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小说的世纪因缘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香港现代文学的滥觞可以溯至一九〇七年。这一年有两份文艺期刊《小说世界》《新小说丛》分别出版，前者已经缈不可寻，后者就现存的内容来看，多以翻译取胜，而编辑的风格与晚清小说杂志颇为相似。一九二一年《双声》杂志创刊，主编之一黄天石发表《碎蕊》，写才子佳人好事多磨，一片愁云惨雾，俨然与民国鸳鸯蝴蝶派的《玉梨魂》《碎琴楼》等互通声气。与此同时，“五四”风潮已经吹向香港，再过几年，新文学终将在这里开出一片意外的天地。
香港文学之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意外收获，原因无他：位在南方之南，这块土地曾是殖民势力所在，政治的摆荡，文化的杂糅，难以形成稳定的文学生产场域，更何况从经济资本到文化资本的快速消费转换。然而在新世纪回顾香港一百年来的文学，不由我们不惊叹有心人毕竟凭着他们的心血，打造出一则又一则文字的传奇。
刘以鬯先生主编的《香港短篇小说百年精华》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近便的视角，反思香港百年文学的特色。这部选集搜集了二十世纪在香港写出的短篇小说六十七篇，从前述黄天石的哀情小说《碎蕊》到潘国灵充满世纪末惫懒情调《莫明其妙的失明故事》，在在使人眼界一开。短篇小说虽然只是文类的一种，但以其篇幅精简、形式多元，很可以烘托这座城市的“叙事”悸动多变的风格。刘以鬯先生是香港现代派文学创作的领衔人物，由局内人担任编选工作，尤其平添一层作者与作者对话的趣味。
合而观之，我以为“小说香港”的意义，在于对一座城市的物理、病理与伦理面向，做出寓言式的观察和解读。我所谓的“物理”是相对“天理”而来，指的是作为生命或无生命形式存在的客体世界，日常生活实践，历史可见或不可见的演化，以及因此形成的“事物的秩序”（福柯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尽管充满反传统的喧嚣，主流作品对“天理”的召唤其实未尝或已。这“天理”由早期的革命、启蒙，一路演变成主义、国家，不论呐喊彷徨还是感时忧国，无不强调内烁信仰的涌现，以及真理真相的无尽诠释探索。相形之下，出现在香港的小说毋宁才是更“微物”的：是生活物质细节的记录；是方言官话外语的网络；是欲望形成或败坏的见证；是个人与政教机器间永无休止的龃龉和妥协；是无中生有，开物成务的创造力量。
试看左翼文学大师茅盾在香港时期写下的《一个理想碰了壁》。两个有志青年立意改造一个下层社会女子，但事与愿违，这名女子选择随波逐流，让改造她的理想家碰了壁。摆在正宗“五四”传统里，这篇作品的道德教训再清楚不过，但唯其故事发生在战时的香港，反而使茅盾的立场发生矛盾。在乱世里安身立命不容易，没有了穿衣吃饭，哪里来的理想？香港常被讥物欲横流，但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琢磨出一套“物理”的学问，艰险处恐怕更甚于“天理”的追求。在长洲玩命的船夫（《台风季》），在慧泉茶室打工的老妪（《慧泉茶室》），在银行上下其手的出纳（《一万元》），在庙街讨生活的算命师（《莫明其妙的失明故事》），在高升路上找出路的女佣（《来高升路的一个女人》），在跑马场消耗欲望的大亨与情妇（《胡马依北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些故事每以自然主义的姿态，白描香港各个层面人物的生存形式，如果说作者行文少了一分血泪温情，却突出了面对生命粗粝本质的坦然。
我们当然可以谈论横亘在小说下的历史因素：或是殖民政治的暧昧，或是战争和迁徙的创伤，或是贫富有无的差距，或是笑贫不笑娼的性别经济。但香港经验毋宁使作家更明白，他们写的不是大说，而是小说。摆脱了微言大义的论述，他们分解、记录人与人、人与物的基本关系，以至于对生命情境的细微差距有了心得。香港小说的现实主义因此需要仔细的观察。租借的时空，转手的历史，现实的无明状态让作家感同身受；现实可以细微琐碎到完全没有意义，但这种对生活底色的专注使他们发展出不同的视界。钟玲玲的《细节》，顾名思义，正是为香港的唯物和微物学做批注。小说在职场最平淡的人际关系上做文章，抽丝剥茧，看出人性最幽微的辛酸。另一方面黄劲辉反其道而行，告诉我们貌似繁复多姿的香港生活其实千篇一律，不过是重复的重复（《重复的城市》）。物的律动：时运不济的男人犹如抛锚的汽车（《抛锚》）；女人的价值不如一匹种马（《胡马依北风》）；一对中产阶级夫妇在要买房子还是要生孩子之间遭遇经济学难题（《买楼记》）；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婴儿享受租来的母爱（《出卖母爱的人》）；时间到了，所有的人尘归尘，土归土（《在碑石和名字之间》）。
在这样的“物理”世界里，香港文人早早理解文字未必是通透现实的力量，而是一种晦涩多变的符号，有待持续拆解创造，也就可以思过半矣。刘以鬯和昆南早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就形成独树一帜的香港现代主义，他们的作品像《酒徒》《地之门》今天读来仍然历久弥新。但他们不是高蹈的形式主义者，正如刘以鬯《副刊编辑的白日梦》的夫子自道，在一个特殊的文化生产的限制下，穷则变，变则通，居然造就了新的文字奇观。而昆南的《主角之再造》有言，“我便成无血无肉。我比计算机更为机械。七天之内上帝创造天地。一个早上到另一个早上，我再造了自己”。刘以鬯和昆南后继有人，董启章在九十年代崛起，《在碑石和名字之间》从坟场墓碑所铭刻的死者姓名、生卒时间和奉祀者的谱系，思考命、名和铭之间的浮动关系，死生的意义，只是初显身手。他的新书《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赫然就是对香港城市“物理”——从恋物到造物，从物化到物种——的庞大见证。
香港小说有传奇都会背景，从来不乏光怪陆离的创作材料。浮世的悲欢，洋场的升沉，希望与绝望，诱惑和创伤，形成一则又一则的都市告白。早期的文人描述下层社会“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像是李育中的《祝福》，充满人道主义的情怀；日后的《来高升路的一个女人》《抛锚》《人棋》等则对不同时期的香港移民或居民做出同情观照。不论是对逃难者或淘金者，香港并不友善，而就算定居于此的市民，也必须时时警觉。诚如阮朗的《染》所暗示，这座城市是个染缸，厕身其中，人人都得自求多福。李辉英的《烂赌二》更毫不留情地写出一个赌鬼和烟鬼的绝望沉沦。偶尔发生的艳遇（《一件命案》），天外飞来的横财（《险过剃头》）总已包藏凶险。即使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活动——像是无数高楼大厦里的电梯起降——也能成为出其不意的陷阱，让人进退两难（《吾老吾幼》）。
然而小说不必只被动地针砭社会病态，更不必提出济世药方。小说香港存在的本身就不妨视为一种“症候”，一种城市病理的隐喻。透过文字所架构的城市，或是阴森怪异，或是艳异迷离，才更召唤出香港的魅惑力量。世纪初期的香港小说，像是黄天石的《碎蕊》和谢晨光的《加藤洋食店》，已经各自演绎强大的欲力冲击和挫折。《碎蕊》里阴郁绝望的爱情充满歇斯底里的、自虐也自怜的姿态，而《加藤洋食店》则是个双重异国情调故事。在日本洋食店里，爱欲和忏悔，偷窥和自恋交叉在男女之间，在在流露一股躁动不安、无所寄托的情绪。未收入选集中的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更写尽了香港的浮世男女如何追逐爱情游戏，甚至解构了战争和历史。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香港作家在地主体性的认同感与日俱增，反而更激发出他们对香港爱恨交织的反应。前述刘以鬯和昆南各以实验笔法，割裂、穿刺生活肌理，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城市大观，似真似幻。他们为一座城市打造了他的身世和病历。自此以后，文学心理、社会分析的种种名堂，从忧郁症到妄想狂，从都会奇观到海市蜃楼，从毛骨悚然的怪魅到似曾相识的诡谲，用在香港叙事上俨然都顺理成章。香港的文学形象是“不健康”的。尤其九十年代回归之前的系列小说，从《狂城》（心猿）到《失城》（黄碧云）。吊诡的是，就像卡夫卡的布拉格，乔伊斯的都柏林，甚至巴尔扎克的巴黎，作家越是对香港发生病理学般的兴趣，就越凸显了有关香港的神话，或鬼话。
香港到底是一种活色生香的诱惑，还是阴魂不散的蛊惑？西西的《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从殡仪馆化妆师的自白写一个香港女子的成长和恋爱经验。夹缠在好生与爱死、恋尸与自闭的情结间，这位女子为香港的爱与死做了最耸人的表白。施叔青的《驱魔》描绘香港的惨绿男女飘荡一如鬼魅，浮世繁华到头像是一场空虚如无物的葬仪。身体的变形和疾病成为香港的隐喻。黄碧云写乖戾的人生际遇已成一绝，他的《呕吐》遥拟萨特同名小说，个中的荒凉和怪异有过之而无不及。
更有作家赋予香港拟人化的性格或身体，因而将城市怪诞美学推向极致。韩丽珠笔下香港的高楼大厦像是五官狰狞的怪兽，绵延其中的输水管线犹如盘根错节的猪肠（《输水管森林》），小市民出入这样的“森林”，演出一场又一场超写实戏码。陈慧的女子不断地藉迷路找寻出路（《迷路》），谢晓虹光天化日下的人生却怎么也摆脱拖不开咒怨阴阴的纠缠（《咒》）。谭福基的“老金的巴士”载着乘客开向疯狂（《老金的巴士》），也斯的李大婶凭着一只老掉牙的袋表在工厂发号施令，竟让人人时空错乱（《李大婶的袋表》），而黄劲辉的城市男女犹如行尸走肉，在“重复的城市”里演出乏味的生老病死（《重复的城市》）。即使潘国灵的社会学专家绝不相信怪力乱神，庙街的江湖相士的预言居然也似乎有灵验的时候（《莫明其妙的失明故事》）。香港无奇不有，不由得你不三思小说家所敷衍出的城市病理学。
然而在面对香港小说的“物理”和“病理”的同时，有心的作家更能扩大视野，叩问其中的“伦理”要义。他们所关怀的伦理没有深文奥义，也谈不上四维八德。所谓世路人情皆学问，这些作家理解不论生活有多么不可测，做人的道理还是不能不讲。他们的伦理所关乎的是人和我在都市丛林里所经历的考验，所做出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所承担的结果。香港在大半个现代世纪里是个殖民与移民社会，人际关系的浇薄几乎是环境的使然。唯其如此，小说见证种种生存境况，从相濡以沫到疏离冷酷，从尔虞我诈到有所不为，才更明白人生的“常”与“变”间的辩证何其曲折，哪里是简单的忠孝节义就可以衡量的？
像是刘锦城的《人棋》写底层社会里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现实生活的艰难与诱惑打败了男人的尊严，但不能夺走他们骨子里找寻寄托的愿望。女人周旋在三个男人之间，先后成了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寄托。这里有生活最大的无奈和妥协，也有当事者之间不可思议的恩情与包容。而女性惊人的生存力量不过犹其余事。与这篇小说类似的是徐訏的《来高升路的一个女人》，描写乱世里一个年轻女人和三个男人的友谊。女人最后凭着姿色成为主人的新宠，却不忘拉拔她的朋友一把。这样的情谊非关男女，而有了哥儿们般的义气。而在陈少华的《漂泊》中，一个男子掩护一个风尘女子的非法身份，他的举动固然出于同情，但既不带来人性的光明，也不更暴露人生的黑暗。萍水相逢，如此而已。
在所有伦理关系里，香港小说对家——社会基本的结构——的向往和批判尤其动人。识者一般强调香港文学的都会特征或（后）殖民地情调。我却以为香港政经背景的复杂性固然解构了传统家庭元素，也同时刺激作家想象家的种种可能。上述的三则故事都点出安家立业的渴望。世道苍莽，老套伦理早就派不上用场，但在作者貌似抽离的文字里，我们仍然感觉到一股对亲情、对家常关系的默默牵引。
四篇处理父子关系的作品可以为例。伍淑贤《父亲》里女儿眼中的父亲病弱无能，父亲却竟然能藉病装病，用小小诈骗为原本暗淡的生活带来非分——却也无伤大雅——的片刻解脱。许荣辉的故事里，父亲为了谋生总也不在家，但有一天父亲永远不再回来，永恒的缺席还是留给儿子最深的创伤（《父亲遗下的创伤》）。一九二四年邓杰超《父亲之赐》里的儿子因为父亲卖国深以为耻，引刀自杀，“一死自了，代我父亲……谢罪”。到了一九八八年颜纯钩笔下，父与子的家常对话成为父与子无法对话的写照，最微小的事物都能引爆代沟的导火线（《关于一场与晚饭同时进行的足球赛……》）。但颜笔下的父子再没有六十年以前邓杰超式的诛死冲动；父亲明白父子的难题无解，但走出家门，还有更多的人生问题等着他们。
家的另一种意义系于名分问题。五十年代的秦牧就写过赴港谋生的丈夫和在家乡的妻子渐行渐远，但妻子仍然一厢情愿地守候家门（《情书》）。平可的《第三任太太》还有皇甫光的《模糊的背影》各以夫妻间的猜忌写出家庭关系的脆弱，是在这些情节里，香港作家展现了他们世故的一面。
名分之外，经营一个家毕竟还得落实在物质的所在。香港居，大不易，白洛的《买楼记》突出了胼手胝足建立家庭的小夫妻，必须在买一个居住单位或是生一个孩子之间，做出抉择。而罗贵祥的《两夫妇和房子》则描写在局促的居住空间里，一对夫妇如何上演千万人家其实平淡无奇的家庭生活。“然而两夫妇的叙事将会世世代代地持续下去，像那些宏伟的家族史诗般，只要他们停止服食避孕药丸。”
从家的局限辐射而出，香港小说在更广义的空间探勘感情——不论是亲情或爱情——的界限。金依《吾老吾幼》的庞大屋邨里，一个老妇和一个小孩陷在故障的电梯里，求救无门。他们的孤绝状态未尝不是他们日常生活的戏剧化，而一老一小竟然因此产生意外的亲情。但危机一旦解除，人间疏离的关系立刻“恢复正常”。夏易《出卖母爱的人》处理一位照顾婴儿的保姆过分尽忠职守，她的母爱引起了正牌母亲的妒忌。小说看似社会花边扫描，却触及“母爱”是天职，是移情的对象，或仅只是市场交易项目的价值冲突。也因此，辛其氏的《索骥》记述一位作家寻找她多年以前照顾她的保姆，不计一切代价追踪到底的故事，就更令人深思。小说以呼唤保姆的名字始，以凭吊保姆的遗物止，不再只是简单的寻人故事，而是一个寻找流逝的、“代理的”母爱的故事。而香港人为何迫切地找寻失落的亲情记忆，里面就更有文章。
香港小说的伦理叙事最后还是得反求诸己，展开个人自我的省思。这未必是自传或忏悔叙事，而可见诸作者声东击西的刻画。舒巷城的《鲤鱼门的雾》藉一个“蜑家老”的漂流经验，体悟香港的沧桑改变，有如一页一页写在水上的历史；西西《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则敷衍预知失恋/尸恋纪事，道尽香港女人作为一个情爱主体患得患失的心情。最耐人寻味的是吴煦斌的《晕倒在水池旁边的一个印第安人》，侧写一个留美学生在校园里与一个印第安人的短暂邂逅，乍看与香港毫无瓜葛，但在作者不动声色的叙述中，种族、殖民、语言、文化、离散的问题缓缓托出，终于产生了物伤其类的感伤：在后现代的（香港）社会里，谁的心头没有一个孤单的印第安人？
一部选集也许不能让我们对香港文学做出全面观察，但不失为一个有效起点，督促我们省思香港叙事里“物理”“病理”和“伦理”的错综层面。现有的香港文学研究，尤其是香港以外对香港的研究，往往强调“物理”“病理”层面，而香港作家们也有意无意地相与呼应。但我以为除非我们对香港叙事的伦理层面多做思考，否则便不足以理解香港叙事的物理和病理意涵，也就不足以看出香港文学有别于其他华语文学的特色。香港本身从无到有，原就是一页传奇，而由小说物理、病理和伦理看香港，出虚入实，以小博大，竟也成就另类的香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