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与年轻时相比，总会有一些变化，比如对阳光与温暖的态度。
年轻时，我可能因为来自北方，一向喜欢寒冷的冬天。家乡的太阳，不管冬天还是夏日，总是充沛，于是，并没有格外在意。
然而年岁增长，发现自己的喜好悄悄在变，对寒冷的喜好，似乎正让位给温暖，与此同时，对阳光的期待与喜爱前所未有。每天清晨，打开窗帘，不管冬夏，如果艳阳天，接下来的都是好时光。
2010年的春天，却让我格外地受打击，冬天迟迟不去，春天一直遥远，这几乎是我在北京遭遇过的最冷的春天，或者说，是最长的一个寒冬。而阳光也格外地吝啬，一个又一个的清晨，一次又一次拉开窗帘，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心情，也在这个春天慢慢低落。
季节的寒冷也就罢了，生离死别的打击却再次降临。或许，我们都没有想到，悲剧可以重来，眼泪居然再落，打击竟然复制。
2001年，我在台湾“9·21”地震的废墟旁，似乎是用十字架的方式为死难者致哀。没想到，七年之后，面临汶川之痛。
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强震，几千名同胞的生命转瞬即逝，此时，距离上海世博会的开幕还有不到二十天时间，中国人，在哀伤中沉默。相信大多数人，都在玉树地震后，想到了不到两年前的汶川“5·12”地震，想到了那一段时间自己的心情。
2010年的春天，因为玉树地震，变得更加寒冷，痛彻心扉，而疼痛的感觉，两年前的体会更加强烈。在这两年中，两场大地震，让每一个中国人不管身处何方，都无处闪躲。其实，我们都是灾民，都要一起去面对那打击和伤痛。
2008年4月中旬到5月上旬，我有两次近二十天的时间在日本进行采访和报道，尤其是后一个十天，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媒体称之为“暖春之旅”，我们的大量评论和报道都在日本进行，忙得不亦乐乎。
5月上旬的一天深夜，大约一点至两点之间，刚刚熟睡的我被“吱吱”的奇怪声音唤醒，发现自己的床正撞击着旁边的墙，“吱吱”的声音是房门被挤压时发出的。
我知道，地震了。因为上一次制作《岩松看日本》时，专门做了一集日本的防震减灾专题，做过震级体验，因此梦醒时，凭着有限的经验，感觉这次地震不会太大，三级以上，应该不到五级。
电话响了，同事打来的：“地震了，赶紧下楼……”
我没有下楼，只是打开电视，看日本媒体的反应。果真很快，屏幕上已经飞起字幕，东京及周边地区，不同的震级，一遍又一遍地在屏幕上飞过，与我感觉的震级差不多，由于住在高层楼上，地震那一瞬间，生理及心理感觉都不太妙，但不知为什么，我不仅没下楼，还很快睡着了。一夜平静。
而给我打电话的同事们则真的奔下了楼，一夜无眠，散步到天明。
那一夜，其实真正紧张的不是我们，而是日方和中方负责胡锦涛主席等中国贵宾安全的人们。胡主席一行也住这栋楼，而且比我们的楼层还要高，凭地震的震级和我的身体感觉，领导们也很可能被地震震醒，而在中国国家元首访日时发生地震，当然是大事。地震发生后，转移领导人的准备，就在楼下迅速展开，一切迅速到位。但估计是日本经历相当规模地震的频率极高，因此可以快速得出定论：不会再有危险，于是那一夜，中国贵宾并没有转移住地。
第二天早晨，我们有些担心，按出访行程，一天满满的，可昨夜的地震，会不会让领导们很疲惫？
一项又一项的议程陆续展开，一切正常，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中午时分，胡主席探望清水芭蕾舞团，出门时，在车里看到正在旁边做报道的我，还冲我笑着挥了挥手，我回了一个微笑，感觉，昨夜的地震，看样真没影响什么。
一切报道完毕，2008年5月11日晚九点左右，我从日本回到北京。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在日本之行中甚至算不上回忆的一部分。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仅仅一天过后，在中国的四川，会有一场让全体中国人痛彻心扉的大地震等待着我们。
大地震，隔了三十二年之后，在中国，再一次制造了让人无法忘怀的悲伤。
地震的那一瞬间，我还以为，只是一次微小的晃动
由于头一天晚上刚刚结束前后两次长达二十多天的日本采访报道，按计划，我准备休息几天。12日上午我飞赴云南，去参加一个与当地青年有关的交流活动，借机也调整一下自己，否则身心俱疲。
在我们电视台，一直流传着一句话：“计划没有变化快，变化没有电话快。”用以形容传媒人习惯面临的改变和总是突发的新选题，然而这一次，突如其来的，不是电话，而是大自然的变脸。
下午两点二十八分，我正好在昆明飞机场候机楼，那一瞬间，我有明显的震感，然而强度，和几天前在日本夜里所经历的那一次差不多，甚至更弱一些。当时，我没觉得怎样，只和身边的人说：“像是地震，但没事，震级不大。”当时的昆明机场，许多人也只是一瞬间小小的猜疑，脸上很快恢复了放松的笑容。
中国人不像日本人，绝大多数，对地震没有太多感觉，过去了，没什么危险，也就觉得有趣罢了。
然而过后不久，人群中似乎弥漫起一种不对劲儿的情绪来，开始仅仅以为是云南经历了小地震的人们，通过手机等方式，陆续明白，真正的地震并不是发生在云南。
最早，大家都与北京的朋友联系，知道北京震感强烈，因此，以为那里是震中。
这么一想，就有些可怕了，那么靠北的地方，地震之后会让昆明有明显的震感，那会是多大的地震！可透过电话，北京又似乎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是哪儿出了问题？
很快，机场的电视被锁定在央视新闻频道，也真的很快，屏幕上开始播放：四川发生了大地震！情况还不明，但通信已中断……
从这一时刻起，眼睛就很难再从屏幕上移开，陆续地，在屏幕上，前方传来片段的消息：地震局的发布会，总理要去四川……
一切的信息组合在一起，我明白：奥运前的中国，真的来了大事情，几乎可以肯定，是一场悲剧，人类的悲剧。
一边看着新闻频道的直播，我同时又在隔一会儿搜一下四川台，地震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四川台一直在正常播出，与地震有关的新闻虽有，可还不多，晚上还有电视剧，这样的画面甚至让我心生希望：众人的担心不过只是担心，实际的情况没那么严重？而与此同时，我也在给我的同事发信息、打电话，其中一个意思是：灾情的详细信息我们还不掌握，随时会有变化，要关注已经确定的事实，提醒演播室的主播们，不要轻易下结论，尤其在伤亡人数上，这一定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数据。
第二天一早，原定的与当地青年的交流活动一开始，我提议现场的青少年，集体起立为四川地震中的遇难者默哀一分钟。我不知道，这一分钟的默哀是不是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一个，但我清醒地记得，当时我对在场的青少年表达了我的担心和希望：但愿伤亡不要超过千人！
其实当时，我自己，都已经不敢相信自己的期望了。交流完毕，其他全部的后续活动取消，我已经归心似箭，当天就回到了北京，开始了当时还没有想到的长达一个多月的地震报道。
直播开始后，我一直在想的是：抗震救灾，媒体能做什么，该做什么？
13日深夜，我进入了直播演播室，面对的还是不全面的信息，救人是最主要的使命。这时候，记者大部分到达四川，然而一些重灾区，别说记者，连部队都无法到达。因此，任何来自前方的信息，都是宝贵的，也都是电视机前观众急切想知道的。那个时刻，作为直播的主持人，我已经清晰地感受到电视机前的观众有多少，即使深夜，关注都不会减少。
14日凌晨，当我结束了一个段落的直播，打开手机之后，一个快速显示的数字证明了观众的痛苦关切，我的手机上，接到几百个短信，这些短信虽然内容各异，然而扑面而来的悲伤与焦急却轻易地就能让人感受得到。而第二天，也就是15日凌晨结束直播之后，短信的量达到了高峰。这种情况，在我十多年的直播经历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我知道，手机的另一边，是一个又一个关注者，他们发送的已不是短信，而是焦虑及想到现场救援却不能的无奈与痛苦。
在14日晚上的直播开始前，我认真地思考了很久，这个时候，媒体该做什么，能做什么。
我的答案是：在悲伤与加油的情感表达中，必须去推动和帮助整个救灾更有效率地向更正确的方向行进。悲伤中，如果也能给理性一点空间，我们的损失或许会更少。
14日晚上，直播的前半段，演播室嘉宾是民政部救灾司司长王振耀，在与他的访谈中，我也表达了三个意思。第一，这次救灾不会是短期的攻坚，恐怕将是长期的挑战，要做好准备；第二，绝不是靠政府就能完成，要让民间组织和NGO有发挥能力的空间；第三，要注重因地震而出现的残疾人以及老年人和孤儿的救助，同时心理救助一定要尽早上马。
这几个想法迅速得到在场的王司长的同意和支持，他在要离开演播室时，说了这样的一番话：我们的很多信息甚至是从你们的直播中来的，它对我们的决策和判断非常重要，谢谢你们……
面对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这一次，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藏、躲、瞒，而是快速透明地让媒体参与其中，并且不止是中国媒体，还包括世界各地的媒体，这是一种进步。在巨大的悲情与苦难中，中国，坚定地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救命，需要常识；救灾，需要“生死不离”
灾区的很多地方，最初道路与通信中断，形成孤岛，连军队都无法迅速进入，自救便成为很多孤岛中人们的选择。这次地震被命名为汶川地震，偏偏汶川就是最初的孤岛之一，外界无法联络，于是，在人们心中，那里一定情况危急，因此，注意力、关注度、打通道路的迫切性都更高；而实际上，北川才是所有县城甚至是整个大地震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地区。由于人们无法及时作出正确的判断，北川的人们只好大量依靠自救来应对最初的惨况。
在头几天的直播中，透过现场的信息，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自救的行为大量存在，很多都只是出于本能而非专业；同时，大量的志愿者甚至奔赴灾区的一些子弟兵，也普遍缺乏足够的救援和救人的相关常识。而如果常识缺乏，有时，会使被救援的人致残或者出现生命危险。因此，在头两天的直播中，我向不知在哪里的医学专家们求助，谁有通俗易懂的急救常识，越短越好，越容易操作越好，越在灾区用得着越好。
当我第一次在直播中发出这样的呼吁之后，仅仅十几分钟时间，我利用放一个片子的机会来看手机，上面已经收到中国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凌峰发来的仅仅十句却非常重要的顺口溜，将急救常识蕴含其中。我迅速将短信交给同事，几分钟之后，这个顺口溜被我们连字幕带口播播出了很多遍。第二天一早，《解放军报》也迅速刊登了这个急救常识顺口溜，常识以多种方式进入灾区。也许它不能立即让太多灾区用得着的人知道，但一传十、十传百，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之后的几天，我们围绕救急、防疫与灾后心理支持等层面，充分强调常识的重要性。武警总医院急救中心主任王立祥、北京医院心理专家陶然，多次进入我们的演播室，用简短却通俗易懂的方式，提供不同救援状况下人们需要的相关常识。
几天的直播中，我们已经意识到屏幕前观众的痛苦，和由此而产生的焦虑与心理问题。很多的观众天天盯着地震的直播，那些情节与画面，又时常让他们泪流满面，甚至不看屏幕都会让自己有负疚感。考虑到这种状况，我做电视这么多年，第一次在直播中强调：请观众不要长期看电视，看一段时间要休息一段时间，否则谁也扛不住。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们才可以为灾区做更多。
这时的国人已经完全投入到救灾的进程，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有的到灾区用手用身体尽一己之力，更多的在灾区之外，用心用泪水为之祈福，可能也正是这样一种共患难的民族特性，使一首歌《生死不离》迅速地击中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14日早上我起床，打开手机，众多短信中，有一首王平久发来的诗，名字叫《生死不离》。
王平久是奥组委大型活动部的一个主力干将，由于北京奥运会的几乎所有大型仪式，比如口号发布、吉祥物揭晓、火炬起跑等等，我都参与主持，因此，与奥组委中具体负责此事的王平久打了多年交道。这一次，这个一向以拼命三郎状态工作的王平久，看到了头一天晚上我主持的直播，快速地创作了这首诗《生死不离》，来释放自己内心的痛苦。
早上看到这首诗，我在给我夫人念的时候，就已经泪流满面，我的眼泪告诉我：这是好东西。晚上直播时，这首诗已经被印在一个纸板上，当我拿起它，要念的时候，有些控制不住想哭的冲动。虽然我早就告诉自己，悲伤的面前，一个新闻主持人要忍住泪水，但是，真的很难。我只好面对观众先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希望我可以不哭着把它念完。
这句话暗示并帮助了自己，我做到了，没有流泪将它全部念完，并征集作曲。然而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却无法控制泪水，一夜之间，《生死不离》不胫而走，当晚的直播结束之后，我接到了很多的短信和电话，有要为它谱曲的，有要在重要场合朗诵的，有要做公益短片的。
当夜，曲子已经谱成，很快，成龙和谭晶都克服诸种困难无条件地快速走进录音棚，二十四个小时过后，在我们的直播中，《生死不离》这首歌已经播出。之后的几个月里，成为陪伴中国人度过那段艰难时日的主要旋律。
仅仅这一个旋律，就有成龙、谭晶、孙楠三个版本，而另外的作曲，还有师鹏等版本。
在整个抗震救灾期间，《生死不离》成为最重要也是传唱最广的一首歌，相信很久以后，只要这首歌的旋律轻轻响起，人们就会迅速地将思维与记忆带回那段特殊的黑白画面的日子里。这，便是一首歌的力量。不幸的是，刚刚过去不到两年，这首歌又再度为玉树响起。
所以，该谢谢平久，让我们悲伤的时刻有真诚的歌声陪伴，共同走过了最难熬的日子。
16日，我们还在直播时，接到任务，中央电视台要在18日晚上直播一台《爱的奉献》大型赈灾晚会。
显然，这是一个快速制定的方案，甚至到了17日，来多少人，播多长时间，什么节目顺序，依然有太多未知数。
在我的印象中，这样的事情，以前有过一次，就是1998年中国南北都出现大洪水的时刻，在决定荆州是否分洪的那个夜晚，中央电视台直播了一台大型赈灾晚会。
这个时候，没人去说难度与不容易。其实，谁都知道，这个时候，并不需要一台艺术上无懈可击、专业上完美无缺的晚会，而只需要一个真情流露的舞台，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去传递一个理念：灾难面前，我们在一起，生死不离。
这时，作为主持人，自然要面临一个挑战：采访来自灾区的嘉宾。他们有的正承担着失去亲人的痛苦，有的惊魂未定，似乎这种时候我们不该去打扰他们，但作为一台要让更多国人以各种方式投身到赈灾队伍中来的晚会，我们又不得不这样做。
下午彩排的时候，我知道我要采访美丽的警花蒋敏，在地震中，她失去了女儿和母亲，却依然坚守在工作第一线。下午我和她见了面，简单却用心地聊了一会儿，没触碰她的伤疤，但是我感觉到她的身体状况不太好。于是，为了保护她，我和导演提出，可不可以让蒋敏这一段就不彩排了，免得让她难过两次，晚上一次通过吧！
这当然是一个冒险的决定，但是，导演与领导们爽快地答应了。
我回来告诉蒋敏，回去休息吧，你属猴，我也属猴，大你一轮，我做你的大哥吧，晚上大哥跟你一起上台。
晚上的直播，气氛无法言说，在后台与观众席，泪水与抽泣声不断，作为主持人，我们穿行在眼泪中，又必须控制内心的情感。有时，只有自己才知道，这有多难。
到了蒋敏的段落，我和她一起上台，然而，当她站到台上，我就感觉到她的悲伤与脆弱，她轻得像一片叶子，随时都会被风吹走。我只好紧抱住她的肩膀，抓起她的一只手，让她有一个支撑。问完两个问题，我就决定放弃后两个问题，这时候，痛苦而无力支撑的不仅是她，还包括我。
“不说了，我们不说了。”蒋敏简单的讲述以及她的痛苦瞬间打动了太多的人，一片泪光映衬的掌声中，我迅速地结束了访谈，几乎是抱着她，将她送到后台。
而一到后台，我把她交到同事手里，自己便再也无法控制，跑到转角，蹲在地上开始号啕痛哭。就在我刚刚准备彻底释放一下情绪的时候，当时的文艺中心主任朱彤快速走过来，他当然看到了我的泪水，但并没有劝慰，只是简单一句话：小白琳的父亲找到了，你马上核实一下情况，准备上台……
说完他转身离开。
还记得汶川地震中那个“敬礼娃娃”吗？他被救出后，躺在担架上不忘向解放军叔叔敬礼的画面，成为黑色记忆中，一个让人感动的亮色。在《爱的奉献》赈灾晚会舞台，救他的解放军叔叔来了，他的父母也抱着他来了，原来，敬礼娃蛙的父亲是警察，这让他从小就学会了敬礼。
一句话止住了我的泪水，为此我永远感谢他。恐怕在当时，这才是最有效的劝慰。
原来，刚才在台上接受过采访的女学生小白琳，告诉观众她与父亲失散，至今父亲生死未卜，而在灾区，在一个派出所的临时安置点，干警与小白琳的父亲都在看电视。看到小白琳寻找父亲，派出所的同志马上打来电话，告诉小白琳，父亲安全，放心。
这是一个好消息，不仅对于小白琳，而且对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都是一个巨大的安慰，更是一种信心。大悲之中的我，必须马上定下心神，迅速和小白琳带着喜讯上台。在台上，激动的白琳泪流满面，然而头脑却十分清醒，她也在抖，不过是激动，为了平息她的抖动与情感，也为了抑制自己的泪水，在一手拿话筒一手抱着她肩膀腾不出手的情况下，我只能用头轻轻撞着她的头，告诉她：我们在一起。
流着泪的小白琳在这一段落的最后，对远在灾区的父亲说：去做志愿者，去帮助更多的人，去感恩……
这就是直播，在生活中不用编写而自带精华的剧本，永远好过闭门造车的精心撰稿。两三天的时间准备的一台赈灾晚会取得了最大的效果，绝不仅仅是破纪录的十五亿募捐额所能体现出的。更重要的是，接下来，让更多的人把四川当做家乡，把远方当做近邻，更大规模地爱如潮水。
而这台晚会的快速播出，也有另外的价值——再不做就晚了。从第二天起，连续三天全国哀悼日，共和国的国旗第一次为普通国民的生命而降下，除去哭声与哀乐的声音，就只有我们共同的心跳，晚会在这样的日子里已不再合适。
两年之后，我们为玉树又举办了一个类似的赈灾晚会，募捐额更是超过二十个亿，这个惊人数字的背后，也有着两年前那台赈灾晚会所打下的基础。过后不久，因为甘肃舟曲的灾难，国旗第三次为逝去的国民降下，人被大写了！
地震直播的压力当然很大，因为观众们因痛苦而选择拒绝宽容……
刚开始每日直播时，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压力主要来自于这种痛苦与未知，然而随着直播继续以及观众们期望值提高，压力增大且变复杂了。这时的压力，绝不仅仅是日复一日体力上的要求，以及情况不明并且随时会有意外的直播要求，而且还有来自精神上的压力。地震发生后的十来天里，人们的痛苦，转化为对电视直播的强烈关注，这种关注之中，含有一种因痛苦而产生的绝不宽容的情绪。
按理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更何况是充满变数而又前所未有的大地震直播，再加上有很多年轻的记者缺乏直播经验。但是口误或容易引起误解的话语往往使记者在局部时间里，成为被攻击的对象，甚至是猛烈攻击的对象。比如直播刚开始不久，一位年轻的女记者就迅速成为被攻击的靶子和人肉搜索的对象，其中一个理由，是她回宾馆做连线报道，人们无法容忍。但其实，在当时的灾区，通信极不稳定，尤其手机连线很不靠谱，一般都要求记者去找固定电话进行连线直播。然而观众不管这些，再加上记者缺乏经验，并没有交代此中原因，于是直播结束后，她被“千夫所指”，之后，辛辛苦苦的她，只能在舆论的压力下从屏幕上离开，专注于镜头外的工作。想想看，她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记得当时张羽和我都替并不认识的她解释了一下原因，也因此招来骂声一片。
类似这样的事情多了，更加重了参与报道的记者与主持人们的心理压力，任何一个小小的疏忽与口误，都可能立即被定性为没有同情心或者不是有爱之人。面对这种压力，你无法抱怨观众，或许观众也是通过这种放大敏感度扩大苛刻度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灾区的深度关切。虽然，这苛刻有些过分，但必须理解，必须面对。
到了三天全国哀悼日的时候，这种压力更达到了极致，每个人都绷紧了弦儿，生怕说错话，表错情。不过，我那个时候安慰紧张的同事：“别担心，相信自己的内心情感，这是真的存在。相由心生，心里有真情，脸上的表情与语言表达一定是对的……”
我是这样对别人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怕出错才会不出错少出错，越怕出错反而越出错，这已经是直播中的金科玉律。大地震的直播，同样如此。
到了直播的后期，气氛依然是压抑的，然而悲伤中的四川人，已经率先展现出自己特有的乐观主义的悲壮感，一个又一个顺口溜及相关的场景，都在向我们展现着四川人的这一面。
当初美国“9·11”之后，没隔多少日子，在一片悲情之中，纽约市长朱利亚尼说过这样一句话：当我们身边出现第一个再次讲起笑话的人，那一刻，这个城市就将慢慢地再度站起。
在四川灾区，这样感人的“笑话”其实没几天就开始以手机短信的形式流传，其中有一个很经典。由于当时有很多外国救援队参与救援，一位大娘在被俄罗斯救援队救出之后，看着金发碧眼的洋人，说了一句：龟儿子，这地震好凶啊，都把我震到了国外！
听到这个有待证实但真实反映四川人性格的故事后，我决定，在直播中把它讲出去。在哀悼日过去两天后，我真的这样做了，包括“龟儿子”这三个字，也在直播中说了出去。讲述这个情节，是为了向英雄的四川人致敬，他们在灾难面前不仅有悲情，还有忍受、担当与一种让人惊讶的乐观。
人们似乎都读懂了这个笑话以及我讲述这个笑话的用意和敬意，几乎没有人骂我，反而第二天很多网络都放大并转载了这个笑话段落。显然，大家不约而同，也开始选择更多元地展现灾区性格的丰富性，并不因敏感或压力巨大而只是选择悲情。
生命与生机，在慢慢地复苏之中。
作为一个记者，当然希望能快速到达灾区参与报道，并不是在演播室里直播不重要，恰恰相反，演播室里的主持很重要，对方向的判断，对细节的把握，对价值观的认定，对灾区百姓与观众内心的理解与抚慰，都需要认真落实。然而，在北京，在每天的忙碌与压力及情感的煎熬之中，总似乎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负疚感，好像感觉只有快速到达现场，才算是身体力行地做了一些什么，内心那一直沉甸甸的东西才可能稍稍移开。
屡屡提出申请，三天哀悼日结束，又是两天的直播后，我们《新闻1+1》团队去前方直播《灾区观察》系列节目的计划终于获得批准。
我头一天晚上在北京直播到后半夜，第二天早上和同事直飞四川绵阳。
到达后，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坐直升机上唐家山堰塞湖导流明渠的工地。
我去的头一天，救援中发生了一起直升机坠机事故，驾驶员与机组人员全部下落不明。因此，我到达的当天，台里下达命令，不许再坐直升机。
然而我只能违规。道理很简单，山顶施工的官兵当晚将全部撤离，之后可能实施爆破，消除堰塞湖隐患，而我将乘坐的这架直升机，就是去接山顶上的总指挥和施工官兵的，如果错过，这一新闻时刻可能永远不会再有。所以违规是必然的。
到达机场，即将登上直升机前，要说内心不紧张，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当直升机腾空而起后，紧张感瞬间消失，并不是我有多坚强，而是从高空中看到的灾区惨景，立即唤起了你作为新闻人的全部职业敏感，我们的报道与拍摄已经在飞行中同步开始。
到处都是破碎的房屋和破碎的山河，飞行的过程中，有一个细节画面更因戏剧化的构成而凸显着灾难的无情。沿峭壁蜿蜒而上的盘山公路上，有一辆巨大的卡车停在途中，前方是山体滑坡被断了路，后方也是山体滑坡断了路，两堆滑落的巨石泥沙中间，仅余二三十米的路，那辆保存完好的卡车就停在那里。看着这场景，立即会想，地震发生的那一瞬间，前后的车辆都被吞没，这辆车幸运地停下，然而向上是峭壁，向下是深谷，前望后望再无路，那司机该是怎样先庆幸而过后又绝望？而他此后又是怎样逃生的？
来不及想出答案，直升机到目的地，在那狭小的空间里，我只有四十分钟的时间。我快速地用身高丈量了导流明渠，用鼻子体会着多日没洗澡一直紧张施工的官兵们的味道，用提问寻找堰塞湖的危险与挑战，然后用语言向观众报道这有可能消失的现场。也从此，开始了我们深入灾区的征程。
与平日的报道比起来，在灾区，每天的心都是紧的，而同时，精神压力与体力消耗都不同于以往。我们几乎每天都是两顿饭，一顿出发前的早饭，一顿一天采访全部结束之后的饭，时间一般是下午四点到八点之间。一来早采访完可以为当晚的直播节省出更多的准备时间，二来你几乎不能忍心在灾区被采访者那儿吃饭。而如果出去找午饭，依当时的交通条件，耗时不说还不一定找得着。记得采访北川临时县委驻地时，县委书记请我们中午吃方便面，这在当时算是大餐，我们当然拒绝了。
但这些都不算什么，关键是每天采访中情感与内心的冲击与起伏太大，这才是真正难熬的一种痛苦。
在绵阳体育馆采访时，见到了一对五六十岁的老夫妇，他们抱着不到一岁的孙子住在临时帐篷里。和他们一聊才知道，地震那一天，他们祖孙三人，加上儿子儿媳，一起去医院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孙子看病。看完病之后，儿子儿媳让老两口儿抱着孙子到院子里等，小两口儿去楼里交费，这一瞬间，地震发生了，儿子儿媳被倒塌的大楼掩埋，再也没出来，而在院子里的爷爷奶奶和孙子幸免于难。一个简单的等待，就变成白发人送黑发人；更艰难的是，这对老夫妇又要担当起父母的角色来，爷爷说：过些日子稳定了，要出去打工挣钱，否则，一家三口，吃什么？
我正在看的是一面“寻人墙”，这面墙位于安置灾民的绵阳九州体育馆大门旁。大地震，让很多家庭支离破碎，人们怀着残破的希望，贴出一张又一张寻人启事，愿意相信亲人还活着，只是暂时失散而已。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如愿呢？看到这一面又一面的“寻人墙”，每个人都会动容。
在采访参加救援的消防队员时，一位年轻的消防队员对我说，一个小女孩，他头一天救出了上半身，第二天救出了下半身，他知道这样做没有意义，却是对小女孩父母的一个交代，而这仿佛没有意义的救助，也让他要冒同样的危险。这样的故事，在救援中有很多。
北川，早已封城，于是也一直没有摄像机与记者进入封城后的北川老县城。经过争取，那一天，由于北川县委书记要陪同建设部副部长进入老县城，为将来的地震博物馆做准备，我们得以进入北川跟随拍摄。
然而，这绝对是一次永远不愿意再回首的行程。
经过严格的消毒防疫，我们进入了北川县城，从入口处的高处向下看北川，山体的巨大滑坡，向前移动了几百米，使原来依山而建的很多县城建筑一瞬间被掩埋，而当时生活与工作在其中的太多北川人，也几乎是一瞬间失去了生命。相比他们，在老县城其他倒塌建筑下遇难的同胞，也许经历了更为痛苦的挣扎。生前的家乡，却就这样，成为他们永远的墓地。
采访结束后，被采访者的车队离开了老县城，空旷的废墟中只剩下我们。四周寂静无声，鼻子里闻到的都是刺鼻的消毒水味道，而周围，倒塌的房屋里，依稀可见曾经的生活气息。比如半面墙上，还悬挂着一对夫妇的结婚照，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还偶尔有些狗在寂静的废墟中静静地站着，不叫，不知是不是还在等候着主人的归来……
当我们完成采访，离开老县城不远，公路上方挂着一幅代表过去北川人热情的标语牌——欢迎再到北川来——看到这几个大字，回想起刚才寂静而忧伤的画面，我鼻子一酸，停下车来。我们摄制组默默地以这个标语牌为背景照了几张照片，这是在灾区报道中，我唯一主动要求的留影，只为记住当时自己的允诺，不管将来新北川在哪里，我要再来！
一个又一个这样的细节冲击着我们，也在被我们报道之后，冲击着观众；然而灾区的采访，也注定有一些冲击只能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在去德阳市汉旺镇的大企业东汽采访时，原本应当从正门进，但最后却走了侧门，原因是我们去时，由于东汽中学学生在地震中伤亡惨重，他们的亲属悲痛之外也有太多的愤怒，于是，这一天聚集在企业大门口，静坐讨说法。
我不知道，正在建设中的新北川，还会不会有这面牌子，当然，有的话，也不会在原地。但是，在中国，见到那么多客套话一般的类似招牌，却只有这一个让人难忘。双手合十的动作既是祈福更是许愿吧：当然要再去看看新北川！
采访了厂里之后，我们去了汉旺镇的一所小学，这也是地震中伤亡惨重的一所学校，我们到那里一看，学校已经夷为平地，仅剩下一座大门和传达室，上面被家长们贴满了孩子的照片和纪念的话语。大门之外不远，有很多的家长每天像上班一样，定点来到这里，也不闹，也没什么动作，静静地一坐就是一天，一是陪陪走远了的孩子，二是与同病相怜的家长们在一起，哪怕互相不怎么说话，痛苦也似乎能减轻一些。
后来，我们也去了都江堰的聚源中学，的确如人们所讲的那样，周围的楼房情况还凑和，但聚源中学却成了一片孤独的废墟，伤亡情况可想而知。在现场，我没有见到家长，而是见到了很多负责警戒保安的警察，他们大多数来自外地，尽责尽职地守护着。
看过这样的学校，我很能理解家长与批评者的心情，换成谁不愤怒都很难。虽然这其中也许会有一定的偶然性，其他单位或部门的楼房也有的同样如此，然而学校毕竟更让人揪心。如果早在校舍修建时，各个相关环节真的把教育树人当百年大计，把孩子当国家未来的栋梁，今天的损失也许会小很多。
在当时的报道中，我们还无法全面表达，但敲响警钟却是必然的。正是看到了几所学校这样的场景，在采访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以及后来的相关被采访者时，我一再追问的是将来灾区学校的质量如何保证以及现如今其他地区学校的质量检查问题，得到肯定的答复，才肯转移到下一个问题。
只要有大片的空地，就会有大片的帐篷，这是灾区的惯常景象。而照片中的这一片帐篷，是当时已经开始上课的帐篷学校，它也坐落在安置灾民的九州体育馆空场之内。孩子们的读书声，在大人听来，是最好的心理慰藉。
经过近十天的采访与报道，我们结束了灾区的工作。那天早上，两个多小时的飞行之后，我们回到了北京，刚刚走下飞机走进机场，我突然生出了一种强烈的陌生感和距离感。周围阳光灿烂，人群熙熙攘攘，空气中弥漫着平和与安详，再闻不到消毒水的味道，也再看不到满目疮痍。这一瞬间，我有着很强的不适应，不过，我也告诉自己：我将一次又一次地再回四川……
灾难中，我们要学到什么？
两年后，我们又承担了玉树之痛和舟曲之痛。灾难中，除去眼泪，我们还学到了什么？
学校更安全了吗？家长们可以放心了吗？
事后的救助做得不错，可事前的预防与教育，可以做得更好吗？是否还打算只买棺材不买药？
人们还打算站在道德高地上指手画脚地逼捐吗？还会嫌这个捐得少那个捐得少吗？会不会在逼捐的压力下，其他的人或企业开始把救灾变成作秀？
背后墙上的“1+1”，可不是在说《新闻1+1》，而是帮助灾区进行心理救援的“心联1+1”公益行动。2008年6月5日，我在四川温江，和从灾区走出来、集中准备高考的学生们进行了一次面对面交流。孩子们脸上，有泪，心中，有伤，我作为一个大哥哥，给他们讲了自己八岁时父亲去世，母亲用五十多块钱带着我们哥儿俩重新让一个小家站起来的过程。讲完这些，孩子们觉得“白大哥是自己人”。而“心联1+1”行动，至今仍在灾区继续。
爱如潮水来得快，可退潮会不会也很快？
政府正在进步，可真的开始给民间慈善机构成长和壮大的空间了吗？
会不会因为提供了捐助，就还想捐出道德，指手画脚地提醒灾区人民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其实灾区人民有权按自己的想法生活，甚至是不一定正确的生活……
无论四川灾区还是更远的玉树或甘肃舟曲，关注并帮助，都需要十年或更多的时间，我们会一直跟随吗？
废墟会越来越少，新的建筑会拔地而起，可内心的废墟，我们又该怎样去帮助重建呢？毕竟灾后重建，不是盖房子这样简单。
……
还有太多的问号，该如余震一样停留在心里，若做不好，我们还都是灾民。
苦难，没有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