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渝《待鹤》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沈从文《边城》
鹤是李渝小说里情有独钟的意象。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作品像《无岸之河》里，李渝就告诉我们汉代的帛画、唐代的服饰、宋代的彩绘都曾见证这巨鸟优雅地翱翔。相传苏东坡游赤壁夜半放舟，正思索生命萧条倏忽之际，一只孤独的鹤低低划过江面。《红楼梦》里林黛玉、史湘云中秋借月赋诗，触景生情，阒寂的湖面陡然飞出一只鹤。李渝的《金丝猿的故事》里，类似鹤的意象也出现在关键时刻，点出全书的寄托。
鹤高洁幽静，玄雅孤独，是李渝创作主体的终极化身。而中国文化想象里的鹤破空而来，飘然而去，永远不可捉摸，也成为李渝所谓“多重渡引”史观和美学的象喻。李渝曾写道，多重渡引的技巧始于“布置多重机关，设下几道渡口，拉长视的距离”。经过距离的组织，“我们有意无意地观看过去，普通的变得不普通，写实的变得不写实，遥远又奇异的气氛又出现了”（《无岸之河》）。
相对于一以贯之的大历史叙事，多重渡引延伸出种种幽微的生命层面；相对于文学反映人生的写实信条，多重渡引指向审美主体介入、转化、提升现实的能量。李渝的观点来自对中国抒情文学艺术传统的反思心得，也暗暗与西方现代甚至后现代主义产生对话。但潜藏在核心的应该是她自己半生的曲折经历，还有一路相伴走来的同行者——郭松棻——的启发吧。
鹤这回甚至出现在李渝新作《待鹤》的标题里。故事从一幅有鹤的宋代古画开始。据传公元一一一二年农历正月十六，有鹤群飞舞在北宋宫殿金顶上，轻盈曼妙；书画双绝的徽宗皇帝目睹奇观之余，于是作《瑞鹤图》。由此叙事者笔锋一转，写在纽约与一位不丹公主的邂逅，缘起于公主身着织有鹤形图案的长裙。借着公主的“渡引”，叙事者飞往不丹，为了一睹传说中金顶寺群鹤飞翔的奇观，也为了鉴赏最近发现的藏经窟古画。然而这趟旅行竟然是叙事者三年来第二趟不丹之行。第一次的旅行发生了致命的意外，之后叙事者自己也坠入了生命的幽谷……
纯从故事面而言，李渝糅和了古典艺术和异国情调，现代行旅和私人告白，几乎像是要试验多重渡引作为一种叙事技术的极限可能。这些素材彼此承接对应，又彼此抗颉纠缠，然而经过李渝娓娓道来，俨然形成一种起承转合的顺序。离题是为了回归作准备，幻相投射出实相，轻描淡写埋藏了至深难言的创痛。
以往李渝的小说虽然不乏自传素材，但从来没有像《待鹤》一样，如此逼近她本人的生命经验——而且是不足为外人道的经验。小说中段，叙事者再入不丹，与当年失足落入深谷的向导遗孀会面，短短数年，恍若隔世。于此叙事者跳接到自己罹患忧郁症的就诊回忆。异国山巅要命的断崖深渊陡然与都市丛林中惺惺作态、吃人不吐骨头的心理治疗形成对照；这两段情节又各自延伸意外的转折。出虚入实，声东击西，李渝是在演绎有切身之痛的往事。然而我们正要下结论时，故事又轻轻地划向不丹神秘的藏经洞探险了。
如前所述，李渝自谓她的多重渡引的灵感来自前现代的绘画与文学想象。有心的读者却可以看出她对后现代美学（曰拼贴，曰后设，曰戏拟）不动声色地挪用和批判。但出入“前”“后”，李渝志不在翻新形式游戏，更是在探寻一种最足以烘托她的艺术悬念的方法。而这悬念最终又必须与她个人的生命情境与历史感悟相结合。
历史怎么样在《待鹤》里留下印记？李渝告诉我们，就在徽宗挥笔《瑞鹤图》的时候，内忧外患的鼙鼓已经动地而来。十五年后靖康之难，徽宗被掳，北宋灭亡。古国不丹僻处喜马拉雅山麓，犹如世外桃源，却一样难逃争端——游击队随时伺机而动。世事扰攘，古今皆然，而每个人自身又有多少悲欢升沉，无从诉说。那在不丹山谷意外坠落的向导，那痛“却”欲生的向导妻子，那在大学图书馆纵身一跃而死的学生，甚至那些自命不凡的革命学生，蝇营狗苟的纽约心理医生，不都凭着一己的欲望或意念和生命的偶然和必然做角力？当叙事者李渝表白心事，频频回首自己的（如《夏日，一街的木棉花》）和他人的（如三岛由纪夫《金阁寺》）作品时，虚构的我和真实的我相互呼应。而当郭松棻的名字被召唤出来，全作峰回路转——原来这是一篇遥念至爱、悼亡伤逝的作品。
李渝和郭松棻是海外中国文学界的传奇。他们曾经参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保钓运动”，并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比起当代坐在摇椅里（甚或享受着学院终身俸）的人，他们是过来人。多少年后，他们投入文学创作，写出一篇又一篇作品。这些作品表面全无火气，但字里行间的审美矜持是如此凌厉自苦，恰似一种理想精神的变貌。叛逆者的默契可以是心照不宣的；革命历史已经内化成为生命风格。
郭松棻一九九七年突然中风，二〇〇五年猝世。两次打击都几乎让李渝难以为继。《待鹤》中的部分情节带有作者至痛的烙印。痛定思痛，李渝要探问的是，有没有另一种历史在铭刻往事的同时，又能超越时间和记忆的局限？她在宋代的画作里，在喜马拉雅山藏经窟的图卷里，在不丹女子的裙摆上，在峭壁的佛寺金顶上，更在自己的文字创作里找可能。艺术，从巨匠杰作到民间工艺，从绘画到建筑，似乎给出了答案。而对李渝而言，鹤以其曼妙莫测的飞翔，为艺术的升华力量做出具象的、行动的演出。
李渝对历史和艺术的看法让我们想到沈从文“‘有情’的历史”。相对于“事功”的历史，沈从文认为历史真谛无他，唯“有情”而已。“有情”的结晶是艺术的创造，抽象的抒情。但抒情的代价是巨大的，每与痛苦和寂寞息息相关。一九六一年沈秘密写下《抽象的抒情》，未能终篇，身后才得发表。文章开宗明义，指出生命的发展：
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唯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远的空间，让另外一时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
这是李渝“多重渡引”的前身了。
回到《待鹤》。叙事者行过死亡的幽谷断层，找寻生命的印记。她曾经目睹不丹向导堕入深渊的恐怖，也曾见证向导年轻妻子劫后重生的喜悦；她曾经求助心理医生，甚至参加了现代医疗的闹剧。她终于选择回到自己曾经几乎失足的国度，而她的理由竟是一睹传说中金顶舞鹤的奇观。行行复行行，她来到垭口断崖，等待奇观——以及奇迹——出现。
但那传说中的鹤到底来不来呢？痴痴望着重峦叠谷，暮霭葱茏，山川与色相互掩映，阴晴交错，缠绵不已。这是隐晦的一刻，也是希望的一刻。“怎么办……又要看不到了吗？”叙事者不禁忧疑。朦胧之中，倒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降临：
“别担心，明天会是个好天的。”
“啊，是谁，还有谁，是松棻呢。”
忧伤于是变成期盼，隐晦转为启示。神秘的鹤，至亲的人，“明天”就来的乌托邦。跨过千山万水，李渝在喜马拉雅断崖边，在文字的无限转折间，又一次理会了什么是等待中的行动，什么是“多重渡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