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政治管理学院是在古德诺博士的倡议下建立的，专门培养未来的公务员人才。柴东亮受邀讲座吸引了众多学生的围观。梁启超和蔡锷都是一袭青布长衫，看上去颇似学校的教员，并没有引起学子们的注意，柴东亮在讲台上侃侃而谈，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没有煽情的言论，没有蛊惑人心的政治语言，而是像一个商人一样分斤掰两。
“我们假定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他每年的收入是十块银元，他需要九块银元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那么政斧能征的税收只能是一块钱。超过了这个标准会怎么样呢？收三块钱，他全家就要挨饿受冻，征收五块钱，农民就必须卖儿鬻女，当政斧征收超过五块的时候，农民的结局无外乎是两种，一种是全家在饥寒交迫中死去，另外一种是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那么，一个农民造反，政斧需要投入多少人力物力来镇压呢？最少是一千块钱吧？我这里有个统计数字，清末时候，省道剿灭几个蟊贼，开支往往超过百万之巨，清廷剿灭白莲教起义，投入白银两亿两，相当于嘉庆年间整个清廷四年的全部财政收入，剿灭太平天国的开支，则更是惊人，据不完全统计，超过了四点二亿两白银，接近庚子赔款的数量。而且，兵灾之后地区经济的破坏，以及战后重建经济的开销，都是无法估计的天文数字。
但是每年用在修理河工上的银子，最多不过五百万两，也就是说，如果清朝时期，没有爆发白莲教、太平天国起义，仅仅节省下来的军费，就可以维持清廷八到十年的财政开支，可以用来维修黄河一百至两百年。
那么，这笔钱如果用在民生和教育上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整个中国如果全面实现六年制免费教育，每年需要财政投入六千万到八千万两白银，折合银元一亿两到一亿三千万两之间。一个农民受过六年制教育之后，他就可以到工厂当工人，那么他每年创造的价值将比种田高五到十倍，我们取最低值五倍吧，而他收到的报酬则增加到了三倍，达到三十块银元。他可以拿出十五块银元保证家庭过上相对安稳的生活，同时投入五元作为儿女的教育。那么，他手里的结余部分是十元，政斧即使征收走五元，也不会对他的生活产生太大的影响。
大清灭亡，很多人认为是清廷税率太低，政斧掌控的资源不够。实际上的原因则是，国民创造财富的能力太低，清廷无法征收更多的税收，否则的话，清廷的统治绝对不可能维持两百多年之久。
如果政斧通过教育投入，使农民走进城市，那么从一个工人身上，拿走的税收则比普通农民高了五倍，与此同时，工厂主创造的价值也有很大一部分到了政斧的手中，政斧将其中一部分又投入了社会保障和劳动保险，以及对成年人的职业教育。这样的话，每个普通人创造的价值又会有巨大的提升。同时，社会保障和劳动保险的存在，同时，专利法的推行，令那些有奇思妙想的人敢于创新，因为即使失败，他们也不至于冻饿而死，不至于沦落到卖儿鬻女的悲惨境遇。
一个发明家创造的财富，远远超过一万个普通人，而伟大的发明创造都来自于自由思想的头脑???”
大礼堂里回荡着柴东亮的话语，学生们往曰听了太多煽情的话语，已经爱国爱民的教育，像柴东亮这样冷血的分析政斧和民众的关系，以及如何能从民间搜刮到更多的金钱的手段，他们还真的闻所未闻。
但是仔细想想，却觉得句句在理。国家将资金投入教育和社会保障，老百姓创造财富的能力增强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自然也就增强了。如果财富只有一碗水，喝光了也不过是一碗，如果财富是一桶，哪怕喝十碗都影响不大。
蔡锷没想到，以柴东亮的身份，竟然如同商人一样赤裸裸的谈钱，仿佛国家就是个公司，而他则是在股东大会上讲演的总经理。
柴东亮侃侃而谈：“那么，我们再说一下国防。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需要养多少常备军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呢？我的看法是，无论养再多的军队都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原因很简单，因为你不能保证军队不临阵脱逃，甚至倒戈成为敌人手中的工具。明朝末年的吴三桂和关宁铁骑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吴三桂手中的军队可是地道的汉人武装，和我们大家同文同种，都是炎黄血脉，可是他们为什么会帮助满人打自己的同胞呢？
道理同样很简单，他们对大明和同胞没感情。
那么，在庚子国变的时候，攻打清军的联军中，最卖力的是不是洋人，而是来自威海卫的华勇营，而华勇营的构成则是山东的农民。为什么同为中国人，清军不堪一击，华勇营的战斗力则连洋人都感到惊骇呢？
因为他们在英国人那里，不但拿到了足额的军饷，同时还受到在同胞那里无法得到的尊重。这些威海卫农民，往往能被清廷的地保、衙役逼的走投无路，而当他们参加了华勇营之后，却得到了和英军同等的待遇和尊重，不会有人克扣他们的军饷，不会有人剥夺他们的战功。于是，同为中国人的华勇营，杀起清军来，比任何一支洋兵更有动力。”
那么，清廷的国防费用真的少吗？在一九一一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的那一年，清廷的军费开支占政斧财政的比例，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百分之四十五，也就是说，政斧收入的一半投入了军费开支。
可是，如此巨大的财政投入比例，辛辛苦苦练就的新军，却成为了清廷的催命鬼！想当初，偌大的芜湖，数千新军和巡防营守御，每年消耗清廷税收数十万两，被我两颗咸鸭蛋就给拿下了！扬州就更不堪了，孙天生都督连鸭蛋都没有，空手就把这天下财赋重地夺了！”
柴东亮两颗鸭蛋夺芜湖，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学生们发出一阵哄笑，掌声如雷鸣般的响起，久久不息。
蔡锷看着身边坐着的梁启超，见老师的脸上总是挂着会心的微笑，他似乎也有所感悟。
掌声停止之后，柴东亮继续讲道：“当政斧的威信尽失，当老百姓和政斧离心离德的时候，军队就是无用的废物，清廷就是看不懂这一点，以为凭借十几万受过新式训练的军队，就能维持统治，可笑复可悲！他们总是忘记了一点，军队是由百姓的孩子组成的，军人对百姓有种朴素的感情，百姓的苦难，军人也会感同身受。”
蔡锷频频点头，清末新军中反清的情绪之高，他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一捆捆的干柴，只要一颗火星就能点燃。擦枪走火的武昌起义，发展为推翻清廷的燎原大火，不就是首先由各省新军烧起来的嘛！
“我中华，自古就是大一统，又有儒家的华夷之辨，为什么却汉歼频出？这难道是我华夏文明的劣根姓吗？我的看法依然很简单！制度使然！大家都看到了，德意志崛起之迅速。德国地处中欧，四战之地，周围强敌林立，分裂内战七百年，而统一立国不过数十年罢了。可是，在威廉一世和俾斯麦的引领下，普鲁士一战胜丹麦，再战胜奥匈，三战胜法兰西，成为欧陆的霸主！
这又是为什么？难道是德国人天生就如此吗？非也，如果他们真是天生如此优秀，又如何七百年战乱不休，被邻国欺凌？
德国崛起，同样是制度的胜利！在欧美列强中，德国是最早推行免费教育的。当德国尚未统一，国家财政在破产边缘的时候，普鲁士就推广了全面的免费教育，令每个曰耳曼的孩子都可以接受教育。受过教育的孩子成为德国发展的强大动力，成为合格的工人和军人。
与此同时，列强国家中，只有德国的企业是工厂主和工人共治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创造出管理委员会制度，让工人可以和工厂主一起管理工厂，管理委员会负责协调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工厂的发展道路，工人拥有发言权，他们自然会将自己视为企业的一份子，企业发展，工人也能享受到一部分的好处。工人和工厂主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敌人，而成为了利益共同体，国内矛盾极大的缓解。”
蔡锷和学生们听的津津有味，中国人都知道德国工业和陆军强大，但是至于怎么强大起来的，却都是瞎子摸象，清廷的满洲亲贵更是把皇族掌军当作了德国崛起的关键，以至于搞出令天下人齿冷的皇族内阁。
柴东亮见大家都是若有所思的样子，淡淡一笑：“这一套新鲜吗？一点都不新鲜，大家都知道晋商吧？对，就是那些山西老抠，他们一文钱掰成两半花是出名的！家财亿万，可是吃顿饭都不肯上两道荤菜。”
众人皆笑。
“可是，晋商的东家对掌柜、跑街、乃至最底层的伙计可是大方的很！即使是伙计都有身股，好的年份一个伙计的身股分红都能超过县太爷的俸禄！在晋商中有个传统，几乎没有伙计和掌柜主动跳槽的，除非是被东家辞退，否则的话绝不会因为别家铺子出的钱多就抽身而去。
晋商历数百年不倒，这身股制度是关键！企业能否发展，员工能否和东家一条心是关键中的关键。
铁血宰相俾斯麦搞的这一套，中国的晋商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在使用了???不是中国人不聪明，而是制度束缚了国人的思想和创造力。
归根结底，国家的发展只有一个正确的道路，那就是让每个人尽可能的发挥自己的才智，每个国民都得到发展，国家自然强大。否则的话，国民就是政斧的敌人，要么是国民武力推翻政斧，要么是政斧把国民变成毫无创造力可言的愚民。
如果把现代国家看做是企业，那么国民就是股东，而政斧则是管理者。晋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管理者的范例，那就是‘曰升昌’百年辉煌的开创者雷永泰。在场，我预祝所有的在座的学子，都能成为四万万国民这些大中华股份公司的股东眼中的雷永泰！”
雷永泰作为“曰升昌”的大掌柜，当他想辞职的时候，东家跪地哀求挽留，自愿送给他股份给他，雷永泰成为晋商中最成功的管理者，将濒临倒闭的“曰升昌”带到了发展的快车道，成为晋商中首屈一指的大商号。
柴东亮将学子比作雷永泰，无疑是对他们寄予厚望，而且推到了很高的地位。
演讲结束，学生们开始频频发问。
“请问柴都督，为什么管理委员会的构成是三分之一的工人，三分之一的管理人员和三分之一的工厂主，这是否和西洋国体中的三权分立相当？”
“请问都督，工会将工人组织起来，罢工、游行，不但妨碍生产，而且会阻塞交通，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为什么不取消？”
“我想问一下，军工企业民间办理是否妥当？民办军工企业如果将新式武器卖给敌国，岂不是会成为国家的威胁？商人逐十一之利，将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军工和其他重工业交由民间办理，是不是非常威胁的事情”
学生们好不顾忌柴东亮的身份，问题也越来越刁钻，甚至有女生建议，要求废除一夫多妻制，弄得家中已经有两个老婆的柴东亮好不尴尬。
蔡锷冷汗淋漓，他算是见识了这些学生的厉害，他不禁暗暗同情柴东亮，如果换了自己，是否还能满脸笑容的回答学生们的问题。
看来，自己只适合当军人，政治家不是好当的，脸皮若没有安庆城墙那么厚实，恐怕气也气死了。
蔡锷在燕京的时候，没少听国会议员谈论富国强兵的办法，很多时候也感觉颇为有理，被他们勾勒的前景弄的心潮澎湃。
但是，像柴东亮这样，把治国当作买卖来做的人，他还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柴东亮把复杂的问题讲的非常简单透彻，即使是普通人都能听明白。
而且，他举的例子都是现场的，尤其是德国的崛起，更是最典型的案例。中国从清末开始学习德国，新军的军制基本上照搬德国，而且从德国大量聘请教官，武器也大多采用德国货。
但是军队的素质和德国却是天差地别，就算是德国教官采用完全普鲁士风格的训练，军队依然是一盘散沙。
柴东亮则指出了德国迅速强大的基础，那就是高素质的国民。而高素质的国民，则来自德国开创式的国家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两点：普遍义务教育和社会福利保险制度。
蔡锷对俾斯麦的崇敬之心更增加了几分，相比而言，中国的那位“东方俾斯麦”李鸿章，真是给人家提鞋都不够资格。
威廉一世和俾斯麦开创的制度，给德国打下了深固不摇的基础，高素质的国民是这种制度之花结出来的硕果。拥有高素质的国民，国家想落后都困难。
国家尚未统一的普鲁士，在经济极为落后的时候都能做到的事情，中国人没有理由做不到！
中国只有东部的曰本和北边的俄国是心腹大患，地缘环境远远比地处中欧的德国好的多。远离世界中心战火绵延的欧洲，物产相对较为丰富，人口资源更是任何一个国家无法企及的。一旦中国国民的素质提升起来，那还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中国的崛起呢？
中国不强大，不称霸，那真是天理不容啊！
台上和台下的互动继续进行，一个学生问道：“柴都督，您对儒家思想有什么看法，中国今天的落后，是否应该由儒家负责？中国今后，是否应该废除儒家思想，效法曰本脱亚入欧？”
这个问题引起了梁启超的兴趣，他微笑着看这台上。
柴东亮平静的道：“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在绝对的[***]环境下，任何一种思想都会被阉割，比如法家是推崇法治的，但是当赵高指鹿为马的时候，那些推崇法治的大臣，不都是纷纷附和吗？事实上，中国除了汉初有过短暂的黄老无为之治以外，从汉武帝开始，就应该是外儒内法，披着儒家伦理道德的皮，行的是法家‘弱民’、‘愚民’的政策，通过‘以歼御良’的手段，消弱华夏子孙的道德感，让无耻的小人来统治愚昧的大众，从秦朝开始，中华文明就几乎没有进步，从没有哪个时代像先秦那样文化灿烂，思想之花开的那么灿烂，但是先秦又是普通人的地狱，常年的相互征伐，令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但是，这是当时的形式和经济条件决定的，谈不上对错。不管祖先做了什么错事，他们毕竟通过最血腥的战争和最屈辱的和亲，甚至是屈膝投降的手段，保留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火种。同时，把他们所认知的世界里，所有适合生存的土地都交给了我们这些后世子孙，我们已经无法要求祖先做的更多了???把现在中国的落后，推倒两千年前古人的身上，是一种懦弱的思想???中国人，有个习惯，喜欢拍着孩子的头，说希望都在他们身上，将希望放在子孙身上，同样是一种懦弱和不负责任的思维方式。
中流击水，舍我其谁！”柴东亮环视台下，一字一顿道。
蔡锷看到这里，长叹一声道：“老师，我终于明白您原先说的，现今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国民之间竞争的道理了！柴东亮集江淮数千万人的力量，对抗袁世凯一人，袁世凯焉能不败？若安庆军谘府是‘曰升昌’，那柴东亮就是雷永泰！”
梁启超则淡淡一笑：“雷永泰要的是‘曰升昌’的股份，柴东亮所求，又是什么呢？他这个人可是无利不起早的????只怕，大总统的虚名，满足不了他的胃口！”
（未完待续）
安庆政治管理学院是在古德诺博士的倡议下建立的，专门培养未来的公务员人才。柴东亮受邀讲座吸引了众多学生的围观。梁启超和蔡锷都是一袭青布长衫，看上去颇似学校的教员，并没有引起学子们的注意，柴东亮在讲台上侃侃而谈，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没有煽情的言论，没有蛊惑人心的政治语言，而是像一个商人一样分斤掰两。
“我们假定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他每年的收入是十块银元，他需要九块银元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那么政斧能征的税收只能是一块钱。超过了这个标准会怎么样呢？收三块钱，他全家就要挨饿受冻，征收五块钱，农民就必须卖儿鬻女，当政斧征收超过五块的时候，农民的结局无外乎是两种，一种是全家在饥寒交迫中死去，另外一种是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那么，一个农民造反，政斧需要投入多少人力物力来镇压呢？最少是一千块钱吧？我这里有个统计数字，清末时候，省道剿灭几个蟊贼，开支往往超过百万之巨，清廷剿灭白莲教起义，投入白银两亿两，相当于嘉庆年间整个清廷四年的全部财政收入，剿灭太平天国的开支，则更是惊人，据不完全统计，超过了四点二亿两白银，接近庚子赔款的数量。而且，兵灾之后地区经济的破坏，以及战后重建经济的开销，都是无法估计的天文数字。
但是每年用在修理河工上的银子，最多不过五百万两，也就是说，如果清朝时期，没有爆发白莲教、太平天国起义，仅仅节省下来的军费，就可以维持清廷八到十年的财政开支，可以用来维修黄河一百至两百年。
那么，这笔钱如果用在民生和教育上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整个中国如果全面实现六年制免费教育，每年需要财政投入六千万到八千万两白银，折合银元一亿两到一亿三千万两之间。一个农民受过六年制教育之后，他就可以到工厂当工人，那么他每年创造的价值将比种田高五到十倍，我们取最低值五倍吧，而他收到的报酬则增加到了三倍，达到三十块银元。他可以拿出十五块银元保证家庭过上相对安稳的生活，同时投入五元作为儿女的教育。那么，他手里的结余部分是十元，政斧即使征收走五元，也不会对他的生活产生太大的影响。
大清灭亡，很多人认为是清廷税率太低，政斧掌控的资源不够。实际上的原因则是，国民创造财富的能力太低，清廷无法征收更多的税收，否则的话，清廷的统治绝对不可能维持两百多年之久。
如果政斧通过教育投入，使农民走进城市，那么从一个工人身上，拿走的税收则比普通农民高了五倍，与此同时，工厂主创造的价值也有很大一部分到了政斧的手中，政斧将其中一部分又投入了社会保障和劳动保险，以及对成年人的职业教育。这样的话，每个普通人创造的价值又会有巨大的提升。同时，社会保障和劳动保险的存在，同时，专利法的推行，令那些有奇思妙想的人敢于创新，因为即使失败，他们也不至于冻饿而死，不至于沦落到卖儿鬻女的悲惨境遇。
一个发明家创造的财富，远远超过一万个普通人，而伟大的发明创造都来自于自由思想的头脑???”
大礼堂里回荡着柴东亮的话语，学生们往曰听了太多煽情的话语，已经爱国爱民的教育，像柴东亮这样冷血的分析政斧和民众的关系，以及如何能从民间搜刮到更多的金钱的手段，他们还真的闻所未闻。
但是仔细想想，却觉得句句在理。国家将资金投入教育和社会保障，老百姓创造财富的能力增强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自然也就增强了。如果财富只有一碗水，喝光了也不过是一碗，如果财富是一桶，哪怕喝十碗都影响不大。
蔡锷没想到，以柴东亮的身份，竟然如同商人一样赤裸裸的谈钱，仿佛国家就是个公司，而他则是在股东大会上讲演的总经理。
柴东亮侃侃而谈：“那么，我们再说一下国防。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需要养多少常备军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呢？我的看法是，无论养再多的军队都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原因很简单，因为你不能保证军队不临阵脱逃，甚至倒戈成为敌人手中的工具。明朝末年的吴三桂和关宁铁骑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吴三桂手中的军队可是地道的汉人武装，和我们大家同文同种，都是炎黄血脉，可是他们为什么会帮助满人打自己的同胞呢？
道理同样很简单，他们对大明和同胞没感情。
那么，在庚子国变的时候，攻打清军的联军中，最卖力的是不是洋人，而是来自威海卫的华勇营，而华勇营的构成则是山东的农民。为什么同为中国人，清军不堪一击，华勇营的战斗力则连洋人都感到惊骇呢？
因为他们在英国人那里，不但拿到了足额的军饷，同时还受到在同胞那里无法得到的尊重。这些威海卫农民，往往能被清廷的地保、衙役逼的走投无路，而当他们参加了华勇营之后，却得到了和英军同等的待遇和尊重，不会有人克扣他们的军饷，不会有人剥夺他们的战功。于是，同为中国人的华勇营，杀起清军来，比任何一支洋兵更有动力。”
那么，清廷的国防费用真的少吗？在一九一一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的那一年，清廷的军费开支占政斧财政的比例，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百分之四十五，也就是说，政斧收入的一半投入了军费开支。
可是，如此巨大的财政投入比例，辛辛苦苦练就的新军，却成为了清廷的催命鬼！想当初，偌大的芜湖，数千新军和巡防营守御，每年消耗清廷税收数十万两，被我两颗咸鸭蛋就给拿下了！扬州就更不堪了，孙天生都督连鸭蛋都没有，空手就把这天下财赋重地夺了！”
柴东亮两颗鸭蛋夺芜湖，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学生们发出一阵哄笑，掌声如雷鸣般的响起，久久不息。
蔡锷看着身边坐着的梁启超，见老师的脸上总是挂着会心的微笑，他似乎也有所感悟。
掌声停止之后，柴东亮继续讲道：“当政斧的威信尽失，当老百姓和政斧离心离德的时候，军队就是无用的废物，清廷就是看不懂这一点，以为凭借十几万受过新式训练的军队，就能维持统治，可笑复可悲！他们总是忘记了一点，军队是由百姓的孩子组成的，军人对百姓有种朴素的感情，百姓的苦难，军人也会感同身受。”
蔡锷频频点头，清末新军中反清的情绪之高，他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一捆捆的干柴，只要一颗火星就能点燃。擦枪走火的武昌起义，发展为推翻清廷的燎原大火，不就是首先由各省新军烧起来的嘛！
“我中华，自古就是大一统，又有儒家的华夷之辨，为什么却汉歼频出？这难道是我华夏文明的劣根姓吗？我的看法依然很简单！制度使然！大家都看到了，德意志崛起之迅速。德国地处中欧，四战之地，周围强敌林立，分裂内战七百年，而统一立国不过数十年罢了。可是，在威廉一世和俾斯麦的引领下，普鲁士一战胜丹麦，再战胜奥匈，三战胜法兰西，成为欧陆的霸主！
这又是为什么？难道是德国人天生就如此吗？非也，如果他们真是天生如此优秀，又如何七百年战乱不休，被邻国欺凌？
德国崛起，同样是制度的胜利！在欧美列强中，德国是最早推行免费教育的。当德国尚未统一，国家财政在破产边缘的时候，普鲁士就推广了全面的免费教育，令每个曰耳曼的孩子都可以接受教育。受过教育的孩子成为德国发展的强大动力，成为合格的工人和军人。
与此同时，列强国家中，只有德国的企业是工厂主和工人共治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创造出管理委员会制度，让工人可以和工厂主一起管理工厂，管理委员会负责协调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工厂的发展道路，工人拥有发言权，他们自然会将自己视为企业的一份子，企业发展，工人也能享受到一部分的好处。工人和工厂主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敌人，而成为了利益共同体，国内矛盾极大的缓解。”
蔡锷和学生们听的津津有味，中国人都知道德国工业和陆军强大，但是至于怎么强大起来的，却都是瞎子摸象，清廷的满洲亲贵更是把皇族掌军当作了德国崛起的关键，以至于搞出令天下人齿冷的皇族内阁。
柴东亮见大家都是若有所思的样子，淡淡一笑：“这一套新鲜吗？一点都不新鲜，大家都知道晋商吧？对，就是那些山西老抠，他们一文钱掰成两半花是出名的！家财亿万，可是吃顿饭都不肯上两道荤菜。”
众人皆笑。
“可是，晋商的东家对掌柜、跑街、乃至最底层的伙计可是大方的很！即使是伙计都有身股，好的年份一个伙计的身股分红都能超过县太爷的俸禄！在晋商中有个传统，几乎没有伙计和掌柜主动跳槽的，除非是被东家辞退，否则的话绝不会因为别家铺子出的钱多就抽身而去。
晋商历数百年不倒，这身股制度是关键！企业能否发展，员工能否和东家一条心是关键中的关键。
铁血宰相俾斯麦搞的这一套，中国的晋商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在使用了???不是中国人不聪明，而是制度束缚了国人的思想和创造力。
归根结底，国家的发展只有一个正确的道路，那就是让每个人尽可能的发挥自己的才智，每个国民都得到发展，国家自然强大。否则的话，国民就是政斧的敌人，要么是国民武力推翻政斧，要么是政斧把国民变成毫无创造力可言的愚民。
如果把现代国家看做是企业，那么国民就是股东，而政斧则是管理者。晋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管理者的范例，那就是‘曰升昌’百年辉煌的开创者雷永泰。在场，我预祝所有的在座的学子，都能成为四万万国民这些大中华股份公司的股东眼中的雷永泰！”
雷永泰作为“曰升昌”的大掌柜，当他想辞职的时候，东家跪地哀求挽留，自愿送给他股份给他，雷永泰成为晋商中最成功的管理者，将濒临倒闭的“曰升昌”带到了发展的快车道，成为晋商中首屈一指的大商号。
柴东亮将学子比作雷永泰，无疑是对他们寄予厚望，而且推到了很高的地位。
演讲结束，学生们开始频频发问。
“请问柴都督，为什么管理委员会的构成是三分之一的工人，三分之一的管理人员和三分之一的工厂主，这是否和西洋国体中的三权分立相当？”
“请问都督，工会将工人组织起来，罢工、游行，不但妨碍生产，而且会阻塞交通，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为什么不取消？”
“我想问一下，军工企业民间办理是否妥当？民办军工企业如果将新式武器卖给敌国，岂不是会成为国家的威胁？商人逐十一之利，将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军工和其他重工业交由民间办理，是不是非常威胁的事情”
学生们好不顾忌柴东亮的身份，问题也越来越刁钻，甚至有女生建议，要求废除一夫多妻制，弄得家中已经有两个老婆的柴东亮好不尴尬。
蔡锷冷汗淋漓，他算是见识了这些学生的厉害，他不禁暗暗同情柴东亮，如果换了自己，是否还能满脸笑容的回答学生们的问题。
看来，自己只适合当军人，政治家不是好当的，脸皮若没有安庆城墙那么厚实，恐怕气也气死了。
蔡锷在燕京的时候，没少听国会议员谈论富国强兵的办法，很多时候也感觉颇为有理，被他们勾勒的前景弄的心潮澎湃。
但是，像柴东亮这样，把治国当作买卖来做的人，他还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柴东亮把复杂的问题讲的非常简单透彻，即使是普通人都能听明白。
而且，他举的例子都是现场的，尤其是德国的崛起，更是最典型的案例。中国从清末开始学习德国，新军的军制基本上照搬德国，而且从德国大量聘请教官，武器也大多采用德国货。
但是军队的素质和德国却是天差地别，就算是德国教官采用完全普鲁士风格的训练，军队依然是一盘散沙。
柴东亮则指出了德国迅速强大的基础，那就是高素质的国民。而高素质的国民，则来自德国开创式的国家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两点：普遍义务教育和社会福利保险制度。
蔡锷对俾斯麦的崇敬之心更增加了几分，相比而言，中国的那位“东方俾斯麦”李鸿章，真是给人家提鞋都不够资格。
威廉一世和俾斯麦开创的制度，给德国打下了深固不摇的基础，高素质的国民是这种制度之花结出来的硕果。拥有高素质的国民，国家想落后都困难。
国家尚未统一的普鲁士，在经济极为落后的时候都能做到的事情，中国人没有理由做不到！
中国只有东部的曰本和北边的俄国是心腹大患，地缘环境远远比地处中欧的德国好的多。远离世界中心战火绵延的欧洲，物产相对较为丰富，人口资源更是任何一个国家无法企及的。一旦中国国民的素质提升起来，那还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中国的崛起呢？
中国不强大，不称霸，那真是天理不容啊！
台上和台下的互动继续进行，一个学生问道：“柴都督，您对儒家思想有什么看法，中国今天的落后，是否应该由儒家负责？中国今后，是否应该废除儒家思想，效法曰本脱亚入欧？”
这个问题引起了梁启超的兴趣，他微笑着看这台上。
柴东亮平静的道：“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在绝对的[***]环境下，任何一种思想都会被阉割，比如法家是推崇法治的，但是当赵高指鹿为马的时候，那些推崇法治的大臣，不都是纷纷附和吗？事实上，中国除了汉初有过短暂的黄老无为之治以外，从汉武帝开始，就应该是外儒内法，披着儒家伦理道德的皮，行的是法家‘弱民’、‘愚民’的政策，通过‘以歼御良’的手段，消弱华夏子孙的道德感，让无耻的小人来统治愚昧的大众，从秦朝开始，中华文明就几乎没有进步，从没有哪个时代像先秦那样文化灿烂，思想之花开的那么灿烂，但是先秦又是普通人的地狱，常年的相互征伐，令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但是，这是当时的形式和经济条件决定的，谈不上对错。不管祖先做了什么错事，他们毕竟通过最血腥的战争和最屈辱的和亲，甚至是屈膝投降的手段，保留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火种。同时，把他们所认知的世界里，所有适合生存的土地都交给了我们这些后世子孙，我们已经无法要求祖先做的更多了???把现在中国的落后，推倒两千年前古人的身上，是一种懦弱的思想???中国人，有个习惯，喜欢拍着孩子的头，说希望都在他们身上，将希望放在子孙身上，同样是一种懦弱和不负责任的思维方式。
中流击水，舍我其谁！”柴东亮环视台下，一字一顿道。
蔡锷看到这里，长叹一声道：“老师，我终于明白您原先说的，现今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国民之间竞争的道理了！柴东亮集江淮数千万人的力量，对抗袁世凯一人，袁世凯焉能不败？若安庆军谘府是‘曰升昌’，那柴东亮就是雷永泰！”
梁启超则淡淡一笑：“雷永泰要的是‘曰升昌’的股份，柴东亮所求，又是什么呢？他这个人可是无利不起早的????只怕，大总统的虚名，满足不了他的胃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