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科学”
一位在心理学这门新科学里成了出类拨萃的教授，可又不承认它是一门科学的人，应该归入哪一类呢？他赞扬实验心理学家们的发现成果，可又不情愿进行实验，尽量少做实验；他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19世纪晚期）美国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可他从没有上过心理学课，甚至有时候还否认自己是一位心理学家。
听听这位怪杰威廉·詹姆斯的话：
对一位写诗的朋友，他以对德国机械论者的新心理学不无嘲讽的口吻写道：“科学现在可以确认的惟一灵魂，就是一只砍掉了头的青蛙，这只青蛙的抽搐和扭动表达出比你们这些怯懦的诗人所能梦想到的更深刻的真理。”在给他兄弟，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信中，他说心理学是一种“讨厌的小课题”，只要是人们想知道的，它都不去研究。在他完成他自己卷帙浩繁和权威性的《心理学原理》后不到两年时间内，他写道：
听到人们骄傲地谈论“新心理学”，看到人们在编写“心理学史”，真是件奇怪的事情，因为这个词所涵盖的真实元素和力量在这里根本就不存在，一点清晰的影子都找不着。只有一串纯粹的事实；一些闲言碎语和不同意见的争执；仅只在描述水平上的小小分类和综合；一种强烈的偏见，说我们有不同的思想状态，说我们的大脑控制着这些状态；可是，根本就没有任何规律可言，不像物理学能够给我们列出一些定律那样找出规律来，没有一条命题可以拿出来用以从因到果地推断一个结果出来。这不是科学，它只是一门科学的希望。
可是，这位直言不讳的不服从者并非对心理学抱嘲笑态度，反而对它有极大的期望。他看出，它的目标是要发现每一种生理的“大脑状态”与相应的意识状态之间的联系；对这种联系真正的理解将是“科学的成就，在这样的成就面前，以前所有的成就就相形见绌”。可是，他说心理学还没有准备好实现这个目标；它的状态就像伽利略宣布运动定律以前的物理学，拉瓦锡宣布质量守恒律以前的化学。在这门科学的伽利略和拉瓦锡出现以前，它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是解释有意识的心理生活的定律，可是，“这一天最终必将来临”。
令人敬慕的天才
詹姆斯的话虽不是正式的评论，也没有自命不凡的意思在里面，不过，这些话告诉我们，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一位与冯特完全不一样的人，难怪他们对彼此的工作都没有什么好话可说。詹姆斯个子矮小，身体瘦弱，蓝色的眼睛，脸上有少许胡须，他长得眉清目秀，还有一个有贵族气的前额，他喜欢穿一些不那么正规的衣服，比如诺福克夹克、浅色的衬衣和宽松的领带，这跟他的教授身份不怎么相符。他为人友善，风度迷人而且还喜欢外出经常跟学生一起走过哈佛园，与他们谈话非常投机，这景象让严肃的教授感到害怕。作为一位讲课人，他又活泼，又幽默，以至于一天上课时，一位学生打断他的讲课，请他严肃一些。
尽管他总挂着一脸微笑，看上去有孩子气甚至很顽皮，可是，这是一位复杂的人物：他很坚强，可有时候又很脆弱，工作勤奋，也喜交际，心情开朗，但有时也受一阵阵子忧郁的困扰，对学生很友善，对家庭也充满爱心，可他很容易感到厌倦，而且喜欢夸大其事，干一些像校对之类的琐事时喜欢挑挑剔剔的。（对此他曾写道：“别再让我校对了！我会原封不动地退回去，再也不跟你说话。”）尽管他有绅士风范，行为也极有教养，可他有时候也会十分恶毒，比如前面引用的他评说冯特的那些话，可是，通常他只在私人信件里说这些，而在他的公开著作里却是谦逊有礼，客客气气的，哪怕是在批评别人的时候。
他行文极为流畅，很轻松写意，有关私人的话也说得很多，这是他同时代其他的心理学家，特别是德国人，做梦也绝不会做到的。在一些制约着一个人的好多功能社会性自我的不同规则中，他说：“总体来说你不能撒谎，但是，当问及你与某位女士的关系时，你完全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来；面对一个同行，你必须接受挑战，可如果是比你差的人，大可一笑了之，聊表轻蔑即可。”为了示意一个人对不喜欢的课题很难集中注意力，他举出下面这个例子（可能就是他本人）：
人们会抓住各种各样的借口来逃避手头上不想干的事情，不管这无意到手的借口是何等的琐屑和与己无关。比如，我认识一个人，他宁愿去拨火，剔地上的污渍，清理桌面，翻报纸，翻一翻眼睛能看到的任何书，修理指甲，简短地说就是磨磨蹭蹭地浪费掉一整个上午的时间，而且这一切都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为的只是他所不喜欢的形式逻辑学，而中午时分他应该做的惟一事情就是为这门课备课。对此，您有何高见？！
有时候，詹姆斯会用一些幽默的故事和笑话冲淡他作品里面的严肃性。在描写亥姆霍兹和冯特对一位刚刚错误地应用了他们的无意识参考原则的教授作何感想时，詹姆斯写道：“很自然，（他们）对他的感觉就像故事里那位水手对那匹马的感觉，因为这匹马把他的脚伸进马镫里了，水手说——‘如果你要穿上（往前走），我就只得脱下（下马）了。”’
詹姆斯有时也相当敏感，富有同情心。当海伦·凯勒还是个小女孩子时，他就买了一个估计她会喜欢的小礼物送给她，而事实上她永远没有忘记这个礼物——一根鸵鸟羽毛。
（海伦·凯勒为盲人、聋人和哑巴，凭惊人毅力学会数种语言，并成为作家。她的故事在全球传颂——译注。）
难怪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总结他时说：“威廉·詹姆斯，那是位可敬的天才。”
威廉·詹姆斯1842年出生于纽约市，他家境富裕，可万没有想到他竟会成了纨裤子弟，不算花花公子也只能算个浅尝辄止的玩家。
他祖父是苏格兰——爱尔兰血统，是从爱尔兰来到美国的，他是位精明强干的商人，还是伊利湖运河的发起人，赚了好几百万美元。结果，他的儿子亨利（威廉的父亲）根本就不需要去工作。亨利上了两年的教会学校，但因为觉得这里古板的长老会教条令人难受而辍学，可是，他还是持续对宗教及哲学问题感兴趣，一辈子都是如此。33岁的时候，他遭遇到严重的情感危机。晚餐后，当他闲看着火堆时，突然被一阵莫名的恐惧感笼罩住了——“一种完全失去理智和可怜的恐惧，没有任何显然的理由”；他后来说——虽说只持续了10秒钟，但却让他受到极大的打击，在以后的两年内持续受到反复发作的焦虑影响。看医生，旅行和其他一些分神的办法都不起太大作用，可最终，他在瑞典神秘主义者依曼纽·斯维登堡的哲学里找到了救助的办法，因为斯维登堡本人也曾受到这种焦虑感的打击。
恢复健康后，亨利把一部分时间用于写作神学和社会改革方面的作品（他认为自己是“一位哲学家和真理的追求者”），一方面用于对孩于们的教育上。他对美国学校不太满意，时不时带家人去欧洲——威廉·詹姆斯是5个孩子中的长子——以增长见识，补充教育，再把孩子们带回他们在纽约华盛顿广场的家，以保持与自己文化的接触。
结果，威廉·詹姆斯在美国、英国、法国、瑞士和德国都上过学，还接受过私人教育；他对随家人去过的那些城市的大博物馆和画廊都很熟悉；五种语言都说得不错；与梭罗、爱默生、格里利、霍桑、卡莱尔、丁尼生和J·S·密尔等经常造访他家的名人见过，交谈过，并听过他们的高论；在他父亲的影响下，他阅读广泛，有了哲学的基础。这并不是说老亨利·詹姆斯就是位工头和严守纪律的人，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他是位极不平常的随意者，是位可亲可爱的父亲，因为他允许孩子们在餐桌上随便谈论任何话题，而且，使他的朋友们万分吃惊的是，他竟允许孩子们去剧院。
可是，一位可亲可爱的和蔼父亲可能也会给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17岁的时候，威廉·詹姆斯希望当画家，可是，老亨利·詹姆斯却不同意这件事，并带全家去欧洲呆了一年，以冲淡此事，因为他希望孩子在科学或者哲学里面谋一份事业。只是因为威廉坚持要这样，他才勉强让他跟纽波特的一位画家学画。半年之后，威廉觉得自己缺乏这方面的大才，也许更多的是因为一种欠疚感而不是才气的缺乏，他遵照父亲的希望进入了哈佛大学，开始学习化学。
可是，繁文缛节的实验室工作考验了他的耐心，他很快转向当时的热点生理学，主要是因为穆勒、亥姆霍兹和杜布瓦·雷蒙在欧洲做出的开拓性工作使然。可不久，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开始转坏，威廉意识到迟早得自己谋生，因此，他转向了哈佛医学院。医学也没有能够唤起他的热情，因此，他花了近一年的时间跟著名的哈佛博物学家路易·阿加西兹一起去了亚马逊河，希望自然史会成为他真正喜欢的学科。结果没有，他不喜欢收集标本。
他回到了医学院，可又受到各种疾病的折磨——腰疼、视力欠佳、消化不良，还有一阵阵的自杀冲动——所有这些或大部分都因为他对未来的担心而加剧。为了寻找解脱办法，他去了法国和德国，约有两年的时间，在那里沐浴，在亥姆霍兹和其他著名的生理学家手下学习，结果对新心理学相当熟悉。
最后，他回来了，并于27岁完成了医学院的课程。他没有想办法去行医，因为他身体不太好，可是，他花时间研究了心理学，因为对前途的担忧而心情暗淡，再加上他有关意识的科学观点与这个世界及其父亲的神秘主义和精神追求相差甚远，因而郁郁寡欢。1870年28岁时，在经历了一年多的郁闷后，他突然产生了与父亲极为相似的情感危机。许多年以后，他在《宗教经验种种》，通过由一位匿名的法国人为他写回忆录的形式，描述了这种体验：
有天晚上，我在夜色中去一家成衣店买一件衣服，突然间，一阵可怕的恐惧感没有预先的警告就袭击了我，就像从黑暗中冒出来的一样。这恐惧感就是对自己的存在的害怕。同时，在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癫痫病人的形象，我以前在疯人院里曾看见过他，一位长着一头黑发的青年人，皮肤发绿，完全是个傻子，整天坐在凳子上，或者坐在墙上的架板上，双腿抱膝坐在那里。这形象就是我本人，我心里在想。我害怕得发起科来。这之后，宇宙对我的意义完全改变了。我每天早晨醒来时，胃底会有非常可怕的恐惧感，一种我以前从不知道的人生朝露感。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体验过了。
威廉成人后曾解释他父亲的危机，说那是对他那暴君般的父亲长期压抑住的敌对情绪总的爆发，可威廉从没有暗示过他自己的危机应作何解释。雅克·巴赞曾提出过一种假设：“人们完全可以合理地猜想，这是因为无法忍受的压力所致，因为他无法反叛一位从没有对他施过暴而只有爱的父亲。”
这次攻击使詹姆斯有好几个月神情颓丧。在这个期间，他特别受到德国生理学家对世界的机械论看法的困扰，这就是他自己的父亲一向反对的加尔文教的决定论观点在科学上的等同物。如果机械主义论真实地反映了意识，那么，他所有的思想、欲望和意愿都仅仅不过是一些自然粒子间相互的影响，都是事先决定好了的；他对判定自己的行动毫无办法，就像精神病院里的那个癫痫病人一样。
最后，跟他父亲一样，他通过阅读从这阵压抑中解脱出来——不过，他读的不是斯维登堡的书，而是法国哲学家查尔斯·赫努叶论自由意志的一篇文章。詹姆斯在日记里这么写道：
（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把他的自由意志定义——“在我兴许会有别的思想时，偏偏保持住我选择的这个思想”——改为错觉的定义。不管怎样，我会暂时——直到明年——认为这不是个错觉。我的第一个自由意志行动将会是相信自由意志。我要随我的意志再进一步，不仅以这个意志来行动，而且还要相信它，相信我自己的真实性和创造力。
他相信自由意志的意愿果真起了作用，他开始慢慢恢复了，虽然他的身体状况一辈子都是脆弱的，而且他还时不时地有短暂的压抑情绪出现。他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进行了生理学和生理心理学的广泛阅读，使心理健康也得到恢复。1872年，他快30岁的时候经济上还依靠父亲的支持，而且对未来也没有什么计划，这时，哈佛大学的校长，也是他的邻居——詹姆斯一家曾在剑桥生活了一段时间——查尔斯·埃利奥邀请他去哈佛教授生理学。他接受了，在以后的35年中，他一直呆在那里。
但不是作为一位生理学教授呆在那里的。3年后，他开始教授生理心理学课程，并开始在他与劳伦斯·黑尔的小实验室里为学生们进行演示。他继续杂乱地读书，形成他自己玄妙的心理学概念，并在下个3年时间里写了大量文章和书评，极力鼓吹他的思想。出版人亨利·霍尔特提供给他一份合同，让他写一本有关这门新的科学心理学的教科书。詹姆斯签了合同，但说了声对不起，因为他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该书。结果他花了12年时间，于1890年完成了该书，但是，他写作的这本书非常成功，远远超出了出版人原来的希望。
詹姆斯开始写作这本书的那年，即1878年，在另一方面也是一个里程牌。36岁时，他结了婚。尽管他相信自由意志，可是，他好像已经是某种在配偶的选择上不是位自由的代理人。两年之前，他父亲从波士顿激进者俱乐部开会回来时宣布，他已经遇到了威廉的未婚妻，即艾丽丝·吉本斯，波士顿的一位小学教师和小有成就的钢琴家。威廉尽管是拖着两条腿去见她的，可是，一旦见到，树已成船，生米搞成了熟饭。追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艾丽丝成了他忠实、坚强的妻子和好帮手，她成了5个孩子的母亲，抄写员和终身的智力伴侣。她欣赏他的天才，理解他的情感需要和气质上的反复无常，而且，尽管有很多时候是剑拨弩张，关系不轻松得很，特别是在威廉每次要进行长时间旅行之前——他有时需要分开一阵子——但是，他们是一对忠实和互敬互爱的夫妻。
一旦结婚后，詹姆斯还残留着的一些神经和生理上的症状就开始减轻了，尽管他的身体总不是尽善尽美的，不过，他对生活的态度却是大为转变了，那种热情和能量是以前都没有体验过的。他最后终于成了一位经济独立、有自己的身份的男人，有家，有收入，有追求自己的目标的自由。两年后，哈佛承认了他的特别兴趣和才干，让他当上了哲学系副教授（他对心理学持有的大观点在这个系里更合适一些，而不是生理学系），并于1889年最终把他的称号改变了，变成心理学教授。
创立之父
詹姆斯于1875年开始教授心理学之前，美国大学里不存在心理学教授。当时，美国大学里教的课程中，惟一的心理学形式是颅相学和苏格兰心理生理学，这是联想主义的一个分枝，主要用作天启教的辩护。詹姆斯本人从没有上过新心理学课程，因为没有这样的课程可以上，如他所嘲笑的：“我听过的第一次心理学讲座是我自己讲的。”
但在20年内，至少有20多所美国大学开设了心理学课程，出版了3本心理学杂志，还成立了一个专业性的心理学学会。心理学到达花期有三个原因：许多大学的校长希望效法德国心理学机构的成功，冯特训练出来的心理学家来到美国，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詹姆斯的影响，他通过教学，通过他的十几篇极受欢迎的文章和他的杰作《心理学原理》，把这些影响扩散出去了。
詹姆斯把实验心理学引进了美国。他至少是与冯特同时向学生进行实验演示的，如果不能算更早些的话，詹姆斯和学生开始进行心理学实验的时候，与冯特与学生一起做实验是同时的。可笑的是，詹姆斯一方面极强调实验的价值，一方面却觉得它十分无聊，而且在学术上也太过局限了。他通常只花两个小时进行实验，他告诉一位朋友说：“我天生不喜欢实验工作，”而且，谈到莱比锡大学实验室的工作风格时说，“一想到心理——物理学实验和完全的铜制仪器及代数公式，我就对这种心理学恐惧已极。”
然而，他相信实验心理学，而且让学生进行广泛的实验。他们让青蛙飞速旋转，以探索内耳的功能；他对聋哑人也做同样的实验，以检测詹姆斯的假设，即由于他们的半圆形通道已经损坏，他们对晕眩的敏感度比正常人就应该少一些（他是对的）；他们在青蛙腿上进行反射实验，在人类受试者身上进行反应-时间和神经传递速度的实验；而且，他们远远超出冯特生理心理学的范畴，还进行了催眠和自动写作的试验。
尽管詹姆斯不喜欢做实验，但当证明或者驳斥一个理论最好的办法是进行实验时，他还是迫使自己做一些。在他写作《心理学原理》一书有关记忆力的一章时，他希望检测“功能”心理学家们仍然相信的一个古代人的信仰，即记忆跟肌肉一样，它是可以通过练习来加强的，而且，记忆任何事情因此就会不仅改善对被记忆材料的记忆力，而且会增强记忆所有材料的能力。詹姆斯怀疑这一点，便让自己当了受试者。在8天时间内，他背诵了维克多·雨果《讽刺》一诗的158行，每行平均约花50秒的时间。然后，他开始背诵弥尔顿的《失乐园》。在38天的时间内，他每天花90分钟时间进行背诵，直到背诵完全诗（798行）。如果练习的理论是正确的，这个长时期的努力应该能够极大地加强他的记忆力。他又回到《讽刺》一诗，并背诵了158行——发现每行背诵的时间比第一次多花7秒时间。练习并没有增强他的记忆力，反而减缓了，至少是暂时的。（他让几位助手重复这个实验，结果大致相同。）一项在两千多年的时间内被广泛接受的的心理学理论，而且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外行人相信的东西被彻底驳倒了。
可是，詹姆斯自己的实验对他的心理学思想来说只是一个来源，而且是一个很不起眼的来源。他把在哲学和生理心理学领域读到的书全部利用起来；1882-1883年在欧洲呆了半年多时间访问各大学，参加实验室活动，听各种讲座，与几十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和其它科学家们会谈；与他们定期通信，并收集了对不正常思维和正常思维在催眠、药物或者压抑情形下进行的临床研究材料和报告。
他通过内省得到了许多主要的见解和推想，这个极为不同的来源与冯特和学生所说的内省法有很大的差异。在詹姆斯看来，通过冯特内省法捕捉和分离思维过程中的一些单个元素是一定会失败的：
正如一片雪花落在热手上就不再是一片雪花，而只是一滴落物一样，在我们想抓住某个正在结束的关系的感觉时，会发现我们抓到的是某种实在的、固体的东西，通常是我们发出来的最后一个单词，如果从静态的角度来看，而且以其功能、趋向，特别是在句子中的意义来看，经常就消失得没有了。在这些情形之下，内省分析的办法事实上就像是抓住某个旋转着的东西来感受它的运动，或者试图飞快地打开煤气灯，以看看黑暗是个什么样子。
可是，他觉得，博物学家的内省法——按照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感觉实际上的样子来观察它们——可以告诉我们很多有关精神生活的东西。在詹姆斯来说，这是最为重要的调查方法，他把这些方法定义为“搜寻我们自己的脑海并报告在那里的发现”。（他是在指有意识的心理活动的内省。当时，他自己和其他心理学家都不知道，我们的心理活动有多大的一部分是在意识之外发生的。）
这样的内省法需要精神集中和实践，因为内在的状态一个接一个挨得很近，经常还混合在一起，因而很难把彼此区分开来。然而，詹姆斯说，这是可行的，他把这个比作感官司感觉。正如人们可以看到的实践一样，人们可以通过仔细观察，命名然后给外在的物体分类而达到与探索内在现象一样的目的。
确切一些说，当时，关于这一点是否可能是有一个古典问题的。有意识的思维可以观察外部的物体，可是，它如何观察它自己的？是否有第二个意识来观察第一个意识？我们如何知道这样的第二个意识是存在着的——我们也能观察到它吗？如何观察到它？詹姆斯对这些复杂问题有一个答案：内省实际上就是立即回忆；有意识的思维会向回看，并报告它刚刚体验的事物。
他承认内省是很困难，也容易出错。当感觉飞速地发生时，谁能保证它的精确顺序呢？当感觉大同小异时，谁能保证它们之间的比较强度？如果两者都只是在瞬间发生的，谁能说哪一个占的时间长一些？谁能把像愤怒这样一种复杂感情中所有的成分都列举出来？
然而他又说，某种内省式报告的有效性可以通过至少56种已经验证的实验方法来测试和检验。比如，简单心理活动的时间长度可以通过内省法进行估计，再通过反应-时间实验来验证；又如，一个人可以同时记忆下来多少数字或者字母的内省报告，是可以通过通觉实验来加以验证的。
而且，虽然有关更为复杂和微妙的心理状态的内省报告也许不可能通过实验方法加以验证，但是，詹姆斯相信，由于这些动作都是可以通过内省来观察的，因此，任何对此直接了当的叙述都可以被认为是文字上的。在任何情况下，“内省观察就是我们首先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依靠的办法”。
詹姆斯心理学思想的另一个来源——也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个人和非科学的来源：他对人类行为博物学的、感觉的和聪明的解释，以他自己的经验和理解为基础。他许多的主要见解都来自“心理学分析”，这是杰出的心理学家欧内斯特·希尔加德在他权威性的《美国心理学》中所说的：
进行“心理学分析”就是回忆日常观察，然后提供一个对相关经验和行为的可行的解释。一旦表达出来，这样的一些解释经常就是十分可行的，甚至于让详细的证明显得毫不相关，或至少烦琐得不值一试。莎士比亚就是这样一位“心理学分析者”，他没有作出任何当一个心理学家的打算。在心理学家中，詹姆斯是一位超群的心理分析者。其结果是，他鼓励了一种全幅武装、热心快肠的心理学，这种心理学无意于一些枝节琐事——一种坚强和重要的心理学勇敢地面对着心理学上最为令人困惑的难题。
经过12年的研究、内省、心理分析和写作之后，詹姆斯完成了《心理学原理》，这本书对他来说一直就是一个不可忍受的负担。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两卷本加起来近1400页——而且完全不适合用作教科书。可是，在两年时间内，他又从中改编出一本简写的教科书来。（非简写版以“詹姆斯”著名，简写本以“吉米”著名）《心理学原理》立即获得了轰动效果，而且对美国心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乎60年后，哈佛大学的哲学教授拉尔夫·巴顿·佩里还经常说到它：“心理学中没有哪一本著作曾获得过如此热烈的欢迎……其它的任何著作也没有赢得过如此经久不衰的名声。”
到1892年，当詹姆斯完成吉米时，他已经在心理学上教授和写作了17年了，对它已经有些厌倦了。从那时起，他把创造才能转到其它一些事情上去了：教育（他讲授心理学在课堂里的应用，并于1899年出版了《与教师一席谈》）；不同种类的宗教体验的实践结果（《宗教经验种种》于1902年出版）和哲学（《实用主义》出版于1907年，这使他成为美国著名的思想家）。
可是，他的确继续写作一些大众文章，把他在《心理学原则》中提出来的思想再宣传一番，并保持与心理学发展的步伐。1894年，他是唤起人们注意当时还不太引人注目的维也纳医生西格蒙·弗洛伊德的第一个美国人，而且在1909年，他尽管还在生病，但还是去克拉克大学看望了惟—一次到美国来的弗洛伊德，并听到说话。
作为一位一向反抗传统的人，詹姆斯情愿探索在可接受的科学范畴之外的心理学的形式。他对唯灵论和“灵魂”现象产生了深刻的兴趣，认为这些东西是非正常心理学的延伸；他还紧跟心灵研究者们的步伐；参加一些降神会；1884年还成立了美国灵魂研究协会。他曾经与一位垂死的朋友订下契约，约好在他死后坐在他的屋外等待与它界的朋友对话；没有什么对话发生。詹姆斯把对这类主题所抱的开放的态度与严格的科学证据联合在一起；后来，在他的生活中，他曾经总结说：“我发现自己相信在这些接连不断的灵魂现象报告中的‘某种东西’，尽管我从未曾掌握到任何确切的证据……理论上讲，我跟开始的时候相比没有什么进步。”
自1898年起，詹姆斯因为一项个人的原因而产生了对死后世界的兴趣。那年，他56岁，在阿迪龙戴克斯山区爬山时心脏劳累过度，从那以后就有了慢性心脏病。他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1907年他从哈佛退休了，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内写了哲学方面最为重要的两本书，1910年就去世了，享年68岁。约翰·杜威当时评论他时说：“大家一致公认，他一直是美国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如果不是因为人们对德国人和事不合情理的赞扬，我认为，他也就是他这个时代和任何国家里最为伟大的心理学家——也许是一切时代里最为伟大的心理学家。”
卓越心理分析者的思想
詹姆斯在心理学领域的每一个话题上都有很多话要说，这在他那个时代就已经看出来了，可是，他主要的影响还是因为下述几个概念：
功能主义：这个标签通常适用于詹姆斯心理学。与新心理学家不一样，詹姆斯认为，较高等的活动是因为其适应价值通过进化过程随年龄增长而形成的，而新心理学家们却认为，较高级的心理活动是通过简单元素在每个人身上积累而成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的时候（1871）他才17岁，而《人类的祖先》出版时（1871）他已经29岁，因而对两本书都有深刻印象。在他看来事情很清楚，意识的复杂过程之所以产生的进化，是因为他们的生命保持功能，为了理解这些过程，人们必须询问他们要完成什么功能。
功能主义是个举手可得的标签，而且很准确，只是，它只适用于詹姆斯心理学的某些部分。他没有实际的系统，而且有意避免让自己的思想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因为他感觉到，现在让心理学形成一个宏大理论的时机尚未到来。如拉尔夫·巴顿·佩里所言，詹姆斯是位探险者，而不是制图人。在《心理学原则》中，他提供了有关每一个心理学现象的材料和理论，从最简单的感觉到推理，而没有强行把一切东西归结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中。
然而，他的确有自己鲜明的观点。德国生理心理学家们说，心理状态只不过是大脑和神经系统的生理状态，而詹姆斯却说这是“目前心理学状态下无正当理由的妄断”。他认为精神生活是真实的，而生理学认为人的意识只不过是对外部刺激的生理反应的观点是不值得信赖和争辩的：
所有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相信，他们能感觉到自己在思想，他们能区分作为内在活动或者激情的心理状态和它可以通过认知活动来处理的所有物体。我认为这个信仰是心理学所有基本条件中最为基本的，我会抛弃任何对其确定性的奇怪怀疑，认为那对本书的范围来说将是太过玄妙。
因此，心理学的合适主题就应该是对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能意识到的、和它们为这个有机体所要完成的功能的“意识状态”的内省分析。
（我们将掠过詹姆斯就生理心理学在《心理学原理》中所说的话，因为在这些章节中，除了一些清彻透明和诗意的散文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明确属于詹姆斯的。）
意识的本质：尽管詹姆斯排斥生理心理学中的物质主义，但他不能够接受另一种形式的古典二元论，即认为意识是与肉体平行或者不依靠肉体而单独存在的某种独立体的观点。这不仅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而且除了别人以外，费希纳和东德斯都已经显示，某些生理对刺激的反应引起了一些意识状态。
詹姆斯考查了就意识-肉体问题提出的每一种主要办法，最后确定了一种观点上的二元论。有外在的物体，还有我们对这些物体的知觉；有一个物质的世界，还有一套与之相联系的意识状态。后者不仅仅是由外部事物引起的大脑状态，它们是心理状态，可以彼此间发生影响，而且，在意识的王国里，它们还遵守它们自己的因果法则。
不管意识状态最终的本质是什么，詹姆斯说，心理学家都应该把意识-肉体这个问题搁在一边。心理学远远还没有准备好或者能够理清生理状态与心理状态之间的联系，而它在目前应该关心的问题是描述并解释如推理、注意力、意愿、想象、记忆力和感觉等的活动。从詹姆斯的时代起，这就是许多心理学流派的主要观点——人格及个人差别的研究、教育心理学、非正常人心理学、儿童发展研究、社会心理学；的确，几乎是任何东西，只是实验心理学除外而已。这个学派的大部分人将会变成行为主义者和今后几十年当中的反“心理主义者”。
意识流：詹姆斯利用内省分析作为其探索有意识思维的主要方法，他强调说，这种方法感觉到的直接的现实就是复杂意识思维无法言说的流动：
大部分书都以感觉开始，它们都是最简单的心理事实，而且是按合成的方式进行的，总是从底下的那些建起更高的一些。可是，这就抛弃了实证主义的调查方法。没有人曾经拥有一个自发而来的感觉。从我们出生的那天起，意识就是许多物体和关系的集中复合。心理学有权在一开始就假设的惟一基本前提就是思维本身这个事实。对于我们这些心理学家来说，这个第一事实就是，某种思维还在继续当中。我用思维这个词来表示任何形式的意识，而不作任何分别。如果我们可以在英语里面说“它想”，就像我们说“（天）下雨了”，或者“（外面）刮风了”，我们就是在以最为简单的方式和最少的假定来宣称一个事实。因为我们不能，所以，我们都必须简单地说，思维还在继续之中。
詹姆斯认为意识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个过程或者功能。正如呼吸是肺的功能一样，传递有意识的心理生活就是大脑干的事情。为什么要干呢？“为了把一个已经变得过于复杂的神经系统导于调整自身的正规上来。”意识允许有机体考虑事物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状态，而且，因为有了由此而来的预测能力，它可以事先计划并调整其行动，以适应环境需要。意识“无事不起早，可除非这事就摆在眼前，否则，许多事根本就算不得一件事”。最主要的事情是要生存，那就是它的功能。
就进一步的内省，我们可以注意到，意识是有某些特征的。在詹姆斯提出的五种特征中，最有趣的是——因为它与传统的亚里士多德思维概念相矛盾——每个人的意识都是一个连续统一体，而不是一系列相关联的经验或者思想：
那么，意识自我出现时并非一排砍碎的粉屑。像“链”或者“连串”这类的词并不能合适地描述它刚刚出现的样子。它不是接上去的某种东西；它会流动；一条“河流”，或者一条“小溪”是很自然地描述它们应该用的比喻。因此，本书再次描述它们的时候，让我们把它叫做思想之流，意识之流或者主观生活之流。
虽然我们的思想或者知觉的对象也许好像是不同和分开的，但我们对它们的意识本身却是一种连续的流，它们就像是浮在小溪上的东西。
思想流的概念（或者，按照它更为人所知的说法叫意识流）在心理学家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并成为研究和临床工作中非常有用和重要的东西。它还被很多作家立即拿去写作意识流风格的小说，其中有马塞尔·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娅·吴尔夫和格特鲁德·施泰因。（施泰因实际上还在哈佛跟詹姆斯学习过。）
自我：就连意识的间歇，比如在梦中发生的，也不能中断这个流的连续性；当我们醒来时，我们都不难在意识的流中做好这个连接，就是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可这是因为意识的另一个主要特征：它的个人本质。思想不仅仅是思想，它们还是我的思想或者你的思想。有一个个人的自我能区分自己的意识和其他人的意识，而且一时时，一天天都知道，我就是几分钟、一天，10年或者一辈子以前的那个我，同一个我。
自从心理学诞生以来，思想家们一直都在挣扎着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是谁或者是什么知道我就是我，知道我的经验都是发生在同一个我的身上的。是什么物质或者实体，是什么观察者或者监测者解释自我的感觉或者连续身份的？詹姆斯把这个问题称作“最令人困惑的难题，而心理学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古典的答案是，灵魂或者超验的自我。可是，一个世纪以前，休谟和康德都曾表明，我们不可能对这样一个自我产生实证主义的知识。哲学家们也许还可以就此思辩，可心理学家们不能够观察研究它。相应地，19世纪的实验心理学家们甚至都不谈论自我，英国联想主义者们抛弃这个问题，认为它只不过是一些倏忽而过的思想之链。
可是，詹姆斯感觉到，“对一种明确的自我原则的信仰”是“人类常识”最为基本的部分，而且找到了一条将一种有意义的——而且可以研究的——自我概念归还给心理学的办法。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单独的自我，我们认为某些事情是我或者我的。这些感觉和与它们联系起来的行动可以进行调查，因而就是“实证的自我”。
实证的自我有好几种元素：物质的自我（我们的身体，衣服、所有物、家人、家庭）；社会的自我或者我们（我们是谁，我们与生活中的不同的人处于相互关系时如何行动——一种对社会心理学的预测，这作为一个专业几十年后才出现）；还有精神的自我，一个人的内心或者主观的存在，他整个的心灵功能或者性格的集合。所有这些只能通过内省的办法和观察的办法加以探索；实证的自我总体来说是可研究的。
可是，这还是没有完全解决这个最令人困惑的难题。什么东西解释这个我性的感觉、自我状态和归属感，即我就是刚才那个我这种纯粹的确信？詹姆斯辨别了像属于“纯粹的自我”这样一个完全是主观现象的思想，并提出，它对连续个人身份的感知来自于意识流的连续性：“感觉（特别是肉体的感觉）的连续统一体的各部分的相似……构成我们所能感觉得到的那个真实、可证明的‘个人的身份’。”
詹姆斯说，既是这样，心理学就不需要假设有一个观察者或者灵魂在观察这个了解一切的意识并保持身份的感觉：“表达实际的、如它们所出现的样子那样的、意识的主观现象时，（灵魂）无论如何是不需要的。”他在吉米一书中把这个有力的结论说得更斩钉截铁：
意识的状态就是心理学完成其工作所需要的全部东西。形而上学或者神学也许能证明灵魂存在；可是，对于心理学来说，这个单一体实在的原理的假设完全是多余的。
意志：有些同时代人说詹姆斯对心理学最有价值的贡献是他的意志理论，即有意识的、能引导自愿活动的过程。
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中对意志的大部分讨论都是神经生理学方面的，处理的是意志如何生成神经脉冲，脉冲如何产生所需要的肌肉运动。可是，他所捡起来的有趣得多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一开始就想到自愿采取一个行动的。关键的因素，按他的观点来看，就是要提供有关我们获取所欲求的目标的能力这方面的信息和经验：
我们想要感觉、拥有、完成各种各样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当时并没有被感觉到、被拥有和被完成。如果伴随着这个欲望的还有一种感觉，即获取是不可能的，则我们就只是希望，可是，如果我们相信这个目标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的，我们就会产生意愿，即所欲求的感觉、拥有或者完成就应该是真实的；而目前它就变得真实了，要么是在意愿产生的时候立即发生，要么就是在某些先决条件已经形成之后。
我们如何感觉到所欲求的目标就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的？通过经验；通过我们对自己的不同行动会达到什么效果的了解：“提供各种可能的、不同的运动的想法，这是意志生活的第一个先决条件，而这些想法是由经验根据它们不是自愿的行为留在记忆里面的。”婴儿想要抓住一个玩具，因而手足作出无数随意的运动，这迟早会与想要的玩具连接在一起的。它们最终会能够产生合适运动的意愿的。做个类比的话，成人积累了不同行动及其可能后果的大量的想法，我们行走，谈话，进食，并执行无数其它的行动，都是通过产生合适行动并获取所欲求的目标的意愿来进行的。
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毫不犹豫地产生日常行动的意愿，因为我们感觉到这与我们想做的事情并不矛盾和冲突。可是，在其它一些时候，互相冲突的一些想法存在于我们的脑海里：我们想做甲，但我们也想做乙，这是互相矛盾的。在这样一些情况下，什么东西决定我们产生采取哪一个行动呢？詹姆斯的答案：我们将两者的可能性相比较，决定除一个以外，其它的一律放弃，因而让这一个成为现实。当我们做好决定后，意愿就接过来了；或者，人们也可以说，选择放弃哪一个想法，注意哪一个想法这个动作即是意愿行动本身。
詹姆斯举了一个独特的个人例子。在一个寒冷的早晨，他躺在床上，他说，知道如果不起床就会迟到多少时间，就会让好多事情放在那里没人干，可是，他不喜欢因为起床而带来的那种感觉，而宁愿选择继续留在床上将会带来的感觉。最后，他有意禁止所有的想法，只考虑那天必须做什么事情。哎呀呀，这个思想成了他的注意力的中心，因而产生了合适的行动，他马上就坐起来，下了床。“意愿的基本成就，简单地说，当它是最为‘自动的’时候，就是注意另一个不同的对象，并让它在意识面前保持足够长的时间……注意力的努力因而成为意志最基本的现象。”
有时候，做决策是立即和简单的，有时候很长时间而且是因为决意、推理和决策结果。不管过程如何，在每种情况下，意识是行为的原因，是因果关系中的干扰者，而不是对外界影响被动的自动反应。自动的行动暗示着脱开意志。
詹姆斯本人，如我们所知，后来在他的情感危机中也相信自由意志，这个信仰曾帮他度过了难关。可是，他仍然得用科学心理学的基本信条与这个信仰调和起来：所有的行为都是，或者最终都将是可以解释的，每一种行为都有其原因所在。如果每个行动都是可确定的原因的结果，怎么可能有任何自由让我们从好几种可能的未来当中选择一个并非完全确定的未来呢？然而，我们做一个决定，去做或者不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不管这事情是琐屑无聊的还是事关重大的，我们每次都能体验验到某种象是意志的自由。
詹姆斯是很坦率的：“我自己的信仰是，自由意志这个问题，从严格的心理学立场上来说是不可解决的。”这位心理学家希望建立一门科学，而科学是一种固定关系形成的系统，可自由意志不是固定的、可计算的关系；它超越了科学，因而最好留给玄学家们们去鼓捣。心理学就是心理学，不管自由意志是不是真实的。
可他又坚持说，相信自由意志在实用主义方面看来是有意义的，也有必要。他从心理学转移注意力以后就发展了实用主义的哲学，可它的种子还留在《心理学原理》中。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并没有像一些粗暴的简单化评论所断言的那样，说什么“真理就是能起作用的东西”。不过，它的确说过，如果我们将解决一个问题的各种方案的含义进行比较的话，我们会选择相信哪一个，采取哪一个行动。如果完全相信决定论，这会使我们消极和无能；完全相信自由意志，就会让我们考虑各种其它办法，来计划，来实施方案。因此，这是实用和现实的：
大脑是各种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的工具。然而，意识，因为有展现在它面前的自己的目的，而且也知道会导致什么样的可能性，经过什么方式，如果它有一种因果的功效，将会强化有利的可能性，压抑不利或者不相关的那些可能性……如果（意识）是有用的，它是通过其因果功效来实现这一点的，就像自动机器人理论必须屈从于常识理论一样。
这些观察意见虽然很有道理，也经久不衰，可是，詹姆斯讨论意志的某些部分，在今天听上去却很是奇怪，而且老掉牙了。在他讨论“意志的不健康”、嗜酒者或者吸毒者“被夸大的癖好”或者不能动弹的人“被阻碍住的意志”时，人们会听到他对罹于病痛中的人深刻的关心——也听到道德说教性的反对意见：
没有哪个阶级（的人）比无望的失败者更能理解人生的金光大道或独木桥之间的差别，那些感伤的人，那些醉酒的人，那些谋士、那些“欠债的”，他们的生活是知识与行动之间长期的矛盾，他们完全懂得字面的道理，可总是没有想到要让自己软弱的性格坚强起来。
詹姆斯的意志心理学在许多年里都是美国心理学中的重要特征，可是，在行为主义长期的统治下——从约1920年到1960年——这个话题从美国心理学中完全消失了；在这样一个决定论的系统当中，任何由有机体本身启动的行为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从那以后，意志论也没有能够卷土重来，至少在这个名字下是没有的；这个词在现代许多的心理学教科书中甚至找不到索引的条目。
然而，詹姆斯心理学有关意志的论述在事实上是现代心理学主流的一部分，其名字是：“有目的的行为”、“意向性”、“决策过程”、“自我控制”、“选择”、“自我功效”等等。现代心理学家，特别是临床心理学家都相信行为是，或者最终必将是完全能够解释的，可是，人类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指导他们自己的行为的。如果心理学家没有能够回答这两个概念为什么能够同时都是正确的，那么，他们经常就来找詹姆斯自己的解决办法：即这样一个信仰，我们不能够影响我们自己的行为，因此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即如果能够，则会产生有益的成果。
无意识：詹姆斯心理学关心的几乎全部都是有意识的心理生活；在《心理学原理》的某些部分，人们会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即根本就没有无意识的精神状态，大脑里面发生的无论什么事情，根据定义都是有意识的。可是，在许多地方，詹姆斯都曾对这个问题持不同的看法。在谈论到自愿行动时，他小心地区分我们有意识地命令的肌肉运动和其它的运动——即自愿行动的大部分——这些运动长期以来被执行和进行着，会立即和自动地跟随心理的选择，就好像是自己作出的选择一样。我们谈话，爬楼，脱掉或者穿上衣服，根本就不考虑所需要的身体运动：“心理学中的一个普遍原则就是，意识会放弃所有不再有利用价值的过程。”在许多种熟悉的活动中，我们都实际上在根本不考虑需要的运动时效果更好：
我们投出东西，抓住东西，射击某物或者砍下某物时，接触得越少，肌肉用力越少，我们反而做得更好，我们的意识也反而看得也更加清楚（更远的东西）。盯住你瞄准的地方，你的手就会抓住它；想着你的手，反而就会错过它。
因此，詹姆斯预测了现代学习研究，而这些研究证明，通过实践，更复杂一些的自愿动作，比如像弹钢琴，开车或者打网球都是“学得过熟了”，而且很大部分是在有意识的思维发出一个总的命令之后很快无意识地完成它的。
他还看到，当我们不注意体验时，我们也许会对这些东西不太注意，尽管它们对我们的感官会产生正常的影响：“我们醒着时，对习惯性的噪音等无动于衷，这证明，我们可以忽略否则会感觉到的东西。”
詹姆斯还很清楚无意识在非正常人心理学中的特殊现象的作用，比如，引用了法国心理学家艾尔弗雷德·比奈报告的一些歇斯底里盲目的例子：“比奈先生发现，他病人的手无意识地写下他们的眼睛正在无效地努力着要‘看见’的东西。”可是，詹姆斯的注意力集中在有意识的心理生活上，他不能想象完全无意识的知识；他感觉到，不管什么形式，不管在什么地方，所有的知识都是有意识的。他跟随另一位法国当代人，即彼埃尔·让内的思想，认为这样的些似是而非的无意识知识都是一种分裂人格的结果；主要的人格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却是为分裂的第二人格所“意识到”的东西。
詹姆斯以同样的方式解释催眠状态下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催眠后的暗示，在这样一些情形之下，病人在恍惚的状态中接受了一些指令，在醒过来之后就执行这些指令，可还是对按照指令所进行的事情一无所知。分裂的人格假设是很差的，非常有限，而且经不起实证的检验，可是，詹姆斯在无意识作为一种现实被普遍接受很早之前表达这个观点的时候至少承认，某些精神状态是发生在主要的意识之外的。
在《心理学原理》出版之后的许多年里，詹姆斯扩大了他的无意识观点，并依靠这个扩充来解释梦幻、自动写作、“魔鬼附体”和《宗教经验种种》中报告的许多神秘体验。弗洛伊德已经开始发表自己有关无意识的一些观点了，可詹姆斯不一样，他不认为无意识是动机的来源，或者是思维想从意识中驱除不能为社会所容忍的性愿望的方法。可是，早在1896年，詹姆斯就讲到了弗洛伊德发现的歇斯底里症状减轻办法的可能用途，而且，在听说1909年弗洛伊德在克拉克大学讲演后，他说：“我希望弗洛伊德及其弟子们能够把他们的思想运用到极致……他们一定会对人类本性的理解投下一线曙光。”
情绪：詹姆斯提出过一个很不起眼的理论，这个理论远远没有前面所述的大部头理论著名，但却引向了更多的研究。这就是他的情绪理论，它很简单，但也同样具有革命性。我们感觉到的情绪，并不是引起像快速跳动的心脏或者汗流不止的手掌这类肉体症状的那些东西，反过来，是对外部刺激产生反应的神经系统产生这些生理症状的，而我们对这些生理症状的感知就是我们叫做情绪的东西。这个说法如此有趣，如此具有说服力，它值得我们长篇大段地引用它：
我们自然的思维方法……就是，对一些事实的心理感知激发心理叫做情绪的心理效果，而后面的心理状态又会产生肉体表达。我的理论正好相反，即说是，肉体的变化直接跟随对引起刺激的事实的感觉，而且，我们对这同一些变化的感觉就是情绪。常识说，我们失去了财产，我们会痛苦和哭泣；我们会见一头熊，会感到害怕而逃走；我们受到竟敌的侮辱会生气，然后反击。这里要辩护的假设说，这个顺序是不对的，一个心理状态并不是直接由另一个心理状态引发的肉体的表达必须首先放在中间，更为合理的表述应该是，我们感到难过，因为我们哭了，感到愤怒，是因为我们反击了，感到害怕，是因为我们在发抖。
他把这个理论建立在内省的基础上，人们只需要仔细地朝里瞧一瞧就知道，人们的情绪是从生理表达中发展而来的：
如果没有跟随感知而来的身体状态，则感知在形式上就会是纯粹认知性的、苍白、无颜色、缺乏情感的温暖。我们也许会看见这头熊，并想着最好是逃走省事，接受侮辱并觉得奋起反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不应该在事实上感到害怕或者愤怒。
几乎就在同时，同样的理论由一位丹麦生理学家卡尔·朗格提出来了，他的工作詹姆斯是予以了承认的。尽管他和朗格并没有在这个理论上进行合作，但它很快便被确认为詹姆斯-朗格理论，并在今天的教科书中以这个名字进行讨论。
这个理论有一个奇怪的历史。它很快引起争议和研究，最终被认为在许多方面是错误的。沃尔特·坎农是位哈佛生理学家，他在1927年显示，有些不一样的情绪都伴随有总体上是同样的身体反应；生理反应不一定具体到能够解释不同情绪的程度。比如说，愤怒和害怕都伴有心跳加速和血压升高。另外，坎农说，内脏反应时间很慢，但情绪反应却经常是立即产生的。坎农的结论是，情绪刺激会激发丘脑（更新的研究已经精确地指出了下丘脑和边缘系统）；从大脑开始，信息会向外发出，一方面向自动的神经系统，从而在此生成内脏变化，一方面向脑皮质层，在这里生成情绪的主观感觉。
可是，詹姆斯-朗格理论仍然受到心理学家们的高度注意。它在假定情绪有生理成因上是正确的，尽管现在这些成因都被确认为自动的神经过程而不是内脏变化。而且，尽管这个理论有不精确之处，它还是具有实际的应用的。我们可以控制对刺激的生理反应，也就可以在同样程度上控制联想情绪。我们可以数十来控制愤怒，可以吹口哨而保持乐观勇敢，可以跑步或者打网球以区除烦恼。许多现代心理医疗家都教病人进行放松锻炼以减少焦虑或者害怕，还可以用自信的态度练习站立、行走和谈话，以获得对自己的信心。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及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的同事最近显示，当志愿者有意做一些与某些情绪相关的面部表情时——惊奇、讨厌、悲伤、愤怒、害怕、幸福——这些会影响到心跳和皮肤温度，并诱发少量合适的情绪。情绪的生理表达引起某种程度的情绪；总起来说，詹姆斯-朗格理论有一部分是正确的。
詹姆斯式的矛盾
大凡读过詹姆斯心理学作品的人一定会时常感到困惑：詹姆斯总是清晰明白而且很有说服力的，可是，在同一个话题相反的方面，他也是如此。詹姆斯经常是自相矛盾的，不是因为头脑混乱，而是因为他在学术问题上太过宽泛，无法使自己局限在一个封闭或者连续的思想体系内。著名的心理家研究者和几十年前的一位理论家戈登·奥尔波特总结了詹姆斯变色龙一样的习惯：
光是在《心理学原则》一书中，我们就能找到极明显、使人迷惑、公然的矛盾之处。比如，他既是一位实证主义者，也是一位现象主义者。星期二、四、六，他会指向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不过，在星期一、三、五他好像更富有才气，这时候，他会写到意识流、宗教体验的种类和战争的道德名称。
可是，奥尔波特却认为这种前后不一致是一种美德，自有其好处。他谈到詹姆斯“高产的矛盾之处”；认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经常会揭开问题的盖子，好让后来人加以攻破。
可是，结果詹姆斯对心理学的影响虽然很大，却是一阵阵子的；虽然流传甚广，但从没有处于主流地位。詹姆斯避免创立一个系统，没有形成任何学派，很少培训研究生，也没有追随者。然而，令人吃惊的是，他的思想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成了主流心理学的一部分，特别是在美国。詹姆斯在实验室方法和实验方法学上面输给了冯特，可詹姆斯的心理学极其丰富，有现实主义色彩和实用主义用途，从整体上胜过了冯特系统。如雷蒙德·番切尔说的：
詹姆斯将心理学从某种深奥难解和抽象的科学，其内省式方法学的难度使一些学生避之不及，转变成了一门直接谈及个人兴趣和关心的问题的学科。詹姆斯让心理学产生了一种特征，使它成为一个“下三流的小课题”，它排除了大家想知道的一切，但在他自己论述心理学的著作中，却与这种特征极不相符。
在主流之外，詹姆斯还在两个方面影响了心理学，这两个方面都是实际的。一是：他建议将心理学原理应用到教学当中去，这已经成了教育心理学的核心。另外一个是：1909年，作为“国立精神卫生委员会”的高级执行委员，詹姆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让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其它一些财团将成百万的美元分配到了精神卫生运动、精神医院的发展和精神卫生职业人员的培训中。
当美国心理学协会1977年庆祝其75岁生日时，开幕式讲演人戴卫·克莱奇说威廉·詹姆斯是“培养了我们的父亲”。谈到在过去四分之三世纪的时间里解决由詹姆斯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努力时，克莱奇说：“就算我把一切的收获和成就全部加起来，再乘以希望这个系数，所得的总数还是不足以作为足够丰硕的贡品供奉在詹姆斯的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