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主义的胜利
行为主义在经历启动初期的缓慢发展之后，很快在20年代获得了许多心理学家的青睐，特别是在美国。它很快成为主导性的观点，而且在不久之后成了几乎惟一可接受的看法，至少在学术圈子内是如此。
它大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宣称是最早的真正科学的心理学。直到19世纪，心理学一直大都坚持哲学思辩，而不是科学。在19世纪，新心理学的继承者们曾致力于将心理学变成一门自然科学，可是，只走到用生理学术语解释一些简单的反射和感知就停步不前了，而且就连这一点也是依赖不可证实的内省办法才做到的。
对照而言，行为主义者说他们可以完全依靠可见的、可测量的现象——来建构一门心理学，他们认为这些彼此互有因果关系的刺激-反应现象是动物和人类行为全部集结在一起的基本单元。这样一门心理学会以一些类似于化学或者物理学中具体而不变的反应为基础，按照沃森的话说，它会使心理学家们“在知道刺激的前提下预测应有的反应——或者，在看到反应发生的情况下，指明引起此反应的刺激”。
众多的心理学家觉得行为主义非常吸引人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他们只需要集中精力于一些可见的行为，因而就可以不理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在过去的24个多世纪里有关思维的、不可追踪的一些问题。行为主义者说，我们不仅仅不可能知道思维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而且，为了解释行为的目的也不需要去了解它。他们经常把思维比作一只黑箱子，里面装着未知的电路。如果我们知道按动箱子上面的某个按钮的时候，箱子会发出一种特别的信号或者动作，则里面倒底有什么东西是无关紧要的。思维里面有什么东西根本就不应该去讨论，因为所有有关精神过程的谈论，都等同于相信存在某种控制着大脑机械的无形的东西——“机器里面的幽灵”，英国行为主义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爵士这样嘲笑说。（一位反行为主义者的嘲弄也同样引人注目：“光是提一下‘心灵主义’这个词就会冒犯行为主义者的感情，这就像当着文雅人的面提‘手淫’这个词一样惹人嫌恶。”）
再说，行为主义的成功还有深刻的社会及文化原因在里面。它很对20世纪一些人物的口味，尤其是在美国，因为它是实用的；它不追寻最根本的解释，而只是寻找一些可以投入使用的常识。
至少有一位行为主义史学家曾把它的兴起与美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联系起来看，他就是戴卫·贝肯。他认为，这些社会发展引发了一种了解身边这些无法了解和令人烦忧的陌生人的紧迫需要，而这正是行为主义向人们保证可以加以解决的方面。
贝肯还提到了行为主义走红的另外两种社会原因。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唤起人们对德国心理学的敌意，行为主义正好就成了符合时尚而且找得到的一种替代；其二，行为主义适合美国特有的反知识分子习气。它声明对心灵主义心理学里面的一些精微之处不了解也毫无关系，其基础是，精神现象不是错觉就是不可知的，它不值得人们花时间和精力去研究。
从20年代到60年代，行为主义（或者它更为复杂的翻版新行为主义）是美国心理学中的统治力量和模式，它传播到了心理学世界的其它地方。有些心理学家仍然紧附于较早一些的思想，而另外一些人，其中包括弗洛伊德主义者，精神测验的开发者，儿童发展心理学家和格式塔心理学家则注重精神过程，可是，在大多数大学里，这些人都只得调整自己的工作和语言，以适应行为主义范式。行为主义史学家格列高利·金布尔稍带夸张地说：“在50年代的美国心理学中，出版有关思维、意识、意志或者甚至精力的作品要冒被挤出本行业的风险。”因为使用这些术语表明某人是唯心主义者，他相信过时的、主观的和神秘的概念。
结果，20年代和60年代所进行的大部分研究所面对的，都是一些极为精细、无可否认地客观但没有太大启发意义的课题。从《心理学日报》和《美国心理学杂志》1935年的内容中抽出的一些代表性的题目如下所示：
“饥饿对鸡啄食反应的影响”
“老鼠在一个迷宫阵中第一次与第二次探索的比较”
“利用经过迷宫训练的老鼠研究吗啡及相关物质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
“动物迷宫中的辨识错误”
“皮肤电生理反应阻力计用电路问世”
就算是在以人类为实验课题的时候，一些论文题目和方法也受到行为主义教条的局限。1935年《美国心理学杂志》中的一些典型论题如下所示：
“作为伴随行为生理变化指标的人类混合唾液中PH值的可信度”
“不同随意控制程度的肌肉条件形成比较”
“通过实验进行高阶反应的消除”
“与明确的情感表达相关的皮肤电流反射”
“手指两侧运动中时间关系的过补偿”
这些文章的作者和进行类似研究的人并非真正对鸡的啄食行为或者人类唾液中的PH值有兴趣，而是对学习有兴趣——获取对于不同刺激产生的行为反应。在行为主义时代，学习是美国心理学的中心议题，其假定是，几乎所有的行为都可以用刺激-反应学习原理来解释。还有同样重要的的一个假定是，这些原理对所有有知觉的动物都是一样真实可信的，就像化合价原理适用于化合物中所有的元素一样。人们从鸡、猫、狗和特别是老鼠身上得知的东西亦可适用于人类。
老鼠是人们最喜欢使用的一种实验动物，因为它们相对较便宜，体积小、容易移动，成熟也快。无以计数的千万只老鼠被用作了这个研究事业，它们通过穿迷宫、操纵杠杆或者按动按钮来获取食物，跳过不同颜色的门，按下一根棍子以断开使它们的爪子跳动不停的电流，还有其它许多的任务。这些实验没有什么微琐可言，它们都旨在发现重要的万用行为定律。这里有几个例子：
——把一只老鼠放在一个简单迷宫的人口处，其中有6个选择点（每个选择都是一个T型，有一个分支是个死胡同另一分支可继续下去），结束处有个目标盒子。老鼠开始一边嗅着探索，然后小步跑动；它走入了一个死胡同，折回身来，往另一边跑；对错各三次以后，它到达了目标盒——被提出来稍事休息后再放回原处。到第七次时，它在目标处发现饲料。老鼠嗅着饲料，然后一口吞下。另一只老鼠进行了同样的训练，可是没有任何饲料奖励，跑到最后也没有奖励。
两只老鼠在一个星期内每天进行同样的训练。到周末的时候，第一只老鼠完全掌握了路线，在迷宫里面直行，一点错误也不出；第二只老鼠跟以前一样老是犯错误。可是，最终，第二只老鼠也在跑道最终端得到了食物，接着，令人奇怪的是，再试的时候它一点错误也不出了。它在一天之内学会了第一只老鼠在一个星期内才学到的东西。这个实验表明了两条原理的作用：奖励产生学习，这可以从第一只老鼠的情况中看出；如果缺乏奖励，可能会有潜在的学习，这可以通过第二只老鼠的行为得知。（在某种意义上，学习发生在没有奖励但一旦一个奖励与“正确的”行为发生联系时即被激发起来。）
这与人类的行为有什么关系呢？任何老师都会告诉你。一个学习绘画或者任何其它技巧的孩子可能直到老师说一些鼓励性的话或者赞扬的时候才有一些进步；接着，孩子突然间显示出了改善。类似地，一名飞行新手着陆的时候可能要跌跌撞撞地来上十几次，最后才半偶然地“走了一次运”，得到教练的表扬，从这以后每次降落时都好像“颇有心得”。
——几只老鼠被放进一只简单的T型迷宫的起始箱中，一次放一只。在右手分支的末端是一道白色的门，门后有一点奶酪；在左手分支的末端是一道黑色的门，门后有一道金属栅板，会给老鼠的爪子一种很轻但不舒服的电击。可等它们学会以后，实验人员改变了情形。现在，白色的门和食物放在左边的分支里，黑色的门和电栅板放在右边的分支里。老鼠向右转，被电击，马上学会了向左转。
这些魔鬼般的实验者再一次把一切都倒过来，可现在，老鼠立即就知道了。它们已经知道把把奖励和处罚与门的颜色联系起来，而不是方向。实验又一次证明了巴甫洛夫的区别定律，即在有两种提示的情况下，它们会取于奖励的提示。
这对人类适用吗？当然。一位园艺新手会只收获到一小堆西红柿，而他的邻居种的却是另外一个品种，阳光也充足一些，因而获得了大丰收。新手第二年试种邻居的种，还是运气不佳。他认识到，日照时间一定是关键的因素，因而锯掉了一些树，好让更多的阳光射进来，这次他成功了。
——另有一种T型迷宫，老鼠学会在里面向右转。这次，选了左边的分支没有惩罚，只是没有奖励。有些老鼠幸运一些，它们每次选中右边的时候都有奖励。另外一些不那么幸运，他们每四次才有可能发现一次食物。运气不好的老鼠比运气好的老鼠知道选择右边的速度慢得多。实验显示，学习当中的部分强化比持续的强化效果好得多。
可是，实验者又把一切倒过来。两个组的超级大老鼠在两个分支里都得不到奖励。会出现什么情况？很奇怪，以前幸运的一些老鼠很快忘记了以前的条件形成，并改变它们的选择，而以前每四次才奖励一次的那些老鼠在长时间来持续不断地选择右边。实验显示了部分强化效应：一种动物所期望的越多，情形变化对它的打击越大；如果期望不高，它们学习得来的行为在发生变化的时候就更为稳定。
人类的类比：一位工作相当出色的员工每年都会增加相当大的薪水；有一年，公司收益很差，他只得到很少的薪水，失去动力后，吃午餐的时间越来越长了，下午5点准时下班，还不时地请病假。不那么出色的一位员工只是偶尔因为生活水平的上涨而略为增加一些薪水，效益差的时候只能得一份可乐。他对工作的责任心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他期望不高，他认为奖励的减少并不是整个系统发生了变化。
两位伟大的新行为主义者：赫尔和斯金纳
如上述实验所示，行为主义者扩大了行为主义学说和方法论，远远超出了沃森的一套概念。他曾用简单化的术语把行为描述成“紧随一些即定刺激而产生的、有横纹和没有横纹的肌肉及腺体变化”，这个观点后来被称作“肌肉抽动心理学”。有一阵子，他的信徒们坚持这个观点；如其中的一位沃尔特·汉特在1928年所写的：“所有行为似乎都是相对简单的肌肉和腺体活动复杂程度不一的组合。”
然而，要就行为的复杂形式说一些有意义的话，就必须以其未受损坏的形式来观察，如一些有特性和意义的行为。一只筑巢的鸟不仅仅是对若干刺激采取若干反射的有机体，它还是一只筑巢的鸟——有一种带有目的的复杂行为。如一位行为主义者埃德温·霍尔特在1931年所言，行为是“有机体正在做的事情”——觅食、示爱，等等——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仅仅是一系列用来构成其特性的反射，不仅仅是一个“算术和，不仅仅只与加减关系有关”。
可是，霍尔特不愿把目的归于动物本身；这会意味着思维的影响，即它会向前预测目标，然后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反过来，他将复杂行为的目的性归结于刺激——反应单元组合的过程：动物每一个步骤中的寻找与回避，构成了集合起来的刺激——反应单元，其方式是，这种行为组合看起来好像是有意而为的。这种说法模糊而无法令人信服，可是，它已经走到了任何正统的行为主义者能够走到的尽头。
耶鲁大学的克拉克L·赫尔（1884-1952）作为一名新行为主义者作出了更为重要的努力，他推动了行为主义，使它成了按照牛顿物理学模式进行定量分析的严密科学。赫尔起先准备当一名矿业工程师，可是，因为患了小儿麻痹症而致使下肢残废。他转向心理学，因为这门科学不大可能涉及太重的体力活动，可是，工程学培训业已完成，他竟为行为主义推出了一种微积分。如他在自传中所言：
1930年左右，（我）得出相当肯定的结论，即心理学是一门真正的自然科学；其基本的法则都是可以通过少数几个普通的方程式加以定量描述的；个人所有复杂的行为最终将按照从（1）这些原初法则与（2）行为所从发生的情境中得出的二级法则归纳出来；作为一个整体的集团行为，即严格意义上同量的社会行为，可能按类似方法作为定量法则从同一原初方程中导出。
赫尔的中心思想是个很熟悉的概念：行为由一系列或者一串相连接的习惯构成，每种都是刺激-反应的连接，它们是作为强化的结果而产生的。他这是桑代克效应定律的翻版。赫尔的工作中比较新的东西是，他假设了一系列的因素，他认为，每种因素都加强、限制或者禁止这类习惯的形成，还有他列出的一些方程，据此，人们可以计算这些因素中每项因素精确的效果。
它们包括动物驱动力的水平（一只饥饿的老鼠觅食的驱动力比已经吃得厌腻的老鼠大得多）；强化的力量（以诸如“5克标准食物”这类的术语表达出来）；刺激后面紧跟着强化的次数；每次强化之后的获得的“需求减少”程度；因为疲劳和一次尝试与下一次尝试之间的时间长度而产生的“驱动力减少”的程度（驱动力是由需求为燃料的）等等。如艾德温·波林后来手下留情，以极巧妙的用词所言，这是一套极为“冗笨的”学说。
这里有一个例子。通过下列方程式，人们可以计算一个强化后的行动的任何即定数量的重复，能够增大通过学习所得习惯的力量的程度：
NsHR＝M-Me-iN
该方程式的意思是，学习所得习惯的力量取决于强化尝试的次数（N），某具体动作中输入输出的神经冲动之间的关系（sHr），该特定习惯最大生理学力量（M）减去，好了，就这样一直下去。
赫尔最大的初衷是要按自然科学来建立新行为主义心理学，从而使其获得知识上的地位。他的学习微积分在30年代看起来还支离破碎，而在他的《行为的原理》（1943年）一书中却已经有了系统的形式，当时，这种方法倍受尊崇，影响极大。在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数千篇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是以他的一个或多个假设为基础的。他成了心理学研究文献中和学习心理学领导人物中被引用最多的心理学家。
可到了60年代，赫尔学说的笨重以及行为主义地位的衰落，使他的名字和工作都快速褪色了。到1970年，他很少被人引用，今天，几乎没有任何研究是以他的理论为基础的。赫尔于1952年去世时，一定想到自己已经在科学上获得了永生。现在，他只是个在历史研究中稍为引人注意的人物，年轻的心理学家和心理学圈子外很少有知道他名字的。
B·F·斯金纳（1904-1990）是另一位主要的新行为主义者，他的命运极为不同。他成为并保持为全世界最为著名的心理学家，直到他86岁时去世为止。他的思想在今天的心理学研究、教育和心理治疗中被广泛应用。
这么说，在人类寻找自我理解的探索中，他一定就是贡献最大的人之一，对吗？
远非如此。
人类的自我理解，至少是这么多世纪以来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寻找的那种自我理解，根本就不在斯金纳的目标或者贡献之列。斯金纳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坚守着他的行为主义观点，他认为，比如意识、思想、记忆和推理这些“主观存在”根本就不存在，而只是“一些语言的构成物和人类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不幸落入的一些语法陷阱”，“是一些本身都无法解释的注解性的东西”。斯金纳的目标不是去了解人类的精神，而是决定行为是如何由外部原因引发的。他对自己的观点坚信不疑，他在一个短篇的自传中——他还有一部三卷本的自传——写道：“（行为主义）可能需要澄清，但它不再需要争辩了。”
斯金纳对心理学的理论也没有增加什么东西；他认为有学习的理论是不需要的，还宣称自己就没有一种理论。他的确相信的一种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总结下来，即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和我们本身都是由奖励和惩罚的历史决定的；他通过研究形成的这一理论的细节，由前述部分强化效应这类的原理构成，他的理论关心的是引起行为需求和引起行为消灭的情境。
那么，是什么使他如此出名的呢？
跟沃森一样，斯金纳天生就是一个引起非议的人，一个煽动家和杰出的广告人。他第一次在电视上露面时，搬出了原由蒙田提出的一个两难问题——“如果你非得做一个选择的话，你是烧死自己的孩子呢？还是焚掉书籍？”——然后他说，我本人倒情愿烧掉自己的孩子，因为他通过工作而对未来作出的贡献，将大于通过自己的基因作出的贡献。可以预料的是，他激起了愤怒- 因而得到邀请，参加进一步的露面。
在别的一些时间里，他似乎喜欢拿一些思想深沉的人在谈论和理解人类行为时用的词来嘲笑取乐：
行为……仍然归结于人的本性，还有一种广义的“个人差别心理学”，人们在里面用性格特征、能力和潜力这些词来比较和描述人类。几乎每一个关心人类状况……都以这种前科学方式谈论人类行为。
斯金纳一向嘲笑理解人的内心的努力：
我们不需要努力地去发现什么样的人格、心理状态、感觉、性格特征、计划、目的、意图或者自动的人真正是的其它一些特权，才能够赶上对行为的真正科学的分析……思想就是行动。错误在于把行为分配到意识里面去了。
他说，我们需要或者能够知道的，是行为的外部起因和这个行为可观察到的结果。这会得出“作为一种行为系统的有机体的完整图景”。
与此观点相一致的是，他是个严格的决定论者：“我们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这是由我们的历史决定的。我们热衷于相信自己是可以选择的，是可以行为的……（可是）我不相信一个人会是自由或者应该负责任的。”“自动的”人是个错觉；一个好人是因为条件形成使他如此的，好的社会也将是以“行为工程”为基础的，即通过积极的强化措施对行为施以科学控制。
斯金纳是个灵巧表演人，他很会让自己受欢迎。他说话明白流畅，以自我为中心而不为此感到脸红，而且长得迷人。为了展示他自己的条件形成技巧，他教会一只鸽子在玩具钢琴上弹一支曲子，教一对鸽于玩一种网球，两只鸽子用它们的嘴把一只球滚来滚去。几百万人在电视记录片上看过他的表演，他们都认为斯金纳是个了不起的人，至少是位动物专家。他以一本乌托邦小说《沃尔登第二》（1948）的形式表达了他对一种理想中的、科学控制的社会的展望，他在小说里面展现了一个小型社会的图景，从诞生开始，孩子们都通过奖励（积极的强化）进行严格的条件形成训练，以使他们具有合作精神和社交能力；所有的行为都受到控制，但这都是为了全体的利益和幸福。虽说对话平淡无聊，情节做作，但这本小说还是成了一本极受推崇的书，大学生们长年读这本书，销量已逾20O多万册。
可是，斯金纳在公众当中的声名比他与同行相处的声名大。如一位崇拜者心理学家诺曼·古特曼几年以前在《美国心理学家》上所写的一样：
（斯金纳）是一个神话中的著名人物……科学家英雄，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技艺高超的技术专家……敢于打破偶像的人，不畏权威的人，他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从而脱离了古代的局限。
斯金纳1904年出生在宾夕法尼亚一个铁路小镇上，他父亲是当地的律师。还在儿童时期，他就有制作复杂小玩意儿的癖好。后来，作为一位心理学家，他还会发明并建造动物实验用的许多极为有效的装置。在中学和大学期间，他曾立志当一名作家，大学毕业之后，他花了一年时间练习写作，大部分时间是在格林威治村度过的。尽管他仔细观察了周围千奇百怪的人类行为，可过了一阵子后他发现自己对看到的一切没有什么好说的，极度灰心之后，他决定放弃这个打算。
可是，他不久又找到了一个办法，对他来说是更为实际的理解人类行为的方法。在他的阅读中，他偶尔读到沃森和巴甫洛夫等人从事的工作，读了这两个人写的书，然后决定把自己的未来献给了解人类行为的科学方法探索中，特别是对条件形成的研究。“我对自己在文学上的失败耿耿于怀，”他1977年对一位采访者说，“而且我确信，作家们从没有真正理解到什么东西。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转向了心理学。”
他来到了哈佛。那地方是内省式心理学的天下，可是，他不再对被他称作“内幕消息”的东西感兴趣了，因而急速转向，自已干起用老鼠进行实验的行为主义研究。在他的自传里，斯金纳带着快乐的心情回忆说，他庆幸自己曾是个类似坏小子的人：“他们也许以为，心理学里面的某种东西正盯着我哩，可是，事实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随心所欲。”斯金纳不听教授的训导，成了越来越彻底的行为主义者，在进行他的博士论文答辩时，人们请他列举对行为主义的一些反对意见，可他一条也想不出来。
斯金纳利用自己灵巧的机械能力做了一只迷箱，它比桑代克的样子改进了许多；从那以后，这种迷宫就广泛使用起来，并被人称为斯金纳箱。其基本的形式是——它有很多样——它是一只笼子，足以让一只白鼠很舒服地呆在里面，一面箱壁上有一根横杆，恰好装在一只小食盘和喷水口上面。老鼠在笼子里面爬来爬去，当它碰巧把前爪歇在横杆上压下它时，一粒饲料会自动地落在食盘里。笼子外面连接着的一些设备会画出一条线，一分钟一分钟地显示出压下横杆的总数，从而自动地记录老鼠的行为。这比桑代克的迷宫箱方法更为有效，更容易收集数据，因为实验人不需要盯着老鼠，也不需要在它压下横杆时递送饲料，而只需要看看记录就行了。
这只箱子还能得出更为客观的行为获取或者消失数据，这超过了当时任何人所能收集的数据。老鼠会决定，而且只由它决定，这次按下横杆和下次按下横杆的时间间隔是多大。斯金纳可以把他有关学习原理的发现建立在“反应频率”的基础上，即动物的行为按照强化程度而发生改变的频率，它不会受到实验人的行动的干扰。
另外，斯金纳还可以调节这只箱子，使其按各种方式来模仿现实世界里强化或者没有强化行为的许多情况。比如，他可以研究当动物定期受奖励时如何学会反应；已经学会的反应是如何在奖励突然中断时消失的；当奖励按照时间间隔（比如每按动四下来一次）间歇性地投放时，它是怎样影响学习和反应消除的；当奖励不定期投放时会有什么影响；按压横杆得出混合结果时（比如一次奖励跟着一次电击）会有什么影响，等等。在每种情况下，数据得出的曲线会显示在这各种情况之下行为的获取和消除频率。
斯金纳从这些曲线里形成了若干的原理，这些原理增进了人们对老鼠行为的理解，还有对人的行为的理解。有一个例子是，他发现部分强化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效果。食物偶尔或者不定期投放，老鼠经计划训练后，会坚持不断地按压横杆，哪怕投放饲料的装置已经完全关掉了。它们学习的行为比一些在定期间歇投放的强化中训练出来的老鼠更不太容易消除。有人把这个比作在赌场玩老虎机的赌徒行为：老鼠和赌徒都没有办法预测下一次的强化什么时候到来，但是，因为习惯于偶尔得一些奖励，他们都会坚持不断地试下去，以期望在下一次尝试中得奖。
可是，斯金纳最为重要的贡献却是他的“操作性条件形成”，光是为这一点，他就值得在心理学的名誉大厅里享受一把永久的座椅。
在“经典的”（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形成中，动物对食物的非条件反应（分泌唾液）被变成对以前属于中性的刺激（节拍器或者铃铛的声音）的条件反射；行为改变的关键因素是新的刺激。
在“工具型”（桑代克式的）的条件形成中，行为变化的关键因素是反应，而不是刺激。中性的反应——在随机性的获取食物过程中碰巧踩在踏板上——被奖励食物，并成为学习得来的行为，它能够达到以前没有过的目的。
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形成是工具型条件形成的重要发展。动物为无论什么目的而进行的任何随机活动，都可以被看作以某种方式对环境的“操作，”因此，按斯金纳的说法，也可以是一个“操作动作”，奖励这个活动会产生操作条件形成。通过对一系列小型随机活动一个一个的奖励，实验者可以给动物的行为“定型”，直到它采取不是其本来的或者自然技能的一部分的行动。
下面这个例子，是斯金纳如何使一只鸽子的行为定型的，在一只斯金纳箱子里，与箱壁齐平的地方放着一块彩色的小塑料圆盘，他要让鸽子啄那个盘子：
我们首先在鸽子从箱子里面的任何地点朝这个点（即盘子）的方向稍稍转动身体的时候给它喂食。这会增加这种行为的频率。然后，我们不再强化奖励，直到有朝这个方向稍稍的转动为止。这又一次在没有产生新的单元的情况下改变了行为的普通分配。接着，我们继续在它越来越靠近这个点的时候进行强化，然后只在它的头朝这个点轻轻移动时强化，最后，只在它的头实际上碰到这个点时才给奖励。
按照这个方法，我们可以建立复杂的操作动作，否则，它是这种有机体的全部技能里永远也不可能出现的。通过强化一系列连续的靠近动作，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出对某个非常高的机率的罕见的反应……从箱子任何一个地点向这个点的转动，向它走近，抬起头来，和向这个点啄动的全套动作，看起来就好像是行为大生的功能单元，可是，它是由一个连续的区别性强化过程在无区别性的行为中建立起来的。
（其它一些实验人利用斯金纳的技巧建立起了奇特得多的行为。有人教会一只兔子捡起一枚硬币含在口里，然后扔进一只小猪聚钱盒里。还有人教会一头名叫普里西拉的猪打开电视，捡起脏衣服并扔进一只大蓝子里去，还用吸尘器吸地。）
斯金纳把对其鸽子的操作训练比作孩子学会说话、唱歌、玩游戏和在一定的时候学会一切的成年行为。在他看来，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于利用操作性条件形成，把一些简单行为的细小连接点连接起来的一长串行为的集合。人们不妨把它叫做对人类（直立人？）行为的勃起肌组现——即一个没有意识的机器人，由从无数没有意义的小单位中得出来的操作性条件形成组合而成。
斯金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多少受到心理学机构的冷落，可终于慢慢赢得了一些专心于此的人——其结果最终足以导致4本斯金纳行为主义者研究日记和学说的出版，并在美国心理学协会专门设了一个斯金纳型研究部（第25部：行为实验分析部），目前有1000多成员，或者约为总成员的百分之一点五。斯金纳箱和操作条件形成技巧自此以后一直为实验心理学家们所使用。最近几年，斯金纳的名字和工作在每年的社会科学出版物上被引用好几百次（虽然只有弗洛伊德的七分之一）。
可是，斯金纳的主要影响仍然是在主流心理学之外。
斯金纳1953年有一次去他女儿的学校参观，这时，他突然想到，与他教鸽子弹钢琴类似的一些操作性技巧，可能是比传统的方法更为有效的教学法。复杂的课题可以按逻辑顺序细分为简单的步骤；学生会被问到一些问题，并立即告知答案是否正确。这里可能会有两个原理起作用：学生答对了的知识是一种很有力量的行为强化（奖励），而立即强化会比延迟强化效果好些。结果就是有名的“控制教学法”。
可是，因为一名教师不可能同时给一教室的学生提供强化，因此必须编写新的教科书，里面一对一对地列一些问题和答案，每个问题都向对课题的总体把握迈出一小步，而且，可以让学生通过合上课本上的答案而立即奖励自己。斯金纳还开发出了一种教学机器，用于通过可比的手段进行操作性自我教学。这种机械模型当时红火了一阵子，然后没有人使用了，可是，今天，以计算机为基础，带有立即强化的自我教学法又在快速发展了。
有一些年，控制学习运动对教学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设计用来通过操作性条件形成进行教学的课程和备课材料广泛使用，美国相当多的中学和大学，以及十几个国家的许多学校都使用这种方法。可最终，教育者们认识到，控制教学的细分法只提供了人类所需知识的一部分，他们还需要完整和有层次的思想结构。而且，以后的研究显示，在人类当中，延迟的强化经常比立即强化有更好的结果，思考别人的反应可能会导致比立即反应和得到答案更多些的学习。最后，观察别人的行为，尽管对猫不一定是有效的，可对人却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学习形式，而且它不牵涉到立即强化。不管怎样，斯金纳关于立即强化的教条证明是有用的，而且为大多数教师所熟悉，并被溶入许多教程和中学教科书中去了。
斯金纳对一些精神和情感疾病的治疗还起过不小的作用。他曾想到，通过对病人从病态行为向正常行为些微转化的奖励，说不定可以使病人的行为重新定型。他和两位研究生从40年代开始进行了首次实验尝试，后来叫做行为修正法。他们在波士顿附近的州立医院搭了一些按压横杆台，如果病人按照有顺序的方式操作机器，他们就会得到一些糖果或者香烟奖励。一旦实现这个目标，治疗师就给他们一些象征物，以奖励精神病人的合适行为，比如自愿进食，自我修整，并协助进行房间整理工作等。这些象征物可以换糖果、香烟，也可以换一些特权，如选择进餐的隔间，与医生交谈，或者看电视。
在深度偏执的精神病人当中奖励期望得到的行为经常能够奏效。一位压抑的妇女不愿吃饭，还有饿死的危险，可是，她喜欢探访者，还喜欢电视机、收音机、书籍和杂志以及鲜花摆在她房间里。治疗师把她移到一间没有这些东西的病房里，并把一份便餐放在她面前；她只要吃下任何一点点东西，其中的一些享受品便临时给她恢复过来。治疗师慢慢保留奖励，直到她吃得越来越多。她进餐的情况好转了，增加了一些体重，并在两个星期的时间内出院了。18个月后随访，发现她过着正常人的生活。
行为修正法运动传播到了好些精神病院和感化院。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现在认为，它对一些病情严重的精神病人有作用，是他们自己的疗法当中有用的补充，不过，就时间和员工精力来说，这是一种很昂贵的办法。行为修正法还被许多心理治疗者们用来治疗一些不那么严重的精神病人，如吸烟、肥胖、害羞、抽搐和语言障碍。它是行为治疗法领域中的的个专门技巧，大部分是以巴甫洛夫型条件形成理论，而不是斯金纳的行为修正法为基础的。
斯金纳最有名的作品，《沃尔登第二》并没有重塑美国社会，甚至一部分也没有，不过，它无疑对成百上千万读者的思想和社会概念产生过影响。只有一次，有人的确是想按照《沃尔登第二》实际地创建一个乌托邦：这就是弗吉尼亚路易斯萨市的“双橡公社”，由8个人在1967年建立的一个社区。经过许多年风雨之后，它的人口已经增长到81个。虽然仍然是按《沃尔登第二》的模式进行管理，可公社的社员们早些年以前就已经放弃了定义理想行为的努力，他们不再通过斯金纳强化法来给彼此的行为定型。
斯金纳有时候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影响进行自我贬低。“总起来看，”他曾说，“我对别人的影响远不如我对老鼠和鸽子——或者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的影响重要。”这话可能不是当真的。斯金纳真正的意思是下面这段话：“我从没有在任何时候对（我的工作的）重要性产生过怀疑。”而且，他还带着很有特色的乖张口气说：“当它开始吸引注意力的时候，我对其影响是忧虑多于高兴啊。我的档案里有很多笔记说到这个事实，即对于这些所谓的荣誉，我感到很是害怕或者深为不快。我常常放弃会占用我的工作时间，或者过度强化其具体方面的一些荣誉。”
失势与衰落
行为主义研究在积累势力的途中，除了这门学说最执着的追求者外，人人都很清楚，老鼠和其它实验动物经常以这门学说无法解释的方式行动。
一方面，它们的行为经常不符合所谓的万用条件形成原理。“鸽子，老鼠，猴子，哪个是哪个呢？可这并不重要”，斯金纳曾写道，可这的确很重要。研究者们可以很容易地教会一只鸽子去啄一块圆片或者开启食物门的钥匙，可是，他们发现几乎不可能让这种鸟类扇动翅膀来取食。他们可以轻松地教一只老鼠压下挡杆取食，可是，却要花天大的劲才能让一只猫也这样做。给一只老鼠喝发酸的海水，然后喝一种恶心的药水，他会避开发酸的水，却愿意喝海水；对鹌鹑进行类似试验，它会避开海水，却愿意喝发酸的水。这些比较得来的成果迫使行为主义者承认，每个物种都有其自己内部的电路原理，使它很容易地通过本能来学习一些东西，另外一些却有困难，而还有一些一点也不会。学习的原理远远本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行为主义心理学更为严重的一个错误是，实验动物经常以一些不能够按照很清晰明白的反应曲线率来行动。例如，许多研究者都曾发现，在一次反应消除尝试的开始，一种动物会以更大的精力来对刺激作出反应，不似它们在长时期的强化训练中那样。一只一直通过按动横杆取一颗饲料的老鼠，如果发现没有饲料，它会一次又一次更用力地按动横杆，而按照严格的行为主义学说，奖励的缺失会使反应强度减弱，而不是增强。
但是当然，人类亦是如此。当一台自动售货机不再发货时，客户会更用力地推拉几下，甚或敲打或者踢几脚，要么是发泄，要么是以为哪个地方卡住了，需要再踢一脚。行为主义学说对此内部的过程没有什么解释，特别是对问题的思考不予解释，可是，若干行为主义者注意到，他们的老鼠有时候的行为看起来好像是在做些基础的目标型思考。
一位著名的研究人员爱德华·查斯·托尔曼（1886-1959）了解这种情况，他是赫尔同时代的著名人士，也是30和40年代著名的新行为主义者。他观察到，一只老鼠跑过几次迷宫之后，它会在某个地方停下来做决定，左边看看，右边看看，往前走一点，也许再往回跑一点，都是在作出决定并继续进行之前发生的。他在1938年就任美国心理学协会主席时的致辞中说，很清楚，老鼠是在脑袋里面进行“替代性的试误法”。“从人类的角度来看，”他说，“老鼠似乎是在进行‘三思而后行’之类的把戏。”
这是托尔曼在老鼠的许多行为当中找出的一部分例子，他认为，这些行为只能解释成老鼠的头部有某种过程在进行中。几年以前，他和一位同事曾制作过一只简单的迷宫箱，里面有三条通向目标盒的路径。最短的那条是从启始处直通目标盒的；第二条稍长一些，向左弯了一下然后在中途接入最短的直路，距目标盒尚有一半的路程；第三条最长，向右转了很长的弯，然后才在靠近目标盒的地方接入最短的那条直路。经过一系列试验后，老鼠按行为主义的理论所预测的那样三条路都跑过，然后学会了选最短的那条直路，因为这是最容易建立起来的习惯。
然后，托尔曼在直路的中途设了一道障碍，这样的话，老鼠只能通过最长的那条路才能取到食物。按照行为主义理论，当老鼠顺着直路跑下去然后发现障碍时，它应该绕回头来试下一个最容易建立起习惯的路径——即中等长度的那条——可它立即就选了最长的那条。对托尔曼来说，这意味着，老鼠已经建立起了这整个迷宫的某种思维全图，并“意识到”障碍物挡住所有的路径，只除开最长的哪条。
托尔曼进行过许多类似的实验，其中大部分的实验都要复杂得多，可所有的实验都支持他的观点，即，“老鼠的大脑里已经建立起了这个环境的某种类似场图的东西。”他说，标准的行为主义理论只提供了迷宫学习的部分解释：“我们同意……穿迷宫的老鼠经受着刺激，作为这些刺激的结果，它最终导向实际发生的反应。可是，我们感觉到，其中的大脑活动更为复杂，更有模式，而且，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比刺激-反应论心理学家的自主能力更大。”
这些研究导致托尔曼推敲出一种他叫做“目标性的行为主义”的学说。它的基本意思是，老鼠并非作为一种自动机而产生行为，它们并非完全按照自己所体验的刺激的次数和种类而形成习惯，而是，就好像，它们还受到自己的期盼、它们认为某种东西在某种情况下会导致某种结果的知识、它们的目标和其它一些内部的过程或者状态的影响。如一位正统的行为主义者所嘲笑的那样，托尔曼的老鼠已经“陷入了沉思”。
托尔曼把这种内部的因素称作“干扰变量”（它们会干扰刺激-反应过程），并坚持认为，它们与行为主义是相兼容的，并行不悖的。“对于行为主义者来说，”他写道，“‘精神过程’应该被承认而且按照它们所导向的行为的术语来定义。（它们）是看不见的，可都是推断出来的、行为的决定因素……行为和这些推断出来的决定因素都是客观的，是有定义的存在类型。”这是在尽力维护行为主义的理论，可是，托尔曼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还是在行为主义的大堤上掏了一个细缝，导入了一小滴思维。到时候，它会变成一场洪水。
如果奖励和重复只能部分地解释老鼠的行为，则它们对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和工作机理的解释就会更有限。拿记忆作比。行为主义者以纯粹数学的术语来描述它：尝试和强化的次数越多，奖励越多，刺激和反应的时间就越接近，刺激产生反应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刺激是诸如“5之后是什么”？这个问题，反应就是“6”。如果刺激是“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答案就是一串7位的数字（包括区号在内有10位）。第一位数字是对总是的反应，可也是能够产生第二位数字这个反应的刺激，等等，其方式是一串联想联系。
可是，就算在行为主义时代的高涨时期，心理学家们也都知道，人类的记忆比这个复杂得多。一方面，我们“整块”记忆某些信息：比如，我们把区号作为一个单元来记忆，而不是作为一系列互有连接的反应。另外一方面，我们有不同种类的记忆：我们可以暂记住某些电话号码，我们查出号码，暂时记住，直到拨号，然后立即把它忘记掉，可同时，我们还会记忆“长效记忆”的东西（我们把认为需要的东西当作知识长期堆积在仓库里）。某些东西需要无数次的重复和奖励才能固定在记忆里面（很多人好像记不住自己的社会安全代码，曾经看过几十次也记不住）；其它一些东西（在某家饭馆进餐付的一次特别贵的账，孩子说的第一句话）只需要经历一次就能在记忆里保持很长的时间。人类记忆的这些特点和许多其它的特点，并不能用行为主义狭隘和古板的公式来解释。
在整个行为主义时代，一些心理学家持续不断地以更为宽泛，更为深刻的方法来探索人类的记忆，不仅如此，他们还探索行为主义曾经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心理学现象，如感觉、动机、性格特征、推理、解决问题、创造力、儿童发展、遗传倾向和经验之间的内部作用还有人际关系。慢慢地，关于这些话题而收集起来的数据，和这些数据提出来的一些行为主义不能够回答的问题，为托马斯·库恩在他对科学革命的著名分析中表达的新理论铺平了道路，这就是他叫做“范式转移”的东西——向一种新学说相对突然的转移，它囊括积累起来的大量数据，并使这些按照目前的学说很难解释的数据产生意义，如果这些数据是有意义的话。
同时，其它领域里进行的一些研究也开始对思维的工作机制带来新的曙光了。从人类学里，得出了有文字以前的人类如何思想的研究；从心理语言学中，得出了人类如何获取并使用语言的知识；从计算机科学中，人们知道了一种全新的设想思维的办法——像信息处理一样，一步一步地往前进，就像一道计算机程序。
到60年代，所有这些影响开始汇集成一种有关思维和行为的观点，称作“认知科学”——没有超自然存在并建立在实验方法上的一种认识论，通过它，人们可以对精神过程进行合理的推断。
随着认知科学的到来，行为主义很快失去了它在心理学中颐指气使的地位，它不再是像它宣称的那样一种足以解释所有行为的方法。公爵大学的格列高利·金布尔总结了心理学家们对行为主义幻想的灭失：
虽然古典的学说以简单的学习理论形成并经过了检验，但是，在一切的背后，总是有一种假定，即这些理论可以应用到所有的行为之中去……（而且，）学习的大部分基本法则已经被寻找出来，而留下来的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小问题，这些解决系统分类的小问题只不过是把一些主要的理论家们区分开来而已……（然而，）到本世纪中期，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古典的学习学说在范围上受到局限，我们的科学知识已经上升到的高度还在伽利略以前，而不是在牛顿以后，如赫尔和其它一些人曾思考过的一样。
奇怪的是，只有当行为主义已经日薄西山、日渐式微的时候，其子属支流行为疗法才被广泛使用，并合乎情理地成为对范围有限的一些心理疾病，特别是恐惧症非常成功的疗法。
行为疗法正确的地方——它有用，但是用途有限——与其附属的行为主义理论是类似的。它不是一种谬误的学说，而是说，它只能解释最基本的一些行为形式，而这些行为只是老鼠心理的一部分，也是人类心理学的极小的一个部分。对它的成就的一个极端评论见于1968年一位心理学家尼西米亚·约但的说法：
现代美国科学心理学是在一片不毛之地上白费精力的不孕专家。数年辛勤劳动和数百名教授及数千名学生不懈的努力得出的成果几乎是一个零……自那个“划时代的”时刻（沃森1913年的宣言）以来，53年的时光已然过去，可不可以指出对于人类知识的增长有一点积极意义的任何贡献来？一点都找不出来。
尽管失望的很多人并非都如此激烈地批评行为主义，可是，在60年代，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研究和教学中心都从行为主义向认知理论转移了。到70年代，行为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挤了出来，被新的、更为多样化的心理学所替代，这些新的流派研究更为深刻和更为广泛的内容，是本书余下部分要讲到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