始终如一的则是“拥护苏联”、“保卫苏联”，因为苏联是“工人祖国”、“阶级祖国”，仍是一条阶级路线。“亲不亲，阶级分”是后来的话，其实东北抗战十四年间，某种程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这个阶级阵营中还包括了日本的工农。“应该提出日本工人和中国工人利益相同的口号”，“现在日本作战军士兵极大多数由日本工农青年分子被强迫进来替日本法西斯蒂的当炮灰，所以他们对于统治者的愤恨和反战情绪以及要求回国等日益成熟着。我们应当根据这个矛盾和弱点，并且我们善于利用这个矛盾和弱点，使之变为我们的后备军。”
如此说来，“九一八”事变是不是就是虚构的了？关东军士兵早就应该打回日本，去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和代表这些人利益的军阀、天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