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怀念张光直先生

一九八六年春天,我仍在台大任教。某日突然接到张光直教授的电话,约我见面。前此我虽久闻先生大名,但因所学不同,两地相隔又远,并无缘相识。记得那次是约在圆山饭店中餐厅。张先生个头不高,但精神健朗,目光炯炯。他开门见山地告诉我,哈佛东亚系现代中国文学一职,正考虑聘任我,而他趁来台会议之便,想要多了解我的背景。

尽管张先生有“任务”在身,而我又是他面试的对象,但那顿饭却是吃得轻松自在。我们聊现代文学的种种,而我也好奇地向张先生请教考古学界的趣事。直到席末,张先生才顺口提到,他是台湾人,父亲是鼎鼎大名的“五四”文学健将张我军。这就是张先生吧:亲切实在,风华内敛;对晚辈的担待提携,不遗余力。一个月后,我得到哈佛的聘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就算向往哈佛的工作,也不大可能贸然离开教职,前往面谈。事后得知,张先生愿意藉出差的机会,移樽就教,在台北与我见面,是我得到教职的关键之一。套句老话,张先生于我,真是有知遇之恩。到了哈佛后,他仍然一派轻松本色,不时探问我的工作情况,也常约到小馆中一叙。尽管我们的辈分专业不同,有了台湾那段难得的会面经验,彼此都有份亲切的感觉。而这份感觉,更因为同在哈佛的地利之便,与时俱增。

张先生望之俨然,但只要一开口,立刻给人即之也温的感觉。记得有回哈佛中文组开春节餐会,张师母李卉老师主其事,号召大伙包饺子招待学生。那天学生来得特别踊跃,我们忙得不可开交。最后来“探班”的张先生索性脱了毛衣,卷起袖子,专门负责下饺子,一锅又一锅,不亦乐乎,中场还不忘得意地自我表扬,他捞饺子用的是考古技术,所以一个也不破……还有一回燕京图书馆的张凤女士请吃饭,张先生夫妇是主客,席间他透露不仅好吃,也会做菜,还能唱歌呢。大家起哄要他高歌一曲——好像当时仍读博士的汪跃进还志愿来段军歌作为暖场,但张先生到底不为所动。那晚宾主尽欢,大概到今天还有座上客如我者在猜想,张先生如果真的开了金口,又会如何呢?

一九九〇年我离开哈佛,转赴哥伦比亚任教。一九九六年春曾赴台湾研究院任“客座研究员”。当时张先生已应邀担任“学术副院长”一职。张先生回台工作,曾是台湾人文学界的一件大事,而他也不负众望,推动了不少新计划。可惜的是,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大不如前,做起事来,想必常有事倍功半之叹。我最记得在活动中心吃饭,他仍坚持一切自理;走起路来,也是一步一步,不假他求。每每突然跌倒了,大家都看着不忍,上前要扶一把,他却摒挡我们的好意,一边喃喃地说,自己跌倒了,就要自己爬起来……

我常回想,这是简单的道理,但张先生一辈子在学问上,在生活上,一定是最坚实的奉行者。而表现在外的平常姿态,就更令人肃然起敬了。再过几年,我读到张先生自述早年在台大因“四六”事件所蒙受的种种迫害,时过境迁,写来毫不见火气;他的坚强与宽容,真是毕生的修为。

最后一次见到张先生,是一九九九年的春天。我们的同事张光诚先生去世,系中同仁为他举行追思仪式。光诚先生赴美前曾是名播音员,也正是光直先生的胞弟。他的去世,为家人带来极大悲伤。听说我们要举行追思仪式,张先生打了两次电话,殷殷询问筹备细节。他的语音含混,我必须藉李卉老师的转述才得明白。末了他决定自波士顿亲来纽约,参加追思仪式。以先生的健康状况,这是趟有风险的旅程,但我理解先生的心情。记得先生的座车开进哥大校园,颤颤巍巍地由家人搀扶着坐上轮椅,我和同事商伟都感到万分感慨。商伟也出身哈佛,也曾受到先生的照拂,而我们现在所能做的,真是太少了。追思仪式哀戚肃穆,先生和他的家人多次落泪不能自已。但他要送光诚先生最后一程的心愿,毕竟达成了。

在哥大的那个下午,看着先生衰弱的身形,有许多话到了嘴边,还是忍住不说了。他所需要的,不再是一二“多多保重”的泛泛之辞。没有人能取代他的辛苦。以先生的个性,他可能更需要的是有尊严的,而且是平常而有尊严的,走他自己的路。时间渐渐晚了,先生必须上车回去了。当我们把先生安顿到后座,他回过头来握着我的手,语焉不详地说着。他说了什么我到底也没弄清楚。我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告诉他下回到波士顿再去看他。

我当然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先生了。最后的几年他过得辛苦,也许终于累了,要休息了。而作为一个学问与生命的强者,他依然不时来到许多晚辈的心影中。我怀念张先生,不只是因为他的学问及生活的纪律,而是在纪律(和压力)之余,他总能用另一种态度,找到解脱——哪怕是多么短暂的一刻。又想起在台湾那段日子,一天中午在餐厅吃完饭后回房间,他一个不稳又跌倒了,勉强站起来后,他竟向我挤挤眼,说房间里有人送来棒冰,一种红豆的,另一种花生的,要不要一起来吃个棒冰,聊一聊?……如果说我从先生学到什么,那这正是难忘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