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毓瑜《姿与言：诗国革命新论》
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于《新青年》杂志，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的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项文学之道：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讲求文法，不做无病呻吟，祛除陈腔滥调，不用典，不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新青年》主编、北大教授陈独秀旋即在二月发表《文学革命论》以为声援。陈认为中国社会的黑暗不能仅以革命改造，而必须仰赖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的革新。他推动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三大主义，并视白话文为最重要的利器。
《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引起知识界广大回响，成为两年后五四运动的先声。晚清黄遵宪已经提倡“我手写我口”，及至梁启超登高一呼“诗界革命”。但胡适、陈独秀带来真正的转折。转折的关键在于文学与语言关系的全面评估，而争议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以白话新诗作为文学革命的指标。
早在《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前，胡适即已思考“诗国革命”的必要。他在《戏和叔永再赠诗，却寄绮城诸友》中写道，“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如作白话文。一九一七年十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谈新诗》，称当时出现的白话诗为“新诗”，取其与“旧诗”相对的意思。随后，胡适以白话文翻译美国诗人蒂丝黛儿的诗作《关不住了》，声称这是“新诗成立的新纪元”。一九二〇年胡适出版《尝试集》，是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第一本白话新诗集。
这场奉革命之名的新旧诗之争，点燃了由此为引线的新旧文学、文化之争。“革命”是二十世纪初的时髦话语，所蕴含的强烈政治隐喻自不待言。据此文学史多以决然二分的修辞描述：旧诗被视为传统糟粕，从对偶押韵到比兴风雅无不陈陈相因。新诗以白话是尚，力求形式题材推陈出新，成为现代性表征。两相比较，进步和落伍、前卫和保守不言自明。但这样的论述近年开始松动。学者已经指出现代旧诗未尝没有新意，新诗也不曾完全摆脱传统。而新旧诗之别的焦点不应仅限于形式、内容和语言的比较而已，更牵涉一代文人知识分子如何看待“文学”，以及蕴含其中的世界观。但如何进一步思考两者的有机关系，却少见突破。
在这样的背景下，郑毓瑜教授新著《姿与言：诗国革命新论》尤其显得难能可贵。郑教授专治中古诗歌，近年钻研传统诗学的现代意涵，尤其对“抒情传统”的探讨颇有所获。在新著里，郑教授将焦点置于民国时期新旧文人对何谓“诗歌”的争议上，以及诗歌如何现代化的理论可能。她的对话对象首先就是倡导“诗国革命”的胡适。而谈论诗歌，首先必须回到语言文字问题。
如上所述，胡适一辈视白话文为启蒙最重要的工具。《文学改良刍议》所列八项建议（一九一八年衍化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八不主义）明白表示文学革新首在推动通俗易晓、文法清晰的文字。而新诗发展的目标正是言文合一，“我手写我口”。相对于文言的佶屈聱牙，隐晦多义，白话不但是语音语法的“自然”呈现，也是思想观念的“自由”表征。
胡适的白话文学观当然早已受到质疑，但绝大部分的批评都仅止于分殊白话作为书写和言说形式的古典渊源，或质疑白话（文）与方言口语的差距。郑教授的研究则另辟蹊径。她指出晚清民国之际，语言、文字、文学的辩论远较此复杂。小学学者如黄人、黄侃等强调“文字者，文学之单位细胞也”，而章太炎则更追本溯源，声称“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他们虽站在胡适对立面，但也在认真思考言、文之间的“自然关系”。他们的立论也许为新派文人所不取，郑教授却提醒我们，由复古而开新，未尝不是“被压抑的现代性”的一端。
一八九七年《马氏文通》问世，以西洋文法规范为中文排列语序，分析结构，带来点范式转变。自此中文“文法”俨然成为日后语文的规范。仿佛透过了井然有序的文法罗列，“中文”即可豁然开朗。然而这套文法观念承袭彼时西方语言学的观点与实践，未必能照顾中文言说读写的方方面面。诚如黄侃所言，西洋文法专注“目治”，忽略传统章句之学强调词气节奏，“因声求义”的“耳治”。这里所牵涉的中国语言书写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体系，不能由西方以字母为基础的文法学所概括。更何况在此之上，中国传统的“文”学的观念与实践有其独到之处：“文”是符号言辞，也是气质体性、文化情境，乃至天地万物的表征，和西方远有不同。一九〇四年清廷设立“文学科”，沿用西法，视文学为学院教程，其实简化了传统“文”学观念。
由是观之，胡适的“诗国革命”在“五四”前夕先声夺人，正因为他直捣传统文学的根本——诗歌，及其深远的知识价值体系。“诗国”一词既向文明传统致意，也饶富现代国家民族主义的启示。吊诡的是，胡适的“诗国革命”始终未能克竟全功，也因为他低估了诗歌文明盘根错节的脉络，以及感时、观物、应世的理路。胡适呼应《马氏文通》式的文法学，乐观相信只要避免无病呻吟、对仗用典、讲求文法，新文学必能脱颖而出，新诗也就必能新意盎然。郑教授却强调，在唯新是尚的时代里，传统诗歌诗学尽管渐行渐远，其实却以各种形式渗入新诗世界。《姿与言》所致力的是，我们应当如何抽丝剥茧、“温故而知新”。
郑教授书中所提出的两个关键词，“姿”与“言”，极富论辩意义。先说“言”。“言”和诗歌的关联性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四世纪的《书经》：“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首二句后来成为《乐论》的核心。言从口、从舌，是言说，也是言辞，既是生理发声表白的管道，也是心志抒情释意的标记。作为身体与世界，内与外沟通的行为，言以其抑扬顿挫，一方面体现生命喜怒悲欢的情态，一方面体认为草木虫鱼、人伦天地命名的意义，正所谓“心生，言立，文明”（《文心雕龙》）。这也就是黄侃以“文以载言”取代“文以载道”的理由。在看似琐碎的研究里，小学家们切切要发现“太初有言”的奥秘：一切意义“尽在言中”。
高友工教授在另一脉络里，曾指出中国语言的传统“并不只是‘文言’和‘白话’的问题，而是‘文字语言’和‘声传语言’”对立的问题（《中国语言对诗歌文字的影响》）。近代“言文一致”运动循西方的民族国家/语言论述而起，其实不能解释中国语言现代化的过程。高先生特别强调中文“声语”和“文语”交相为用现象，前者所拟想的是声音、文字之间的置换关系，而后者所着重的是声音、文字之间的联属关系。就此郑教授继续发挥，强调语言、文字表达过程中情态与情境的重要性，不论是拟声谐韵还是会意象形都指涉我者与他者之间绵密互动的关系。如是回旋往复，节奏兴起，韵律衍生，诗乃成为可能。
这就引领到郑教授对“姿”的诠释。姿原有姿态、姿势、次序之意。推而广之，又与“志”“思”“词”“次”等古韵相通互训，因此引发联想。郑教授的灵感来自陈世骧教授。一九四八年陈出版陆机《文赋》英译本时，注意到“姿”与肢体、声音、语言的密切关联，并在推论至“之”义，即远古先民根据象足前后停动所形成的节奏衍生出诗歌意象。陈日后并有专文论“姿”与西方文化中的gesture。郑教授特别强调“姿”审美、律动的面向。在动与静、重复与兴发之间，姿是亮相，是间奏，是悠然暂止的状态，也是蓄势待发的可能。郑教授更发现在“姿”和时间之流的辩证关系。屈原的发愤抒情，六朝诗人的感时伤事，莫不与时间的久暂、物象的流变以及诗人主体随之而来的感应相通，由此兴起的喜怒悲欢，都化作吟哦比兴的“姿”。
或有识者指出，《姿与言》如此看待现代文学的发生，似乎未必照顾到现代情境所带来的全面冲击；新诗与旧诗的鸿沟毕竟历历在目。郑教授对这样的质疑有备而来。关于新诗“中国性”如何的争论一个世纪以来众说纷纭。在种种形式、题材、立场的分殊之外，郑教授的建议是眼前无路想回头：作为“诗”的最新一种呈现，新诗是否仍然能“言”之有“物”、钟“情”而多“姿”？只有在中国诗歌知识谱系学层次继续做出探讨，新诗的论辩才能有所突破。更重要的是，郑教授的立论与其说是回到过去，不如说是回到未来——一种对中国诗歌物种源起的投射，一种乌托邦未来的兴发。在她的调度下，中国现代和古典诗学呈现少见的对话密度，而她所提出的问题与观察在在值得后之来者的追踪。以下仅是个人所得，聊供作为讨论起点。
贯穿《姿与言》全书的重要命题是“抒情传统”的重新检讨。“抒情传统”的研究是近半个世纪台湾地区中文学界的重要贡献——或发明。在陈世骧、高友工等先生的引领下，早已形成可观的队伍，而郑教授正是中坚一辈的佼佼者。她曾将抒情连锁到知识论和伦理学层面（《引譬连类》），也思考抒情和身体生理、病理、物理的关系（《文本风景》）。《姿与言》则更进一步，探问“抒情传统”与现代文学的关联为何？在郑教授的研究下，民国以来保守派声韵学者、小学家从黄侃到唐钺、胡朴安浮出历史地表；他们对声气节奏、吟哦咏叹的专注提醒我们诗歌启动的不仅是语言文字的琢磨推敲，也是感官与世界的来往复沓。所谓声随意转，辞以情发，旧诗如此，新诗亦复如此。另一方面，新诗学者诗人从朱光潜、朱自清到卞之琳、陈世骧饱受西学启迪，却终能在研究吕恰慈、布莱克模等名家之余，转身在古典资源中发现对话可能。在此，新与旧、中与西的对话早已展开，细腻复杂处哪里是胡适、陈独秀和他们的追随者所能理解？
当我们将“姿”与“言”的观念嫁接到现代诗歌的创作解析，我们理解诗人使用白话、创新结构韵律、发掘当下题材，固然带来古今分野，但更大的挑战是，我们如何辨析新旧“诗”所形构的世界观异同何在？本书第一章里，郑教授以“博览会”的隐喻点明现代知识体系的变迁。博览会分门别类，编列、展演不同时空环境现象。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其所呈现的“世界图景”务求一目了然，仿佛天下尽可纳入现代人的眼界之中。延伸开来，现代学术方法、感觉结构无不如此。但郑教授认为“抒情”所投射的世界观不能以视觉典范尽详。“姿”与“言”款款律动，从身体到文体，“声文”“形文”“情文”此起彼应，密响旁通，才真正赋予现代更复杂的意义。这一见解极具启发性，但在西学“已经”进入中国身体和文体的前提下，如何辩证抒情传统的有效性，似乎可以做出更多解读。《姿与言》对卞之琳诗歌（《距离的组织》）的阅读已为这一方向提供开端。
胡适、陈独秀的白话文学观强调透明、直接的语言、文字关联，并以此作为衡量国家民族现代与否的标准。这一论述的疏漏早已受到批评。但绝大多数批评者本身仍受限于现代（西方）语言论述，因此只能在白话文的来龙去脉上做文章。郑教授则从声韵学入手，指出文言、白话之争其实有始料未及的对话可能。胡适等白话推动着向往“我手写我口”，黄侃等人却要发掘、恢复声腔字义的原初形貌，甚至生理、心理和义理之间的微妙牵引。两者都希望重现“语言”和“自然”的关系：前者从当下存在情境入手，后者则藉考古作为探本溯源的契机。这是郑教授精彩的发现，却也构成她的挑战。当她致力发觉新诗声音（以及身体讯息）的谱系时，她也必须顾及“语音中心主义”的盲点，以及万物有机论的诱惑。也许有鉴于此，郑教授特别强调“姿”与“言”必须与不同历史情境、身心情态做出结合，启动偶然与必然的链接。但她对自然、肌理、意象、文法、世界之间的关联性的研究，仍留给我们相当想象空间。
一九一七年胡适、陈独秀倡导“文学改良”“文学革命”，曾启发一个世代的学者文人对现代文学的向往。但“诗国革命”是场未完成的革命。在革命一百年以后的今天，郑毓瑜教授吹皱一池春水，让看来著毋庸议的新诗和诗学显现前所未见的深度。什么是诗？何谓诗国？革命是否仍有其必要？她探勘古典资源，重新为白话诗歌做出定义，并拟想诗学未来。她以“姿”与“言”为准，所提倡的“抒情传统”本身就不妨是推翻前人的尝试。诚如她的自许，她的志之所之不仅是“新诗”学，更是“新”诗学。如此，“诗国革命”百年之后，《姿与言》的新意恰恰在于告别“革命”的诗国，重新发明“抒情”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