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的年底，我去过一次美国，采访的路线从西到东，从洛杉矶到纽约，走马观花，算是对美国有了第一眼印象。
那个时候，刚刚热播完《北京人在纽约》，因此一提到美国，就会想起那句话：如果你爱他，送他去美国，因为那儿是天堂；如果你恨他，送他去美国，因为那儿是地狱。
显然，在当时的中国人心里，美国不是天堂就是地狱，无法真正地平视，但是我估计，天堂的比例会高一些吧！于是，今天回忆起那一次美国之行，刘欢高亢的歌声挥之不去。
那个时候的中国，正在邓小平南巡之后经历又一次快速的改革，然而总体经济实力依然距离美国相当遥远，走在美国的街头，到处是不认识的汽车与不认识的各种品牌。记得在美国一个酒店里，打扫房间的一位黑人小伙子，见我们从中国来，便很热情地向我们介绍冰箱，说这是夏天用来冷藏食品饮料的，接着很真诚地问我们：“在中国，夏天要冷藏食品，一般用什么？”
这可能代表着当时相当多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吧。或许，走出房间的他，更会为我们没留辫子而大感惊诧。
当然，那次美国之行也有很多收获，比如说，在当时的中国城市中，还有很多“美国加州牛肉面馆”，可能是因为美国加州的招牌，因此生意不错。但到了美国之后才发现，加州根本没有牛肉面。
当时去美国，没有什么钱，也几乎没有名牌的概念，买了一些纪念品和音乐录像带，已经算大手笔。到赌城拉斯维加斯，虽然已经看到很多中国人在赌，但与之后的半壁江山比起来，还是小场景。
那个时候的美国，世贸大楼还在，克林顿领导下的超级大国正在干掉了日本的挑战后志得意满地快速前行，在自由女神像下抛船锚的一位老工人，表情里都藏着一种君临天下的骄傲。用我同事的一句话评价：这老头儿像个教授。
1995年我在纽约的照片。人，没什么可看的，不过比现在年轻十几岁罢了；可看的，是背后的景，那两幢大楼，就是“9·11”中被撞倒的世贸大厦。九十年代中期的美国，正在克林顿率领下神采飞扬着，谁能想得到，六年后，这里面目全非？
到达加州的迪斯尼之后，我许下了一个小小的心愿：将来，我一定带着孩子来这里，让他或她感受儿童世界里最牛的乐园。
那个时候，距离我儿子的出生，还有两年的时间，现如今，提起迪斯尼，已经十二三岁的“小伙子”会对我不屑地说：“迪斯尼？小孩子去的地方，我没兴趣！”一句话，我十几年前许下的心愿也就烟消云散。
十几年的时间，在中美之间，已经改变的不只是一个小小的心愿。
这是一次提前了的行动，在“看”系列当中，日本之后，原本应当是俄罗斯或印度，但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改变了这个计划，美国之行被提前。没办法，作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地，此时的新闻在美国。
经过十五个小时的漫长旅程，飞机在纽约机场降落，机场的服务一如既往地糟糕，甚至行李车都要收费，可这一切，都不如机场电视上看到的一条新闻来得震惊。
美国总统奥巴马正针对通用汽车公司进行直播讲话：原来的整改计划不被接受，再给通用六十天时间，通用CEO瓦格纳辞职……
天哪，瓦格纳正是我们已经联系好的采访对象，他的辞职，意味着这一采访计划必须推倒重来。不过也好，它让我们还没有走上美国街头就已经明白：金融危机不仅是报纸电视上的新闻，更是非常残酷的现实。
为了倒时差，也为了更迅速靠近美国，我让接我们的车没有去旅馆，而是先去“9·11”的废墟和华尔街，这是进入新世纪后，改变了美国和世界的两个重要场所。
到达现场，“9·11”的废墟让人感慨万千，悲剧已经过去七年，但惨况依然肉眼可见，如同一个巨大的伤口，展示在美国与世人的面前。不知什么原因，据新闻报道应当是在重建的施工现场，看不到任何施工的迹象，现场的四周，车来车往，越发凸现着工地悲壮的安静。
我站在华尔街的高台上做报道，背后挂着美国国旗的建筑，就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只不过当时正休市。我身后有很多旅游者，仔细看，大多拿着相机，在这特殊时刻，能照出一个不一样的华尔街吗？
从“9·11”废墟步行几百米，就到达了著名的华尔街，在我看来，此时的华尔街是另一个废墟，只不过与“9·11”遗址比起来，一个看得见，一个看不见，但给美国与全世界的创伤是相同的。
在那一天的华尔街，呈现出一幅奇特的画面，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大楼上，是一幅巨大的美国国旗，几十米外，一个是常年在这里的华盛顿的雕像，一个是因展览而临时挂在这里的林肯照片。两位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眼睛似乎都在看着那一面国旗，不一样的神情，却似乎是一样的严峻和忧虑。这样一种奇怪的注视，也突然让我感受到一种历史的味道。危机中的美国，将走向何方？而危机中的世界，又将走向何方？当然包括中国。一切会好起来吗？
在华尔街的另一侧，是证券交易所前著名的铜牛，很多人依然在此合影。记得当时我与同事说：如果在十几年二十几年前，“美帝国主义”受了难，估计咱们很多人会高兴；可现如今，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美国感冒，中国也得咳嗽。所以现在更多人是盼着美国经济好起来，因为这里也有中国的GDP和普通人的就业，当然，还有那么多中国借给美国的钱！
要离开华尔街回旅馆时，一回头我发现，华尔街上到处是护栏，原来，古老的街道正在维修。于是，我让摄像开机，说了到美国后的第一段话，记得其中有这样的内容：
我在哪儿？旁边的745号就是当初雷曼兄弟公司的总部大楼，现如今，里面冷冷清清，看不出任何辉煌过的样子。我手里拿的是什么？2008年9月16日美国当地的中文报纸，头版头条八个大字：雷曼倒闭，美林出局。是为金融危机的开始。
“面对世界上最著名的金融中心华尔街，今天的游客依然不少，但不知道，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大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华尔街正在维修，而现在需要维修的，显然不仅仅是街道。”
让人提心吊胆的“空城”
底特律，举世闻名的汽车城，通用等大公司的总部就在这里。
到达底特律已是晚上，城市的安静出乎意料，这种安静，不是田园式的静谧，而是缺乏人气的怪异。
没办法，这座繁华时有二百万人居住的城市，现在由于经济持续衰退，仅剩下不到百万，而城中心，基本让给了黑人。
当天晚上，到达旅店后，我们几个人出去找吃的，然而走了几百米之后，就决定返回，然后在旅店门口的一家小店里解决，因为有一种怪异的恐怖感让你不得不收住脚步。马路上很少有人，半天时间才会有辆车呼啸而过，灯不多，偶尔一个黑人神秘地走过来，挥舞着手里的《圣经》，向我们大喊了一句什么，于是，更加重了我们的不安全感。
一夜睡没睡好已没印象，总之，来到了底特律的白天。
一大早来到通用总部，采访接替瓦格纳的新任CEO韩德胜，几天之中，他能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我想是因为中国市场拥有某种拯救通用的能力。
韩德胜笑哈哈地走近我们，手里的一杯星巴克咖啡就是他的早餐。由于当时的美国，正质疑通用等几家大公司危机之后依然频繁乘坐包机等行为，因此，韩德胜似乎是故意地选择了在员工办公区旁边的小会议室里接受采访，言语中自然充满信心，当然，更不忘记表达对中国市场的期待与赞赏。
这是底特律的市中心。照片上两栋大楼，早已荒废，连一扇窗户都没有，步入其中，像走进一个恐怖片的片场，听得到自己心跳的回声。这样的楼，在底特律还有很多。从照片上的表情看，我也挺犹豫：这资本主义的另一面，咱是反映还是不反映？会不会有看人家笑话的“小人心态”？
然而，一年之后，已经开始走出困境的通用，CEO不再是韩德胜，他也因辞职而离开。当然，金融危机中取代通用成为世界老大的丰田，一年后也在美国陷入“召回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不过，这一切，已都是后话。
离开韩德胜与通用，底特律这座城市，在我们的镜头中才真正展开。
城中心，到处是废弃的大楼，很多楼面上挂着“招租”的布幅，然而太久无人理睬已被风雨侵蚀到残破的地步；楼内偶有流浪汉临时居住，离开时玻璃被打得粉碎；在一个楼下，我们几分钟内就发现四个吸毒用的针头。
底特律的衰落可不是因为当下的金融危机，这从它中心火车站早已废弃、铁轨边都长满了荒草就可以看出来。随着日本、韩国车的大举进入，美国用工成本的增加以及应变速度太慢，美国汽车产业在本土的竞争力日益下降，直接导致底特律的衰落。这个进程，已经持续了大约几十年，现在在美国，本土汽车占有率不到百分之五十。于是，工人失业，城市发展减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要么逃离，要么日益笼罩在不安当中，而金融危机，加重了这种不安。
美国的一份杂志预测：底特律，这座生产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城市，到2100年将要消失。但从眼前的景象来看，似乎不用到2100年。
在一片萧瑟的景象中，我们通过采访，也看到了这座城市当中人们的努力，改变与重塑正在艰难并悄悄地进行着。清晨出发时，在一个街角，我们看到一个装修中的小店橱窗上，写着巨大的一行字：底特律，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猜想，这正是一个普通的小老板，在打击中，为自己也为这座城市加油。
下午将要离开这座城市，我觉得没什么比这一行字更适合成为结束语，于是，我们绕了很远的路，又回到这行字的前面。
记得我最后一句话是：“好运，底特律。”
让百姓可以拥有枪，这是矛还是盾？是权利还是越付越大的代价？
这是我们出发前就拥有的好奇，但是，到了美国，我们原定的发生过枪击案的采访地点已经不用再去，因为新的枪击案又发生了。
2009年4月3日，纽约州宾厄姆顿市，一位从越南来的四十一岁男子，到达他曾经学过英语的社区服务中心，拿着枪冲了进去，向正在那里学习的人们连续射击，造成十三人死亡，其中包括四位中国同胞。而凶手自己，最后也自杀身亡。
而这，也不是我们在美国期间唯一的枪击案，一星期之内，还有多起，导致十人死亡。从某种角度说，枪击案在美国，已不能算是新闻，因为随时可能发生。
驱车几个小时，我们到达宾厄姆顿市，枪击案的现场，人们自发地追悼着死者，现场插着十四面美国小国旗。也就是说，凶手也在被追悼之列，而现场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画面是，几大宗教同时存在，比如面对我们的同胞，就有佛教的物品。
估计美国人不会有这样的照片，因为太平常太司空见惯，可中国人，却一定要来这么一张，因为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在枪店当中，一直小心谨慎，毕竟是真家伙，您看我拿枪的姿势，是不是很有些不专业和担心的意味？
悲伤是如此难以抑制，那么，一个问题更加明显：为什么百姓可以持枪？
有人告诉我：在德国，百姓曾经可以持枪，然而纳粹上台后，取消了民众这一权利，之后发生屠杀犹太人的悲剧，很多人会思考，如果百姓可以持枪，大屠杀会发生吗？
在美国，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什么可以使这个权利真的落到实处？在相当多的美国人看来，持枪是最基本的个人权利，不仅保护私人财产，也可防止政府或军队突然犯浑。关于枪，美国内部也争议巨大，基本分成两派，一派支持持枪自由，另一派希望用法律来严管。不过请注意，不管哪一派，都不是说要全面禁枪，毕竟在美国有这样的说法：是上帝、枪、勇气成就了美国。
当然，持枪不是无限制的自由，你不可以把枪带出自己的私人领地，可谁都知道，即使警察再敬业，严防死守，想管住美国2.3亿支枪也是难度太大的事情。于是，人们就越来越多地听到与枪击案有关的悲剧事件。
第一次走进公开销售枪支的商店，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瞬间将信将疑的心情。各种大大小小的枪支摆放在那里，还有供女士使用的时尚武器，让我总是在心里发问：这都是真的？当然是，都能一枪致人于死地。
于是，神圣的权利与残酷的代价就始终要在美国博弈。
在白宫的前面，有一条曾经车水马龙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但是在接连发生几起枪击白宫的事件之后，美国人意识到，装一卡车炸药开到这里也是迟早的事情。1995年，时任总统的克林顿作出决定：从5月20日起，全程关闭这条大道。为此，克林顿讲了这样一番话：在美国的历史当中，有四位总统遇刺身亡，另有八位总统遇刺但幸免于难，即使这样，这条大道也没有关闭，然而今天，不得不作出这样一个决定。
也就是说，关闭了大道也不会禁枪，在这里，自由、权利与代价之间的痛苦平衡展现得一清二楚。这个时候，持枪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让人左右为难的探险。
美国，还将继续探险，而代价，付到何时才是终点？谁都知道，在中国，在世界上的太多国家，都绝对不会让公众持枪，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对私人权益的保护，又该如何在枪支之外寻求答案呢？
去美国，在金融危机之下，要拿出时间与精力拍摄公共图书馆，也许有人会认为：吃饱了撑的，然而，如果有一天，我们身边都有很多这样的图书馆，你会觉得，吃饱了并不意味着幸福，还真得需要其他的一些什么来支撑。
我们去采访的波士顿图书馆，是全美国第一家由政府拨款免费开放的公共图书馆，开馆于1848年。这座古老建筑的大门之上，有一行字，直译是：对所有人免费。而在采访之后，我更愿意将其翻译成“自由穿行”。
这是一座谁都可以进入的图书馆，在我们采访时，有很多无家可归者，在这里温暖地吃早餐，并看看报纸，你会觉得很协调。由于金融危机，很多人失业，怕家人知道，装作去上班，但离开家门就直奔这图书馆。难怪不管1929年的那一次还是这一次危机，都导致图书馆人流急剧上升。在这里，失业的人们还可以用免费的电脑查阅各种招聘信息，为自己寻找工作。
公共图书馆，不仅是看书看报查资料的地方，还承担着美国社区文化与公共事业发展的任务。在我们采访的那一天，图书馆里就有一个免费的英语班正在授课，上课的学生，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这样的课每天都有，永远免费，而且是地道的美语老师。
除去这些，周围社区的歌唱比赛、游艺活动都可以在这里举办。在美国，每一万人就拥有一家公共图书馆，是中国人均拥有量的四十六倍，更关键的不仅是数字上的差别，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儿童放学后可以在这里安全地游戏，老年人在这里排遣寂寞，成年人在这里自我完善，外来人在这里上了到美国的第一课，而且绝无障碍，一视同仁。
我专门问了一下：“我可以借书吗？”得到的回答是：“只要有宾馆的房卡就可以。”
这让我这个外国人颇为感动。而图书馆的运营经费，百分之八十由政府承担，剩下的百分之二十由各界捐助，像钢铁大王卡内基就捐资建起了一千六百多座公共图书馆，对此他说过：只帮助那些自救的人们。
结束采访，走出图书馆，看着那“自由穿行”的字眼，心中有一种很温暖的东西在涌动。那一天的波士顿气温很低，或许，无家可归者，正在图书馆内舒服地打着盹呢！
我有一个正上学的孩子，自打孩子上学起，接送孩子就成为我们夫妻俩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当然，妻子是辛苦的主力，由于我们家住得离学校较远，因此早上怕堵车要早早出门，下午放学，又要提早去守候。日复一日，我们，和绝大多数中国父母一样，很多的生命时光，就这样消耗在接送孩子的道路上。
然而，在美国，这项工作是由国家来完成的。大多数美国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途中时光都是在接送他们的黄色校车上度过的。
早上，黄色校车来到他们的家门口，接走；下午放学，校车把他们送回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风雨无阻从不间断。为此，在每个学生身上，政府每年要投入五百美元，而特殊的残障孩子，则要投入两千美元。
那天，我们在一个叫梦露的安静小镇采访，两个美国母亲领着自己的孩子站在离家门口二十多米的公路边上，几分钟后，黄色校车来了，孩子上车与妈妈再见，之后，一个母亲进屋，另一个，牵着狗散步去了。望着她们悠闲的背影，我突然明白，与中国的母亲相比，美国的母亲一天有二十六个小时，多出的两个小时，是不用接送孩子省下的。
仅节省时间还不够，美国的校车对安全要求极高。最先进的安全设置都会在校车上率先使用，因此出事率很低。即使出了事，伤亡率也低。2007年，明尼苏达州一座桥梁突然坍塌，当时正处于交通高峰期，六十多辆汽车掉进了水中，多人死亡多人重伤，其中有一辆校车，却只有几个孩子受了一点儿轻伤，其他人毫发无损。
这里要说一段小插曲。有一天，我们摄制组的大车刹车晚了，追尾撞上了前面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司机下了车，骂了两句，一看自己的车什么事都没有，开车离去，而我们这辆大车，前脸撞得不轻，开起来吱吱地响，只好找汽车修理厂去修。原来在美国，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都在安全上执行着最高标准，难怪我们撞不过出租车。由此我更明白：为什么校车是那么的安全。
而在美国，从法律到全社会也都给予黄色校车最大的特权。
每当校车到达目的地或在途中停车，一个写有STOP字样的牌子伸出，道路两侧的所有车辆都要在前后二十五米处停下，如有违反者算严重违章，定当重罚。
在校车制度实行的近一百年里，共接送美国孩子近五亿，成为美国义务教育的标志。
采访临近结束，我们站在一个高处，下面不远就是一所中学，这个时候离下午放学还有几十分钟时间，几十辆黄色校车已经陆续到达，在校门口安静等候，再隔一会儿，它们将把一个又一个美国孩子送到各自家里，开始每一个家庭温馨的晚间时光。
面对这样一个场景，我似乎有一肚子话要说，可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这校车，不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跨越着世纪地接送着孩子，陪着他们成长，而且，还运送着温暖与责任。
后来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你希望《岩松看美国》这个系列节目拥有一个怎样的收视率？”我的回答是：“如果有一天，在中国的一个又一个乡村，开出一辆又一辆黄色的校车，那是我们最高收视率所在。”
去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是一段与节目没太大关系的小插曲，没想到，却成为“看美国”过程中一个迅速被放大的事件。如果统计其影响力，可能会超过《岩松看美国》中的很多节目，这一点，让我大感意外。
这是耶鲁大学校园里张贴的海报，上面印着我的大头像和演讲主题：美国梦，中国梦。
邀请并不复杂，一个曾经在《东方时空》工作过的同事，后来赴耶鲁留学，听说我要去美国，校方很感兴趣，让她问我是否可以在耶鲁给学生做一场演讲。我没觉得是一件怎么复杂的事情，如果时间和行程方便，就去，如同在国内为大学生服务一样。
讲什么主题，偶尔会想，直到有一天，“中国梦”这三个字跳进脑海，我知道我找到了关键词。接着回头一想，自己四十多年的人生，从出生到十岁，从二十岁到三十四十，每一个十年的点，都能找到中美之间的纠结之处，并有一种历史进程在其中。行了，就这样，既然人们总提美国梦，那我就去美国讲讲中国梦，而结构与方式用我四十年人生中的每一个十年作为支撑，把自己放进去，讲人讲故事，人们容易听进去，不那么累。
当然，在这样的选择背后，我自然也会有自己的思考。我一直觉得，长期以来，我们很多的对外宣传与沟通是失败的。或许，正是“宣传”二字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概念、口号满天飞，自说自话，别人听着一头雾水又或者心生反感，我们似乎只为完成自己的宣传任务，而不去想是否有效果，别人是否愿意听或听得进去。
其实，回到人性回到心灵回到符合规律的沟通，是我们必须完成的转变。这一点需要我们自己松弛下来，更多寻找与别人共同的地方，而不是相反。所以，我认为所谓“讲演”，只是去和美国的大学生们聊天，讲一讲我的真实想法，没必要像写论文一样去周吴郑王地一本正经。也因此，在有了主题和讲述方式之后，我连稿子都没有准备，一切顺其自然吧。
耶鲁很重视，现场爆满，还拒绝了很多后来想进入的人。我就像平日在国内大学里一样，轻松、幽默地讲述着与中国梦有关的故事，之后大家陆续提问，怎样尖锐都可以。
演讲结束后，学校举行了一个小冷餐会，三个细节让我难忘。
一位美国的母亲，穿着大红色的中国唐装，从头到尾都在认真聆听，之后她来到冷餐会要求与我合影。原来，她的儿子在耶鲁毕业后，由于金融危机，在美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最后，在中国上海找到了一个满意的工作。于是，这位母亲从此关注中国的一切，相信不多久，我与她的合影会发送到她远在上海的儿子那里。
一位日本留学生听完演讲后专门过来感谢我，他非常真诚地对我说：“谢谢你们制作了《岩松看日本》，这对我们两国都有用。”
耶鲁大学的校长助理，一直操持这次演讲的来自中国的王大姐终于如释重负，她告诉我：其实一直是担心的，怕你像很多人一样，讲台上一站，宣传味儿十足，一会儿说走一半听众，没想到，你会这样讲，反而让人听得感兴趣，以后我对请中国的嘉宾就更有信心了。
听过王大姐这话，我一直不知道，该当批评还是当表扬。难道说人话并真诚沟通竟如此奢侈？我愿意相信，这种局面早已改观，今后的演讲者会更自然更松弛。
演讲之后，我们继续着美国行程，没想到，几天之内，国内媒体与网络迅速放大了这个演讲。这么一看，世界真是平的，看着众多“顶一下”的支持者，我突然觉得，之前再认真点儿就好了！不过，不会的，因为结果可能恰恰相反，有了功利之心，事情反倒蛮拧了。
也有人问我：“代表谁啊，官方吧？有上面要求吧？”面对这种惯性的思维，我只有苦笑。大家不知道的是，正是由于几天后国内网上的视频流传，让我面临了不大不小的麻烦——还在美国的我们，接到质询：你们违反规定，演讲没有报批，要说明情况！
天！演讲需要报批？我真的不知道，后来，几次来往解释，这事儿也就过去了。估计这是一条沿用了多年的条令吧。执行任务的员工总要核查一下，按规定办事，理解。不过，这规定，如果真有，以后得改改吧，我怕它已有些过时。
提到美国，也许人们马上会想到，这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生活工作节奏快，都市霓虹闪烁，二十四小时不夜城不眠不休，酒吧餐馆歌舞升平，人群中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人情冷漠，家庭观念不强，性方面非常开放，各种消费欲望极强，钱，才是上帝……
到了美国你会发现，以上描述基本符合现如今中国的状况，与美国的关系却已不算太大。
在美国的很多城市里，过了晚上八点找饭馆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很多餐馆都已关门，过了九点十点更难，街上到处都很安静，包括纽约也如此。上班的日子里很难见到酒吧爆满夜夜笙歌的情景，只有周末会热闹一些。对于我们这些没时没点儿的电视人来说就苦了，于是有人开始怀念起中国来：“要是在咱们那儿……”可毕竟是在美国，只好靠司机的经验去寻找餐馆。当然，也有聪明的指引：去唐人街吧。果真，过了十点找饭吃，一进唐人街，灯火辉煌，看样，中国人还是把优良的传统带到了美国。
大城市如此，美国的诸多小镇就更不用说了。天黑不一会儿，小镇都静得让外来人心慌，只好赶紧找到旅馆，算是找到了可依靠的地方。不过，一家又一家住户窗户中透出来的灯光，告诉你美国人的温暖所在。
在美国采访期间，我进过很多美国大公司的办公室，装潢风格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惊人地相似，几乎每一张办公桌上，都摆放着家人的照片，其乐融融的合影透露着美国人的家庭观念。一次是偶然，两次是感慨，当我一次又一次看到如此相似情景的时候，我似乎看到了美国社会运行的基础以及美国人心中最珍贵最善良的角落。这景象，也成为我从美国回来之后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画面。
以上的情景，绝不仅仅出现在美国，欧洲的一些国家比美国更甚，家中的电视小得可怜，甚至很多家庭还用着录像机。人们的脚步纷纷慢了下来，生活，占据了生命的上风，而观察人群中的眼神，有一种单纯和干净的东西，人们似乎变简单了。于是你会感慨：可能所谓的现代化时间长了，并不意味着向前走，而是回身寻找，重新回到人的心灵，回到生活与生命本身。无论欧洲还是美国也包括日本，环境都再度清洁起来，蓝天白云出现的频率，大大多于我们，显然，一旦心灵与生命被尊重，自然也必被尊重。
采访结束后，默多克的中国夫人邓文迪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来到现场，传媒帝王一瞬间变成一个慈爱的父亲。这个时候，我突然明白，能放弃周末的时间来接受采访，是因为中国。虽然默多克和他的传媒帝国，在中国的前行并不顺利，但他表现出足够的耐心和信心。于是，我又好奇：仅有他的耐心就够了吗？
观察这一切，不意味着羡慕或是对自身的批评，而恰恰来自对未来中国的思考。还要多久，还需要经过怎样的路程，我们的眼神才能够重新纯净起来，童年与成年不再有太大区别？怎样能让我们的脚步慢下来，去体味生命本身的快乐？何时让家庭的照片出现在一张又一张办公桌上，而不是对同事暧昧地说：我单身。又在怎样的环境保护下，让中国的街头从早到晚都是跑步锻炼的人？当然，你还可以期待：人与人的相处变得简单，不再需要天天运用五千年文化积累下来的聪明才智去斗智斗勇。
没办法，我们依然处在欲望占据上风的发展阶段，有人开玩笑地说，在美国，人们最常听到的中国话有三句，第一句是：“太便宜了！”第二句是：“还有吗？”第三句是：“我都要了！”由此反映中国购物客的消费狂潮。不过，没办法，我们还处于用物质来奖赏生命的阶段，离背起行装去山水中激活生命还有距离。还在这个阶段就要面对，谁也无法一跃而过，只是不希望，我们在欲望面前牺牲几代人。
从美国回来后，我曾说过一句话：“当下的中国，由于欲望，我们的人性处于退步的阶段。”按理说，这话并不好听，却意外地得到了八九成网友的支持。我突然明白，人群中，充满希望的一种欲望正在悄悄地形成中，而这种欲望，与物质无关，却离心灵很近。
不是美国或哪里已经做得很好，美国也并不是都变成了乡村或田园，不干净的人或事也随处可见。只不过，有那么一种安静与自然的味道，刺激你去思考这些问题罢了。从这个角度说，我要感谢那些寂静的美国夜晚。
写下平视二字，首先是要和过去告别，告别一种曾经无法言说的仰视心态。不过必须承认，巨大的差距面前，寻找平等是艰难的，仅有挺直的腰杆是不够的，它需要相当厚重的硬件来做基础。今天的中国，不管是自身实力的提高，还是对世界的更充分了解，以及自信的增加，都使得告别仰视、平视对方成为一种可能，毕竟，平等才是最大的尊重。
写下平视二字，其实更与悄悄增长的一种俯视与盲目自信有关。这同样不靠谱，甚至有时比仰视更害人。美国并没有真正的衰落，在过去的百年间，美国不止一次地经历过或军事或政治或经济的考验甚至危机，然而，一次又一次从挑战与危机中走出来的美国都变得更强。因此目前情况下，仅因为又一次金融危机，就判断美国步入下坡路，或许是过于自以为是并且盲目乐观的一种表现。
在美国，无论是采访摩根斯坦利的掌舵人还是传媒巨头默多克，无论是花旗银行的负责人还是生存危机中的通用CEO，无一例外，都在强调变革，强调危险中寻找新的机会，强调让自己更强，不回避问题，却真的在寻找答案和解决之道。这让你明白，美国之船不会就此沉没。
难怪早有人说：中国人是乐天派，刚有点儿成绩，就笑起来了；而日本人是悲观派，刚有点儿问题，就忧虑起来。其实，中国人真该在乐天中多一些忧虑与危机感，也许，才走得更好更远，而不是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这样，看待别人时，也才更客观。
写下平视二字，还与中美关系有关。
记得2009年，奥巴马离开北京的那一个夜晚，我在直播节目中说：“即使这一次奥巴马好话说了很多，态度也相当友善，但中美关系的事实是——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
当时的奥巴马之行，让全世界也包括很多中国人自己，都更乐观地看待中美关系的走势。
而仅仅不到半年，因为奥巴马见达赖、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贸易摩擦频繁、对台军售、航空母舰要进黄海等一系列问题，人们又开始悲观地看待中美关系的未来，甚至悲观到有人预测十年内中美必有一战的地步。
我的态度依然不变。在很长的时间里，中美关系依然是——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因为两国有太多的不同，又有着越来越多的合作之处，再加上各自的战略思考，这个局面很难改变。在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势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中国，是中国自身经济实力与政治能力能否达到一定高度。达到了，向好的成分增加；达不到，向坏的因素大；彻底的好与坏，可能性都不大。
同时，我们该明白的是，也许美国人简单，但美国并不简单。
百多年来，美国坐着老大的位置，在格局变化的时代里，自身利益高于一切，美国不可能放弃梦想，主动看着老大位置受威胁。小瞧了美国战略观会吃亏的。认清了这一点，来自美国的几句好听的话或几句难听的话，同样也就听听罢了。时间长着呢，美国是中国对外交往中最大的一道考题。面对这道题，慢慢答。但愿我们考出好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