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3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十七个年头。十七年，说短也长，把自己从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四十二岁的中年，这样的十七年，说是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不为过；可十七年说长也短，到2010年，中央电视台建台五十一周年，我的十七年，仅仅占了三分之一，对于CCTV这艘大船来说，我可以骄傲地说自己是主人，但更清醒地明白自己也就是个过客。主客之间，总有难言的情感萦绕，就从那一个上午说起吧！
2001年9月12日上午，大约十点半左右，一位中年女性很愤怒地推开我办公室的房门，手指颤抖着指向我的脸，开门见山地质问我：不是说只要有大事就能看到你吗？昨天为什么没有看到你？
这一瞬间来得突然，我沉默着站立，办公室里的其他同事也惊呆了，没人回话，沉默进一步在空间里弥漫。这一瞬间显得格外漫长。
这位大姐看样并不打算久留，只为不吐不快，话音落地，又盯着我看了两眼，气鼓鼓地转身走了。
那个时候，我们并不在台内办公，而是在电视台西门对面科技情报所的楼里办公，楼外没有森严的警卫，楼内还有众多其他的办公单位，因此才会有大姐闯入我们办公室的场景出现。
这位大姐我并不认识，奇怪的是，我之后也没有再见过她。或许是被指责时的心虚让我未能记住她的容貌，又或者她只是为谴责而来，平日里并不在这座楼里办公；甚至，是我根本无法记住她的面容，因为她的话语已经让我终身难忘。
这指责有道理，我无从还嘴；或者说，她指责的不是我，是我供职的中央电视台。
之所以有这个场面出现，是因为头一天晚上发生了举世震惊的“9·11”事件，而在这个事件的传播中，CCTV除去小小的一条新闻，几乎失语。与此同时，包括凤凰在内的媒体却全程直播，让CCTV陷入尴尬的境地。
这该是怎样一种沉默与失语呢？
“9·11”事件发生几分钟之后，我在家中，便接到同学从福建打来的电话，他或许是从台湾媒体中获取的信息，他告诉我：美国发生了大事，火速关注媒体。又问：你们会直播吗？
我第一时间打开电视，全面搜索了一遍，当时还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开始报道。
我马上拿起电话，给两位主任打了过去，一位是时间，时任《东方时空》总负责人，一位是陈虻，时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
电话很简短，更像是请战：美国出事了，看样是真的，如果要直播，请火速通知我，我已准备好，随时可以出发。
电话放下不久，电视上开始出现相关的直播报道，上海东方卫视、凤凰卫视，我印象中还有内地的一家卫视。像大片一样震动人心的新闻画面，直白地展现在电视屏幕上，我为此变得更加着急，直觉告诉我：这是历史性的大事件，按理说，我们不该缺席。
我的家，离电视台五到十分钟的车程，只要定下直播，我会迅速到位。
然而，电话却迟迟不响。新闻事件进一步发展，一分钟的错过，便意味着新闻快速地死亡，正步入历史的阵营。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懂，沉默电话的那一边，该是另一通电话的此起彼伏，争取、说服、焦虑、盼望……都是新闻人，都有着同样的冲动和担心，我相信时间与陈虻，我也相信中央电视台在面对大新闻时最本质的冲动。
电话依然不响，我打开电脑，网络上已是众声鼎沸，让人痛心的是：几乎一边倒的网上留言都在幸灾乐祸。当时，还不知到底有多少生命逝去，也不知这些生命中，会有多少华人。可能是美国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事情才刚刚过去几年，因此，一种愤怒本就无从消解，“9·11”意外地到来，给了很多人一种解恨的感觉。然而，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情绪，在这种情绪之中，又蕴藏着怎样的一种对生命的漠然。看着这些留言，我在想：如果一会儿直播，我该怎样说，又该怎样去追悼生命？
然而，我注定不会有这个机会，“9·11”事件的直播，将注定不会出现在CCTV的屏幕上，也因此，CCTV将长久背上一个自己根本背不起的重负。
我正在美国纽约进行报道，为了摄像机位，我不得不高难度地站在一个柱子上，因为在我的身后，是“9·11”废墟的重建工地。2001年事发时，我们未能同步直播，即使几年后到了现场，这一课似乎也无法补上。
电话终于响了，这时，各个媒体的直播已经过去半个多小时，电话是时间打过来的，内容同样很简短：“洗洗睡吧，没戏了，不让直播。”
我听得出时间的无奈与痛苦，我当然也听得出CCTV人此前的争取与请求，但是，一切都必须戛然而止。
作为一家媒体，即使是CCTV，也天然地对新闻大事件有一种直觉的渴望，它自己要放弃这个报道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后来成为中央电视台主管新闻的副台长罗明，当时正在美国，事情发生后，他迅速确定事实真伪，然后便火速与家里联系，希望为有可能的报道提供支持。
然而，CCTV必须服从命令，而我更只是一个小小的卒子，请战也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或许是有人担心，我们直播会显出我们在看美国人的笑话，因此“大气”一些，不直播吧。但恰恰这一个“大气”，小气了许多，也错过了一段真正的历史。
当然，论及原因，还有另外多个版本的解释：主管领导不在国内，联系不上，无法自己做主……但不管怎样的版本，结局都是一致的，我们已经错过了直播。
那一夜，我几乎无眠，而我相信，那一夜，在CCTV内部，无眠的人，绝不只我一个。
八年后的2009年，我去做《岩松看美国》，在华盛顿，有一个新闻博物馆，里面的一个展板上，是2001年9月12日，也就是“9·11”发生后的第二天，世界主要国家最主要报纸的头版。几乎是同样的选择，不管哪一个国家的报纸，头版都是昨天发生的“9·11”。而唯一的例外，是中国的大报纸，头版头条是别的内容，“9·11”只是一个小豆腐块，藏在其他的文字之中。
这一个“例外”是如此的刺眼。看来，美国人并没有领我们“大气”的情，反而对这“例外”迷惑不解。
那是一个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却遗留了一些“伤口”在遥远的中国。然而，也该感谢这“伤口”，让人们开始集体思考媒体的职责与本分。
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大姐对我的指责，是一种期望之后的失望，是一种超越了自身利益的良知与责任，我将终生铭记，虽然有时，仅仅有我一个人记住是不够的。
时间到了2003年，刚一开始，人们就已经嗅出伊拉克战争的味道，虽然表面上谈判与制裁在继续，但几乎谁都知道：战争在所难免。
也许是因为“9·11”之后，大家对CCTV的指责与不满太多，又或者，这指责与不满，让各个层面的人都在思考并校正着自己的思路，总之，这次伊拉克战争的直播很早就已经开始准备。春节刚过，主管新闻的副台长罗明当面向我发出指令：从现在开始，你的活动半径，就要在以CCTV为中心的十五分钟车程之内，以便随时开始伊拉克战争的直播。
说这话的时候很轻松，然而轻松话语背后的决心却很明确。进入CCTV这么多年，我从未接到过如此有趣又有味道的指令，不过，我却非常高兴地开始执行。
3月20日上午，伊拉克战争拉开大幕，中央电视台迅速开始直播，之后，我便进入了长达二十多天的直播战争历程。当时，还没有新闻频道，直播是在寸土寸金的一套里进行，而这，可是CCTV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地直播一场不可预测过程与结局的战争，一个同步发生在国外的事件，一个全世界媒体参与其中的传媒事件。
直播到第三天，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时，我表达了自己的感受：我们正在直播一场悲剧，这场战争很可能既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长，也不会几天就结束。对于电视直播来说，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我们必须冷静地判断，哪一个信息是真哪一个是假，因为这是场真实的并且有电视介入的战争，因此，双方利用媒体迷惑对方，这便给媒体带来巨大的挑战。
但是，真正的挑战并不在我这儿，我只要坚守和冷静判断就可以。更大的挑战，以一种预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在水均益那儿，当时，他已经到达伊拉克很久。
2月上旬，水均益就到了巴格达，之后我俩之间开始制作《直通巴格达》。前方战争的阴云密布，水均益在做大量的报道与采访，除去传播信息，也是在为战争的直播报道做准备。
然而想不到的是：当战争一触即发时，水均益却被通知，出于安全考虑，必须撤出伊拉克！通知等于命令，由于来头不小，几乎让水均益和电视台都无法抗拒。
很多人分析这命令因何而发，得出的理由也似乎充分，几年前美国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已造成国人巨大愤怒，如果这一次，在冷枪流弹甚至战争到来的前提下，被误伤的是水均益等中国记者们，置身事外的中国，又将怎样卷入其中？中国民众又该是怎样的情绪？
当然，这只是分析中得出的理由，可对于水均益来说，这几乎像是一场提前到来的“死亡”。他是一名到达战场的记者，如同战士，不管怎样的理由，离开，意味着放弃，像一个逃兵。
这当然是水均益无法接受的。
那些天，每天《直通巴格达》节目结束后，我都和水均益通一番电话，他的焦虑与愤怒已经无法掩盖。他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护照丢了，比如现场辞去CCTV公职等，但是，在一个巨大的指令面前，不要说水均益，CCTV也无能为力。
在中国驻伊拉克和中国驻巴林两位大使的前送后迎中，水均益们一步三回头地“被押解”出战争即将到来的伊拉克。
然后战争开始了，水均益有短暂的两天与我们失去联系，而同时，凤凰卫视的闾丘露薇在巴格达连续报道。网友与观众不干了：“水均益当了逃兵！”“女人留在战场，男人退缩了，还算什么男人！”
这是我和水均益在1996年1月的合影。和现在相比，首先那时的头发都是黑的，现在白的更多；其次，那时很瘦，现在时刻处于减肥状态；当然，还有一点很不同：那时更多地在憧憬未来，现在却时常回忆过去。
我们知道事实真相，但我们无法替水均益辩解。
痛苦和绝望中的水均益，却在伊拉克之外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失去联系两天之后，我突然接到水均益的电话，他告诉我：他们悄悄地又“违规”潜回巴格达，他让我本人当面去找新闻中心领导，告诉他们这一情况，争取报道权。
我知道这电话和托付的重量，来不及细问这一路该是怎样的艰难和危险，我马上和水均益的同事张郇去找新闻中心主任李挺。
在新闻中心的老审看间，我们找来了李主任，昏暗的空间里，只有我们三个人，当我把水均益们“违规”返回伊拉克的事实告诉主任之后，李挺第一时间脱口而出：“××，精英啊！”
说完这几个字，李挺陷入沉默，接下来拿出一颗烟点上，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猛抽几口，突然站起来掐掉香烟，“我去和赵台汇报。”
剩下我和张郇焦急地在屋里等待，前途未卜。毕竟是“违规”之举啊！
很快，李挺主任赶了回来，他兴奋地通知我们，和赵化勇台长沟通了，赵台指示：既然进去了，就抓紧时间报道，但是，过两天还必须得撤离。
一个比绝望好得多的决定。
很快，我又进了直播间，开始直播。我知道水均益这一趟的不易，到了我和水均益连线报道时，几乎史无前例地，连线时间超过了二十分钟，我想充分利用他在伊拉克的每一分钟，不是想说明什么，而是为了一个记者的天职。
几天后，水均益再一次被命令“撤”出伊拉克，人们的指责声虽然小了很多但依然在，没人会去关心：为什么水均益莫名其妙地又出现在伊拉克，而几天后，又莫名其妙地再一次消失。人们只是在发泄着各自的不满，而水均益也几乎无从辩解，因为离开，来自无法拒绝的命令，而再次进入，却是来自个体内心的驱使，他不想拯救什么名誉，只是为了让自己心安一些。
这是伊拉克战争直播中一个几乎不该被放大的小小细节，却成了太多人难忘的记忆。
又一段日子过后，战争虽在拉锯，但伊拉克远不像萨达姆所表达的那样殊死一搏，而只是宣传部长一个人在扮演着千军万马的角色，估计离尾声不算太远了。一天下午，没有直播，我从台里开车去中央党校参加一个讲座，然而车开出台里没多久，我接到电话：美军攻入巴格达，要直播，速回。
几分钟之后，我回到演播室，开始直播，随着美军攻入巴格达，战争离结束的时刻真的不远了。
等我直播结束，再赶到中央党校，上千名师生已经等候很久，非常时期这非常的迟到，并没有被人责备，大家充满理解。
又是几天过后，伊拉克战争的直播结束，CCTV无论是在收视率，还是在口碑上都赢了属于自己的一场战役。事实证明，新闻的发展必须尊重规律，在中国日益走向大国的历程中，对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已经无法置身其外，直播，已是观众与时代的共同需求。
就在伊拉克战争结束的时候，在中国，SARS如同一个有智商的幽灵，从南到北，几乎没有对手地长驱直入，显然，一场属于我们自己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已经开始了。只不过，那是后话。
这是我在《感动中国》节目中采访杨利伟的画面。第一次转播神舟五号的过程一波三折，由于结果未知，直播计划在飞船发射的几天前被叫停。我们只好打擦边球，以直播新闻的方式来播出，在演播室里直播了二十多个小时，由于飞船发射成功，后半程监管放松，终于才又进入直播状态，直到神舟五号圆满完成飞行。
2009年的冬天，在北京一所高校里，讲座之中，一位大学生站起来问我：
“我在网络上看过你们的《东方红时空》视频，好像是你们内部的年会表演，我看了很惊讶，你们怎么还会唱歌搞笑说粗话？……”
我笑了，这个提问我不陌生，近些年来屡屡被人问起，已经习惯。
我回答他：“我惊讶的不是你问的问题，而是你的惊讶。任何人都不是非黑即白，每一个人都是多元复杂的。如果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像主持新闻节目时那种状态，只能说，生活和我们自己都太无趣了。还好，我们都有另一面，如同每一个人一样。你看到的是我们新闻评论部一年一度的内部年会表演的节目，那是我们创意的体现。那段日子，是我最怀念的时光。自打《东方红时空》被上了网并被大家黑白难辩地议论之后，那样平等而又充满创意的年会再也不见了。奇怪的是，创造力好像也随之被带走了。我很遗憾！”
我的回答是真实的，这个提问，也再次勾起我对那段激情燃烧日子的怀念。
表面充满恶搞气息的年会，其实背后充满着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意，它自由、平等、民主，成为辉煌时期CCTV新闻评论部前卫文化中特有的一部分。
最初的缘起，与《东方时空》有关。1993年夏天，庆祝《东方时空》开播一百天时，梅地亚中心举办了一个评奖会，那是一群二十多岁的创业者第一次得到承认的聚会。开播百天，好的口碑不断，让当时的杨伟光台长非常兴奋，不仅率领部分台领导亲自参加，而且还让人去他办公室拿回几样特别的物品当奖品，分发给《东方时空》的员工们。
而到了新年，年会正式举办。打一开始，在评论部开放而又自由的空气中，年会的主基调就已经形成：领导必须与百姓同乐，要坚决忍受一切打击，好好服务于群众，自觉接受群众们的各种刁难。第一次年会上，我们部门的大领导孙玉胜，就非常自觉地趴到地上与员工进行顶气球的比赛，这以后，在年会上恶搞与“折磨”领导就成为我们的传统。
想把这样的年会办好并不容易，每年临近年会时，评论部的“精英们”都要会聚一堂，开多次的策划会，定下当年年会的主基调和充满创意的表现方式，然后分别落实、执行。以至于离年会还有一段时间，评论部的员工便急切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打算在这一天充分“发泄”对领导的不满（领导不得有怨言）。更具吸引力的是，这一天，能充分感受评论部技高一筹的年度创意，并绝对会成为下一年贯穿始终的话题。
一看就是内部联欢时的场景。最初在评论部，大多数人并非央视正式职工，于是“招聘”二字的背后，是我们讽刺不平等用工制度、为自己呐喊的一种举措。借联欢之机，以搞笑方式向领导“申诉”。
于是，创意变本加厉，甚至员工自己都可能被“陷害其中”。有一年的年会，在北京的郊区召开。在一个平时人迹罕至但参加年会的所有车辆都必须经过的路口，我们的组织者设了一个局，四周埋伏多台摄像机，然后安排一位刚进部里大家还不认识的新人，借来交警的衣服穿上，一辆一辆查评论部来开年会的车。越有名越有职务的越百般刁难，比如让水均益自己抄写发动机号，将陈虻、关海鹰等主任的车扣下等等，结果被查者的应对方法各不相同，有给公安部门打电话找熟人的，有吵架的，有默默承受的，比如水均益，就非常配合。
有趣的是，当年会开始时，主持人问水均益：“听说车被查了？”水均益一副轻松的样子，“没事，已摆平！”但他没想到的是，大屏幕马上播出刚才偷拍到的画面，他正撅着屁股一笔一画地给人家抄发动机号呢。这画面一出，现场笑喷了！
在这之后，利用老电影改词对口型，讽刺或反映评论部的现实，成为最时尚的选择。这其中，《粮食》和《分家在十月》，由于准确地释放出动荡时期评论部人员的心声而一炮打响，外面的人看热闹，评论部的人却最能品出其中的五味杂陈。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充满自由空气的年会，越来越像是巨大压力下的内部心理医师，抚慰着焦虑，释放着压抑，沟通着情感，塑造着平等，然后，让每一个人都从第二天起再度轻松地回到竞争的战场。
辉煌到了顶峰，离下落就已经不远。
2002年的年会，由《时空连线》承办，我当时是这个栏目的制片人，自然将其当成大事来落实。崔永元、我、杨继红、陈虻这些“恶搞”的主力们早早地凑到一起，开了无数次策划会，一个又一个创意被提出又被否决，一个大胆的主意终于脱颖而出：根据史诗《东方红》的结构，全程改词，制作《东方红时空》，并全部由评论部内部人员来演出。
大家万分激动，一路辛苦不表，我们作为承办的栏目组，设计了从节目单到海报都充满着波普色彩的绝对现代派作品，最后演出效果达到了空前的巅峰。场面之热烈，创意之难忘，您大可上网去感受。
然而，这已是最后的疯狂。
由于此时已进入互联网时代，内部不知哪位好事者，或许觉得精彩应当与众人分享吧，便草率地将《东方红时空》视频上传到网络，问题随之而来。在一个普遍缺乏幽默感的国度，这个内部的演出成为罪状，“一点儿正经都没有”“哪像党的新闻工作者的样子”“话里有话嘛”“自由主义”“为新闻工作者抹黑”……这众多的话语，一句比一句沉重，也一天比一天让电视台领导感受到更大的压力。然而人们从不去想的是：这个团队一年365天里，有364天为《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栏目在奔波在拼命，在忍并坚持着，只把剩下的一天当做自己的节日，却错了！
终于有一天，我们接到指令，所有演出的VCD收回，海报、节目单收回，关键是，今后的年会必须阳光灿烂，四平八稳；不能恶搞，宁可不搞。
从此伤筋动骨，年会又回到所有国企或政府机关惯有的模式之中，台上领导端坐，群众下面鼓掌。有问题以为是后几排，仔细一查，根子都是主席台。大家心照不宣地又开始习惯已经不太习惯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语。作为一个原来年会的重要策划者和参与者，我已经几年没参加过这样的年会，我不想在四平八稳的年会中去体会伤感，体会激情的灰飞烟灭。
2010年年会，我又没去，不一会儿，接到敬一丹大姐的短信：“再也不是以前的年会了！”
我猜得出来，也感受得到老评论部人心中的那份沮丧，自由、平等、民主的那些空气，似乎一点一点在打击“恶搞”的同时被抽走了，大家都心不在焉地继续着自己的旅程。
然而我并不真的沮丧，因为那样欢快自由的日子，我们曾经拥有过。就像我安慰年轻的同事，没什么可沮丧的，并不是现在不正常，而是现在正常了，过去才不正常，我们恰巧并幸运地赶上了那段不正常的日子罢了。
听过此番话，沮丧的同事似乎释然了。
随着新闻改革在台内又一次轰轰烈烈地进行，我心中蠢蠢欲动，不知道这让人难忘的年会能不能再度归来。我也听到台领导大喊“激情，激情”的话语，或许，那自由与充满创意的年会，假如再度归来，带回的可能不只是笑声，还有屏幕上的激情与创意吧！
2009年元宵节的晚上，央视新台址配楼突遇大火，火光映天时，我被堵在与它相距三十米的马路对面，几十分钟的时间，我虽然寸步难行，却被迫看着那火势从小到大，当然，也看到路边人群中复杂的表情。
由于那天是元宵节，《东方时空》老《东方之子》节目组聚会，那是我作为电视人成长的最初也是最重要的空间，还是天南海北电视人当初因理想而聚集的地方，所以，大家彼此情感很深，再加上每个人也都有着现实中激情不再的诸种不如意，聚会便更有感召力。
不到八点，由于我晚上有《新闻1+1》直播，不得不恋恋不舍地先行离开，没想到这一个提前离席，让我成为大火的一个见证人。
不一会儿，我车行至央视新台址东三环靠西一侧的辅路上，突然就走不动了，路边很多行人表情怪异，我当时以为，大家早早来到街边，等着看多年来最圆的月亮，但这念头只是一闪，便觉得不对，似乎有火光照在他们兴奋的脸上。
我向左一回头，惊呆了，大火正从央视新台址配楼的南半侧，快速地从下向上燃烧，并夹杂着“啪啪”的声响。
新台址我还算熟，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就在这大院里的另一处办公地点直播了二十天。我们那批人，也成为到目前为止为数不多的在新台址里工作过的央视员工。
燃烧中的配楼，是即将开业的酒店，类似现在老电视台旁边的梅地亚酒店。另外，这栋楼里还有一个剧场，或许将来可供央视录制一些节目。
然而大火改变了一切。
几十分钟后我终于冲出重围，马上给新闻中心梁晓涛主任打电话，告知火灾情形，并希望报道，梁主任告诉我：已派记者赶赴现场，会翔实记录。
我心急如焚，不仅因为火灾，更因为十点就要直播的《新闻1+1》，如此拥堵，直播是天，赶不上节目开“天窗”怎么办？
越急越出状况，到达天安门广场，恰逢中央领导参加的元宵晚会散场，我又被堵在路边。没办法，向交警求救，听说要直播，警察帮我挪开铁围栏，打开另一通道，我得以冲出重围，到达演播室的时候，离节目开始只剩四分钟，有史以来最危险的一次。
我依然在忙乱中心存侥幸：我是大火目击者，可不可以在接下来的《新闻1+1》中直播报道评论这场火？
大家苦涩地一乐，其实说完我也一乐。我自嘲地和搭档开了一个玩笑：如果直播，导语我都想好了——“本台最新消息，本台记者报道：本台着火了……”
苦笑……
非常苦涩的笑。
直播结束，短信陆续进来。安慰中有些离谱的，“老白，没事吧？”还以为我在楼里办公，其实离搬家还早着呢，而且并不是我们未来的办公楼，只是配套酒店楼。更多的短信是询问，然后是讽刺。经典的是：“除夕夜火了小沈阳，元宵节点了大裤衩，横批：央视不差钱。”我接到这条快速到达的短信，苦笑加剧，人民怎么这么有创意啊！
苦笑还好办，真正的苦难也随之开始。从第二天起，先是办公条件上，抽烟都被禁止了，冰箱不许使了，更要命的是：微波炉都不让用了。这可真苦了电视人，工作没时没点的，采访回来想吃口热饭，过去是微波炉一热，元宵节大火之后只能吃凉的，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现在。
更深的苦在心里，面对这场大火，央视人对内愤怒生气，因为大家也是受害者；对外，面对众人的挖苦与嘲讽，无从回嘴。一场大火，测出了大家对央视的不满，也加剧了这种不满，改变它，依然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
一场大火，让搬家事宜无限期地向后推迟了，对于那些很早就在东边买房住下的央视人来说，推迟搬家就意味着上班的路将继续漫长无比。比如我，住东五环之外，推迟搬家，就意味着我每天要在北京的大东头与大西头之间来回奔波，但是，又有什么办法？
最近听说，搬家最早也要到2011年底，甚至2012年。新楼，原本为北京奥运准备，这一把火，变成伦敦奥运了。
大火之后被抓进去的责任人徐威，在台里，我与他交往不多，但曾经的一个细节，却一直让我对他留下了很久的好印象。那是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奥运会开幕之前，各国电视媒体在场馆内外布线，之后要有自己的人看着，以免出差错。当时的徐威，是技术部门的一个负责人，有一天中午，我亲眼看到，为了让看线的小兄弟去吃饭，饿着肚子的徐威主动替班。一双布鞋一个小军用包，就那么不顾忌地席地而坐，那一个画面，让我对不熟悉的他顿生好感，这是一个心里有兄弟的男人。
然而八年之后，作为犯罪嫌疑人，他的人生被逆转，一场大火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我在想：如果监督和约束足够，徐威或许还是当年那个穿布鞋挎军用布包的平静男人吧。
可是，人生与生活都没有假设。其实，任何一个悲剧，都不是把责任推到哪一个人或哪几个人身上就可以完事大吉的。或许，我们都该认真思考，我，如果有机会，是不是也会在现场？是不是也有可能成为事故的责任人？是不是也可能只把原因归到“点儿背”、“巧合”上？我想，有可能。所以，谴责他们，不如多多自责。
一场冬日里的大火，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太多东西。当然，也不是坏事，也照出了央视之后该走的道路。大火，或许正是一个另类的新起点。
2009年春天，媒体都在报道：中央电视台将启动又一轮改革。当然，在媒体的报道中，《新闻联播》的变脸成为“众矢之的”。
这不能叫假新闻，可我还是笑了。我明白媒体及专家们对此的热情，可是，不一定所有的事情，大家都理解。其实，我常常感谢《新闻联播》，稳住一头放开一片，一个相对稳定的《新闻联播》却为众多其他新闻栏目的变革提供了最大的空间。从这个角度说，《新闻联播》虽然常被人说东道西，但它却以独特的方式一直为新闻改革做着贡献。
所以我清楚：《新闻联播》也许会不断有小的变化和从善如流的改动，但是，大变脸是不可能的。我理解同行们的用心，是希望借此，中国媒体能有更大的变革动作，是希望毕其功于一役。
知道《新闻联播》不会大变，不意味着不期待新一轮的变革。其实，身在其中者，更知道问题何在，更期待向好的变革。
在改革似乎山雨欲来的时候，应报社之邀，我和《南方周末》的记者有了一次长谈，将我个人的想法与对改革的期待在这次对话中和盘托出。比如：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道应真正尊重现场，更多的报道要来自一手的现场；文风要变，要从空话套话中解放出来；各个中心都有自己的新闻采编队伍似乎落后了，应当整合；中央台应重新回到重视业务部门的传统上，而不是行政为中心；驻外记者应当是业务部门管，而不是行政部门管；在观众看不到的内部机制上，要有真正的变革；讲政治，应当用讲业务的方式来讲……”
《新闻1+1》是一个我很喜欢的栏目名称，因为它又简单又复杂，你可以为它添加很多的联想与解释。作为一档天天直播的评论节目，让我总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压力感，不过，即便有风险有压力，我还是会时常想：它能做多久？它会有助于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吗？
自然有人不高兴，甚至在报社登完这篇对话之后都能感受到一点儿小压力，但更多人支持。这么做的考虑很简单，作为一个还不算老还有改革冲动的传媒人，有义务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也许不中听，但如果对将要进行的改革有一些帮助和支持，也算尽了心。而如果等到改革之后，再去马后炮，没意义。
幸运的是，在一两个月之后开始的又一轮改革中，我当初的很多想法居然真的变成了现实，当然与我的建议没有任何关系，而在于决策者的共识和决心，更在于时代的需求与推动。
前几年，也曾有两家很大的国际猎头公司找我谈过，聊天中也都会问到：“什么可以让你离开这里？”或者，更直接地说：“是什么样的价码？”
我的回答也都很直接：起码从目前看，没有任何物质的条件，可以让我从央视离开。
这个回答，不仅仅因为多年的感情或成长的感恩，又或者是冰冷大机构中一个又一个活生生常给我温暖的同行者，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至少在当下的中国，当越来越多的卫视，由于现实的难题或者更快可以看到的目标，纷纷放弃新闻阵地的时候，想做电视新闻，这里依然是离新闻与战场最近的地方。对一个新闻人来说，这就是最大的诱惑，而对于央视自己来说，是否也该意识到这一点？
又一轮改革不过才刚开始不久，过早的鼓掌也许并不恰当，对于央视来说，我们身在其中的任何人都是过客，这是一艘太大的船，调头不易。其实，CCTV一直沉默、中性，向哪个方向航行，取决于工作在这里的人们以及相关人士的努力与决定。不过，我想，最终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观众与时代。人们的需求与期待，也许不会那么迅速，但最终会改变一切。
尊重新闻规律，屏幕后面的改革必须跟上，求上进有理想的人要有正面回报，承担着再大的宣传任务也要让观众看得进去听得有味道。该干的坚决干好，别人不干的自己也要干；不该干的坚决别干，干了对自己有利也不能干。创新精神必须鼓励，不能原地踏步固步自封……
这一切，都在被看重并陆续在改变中，我看到了决策者和员工们的这种努力，并看到了在未来的很多可能。同时，我也会好奇地观察：这是上一次以《东方时空》为标志的改革的余波，还是和未来有关的新一轮改革的开始？如果是后者，那将是我们与时代的幸事。
在CCTV工作时间长了，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种评价与现状：你干的事情再好再漂亮，也别指望人家太多的喝彩，因为这是正常的，因为你在央视；而你哪一点干得不好出了漏洞，就必须接受人们的冷嘲热讽，因为你在央视，还因为别人认为你在某些领域的垄断。虽然，这种垄断并不一定给央视带来的都是好处，甚至很多是限制，但毕竟有某种垄断的存在，就很难改变别人对此产生的不满意。
在中国做新闻，你们为什么那么严肃？我想回答的是：得给我们一些笑的理由吧？不过，这张照片倒是告诉人们：笑的理由不多，但似乎还是拥有笑的能力。其实，全世界真正做新闻的人都严肃。
到了2010年夏天，我又得知：CCTV内部，拿出二十多个部门主任的位置，让台内众多有意者直接竞聘。这动作是改革的另一种纵深，观众看不到，不过或许将来会在屏幕上感受到。我的一位年轻同事打算参加，之前并不太自信地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能真竞聘吗？”我安慰了他：“就当真的……”之后，他竞聘成功，我发短信祝贺他，并附上一句：“还是要相信阳光下的东西。”
台内业务领导者的产生，用公开民主的方式来竞争上岗，怎么说都是好事。虽然我无心参加，但作为民主尝试的这一变革动作，我当然鼓掌支持，希望竞争者多带一些理想，多带一些观众的期待，多带一些忧患和变革的勇气，因为时代与人并不会给我们太多时间。不主动就会被动，身在央视，我总会有一种莫名的危机感，我想，央视自身，也该有。因为真正的危机感，不仅是一种动力，还是一种新生。