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3月，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第一次前往北京，出席现在再版的小说《修道院纪事》的中文版首发式。他对聚精会神的听众们说，希望在他的墓石上刻上这样的墓志铭：“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接着他解释说，尽管本人得到了幸福，但不能忘记其他人的痛苦，尤其是贫穷和剥削造成的痛苦。最后，他这样说明自己的悲观态度：“我不喜欢我所生活的世界，因为有些事物本应当改变，而改变事物的进程困难重重，最贫困最不幸的人们的生活条件又陈陈相因。”
虽然若泽·萨拉马戈说对世界和世界的进程如此悲观，但他选择了写作作为参与这个世界和生活的方式。他本人把作家分为两种，一种是为了供读者消遣的作家，另一种是像他一样的“思想”作家，这些作家的每一本书都讨论一个问题，每一本书都是一种对世界进行思考的方式，传达把读者导向某种社会意识的某种观点。其实，这是新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形式初期留下的遗产，但后来它演变成了以现代所说的“重塑历史”为特点的写作方式。
模仿苏联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模式在欧洲各国文学界都有反映，从40年代起葡萄牙也出现了这种现象。这一运动把文学视为政治武器，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欧洲向社会主义经验敞开大门的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葡萄牙，它被用来向法西斯独裁挑战，这一艺术表现形式几乎在整个独裁时期风行，即从1926年开始，到独裁政权于1974年被所谓“石竹花革命”推翻才结束。
新现实主义力图代表受压迫的劳动者的呼声，因此其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与剥削和压迫进行斗争的工人和农民。把这些男人和女人作为新小说（其新奇之处在于选择其英雄和故事）的愿望有时导致对现实主义的过分关心，忘记了文学是艺术，而不是简单的电影记录片。文学需要加工，其艺术性越髙，读者便越容易与作者的思考能力相通，因为这样得以把艺术与生活区分开来。
简单地说，这就是对初期新现实主义的最主要的批评——缺乏艺术性，因此与生活混为一谈——于是它演变为富于创新精神的创作形式，激发读者产生对世界及其秩序提出疑问的愿望。
后来，从仅仅照抄工人和农民说话的小说——这不是小说，几乎是记录片——发展成为注重复杂的叙事结构的形式，这从60年代起表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增加了多种声音，多种观点，使读者在阅读时不得不加倍注意哪个声音属于哪个人物，他代表着哪种对世界的理解方式。
我们从若泽·萨拉马戈的作品中看到的正是这一发展历程以及现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所说的“重塑历史”。所谓“重塑历史”即把文学创作与现实糅合在一起，对历史事件作出新的解释，或者根据表现的社会集团演绎出不同的解释。
但是，这种“重塑历史”还会走得更远，用文学创作纠正现实，迫使读者对变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深入思考。
萨拉马戈的作品也在不断发展，他出版的最后两部小说——《失明症漫记》（1995）和《所有的名字》（1997）——讲的故事离现实越来越远，同时却又成为反映人类生活条件更加强有力的手段。可以肯定，这两部小说对他获得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起了极大的作用，因此瑞典文学院在陈述他入选的理由时特别强调，他“建筑在想象、同情和讽喻基础之上的故事使我们意识到稍纵即逝的现实”。
以75岁高龄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若泽·萨拉马戈喜欢谈及他出身于农民家庭，确实，他于1922年出生在葡萄牙一个小小的村庄。他回忆说，作为农民的祖父母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物，他讲起男人们和刚刚出生的牲畜在一起睡觉那个时代的故事满怀深情，他还说祖父去医院并在那里去世的情景恍如昨日。记得老人离开家之前到后院与陪伴他度过一生的每一棵树告别。
但是，萨拉马戈很早便随父母迁往首都，18岁时作为制锁技师开始工作。
后来，1959年，他37岁时才开始在一家出版社工作，在那里一干就是12年，升到该社文学部主任职位。早在1974年革命之前他便参加了反对派报纸《里斯本日报》的工作，担任政治评论员和文化副刊统筹。1974年后，他成为葡萄牙最重要的报纸之一《新闻日报》社的副社长，1975年由于政见分歧离开该报，从此失业。
1976年，他应一家大出版社之邀撰写一本旅游书——《在葡萄牙旅行》，该书于1981年出版，引起巨大反响，这使他得以用全部时间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直至今日。若泽·萨拉马戈是葡萄牙为数不多的几个以文学创作为生的作家之一，他的成就早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就被世人所承认。
他于1947年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罪孽之地》，随后沉默了近20年，正如作家本人所说，他仿佛发现，在这第一次经历之后已经没有任何话可说。1966年他又开始出版作品，这一次是诗集《可能的诗歌》，1970年又出版了诗集《或许是欢乐》，这预示着他将在各个文学领域畅游：从诗歌到话剧，从短篇小说和随笔到长篇小说，最近又涉足日记体裁，萨拉马戈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例如他还翻译了大量作品，导演话剧，甚至改编音乐作品，把他的小说《修道院纪事》改编成歌剧《布里蒙达》。
尽管如此，从80年代开始发表的小说才使他成名，从1980年到1989年之间他出版了5部小说，此后又出版了3部，1997年出版的最新一部小说是《所有的名字》。
在此期间，他获得了国内以及国际的多种奖项。
1982年的《修道院纪事》无疑是他最成功、获奖最多的小说之一，已经在40多个国家翻译出版。
前面已经说过，萨拉马戈的小说有意识形态成分，其中许多作品表现出纠正历史、主张以平民百姓的观点重新看待历史的意向，这一点几乎往往被正式历史书所忽视。《修道院纪事》正是这种情况，其主要情节安排在18世纪的葡萄牙，讲述的是国王为得子嗣还愿，而大兴土木建造一座雄伟的修道院的故事。
萨拉马戈讲述这个故事是为了表现修道院的真正建设者们——用血汗和痛苦从附近山上取下石头的无名的工人们，而历史只用干巴巴的数字把他们一笔带过：5万劳动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建起了修道院，1383人在工程中丧生。
官方的记载仅此一句。但是，作家却让无名的工人们说话，把这部小说变成了对人的意志、人的局限性和能力的颂扬。如果说建造修道院是国王心血来潮凭自己的意志决定的，那么在小说中就出现了另一种意志：许多人的意志结合在一起的集体意志产生的巨大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看，《修道院纪事》和作者此前的另一部小说《从地上站起来》（1980）一样，显露出进行社会干预的意图，这正是继承了新现实主义的表现，即褒扬人民的意志及其进行变革的能力。细心的读者会从字里行间发现“石竹花革命”的影响，最后，建造修道院成了证明人的力量和使这种力量服务于集体福祉的典型。但是，《修道院纪事》还是一个美丽动人的爱情与团结一致的故事，又是一个科学及其冲破教会的蒙昧偏见步履艰难地向前发展的故事，这一点是通过“大鸟”表现出来的，历史上确实曾有过“大鸟”，它是飞行器的先躯，但其设计者却因此被投入监狱，悲惨地死去。
“作家和其他人一样：会梦想。”，萨拉马戈说。如果文学本身因为虚构现实而是梦想的话，那么它宣扬变革思想就可以称作双重梦想了。在每个人都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的世界上，面对我们自己的无动于衷这一危险和威胁，作家提醒读者要提高警惕：这时候他也是在梦想。
但愿我们能承认，团结一致会大大改善我们人类的生存状况。
东方葡萄牙学会主席
林宝娜
（范维信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